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小学-从南浔的变化看近代教育在江南市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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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从南浔的变化看近代教育在江南市镇的发展

　一　引言
费孝通在他的《乡土中国》中曾经说过，“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乡土文化。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变动，总是先发韧于乡村，聚集于市镇，进而影响于都市。这种乡土性的文化重视的是耕读传家，在传统的经济发达的商业性市镇则更为注重私塾教育。到了近代，文化格局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在西方工业主义的影响之下，传统的乡土文化开始衰落了，而代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之方向的都市文化（文明）成为中心，并逐渐地影响其周边的乡镇。教育是文化传播过程中一种重要的手段与场所。在这种文化结构转型中，位于乡村的市镇处于什么样的一种地位？传统的教育又是如何变化的？其动力是什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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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就以南浔镇的情况为例说明这些问题。
从社区背景来看，南浔是江南市镇中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市镇。南浔是浙江省湖州市的一个著名的市镇，位于太湖之滨，与江苏相邻。明清以来，南浔一直是生丝贸易的中心，可以作为江南商业性市镇的代表。长江三角洲或太湖地区近代以来一直受到上海等都市文化的辐射，受工商业发展的影响。尤其在1895年以后，随着西方经济与文化的冲击，上海成为一个通商的大口岸，上海的经济中心地位与作用对于长江下游地区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近代以来，以南浔为代表的江南市镇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诸方面发生了与传统的改朝换代不同的结构性的变迁。这个具有代表性的个案是值得研究的。
　二　南浔新式学堂的出现和发展
南浔自古以来文化发达，教育昌盛。元代时期建立镇学，设教谕一人以具体负责学事。到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乌程知县设立社学。与此同时，南浔还有私人或社团办的义学（或称义塾），其主要是为了本族或本社团的贫寒子弟而设立的。明清以来，随着辑里丝畅销海内外，南浔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南浔成为“灯火万家”的江南巨镇与富镇，许多丝商在致富后纷纷捐资助学，办学之风大盛，成为文化教育较为发达的市镇。事实上，浙江地区商品经济繁荣、文化较为发达，较早地废除了旧式教育，引进新式学校；又因在地理位置上邻近上海，可以得风气之先，南浔举办了不少新式的学校，无论从学校的数量还是门类，均位居江南市镇之前列。
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之初期，新式学校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完全创新的；另一种是在旧制的书院、学塾、私塾中添加新课程，逐渐地转变为新学。南浔第一所新学制的学校就是属于后一种类型。在近代，新式学堂的兴起并不意味着传统教育的消失，而是新式的学校与私塾、社学同时并存，南浔的情况亦大体如此。私塾是中国古代对学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而社学是古代地方的基层教育机构，有些是由地方官府兴办，有些则由地方的富绅兴办。到1932年，南浔还有8所私塾。如下表：
　表：南浔的私塾[1]
塾名　　　　　　位置　　　　　　　塾师姓名　　　　　　　学生人数
尊经学塾　　　　毓秀桥堍　　　　　张惠英　　　　　　　　19
无名　　　　　　纪家霸　　　　　　江北人（不知姓名）　　33
无名　　　　　　北栅考老湾　　　　不详　　　　　　　　　不详
无名　　　　　　皇阳桥湾　　　　　孟重光　　　　　　　　9
益勤　　　　　　万福园内　　　　　归子卿　　　　　　　　24
学利　　　　　　南西里一百四十　　陈梅生　　　　　　　　22
苕东义塾　　　　一号　　　　　　　吴季石　　　　　　　　34
汉英学塾　　　　庞祠家庙内　　　　吴友庭　　　　　　　　20
无名　　　　　　北东里州六号　　　周朗圃　　　　　　　　不详
