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成：晚清华北村落

王庆成：晚清华北村落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王庆成：晚清华北村落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王庆成：晚清华北村落

晚清华北村落
王庆成

---

传统中国的大地，除京师和省府州县治所所在地有以城墙为特征的“城”以外，都是乡村，而乡村中自然形成的基本单位就是“村”。“落”，即是“聚”。自魏晋南北朝隋唐逐渐形成以“村”称乡间聚落以来，乡间的大小聚居地，通常都可称为“村落”，或称“村庄”。在地理上，村落可能是指一个集结居住的“区域”，或指若干个居住点、或几个散落的农庄(homestead)的中心点。19世纪末西方人估计印度3/4的人口住在50多万个村庄中，认为中国的村庄数不会少于印度。中国的人口数超过印度，实际上，当时中国村庄的数目也可能超过印度。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估计中国农村人口8亿人，居住在500万个以上的村落中，这样的居住点平均人口为160人，约30余户。（注：Jin Qiming and Li wei ,"China's Rural Settlement Patterns",in Ronald G.Knapp (ed.),Chinese Landscapes:the Village as Place(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2),p.19.）此前一个多世纪即19世纪后期的中国，农村人口究竟有多少，没有确切资料，姑以3-4亿人计，每一自然村庄平均如为160人，则应有200万个村庄以上。即使认为村均160人的数字偏低，把它升高1倍，说19世纪末中国有上百万个村庄，大概不致有大的错误。
曾有学者指出中国南北部的地理特征有明显区别，比较干旱的华北地区，即包括今河北、山东、河南、山西以至陕西等北方诸省区，可作为一个地理的单元。其实，在一定意义上，这也可以作为中华文化范围内的一个文化单元。这一地区的村庄有着不少值得研究的特点。在历史上，华北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北京周口店遗址显示了古人类的活动；同样，华北也有最早的古代聚落遗址。据考古资料和研究，河北武安县磁山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距今7000多年前的房屋和聚落遗迹。最初的居住点出现在山区，以后逐渐发展到丘陵和平原；四五千年前华北平原就开始有聚落的分布。村落的出现和形成固然已有久远的历史，但由于自然和人为条件的作用，村落的兴废却有很多变化。从西周到秦汉，中国古代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心在华北。秦汉时期的州郡、人口，大部分集中于华北，但从汉末到明初的1000余年间，由于战乱等原因的影响，华北经济文化大为衰落，人口大减，14世纪元代灭亡时，华北大部分地方地旷人稀，一片荒凉。这是我们研究晚清时期北方村落的大背景。历史遗存虽然仍可证明不少村落确在唐宋时期甚或更早时期就已存在，但其具体的历史已少有记录；20世纪对华北若干地区的调查显示，许多村落的历史只能朦胧地追溯到明朝初年。幸而明清以降，还有不少中西记载，使我们在认识晚清以来的村落方面，能得到不少曙光。其中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几种约在光绪初年即19世纪七八十年代形成的“村图”。15年前——1987年我在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获见直隶青县村图和深州村图两种，每村有多项表格，填注各村的方位、乡保、村董、户口、田亩、集市、客店、庙宇、义学、乡塾、井泉等多项内容，又有各村略图。它们应是同治晚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为修畿辅通志而令各州县所做准备工作中的遗存资料，较有原始性和可靠性。它们和一些晚清的地方志及早年的西文记叙，是本文的主要依据。
村落研究可从很多方面着眼。中国历代皇朝因统治需要而对城乡进行编组，如乡村中有里社、保甲等名目的设置，研究它们的事实和作用自是必要的，但“村落”这一自然单位在社会经济历史以至政治历史中的作用仍是不可代替的，值得做一些单独的研究。本文只就村落之外部形态做若干探讨，至其内部结构如里社、保甲、宗族、家庭和集市等，当另文研究。
　一、规模
华北平原是宜农地区，经过近200年相对和平的环境，到19世纪中叶，已经有了密集的村庄和相当成熟的农业。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名西方入侵者描写：从大沽到天津的最初30里路上，有数不清的村落，一个挨着一个，村落间的土地，大都是经精心照料的果园；村庄和村中的房屋都建得不错，不少房子是砖砌的。又报道：张家湾是一个有城墙的古老城镇，但已破旧，城内大部分是空地或菜园；但在这座业已凋敝的城镇周围，却密布着建得很不错的村庄。（注：G.J.Wolseley,Narrative of the War with China in 1860(London:Longman,1862),pp.152,183.）19世纪欧洲人印象中的华北平原，是一个人口多、村庄密的农业区。当时人描写：“当我沿运河岸边步行时，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种着冬小麦和烟草的土地。走近村庄，总有一片片菜园，里面种着大白菜、胡萝卜、大头菜、葱和其他蔬菜。”（注：Alexander Williamson,Journeys in North China,Manchuria,and Eastern Mongolia(London:Smith,Elder & co.,1870),pp.199-200.）又有人报道：在北京附近的地区，“很难碰到人口比这里更密集的平原，到处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村庄”（注：英国外交部：《坎贝尔先生在直隶以外的旅行报告》，转引自〔美〕马若望著、史建云译《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9页。）。华北平原的近海地区虽然发展稍迟，而19世纪70年代时也早已分布着许多大小不一的村落。从直隶渤海湾岐口(Chi-kou)到沧州(Tsang-chou)的道路上，一个名叫仔村(Tsz-tsun)的小村只有10户。还有只3户的小村。一个名为“马营”(Ma Ying)的村共25户，外观不错，户外有些牛和小马在活动。一个名为“辛庄”的大村，有300户，房舍和村民的穿着都较好，耕作地面较广，在好年景，粮食自给有余。又有400户的大村名王墟祠(Wang-hsu-tzu)，环绕有4尺多高的护堤，以防洪涝。在北京去天津的路上，沿白河(Pei-ho)岸的北仓(Pay-tsang)，是一个大村，建有贮存漕米的砖砌房屋。（注：Mark Bell,China,Being a Military Report on the Northeastern Portions of the Provinces of Chihli and Shantung;Nanking and its Approaches;Canton and its Approaches;etc.Together with an Account of Chinese Civil,Naval,and Military Administration(Simla,1884)(hereafter China),cit.from Kung-Chuan Hsiao,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0),Chap.1,note 26-28.）
