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从萨满信仰及秘密会党的盛行分析清代关帝崇拜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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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从萨满信仰及秘密会党的盛行分析清代关帝崇拜的普及

一、前言
三国时期，蜀汉名将关羽，习称关公，从宋代以来，关公由人变成神，受人供奉，香火鼎盛，历久不衰。元明时期，关公被奉为关圣帝君，简称关帝。清朝奉关帝为天神，对关帝的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关公信仰或关帝崇拜的起源与变迁，是值得重视的课题，探讨中国文化与民闻信仰，不能忽视关帝崇拜的研究。
中外学者对关帝的研究，成果丰富，举凡关公出生的传说、关公祠庙、关公戏剧、关公显圣、关帝崇拜与佛教关系、传奇中的关公形象等等问题，都有专门论著，具有一定的学术贡献，值得肯定。
关公是中原地区的汉族名将，近数十年来，中外学者对关帝崇拜的研究，虽然蔚为风气，但是对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崇奉关帝，关帝何以享受满族的顶礼膜拜？关帝崇拜与萨满信仰有何关系？却较少受到学者的注意。
八○年代，中国大陆采集到的关公传说，大都限于中国北部，或湖北、四川、山西一带，南部各省的关公传说，较为罕见，学者认为关公被东吴所杀，所以关帝神灵不踏南土。但是清代是下层社会秘密会党最盛行的时期，关帝在会党活动的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撰写的目的，就是利用现存档案资料，探讨萨满信仰及秘密会党的盛行分析清代北方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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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民族及南方下层社会对关帝崇奉的事实，反映关帝崇拜的普及。
二、从萨满信仰的盛行看北方少数民族关帝崇拜的普及
萨满，满洲语读作“saman”，是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称呼跳神巫人的音译，意思是指能够通灵的男女。萨满跳神作法的仪式，是属于一种原始的宗教仪式，萨满口念神词，手击神鼓，身穿怪异神服，头戴神帽，腰系神铃，手舞足蹈，札立（jari）助唱神歌，音调配合，萨满受到自我暗示或声色刺激后，开始产生一种人格解离或精神意识的变化，身体开始颤抖，神灵附体，鼓声和舞步越来越快，萨满达到忘我境界，进入一种催眠状态后，萨满的魂灵开始出窍，离开躯壳，过阴捉魂，达成附体还阳，起死回生的使命。
萨满信仰盛行于北亚草原地带，以贝加尔湖附近及阿尔泰山一带，表现最为典型。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例如满洲、蒙古、赫哲、索伦、鄂伦春、达呼尔、锡伯等族，都崇奉萨满信仰，萨满信仰的盛行，就是北亚草原社会的共同文化特质。
在初民社会里，都曾产生过巫觋文化现象，或巫术活动，人们相信巫觋充满着各种超自然的能力，巫亲常用咒术来驾驭自然，迫使风雨或动物遵从巫觋的意志。萨满就是从原始的巫觋脱胎而来，萨满跳神治病，过阴捉魂，都普遍运用巫术，巫术观念及巫术活动等巫术因素，在北亚少数民族的萨满信仰中，都有十分显著的呈现。因此，萨满信仰就是以巫术为主体和主流发展起来的复杂文化现象。
萨满信仰相信万物有灵，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为思想基础，崇拜日月星辰，山有山神，也有熊神、鹰神等等，各种魂灵可以相通，可以转移，彼此之间有血缘关系。萨满信仰的性质既然是属于一种多神崇拜的文化现象，这就决定了它并不排斥其他外来宗教的特点。
道教本来就是由原始巫觋信仰发展而来的民间宗教，与萨满信仰存在着许多共同性质。历代以来，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长期接触佛教思想后，对佛教神祗，并不排斥。早在隋唐时期（589一906），东北靺鞨族的统治者，已经开始笃信佛教。在黑龙江宁安县白庙子村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出土的舍利子等佛教物品，证实了隋唐时期的靺鞨族已经开始信仰佛教（1）。金代（1115-1234），女真族大批南迁后，受到汉族更大的影响，女真社会崇信佛教及道教的风气，更加盛行。佛教和道教的神只都先后进入了萨满信仰的神祗行列，使萨满信仰的神祗体系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诸佛菩萨外，关公也登上了萨满信仰的神坛。
