移民欧洲-乐&#32;&#32;正：清末上海通商与社会心态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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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19 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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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乐  正：清末上海通商与社会心态变异

　　清末上海通商与社会心态变异
乐正

在历史的进程中，城市是近代化的先驱，都市化运动是近代化运动中最有生气与活力的形态之一。这一点在清末上海的城市及社会心态的发展中表现尤为鲜明。这是个历史光泽的聚合点，观察、剖析其中的各种现象及其意义，正是中国城市文化学的一个内容丰富而思想常新的课题。
一、近代商人社会的形成及其心态
上海在近代的崛起并不是一个古老县城自然发展的结果，作为一个近代都市，它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才形成的。它是在外界的强烈刺激下，爆炸式兴盛起来的城市。
刺激上海城市发展的外界因素是什么呢？这就是通商。
许多方志资料证明，传统意义上的通商在上海地区很早就开始了。到明清之际，上海地区的沿海贸易活动已经十分繁盛，并成为这个地区的主要经济支柱之一。
鸦片战争的爆发其根本动因是近代西方资本扩张的本能与资产者经济掠夺的欲望。西方列强正是在通商的旗号下开始了对东方的殖民战争，中国被近代通商的喧闹所惊醒，又在这种喧闹声中开始遭到劫掠。战后西方列强把在中国选择通商基地的目光对准上海，正是因为上海的地理位置有利于他们扩大通商贸易，便利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很有意味的是，那些最早在上海代表西方各国利益的领事们，绝大部分是由从事对华贸易的欧美商人们兼任的，以至于上海开埠初期被列强称为“商人领事时代”。在中国方面，鸦片战后两次出任上海道台的吴健彰也恰恰是一位出身于洋行买办的官僚。《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确定上海为通商口岸，因此也确定了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方向。可见，通商是上海城市兴起的基点。
从1845年开始，英、美、法等国陆续在上海建立了租界。此后，中国的外贸中心开始由广州向上海转移。1853年，上海的通商贸易额第一次超过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对外通商贸易口岸。1865年底，“上海共有八十八家商号——十一家银行、十三家中间商、十三家代理商、十四家商店、二十一家杂项行业的店铺、三处船厂和三家与修理船舶有关系的大型铁铺。租借地内有二千五百名外国人和十二万中国人。”(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第142—143页。)1844年，上海的洋行还只有11家，到1876年便发展为200多家(引自沈祖炜：《试论晚清上海新式商业的形成及性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4），第33页。)。在通商航运的带动下，上海最早的一批机器工厂，大都以修造轮船为主。从上面事实可以看出，通商是清末上海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服务于通商的各种行业、部门的不断完备、扩大，是上海发展的轴线，也是这个城市独特的发展逻辑。也正是因为这种逻辑，上海在清末还只是一个纯粹的通商口岸，一个经济贸易上的巨人，而不象其它大都市那样，具有行政中心或军事重镇的意义。商人是这个社会的主角。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它特定的文化原质，这如同一个染缸，将生活在其中的所有成员施以某种观念的洗礼，使之培养出某些近似的价值认同倾向。清末的上海是以通商为动力，以商人为主角的社会，那么，上海人的心态结构和文化素质会因此而产生哪些特征呢？我们可以从下面几点来分析。
在清末的上海，由于社会角色的配置和社会机制的组建都是以通商贸易为轴心发展起来的，因此，近代商业意识不断得到强化，它侵蚀着清末上海人的灵魂，成为这个特定社会的精神主宰。其表现为：