19世纪末，有住在山东的外国人做了一番研究：选择一个半径为10里的区域，调查出这一圆圈内有64个村，共12040户，约60200个；最小的村有30户，而最大的村有千户以上，平均每村有188户。他们选择的调查区在临清直隶州所属的一个县，比较富庶，村落较大，人口较密。他们认为，直隶中部、南部，河南北部及山东西部的乡村，即广大的华北平原地区，和他们选择做调查的上述区域乡村的密度相近。（注：Arthur H.Smith,Village Life in China:A Study in Sociology(New York,Chicago:F.H.Revell Company,1899),p.19.）
但临清是一个水陆交通较便利的富庶地区，据临清的情况而推广做更广泛的观察，并不都符合实际。根据一些县志资料和调查资料，可以看出临清难以作为华北村落规模的代表。以下试考察华北平原和非平原地区村落的户口规模情况。
直隶正定府栾城县是一中等县份，处于华北平原中心。据同治《栾城县志》，栾城县包括县城及四关在内，共有151个村镇。不同规模村庄的数量及其占总村数的百分比，可以下表显示：
19户及以下村　　　　　　　2　　　　　　　　　1.32%
20-49户村　　　　　　　　51　　　　　　　　　33.77%
50-99户村　　　　　　　　67　　　　　　　　　44.37%
100-199户村　　　　　　　18　　　　　　　　　11.92%
200-299户村　　　　　　　9　　　　　　　　　　5.96%
300-499户村　　　　　　　3　　　　　　　　　　1.99%
500户以上村　　　　　　　1　　　　　　　　　　0.67%
相邻不远的青县，留下了大体属于同一时期的较详细的村落调查资料《青县村图》。这是隶属天津府的一个平原县，县城在内，共435村镇，村落的规模、数量及占总村数的百分比如下表所示：
19户及以下村　　　　　　　51　　　　　　　　　11.73%
20-49户村　　　　　　　　170　　　　　　　　　39.08%
50-99户村　　　　　　　　150　　　　　　　　　34.48%
100-199户村　　　　　　　54　　　　　　　　　 12.41%
200-299户村 　　　7 　　1.61%
300-499户村　　　 1　　 0.23%
500-699户村　　　 1　　 0.23%
700户以上村　　　 1 　　0.23%
望都也是直隶的一个平原县。据光绪三十一年的《望都县乡土图说》，县城在内，115村镇的规模略如下（注：《望都县乡土图说》中，除少数村缺记，共115村记有户口田亩数，但颇多记作“十余”、“百余”者，今以“十余”作13、“百余”作110计算。又有一些村有口数无户数，今据民国《望都县志》卷3“历代户口表”中光绪五年户数、人数所得之户均人数4.267计算补入。）：
19户及以下村　　　　　　　　5　　　　　　　　　4.35%
20-49户村　　　　　　　　　22　　　　　　　　　19.13%
50-99户村　　　　　　　　　41　　　　　　　　　35.65%
100-199户村　　　　　　　　34　　　　　　　　　29.56%
200-299户村　　　

趣讲中国历史故事好词好句

　　　　　9　　　　　　　　　　7.83%
300-499户村　　　　　　　　4　　　　　　　　　　3.48%
同样留下晚清光绪初年较详村落资料的，有深州。深州在清代的行政地位为直隶州，但村落资料只包括州的本境，也就是等于一个县的资料。我目前手边有的是《深州村图》的西南、西北、东南三路284村的资料，它们的规模如下：
19户及以下村　　　　　　　12　　　　　　　　　　4.2

中国历史故事白雪

3%
20-49户村　　　　　　　　 52　　　　　　　　　　18

韩国和中国历史故事

.31%
50-99户村　　　　　　　　103　　　　　　　　　　36.27%
100-199户村　　　　　　　84　　　　　　　　　　29.58%
200-299户村 　　　21 　　　　7.39%
300-499户村 　　　10 　　　　3.52%
500-699户村 　　　1 　　　　0.35%
700户以上村 　　　1 　　　　0.35%
清代定州为直隶州，与深州相同。据道光三十年《定州志》，州城包括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和东南西三关，但州城户口资料与四街三关之和略有不符，今以州志所载“州城”之户数计。州城外定州本境有明确户口资料的共412村镇。其规模情况如下：
19户及以下村　 　　　　　　35 8.50%
20-49户村 　　　　 125 30.34%
50-99户村 　　　　128 31.07%
100-199户村 　　　　98 23.79%
200-299户村 　　　　 20 4.85%
300-499户村 　　　　4 0.97%
500-699户村 　　　　1 0.24%
700户以上村 　　　　1 0.24%
正定是华北平原大县，为正定府和全省的首县，曾是巡抚驻地。光绪《正定县志》载，县城户口繁盛，达2591户，而全县12社分领214村，计有户数的210村，连县城为211村镇，其户口规模如下：
19户以下村 14 6.64%
20-49户村 60 28.44%
50-99户村 69 32.70%
100-199户村 52 24.64%
200-299户村 11 5.22%
300-499户村 4 1.89%
2000户以上村 1 0.47%
太行山东麓与燕山南麓的冲积平原是华北人口最密集的地带，20世纪学者对之有不少研究。有的著作认为华北平原的村庄规模较大，晚清时期今河北省村落的规模大多超过百户或平均约百户，定州等地尤多巨村。但从以上6个平原州县的村落规模来看，19户以下的小村，数量较少，只青县、定州稍多，各有10%左右。99户以下的中小村落，则在6州县都占多数——青县85%，栾城80%，定州70%，正定68%，深州59%，望都59%。百户以上较大的村，深州、望都占40%以上，正定约32%，定州约30%，栾城约20%，青县最少，不到15%。300户以上的大村，6州县都只有少数几村。可以说，在华北平原，百户左右的村庄虽不少见，但不占多数。