三国时期的蜀国名将关公，从唐代以来，中原内地对他的崇拜，已经很盛行，而且逐渐成为佛教和道教共同崇拜的神祇。佛教寺院尊关公为伽蓝神之一。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8），佛教禅宗北派六祖神秀在玉泉山建造佛寺时，即以关公为伽蓝神。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赐关公玉泉寺庙额为“显烈庙”。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因关公神力破除解州盐池蚩尤祸患，加封关公为崇宁真君，追赠“忠惠公”。大观二年（1108），加封关公为“武安王”。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封为“壮缪义勇王”。
基于政治的需要，元、明两代对关公也大加勅封。明世宗嘉靖十年（1531），勒封关公为“汉关帝寿亭侯”，开始称关公为“帝”。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1620），明廷勅封关公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道教尊关公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简称关圣帝，或关帝，尊号显赫。
关帝崇拜传入辽东后，很快地被女真人或满族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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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民族所接受。这位由英勇善战的忠义名将演化而来的神祇，对崇尚武功，恪守信义的边疆民族，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蒙古、女真部落首领与明朝边将盟誓时，照例要请出双方都笃信的关帝神像。例如明思宗崇祯九年（1636）十二月，宣大总督卢象升奏报，是月初八日，山西大同署杀胡堡守备高鸾，与蒙古台吉议定边约，宰杀黑牛一只，乌鸡一只，请来关圣帝神像，傍立大刀二口，下立腰刀四十余口，摆设香案祀奠，用黄表写立台吉、头目年庚誓状一通，歃血盟誓，将血酒抛天徧饮，宣誓恭顺明朝，出力报效（2）。
《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一部脍炙人口的章回小说，书中描写关公的神武忠义，既生动，又感人。清太祖努尔哈齐好看《三国志通俗演义》，从中吸取政治、军事谋略，关公的勇武形象，也成了努尔哈齐心目中的楷模。清太宗皇太极也非常喜爱阅读《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小说几乎成为努尔哈齐、皇太极父子制订内外国策、作战方略，甚至为人处世所不可或缺的依据。
皇太极在位期间（1627-1643），曾命达海等人将《三国志通俗演义》翻译成满文，多尔衮摄政期间，又命满族学士查布海等人继续翻译，校订刊刻，颁给八旗将领，成为他们学习兵法的秘籍。满族社会普遍的崇奉关公，确实是受《三国志通俗演义》满文译本的重大影响。清人王嵩儒就说过，“本朝未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志演义》为兵略，故极崇拜关羽。其后有托为关神显灵卫驾之说，屡加封号，庙祀遂遍天下。”（3）《三国志通俗演义》满文译本在满洲社会的广泛流传，对关公的神武忠义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关公就这样以战神的形象进入了满洲等少数民族的社会，为各少数民族所顶礼膜拜。
《三国志通俗演义》满文译本附有关公本传译文，译出罗马拼音，并附录汉文如下：
juwan bithe de henduhengge，guwan gung ni bisire
fonde，saisa be gingguleme daifu hafasa be kunduleme,
fejergi be gosime，ishunde becunure urse，guwan gung
de hab?anjiha de，guwan gung nure omibume acabumbi．
niyalma tem?endume becunumbihe de hab?ara be jend-
erakūofi，kemuni hendurengge mafa aikabade joborahū
seine，tere fou i niyalma sirkedeme hab?ahakūbi．tuttu
ofijulge te i urse gemu tukiyeme guwan mafa seme
hedumbihedi．jang i de banjitai hatan furu，udu dergi