有些私塾学校很好地表现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渡性的情况。浔溪书院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书院原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藏书与修书之地。到了唐朝末期，书院成为讲学之所，它不同于府县学，是私办或半官办性质的学校。到了宋代，浙江的书院已相当发达，而至元代，浙江的书院逐渐官学化。明清时期，浙江的书院更为昌盛。清代的浙江书院也呈现出官学化的倾向。浔溪书院创立于清同治五年(1866)，书院由官家与民间协力兴办，由地方官主持，民间出资。当时邑令萧书倡议并捐俸，下拨镇丝捐，朱国桢之后裔朱养怡捐地一亩四，又增置潘氏地四分以助学。书院聘请有名望的学者负责讲学、出课题和阅卷。受维新思潮的影响，1899年，南浔镇的富绅刘锦藻等倡议书院增设经史、时务与策论。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又对教学内容作了一些改革，在书院里增设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目，开始在传统的书院里传授西方的文化科学知识。1902年，与成立于1900年的明理学塾合并，改书院为学堂。这是南浔镇第一所新学制的学校。
此后的南浔，重视普及教育、贫儿教育，又相继兴办了女子学校、体育学校，它们“具蒸蒸日上之势”。
南浔的小学教育主要有五类：1.教育普及社。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冬，张维熊、陆善同等南浔镇上之名流倡议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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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普及社，其宗旨是为了普及儿童教育。第二年呈报县府，要求镇上部分尼姑庵改设小学。1908年，获县政府批准。普及社接收了慈荫庵，开办南浔教育普及社第一初等小学校；接收万古庵，开办第二初等小学校；接收园通庵，开办第三初等小学校；接收万善庵，开办第四初等小学校。这四所学校经浙江省巡抚张帝扬批准立案，经费由通判署筹款，以茶碗捐为主。光复后不久停办。这种民办公助、废庵办学之举措，在湖州教育史上，南浔实属首创。2.女子小学。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南浔首富张颂贤之孙张弁群，开文明之风，提倡妇女教育，仿照蔡元培在上海主办爱国女校，在南浔创办浔溪女校。这是我们在第二部分将重点描述与说明的。3.浔溪高等小学（浔溪中心小学校）。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原浔溪书院旧址为校址，建立浔溪高等小学，禀县定为两等小学堂。教育经费除原有书院结余经费外，并从丝捐每包提洋角半，合计共2000余缗。有中文教习二人，西方教习一人，舍监一人，庶务一人。到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还筹集到绅商捐的1000余缗。1908年，第一、第二小学成立，因而改两等小学堂为高等小学。民国四年(1915)该校归为区立。民国十七年(1928)改称为浔溪中心小学校。抗日战争发生后，学校被毁。4.区立小学。南浔建镇以来，行政区划迭有变更。清末民初，南浔镇所属为16、17、18三区，42、43、44三都，镇区属于43都，共划分12庄，庄以下为圩。民国元年，南浔为镇，包括辑里一带村庄。民国十七年(1928)重新划分行政建制，南浔区设区公所，辖南浔镇及仁义等27个乡，区公所设在南浔镇。民国三十四年(1945)，抗日战争胜利后，成立南浔区署，民国三十五年(1946)春改为南浔区公所，下辖南浔镇及东迁等五个乡。自民国建立之后，南浔的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了北伐前后，南浔共有区立小学13所。区立第一小学，其前身为普及教育社所办的第一初等小学校。民国三年(1914)收归区立。民国十七年(1928)6月更名为浔东小学。区立第二小学，前身为普及社所办的第二初等小学，民国三年(1914)收归区立，民国十七年更名为浔南小学。区立第三小学，前身为普及教育社所创办的第三初等小学，民国三年(1914)收归区立，民国十七年更名为园通小学。区立第四小学，前身为普及社所办的第四初等小学，民国三年(1914)收归区立，民国十七年更名为万善小学，后又改为浔北小学。民国二年(1913)创办区立第五小学，民国十七年更名为广惠小学。民国三年(1914)创办区立第六小学，设在西丁家港，后改为丁家港初级小学。民国三年(1914)创办区立第七小学，民国十七年改名为方丈港初级小学。南浔先后还成立区立第八小学（1928年改为瑶田小学）、区立第九小学（1928年改为陆家坝小学）、区立第十小学（1928年改为藏谷初级小学）、区立第十一小学（1915年创办，1928年改为通津初级小学）、区立第十二小学（1915年创办，但不久收归区立，第二年改称为南安初级小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并入第十三保小学）、区立第十三小学。