直隶唐县是半平原半山区的县。据光绪《唐县志》，其“县境山居十之五，水居十之二，平原仅十之三四”；包括城关，有户口可稽的有村镇264个。另有80余村属于邻村代管，大都无户口资料，仅倒马关代管的10余村，据记其中1村有40户，1村30户，1村13户，1村10户，其他都是一二户、三四户的小村。以此推测，被代管的村可能大都是小村，将这80余小村略去不计，以264村的户口资料来分析唐县的村落规模，其结果可能稍稍偏大，但影响应是轻微的。这264村的规模如下：
19户及以下村 17 6.44%
20-49户村 50 18.94%
50-99户村 115 43.56%
100-199户村 67 25.38%
200-299户村 11 4.17%
300-499户村 3 1.14%
500-699户村 1 0.37%
这一半山半平原区，99户以下中小村占约69%，而100户以上的较大村占31%，与定州、正定县规模相仿。如考虑到被略去不计的80余小村，唐县百户以上较大村庄的比例实际应在25%以下。
迁安是直隶东北部一个多山有水的大县，据民国《迁安县志》，晚清时期的迁安县包括口北口内两部分，其在长城以内的地区在1930年组成新的迁安县，仍有1058个村庄，新的县志并载有各村的户数。1930年原直隶迁安县的这一部分地区的村庄户数、人口，会有自然的增长，较本文考察的晚清时期的村庄户数可能略多，但影响应属不大。原迁安县这一地区的村落规模如下：
19户及以下村 233 22.02%
20-49户村 390 36.86%
50-99户村 250 23.63%
100-199户村 153 14.46%
200-299户村 21 1.99%
300-499户村 9 0.85%
500户以上村 2 0.19%
以上数字显示，迁安县长城以内地区村落，49户以下小村近60%，百户以上较大村只17%左右。
晚清时期的滦州包括今唐山市，境内有燕山余脉，有丘陵，有滦河冲积平原，人口繁富。据光绪《滦州志》，州本境75697户，561607人，包括州城共1346村。其规模如下：
19户及以下村 177 13.15%
20-49户村 586 43.54%
50-99户村 427 31.72%
100-199户村 136 10.10%
200-299户村 15 1.11%
300-499户村 4 0.30%
500户以上村 1 0.08%
50余万人口、一千数百村的大州县，百户以上之村不足12%。
再看基本是山陵地区的延庆州的村落。据光绪《延庆州志》，延庆州在光绪初年包括州城599户、3352口在内，有户数可稽者共221村镇。其概况如下：
1-19户村　　　　　　　　19　　　　　　　　　8.60%
20-49户村　　　　　　　　122　　　　　　　　　55.20%
50-99户村　　　　　　　68　　　　　　　　　30.77%
100-199户村　　　　　　6　　　　　　　　　　2.71%
200-299户村　　　　　　3　　　　　　　　　　1.36%
300-499户村　　　　　　1　　　　　　　　　　0.45%
500-699户村 2 　0.91%
可见延庆州的村落以小村为主，绝大部分是20-99户村，特别是20-49户的小村，占了半数以上，其村落的规模明显小于平原地区。其中一处500户以上的大村——永宁城，原是永宁县治所，撤县归并于延庆州后，县城成为州所属的一个村镇。这与青县相似。青县以中小村为主而有一个孤立的700户以上村，是由于顺治年间并入青县的兴济县，其县城成为青县之一镇，兴济镇是兴旺的手工织物市集，有800余户。
从以上10个州县的资料来看，各县的大多数村是中小村庄。如取这些县的村庄的平均户数，情况如下：
州县 村数 户数 村均户数
深州（三路） 284 31132 109.62
正定 211 22247 105.44
望都 115 11303 98.29
唐县 264 22967 86.99
定州 412 34836 84.55
栾城县 151 12121 80.27
青县 435 27643 63.55
迁安 1058 59450 56.19
滦州 1346 75697 56.24
延庆 221 11915 53.91
可见10州县中只有深州、正定的村庄平均达百户略多，望都近百户；其他7州县，村均50余户者三，60余户者一，80余户者三。而且这样的平均数尚且大多包括州县的“城”在内。如除去“城”的户口不计，单纯以“村”论，村均户数还要下降不少；如正定县，如不包括“城”，村均户数只有93.60户。
民国4年即1915年，有直隶省视学对各县风土做调查，出版有《直隶风土调查录》。据记：保定县仅36村，大村不过百余户，其余为零星小村；宛平县，383村，百户以上者74村，50户以上者111村，50户以下者198村；平谷县，72村，达300户者四五村，余皆数十户；怀柔县，110余村，大村200余户，小村则二三十户、四五十户；雄县，过500户者1村，过百户者23村，百户以下80余村；南宫县，400村，过百户者十之三，不及者十之七；卢龙县，420村，大村约1/3；平山县，580村，满百家者数十村，其余村或数十家或数家；定兴县，252村，百户以上及以下各百余村；阜平县，247村，大少小多，大者不过百家，小者数十家或十余家或三五家；怀安县，村落近300处，平均每村不及百家。亦有记大小村各若干而无具体户数者。其时去晚清不远，村落的规模不可能有大变化，所记应可参考。由此可见，如以直隶为例，华北大多是百户大村的笼统观念，并不准确；晚清时期华北的村落，实系中小村居多。
　二、街巷
地理学家研究了村庄的形状，认为中国农村的形态主要有两种类型：集结型和分散型。集结型是房屋建筑紧密相挨的村落，有的是“团村”，即东西和南北距离无大差别，这是中国最常见的型式；有的是延伸型或线条型的，多在河边或路边，华东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北平原东部较多见。与集结型不同的是分散型的散村，这种类型的村落相对较少。（注：Jin Qiming and Liwei,"China's Rural Settlement Pattems",in Chinese landscapes:the Village as Place,pp.14-18.）但实际的样式可能更多。
100多年前的村落样式，已极少有具体的资料，我们幸而有上述两种村图，可以从中了解当时村庄的具体形象。从村图来看，青县村庄似“团村”较多，线型村较少，还有的村是两三小块结成。王镇店村，79户，李家营村，51户，房舍大体都集结成一团（见图一）；而谭缺屯，104户，陆官屯，58户，都在运河边，房舍大体集结为长条形（见图二）；魏塔寺庄，48户，房舍分别集结为两小块（见图三）。
附图{图}
图一　青县李家营村图（51户）
附图{图}
图二　青县陆官屯（58户）
附图{图}
图三　青县魏塔寺庄村图（48户）