urse be kundulecibe，fejergi niyalma be gosirakū，yaya
niyalma becunufi hab?aha de urn waka be fonjirakū
gemu wame ofi，amala nlyalma wara de geleme hab?-
anarakūbihebi，tuttu ofi guwan gung de ingen hab?ara
be jenderakūi de de irgen geleme hab?arakū．terei
wesihun ujen ningge tuttu kai．
传曰：关公在生之时，敬重士大夫，抚恤下人，有互相欧骂者，告于公前，公以酒和之，后人争斗，不忍告理。常曰：恐犯爷爷也。时人为此不忍繁实焉，故自古迄今，皆称曰：关爷爷也。张翼德平生性躁，虽敬上士，而不恤下人。凡有士卒争斗，告于飞前，不问曲直，并皆斩之。后人为此，不敢告理，但恐斩之，所以关公为人民不忍犯，翼德为人民不敢犯，其贵重也如此（4）。
引文中叙述关公“敬重士大夫，抚恤下人”，张飞“虽敬上士，而不恤下人”。天聪七年（1633）六月，明将孔有德、耿仲明等率领部众归顺满洲，皇太极欲行抱见礼，以示隆重，诸贝勒反对抱见礼，请以一般礼仪相见。皇太极即引用关公敬上爱下的故事，对降将行抱见礼。他说：
昔张飞尊上而陵下，关公敬上而爱下，今以恩遇下，岂不善乎？元帅、总兵曾取登州，攻城略地，正当强盛，而纳款输诚，遣使者三，率其兵民，航海冲敌，来归于我，功孰大焉？朕意当行抱见礼，以示优隆之意（5）。
相见礼仪议定行抱见礼，孔有德等降将向皇太极叩头后，抱膝相见，请贝勒俱行抱见礼。
天聪九年（1635）三月，皇太极遣朝鲜使臣李俊回国，并致书朝鲜国王，《满文原档》详载国书内容，书中记载皇太极曾引黄忠落马，关公不杀的一段故事来指责朝鲜国王的背信弃义。《满文原档》有一段记载说：
julge howangdzung, guwan gung ni emgi afara de
morin of tuheke manggi, guwan gung wahakūmorin
yalubufi dasame afahangge uthai waci ton akūseh-
engge kai，guwan gung jiyangjiun bime jurgan be dele
arafi yargiyan akdun be jurcehe akūhi，wang emu
gurun i ejen kooli be ambula hafuka bi，akdun jurgan
be jurcehe doro bio，bi inu kenehunjerakūofi donjiha
babe wang de gidarakūhendumbi（6）．
引文内容，译出汉文如下：
从前黄忠与关公交战时，从马上落地后，关公未杀，令乘马再战，即使乘危杀之，也不算英勇啊？关公只是将军，而以义为尚，不违背诚信。王乃一国之主，博通规章，岂有违背信义的道理呢？我也因为深信不疑，故将所闻直言于王而无隐。在皇太极心目中，关公是一位讲信义的英雄，黄忠马失前蹄，关公并不乘危杀人，国与国之间，必须诚信相孚，然后和议方能永久遵守。皇太极把《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为治国、治军的方略，特别推崇关公，所以常举关公的故事来教育、训导大臣（7）。
清太祖天命年间（1616—1626），除了设堂子祭祀外，还在兴京赫图阿拉东山顶上兴建了佛寺、玉皇庙、十王殿等庙宇。在宁古塔建造佛教、道教寺观七座，分别供奉观音、龙王、关帝驸马等神。清太宗崇德年间（1636—1643），民间长期顶礼膜拜的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关帝等已先后跻身于萨满信仰的神祇行列，成为满洲宫廷及民间供奉的三大神祗，反映佛教和道教的神祗及礼仪，也开始与萨满信仰合流（8）。崇德八年（1643），在沈阳地载门外，敕建关帝庙，赐额“义高千古”。满洲入关之初，即在北京兴建关帝庙。清世祖顺治九年（1652），敕封关帝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清世宗雍正三年（1725），加封关帝三代公爵，春秋祭祀。《关圣桃园明圣经》一书所载“关圣帝君世系图”谓关帝生于东汉桓帝延三年（160）六月二十四日，殁于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十二月初七日，享年六十岁（9）。民间则以五月十三日为关帝圣诞，又称雨节，如遇抗旱，即于是日祈雨（10）。关帝圣诞，皇帝钦派皇子等人致祭。在锡伯族聚居的村屯中流传着一种民俗，每逢大旱，全村男女老幼，每人身背柳条一束，赤着脚，卷起裤腿，对着天呼唤求雨，然后齐集关帝庙，宰羊祭祀。