（一）赢利至上、金钱万能的思想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越来越占有支配地位。正如德国城市社会学家齐美尔指出的那样：“大城市始终是金钱经济的地盘。它把所有的人格和品质都简化成一个问题：‘值多少钱’？”(转引自康少邦、张宁等翻译：《城市社会学》，第9页。)19世纪50年代，一位在上海的英国商人曾坦率地谈到他来上海的目的：“我希望顶多在二三年内发一笔财，然后离去。……我们是孜孜求利的实际家。我们的本份就是赚钱，赚得越多越快越好；……”(《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585页。)英国政府支持这种金钱欲望下的贸易掠夺活动，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曾告诉他们驻上海的领事说：“英政府之注意点，唯有为英商谋一安全之营业场所，……”(转引《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33页。)在这种毫不掩饰的金钱欲望的刺激下，西方商人不仅把他们的商品带到上海来推销，而且把资本主义的商业精神带进了上海港。他们从一开始就有心把上海改造成一部制造利润、榨取金钱的机器。近代商业社会的各种信条西潮东渐，对长期生活在儒家义理观念框架中的上海人构成巨大冲击。赚钱、赢利本是所有民族商人的共同语言，但在当时，中国的商人只有在上海这样的地方才能找到公开发泄金钱欲望的理想环境。那些匆匆赶来上海的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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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买办、船主自然而然地成为资本主义金钱崇拜的信奉者。当这部分人势力膨胀，并成为上海的主人的时候，东方固有的人情文化就不再是这个社会唯一的精神支柱了，西方近代的物欲文化、商业文化也开始在上海人中扮演起支配者的角色。
（二）竞争意识与冒险投机精神受到鼓励。近代商业社会以竞争为社会发展动力，此种竞争永远只给少数人以成功的机会，这便加重了社会行为的残酷排它性和激烈抗争性，投机、欺诈、垄断、倾轧等各种手段不断出现。清末上海的钱庄发展很快，“钱庄
开设既多，遂致互相倾轧，互相抢夺”。一些皮包商人“买空卖空，欲求无本之利，情近赌博，势同垄断”。许多商人靠做地皮生意发财，对他们来说，“只要能借到钱，就能获得暴利，投机是当时的座右铭”(霍塞：《出卖的上海滩》，第41页。)。
（三）讲求实惠，注重效益，已成为人们的思维习惯。上海商人将沿海人的勇为气质和江南人的精明本领汇聚一身，他们由于资本有限，一般不堪亏折，而经商活动总是潜伏着各种危险，因此，他们养成了精打细算，讲求实惠的思维习惯。一位住在上海的法国神父曾对上海人工于心计、经营有方的本领大为惊叹：“非经亲自考察的人们几乎不能相信资金在上海会运转得这样快；以若干小商店来说，他们的资金只近一万法郎，而每日的营业额能做到一千甚至两千法郎之多。”(史式■：《江南传教史》第二卷，第74页。)外商对来沪经商的宁波人的精明能干也很赞赏：“每天从宁波和上海都有两艘轮船对开，当地商人搭船只需花一元五角，来回一趟只花三元。他除了在上海有点小费用以外，没有什么别的开支。这样他就能把他所付出去的佣金节省回来。……火轮行船的速度和航期的准确很快就会使那富有诗意的格言‘时间就是金钱’，慢慢地在华语中扎下根。”(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第142—143、144页。)通商贸易的发展还把每一个成功的商人培养成为赶时髦的专家，激发了他们的趋新意识。商人为了赢利，总是通过花样翻新来不断刺激人们的消费口味，打开商品销路。
在这方面，上海的商人具有双重功能：一是注视国际市场，适应、追赶国际消费潮流；
一是开拓国内市场，领导国内消费潮流。商业养成了上海人趋新和赶时髦的心态特征，他们已习惯于生活中经常有所变化，有所更新。
在19世纪后期，上海十里洋场便被人称为“销金窟”。掠夺性的通商贸易，使一些西方投机商人在上海大发横财，少数中国买办、商人、掮客也成了暴发户，他们终日过着挥金如土、奢侈豪华的生活。这种来自商业社会上层的奢华之风，在上海滩越刮越猛。1880年3月30日《申报》在一篇时评中写道：“今观于沪上之人，其风气之坏□何如哉？无论其为官为商为士为民，但得稍有赢余，即莫不竞以衣服炫耀为务，即下至倡优隶卒，就其外貌观之，俨然旺族之家。”(《中报》，1880年3月30日。)《申报》在另一篇短评中也写道：“今之被锦绣而乘车马、□粱肉而衔珍奇者，皆家无担石储者也。至于冠婚丧祭，其素半者既动费不资，其素歉者亦耻居人后，……见有高车辆马美食鲜衣之客人皆敬羡，即日事借贷亦常能应之。若布衣粗食徒步独行之人，虽品行端方文章华美，人亦望望然去之矣。”(《中报》，1876年5月22日。)当时在许多内地人眼中，上海成了民风浇漓、人心不古之地。但这正说明近代商业社会特有的那种倡导高消费的社会心理模态已在上海发生了效应。早在同治末年，就有人公开在上海报纸上论证奢侈“实利国之奥妙”。他们认为：“一国必须有流通财物之法，使银钱不全积于守财奴之手。其法安在？奢侈之习即其法也。……惟奢侈之人爱求精巧之物，是以鼓励皆精巧，又为分财与人之道也。且技艺既精，而广行贸易亦随于其后。贸易广行，农人皆有所利，卖其土产，是一国皆臻于富矣。”(《中报》，1874年12月1日。)可见，清末上海人的消费心理和生活方式，正日益远离传统农业社会的崇俭观念模式。崇奢与崇俭的心理反差，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清末上海人与内地人之间，已存在着心态发展的时代差了。
