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合一-“三教合一”对农民反抗思想的影响——以中国秘密社会为视角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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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三教合一”对农民反抗思想的影响——以中国秘密社会为视角的探讨

一、关于宗教、宗教异端与农民反抗
宗教及宗教异端与农民反抗有着密切关系。这种关系主要是在宗教的世俗化过程中体现出来的。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阶级，尽管没有、或者很少受到过正规教育，但不能说他们就没有受到文化环境的影响。在中国秘密社会中，巫术、宗教的因素所在多有。这里要谈谈作为正统宗教的道教、佛教、儒教一一所谓上层文化部分一一在明清时期的世俗化倾向。
需要说明的是，“宗教世俗化”是一个相对概念，因为在宗教产生、流变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它们既在下层流传，也在上层流传。从中国历史总的趋势来看，在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宗教有一个从世俗化向正统化转变的过程；在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宗教则有一个从正统化向世俗化转变的过程。后者与明清时期的秘密社会关系甚大。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阐明，即宗教异端。“异端”一词在英文中为heresy或heterodox，但这两个单词还含有“异教”之意。宗教学认为，所谓异端，是指在一种宗教内部，神学观点与占统治地位的正统(orthodox)理论相左，从而受到教内权威排斥的派别；异教则是一种惟我独尊的宗教对其他宗教的称呼[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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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本来，“异端教派”问题属于基督教发展史上的重要内容，但从各种有影响的宗教的发展情况来看，都存在“异端”问题。从世界历史情况来看，宗教异端及其教派经常成为向‘‘正统”挑战、发动起义的力量。恩格斯曾说：在封建时代，“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 [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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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从这一理论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之宗教与农民叛乱的关系，基本上是相符合的。宗教的功能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生活于苦难深渊的人们，往往求助于鸦片，使痛苦得到暂时的缓解。此时，人们是不会去造反的。如果异端教派领袖政治欲望膨胀，将其思想信仰与民众现世苦难联系起来，那么，“千年王国”的理想就成了“宗教异端性质’’的农民起义的巨大动力。因此，以往我们常常说到的“宗教与农民起义的关系”，大可视为“宗教异端与农民起义的关系”。由于宗教发展的阶段性、不平衡性等特点，道教、佛教在其发展史上都存在‘‘异端”问题，而且，其“异端’’思想不但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息息相关，也与清代秘密社会的宗教信仰有着血缘关系。
