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清末民初留美学生社团组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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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末民初留美学生社团组织分析

一、留美学界社团组织概况
留学美国在清末出现热潮，1905-1906年间人数已达600人（注：《留美中国学生会小史》，《东方杂志》第14卷第12号（1917年12月）。）。此后庚款资助，一波接一波的青少年乘风破浪奔趋美国，到1914年达1461人，其中公费464人，私费997人（注：公费中庚款303人，部派24人，省派137人，参见《科学》第1卷第10期（1915年10月）“调查”栏。）。他们主要分布在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学，1910年统计，康乃尔大学50人，哥伦比亚大学37人，伊利诺大学37人，威斯康星大学29人，哈佛大学26人，密执安大学26人，麻省理工学院24人，芝加哥大学22人（注：朱庭祺：《美国留学界》，留美学生会编：《庚戌年留美学生年报》，1911年6月出版。）。当在一地聚集了一定人数后，留学生们就开始组建社团。
留美学生早先的社团组织以“学生会”为名。最早的学生会组织是美洲中国留学生会(The Chinese Students'Alliance of America)，1902年12月17日成立于旧金山市，“其宗旨在联合各校中国学生，互通音问，研究学术，并协助侨民教授汉文汉语与其土生之子侄”。该会为北洋大学堂选派学生发起，成员大多就学于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伯克利分校，梁启超对他们的学习和组织生活很是赞赏（注：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及其他》，载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10辑，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62-566页。）。后发展为西美中国学生会。
此后相继有1903年成立于芝加哥的中美中国学生会(The Chinese Students'Alliance of Middlewest)，1904年成立于康乃尔大学的绮色佳中国学生会(The Ithaca Chinese Students'Alliance)，1905年成立的太平洋岸中国学生会(Pacific Coast Chinese Student'Association)，成立于马萨诸塞州的东美中国留学生会(The Chinese Students'Alliance of the Eastern States)等。其中东美中国留学生会“成立最后，而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经过多方努力，1911年全美学生会组织得以统一，名为留美中国学生总会，下分东、中和西三个分部，每年夏季自行择地召开年会（注：《留美中国学生会小史》。）。
除以上区域性的联合学生会而外，各学校有中国学生超过5人以上者都成立有中国学生会，其宗旨多为固友谊、举公益、交换智识，如康乃尔大学中国学生会、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等等（注：朱庭祺：《美国留学界》。）。
留美学界更具特色的社团是一些模仿美国社团理念建立起来的学术性团体，综合性的如1910年成立的中国学会留美支会，1914年成立的中国科学社；专门性的如1918年成立的中国工程学会，有章程而少行动的中国船学会等。还有一些具有传统中国特色的地缘性质团体，如依国内毕业学校组织的清华同学会、北洋大学同学会、唐山路矿学堂同学会、南洋同学会、约翰书院同学会等，如纯粹以籍贯为标准的苏宁同乡会、湖北学会等。另外一些组织在留美学界也有影响，如专门为改良华侨生活的公益社，因“二十一条”而成立的国防会，兄弟会组织如兰集兄弟会，教会同学会如中国留美基督教学生会等。