这13所小学加上毓秀、浔西两个初级小学和浔溪中心小学，共计16所区立小学，说明南浔在北伐前后小学的普及程度是相当高的。5.私立小学。共有4所：民国三年(1914)由徐一冰创办的贫儿教养院（抗日战争时期被毁）、孺嫠小学（1916年由富商刘锦藻等人创办，此校专为贫寒家庭子女入学而设立的）、民国二十九年(1940)所设立的私立雪庄小学（1943年改为浔光初中，1945年重新改为雪庄小学）、丝业小学。值得一说的是丝业小学与贫儿教养院。丝业小学于民国十年(1921)由丝业公会创办，设于南浔丝业会馆之楼上，是一个以招收丝业从业人员的子弟为主的学校。徐迟在其《江南小镇》中对这个学校作了一些描述：“一九二一年我小学二年级，即已开始学习英文。丝业公会是早已从事外贸的，一直面对着一个复杂的世界市场。它早已接待过许多英国、法国的来访者”，“南浔的富户人家大都有子弟懂外语，不少人出过洋，或经商，或留学。所以丝业小学也重视外语，主要是英语。”贫儿教养院于民国三年(1914)由徐一冰变卖私人财产创办。院设高级班与初级班，前者收12岁到15岁的儿童，后者收6岁到11岁的儿童，提供膳宿。他的《创办贫儿教养院缘起》包含着中国早期的一些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国何以贫，民贫故也。自近世社会主义日渐发达，种种救贫政策，不一而起”，“凡救贫事业中，最属可怜可悯，而当为急务者，莫如先救一般失养之贫儿”，“盖儿童之贫，非自为也，实社会之不良，无人教养，有以制其死命耳。父母不能尽教养之义务，父母之罪也。社会更来能代尽教养之义务，此乃社会之幸福哉。故吾人能于社会上，多尽一份子之义务，艰险于社会上多得一份子之幸福”，“一冰夫妇，关心社会义务。十年于兹，于良心上固早有一种教养贫儿之志愿。现在商请地方自治机关，将洗粉兜慈荫庵房屋，拨一半为贫儿院院址，所有开支经费，由一冰夫妇变卖家产，首先试办。”[2](p12)《贫儿教养院劝募基金启》：“呜呼，天下之至悲而无告者，其惟幼无父母之贫儿乎。然而贫不是忧，贫而无养，乃始是忧。昔养而不教，一旦长大成人，譬如不羁之马，无根之树，小之则为家庭之累，大之则为社会之蠹，问题之严重，诚无逾于斯者，善政之需要，亦无急于斯者。吾南浔贫儿教养院之设立，已有二十余年悠久之历史，故绅徐君一冰创之，历任院长继之。成绩虽不敢言良，然回溯此二十余年中，暑假寒假毕业以去而服务社会者，要皆克自树立，衣食粗足，人数亦有数百矣，留院儿童几四十二名。”[3](p202)教学采取半工半读的形式，办起了手艺科与音乐科，设有木工、车木工、染织、藤工、西洋乐队等五个组；“上午读修身、国文、算术、习字、体操等；下午做工，分木工、竹工、藤工、纺织工和织毛巾工”。[2](p12-13)下面两表分别为日课表与作息时间表：
　表二：贫儿院贫儿工读日课表[1]
附图{图}
　表三：贫儿院贫儿作息时间表[1]
时间　　　　　　　　　　　　　　　　　　　　　内容
6:30　　　　　　　　　　　　　　　　　　　　　起身
6:30～7:00　　　　　　　　　　　　　　　　　　早操自治活动
7:00～7:20　　　　　　　　　　　　　　　　　　整理卧室洗口
7:20　　　　　　　　　　　　　　　　　　　　　早餐
7:40～11:50　　　　　　　　　　　　　　　　　上课
12:00　　　　　　　　　　　　　　　　 　　　　午膳
1:00～3:50　　　　　　　　　　　　　　　　　　工艺
4:00～4:50　　　　　　　　　　　　　　　　　　操乐
5:30　　　　　　　　　　　　　　　　　　　　　晚膳
6:20～7:20　　　　　　　　　　　　　　　　　　温课
8:00　　　　　　　　　　　　　　　　　　　　　就寝
民国二十六年(1937)，学校于抗日战争中被毁。
南浔的中学教育先后有过私立南林初级中学、私立菁莪学社、私立南浔国学讲习社、私立浔光中学、南浔中学。据《退休老人见闻录》[3](p201)载，南林初级中学于民国十四年(1925)由南浔基督教创办，校址设在耶稣教堂，民国十六年(1927)停办。私立菁莪学社创办于民国十九年(1930)，设高级、初级两个班，高级班相当于初级中学，初级班相当于高级小学，所设学科与其他同类初中、高小基本相同，注重国文、英语、算学等学科；抗日战争爆发后停办。私立南浔国学讲习社，由庞莱臣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创办，以弘扬国学基础知识为宗旨。讲习社设高级班（初中毕业）、初级班（小学毕业）。课程有四书五经、音韵学、应用文、地理、数学等，学制三年，这是经浙江省教育厅注册备案的，民国二十六年停办。私立浔光中学于1943年由私立雪庄小学改成，不过1945年9月又改为雪庄小学。南浔小学成立于民国十四年(1925)。据林黎元的《南浔史略》（注：《南浔史略》为林黎元1982年手稿，未正式出版。）记载，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工人罢工，上海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全体师生罢课声援，但校长美国人朴航济克不顾师生抗议，于6月3日宣布学校解散，限令师生离校。正在该校读书的南浔人沈调民、沈石麒、周心远等人，愤然回到南浔，立志在家乡办起一所中学，培养下一代，并与上海交通大学肄业的刘承域、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刚毕业的李庆升五人一起开会，决定筹办南浔中学，请中央监察委员周柏年为发起人。这个学校还有校徽与校歌。它以曙光为校徽，校歌的歌词是这样的：“稚民国乙丑之秋孟兮，我中学生肇兴，就报国寺屋而改务兮，气象焕然一新。艰难缔造，惨淡经营，以期梦我南浔。事在人为，有志竟成兮，助哉我全体师生。”这年秋季开学，设初一、初二及预科一年级，共3个班，教职工6人，学生21名。学校成立校董事会，张静江、庞赞臣分别担任正、副董事长，沈石麒为首任校长，这是吴兴县属镇办中学之始。