通商贸易的发展还加速了上海的都市化进程。这首先表现为上海人口的异质性迅速增大，成为当时全国人口异质性最大的地区。其结果是人们由于经济地位、行业分工和文化背景不同而拉开了感情的距离，居住距离不再是居民间感情距离的决定因素，行业集团、利益集团、移民集团在感情距离中的意义上升了，加重了。非人情味的、暂时的契约性合作、交换性合作和利益性合作等具有近代商业社会特征的人际互动关系，成为上海人日常生活中日益重要的基本关系。所以，一方面上海人的社交能力在不断扩大，一方面东方传统的人情味却越来越少了。
上海都市化的进程还表现为上海人社会互动量的增加。通商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活动，它只有靠社会成员之间频繁的社会互动才能完成。在清末上海，不仅出现了许多专门从事社会互动的职业，如买办、掮客、跑街、报关等等，一般市民的社会互动量也在不断增大。这一点可以从当时上海市内交通的发展情况中得到印证。因为交通的发展与社会互动的频率是成正比的。1908年，公共租界人力车执照数为98071张，法租界所发执照为58761张(《上海商情论》（海关报告），《东方杂志》第六年第九期。)。根据当时租界中的人口推算，公共租界平均每5人就有一部人力车，法租界平均2人就有一部。可见，清末上海人乘坐人力车的次数已非常之多。再看电车，1909年公共租界内的电车每日载客3万人次(《上海商情论》（海关报告），《东方杂志》第六年第九期。)，到1911年又增加到每日载客76000多人次(《〈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169、217页、228页、122－137页、153页。)。由于上海是一个五方杂处，人口异质性很大的城市，所以人的移动带有文化移动的意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频频互动，为各种文化的交流与渗透造成很多机会，它必然大大增强上海人的文化适应能力和吸收能力。同时，社会互动量的增大，说明上海人生活的社会化、都市化程度已很高。
上海在形成商人社会的同时，也成了中国近代通俗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这是很合乎逻辑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商人是四民之末，被视为市井小民之辈。他们虽有发财致富、捐买官爵的可能，但大部分人因受教育少，社会地位低下，被排斥在士大夫群体之外，这就决定了他们对士大夫们的高雅文化的隔膜和对通俗文化的偏好。清末上海的戏剧便是一例。当时的戏院多称为茶园，市民们一边听戏取乐，一边品茶聊天，很能反映出当时通俗文化的特点。同治年间，上海仅租界内就有这类茶园30余处(《上海研究资料》，第559页。)。上海通俗文化的发达还突出表现在出版物上。据统计，1896年至1911年上海先后出版过32种中文报纸和46种中文杂志(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第二年第三期。)，为全国之冠。当时上海还出版过10多种专供市民消闲娱乐的小报，这些报纸文笔花哨，取材浅俗，形式不拘，有浓厚的市民性特点，“使农工商贾妇人竖子皆得观之”。上海还是清末中国白话小说的大本营。四大小说期刊《小说林》、《月月小说》、《绣像小说》、《新小说》都是在上海创刊或以上海为发行地的。当时著名的社会小说家李伯元、曾朴、吴趼人等也都是在上海写出他们的小说名篇的。曾为士大夫所鄙弃的这些通俗文化形式，在上海却很受欢迎，很有市场，这不能不归于清末上海的商人社会的特点。应该指出的是，在清末开民智思潮影响下的通俗文化的崛起，与西学传播一样，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新潮流，它也是中国近代商人——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在文化上的必然反映。
二、移民社会的形成及其心态