留美学界的团体组织活动相当活跃。胡适日记中不乏这样的记载，“夜中读书，忽思发起一‘政治研究会’，使吾国学生得研究世界政治”。这是1912年11月7日夜晚。11日将“政治研究会”“质之同人，多赞成者，已得十人”。16日开中国学生政治研究会第一次组织会，“议决每二星期会一次，每会讨论一题，每题须二会员轮次预备演说一篇，所余时间为讨论之用”。第一次议题为“美国议会”，由胡适与过探先担当。12月21日，第二次会议召开，议题为“租税”，胡明复、尤怀皋演讲（注：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上册，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68、69、70、75、180页。）。1914年7月，又发起一读书会，“会员每周最少须读英文文学书一部，每周之末日相聚讨论一次。”会员有任鸿隽、梅光迪、张奚若、郭荫棠和胡适（注：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上册，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68、69、70、75、180页。）。
就这些社团对当时留美学界及其后来中国社会的影响而言，学生会组织和学术性团体无疑最为重要。
　二、学生会活动剖析
留美中国学生总会虽涵盖整个美国，但由于东、中、西美之间相隔遥远，全美学生代表在一地召开会议的机会几乎没有，因此它实质上是一个名誉机构。在东美、中美、西美三个学生会中影响最大的是东美中国学生会，基本上担当了全美学生会的责任。下面主要分析东美学生会的活动，以窥留美学生会生活之一斑。
1911年，东美学生会报告其组织活动情况：宗旨一为固结友谊，二为兴办学生公益事，三为兴办中国公益事；组织分行政部（以总理、副总理、中英文书记及会计5人组成）、立法部（以各大学学生会代表组成）、发报部（中文发年报，西文发月报，分别有主笔、干事各数人）；每年于夏假召开年会，有运动会、辩论会、中英文演讲会、名人演讲、议事与选举等（注：朱庭祺：《美国留学界》。）。
行政部处理日常事务，立法部制定学生会章程和通过重大事务立案，发报部专门发行其机关刊物。这一组织结构从行政部与立法部的设立可以看出其间有“民主政治”影子，行政部相当于“政府事务部门”，立法部相当于“议院”，重大事务或议案由立法部审议通过后交行政部实施，每个部门成员的选举与更替更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事”。
东美学生会成立后积极展开活动，后以全美学生总会名义发刊的英文月报、中文季报都是由东美学生会发起创办的。英文月刊(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创刊于1905年，目的为联络留学生，“留学生散处于各方，声气不易贯通，故有月报。平日所用皆英文，且印刷亦较便，故用英文。”其内容有论说和新闻，“凡可以贯通声气者皆备载焉。”（注：朱庭祺：《美国留学界》。）后来内容和目标都发生了变化，“新大陆文化之导线，习英文者之良师，新学界不可不读”，详载美国政治风俗并设立“学生世界”，对回国留学生的情形予以详细记录（注：这是后来该刊的广告用语，在《科学》和《留美学生季报》上广泛刊登。）。读者对象已经从留美学生变为广大国人了；宗旨亦有较大改变，要传播美洲新大陆文化于中国。
中文杂志1911年创刊，最初为年刊，名曰“年报”，宗旨为“使国内之人略知美国情形及留学界情形”。到1914年元月出刊3期，并从是年春季开始改为季刊。《留美学生季报发刊序》赞叹一番美国文物之盛后说：“吾留美同人负笈海外，国人之所期望，父老之所训诲，固无日不以祖邦为念。羡彼北美民国，而欲以其目所见耳所闻心所得以为是者，语于吾国人久矣。”还是坚持了当初的目标，但有所扩张，不仅要将先进的美国介绍于国内，而且要将“目所见耳所闻心所得以为是者”语于吾国人，其主要读者对象也是国人。
年会运动会各校都派代表参加，“代表之胜负与该校学生会之荣辱有关”；辩论会两校学生约定一题，争论以决胜负；选举时之党争与美国选举总统时的党派之争相似，很能培养留学生的政治素质。年会时“校歌之声时闻不绝，快乐相爱之气，竞争党派之事亦为特色。竞争而无意见，党派而无仇雠，此亦美国人之影响。乐不过分，爱不失敬，此美国教育之影响”（注：朱庭祺：《美国留学界》。）。