清朝崇奉关帝，将关帝与孔子并列，以孔子为文圣，而以关帝为武圣（11）。《奉化县志》有一段记载说：“世俗所以崇关帝者，或自为福禄之神，或惑于三国志演义小说。”（12）关帝传说，忠义感人，清朝崇奉关帝，确实是受到《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小说的影响。清代皇帝提倡关帝崇拜，确实有其政治目的，雍正八年（1830）七月十一日，《起居注册》记载一段谕旨，雍正皇帝命内阁在京城白马关帝庙旁选择吉地，为开国以来尽忠报国，完名全节的满汉文武大臣修建贤良祠，春秋祭祀（13）。雍正皇帝在京城关帝庙旁建造贤良祠，将已故忠君爱国的满汉文武大臣入祀祠内，其目的就是令当时及后世的臣民见贤思齐，为清朝效命。
乾隆皇帝提倡关帝崇拜，更是不遗余力。乾隆四十一年（1776），诏改关羽本传说号“壮缪”为“忠义”。乾隆四十三年（1778），奉旨重修承德府丽正门右关帝庙，改用黄瓦。明清帝王，崇尚黄色，黄色物件，皇帝之外，禁止使用，关帝庙改用黄瓦，是提高关帝地位的具体表现。汉大臣之中曾以“关帝”字样隐寓把皇帝关起来，或拘禁皇帝之意，语涉违碍，奏请改名。乾隆皇帝以关帝崇拜由来已久，可以听其自然。乾隆皇帝崇奉关帝，称关帝为关西夫子。
有清一代，对关帝的崇奉，可以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关帝变成了天神，成为满族等北方少数民族的保护神，屡次显灵，每度过一次重大的灾难，清廷都要加封关帝，感谢关帝在冥冥之中暗加护佑。关帝庙与禹王庙、淮神庙、顾王庙、风神庙并列，每当暴风雨侵袭，地方水患，河工保护无虞，认为就是关帝等神衹的默佑，方能化险为夷。因此，水灾过后，清廷照例发下藏香，在关帝庙、禹王庙、淮神庙、显王庙、风神庙上香致谢（14）。当天地会首领林爽文率众起事以后，台湾府城安然无恙，据地方官奏报，是因为府城东门城楼上关帝显灵赐佑。大学土福康安率领大军安稳渡过台湾海峡，迅速平定乱事，相信也是关帝暗加护佑。乾隆五十三年（1787）七月十九日，乾隆皇帝颁降谕旨，台湾府城改建城垣时，即重修关帝庙，将殿宇扩建，使其轮换一新，但不可换塑关帝圣像（15）。咸丰八年（1858）十二月间，太平军数千人围攻福建宁洋县城，城内兵勇单薄，众寡悬殊，县城危急，但是太平军却屡攻不下。据知县禀称，宁洋地方崇奉关帝君已经二百余年，太平军攻城时，众人见城上旗帜人马甚多，银刀排列，喊声震地，关圣帝穿着绿袍，状貌魁伟，往来指挥，太平军惊骇退散（16）。闽浙总督庆端认为县城转危为安，实出关圣帝君神灵显应，护国佑民，因此，奏请钦颁匾额。
满洲称“爷爷”为“mafa”，汉字音译作“玛法”。《三国志通俗演义》中 “关爷爷”，满文译本作“guwan mafa”。关帝被满族亲切地恭称“关玛法”，在满族长篇说部中，“关据法传奇”占有重要一席。用满洲语讲述，边讲边唱，唱念相合，满族老幼多喜闻乐听。在满族社会中讲述的关玛法故事，内容丰富，包括关玛法出世于东海，盗马、比武等情节，其饮食用具、穿着服饰及礼仪等都已满族化，在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社会中，关帝就是一位颇具北方民族个性的神话人物（17）。在北方少数民族心目中，关帝和岳飞不同，岳飞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直捣黄龙的民族意识，引起北方各少数民族的深恶痛绝。在关帝的传说中，种族意识，并不浓厚，满洲化的关玛法，颇能为蒙古、达呼尔、锡伯等族所接纳。在明代，岳飞与关公可以说是平起平坐的，两人同被供奉在关岳庙中，左关公，右岳飞，两人都居正位，后来关岳庙改称武庙（18），关公是三界伏魔大帝，岳飞是三界靖魔大帝。但是到了清朝，关公的地位不断提高，清朝皇帝褒扬关公的忠义神武，不仅籍崇奉关帝来笼络蒙古诸部，也为明末辽东降将及关内汉族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根据，希望天下臣民效法关公的既忠且义，共同为清朝效力，以关公为榜样。到了雍正年间，岳飞的靖魔大帝匾额已被下令从武庙中搬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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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乾隆皇帝提倡忠君，更是不遗余力，崇奉关帝就是忠君思想下的具体表现。
清代辽东地区，关帝庙到处林立，反映中国东北各少数民族的社会中关帝崇拜的普及。根据文渊阁写本《钦走盛京通志》一书的记载，可将乾隆四十七年（1782）以前盛京各属的关帝庙数目列出简表如下：
清代前期盛京各属关帝庙统计表
由前列简表可知乾隆四十七年（1782）以前，盛京各属关帝庙多达九十座，可以说明辽东地区关帝崇拜的普及。根据光绪十三年（1887）刊印《承德府志》的记载，可将承德府境内各关帝庙的分布及其建造年代，列出简表如下：
由前列简表可知承德府境内关帝庙共计三十六座，其建造时间，主要在康熙末年至乾隆中叶。雍正十年（1732），承德西南街建造的关帝庙，由雍正皇帝亲自题写庙额为“忠义伏魔”（20）。此外，据《辽阳县志》记载，辽阳县境内关帝庙，共计二十九座。东北地区，关帝庙林立，确实有其政治意义。
