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明末民间宗教发展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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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明末民间宗教发展原因探析

明末,民间宗教极为兴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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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从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矛盾等几个方面试作一粗浅的分析,对民间宗教自身丰富和发展的内部原因也有所涉及。
一、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某些民间宗教信仰的兴盛
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了很多地域性商人集团,如徽商、晋商、江右商、闽商、粤商、吴越商、关陕商等。商人往往要离开家乡,到很远的地方进行商业经营或商品交换活动。如福建商人采购邵武姜黄贩往南京、开封等地;山东郓城所产木棉,“贾人转鬻江南”[1](Ｐ144)。相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言,商业活动具有更多的不安全性,路途辗转,自身安危无可预知,而商业中的激烈竞争则更具冒险性。这种不安全因素越大,人们对人身安全和经济利益保障的渴求就越强烈。在科学文化不发达的情况下,商人只能将这种渴望寄予宗教信仰,希望冥冥中的神灵能排遣他们对前途未卜的茫然与恐惧,并能保佑他们人身平安和发财致富。在人们头脑中积淀深厚的民间宗教信仰恰恰为之提供了精神上的安慰。于是,许多民间神灵信仰得到进一步加强,如妈祖、财神等。妈祖亦称天妃,原是海上保护神,在浦沱、胜境、兴化、湄州等地香火极盛,专门保护出海打渔或海上往来商旅的安全。《太上老君说天妃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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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灵验经》谓其能“救厄而平波息浪,扶危而起死回生,大慈大悲,救苦救难”[2](第11册,Ｐ408),多为船家商贾或平民百姓赐福,深受沿海地区人们的崇拜。
明中期以后的许多贸易中心都集中在长江沿岸(如武昌、汉阳、荆州等)、运河区域(如天津、临清、淮安等)、江南(如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等)或沿海一带(如广州、漳州、福州、宁波等),广州在明初就已是“岢峨大舶映云日,贾容千家万家室”[3](Ｐ496)的对外贸易港口。这些大型的商业都会聚集了南北各地的商人,往来交通大多是依舟船而行,原来具有海上信仰性质的妈祖信仰被这些商人带到更广阔的地域,几成为沿海地区、大江南北水上交通的佑护神。明末财神作为商业行业神的形象变得更加显著。财神的主要功能是公平买卖、招财进宝。其形象历来复杂,明人许仲琳(大约生活在隆庆、万历年间)著《封神演义》,写姜子牙封赵公明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统率招宝天尊萧升、纳珍天尊曹宝、招财使者陈九公、利市仙官姚少司,其作为财神的形象较之前代更为明确了。也有些地区奉范蠡或五路神为财神。又有文武财神之分:殷忠臣比干被封为文财神,关帝被封为武财神。
二、明代帝王为民间宗教的兴盛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在封建社会中,政治、文化上的专制主义,使得封建统治者的主观好恶能够对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趋向起到主导性的作用,这其中亦包括宗教在内。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重正一轻全真,认为全真道“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这是造成全真道在明代政治中几乎销声匿迹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对于正一道,他认为是“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2](第9册,Ｐ1),这无疑奠定了正一道在明代政治生活中的显著地位。同时,正一道从东汉开始创立时起就拥有深厚的民间信仰基础,只是到南北朝时才逐渐由民间信仰转变成为官方信仰,但这并不能说明正一道从此脱离了民间信仰的根基,相反,正一道的祈祷禁咒、符?斋醮、召神劾鬼等诸方术以及为世人求福免祸、治病消灾、祈雨求晴、迎生送死等现世目的都使之在民间世俗生活中影响日益广泛而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这样认为,正一道在政治上取得的殊荣为其更加深入民间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保护作用。