二、道教、佛教的世俗化及其异端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它起于民间，趋于正统，千百年间，兴衰起伏，明末以降，复流行于民间．鲁迅先生曾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此话可谓深刻，由此可见道教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是何等巨大。总的说来，道教之发展演变，主要依靠了三个层次的人众，一是创造、充实道教学说的道士，二是迷信长生不老的皇帝及其他统治阶层人物，三是下层社会的广大人民。后者之对于明清秘密社会的影响十分重要。这里先对道教的演变及道教异端问题作些简单的介绍。
先秦至秦汉之际，社会上不仅存在着巫术，还存在着方术，两者各有特点，有时分门别类，有时尔我不分，可以说，它们是道教创始的基础。就习教方法而言，道教分为符 派与丹鼎派。丹鼎派重清修炼养，又有内丹、外丹之分，其前身就是神仙方术和养生气功学，这可以上溯至战国时期，但是，战国与秦汉时期的方术并不等于道教，方术并不即是道士[3](P．7、8)尽管道教之创立还有其他源头，但巫术、方术与秦汉道家理论的结合，无疑是道教的本源。
汉末三国间，道教创立时，是以民间宗教的面目出现的。早在西汉，齐地方士甘忠可作《包元太平经》，东汉顺帝时，于吉作《太平清领书》，两书均被清廷视为妖妄。汉季、张角得到《太平清领书》，开始组织太平道，“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云此人不信道”(《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在经过充分酝酿后，张角发动了黄巾大起义。
黄巾大起义被有些人称为“黄巾模式”，即宗教性叛乱。清代一位地方官员黄育椴甚至指称：“黄巾为千古习邪之首恶”(黄育椴：《续刻破邪详辩》)。黄巾起义给人们的启示有以下几点要特别注意：第一，民众是真诚地信仰太平道的，因为张角等人确能“以符水疗病”并带来精神安慰。如果说“宗教是人们精神上的鸦片”的话。那么，当时在下层社会中呻吟的人们需要这种鸦片的麻醉。第二，有野心的宗教领袖同时也是叛乱领袖。第三，迷信、宗教信仰在社会安定时期一般不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叛乱，但是，当社会矛盾尖锐时，如阶级的、经济的、宗教的、自然环境等种种因素的刺激。有野心的宗教领袖便利用谶纬、谣言煽动人心．发起一场宗教性的叛乱。第四，“致太平”思想成为后来历代宗教性与非宗教性农民叛乱的主要指导思想。
与太平道同时出现的还有汉中张陵、张鲁的五斗米道。其传教之法与太平道略同。后来，张鲁投降曹操，五斗米道的中上层进入统治阶层。渐演为天师道。在士大大阶层及民众阶层有广泛影响。这是民间道教迈向正统宗教的第一步。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正统化进程加快，民间成分渐去，而适合统治阶层口味的成分渐增。其中，葛洪、陆修静、陶弘景、寇谦之于中所起作用尤著。
葛洪对道教中各项法术，提倡甚力。据他说，修炼到一定程度，可以“变形易貌，吞刀吐火，……幻化之事，九百有余，按而行之，无不见效”(葛洪：《抱朴子．内篇．对俗)。对于“调息”之法，书中也有详细说明。又说：“善用气者，嘘水，水为之逆流数步；嘘火，火为之灭；嘘虎狼，虎狼伏而不得动起；嘘蛇虺，蛇虺蟠而不能去。若他人为兵刃所伤，嘘之血即止”(葛洪：《抢朴子。内篇．释滞》)。这些神奇的描写对于下层社会中人有着很大的吸引力，调息气功也确为秘密教门的重要活动内容。后世清水教、金钟罩、红枪会“刀枪不入”的法术也与此类道术有直接关系。
在唐朝，唐王室自称老子后裔，唐高祖规定三教次序以道教为首，儒教次之，佛教位列第三。道教成为全国性宗教。宋元时期，道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明代是道教从兴盛到衰落、从正统回归民间的转折时期。明清两代，随着全真、正一两大教派的式微，民间通俗形式的道教开始活跃起来，道教世俗化趋向的出现，对明清时期的秘密教门产生了巨大影响。
作为民间信仰的道教在许多方面为清代秘密社会提供了养料，这里作一些简要的介绍。道教的祈雨济早、禳恶驱邪之术，在明清两代之朝野均盛行不衰。尤其令民众沉溺其中的是道教降妖伏魔、保身护命的符咒、仙术。这类降妖驱魔事例在野史笔记中可谓不胜枚举，秘密教门中人更借为引人入教、起事的工具。如嘉庆末年，被捕的刘玉隆供称严符咒书本系习金钟罩拳棒所用。……书本画朱符服食，冀长气力。又经张老广另行口传伊金甲罩符咒，符系画一盔甲人心形，中写金甲袖甲等字；咒系‘神位祖师老爷，弟子(请)祖师爷助力保佑，祖师面前讨力，金盔护顶，甲领甲袖，金甲罩身，刀剑铁尺不能伤身’等句”(杨寿楠：《竹素园丛谈》，载《云山房丛书三种》。至于清末，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这类法术演至登峰造极的地步，如义和团运动时，天津“一般无知小儿女，女习红灯照，儿习避弹宙语。红灯照者，谓灯光可灭洋舰也”（据崇禄奏折，无日期，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录副奏折”2479，第2号）。其反帝斗志固然可嘉，其斗争工具则实在是过于原始落后了。