佛教、道教思想盛行以后，北方少数民族多喜欢以佛、道神衹来为新生的婴儿命名，逐渐形成一种风气。以乾隆朝《起居注册》为例，常见的佛、道神衹名字包括：佛保、神保、佛会保、三神保、七星保、千佛保、诸神保、众神保、那摩佛、福神保、文殊保、菩萨保、观音保、释迦保、弥勒保、韦陀保、地藏保、关圣保、关帝保、关音保、伏魔保、武神保等等不胜枚举。关帝崇拜普及以后，关帝不仅进入了萨满信仰的神衹行列，同时也进入了东北少数民族的日常社会生活里，其具体的表现，就是有不少人喜欢以关帝命名，目的是祈求关帝的默佑，以求平安。
乾隆二十八年（1736）四月初四日，《起居注册》有一段记载说：“镶黄旗满洲都统奏请补授防御员缺，带领保送人员引见，奉谕旨，着关帝保补授防御。”（21）关音保，读音近似观音保，但以“关”字取代“观”，目的是祈求关帝和观音菩萨的共同保佑。伏魔保一名，是因关帝又称三界伏魔大帝而得名。达呼尔族受汉族的影响，对关帝的崇奉，也很普遍。黑龙江瑷珲地区的一些达呼尔族村屯，每屯都有一座小型关帝庙，祠庙的规模不大，多为木板结构，庙内供有关帝画像，两侧还供奉龙王、娘娘等神。传说关帝神是由达呼尔族出外当兵的人带回来的，认为关帝是武神，能保佑出征的达呼尔人打胜仗，并且平安返回。满族或达呼尔族社会中所常见的武神保这个名字，就是因关帝被尊奉为武神而得名，武神保就是关帝保。《清史稿》记载道光二十年（1840），关圣保补授礼部侍郎（22）。据清代传记资料记载，关圣保是满洲镶蓝旗人，伊尔根觉罗氏（23），关圣保就是因关帝又称关圣帝君而得名。东北各少数民族喜欢以关帝命名，分别取名为关帝保、关圣保、武神保、伏魔保、关音保等等，都是关帝崇拜的具体例证，相信关帝是保护神，为了祈求关帝的保佑，而以关帝命名，取名关帝保、关圣保等名字，相信冥冥之中，可以得到关帝的默佑。
三、从秘密会党的盛行看南方下层社会关帝崇拜的普及
清代秘密社会是指下层社会中不能公开活动的各种秘密组织，因其思想信仰、组织形态、社会功能，彼此不同，大致可以分为民间秘密宗教和秘密会党两个范围
民间秘密宗教或由民间原有的巫觋信仰杂揉儒释道的教义思想而创立的各种教派，或由佛道世俗化衍化产生的各种教派。各种教派模拟家族血缘制的父子伦理，师徒之间建立上下辈分纵的关系。
秘密会党是由民间异姓结拜团体发展而来的各种秘密组织，受《三国志通俗演义》桃园结义及《水浒传》梁山泊英雄聚义等故事的影响，吸收民间金兰结义的传统，模拟家族血缘制的兄弟情谊，举行歃血沥酒的盟誓仪式，成员之间，彼此以兄弟相称，强调忠心义气，以维持兄弟平行横的关系。
有清一代，中国南方闽粤等省，由于异姓结拜风气的盛行，人口流动的频繁，种族意识的强烈，因此，结盟拜会的活动，非常活跃，是中国秘密会党最为蓬勃发展的时期，会党林立，例如父母会、铁鞭会、铁尺会、小刀会、天地会、添弟会、雷公会、三合会、三点会、哥老会等，不胜枚举。由于朝廷制订禁止异姓结拜律例及会党治罪专条，各会党因遭受官方的取缔或镇压，其组织与活动，都是不合法的，各会党只能在下层社会中秘密发展。
近数十年来，各地采集到的关公传说，大都在中国北部湖北、四川、山西一带，南部各省的关公传说，较为罕见，学者认为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民间相传“因关公被东吴所害，所以他的神灵不履南土。” （24）八○年代，中国大陆采录的关公传说，虽然大部分布于内地北部各省，但是关公神灵不踏南土的传说，是足采信的。
《三国志通俗演义》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一段叙述刘备、关羽、张飞三人结拜的经过说道：
飞日：“吾庄后有一桃园，花开正盛；明日当于园中祭告天地，我三人结为兄弟，协力同心，然后可圆大事。”玄德、云长齐声应日：“如此甚好。”次日，于桃园中，备下牛白马祭礼等项，三人焚香，再拜而说誓曰：“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誓毕，拜玄德为兄，关羽次之，张飞为弟。祭罢天地，复宰牛设酒，聚乡中勇士，得三百人，就桃园中痛饮一醉（25）。
桃园结义，在性质上，就是异姓兄弟的金兰结义。刘备、关羽、张飞三人在桃园结拜兄弟，誓同生死，背恩忘义，天人共戮，这种强调忠心义气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耳熟能详。
明末清初以来，闽粤地区因聚族而居所产生的宗族械斗案件，层出不穷，大姓恃强凌弱，欺压小姓，各小姓联合自保，模仿桃园结义仪式，歃血沥酒。同时吸收佛家破除俗姓，以“释”为僧侣共同姓氏的传统，藉以发挥四海皆兄弟的精神。异姓兄弟结拜时，除了本姓外，另以象征特殊意义的文字为义姓，化异姓为同姓，以打破各家族的本位主义，并消除内部成员之间的矛盾。各小姓联合后，或以“万”为义姓，象征万众一心。或以“齐”为义姓，象征齐心协力：或以“同”为义姓，象征共结同心；或以“海”为义姓，象征四海一家。大姓因各小姓联合抵制而感受威胁，也联合各大姓，举行盟誓仪式，以“包”为义姓，象征包罗万民。异姓结拜活动，蔚为风气，秘密会党就是由闽粤地区的异姓结拜团体发展而来的各种秘密组织（26）。各会党的名称，具有不同的特殊意义。例如台湾父母会是为了父母年老身故筹措丧葬费用而成立的互助会；福建内地的铁鞭会，是因会中成员携带铁鞭而得名；铁尺会也是因携带铁尺而得名；小刀会则因携带小刀防身而得名；天地会是因跪拜天地盟誓而得名；添弟会是因兄弟日添争斗必胜而得名；雷公会是因不肖之人必被雷公击毙而得名，各有其特征，因特征不同，于是出现了各种会党名称，名目繁多，随着闽粤人口的向外流动，结盟拜会的风气，也逐渐蔓延到其他省分，台湾、江西、广西、云南、贵州、湖南等地的秘密会党，大都为闽粤秘密会党的派生现象。清代南方盛行的各种秘密会党，其性质，与桃园结义的精神，最为相近，各会党成员都崇拜关帝。由于南方秘密会党的盛行，反映南方下层社会里关帝崇拜的普及。《洪门志》有一段记载说：