1915年8月27-9月3日东美学生会第11届年会在康涅狄格州的Wesleyan大学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同学160余人，宾客有该大学校长、驻美公使夏偕复、陆军上将魏瀚及福开森等人（注：此次年会资料参阅胡博渊：《东美中国学生年会记事》，《留美学生季报》（民国5年春季第一号），第117-125页；李绍昌：《半生杂记》，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篇第68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82页。）。28日讨论中国振兴实业之必要及进行次序和办法，“一番伟论，洞见本原，惟言之非艰，行之实艰，为我国之通病”。英文辩论会以“此次救国储金当用于振兴实业不应作练海陆军之用”为题，正方为耶鲁大学的莫介恩、桂质庭、王正序，反方普林斯顿大学的黄汉ｌｉáｎｇ＠①、林天兰和邓少萍，结果耶鲁大学胜。中文辩论会论题为“我国今应将留学经费扩充国内大学”，正方麻省理工的张贻志、侯德榜、邢契莘，反方康乃尔大学的邹秉文、杨铨、钱天鹤，结果反方胜出。英文演说Wesleyan大学的林相民以“爱国心之真诠”获首奖。中文演说比赛，麻省理工的张贻志以“中国文字与普及教育”赢第一名。运动会芝加哥大学的郑华贵获5项冠军，麻省理工的关颂声得5项锦标，康乃尔大学的赵元任、裘惟莹、唐滔也有所“斩获”。总分麻省理工第一、芝加哥大学第二、康乃尔大学第三、宾州大学第四、普林斯顿第五、耶鲁大学第六。福开森演讲《中国之艺术》，学术讨论会有杨锡仁《今日欧战电气之作用》、周仁《水力及汽力齿轮机之比较应用》等，“各道专门，俱擅其长，讲时互有问答，以求详悉”。最后颁奖散会，“各人握手言别，而第十一次年会于是终焉”。
运动会培养公平竞争心理，辩论会培养公开辩论的能力，留学生特别看重各种演讲会和辩论会，“演说辩论，立宪之国极为紧要，议院之中能演说而善辩论者，意可达而事可成；不能演说而不善辩论者，虽有精深之思，非常之见，意不可达事不可成也。……后中国开会集议等事，一日多一日，演说辩论即一日紧要一日，故此时不可不及早习练也。”而“中国人开会议事，往往流于二弊，非议论纷纷则无人发言，故议成一事，颇有不易”。因此，他们认为通过年会的辩论与演讲将养成开会之民主习惯，并将影响未来之中国（注：朱庭祺：《美国留学界》。）。他们在美国的锻炼是为了回国后在中国实施民主，理想是远大而崇高的，现实却是艰难而困苦的。
东美学生会还开展其他活动，如“派员于各埠演说，争回粤汉铁路，如赈济三藩市施谷地震受灾之华侨，及争江浙铁路借款等事，均收善果。”还以全美中国留学生会的名义向政府、向留学监督或美国提出建议、倡议等。中国人在美国人心目中，“是一洗衣工、蓝布短褂、方头鞋子、愁眉曲背、不洁净不整齐、好赌博而尚私斗者，房屋则黑暗不通气，街道则污秽不整齐”（注：朱庭祺：《美国留学界》。）。“国民到彼国者，……非浣衣人即开饭馆者，党斗也，狙杀也，聚赌也，开鸦片馆也，凡下流之事，无所不为。”（注：侯德榜：《国体上奇辱》（1917年9月），《近代史资料》第9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页。）这帮以“华人楚翘”自居的留学生当然不满意这种状况，于成立公益社改进之：改良各地唐人街之情形、举办工人教育、举办工商业之公益事业。
学生会在留美学生社团生活中占据相当重要地位，但对中国未来社会影响最大的却是学术性知识社团。
三、学术社团的沉浮
留美学生认为对国人的启蒙任务留日学生已经完成，处于中国建设时代的他们，应该贡献建设时代所需之知识：
今日中国已醒矣，已从新矣。铁路当实行建筑，矿务当实行开办，财政当实行整理，至机器化学造船等事皆非言论所能之事，非学浅者所能举办，又非无实习者所能大成。事为建设之事，时为建设之时，欲于此时而欲有影响于国事者，非有建设之学、建设之能及建设之精神不可（注：朱庭祺：《美国留学界》。）。
在建设时代的呼唤声中，出现了留美学界的第一个学术性社团——中国学会留美支会。该会成立于1910年秋天，朱庭祺说：“今后之中国为发达学问时代。……发达学问，专门家之事也。美国之专门家，皆有学会，……故虽散处于数千里之外，呼应极灵，研究之事，以互相鼓励而愈进，学问之事以互相讨论而愈明。”中国由于无此种学会的指导照耀，“如在大洋之中，不知舟之所向，已回国之留学生，……无学会为之联络，故四散而势散，事多而学荒。”即使在美之留学生由于没有此种学会为之联络，“故输进学识之事不能举办，专门相同之人不易相知。”留美学界发起成立中国学会留美支会，留英学界也已成立留英支会，其宗旨一为输进学识于中国，二为研究学问发达学问，三为联络学习专门之人。同时呼吁已回国之留学生建立中国学会总会，“我国学子及各留学界可以联络一气，讨论研究及著作之事可以大盛”（注：朱庭祺：《美国留学界》。）。
胡彬夏在该学会的成立缘起中也说：“学问为立国之基础，当今欧美各国学问日新月异，大有一进千里之势。若吾国不自今日及早讲求学问，恐优胜劣败终不免天演之淘汰。然诚欲讲求学问，非全国之趋向皆注于此不能有大效。欲全国之趋向皆注于讲求学问，非有一学会为合全国为一体不能有甚大之影响。”（注：胡彬夏：《中国学会留美支会之缘起》，《庚戌年留美学生年报》“美国留学界情形”栏，第48页。）