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旅行者的印象是，依土地的肥瘠不同，直隶省村落间的距离或十余里，或二三里。很少村庄是有“纵深”的，大多是1条二三里长的街，两边各有数十家或上百家居民。（注：Mark S.Bell,China,cit.from Kung-Chuan Hsiao,Rural China:Imperial Com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p.14.）但村落只有1条街的形态，在华北似乎并不普遍。华北的村落，据近人对20世纪情况的调查，村民居室大多密接相连，形成街巷。从晚清的资料看，无论大小村，至少有1条东西街，或南北街；较大的村则有三四条街，甚或七八条街。据以上所引各方志，定州400余村，村中有4条街及以上者，计60余村；其中有10条街的3村，8条街的2村，7条街的5村。获鹿县除县城外，有202村，9街者2村，8街者8村，7街者11村，6街者25村。山区延庆州诸村，则最多4街，共6村，大部分村只1街，二三条街的有28村。需要说明，这里所指的街，并不是指有商铺，而只是道路和区划。村有1条街，意味着村的民居在街的两侧，一般说来，这样的村可能只是小村。但定州的一条街村，却颇有百户以上的村。该州的一条街村共有150村，而其中有14村居户在百户以上。这应是街的两侧分别有若干小巷，可供出入。青县村图中所示颇有1条街而有若干小巷的村。延庆州则有一些较小的村而有二三条街甚或四条街的。如白庙里36户有4街，小营村48户、卓家营35户、屠家营76户、双营里63户而都有3条街，似可推知这类村庄规模不大而又被街道分割成若干块，其形态可能比较杂乱。这似乎印证了村落多半是自然形成的看法。村落是自然形成的，最早出于100多年前西方人的推想，说：从某些方面看，中国的城市是“设计”出来的，而村庄却是因情况的发生而发展的：最初有人到一处他以为合适之地方盖屋居住，接着另一人仿效……然后需要有一条路互相往来，无意识地形成了村落。（注：G.Waldo Browne,China:The Country and its People(Boston:D.Estes & Company,1901),pp.195-196.）今之学者也多采用其说；有的补充说，其中局部的自觉因素只是“风水”。（注：Ronald G.Knapp,"Chinese Village as Didactive Texts",in Wen-hsin Yeh(ed.),Landscape,Culture and Power in Chinese Society(Berkeley: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998).）村落的形成的确带有“风水”因素，民国《望都县志》“风土志”指出：“民俗迷信，一遇筑屋，须请堪舆家相其阴阳，按五行方位以定吉凶。”但不可能没有其他因素。在中国社会中，国家和宗族对于个人有相当大的影响，在移民问题上至少可以看到政府有一定程度的组织作用。而从青县特别是深州的村图看，许多村庄街道纵横有序，不可能完全自发形成。尤其可注意的是，深州有些村有×家街、××家街之区划（见图四、图五），这显然出于家族的策划。我没有见到记录这种策划的文字资料，但这类村图本身就是村庄并非完全自然形成的见证。
附图{图}
图四　深州西北路西午村图（176户，一、六有集）
附图{图}
图五　深州东南路杏园村图（230户，无集）
村中的街道同村与村之间的道路是相通的。这构成了村庄与外界联系的网络；但这种网络多数质量不高。华北的水路交通因各河道大都水浅程短又多为季节河，少能利用为运输手段，居民很早就习惯于使用有轮子的车为交通和运输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本应得到关注的道路，“却受到最大程度的忽视”。小路常是田野边沿的一部分，据当时西方人报道，路仍属田主所有，他应交的钱粮包括了路，所以田主总是反对拓宽或改善这类道路，以免进一步侵蚀他的土地，结果这些道路的路况愈来愈差。光绪《定兴县志》记，顺治初年圈地后拨补1638余顷田地，后来奉恩诏豁免其中的道路、沟壑、庙宇、房基等296顷余土地的赋税，这说明乡村道路所占的土地的确包括在地亩赋税之中。
至于城镇的街道，也大都很窄，宽只有数尺至一丈许，只能容一辆手推车或简单的马拉车行走；一辆装货的独轮车过来，迎面的骡马车和行人就得躲进街边的店内。甚至像济南这样的省会，在晚清时期，车辆和行人都在只有丈余宽的街道上拥挤。位于华北东部沿海的村庄，还经常有洼涝，常使道路变成水深数尺的河沟。至于驿道大路，从天津通北京的要道也大都是泥路，没有石砌，只能行走骡马车，一有大雨，立即泥泞；通州到北京的路有大块花岗石铺砌，但铺得欠规则，多有隙罅和深沟，容易酿成翻车。从北京经保定、正定去山西的路是大道，但到定兴以后，道路退化成五六丈宽的泥地，大车压出了很多条车辙，多处路面低陷；桥也大多废弃。但从望都往定州，当时人记，道路却很赏心悦目：“路的两侧栽有树木，很多已有长久的树龄，反映出康熙、乾隆两位大帝当年修建的大路的风貌。在这段路上旅行，如同行经英国的公园大道一般。”但从井陉进入山西，要经过东南西北四天门，路况极坏，无论坐车骑马，都极困难。亲历者都难以相信自己的骡车是怎样过来的。（注：以上参据：Alexander Williamson,Journeys in North China,Manchuria,and Eastern Mongolia,pp.259,268;Edwin Joshua Dukes,Everyday Life in China(London:Religious Tract Society,1885),pp.38-39;Francis Nichols,Through Hidden Shensi(New York:C.Scribner's Sons,1902),pp.30,41;Clarke Abel,Narrative of a 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London:Printed for Longman,Hurst,Rees,Orme,and Brown,1818),pp.99;RobertColtman,The Chinese,their Present and future:Medical,Political,and Social(Philadelphia and London:F.A.Davis,1891),p.48。）这类道路仅仅与比较落后而又小规模的农村经济的平时状态相适应，如用小车载人运物赶集走访亲友之类，但当19世纪七八十年代山西和华北其他省大饥荒时，官方所购买的粮食用船运到了天津，由于内地道路交通太差，使许多赈济粮堆放在口岸码头上霉烂而无法运至乡村。（注：英国外交部：《加尼特先生华北山区旅行报告》；1875年7月22日、1878年6月22日《北华捷报》相关报道，转据《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第219-220页。）