市镇创办高等学校——中国体操学校。在南浔教育发展的历史上值得一提的是，南浔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独立设置专门培养体育师资的学校，那就是中国体操学校。这是由南浔开明人士徐一冰等人所创办的。徐一冰，著名的作家、诗人徐迟的父亲，原名益彬，又名逸宾，光绪二十七年(1901)秀才。他于光绪三十年(1904)远渡重洋，留学日本大森体操学校，1907年回国，次年与同乡人徐传霖、王季鲁等在上海创办了中国体操学校，以“增强中华民族体质，洗刷‘东亚病夫’耻辱”为办学的宗旨。徐迟《江南小镇》中说：“一九○八年，他和他的朋友徐卓呆，王季鲁创办了中国体操学校于上海老西门。王季鲁办理校务，徐卓呆专司学科，我父亲担任校长并兼训育。”该校在上海因校舍及场地等方面的限制，难以得到发展，加上徐卓呆、王季鲁相继离开学校，徐一冰决定迁校到故乡南浔。他募捐借款，建新校舍。新校舍与场地的建设于民国九年(1920)春完成，学校于1921年顺利地迁入南浔。“一九二○年校舍落成以后，中国体操学校在南浔开学，来了许多外地口音的青年。在大操场上，在高高的旱桥上，只见他们练习着各种田径、球类和体操，从旱桥上翻筋斗下沙坑等等，几乎全部运动项目，应有尽有”[2]。学制分本科和选修两科，本科每年冬、夏招生一次。学校面向全国招生，学生报考的条件是，“品性纯良，身体健全，国文精通，年在16岁以上24岁以下”，招收中学毕业和同等学历者。学校聘请在当时体育界知名度较高的教师任教。学校开设两类课程：学科和武术科。学科的课程有物理学、教育学、体育学、兵学、国文、生理解剖、急救法、音乐；武术科的课程有兵武教练、器械教练、瑞典式各个操、徒手操、哑铃、球竿、棍棒、木环、拳术、武器、射击术、舞蹈、游技等。中国体操学校还制定了我国第一个体育专门学校的办学《章程》。民国三年(1914)初，因该校成绩卓著，获北洋政府颁发的一等文虎章和七等嘉禾章两枚勋章。当年，徐一冰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现代的体育刊物《体育杂志》。1927年学校因经费困难而停办。该校前后办学16年，共36届，毕业生达1531人，为各地培养了一批体育人才。与此同时也促进了南浔体育事业的发展。一个市镇开办体育学校，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这一方面说明南浔得风气之先，另一方面表明了当时社会各界对发展新学的急切态度和功利意识。徐一冰等南浔人创办中国体操学校其初衷也是想通过强健体魄，以强我中华。
据1929年的《吴兴县学校教育调查统计资料》统计表明，南浔全区（包括南浔镇及所辖的周边各乡）有中学（附预科）1所，区中心小学1所，区立初级小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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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私立小学2所。共有中小学生2373人，其中小学生2205人，中学生168人。中小学教员共有67人，其中中学教师15人，小学教师52人；从性别上区分，男教员45人，女教员22人。当时南浔镇上人口为19889人，户数4223户；农村人口29084人，户数4767户[4](p244)。另据1995年出版的《南浔镇志》的资料，解放前南浔镇上有小学生870名。总体上看来，南浔镇在近代其小学普及率还是较高的。
　表四：1932年南浔的教育发展情况[1]
学校数　　　中学1所 　　　 小学28所
学级数　　　中学4级 　　　小学60级
学生数　　　中学145人 小学2391人
教员数　　　中学 男 15人 小学 男65人 女22人
中学（个） 小学（个）
大学毕业　7 大学教育科毕业　1
教　　　　大学肄业　2 大学非教育科毕业 2
师　　　　专门学校毕业　3 旧制师范或高中师范毕业 14
资　　　　乡村师范毕业　1 短期师范训练班毕业 5
格　　　　非学校毕业　2　　 初中毕业 40
专科职业学校毕业 18
非学校毕业 7
教师 中学 小学
待遇 最高70元 最低30元 最高40元 最低12元
学生 中学 小学
年龄 最小12岁 最大21岁 最小3岁 最大17岁
总体来看，南浔教育应该说在江南市镇这种类型的社区教育中是相当有成绩的，且并不比有些县城的教育成就逊色。
　三　士绅、开明人士与南浔的社会教育、女子教育