建设时代需求的是建设的知识，建设知识的形成必须发达学问，发达学问不是单独的个体所能完成的，依照发达国家的经验，就是组织专门学会，集合专门人才切磋技艺，学问才能日益发达。这既是受到先进国家先进理念的影响，更有发展我国学术的目的。他们以天下为己任，要将全国学子集合一体，研究学问发展学术，共图中国之发展，其理想可谓远大，其气势不能不说宏伟。而且他们对这一学会的功用及其前景也充满信心：
学会者，诚中国不可缺乏之社会也，既以增进学问为其唯一之主义，又因讲求学问，完满学问家之快乐，涵养学问家之道德，其为益于中国也大矣。……学会既以全力注重于学问，凡属于学会者又为非常之学问家，则他日中国如有倍根、如有奈顿……如有罗梭、如有梭格拉底，亦谁得而知之耶！新中国既建设矣，新学问又昌明矣，若莘莘学子自五大洲负笈来吾土肄业于吾大小学堂，亦谁得而知之耶！（注：胡彬夏：《中国学会留美支会之缘起》，《庚戌年留美学生年报》“美国留学界情形”栏，第52页。）
学会不仅能增进学问、砥砺道德，造就中国之牛顿、卢梭、苏格拉底，还能使中国学术发达，成为世界学术中心，使五大洲学子像他们负笈美国一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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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神州求学“取经”。
可以说中国学会留美支会的成立，已经深谙学会发达学术之功能。但这样一个目标远大的学会，发展却极不理想。后来有报告说成立3年来，主要工作是组织专科及发行学报，组织专科已过半；惟应发行之中西学报，“则付之阕如。非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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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及经理各员也，一则司空告匮，二则国事多艰”（注：留美学生会编：《留美学生年报》，上海中华书局1913年版，第2-4页。）。其后更是杳无音讯，他们所倡导的中国学会总会以后也没有人提起，湮没在历史尘土中。中国学会留美支会虽没有完善建立起来，但它开留美学界创建学术性社团之先风，它所要创办的事业、它所要达到的目标为后续者如中国科学社、中国工程学会所继承。
中国科学社，原名科学社，1914年6月10日倡议成立，1960年在上海宣布解散，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科学社团。最初仅仅为一股份有限公司，目的是发行《科学》杂志，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要将在美“朝夕诵习以为庸常而无奇者”、“其科学发明之效用于寻常事物而影响于国计民生者”，告诉“父老昆季”和学子们（注：参见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科学》与前述英文月报、中文季报有相同的目标，只不过关注的内容有所不同，月报和季报是全方位的，《科学》仅专注传播科学技术。
《科学》发刊以后，感觉仅此一杂志不能实现其“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的宗旨，1915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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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组为中国科学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会社。宗旨为“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入社条件为“科学研究”，办事机关分为董事会、分股委员会、期刊编辑部、书籍译著部、经理部和图书部。董事会为最高权力机关，由社员大会直接选举，其他各部门是为实现其目标而成立的办事机构，部长也由社员选举产生。从组织原则看是民主的，从组织结构看基本具备了一个科学学会的形式。中国科学社成立后发展很快，其事业也进行得比较顺利，影响波及“海内外”，欧洲的英国、法国，亚洲的日本和国内相继有人成为社员。