久闻老大哥，明月高照，义气千秋，好比当初关圣帝，见
不平，斩雄虎，有圣母，赐清泉，改换容貌，桃园结拜兄
弟刘、张，同生死，举义兵，把黄巾贼破。酒未冷，斩华
雄，血染宝刀，过五关，斩六将，威风凛凛（27）。
原文中“有圣母，阳清泉，改换容貌”等句，与关公因杀人被兵追赶，观音菩萨显灵救他的传说相近。
秘密会党的活动，与中国通俗文化的发展，关系密切，各会党一方面吸收了古代通俗文化的许多内容及形式，另一方面广泛流传于各会党内部的隐语、暗号、对话及诗句等内容却又丰富了清代通俗文化的内涵。在秘密会党内部流传的隐语暗号中，多与桃园结义及关公传说有密切关系。乾隆中叶出现的天地会已经开始传授三指暗号。入会成员出外行走，用三指按住心坎为暗号，，便可免于被人抢夺。相见时使用左手伸三指朝天的暗号，就知道是天地会弟兄（28）。天地会举手不离三的三指暗号，就是指桃园结义刘备、关公、张飞三姓结拜弟兄的“三”而言，以“三”象征桃园三结义的特殊意义。
各会党成员的会员证，叫做腰屏，又作腰屏，其样式多为布票八角形，分为若干层，各层文字，颠倒错乱，大都属于藏头诗形式，嵌字入诗，难于解读。或取名字偏旁，拼造组合字，例如取“金兰结义”、“忠心义气”等句偏旁拼造组合字。或以汉字笔画隐藏含义，例如以“木立斗世”隐藏清帝在位年数，“木”字拆为“十八”即顺治皇帝在位年数；“立”字拆为“六一”，即康熙皇帝在位年数；“斗”字折为“十三”，即雍正皇帝在位年数：“世”字拆为“三十二”，即乾隆三十二年入会年分。或以民间记账数字代表会中头目身分，例如以（934）为“大哥”；以（ 489）为“香主”。以（983）为“白扇”等，各头目早就有了自己的身分代号，从会党腰凭的变化，可以看出下层社会通俗文化的特色。下图为腰凭一种图式：图式外层左上角为“金兰结义”的组合字：右上角为“忠心义气”的组合字；内层居中（489）为香主的身分代号；居中下方“木立斗世”分别拆为“十八、六十一、十三、三十二”；居中右侧上方“靝”，为“青”和“气”的组合字，读作“天”。右侧下方“？”，为“黑”和“气”的组合字，读作“地”，在腰凭里暗藏了“天地”字样。
各会党共同标榜的，就是关公的忠义精神。关公秉烛达旦，保护皇嫂，义薄云天，在洪门兄弟的心目中，关公的地位，高过刘备。洪门兄弟崇拜关公，以关公为效法的楷模。天地会中流传的“读圣诗”中有一段记载说：
初赞圣人第一忠，列代流传有遗风，异姓结拜同信义，万
民供养住九重。二赞圣人本超群，徐州失散困曹营，上马
金来下马宝，美女红袍汉寿亭，闻如兄住河北地，封金挂
印奔古城，秉烛达旦保皇嫂，赤胆忠心第一人。赞圣人武
艺高，赤兔马来偃月刀，过五关曾把六将斩，立斩蔡阳城
壕，忠肝义胆难尽表，弟兄相会古城壕（29）。
关公忠肝义胆，是会党崇拜关公的主要原因。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藏嘉庆十一年（1806）天地会首领卢盛海等人结盟拜会的盟誓单，开端就说：“自古称忠义兼全，未有过于关圣帝君者也。溯其桃园结义以来，兄弟不啻同胞，患难相顾，疾病相扶，芳名耿耿，至今不弃”等句（30）。
洪门兄弟入会的会场，多临时设于郊外，分为外部、中央、内层三区，入会仪式，会中叫做“作戏”，会员出席叫做“看戏”。会中举行仪式的秘室，是在内层，称为红花亭，室中设关圣帝神位，额名为“忠义堂”。洪门掌所用的木斗，叫做木杨城。在后世流传的木杨城诗内就有“木场城内有关公，金花宝剑在斗中”等句，此外还有“木场城内有关公，歃血为盟尽姓洪”；“万姓弟兄来结拜，木杨城内有关公”；“木杨城内观音佛，外有关公显威灵”等句。
各会党成员辗转纠邀，大都为出外人，彼此多未谋面，于是编造了许多盘问弟兄的隐语，例如“古庙问答”的对话内容为：“问兄弟可知共有多少庙宇？答三个庙宇。问名称如何？答观音庙、关帝庙、高溪庙。”在关帝庙诗句中有：“历朝义气是云长，洪家兄弟效忠良”等句。又如“过桥问答”的对话，也有关帝在内。问：兄弟尔桥上过桥下过？答：桥下过。问：然何桥上又不过？答：有三人把守。问：何人把守？答：“桥头有关圣帝君，桥中有观音娘娘，桥尾有土地伯公。”关圣帝在会党口白对话中确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秘密会党对关帝的崇拜，其具体的表现，就是有许多会党的名称，常以关帝命名。例如乾隆元年（1736），福建邵武县出现的关圣会，就是因关圣帝君而得名。乾隆十二年（1747）十一月，江西人萧其能等人在江西宜黄县所加入的关帝会，也是因为崇拜关帝而得名。道光二十七年（1847），江西长宁县出现的关爷会，则是因为关公又称为关爷爷而得名。