中国历史上，在思想上对农民反抗产生巨大影响的宗教主要是道教和佛教一一也可以说是两教的异端。其中，道教的“老君当治，李弘应出”之语，在魏晋南北朝及隋朝时制造了无数个“李弘”起来造反。佛教中的救世思想，尤其是弥勒救世思想一‘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一一更成为元明清白莲教兴起的灵魂。明清之际，弥勒救世思想具体演化为教门中的“三佛应劫”救世思想。所以，要深入了解清代秘密社会，就必须了解佛教，尤其要了解佛教对民众的影响。
佛教教义认为现实人生“无常”、“无我”、“苦”。“苦”的原因不在于外部环境，而在于每人自身的“惑”、“业”。“惑”指贪、瞋、痴等烦恼，“业”指身、口、意等活动。“惑”产业”为因，生死不息；善恶多寡。轮回报应。摆脱痛苦的方法，便是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抹杀世俗欲望，超出生死轮回的范围，达到这种转变的最高目标，称为“涅槃”。这些说法，包括在“五蕴”、“四谛”“十二因缘”等教理中，成为以后佛教各派教义的基础。佛教于西汉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内地(参见《三国志．魏书》卷三十)，魏晋南北朝时迅速发展，隋唐时期趋于鼎盛，形成天台宗、律宗、净土宗、华严宗、禅宗等本土教派。宋元以后，渐趋衰微。
佛教是如何走向民间的呢?这里，我们撮取与中国民众信仰及秘密社会有关的两个问题谈谈。
关于净土宗宣称的“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死后可“往生安乐国土”。
安乐国即后来秘密教门中的“安养极乐国”。按照净土信仰所奉之主要经典《无量寿经》的说法，西方无量寿佛(即阿弥陀佛)极乐净土之地是由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砗磲、玛瑙这七种宝物铺成的，光彩闪耀，瑰丽无比。弥陀经典不仅虚构了一个美妙无比的西方极乐世界，而且还绘制了一个理想的现实社会的图景。在这理想的社会中，没有“五恶”，是一个“不杀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的和平安定的社会。缺少文化、没有地位的下层民众深受影响，许多地方出现“家家阿弥陀”、“产户观世音”的景象，并在后世中国社会一直盛行不衰。无论是在对西方极乐世界的描摹方面，还是在简单易行的修行方面，净土宗都为后世的世俗佛教及秘密教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
关于茅子元与白莲宗。
南宋初年，江南出了一位上承佛门正统、下开佛门异端的著名人物。即吴郡沙门茅子元．据《庐山莲宗宝鉴》等书记载，茅子元先学天台宗教义，习止观禅法。某曰于禅定时闻鸦鸣之声而“悟道”，并作偈语云：
“二十余年纸上寻，寻宋寻去转沉吟；忽然闻得慈鸦叫。始信从前错用心”。所谓悟道便是弃天台而宗净土，并吸收两宗内容，自立一宗，即白莲宗。《庐山莲宗宝鉴》称：“(子元)慕庐山远公(慧远)莲社遗风，劝人皈依三宝，受持一戒，一不杀，二不盜，三不淫，四不妄，五不酒，念阿弥陀佛五声。以证五戒，普结净缘，欲令世人净五根，得五力，出五浊也。[4]
后来，茅子元在淀山湖创立白莲忏堂，自称“白莲导师”。其传教对象主要是下层民众。白莲宗的教义实际上是糅合了净土宗、禅宗适合民众口味的成分，“念念弥陀出世，处处极乐现前”，弥陀即众生本性，净土即在众生之心，只要“信愿念佛”，即使“不断烦恼，不舍家缘，不修禅定”，死后皆可往生净土。这些在家修行、甚至包括“男女同修净业”的内容。遭到了佛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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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攻击，如《佛祖统纪》的作者志磐直接指称为“邪教”，他说：“(白莲宗)谨葱乳、不杀、不饮酒，号白莲。受其邪教者谓之传道，与之通淫者，谓之佛法。相见傲僧慢人，无所不至。愚夫愚妇，转相诳诱，聚落田里，皆乐其妄”(志磐：《佛祖统纪》卷48)。按志磐的立场来看，白莲宗显系“邪教”、“异端”，那么，“聚落田里”中人，为什么“皆乐其妄”呢?马西沙评论道尸白莲宗摆脱了正统佛教的森严戒律，允许世俗男女同于仟堂之中共修净业，的确为以往的佛教史上所未有，在中国宗教史上是个创举。……既适应了一般群众的世俗生活，又合于中国社会儒家伦理的固有传统，同时满足了大批信众的宗教要求。这是白莲宗兴旺发达的最根本原因”[5]（P125）。