留美学界生命力最长的学术性社团是1918年成立的中国工程学会，今天在台湾仍然延续。1917年12月25日，20多位留美工程学生聚会纽约，商讨“团结人才、组织新的工程团体的重要性”。次年3月中国工程学会宣告成立，其主要成员为中国科学社骨干，宗旨是联合工程界人士，发展中国工程事业，提出了“科学救国”的口号。8月在康乃尔大学与中国科学社举行联合年会，并开始出版《会务报告》，1919年仍与中国科学社举行联合年会，开始出版《会报》（注：中国工程学会的大概情况，参阅茅以升：《中国工程师学会简史》，《文史资料选辑》第100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出版。）。
中国船学会由麻省理工学院学生徐祖善等创建，宗旨为“提倡船学及振兴造船事业于中国”，“唤起国人注意海军为保国御侮之方法”，“译著书籍、审定名词、交换知识、研究学理”，长远目标是“迎头赶上”英国船学会，除审定发表过船学名词外，声音稀薄，不知终了（注：《船学会缘起》，《科学》第2卷第3期（1916年3月）。）。
哈佛和麻省理工两校学生在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失败后，以为“救国之途不一，而莫重于国防”。乃发起成立国防会，出刊《国防报》季刊，“议论务稳健，记载务翔实，尤注意于输入列强国防之良法利器。”其最终之目标是将国防会转移回国，以扩大影响（注：《留美学生季报》（1916年夏季第二号），第201-210页。）。《国防报》大多以飞机、潜水艇等为内容。该年冬天，哈佛和麻省理工的同学招待康乃尔大学同学，胡适在会上针对国防会讲话：“爱国自然是大家应该的，提倡国防也是应该的，却是单靠五分钟热度，在外国嚷嚷，于事无济。还是赶快把书读好，回国去作一点实际的工作，才是正理。”国防会诸君听了大为光火。不到一年，国防会就不开会了，《国防报》也随之销声匿迹（注：胡光＠②著：《波逐六十年》，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2辑，第167-169页。）。
从1910年的中国学会留美支会到1918年的中国工程学会，留美学界学术社团的创建逐步走向成熟，由最初的“空中阁楼”般设计到脚踏实地的工作，其宗旨都是为了将先进的科学和知识传播于落后的祖国，与其说他们受到美国社会影响，不如说是面对祖国落后的社会现实而作出的深思熟虑的决策与实践，是他们回国后寻求发展的长远打算，是美国社会与中国社会联姻的产儿。
留美学界的团体组织生活非常活跃，基本上也是健康活泼、积极向上的，有着友情与团结的氛围，充满民主的竞争意识，更有爱国心与发展学术的充分体现。当然生活是千姿百态的，有光明，也有黑暗，留美学界的社团生活也有其不尽如人意之处。1919年9月从纽约来的同学向吴宓讲述纽约留学生情形，“若辈各有秘密之兄弟会，平日出入游谈，只与同会之人，互为伴侣。至异会之人，则为毫不相识”。他们基本不学习，以竞争职位和纵情游乐为职业。这种兄弟会甚多，如Flip-Flap（简称F.F.）、鸭党（起于清华）、诚社(Sincerity)、仁友社（起于清华）等等；此外还有教育学会、东社等，“其范围及宗旨，皆非如其会名所包括者。多系少数好事逐名逐利之人，运用营私而已”。他们竞争职位，“必皆以本党之人充任，不惜出死力以相争，卑鄙残毒，名曰'Play Politics'（玩政治——笔者）”（注：《吴宓日记》(1917-1924)，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0页。）。胡适也说“留美之广东学生每每成一党，不与他处人来往，最是恶习”（注：《胡适留学日记》（1914年9月25日）。）。李济、吴宓等成立审查委员会于1920-1921年间审查哈佛中国学生会成员罗景崇利用职权贪污腐化之事是明显的例子（注：《吴宓日记》(1917-1924)，第205-209页。）。
四、留美学界社团活跃缘由
留美学生之所以如此热衷于组织社团生活，当时他们有自己的述说：“美国学堂及美国社会之最有影响于我国留学生者，是美国人之团结力及美国学生之团结力。即以哈佛大学一校而论，……文学有会，运动有会，出报有会，专门有会，演戏有会，宗教有会，以至同省及旧同学等皆有会。有会故有事业，有事业故学堂有精神，学生有生气。有精神有生气，故五六千人对学堂有爱校之心，对同学有同学之谊。此爱校之心及同学之谊，真美国学堂之特色，非吾国学堂之学生所能臆想者也。”（注：朱庭祺：《美国留学界》。）可后来的回忆却不这样认为，1923年留美的梁实秋回忆说，“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有强烈的团体精神，实在是形势使然”，“一部分是由于生活习惯的关系，一部分是因为和有优越感的白种人攀交，通常不是容易的事，也不是愉快的事”（注：梁实秋：《秋室杂忆》，（台北）传记文学丛刊，第55页。转引自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两种说法相去何止万里，完全是相反的两极，一个是由于美国精神的影响，是美国人的“团结力”培养了中国学生的团结力；一个是美国人对中国人之歧视，中国人为了生存而自动团结，是美国人迫使中国学生产生团结力，而且中国本身就具有这种传统；一个是主动的接受，一个是被动的反抗。