随着上海通商贸易的日趋繁荣与发展，出现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向上海移民的动向，清末的上海实际上成了一个移民的社会。当时的所谓上海人，大多数是涉足上海不久的移民。这一现象可从清末上海人口的增长中反映出来。1854年上海县城人口不超过7万(转引梅朋、傅兰德：《上海法租界史》，第135页注②。)，而1910年已达21．4万人(《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第305页、302页。)，公共租界的人口由1855年的2万余人增到1910年的50万左右；1865年初，法租界人口为475万，1910年增到10万人左右（一说为13.3万人）。可见，清末上海人口已从10多万增加到80多万，其中还不包括大量未登记注册的流动人口。根据1910年公共租界人口资料分析，中方居民中非江苏籍居民占56％强，而江苏籍人口中的上海土著居民的比例又会大大减少(《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13页。)。光绪末年编写的《上海乡土志》在谈及上海人口发展特点时写道：“三四十年来，侨寓日多，孳生日众，居民号称百万，实有八十余万，……惟本邑人数之多，实由五方杂处，客籍多于土著。”(《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第305页、302页。)这种“五方杂处，客籍多于土著”的现象，说明移民已构成上海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
移民使清末上海居民的人源构成十分庞杂。据1910年上海公共租界的人口统计，除了东三省和新疆、西藏、蒙古之外，全国各省份都有移民流向上海(《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13页。)。其中有16省的几十个地区的移民在上海建立了他们的会馆(《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144－153页。)。侨居上海的外国人虽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移民，但他们毕竟也成为上海居民的一个组成部分。1910年，上海公共租界中已有来自世界五大洲的近30个国家的1.3万多名外国侨民(《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15－16页。)。真可谓天南地北，五湖四海，汇聚一地。但是，在来源广泛的移民队伍中，又以中国东部沿海省份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为主。据民国初年一些同乡会的估计，除江苏人外，上海有宁波人40万，广东人13万(《〈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169、217页、228页、122－137页、153页。)。1910年公共租界中的苏、浙、粤三省籍居民便占了总人口的95％左右(《上海公共租界史稿》，13页。)。东部沿海地区多有人口稠密耕地不足的特点，当地居民素来就有以出海贸易为生的传统，因此，上海通商贸易的发展自然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各地来沪的移民以商人为骨干。首先是广东的一些买办、洋货商、鸦片贩子随着外国洋行的大班们来到上海，使广东帮在上海开埠初期成为一股很大的势力。接踵而来的有浙江宁绍、江苏苏州等地区的商人及安徽徽商、山西票号商人等。在清末上海钱庄中，已有宁波、苏州、镇扬、广东、上海、松江、浙江南浔、安徽、潮州等(《上海钱庄史料》，第769页。)。上海百货商号中也有北帮、广帮、南洋帮、厦门帮、汕头帮、温台帮、宁波帮、汉口帮、长沙帮、西南帮等众多的帮系(《上海钱庄史料》，第481页。)。
自然灾害和农民起义的爆发也造成各地大量人口涌入上海。例如太平天国时期，上海租界人口曾一度猛增到50万左右，但起义失败后，上海租界人口又骤然减少到12万。
五方杂处，客籍多于土著的移民社会特点，对清末上海人的社会心态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
（一）它使许多上海人的心态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变异之中。人口流动必然会造成移民对原有的认识系统——本体文化意识的变异，使他们的心态处于游移的状态中。移民的心态变异是同时进行的两个过程：首先是对本体文化意识的压抑和淡化。一个广东人到了上海、其粤语的使用范围便大大减小，一个山西人到了上海，就多少需要改变一下饮食习惯。这一过程使移民原来的心态结构逐渐失去平衡；其次是对新的亚文化系统（即近代上海的城市文化和其它非本体文化系统）的认同与肯定。认同的过程就是学习、适应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移民对失去平衡的心态结构不断进行调整，使以本体文化意识为核心的心态结构逐步转为以新的亚文化意识为核心，并达到新的心态平衡。移民们只有最终完成了这两个心态变异过程，才可能在上海长期定居下去。