村民的房舍是村落的主体。晚清时期村民的房舍，大多比较简陋。据民初《定陶县志》：“居室ｚòｕ＠①甓，贫者覆以茅草。”民国《望都县志》载：“民房有瓦屋、砖屋、土屋数种。瓦屋甚少，砖屋约十之一二，土屋十之八九。”光绪《滦州志》曰：“住屋覆茅覆瓦之外，有以灰土代瓦而平其屋顶者，谓之土平房。居城市者多瓦房，居乡村者多茅土房。均有墙有篱有院落，猪圈牛棚错落安置。”西方人的报道比较具体，19世纪末的传教士报告和《北华捷报》刊载的山东、直隶农村房舍见闻说：大多数农村的住房是用土砖做成的，做法是将湿泥土塑成砖坯，等它干了，不皱缩了，即成干土砖，用来砌墙，但在墙的基底砌一些经烧制的砖，以能承受较大的压力。又说，屋顶由若干柱子支撑，有的屋顶铺瓦，更多的是铺芦秆、麦秆或高梁秆，再上面抹一层厚泥。《北华捷报》专门报道直隶省农村住屋，更具体地说到：它们大都是泥土筑成的矮房，屋顶是高梁秆，上面抹一层用切细的麦秸调和的泥浆。有些房顶是尖的，但大多数是平的，以便于存放作物。屋内的地面就是泥土地。住房大多坐北朝南。如是较大的房舍，庭院前墙还建有其他房屋。紧靠房门内侧，是用土砖搭建的灶台，住房里有与灶台相连的排烟道，与作为床用的土炕相连接以取暖。炕有半间屋大，白天可作起坐之用，晚则用作卧床。炕之末端叠放着一些被子和箱笼。不少房屋包括一个庭院，是小孩玩耍和鸡犬猫猪活动的地方。（注：以上参据：Arthur H.Smith,Village Life in China:A Study in Sociology,pp.25-27;G.Waldo Browne,China:The Country and its People,pp.197-199;North China Herald,Aug.3,1883，转引自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17页。）有一位旅行者1902年在从保定府西行的路上记所见乡村房舍的情况说：“中国这一地区没有如同美国那样的单独的农舍。可能是由于耕地太珍贵，人们都群集在小村中居住，在穿过平原的行程中，差不多每半小时就经过一个村落。房屋大抵只一层，以泥土建成，覆以茅草，以纸糊窗。路边的房屋一家一家挨得很紧。在最后一家之外，通常是全村的磨房。石磨盘直径约有10英尺，高离地面约3英尺。妇女推着磨，又说又笑，全不以为苦。”（注：Francis Nichols,Through Hidden Shensi,pp.33-34）
晚清农家住房宽狭如何？据1883年《北华捷报》报导：北方农村家庭住宅一般包括三五间房屋。但这是笼统的概括，具体情况必然会依家境之不同而有等差。较此稍早的咸丰年间，直隶获鹿县8村693户中，无房户21户，只1间房户17户，其余少则二三间，多则二三十间，平均5.5间。又据民国时期对华北312户农户的调查研究，雇工家庭户均房屋2.7间，贫农户均3.9间，中农户均5.5间，富裕农则户均达10间。（注：江太新：《清代获鹿县人口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Olga Lang,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London:G.Cumberleg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p.71,note.）这对晚清北方农村房舍分布的状况，是可供参考的资料。
村落周围和中间，大抵有树木环绕，成为北方村落一景。19世纪后期西方人的印象是：“每个村庄的标记远看好象是一片树林，但实际上是一片稀疏的柳树、榆树、松树、杨树和槐树，这些树很多是用来荫蔽坟茔和墓地的。”（注：《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第309页。）《望都县乡土图说》也记：“所属各村，弥望青葱，杨柳榆槐居多”，但“屡伐屡栽，巨树绝少，亦贫乏使然也”。如水磨村：“树木四百余株，杨柳榆居多，椿槐间有之。大者六七围，其拱把者数多，约有大者二十倍。地瘠民贫，无待成材而辄伐卖。”该《图说》记，各村大抵至少有树木数百株，多者至数千株，但由于随种随伐，大多瘦弱稀疏，已少葱笼景象。
在华北平原地带，由于挖土制砖，或由于地势较低而挖土做墩以在其上造屋，所以村边常有许多土坑。它们汇聚附近的雨水或地下水，成为水坑，由于不流动，村里的家禽家畜又常去活动，往往成为臭水坑。西方人报道所见的村落，不乏对村边污浊水坑的描写。也有一些水坑，有一定的自洁功能，水质稍好，成为村中孩子夏天的嬉耍场所。无论洁净与否，村旁有几个水坑，是华北平原村庄的一个普遍景象。我所见的晚清青县400多个村的图，每一村的图都标出村周有几处水坑。这恐怕是一直延续至20世纪的传统景象。
　四、土墙
关于历史上华北村庄的形象，近人研究云：“出于劳动协作与共同防御的需要，人们往往……在村落周围筑一城廓一样的土墙。”“在华北大平原上一个大而繁盛的村庄，往往建有完整的或分段的围墙，环绕着整个的村。”（注：平野义太郎：《北中支における农村聚落の鸟瞰》、杨懋春：《近代中国农村社会之演变》，转引自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页。）
明清时期的城墙，原来主要是官府的象征。中外学者都指出过城墙的政治意义：它们意味着官府之所在。1869年一名英国人到保定府城，称：这是政治上重要的城，“城说不上有何防御，但高大厚实的城墙，就是对付中国炮队的有力防御……商业上，此地并不重要。它的重要在于它是总督和布、按两司的驻地。”（注：Oxenham to Sir Alock,in Alexander Williamson,Journeys in North China,Manchuria,and Eastern Mongolia,appendix.）华北有一些边境地点往往建有土墙、砖墙甚至是石墙，那是军事上重要或曾经重要的标志。至于在内地村庄建立土墙，“出于劳动协作”则未闻，共同防御的需要，却是确实的。雍正《井陉县志》：“雍正二年奉旨，着各村庄周围筑打墙垣，挑浚壕沟，两头设立栅栏……”云云。光绪《丰润县志》亦记：“前县屡奉宪谕，各村镇周围筑墙挑壕，设立栅栏窝棚，轮流看守。”这都是官府为了防止盗贼或“叛乱”而令乡村照办或乡村自己因安全的需要而建造。在清朝民间反抗和动荡剧烈的时期，村庄自行建立土墙以加强防卫，在北方乡村相当流行。同治《束鹿县志》卷6武事篇有“村寨”云：为防御“东匪”张锡珠及“捻匪”张总愚，数十村结有村寨，均同治年间筑，周围数百丈或近千丈，高厚一二丈，外沟深宽一二丈，共45处。光绪《赵州属邑志》记载：隆平县有18村在同治初年因“捻匪滋扰”而筑寨防御；宁晋县因“数十年来寇扰”，村庄筑寨达37座，较大者，寨周达千丈以上。这些就是由于实际的迫切需要所致。
村庄建土墙以保安全，不仅在直隶，也在华北其他地区。光绪河南《鹿邑志》载：鹿邑有村庄3214个，有寨者204个。民国山东《定陶县志》记：“咸丰十一年本地捻乱起，四乡集镇多建圩堡以自卫……迩来变乱时起，四乡无寨者屡被害。”1869年即同治8年，一名英国传教士在从山东东平州去兖州的路上，目击许多村庄建土墙的情况：“每一村庄都有土墙围绕，或村民正忙于建造环村土墙，这是由于出现了造反者。”他从直隶进入山西，在去太原的路上，见到很多有土墙的村庄，规模有大有小，有的两村或三村围在一起；较小的，往往以某个个人的庄园为中心，周围是些佃户的小屋。（注：Alexander Williamson,Journeys in North China,Manchuria,and Eastern Mongolia,pp.214,325.）
筑土墙以保护村庄，南方亦有。据民国《沛县志》，江南沛县之夏镇，城筑于明代，清咸丰初利用旧城筑砦。李家集有砦，周四百余弓。闫集砦，周八百余弓等。嘉庆《澄海县志》记载，广东澄海有渡头寨、樟林寨、长子寨等，“百姓因寇盗充斥，置寨防御，自为战守”。