茅子元创立白莲宗，并不是为了造反，但白莲宗的教义及组织形式，却为其向白莲教发展埋下了伏笔。
一者，其教义崇尚“弥陀净土信仰”，为生活于苦难中的下层民众描绘了一幅美丽的“彼岸”图景；
二者，其修行方式简单易行，不像一般佛门宗派那样有着繁文缛节的羁绊；
三者，其组织形式以“忏堂”为主，所在成聚，“传于流俗”，平曰里是烧香念佛的去处，动乱年代就被有政治目光的领袖借为组织民众的工具；
四者，白莲宗教徒被人称为“白莲菜”，与屡遭禁断的摩尼教即明教挂起钩来，时时引起朝廷的疑忌，便沉浮无定，最后不得不转入民间秘密流传。
此外，在白莲宗发展为白莲教的过程中，还要注意一点，即白莲宗的“弥陀信仰”被弥勒教的“弥勒下生”信仰取代的问题。元史专家杨讷认为：“在元代中后期滲入白莲教并终于使它大为改观的。是弥勒净土信仰”[6]。佛教净土宗分为弥勒净土与弥陀净土两派，前者礼念弥勒佛，后者礼念阿弥陀佛。至于往生的“净土”，弥勒派指的是“兜率天”，弥陀派指的是“西方极乐世界”。弥勒信仰的“渗入”，是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浪潮中最终实现的。早在北朝时，傅大士创立弥勒教，其后数百年间，主要在民间流传，并不断有人借以造反。两宋时，弥勒教与摩尼教出现融合趋势。这些民间秘密教派倡言“释迦佛衰，弥勒佛当持世”，对拥有广大下层民众的白莲宗影响甚大一一弥勒佛在未来的某一日将降临人间充当救世主的谶，为生活于底层的人们带来了希望。弥勒佛的形象对于民众有强烈的亲近感。这些因素是民众及秘密教门之弥勒信仰的基础。后来，白莲教在明清时期根深叶茂。繁衍不息，甚至成为秘密教门的代名词。
佛教世俗化问题很复杂，它对清代秘密社会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上述两点，只不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世俗佛教或佛教异端与民众及秘密教门关系的窗口。
至于儒家、儒教对民众、对清代秘密社会的影响，我己另文论述，[7]兹不赘言。
三、“三教合一”的社会思潮与清代秘密社会的关系
从宗教学角度来说，释教、道教儒教属于三种不同的宗教信仰体系，从哲学和理论上来说，释、道、儒三教各有不同的学说内容，从它们并存于中国社会的时候起，一直处于互相斗争、互相依存、互相融合的过程之中。在宋以前，由于统治者的好恶不同，释道二教往往处于或扬或抑的地位。宋元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从鼎盛走向衰落，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地位，统治者不得不更多地乞灵于神学。儒释道三教融合的趋势适应了这种要求。
三教合一有两个发展趋势，一是上层中出现的宋明理学，一是下层民众的多神信仰。
我们要谈的是民众的“三教合一”趋势及其对农民反抗思想的影响。
从明清时期的民间信仰来看，“三教合一”的特征主要有三：一是“三教”之神常被人们供在一处，二是“三教”教义杂糅，三是“三教”世俗化倾向曰益明显。
“三教合一”思想在民间表现的一个典范是明代林兆恩创立的“三一教”。林兆恩(]5]7．1 598)，字懋勋(一作茂勋)，号龙江，道号子谷子、心隐子，福建莆田人。林兆恩出身莆田世家，30岁前醉心于功名科第，但屡试不应。遂弃科举而“锐志于心身性命之学”。至嘉靖三十年间，即他35岁时，因为“得遇明师，授以真诀”，开始创立“三教合一”的学术团社，后来演变为民间宗教。即“三一教”．“三一教”从明代创立至今，几度兴衰，仍代传不息。甚至在东南亚都有广泛的影响．在一般三一教的祠庙中，都供有孔子、老子、释迦牟尼的神像，其教义的本质则是“道一而教三，合佛、道二教以归儒宗孔”。从标榜陆王心学的学术团社向“三教合一”的宗教教派转变，除了明代福建的三一教外。还有清中叶创立于四川的刘门教、创立于山东的黄崖教。