（二）造成多元文化的渗透与并存。人是文化的主体，人的移动便是文化的移动。移民的集结使清末上海城区住着来自全国十几个省份和世界几十个国家的移民和侨民，成为一个真正的多元文化的汇聚地。正如有人描绘的那样：“上海真是一个万花筒。……只要是人，这里无不应有尽有，而且还要进一步，这里有的不单是各种各色的人，同时还有这各种各样的人所构成的各式各样的区域、商店、总会、客栈、咖啡馆和他们的特殊的风俗习惯、日用百物。”(爱狄密勒：《上海——冒险家的乐园》，第23页。)“街道上满是一群群的人，其中有犹太人教徒、异教徒和基督徒、佛教徒和拜火教徒，中国人和欧洲人。”(《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583页。)各方移民将自己的文化规范带来上海，强使居住在这里的人必须具备较强的文化适应能力。随着岁月的推移和社会互动的频仍发生，新一代上海人对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各种文化现象，由少见多怪逐渐发展为多见不怪、怪而不避了。有意味的是，列强们一直用西方近代文明的模式来构筑和管理租界，而租界中95％以上的居民是中国人。谋生、发财的欲望已经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文化上的宽容心理，也正是社会心理中的宽容因素使上海租界的居民国际化了，使租界中的社区文化国际化了。在当时的外滩、大马路和棋盘街一带，你可以看见各种风格的建筑物相安无事地并立在一起，咖啡馆、酒吧间、粤菜馆、京菜馆、徽菜馆、扬州菜馆、川菜馆等等在一个很有限的街区范围争奇斗胜，各显风光。这种景观十分典型地反映了清末上海文化的风貌特征。
（三）使上海人的思维空间不断扩大。通商和移民都使上海成为开放和流动性极大的社会，使上海与外界的信息交流与反馈能力大大增强。据1910年的统计，上海共有71个民信局，它们与全国142个城市互递邮件(《〈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169、217页、228页、122－137页、153页。)。1900年上海邮局收发的邮件为100万件，1910年猛增到2300万件(《〈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169、217页、228页、122－137页、153页。)。1870年海底电报线接通之后，上海与世界各地的信息流通能力大大增强了。
通讯事业的发展，促进了近代大众传播媒介——新闻报刊业的发展。清末上海人是中国最多最快了解国内外各种信息的人群。《申报》在1872年创刊后就经常报道日本当时推行新政的新闻消息。1873年由江南制造局编译出版的周刊《西国近事汇编》，是根据当时欧美一些主要报刊的消息摘译而成的，消息内容广泛，刊载也很迅捷。加上上海出版的各种西学书籍，来自东西方各国的艺术表演和体育竞技活动等，都吸引、影响了好奇的上海人，使他们的谈话空间和思维空间自然就比内地人要开阔得多。
（四）上海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由于拥有几十万人口的上海租界长期保持着华洋杂居的局面，这使上海成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开展得较早较深入的地区之一。在这种交流中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1.西方人不仅将他们的文化带到上海，而且，他们也在上海研究中国文化。早在1857年，上海租界中就成立了一个“亚洲文会”，该会“对于中国之言语、风俗、伦理、历史，均有深切之研究。其所设博物馆，收藏极富，而其图书室内，尤多关于东方著名图书”(岑德彰编：《上海租界史略》，第113页。)。该协会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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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发表在上海亚洲文会的杂志上(《东方杂志》第五年第九期，“杂俎”。)。这说明，上海也是西方学者研究东方文化的一个基地。2.上海人很早便触及到学习西方问题的一些重要方面。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上海的报刊就介绍过近代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和议会政治制度，介绍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并对学习西方的军事、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展开过讨论。人们还把学习西方与中国的国民性改造联系起来。《申报》曾在一篇时论中呼吁：“今亚欧大通，欧洲之俗尚武，则中国文弱之俗当变也；欧洲之俗尚公，则中国自私自利之俗当变也；欧洲之俗尚改革，则中国好静不好动之俗当变也。风俗既变，无功不可就，无事不可成。”(转引《东方杂志》第四年第三期。)上海人的思想发展脉络说明，开放性、流动性的社会氛围使上海人有可能在接受、传播西学方面走在内地之前。