其实这看似矛盾的两种说法都有其道理，前者关注的主要方向是学术性知识社团和学生会组织，这自然是美国社会影响力的结果；后者关注的重点是具有传统特色的互助组织，自然是中国传统的显现。仔细分析，当时留美学界社团活跃的主要原因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留美学生对美国的认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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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负笈美国的留学生来说，美国意味着什么？陈翰笙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船终于在美国旧金山靠岸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觉得我不仅跨过了一个太平洋，而且跨越了整整一个历史时代——从一个等级森严、思想禁锢、毫无民主自由可言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了一个注重科学，讲究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在我面前揭开了新的一页（注：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即使在“新中国”熏陶了如此之久，在回忆录中不忘保持其中国共产党员本色的陈翰笙还会下意识地流露出这样发自内心的述说，可见美国对这些学生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是他们人生长河中的“新历史”阶段，他们看到的是美国社会的富强与发达、民主与自由、和平而安康，以及科学与全新的知识体系。美国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模本，是他们选择国家建设方案与道路的最好榜样。
其次，他们面临的中国又是一个什么形象呢？等级森严、思想禁锢，毫无自由与民主可言是现实；落后贫弱、被人欺辱蹂躏也是事实；政治不宁、内战频频与贪官污吏鱼肉百姓仍然是真实。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政客们还像对待科举时代的士子一样对待留学生，无论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都对他们进行甄别考试，他们回国后没有发展的社会环境，不在学术与扩展中国实业上努力，却在政界消磨时光，“一言以蔽之，即归国后无正当之用途。无论在外国时所习何科，归国后辄以官吏及教员两途消纳之，此外虽有间执他业者，亦多用非所学。”（注：张贻志：《告归国留学生》，《留美学生季报》1916年春季号。）作为新一代华夏子孙要担负起振兴祖国的命运，因此他们在美国就开始实习美国那一套民主而健康的生活，并准备将之移植到中国；他们成立各类学术团体，欲发达中国学术，建设中国。可见，留美学界的社团活动与留日学界有着本质的区别。留日学界的社团活动以政治革命为特色，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以前；而留美学界却以研求学术、发达学问、培养技能、养成民主意识为矢的（注：留日留美学生群体表现的差异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一书有所阐述。笔者曾进行过他们弃理从文转变原因与转换类型的分析，参阅《清末民初一代学子弃理从文现象剖析》，《史林》1999年第3期。）。
其三，当时世界范围内广泛涌动的民族主义思潮也是主要原因之一。民族国家的出现是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结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在此思潮影响下，留美学生们也在探讨运用什么样方法争取民族独立，以什么的方法治理独立国家。受美国社会影响，组织社团是他们争取民族独立与治理国家的一种尝试。