不仅晚清，入民国后，由于内战蔓延和盗贼嚣张，“北平以南很多村庄修建了土墙，通县政府甚至命令所属村庄建墙”。宛平县某村在1885年即光绪十一年修建的土墙，到1925年不得不加以大修，以使之能继续使用。（注：Sidney Gamble,North China Villag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p.16.）可见村落建墙并非一般之风景，而是为了安全，这是当时的时代影响于村落面貌的一个重大标志。
村庄建立土墙，自不如砖城石墙持久。束鹿县同治早年所筑的数十处土墙，三四十年后在光绪三十一年续修的《束鹿县志》中未再有记载，可能已经堙没。19世纪这类有土墙的村庄，至今可能更难以有实物遗存了。检阅光绪初年形成的直隶深州村图，却有几个村绘有土墙、寨门，使我们得以略见概貌。
深州村图284村中有3个村的村图绘有土墙，其中2村的村图文字注明“有土寨”。
一是城西北15里的穆村。这是有217户、男女共925口的较大村庄。村中有义学1座，乡塾3座，庙宇5座，客店4座，逢三、八日有集；村图注明出产五谷、芝麻、棉花、瓜果等。村中还有2名监生，1名低级武职人员千总，1名有从九品的职衔。村图显示的村周土寨有东、西、北寨门各1座，南有寨门2座。
另一有土寨的是县西北25里的古村唐凤村。此村140户，738口，村有文武生员4人。有义学1座，乡塾2座，庙宇14座，客店1座，逢二、七日有集，又每年九十月间有庙会。村图显示村周土寨有东西寨门各2座，南寨门1座。
又城东南12里的西阳台村，虽未注明有土寨，但村图及多项文字填写都明确显示有土墙环绕。其中庙宇、河渠、井泉等项填写：北寨门外、南寨门内有……庙宇，寨外有护寨渠，各寨门外有井若干口等，村之略图又绘有4门。西阳台是大村，348户，2103口，文生员9名，武生员4名。义学2座，乡塾5座，庙宇12座，客店3座，东西大街一道约长3里，南北大街长一里半，每一、六日有包括粮市、菜市、牛马市、猪市的大集。每年二月有庙会，四月有香火会，是一较兴盛的农村。
现摹录穆村和唐凤村有土寨的村图于下（图六、图七）。
附图{图}
图六　深州西北路穆村图（217户，三、八有集）
附图{图}
图七　深州西北路唐凤村图（有土寨，二、七有集）
深州284村中百户以上村有110余，从村图看有土墙者则只此3村。深州规模较大而可能繁盛的村落较多，284村中300户以上大村有西安庄、清辉头村、曹家庄、太古庄、大郝科村、狼窝村、孤城村、西景萌村、南黄龙村、握幞头村，但村图都未标记有土墙。村庄而有土墙环绕者，在深州或只少数；但亦有可能是村图遗漏标记。
青县除县城外的434村村图，却未见一村绘有如同以上深州3村那样的村寨。但有33村的村图绘注有“庄门”。其形态多是一村的各家房屋形成“方阵”，方阵的一边空隙处注有“庄门”二字。也有一些村的房屋排列为两个“方阵”，多至三个“方阵”，各有庄门或其中之一有庄门。还有几个村的房屋散成二三块，只一块形成“方阵”而有庄门。庄门的形制，以及庄的四周是否有土墙抑或只是四周的房屋联成一片，在村图中并无说明。但既标有庄门，必与无庄门的村不同：庄门成为出入孔道而增强庄内的安全性。
青县有庄门的33村中，49户以下有24村，其中19户以下的6村；50户以上的8村，又一村有128户。与全县村落的规模比较，这些有庄门的村大抵属于中小村。何以这些村会有庄门而青县的大多数村没有，难以确知。19户以下村有庄门的6村中，有一村是杜林镇的刘家园村，11户。从村名看，形成村落时应以刘姓为主；但村图中出现的姓氏有金、沈、马三姓，而金姓有武进士1人，武举人1人，从年龄来看，两人可能是父子关系，后者还担任乡董，可知金姓在村中有势力。11户组成一方阵形的村庄，设立庄门，可能出于金姓的设计或有金姓的影响。较大村落而有庄门者，翕合屯有87户，村图显示居民房屋形成一块而有庄门。该村有一袁姓，系现任平阳府经历，是一名小官，乡董亦袁姓，似袁姓在村有些势力，87户之村合为一庄门，或与袁姓之影响力有关。128户的罗家庄和82户的东姚庄，从村图所见，居民房屋较散落，全村分成几小块，有庄门的只是其中的一块。
　五、井
华北村庄的居民用水和农事用水，大多依靠或部分依靠村内村外的水井。每一村庄，除房屋、街道之外，村庄内外往往分布有数量不一的水井，形成北方农村的一大特色，如同19世纪末在华北的西方传教士描述：“水井是中国乡村庄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注：Arthur H.Smith,Village Life in China:A Study in Sociology,p.44.）北方乡村多水井，实是地理因素使然。中国南方雨量较充足，江河湖泊多，还有星罗棋布的大小塘堰，是农民家用和农业用水的主要来源；农田虽也稍有井灌，但以渠灌、引灌、塘田为优为主。而北方雨量少，塘堰少，河流多是季节性的浅河道，所以掘井以取得较经常的水源就成为必要了。
明清时期，官府和人民对在乡村掘井，大都比较重视。清朝在乾隆时期和光绪初年，在华北地区都曾较大规模地倡导掘井，华北农民对掘井也有较高的积极性。据研究，在清代，“直隶正定、顺德、河间，山西蒲州、解州、平阳，陕西西安、同州、乾州等，河南彰德、卫辉、怀庆等，山东济南、临清、兖州等府州县，井灌都较为发达”（注：陈树平：《明清时期的井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4期。），对民生、对农作都大有益。水井大小不同，又有简易之土井和砖井之别。开挖小井土井，成本较低，经济略可自给的农民就能办到，甚至可由邻人互助。山东乡间打井多有技术能手，村里如要打一口新井，就请一位能手和其他一二十个人来做，一般不付钱，只请大家吃一顿丰盛的宴席就行。（注：Arthur H.Smith,Village Life in China:A Study in Sociology,p.44.）水井内壁，有的砌整砖，有的砌半砖；但大多先开土井，获益后有余力再砌砖井。
由于水井对农村生产生活之不可或缺，故晚清之地方志颇有村庄内外各有若干水井之记载，可供研究当时村落形态之利用。
光绪《获鹿县志》简记了各村的井泉数，栏名是“井泉”，实际大多是说井。各村有井一二至四五六八十不等，而少数村多达20余井。全县连县城共203村镇，除5村无井外，198村中，村有井4口及以下者，121村，有5至6口者50村，7至10口者20村，11口以上者7村。井最多的两村：一有井24口，一有井26口。全县共有890井，村均4.38口。5个无井村中，一村的资料云：“太平河在村东”，又一村云：“白鹿泉源在村内”，此二村自无必要开井。另三村的水源情况不明。
获鹿县西部属太行山低丘陵区，东部为冲积平原，井数远多于燕山山脉山陵地区的延庆州。光绪《延庆州志》“村镇表”记载了除州城外各村的户口、土地和井数（少数村缺载）。这有助于了解村庄水井与农民生产生活的关系。以下是“村镇表”中井数、户数、耕地数俱备的各村落分类表：
附图{图}
延庆上述203村，有井384口，村均1.89井。远少于获鹿。