民间文化与民间信仰中的三教合一趋向也深深地影响了清代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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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社会。清初成书的《封神演义》中已有这样的诗句：“翠竹黄须白笋芽，儒冠道履白莲花。红花绿叶青丝藕，三教九流是一家。”(许仲琳编：《封神演义》第47回，“公明辅佐闻太师”)清末出现的一贯道，其经典中就杂糅了《周易》、《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金刚经》、《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太上感应篇》等儒释道三教内容。
还有一种情况是借儒释道三教的名目，行秘密教门之实，如借用禅宗的“顿悟”，立顿悟教，山西的哑叭教则“明传四书暗传道”。又名孔子教，在教门经卷名目方面，则往往借用“佛说”、“觉性”、“龙华”、“销释”、“科仪”、“严忠烈”、“伏魔”等三教字眼(尤以佛教为多)。下面我们再看几个具体的例子。青帮开大香堂时须燃“五枝包头香”(内容略)，其歌词曰：
“五枝包头插中间，祖帝传留五句言，
金丹舍利同仁义，释儒道教万万年。”[8]（P.158）
青帮教义中，儒释道三教均占有重要分量——尽管其教义的源头是佛教的禅宗。在秘密教门中，虽然饰儒道三教的影响各有侧重，但“三教合一，”的痕迹仍然十分明显。如真空道的《太上老祖说清静宝卷》有这样几句诗：
“三教原来是一家，内中消息总无差。
打成一片谁人会，搭了云梯便到家。”(《太上老祖说清静宝卷》，光绪十三年抄本，无卷、页)
在洪门中，儒道释三教被视为“上三教”：孔教（儒家)讲的“仁义礼智信”、佛教(即释教)讲的“生老病死苦”、道教讲的“金木水火土”[9]。三教神祇与三教思想，在洪门仪式中和洪门会书、秘籍中都有大量的反映。
所以，无论是在秘密教门还是在秘密会党中，“三教合一，’的思想都有很充分的表现。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就此将秘密结社仅仅视为一般的宗教呢?当然不能，欧大年(Deniel Ove rmye r)认为：“关于民间教派(即教门)与佛教僧团的关系，首先必须指出，教派是世俗的、异端的、调和各种信仰的”。虽然教门吸收了许多宗教内容。但它们有着自己的发展轨迹，“到了十九世纪末，在绝大多数教派的活动中，大乘佛教的动力濒于消失，与寺院的修行生活完全脱离，地方的民间传统已支配一切”。[10]因此，可以说，中国秘密结社生活于古老的农业社会之中，只能从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吸取营养，他们不可能从思想上超越他们脱胎而来的农民阶。他们所利用的都是现成的武器一一不过，需要改造一番。就象一根竹子，在篾匠那里，可以编成萝筐，在船夫那里，可以用作撑篙，到了造反者手里，便成了锐利的竹枪。
参考文献：
[1]吕大吉：宗教学通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2]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7)[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3]任继愈：中国道教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4]普 度：庐山莲宗宝鉴(4)[A]．杨讷，陈高华．元代白莲教资料汇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5。
[5]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6]杨 讷：元代的白莲教[J].元史论丛，1983(2)．
[7]刘 平：儒教对民众对清代秘密社会的影响[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0(1)。
[8]陈国屏：清门考源[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影印本，1990。
[9]朱 琳：洪门志[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影印本，1990。
[10](美)欧大年：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资料来源：《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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