除了上述原因外，更为直接的因素是留美学生在筹集社团组织发展的经费来源上，总体而言是比较充裕的。曾昭抡1924年一年所交社团费用：留美学生会3元、清华校友会2元、麻省理工校友会3元、麻省理工教员会3元、寰球学生会2元、麻省理工学生会3元、校内化学会1元、中国工程学会2元、中国科学社2元半共21元半（注：黄延复等辑注：《留美通讯——清华早期留外学生通信选》，《近代史资料》第91号，第193页。）。一年内所缴会费74%以上是交给交谊性组织的，而学术性团体费用仅占26%不到。曾昭抡也说同学们看一次大戏要花5-6元，在中国餐馆吃顿饭需费2-3元，而且他们是常常下馆子、上戏院的（注：黄延复等辑注：《留美通讯——清华早期留外学生通信选》，《近代史资料》第91号，第192页。）。这样的记载在《吴宓日记》中也是时时见诸笔端。如此说来，留美学生们要创办一个像中国科学社这样的学术性团体，费用并不是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唐德刚先生在译注《胡适口述自传》时也有同感（注：他说庚款学生除学杂费外，每月生活费80美元，“实在是个了不起的大数目”。“所以那时公、自费留学生一旦出国，真是立地成佛。昨日还是牡牛儿，今日便可衣锦披朱，到相府招亲去了。”还认为留学生从一开始就养成的这种锦衣禄食生活状况是他们回国后将国家变得不可收拾的原因，“这样一群花花公子，镀金返国之后，要做什么样的‘大事’或‘大官’，才能继续他们在国外当学生时代的生活水平呢？因而回国的留学生如维持不了以前的标准，则难免自叹‘怀才不遇’，‘食无鱼，出无车’了。维持得了的，则其享受难免还要升级。如是则中式仆妾副官；西式汽车洋房……做起了中西和璧的大贪官、大污吏而视为当然。由留学生变质的官僚，因而逐渐形成一个标准的职业官僚阶层(professional bureaucrats)，他们眼中那里还有汗滴禾下土的老百姓呢？结果弄到民不畏死，铤而走险，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注3。）作为中国科学社重要成员、此时正留美的梅光迪在给胡适的信中有一段话，可与唐德刚先生的妙语相映成趣（参见罗岗等编：《梅光迪文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159页）。）
一个社团组织的形成和发展除了团结一批人外，需要有一个切合实际的目标，还要有一个完好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组织运行机制和团结联络同志的旗帜，旗帜一般说来是组织的机关刊物。留美学界早期的学术组织如中国学会留美支会，第一个目标“输进学识于中国”，这要靠报刊和杂志来完成，可办报不成；第二个目标“研究学问发达学问”，需要专门研究机构和研究环境，可是当时中国没有这样的环境和机构；第三个目标“联络学习专门之人”，这要求有一个完善的组织运行机制，将同志团结起来，可该团体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行政组织。另外该团体的长远计划是将整个中国学界和留学界联成一气，这种舍我其谁的气势自然可贵，而且当时留学生们作为拯救祖国的“天之骄子”确实也应该有此气势，但未免脱离实际。留美支会的经验与教训对以后中国科学社、中国工程学会的创建与发展是极为宝贵的财富。从中国学会留美支会的“见头不见尾”与中国科学社、中国工程学会的长期发展可以看出，经过实践锻炼，留美学界的学术性社团发展已步入正规。
国成立后的中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政治革命已经完成，紧接着进行的是建设，是进行文化方面的革命，因此像任鸿隽、杨铨这样的辛亥革命元勋，要负笈海外进行科学技术知识的充电。中国科学社等留美学术社团成立之时、留学生正在美国实践其社团组织建国的国家建设理念之际，国内“孔教复兴”运动方炽，它们的“横空出世”正切合了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为陈独秀的“德、赛”先生吁求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成了以《新青年》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的先导。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木加梁
　＠②原字鹿下加灬
（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0305，中华文史网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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