在近代的社会教育、女子教育发展方面，南浔士绅（包括住在南浔本镇和不住在南浔的）、开明人士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社会教育，或称民众教育，是学校教育以外的一种教育，其目的在于给未能受教育的成年失学民众补受教育，或给受过基础教育的民众以继续教育。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学部曾经编定过国民必读简易识字课本。事实上，不少维新人士皆认识到社会教育的重要性。梁启超十分强调大众（民众）教育对于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的重要性。在1902年一篇题为“教育之杂议”的文章中，他指出，19世纪欧洲的政治家们清楚地认识到教育的目的在于公民的培养。梁启超认为，假如我们要普及知识，那么，政府必须利用其干预之能力，开始着手于初等教育体系的建设。他进而指出，既然目标是教授公民，那么，体制必须是教育全民。宣统元年(1909)为年长失学以及贫寒子弟而设立的简易识字学塾是最早的社会教育设施。浙江的社会教育出现于清末，宣统三年(1911)，浙江提学使令全省各地将社学改为简易识字学塾[5]。这虽然说是启蒙的基本教育，但是在当时也是一种民众教育。清政府虽然受日本成功之激励，努力创办新式的教育，但是并没有达成其目标，因为清政府所创办或倡导的新式教育并没有给大众以受教育的机会，中国人口中的文盲比例依然很高。民国以后，民国政府认识到中国高文盲率是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因此，在1929年制定了有关成人教育的规定。根据该规定，要为16至50岁的国人提供3个月，每月12小时的课程，计划到1942年扫除45岁以下国民的文盲现象。民众教育学校开设三民主义、国文、算术、常识、唱歌等课程。这个工作主要由全国大众教育促进会领导进行，还有一些杂志如《大众教育月刊》指导民众教育工作。
社会教育的机构大体上有两类：一是社会式的社会教育机构，如民众教育馆、图书馆、公共体育场；二是学校式的社会教育机构，如民众学校、补习学校、孤儿贫儿教养院。在南浔，这两类机构都有。
民国十七年（1928年）设立南浔民众教育馆，馆长为严子谔。民国二十六年(1937)南浔沦陷后停办。其经费来源一是县拨款，当时拨给600元；另一个是南浔区公所补给，当时补了720元。全馆共有工作人员23人，其中有经济报酬的5人，没有报酬的18人。娱乐活动有：棋艺、乒乓、音乐、篮球、图书与报纸。根据佚名的《南浔研究》中资料，1932年民众教育馆计划成立或设立民校与民众茶园、代笔问询处，组织读书会、新剧社，此前已有了京剧音乐研究社。图书也有了一定的积累，其情况如下：旧小说14种，新文艺117种，论文37种，艺术29种，诗19种，教育30种，史地38种，儿童读物265册，丛书220册，杂志10种，万有文库第一、二、三期。教育馆的组织系统如下：
附图{图}
清政府废除科举后，南浔的张维熊、陆善同、金熙、张明良、温调孙等人创议并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组织成立了南浔教育普及社，其时社员有60余人，以普及儿童教育为其宗旨。拟定社章并订定筹办学校详细章程，决定先开办初级小学四所，高级小学一所，然后再扩大。这一年的冬季，呈请浙江抚督批准立案。但是由于当时社会风气开放程度有限，经费筹措较难，计划难以实行。不过，南浔镇通判署筹拨了茶碗捐洋，得此相助，设立了南浔教育普及社第一小学。1907年，南浔镇成立禁烟局，筹得禁烟经费支持办学，又开办了第二小学。宣统元年(1909)春，由茶捐资助又设立了第三小学。之后又设立第四小学。光复后，成立了县教育局。各小学校长改由教育局委任，地方教育经费集中支配，这样，教育普及社就停办了，而这四所小学分别改为一、二、三、四初级国民小学，性质为民办公助，这在湖州教育史上属于首创。表五反映了南浔民众教育的基本情况。
　表五：1932年南浔的民众教育的基本情况[1](p37-38)
南浔民众　　丰乐民众　　浔溪民众　　囤圩民众　　民教馆
校名　　　 学校　　　　学校　　　　学校　　　　学校　 　民众学校
兼办者　　南浔中学　　丰乐初小　　浔溪小学　　囤圩初小　　民教馆
教员人数　　专任　　　　专任　　　　专任　　　　专任
（个）　兼任 3 兼任 3 兼任 14 兼任 2
男 30 男 19 男 49 男 54
学生人数 女 10 女 11 女 11 女 —
（个）　合计　40 合计 30 合计 58 合计 54
农 2 农 13 农 农 50
学生职业 工 13 工 17 工 15 工 4
（个） 　商　10 商 — 商 12 商—
其他 15 其他 — 其他 31 其他 —
有薪2人 有薪— 有薪— 有薪—
经费支 学生用具 学生用具 学生用具 学生用具
配情况 等18.64 等21.6 等20 等18
（元）　　办公及杂 办公及杂 办公及杂 办公及杂
费4.34 费16 费5 费7
临时费 临时费4 临时费 临时费
开办 民国二十 民国二十 民国二十 民国二十
时间 一年十月 一年十月 一年十月 一年十月
表六是民众教育馆对民众进行培训的情况。
　表六：民国二十年十一月至二十一年十月的情况[1][(p40)
时间　　　　　　　　　　　　　　　　　　　人数（个）
民国二十年十一月　　　　　　　　　　　　　　　　　约500
民国二十年十二月　　　　　　　　　　　　　　　　　500