各会党的入会仪式，多选在荒郊关帝庙或古庙内举行。周宗胜是广东南海县人，在广西上林县佣工度日，嘉庆十二年（1807）五月十三日，周宗胜等三十人在上林县东山岭关帝庙内结拜天地会（31）。
有些会党的结拜地点，因无关帝庙，而临时设立关帝神位，例如嘉庆十三年（1808）四月十六日，邹麻子等44人在江西乐安县境内僻静地方写立关帝神位，结拜边钱会。各会党举行盟誓仪式中，有恭请神衹的祝表，表文中也列入关圣帝君的名字。嘉庆十四年（1809）五月，广西来宾县天地会成员颜亚贵家藏“桃园歌”被地方官查获，歌词中开列所讲出的神祗，其中也包含在桃园结义的刘、关、张三位神祗（32）。
梁老三是广东南海县佛山镇人，向来在广西谋生。嘉庆二十年（1815）七月，梁老三邀得欧发祥等7人在广西恭城县结拜忠义会，因欧发祥出钱较多，被推为大哥。湖南衡阳县人李泳怀也在恭城县做小买卖营生，与梁老三熟识，谈及出门在外，孤身无助。梁老三即纠邀李泳怀加入忠义会，告以入会之后，可免外人欺侮，会中弟兄如有疾病事故，各出钱一百零八文资助。同年十月，李泳怀等12人齐至县境空庙内举行入会仪式。梁老三摆设案桌，用纸书写“忠义堂”三字，粘贴桌边，又供设关帝神位，旁插红旗五面，并点油灯数盏，外边用蔑圈三个，每问派人各执铁尺、尖刀在旁把圈。大哥梁老三头带红布，身披长红布一条，立于桌旁，令李泳怀等戴用红布，从圈内钻过，称为过三关，然后跳火盆，称为过火焰山，然后用针在左手刺血滴人鸡血酒内同饮，又将各人姓名开写表文，连同所设关帝神位、纸旗、蔑圈一并烧毁（33）。忠义会是因崇拜关帝，效法关帝的忠义而得名。其歃血盟誓的秘室，称为忠义堂，同时设立关帝神位。
道光十年（1830）五月初四日，江西清江县人张义老等26人在县境郊外山僻地方，结拜三点会，因无关帝庙，而写立关帝神位，传香结拜，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十三日，陶瞎子等44人在湖南醴陵县境内用纸写立关帝神位，折草为誓，结拜认异会。
会党盟誓时，无论是选在关帝庙，或临时用纸写立关帝神位，都是请出关帝为见证人。后世流传的入会誓词内容说：
关公打坐在云端，弟子跪在尘埃上，随侍拜兄进园来，忠孝节义记心怀，今有弟子□□□自入园后，行要让路，坐要让席，上要认兄，下要认弟，互助互信福祸相倚，倘有欺兄霸嫂，欺弟霸媳及越礼犯教祸国殃民等事，死于乱刀之下，以红香为誓（34）。
民间相信头上三尺有神明，关帝打坐在云端，洪门兄弟必须效法关帝，会党宣誓时，以关帝为见证人，“有忠有义桥下过，无忠无义剑下亡”（35），以忠义著称的关帝是洪门兄弟顶礼膜拜的神明，关帝在秘密会党的舞台上确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四、结论
萨满信仰是北亚草原社会的共同信仰，相信万物有灵，是属于多神崇拜。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长期接触佛教及道教以后，使萨满信仰的神只体系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佛教、道教的神衹，相继进入了萨满信仰的行列，中原汉族崇奉的关帝，也以忠义武神的形象登上了萨满信仰的神坛，成为一位颇具北方民族个性的关玛法（guwan mafa），而为满洲、蒙古、达呼尔、锡伯等族所接纳。由于《三国志通俗演义》满文译本的刊印，清朝皇帝的提倡忠君思想，关帝的地位遂不断提高，超过了皇帝，与孔子并列为圣人，也成了天神，是清朝的保护神。从辽东地区关帝庙到处林立，庙祀遍及东北的事实，可以说明北方少数民族对关帝的顶礼膜拜，已经超越了民族情感，打破了种族界限。关帝不仅进入了北方民族的精神生活，同时也进入了他们的社会生活，有不少的家庭喜欢以关帝命名，例如关帝保、关圣保、武神保、伏魔保、关音保等等，以祈求关帝的保佑，从萨满信仰神只体系的演化，可以反映关帝崇拜的普及。由于萨满信仰的盛行，则有助于关帝崇拜的普及。北方少数民族关帝崇拜的日益普及，有助满汉文化的同化及民族的融合。神话中的关帝，在中国文化及中国民族的发展演进过程中确实扮演了重要角色。
秘密会党是清代下层社会的一种秘密组织，受《三国志通俗演义》桃园结义的影响，吸收民间金兰结义的要素，强调忠心义气，以关公为楷模。桃园结义和会党组织，都是属于异姓结拜的金兰结义，其性质最为相近。从清代秘密会党的盛行，可以反映南方下层社会里关帝崇拜的普及。秘密会党对关帝的崇拜，其最具体的表现，就是以关帝庙为举行盟誓仪式的地点，即使没有关帝庙，也要用纸写立关帝神位，要在关帝的见证下歃血沥酒。也有颇多会党的名称，常以关帝命名，例如关圣会、关帝会、关爷会、忠义会等等，关帝在会党活动的舞台上确实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所谓关帝神灵不踏南土的传说，是不足采信的。但是由于秘密会党走向群众运动，走上叛乱，而遭到清廷的取缔镇压，并未因会党崇奉关帝而姑息宽贷，这不仅是秘密会党的悲剧，同时也是传统金兰结义的悲剧。清代后期，由于民族革命运动的兴起，秘密会党与革命党的结合，终于推翻了清朝政权，但关帝信仰仍然屹立不摇，忠义千秋，受人膜拜。
【注释】
（1）杨锡春著《满族风俗考》（哈尔滨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页98。