许多州县除依靠井以取生活生产用水外，还会有多少不等的河流或其他水源，这里和以下所说的井均耕地数，并不意味着这些耕地只能从井得到供水，而只是作为村落中井的密度的比照数。延庆州各村都注明井是在村内或村外，如小营村，“村内井三，村外井十”；东辛庄，“村内井二”；西五里营，“村中井四”。大部分村的井注明在村内，可知延庆州的井以民生日用为主；井均耕地达数百亩，农事用水必不能都依靠于井。延庆境有妫水河、蔡河和多条小河，农事用水和有些无井村的居民用水可能主要依靠河流。在村落规模为200-299户一组的3村中，1村无井而注明村外半里有小河，该村的民用农用水就可能都取自小河。但也有一47户的“二铺”村，无井，附近亦无河，注明“井无，从罗家台取水，距村六里”。显示了山区村用水的困难。
冀南永年县境有滏水等河，可灌部分民田，而距水远者则民用农用都主要靠井。光绪《永年县志》“水利志”记，道光末年调查，四乡196村旧有4777井，新开397井，共有5174井，村均达26.4口。这是平均每一村庄有相当密集的水井数的地区。
栾城县位处华北平原，是凿井发达的地区。据同治《栾城县志》引《正定府志》：正郡东南，弥望平夷，千涧水落，小大河流游衍其间，所在都可得泉；栾城156村，有井3620口云云。县志称：现今的村庄数为150，而邑人掘井者“更为踊跃，若合计之，数大倍曩昔矣”。并称：本应将现今每村井数编入县志，但民既已踊跃，就省略不记了。这使今人得不到后来的具体数字资料以见其规模；但即使以府志所记156村3620井计之，村均已有井23.21口。同治十一年，栾城全县13478户，平均3.72户就有一井。县志所载栾城县耕地合计约371056亩，井均为102.50亩。如确已“数大倍曩昔”，则平均不到2户或平均约50亩土地就有一井。
青县、深州、定州同处于平原地区而青县稍偏东。这3个州县的村图和方志资料都有关于各村的水井数和其他人文资料。现将上述3州县1000余村镇的水井与户口、耕地的关系，制表显示如下：
附图{图}
如以村均井数计，青县435村镇，1390井，村均3.2井；深州284村，2247井，村均7.91井，都低于栾城。定州411村，8090井，村均

中国历史故事酒池肉林

19.68井，可与栾城相比。如以井数与农田亩数相比，定州井均约110.8亩，也大略与栾城相当。
从上表可以看出，青、深、定三州县都显示出大村井数多，但井数与村的规模并不以同样的比例增加，大村每井平均负担的民用户数和农用亩数，都多于小村的井，由此可以推测大村所筑之井，其质量容量必比较高。前文延庆州的表也大体显示这一点。
其次可以看出，青、深、定三州县中，无论大村小村，井数以定州最多，平均一二家、三四家就有一井；一个百十户的村，有井数十口，可说蔚为大观。定州有些村庄有井数十，甚或超过100，如东焦谷村，134户，有井80；邢邑镇，381户，有井110；沟里村，113户，122井；西坂村，418户，330井；苏泉村，209户，有井240；丁村，150户，214井；北庞村，113户，176井；南支合村，145户，112井。深州284村中，井最多是217户的穆村，有井93；西杜家庄，292户，45井；李门寺村，168户，43井。青县各村，井数最多为157户的刘缺屯，14井；44户的戴家园，有井12;123户的新开路，有井11；其他则少有村达到10井者。但周尚文屯16户，有井5；孟家营36户，有井5；后牛圈头46户，有井8；鲍家咀40户，有井6，是一些村小而井较多的例子。
各县大抵都有少数村的井数特别多。其中深州旧州村170户而有井53口，村西27，村东19，村北4，村内3，此村的村图对此有说明：“周村皆系菜园，故井多至53眼。”这一细致的解释或可帮助我们理解其他同类现象。
定州的井都注明了在村内或在村外，不少村村内井数多于村外，但村外井数多于村内的，仍占大多数。显然村外井主要用于农田灌溉。以其所拥有的井数与该州各村的纳赋土地亩数相比，定州的大村平均50余亩就有一井灌溉之利，中小村亦百余亩就有一井。
《栾城县志》透露了村庄居民凿井的互助方式，称《正定府志》提议佃户地主合作掘井，而栾城“邑人掘井溉田，谋虑尤善，或数家合ｚòｕ＠①一井，或一田兼ｚòｕ＠①两井”。这种合作掘井的方式，就产生了井的共有。这在村图中亦偶有反映。青县贾家庄，27户，“井泉”项下注“公用水井三眼，水淡”。此村的村图在“村董”、“耆老”、“节孝”3栏出现人名共6人，均贾姓，故此村可能是一姓村；水井应是合村公立，或数家合作分立3井。这类情况别县别村也一定会有，只是填表未显示出来。
　六、庙
康熙年间，左都御史赵申乔奏称：直省寺庙众多，易藏奸匪。旨准勒禁增建。（注：《清史列传》第3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37页。）直隶青县康熙志记祠庙寺观，在城关者有19座。至光绪初年，亦即在禁止增建后约160年，青县村图载城关祠庙寺观22座，其中注明是新庙者9座，可知寺庙之众多非一般禁令所能限止。在晚清，曾久住中国北方农村的西方人说：中国的事很难加以概括，但说村庄普遍有庙，大概不错。（注：Arthur H.Smith,Village Life in China:A Study in Sociology,p.137.）的确，考察晚清时期的北方村落，基本上可说“无庙不成村”。
庙，首先指宗庙，以后引伸为凡所以祀神者都可称庙。明清时期，每一府州县都必须设立功令规定的坛庙。有社稷坛，清雍正年间规定设坛而不屋，书写某府州县“社”之神和“稷”之神字样于木牌，春秋祭祀。风云雷雨山川坛，亦立牌春秋祭祀。先农坛，岁春州县官率属及耆老农夫行耕籍礼。文庙，正印官春秋仲月上丁致祭，东西庑有众多从祀的先贤先儒。关帝庙，五月十三日致祭。城隍庙，府州县新官莅任须先斋宿，每月朔望行香。此外还有八蜡庙、刘猛将军庙，这是保庄稼、驱虫害的神庙；马神庙、火神庙、龙王庙、药王庙、土地庙等；还有忠义祠、节孝祠、名宦祠等。这些大都是按照儒家的历史观念和道德标准而形成的崇拜对象，而且多半建立于府州县城。除此以外，村落中有为数众多的渊源于佛教道教和中国民间宗教的寺和庙，其中有一些与官府功令规定的崇拜对象相重叠，特出的是关帝庙、土地庙、龙王庙等。它们是村落形态的组成部分，也是当时农村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
我们先看青县。前已提到，青县县城有祠庙寺观22座。属于功令规定的坛庙中，不计坛，有文庙、文昌庙、关帝庙各一，还有马神庙、火神庙、龙王庙、药王庙、城隍庙、土地庙、刘猛将军庙各一，此外又有吕祖庙、娘娘庙、白衣庙、观音庙、佛祖庙、弥陀庙、天齐庙、科神庙和清真寺。其中有僧、尼、道11人。
青县全县共有578庙，其中注明新建的31庙，共有僧、尼、道216人。以下试以12镇分别统计，以见各镇寺庙的分布概况。
附图{图}
附图{图}
从总数和比数来看，全县435村而有578亩，平均每村有庙1.33座，但99村无庙，无庙村达20%以上。青县的无庙村大抵是些小村。在城镇有无庙村11个，其中9村是50户以下小村。南街镇无庙村15个，13村是50户以下小村。各无庙村情况大体如此。有庙村中，颇有多庙者。北街镇王镇店79户，有庙9所：关帝庙、娘娘庙、土地庙各1，八郎庙、佛爷庙各3；大陈庄19户，有庙5所：地藏庙3，真武庙、土地庙各1。新集镇大功村32户，4庙，有关帝庙、娘娘庙、观音庙、土地庙各1。黄洼镇张官屯仅4户，有菩萨庙2。