民国二十一年一月　　　　　　　　　　　　　　　　　700
民国二十一年二月　　　　　　　　　　　　　　　　　600
民国二十一年三月　　　　　　　　　　　　　　　　　500
民国二十一年四月　　　　　　　　　　　　　　　　　550
民国二十一年五月　　　　　　　　　　　　　　　　　600
民国二十一年六月　　　　　　　　　　　　　　　　　500
民国二十一年七月　　　　　　　　　　　　　　　　　800
民国二十一年八月　　　　　　　　　　　　　　　　　800
民国二十一年九月　　　　　　　　　　　　　　　　　700
民国二十一年十月　　　　　　　　　　　　　　　　　750
合计　　　　　　　　　　　　　　　　　　　　7500
女子教育。南浔的女学与近代革命志士秋瑾等人的名字是连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妇女受教育的状况是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重要区别之一。在封建社会中，妇女受教育的权利被完全剥夺了。随着西方势力的渗透，传教士在中国一些沿海地区开办了教会女校。1907年2月（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学部正式颁布了关于女子师范学堂与女子小学的有关章程：《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女子初小、高小与师范学堂，学制均为四年。从此，妇女受教育的权利得到承认，这是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的一个表现和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的进步。民国初年(1911)，国民党发表宣言，主张振兴女子教育，“发达女权”。孙中山先生亦十分强调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处于今日，自应以提倡女子教育最为重要之事”，只有女子教育普及，“然后男女可望平权。女界平权，然后可成此共和民国。”[6](p423)[7](p358)新文化运动推动了妇女解放，有力地促进女子教育的发展。中国近代教育最基本的变革是由科举制走向学制。1913年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三届会议，向教育部提出推广女子教育的议案。学制中关于女子教育权利的确定，使女子教育的发展有了制度上的保证，使倡导与发展女子教育合法化，促进了近代教育的发展。南浔是一个得近代风气之先的地方，也是开新风之处。南浔的妇女教育亦如此。早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南浔巨富张颂贤之孙张弁群开风气之先，提倡让妇女接受教育。他在南浔参照蔡元培先生在上海所主办的爱国女校开办了浔溪女校，聘请徐自华担任校长。同年3月从日本回国后的秋瑾到这个学校教授日文、国文、卫生等课。她积极宣传妇女觉醒与男女平等，提倡女子体操与舞蹈。结果受到校董会的守旧势力的反对与打击，秋瑾于暑期不得不辞职去了上海。因秋瑾的离去，徐自华也辞职离开南浔。不久，秋瑾被捕，浔溪女校也停办。这所学校为湖州教育史上第一所女子学校。浔溪女校停办后，张明良等人士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与上海爱国女校联系，经该校同意并在经费上给予资助，据张和孚的《南浔小志》（未刊稿），每年总校给予四百元的补贴[3](P190)，于第二年在浔溪女校的原址上设立上海爱国女校南浔分校。辛亥革命后，学校改为第一女子初级国民小学，附设高小班，成为女子完全小学。民国十八年(1929)暑假与浔溪中心学校合并，实行男女同校，高级部设在浔溪中心小学本部，初级部在第一女子小学原址。民国三年(1914)创办第二女学，民国四年(1915)收归区立，民国十一年(1922)更名为第十四小学，民国十七年(1928)改名为毓秀小学，民国三十六年(1947)改名为第六保国民小学校。民国三年(1914)创办第三女子初级小学，民国四年(1915)收为区立学校，而第三女子初级小学改名为第三女学，民国十七年(1928)改名为浔西小学，南浔沦陷后学校停办。
因为缺乏具体的统计数据，我们不清楚当时南浔的中小学生中有多少是女学生，到南浔教育馆接受教育的7500个人中有多少是妇女。但是，我们可以从南浔的学校数量、1929年时的教师总数及性别比例、市镇经济的发展与得近代风气之先等因素进行估计，当时，南浔女子到学校读书的人数应该高于一般的江南市镇的水平。据统计，1909年到1910年，全国女学生（初小）有42655人，而1910年到1917年计220705人，占初小入学年龄女童的10%[8](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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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1929年浙江省统计报告表明，当时全省初小的教师中女教师占17.4%，高小教师中所占的比例为20.32%[9]，而南浔女教师的比例显然要高于这一个比例，约为33%。要成为女教师，首先必须是一个女学生。尽管我们不能肯定南浔22个女教师中有多少是来自于本镇的居民，但是当时社会流动毕竟不频繁，尤其对妇女来说，社会流动程度更低。因此，相信这些女教师中大多来自本地的或南浔附近的。我们也无法查到民众教育馆接受教育的妇女的确切人数，但从表五我们可以略见其大体情况。表五数据表明，南浔民众学校、丰乐民众教育、浔溪民众教育、固圩民众教育这4个学校，1932年共有182个学生，其中妇女有32人，占总数的17.6%。通过以上几组数字，我们完全有理由估计，近代南浔的女子入读于新式学校的比例位于江南市镇之前列。