（五）汇聚了一批商业精英，造成高层次商业竞争氛围。清末上海通商贸易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移民的大规模进行使上海集中了当时全国各地的一批经商能人，特别是江南和东南沿海的商业精英。各路商业劲旅在一处施展其本领，必然引起激烈的竞争，这便无形中大大提高了上海商业经营素质。因此，清末上海出现了一批中国一流的资本家。例如浙江镇海方家，在上海经营几十年后，成为钱庄行业的巨头，在上海、汉口、杭州、宁波开设了42家钱庄，还经营了许多商业业务，成为一个大财团(《上海钱庄史料》，第730—732页。)。
（六）会馆、帮会文化的发达和移民对本体文化的重新认同。移民们背井离乡来到上海，在文化情感上做了巨大牺牲。为了谋生，他们不得不使自己的本体文化意识一直处于被压抑的状态。为了得到某种情感上的补偿，各地移民纷纷在上海建立起同乡会馆，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本体文化形态：会馆文化。会馆文化是移民力图保持与本体文化联系的一种努力。据统计，清末上海共有39个地区的会馆(根据《上海研究资料》续集、《〈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等书汇总。)。这些会馆的主要功能是联乡梓，固乡谊，相互保护，协同竞争，同时为本乡人举办一些慈善事业。这些会馆在同乡人中有相当的号召力。1898年的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中，旅沪宁波人联合罢市、罢工，据称有30万宁波人参加了这一行动(《上海地方史资料》（二），第241页。)。
除了会馆之外，移民社会中还产生出各种类型的地方帮会。这些帮会的意义介于会馆与行会之间，即它将同乡与同行这两条人际关系纽带交织在一起，把移民的乡土情感和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因此，帮会更能反映出上海既是商人社会又是移民社会的双态性特点。随着移民人数的增长和通商贸易的扩大，在上海的各行各业中几乎都可以看到帮会文化现象，以至于对大多数移民来说如果没有某种帮会背景，便很难在上海寻到职业并正常生活下去。清末上海的地方帮会群体多到难以计数。据不完全统计，仅宁波人组织的帮会便有23个(《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300页。)。
“会馆文化”与“帮会文化”在上海城市文化中的突出意义，说明来上海的移民在由本体文化构筑的心态结构发生变异、失去平衡后，一方面开始了对新的亚文化系统的认同与肯定，一方面却以特殊的形式对本体文化加以重新认同。心态结构中亚文化系统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本体文化意识的泯灭，它只是退居次要地位而已。对本体文化的执着的爱，是人们出于本能的只能压抑不能消除的潜心态。而会馆、帮会不过是移民乡土感情发泄的一个喷射口，一种潜心态的外在形式。所以，把上海这个移民社会视为多元文化的汇聚地，应包含两层意义：它既是文化的熔炉，造成多元文化的渗透与吸收；也是文化的拼盘，造成多元文化的重建与并存。正是一元的本体文化系统与多元的亚文化系统的通融与聚合，使上海人波动的、倾斜的心态结构有可能达到新的平衡。
（七）贸易的流通导致了人群的移动、文化的移动。但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移动除了有人体空间位移的意义外，还有心态时间位移的含义。也就是说，在当时，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移民的本体文化与近代上海的城市文化都有空间和时间两重差异的意义。因此，当人们从各地同上海移动时，当各种人群在上海频繁互动的时候，他们不仅是在进行不同区域、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而且是在进行不同时代的文化交流。在心态发生变异的不稳定状态下，移民们在上海受到了近代西方文明的影响，这自然会促使他们的心态由封建性的本体文化向已带有许多资本主义色彩的亚文化方向游移。因此，心态变异过程的实质是人的近代化。
从上述历史考察中我们看到，清末各地文化流向上海，特别是江南人的精明能干与东南沿海居民的开拓勇为气质在上海人身上合流了。所以，海派文化至少在清末应视为中国东南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