（2）《明清史料》（台北，中央研究院），甲编，第九本，页857。
（3）王嵩儒著《掌故零拾》（台北，文海出版社），卷一，页9。
（4）《三国志》，满汉合璧本，卷一六，页39。
（5）《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一四，页11，天聪七年六月癸亥，上谕。
（6）《旧满洲档》（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第九册，页4195。
（7）张羽新撰（清朝为什么崇奉关羽），《世界宗教研究》，一九九二年，第一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3月），页65。
（8）刘小萌、定宜庄著《萨满与东北民族》（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3月），页125。
（9）《关圣桃园明圣经》（厦门，文德堂藏板，光绪已亥年），页3。
（10）《辽阳县志》（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卷二五，页7。
（11）《关圣桃园明圣经》，页1。
（12）《奉化县志》（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卷二五，页7。
（13）《起居注册》，雍正八年七月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14）《乾隆朝上谕档》（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91年6月），第十八册，页370。
（15）《乾隆朝上谕档》，第十四册，页426。
（16）《宫中档咸丰朝奏摺》（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第01132号，咸丰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闽浙总督庆瑞奏摺。
（17）富育光著《萨满教与神话》（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页293。
（18）《辽阳县志》，卷五，页16。
（19）飞云居士著《中国道教传奇》（台北，新潮社文化事业公司，1994年6月），页114。
（20）《承德府志》（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光绪十三年刊本），卷一四，页5。
（21）《起居注册》，乾隆二十八年四月初四日，谕旨。
（22）《清史稿》，部院大臣年表六上，页13。
（23）《国朝耆献类征初编

中国历史故事二十五

》（台北，文友书店），卷—一四，页7。
（24）李福清（B．RIFTIN）撰（关公传说与关帝崇拜），《民间信仰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上册，页324。
（25）《三国演义》（台北，智提出版社），页3。
（26）庄吉发著《清代秘密会党史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页44。
（27）《洪门志》（台北，古亭书屋），页190。
（28）《明清史料》（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页44。
（29）《江湖海底》（台北，古亭书屋），页26。
（30）蔡少卿著《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1987年10月），页408。
（31）《宫中档》（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第2724箱，66包，10004号，嘉庆十三年二月十八日，广西巡抚恩长奏摺。
（32）《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页409。
（33）《军机处档·月摺包》（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第2751箱；37包，53908号，嘉庆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湖南巡抚巴哈布奏摺录副。
（34）《金不换》（台北，皖江书店），页46。
（35）《宫中档》，第2724箱，84包，15201号，嘉庆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袁秉直奏摺。
（文章来源：庄吉发《清史论集》（一），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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