另外有一件事可以进一步说明南浔得风气之先，妇女受教育之机会相对较多。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先遣军政治部进驻南浔镇后，妇女会一度曾经组织起来，以小学教师为骨干，联合丝厂与家庭妇女，宣传妇女解放与男女平等，反对缠足、虐待童工和童养媳。[10](p204)要是没有现代男女平等的文明风气，没有一定的教育水平，在一个市镇层次里掀起妇女运动，显然是相当困难的。
　四　结语
市镇是乡村经济生活的中心，也是乡村文化生活的中心，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市镇是乡村文化的代表。近代以来，文化格局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都市文化代表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都市成为文化的辐射源，它不断地渗透与影响农村地区。在都市文化的辐射过程中，市镇扮演的既是都市文化的接受者同时又是中继站之角色，都市文化通过市镇而影响、渗透广大的农村地区。南浔近代教育的变化与发展过程说明了这一点。南浔近代新式教育所取得的成就是现代都市文明或工业主义在乡村地区确立其主导地位的标志。就南浔小学而言，13所区立初级小学最早成立在镇上，然后周边的乡村相继成立几所。南浔不仅是周边农村地区的经济中心，而且成为教育、文化的中心。当然，新学并非是一晚上就建成的，旧学也不是迅速消亡的。事实上，新学是在旧学中开拓出来的。南浔最早讲授西方文化科学知识，如物理、化学等课程的是浔溪书院。这个书院与明理学塾合并，成为湖州地区最早的新学制的学堂。新式的学校建立有个过程。而传统的教育资源并非一无是处，它可以服务于新学，正如曹伯一所说的，“现代化并不是与旧传统对立，现代化可能是旧躯干上的新枝梢”[11]。
南浔近代新式学校的出现与发展显然主要同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宏观的背景。清政府与民国政府先后提倡和推进新式教育，比如民国政府建立不久就广泛地推广国民基础教育，再如民国政府鼓励民间兴办新式学校，以取代传统的私塾。南浔的传统教育的逐渐衰落与新兴教育的发展显然离不开这个大环境。二是南浔的士绅（包括不生活在镇上的南浔籍的，尤其居住于上海的商绅）与具有维新思想人士的支持和推进。南浔的近代教育之所以能够位于江南市镇之前列，与他们有密切的关联，是他们推进了南浔教育的发展。在传统的官僚政治制度中，中央政府对地方士绅的参政通常是相当谨慎的，“在旧体制中，地方名流也参政，虽然也有势力，但一般是非正式的”[12](p376)。但是到了近代，国家的现代化显然需要动员民众的力量，其中包括允许地方士绅参与地方事务，“来自上面的压力，又加上了来自下面的要求”[12](p376)，为地方士绅参与地方事务提供了机会与空间。
在传统的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变过程中，开明人士、地方士绅尤其富绅起到重要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浙江，由于下列两个主要因素的作用而使开明人士、地方士绅对促进浙江教育的现代化发展上起到重要作用，他们是教育现代化的原动力：一是士绅阶层因商致富，他们与外界接触较多，因而在思想上较为开放，能够接受新观念；二是浙江自古以来，文风鼎盛，素有捐资助学的传统，加上浙江的知识阶层具有注重经世致用、忧国忧民的精神。这就构成了浙江近代以后具有新学昌盛的潜在条件。李国祁先生通过对1895至1916年浙江省教育文化变迁过程的考察，得出如下结论：“综观整个清季民初浙江新式文教事业的创建与演进，我们可以得出如此的结论，欧美的传教士虽对此项事业的创立有启迎之功，但促使其生根成长的原动力仍在于当时社会领导阶层士绅的自觉。清季浙省的士绅阶层在本质上与内地省份有所不同。由于浙江地居沿海，省内盛产丝茶，故自中外通商以后经济极为繁荣，其士绅阶层的组成成分有相当浓厚的因商致富的色彩。因商致富的士绅由于与外人接触较多，很自然地在思想上较为开放，能接受新观念，再加上浙江文风鼎盛，素有捐资兴学的传统，故浙省新学的兴起较他省为迅速普及。”[5](p151-152)南浔的教育变迁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浙江自宋代以来一直为中国富庶之地，并且自古以来是人文荟萃之地，科名仕官冠全国。