对民间信仰的特殊喜好表现在祭祀神灵方面就是明代帝王所崇神灵大多是历代不入祀典的民间神。试举几例证之。(1)金阙玉阙真人。金阙、玉阙本为南唐徐温之子知证、知谔,生时就被人立祠祭祀,宋代以来,渐成为闽县民间所祀之神,传说能救旱除涝、逐蝗救险,去病送子,灵迹显异。明代永乐帝曾病笃,“用药百计,罔底于效”,祷之则“随叩随应,屡显明徵,施以灵符,天医妙药,使殆而复安,仆而复起,有回生之功”,故大加崇信,在皇城西建洪恩灵济宫,“大新庙宇,亢爽轩豁,称神所栖。爰?有司虔洁香火,春秋祭祀,岁易时衣”[2](第9册,Ｐ44)。成化二十二年(1424)封为金阙玉阙上帝,命大学士万安祭于灵济宫。金阙、玉阙真人在明代是倍受宫廷和民间崇敬之神,主要功能在于救病除患、禳灾去疫、保佑世人平安生活等等。
(2)城隍神。《太上老君说城隍感应消灾集福妙经》中说城隍神是“剪恶除凶,护国保邦,功施社稷,溥降甘泽,普救生民”[2](第34册,Ｐ748)之神。城隍神在明代祭祀最盛,建有城隍庙,高广与官署厅堂同,俨然神界的地方官吏,“新官赴任,必先谒神与誓”,而且要辅助官吏“鉴察善恶”、“以安下民”[4](Ｐ297)。可见,城隍神信仰与明代政治生活密切相关。此外,民间的城隍祭祀亦十分普遍,“风俗水旱疾疫必祷焉”[4](Ｐ296),人们可以到城隍庙祈求城隍神保佑风调雨顺、无水疫旱蝗之患,祈祷身体安康、无灾病。城隍神不仅可以维护社会安定,为统治者所崇祀,而且还是佑护百姓生活平安的神,在民间影响颇广。
(3)关帝。关帝是明代政权的保护神。朱元璋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于南京建关公庙,“称汉前将军寿亭侯。嘉靖十年订其误,改称汉前将军汉寿亭侯。以四孟岁暮,应天府官祭,五月十三日,南京太常寺官祭”[5](Ｐ1304)。永乐间于北京建汉亭侯关公庙,成化十三年(1477)又奉敕建庙宛平县东,五月十三日祭,皆太常寺官祭。明季内忧外患,多战乱,关帝信仰更受重视。万历四十二年(1614)加封帝号,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6](卷37《关圣帝君部》,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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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后崇关帝为武圣。民间对关帝祭祀尤广,主要是借其无所畏惧的武力及斩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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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吕祖信仰。即吕洞宾,此信仰于宋代时已相当普遍,明代又屡显灵异,信仰者颇多。明人陈洪谟曾记弘治时雍王之国,舟经岳阳,有吕祖降笔之事[7](Ｐ46)。嘉靖间世宗听陶仲文言,于邯郸建吕仙祠,宰辅徐阶往落成,为斋醮以祈福。故吕祖亦是受帝王所祀之神。
官方对民间信仰的大加崇祀,带动了众多民间神仙信仰的蓬勃发展,各地的民间信仰分外活跃,神庙宫阁遍布村镇,香火缭绕不绝,充分说明了民间信仰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人们把自己无力解决的问题,从祈保国泰民安、政权稳固、帝王圣寿到治病除疫、祈雨求晴、消灾免祸、救旱除涝、生儿育女、功名寿考、发家致富、衣食丰足,都寄予神灵的保佑。
三、三教融合及劝善书的流行为民间宗教注入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民间宗教的一大特色是三教兼信而行,即兼容儒释道三教。民间宗教大多是借用了儒释道三教的思想内容而广泛传播于社会底层。三教融合的文化发展趋势,为之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养料。所以说,民间宗教的兴盛发展也是三教合一的产物。
三教融合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道教、佛教均或多或少地吸收儒家伦理道德来充实自身的宗教伦理。这样,道教与佛教便日益关注起现世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即以封建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君臣、父子、夫妻等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从而呈现出鲜明的世俗化倾向。试以道教的世俗化为例予以说明。由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趋于民间化和世俗化,并与明代社会生活和民间风俗发生密切的联系,是明代道教的基本特点。”在谈及明代道教与民间宗教的相互关系时,任先生指出道教的民间化和世俗化“不但引起了道教自身形态上的改变,近似于民间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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