据光绪《唐县志》，直隶唐县的寺庙数与青县大体相似。不计代管小村，唐县东南西北四路264村有庙367座，村均1.39庙，与青县相近，但无庙者66村，占25%。东路28村，无庙者仅3村。北路36村，无庙者4村。西路之东西共143村，无庙者22村，南部无庙村较多，占57村中34村。
《延庆州志》“村镇表”各村中，于庙宇一栏空白者16村，但其中“田赋”、“井泉”、“山川”三栏亦空白者，占12村，这12村可能修志时未能得到调查资料；只有4村是各栏俱有内容惟“庙宇”栏空白，似可确认为该村无庙。以实际填写的庙数计，共有寺庙487座，村均达2.14庙，较多于青县、唐县。且其中颇有一些小村而多庙者。东路的莲花池村，32户，有关帝、观音、龙王、土地4庙。南老君堂，22户，有关帝、老君、菩萨3庙和三圣祠1。北路屈家堡，13户，有龙王、佛爷、三官3庙。
获鹿县庙宇更为密集。据光绪《获鹿县志》，获鹿县18社共198村，仅1村无寺庙，全县有寺庙1414座，村均达7.14座。
深州和定州本境内的庙宇数也都相当密集。以下是深州三路284村寺庙数目分布表。
路别　　　村数　　　庙数　僧尼道数　无庙村数 无庙村比例
西南路　　116 520 9 0 0
西北路 　71 384 3 0 0
东南路 　　97 478 21 1 1.03%
显然，深州乡间的寺庙远多于青县，284村有1382庙，平均每村有4.87庙。而无庙者仅1村，为20户的小村刘家马庄。但僧尼道人数则较少。村有10庙以上者达26村。如清辉头村，308户，庙13座：关帝、马王、观音、药王、河神、真武、龙母、菩萨、土地庙各1，三官庙3、兴隆寺1。南花盆村143户，庙12座：奶奶、龙王、药王、真武庙各1，菩萨、三官、三义、土地庙各2。唐凤村，140户，庙14座：三官、关帝庙各3，真武庙2，药王、菩萨、龙母、六圣、朝阳庙各1，法宝寺1。黄家疃村，73户，有庙12座：药王、玉皇、三皇、三义、三官、真武、奶奶庙各1，菩萨、土地庙各2，另1庙缺名。
据道光《定州志》，定州多庙也与深州相仿。道光末年的定州实行以约统村的“联庄法”。定州州城和43个“约”的庙宇数目，共达1891座，村均4.59座，与上述深州寺庙密度相仿，无庙村略多，有10村。10庙以上村，如包括州城，有31村镇。州城4街3关共48庙，最多。次多为西坂约的西坂村，37庙。西坂约7村和砖路约7村，西涨约5村，是寺庙数较多的3个约，现列概况如下表：
附图{图}
附图{图}
这19村共有238庙，村均12.53庙，较全州村均高出1倍多。
一个村庄平均有一二座以至十几座寺庙，有的还供养僧道尼，必须有一定的财力支持。这既需要有力者倡导，也需要一般人参与。寺庙首先是一处崇拜地，是乡民“免灾祈福”的对象和场所。众多的寺庙适应了这种需要，同时这种需要也促进寺庙的修建。有些儒家人物排斥佛道，如清初陆陇其甚至在修直隶《灵寿县志》时对“佛老寺观概不载”，但佛老寺观的大量存在是一个事实。道光《深州志》“风俗”云：“俗尚浮图，寺观星列。虽穷乡僻壤，募缘化施，即倾囊付之”，说明乡民对寺观的支持。乾隆山东《夏津县志》记载了一些大寺庙的修建过程。有一座古庙大云寺，无末圮，明朝几代僧人募缘修复。明末又毁，康熙初僧人“募十方善信又修复之，凡八进，殿宇层接，规制壮丽”。由于寺庙有这样广泛的基础，夏津志编者不取排斥佛道的态度，说：“寺观者黄缁焚修之所。神道设教，圣人不废，而愚夫愚妇日溺于声色货利之场不知返者，或触于象教，不觉慑其心而易其虑，转移众生之机于是在焉。”光绪直隶《乐亭县志》有很多关于寺庙的资料，其中引邑人的记叙称：自古寺宇之建以唐最盛，至明以姚氏故，大兴土木，而吾北省香刹宝塔遂甲天下。这位邑人说，虽有儒者排斥而其教愈盛，原因在于佛教主因果，劝人为善戒人为恶，亦“圣帝明王神道设教之一助”。乾隆朝曾有御史建议沙汰僧道，消除寺院，乾隆帝不同意，说：三教并行，相沿已久，惟在读书者维持而已。所以，在当时，寺庙有其存在甚或繁荣的环境。
但乡间寺庙，并不一定都渊源于佛道。
青县435村，578庙，从庙名看其所祀，五花八门，有三官、三义、三皇、龙王、真武、八郎、弥陀、白衣、药王、观音、玄帝等数十名目，而数量列于前三位的是：土地庙170座，关帝庙92座，娘娘庙65座。娘娘庙不知是指观音娘娘，还是王母娘娘，如是前者，则与菩萨庙、白衣庙等相同，娘娘庙数目达102座，占第二位。崇拜关帝、土地，显然是植根于中国的宗教。关帝不必说，光绪《乐亭县志》记“土神祠”称：“孝经纬，社者土地之神。今凡社神，俱呼土地。凡人之生无不践土而食毛，先王教民美报焉……此后世土神祠所自始也。”崇拜土地神，正来源于中国传统。
深州284村之庙宇，除少数村图失记庙名外，初步统计，亦以土地庙最多，计182座，关帝庙其次，161座，三官庙又次之，114座。此外有菩萨庙92，观音庙76，真武庙59，玉皇庙50。菩萨、观音显然都来自佛教，两者共168座。而土地、关帝，如上所述，当然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神。三官庙，据《乐亭县志》，“三官之称，见于后汉书刘焉传注，盖谓天地水也……宋史方技传苗守信上言：三元日，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各主录人之善恶……”也与中国传统的民间宗教有关。
《定州志》只州城48坛庙有名称，其他村镇但记庙数，不记庙名。据《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注：李景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入民国后，定县毁庙很多，残存的庙有879座，“其中最多的庙宇为五道庙，计157座，关帝庙123座，再次为老母庙，南海大士庙，三官庙……”五道庙，被认为是报丧的地方，所祀是地藏王。《乐亭县志》称五道庙“村村有之”，并以为即五圣祠，“北方所祀则皆云为土地、山神、苗神、龙王、增福诸神，或减其二为三圣，又或增为七圣九圣。至五道之称，乃三国典略所谓五道将军入宅不祥者……斯亦流俗相传愈传愈诞者矣。”故五道庙所祀，说法不一，而“村村有之”之说则甚不确。定州固较多，但青县仅李家镇之刘缺屯有1座五道庙；深州稍多，亦只18座。延庆州487庙中，五道庙仅13座，而土地庙亦只33座；最多属于龙王庙，161座，关帝庙居次，75座。
不少寺庙有庙田庙产，有庙会；寺庙亦常是设立学塾和村民集会议事之所。本文只就村落和寺庙往往共生这一形态而言，至于寺庙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内容，当另文探讨。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秋下加瓦
（资料来源：《近代史研究》200203）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9465.html

以上是关于王庆成：晚清华北村落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王庆成：晚清华北村落；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3806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