南浔自古以来，文化教育事业发达，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范锴：《浔溪纪事》）之谚，宋、元、明、清4个朝代南浔进士就有26个，举人79人。到了近代，地方士绅积极兴办新式学校，其原因一是南浔得开风气之先，不时有镇人到国外留学或考察；二是受维新思潮的影响。李维奎所创办的明理学塾是湖州地区最早的新学制的学堂。李维奎提倡新学，独立捐资赁屋，在南浔开办明理学塾，学制相当于高等小学堂。周庆云《南浔镇志》（民国《南浔镇志》，周庆云纂，1922年刻本）称“此为浔溪有学校之始”。浔溪公学为南浔镇最早的中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镇人庞元澄独立捐资建校舍，开办了浔溪公学。学制仿照日本公学。校务主任为杭州的维新派人士叶翰，所聘的教师都是当时的名流，著名的思想家杜亚泉就曾经任教于这个学校。……
开明人士或具有维新思想的人士对南浔的教育变迁显然有很大的影响。张弁群在南浔开办浔溪女校显然与他本人的维新思想有关。徐一冰创办中国体操学校出于他的“体育救国”之理念。他创办南浔贫儿教养院与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相关联：“国何以贫也，民贫故也。自近世社会主义日渐发达，种种救贫政策，不一而起。”[2]南浔中学的创办最初出于当时在上海读书的南浔籍的青年大学生的爱国思想。再有革命者秋瑾、近代著名思想家杜亚泉等都在南浔教过书或主持过校务。所以，南浔的情况印证了李国祁先生的判断：“浙江新式文教事业的成长颇受外在的政治气氛所影响，这也是其在近代化演进的过程中，与其他省份最大不同的特征之一。”[5](P152)。这就是说，由于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是如何救亡图存的问题，因而自晚清开始，从政府到社会对发展新学不免都带有急切的态度和强烈的国家功利主义价值的色彩。的确，江南市镇的近代变迁，不仅是一个自然的历史变迁过程，而且是一个有计划的过程。为了改变乡镇社会之面貌，不少社会贤达之士开展乡村改造运动。教育的变革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南浔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变过程表明了这一点。
关于南浔教育在近代的变化还得提及上海这个都市。这不仅由于南浔在地理位置上与上海相近，更主要的是南浔的士绅尤其富绅与开明人士大多同上海这个当初中国最为开放、最具有现代气息的都市有密切的关联。他们或居住在上海，或曾经在沪求学，或在十里洋场经商，或者人在南浔但与上海有经常的联系、交往。因此可以说，南浔近代的教育直接或间接地受上海的影响，上海成为南浔教育近代化的一个推动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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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徐迟.江南小镇[Z].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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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朱从亮.南浔文献新志[Z].2000（自刊本）.
[5]　李国祁.清末民初浙江地区近代化演进过程中的教育与文化事来(1895-1916)[J].中华学报（台北），民国65年(1976)7月第3卷，第2期.
[6]　在北京湖广会馆学界欢迎会的演说[A].孙中山全集：第2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2.
[7]　在广州女子师范第二校的演说[A].孙中山全集：第2卷[C].
[8]　Cleverley,John.The Schooling of China,North Sydney:Allen & Unwin Pty Ltd,1991.
[9]　参见Ruth Hayhoe.Education and Modernization:the ChinaExperience,Pergamon Press,1992.
[10]　南浔镇志编委.南浔镇志[Z].上海：上海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11]　曹伯一.近代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全面开展[J].中华学报，民国65年(1976)7月，第3卷，第2期.
[12]　（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7（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0306，中华文史网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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