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会-伍拉纳等奏折与天地会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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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伍拉纳等奏折与天地会起源

今年《历史档案》和《清史研究通讯》第1期，分别发表了秦宝琦同志的《天地会起源“乾隆说”新证》、《伍拉纳、徐嗣曾奏折的发现与天地会起源问题的研究》两文。作者根据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初三日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徐嗣曾奏折，再次论述了他一向坚持的天地会起源乾隆二十六年说，并对我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所持的康熙甲寅说进行了辩驳。我既为秦宝琦同志发现天地会新材料而高兴，也对他就天地会起源问题和我展开讨论表示热烈欢迎。本文拟对《奏折》的史料价值谈点自己的看法，对秦文某些论点进行商榷，谬误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奏折》的史料价值
作为天地会的重要史料，伍拉纳、徐嗣曾奏折是秦宝琦同志于1985年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发现的。秦宝琦同志曾主持编辑了《天地会》档案资料，对馆藏档案相当熟悉。他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终于在馆藏《外纪簿》中找到了伍拉纳、徐嗣曾奏折全文。多年来，人们不知道伍拉纳这件奏折，即使得知一点线索之后，也经过了许多时间才将它找到。可见，二件珍贵材料的发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和创造性的劳动。
《奏折》是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徐嗣曾审理天地会陈彪、行义的结案报告。它叙述了前任督臣福康安和他们按审此案的经过和结果。由于行义和陈彪分别是乾隆年间闽粵天地会著名领袖万提喜的亲生之子与嫡传弟子，因此，《奏折》是一件重要的天地会档案，有其珍贵的史料价值。
首先，《奏折》详细具体地叙述了乾隆二十七年至乾隆五十一年前的天地会重要活动，其中包括乾隆二十七年卢茂、方劝、陈彪，李少敏拜提喜为师加入天地会；二十八年赵明德拜陈彪为师，带见提喜，改名入会，提喜、陈彪与卢茂策划和发动乾隆三十三年漳浦县天地会起义；三十五年李少敏起义；四十四年提喜临终传会其子行义、行义转传方劝；四十七年陈彪引族叔陈粙及李摘、严烟等人入会，以及李摘、严烟等人辗转传会的全部过程。目前出版的《天地会》档案资料，虽然收录了清政府镇压林爽文起义、追查天地会根由的大量奏折供词、上谕，但这些材料所反映的天地会活动，只上溯到乾隆三十二年。三十二年至四十七年之间的许多情况又不十分清楚。《奏折》引陈彪供词，第一次记载了三十二年以前万提喜传会事实，为迄今发现的任何档案所不载。因此，《奏折》对研究天地会在乾隆年间的传播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乾隆三十三年和三十五年的卢茂、李少敏起事，鲜为人知，秦宝琦同志亦曾怀疑他们是不是天地会。《奏折》明确记载，“查该犯等供称，提喜于乾隆二十七年即在高溪观音庙传布天地会，卢茂等即于是年入会……卢茂于三十二年起意纠集同会匪徒谋叛，陈彪系何哲邀赵明德入伙，因卢茂等于乾隆三十三年三月先期破案。该犯等闻风逃避，而僧提喜则系暗中指使，不露名姓。众犯以其系传教之师，曾经穿刀设哲(誓)，均不供出。而所传之天地会诀，亦只用三指按心，并无标色登记可查，各犯遂曾隐匿未吐，以致漏网。又有李少敏即阿敏一犯，亦系同时入会，因提喜所编诗句内有李朱洪字样，李阿敏复于三十五年间捏送(造)朱振兴名字，为前明后裔，纠众谋匪，施(旋)即拿获正法”。1这段记载比之三法司关于天地会陈彪、僧义行拟斩立决题本(节录)要详细明确得多，为确定卢茂，李少敏的的天地会身份、判断他们发动的起义为天地会起义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确凿证据。过去，有人把林爽文起义看成是天地会发动的第一次也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天地会从事武装斗争从乾隆五十一年才开始。《奏折》却把天地会发动的起义大大提前了，人们因此将重新改写天地会的武装反清斗争的历史。意义还不仅仅于此。既然卢茂起义是天地会发动的，而当时清政府并没有发现天地会名目，至今尚存的乾隆三十三年闽浙总督崔应阶等人关于这次起义的奏折，只是把它当作一般的“谋叛”。那么，这就向人们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卢茂起义同时和以前的起义，特别是比卢茂起义更具天地会色彩的其他反清活动，是不是有的也属于天地会起义呢？
第三，由于《奏折》引陈彪供词记载了乾隆二十七年以来万提喜在福建传播天地会的事实，伍拉纳又称“臣等查提喜于乾隆二十六年倡立天地会名色”。因此，它对探讨天地会的起源具有重要价值。由于这一奏折的发现，不仅天地会起源“乾隆三十二年说”因此体矣，而且也使我们看到嘉庆四年汪志伊奏折关于“天地会始于乾隆二十六年”2说的根据。过去，我关于汪志伊这个奏折所依据的材料已经荡然无存的说法也因此得以更正。
第四、《奏折》为注释天地会长期流传的“李朱洪”等隐语提供了重要依据，为研究万提喜传播天地会的真实意图和天地会是否以“反清复明”为宗旨提供了有力证据。
第五，由于《奏折》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有关提喜、行义父子身事最完整最详细的记录，因此，它也有助于正确评价万提喜在天地会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总之，伍拉纳、徐嗣曾折奏是一件具有重大史料价值的天地会档案材料。它的发现，必将推动天地会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二、《奏折》是否证明天地会起源乾隆
二十六年？宗旨不是“反清复明”？
我认为，《奏折》固然是嘉庆四年福建巡抚汪志伊关于“天地会始于乾隆二十六年”的根据，但是，这并不等于天地会在乾隆二十六年才由万提喜首倡。
行义、陈彪是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分别在福建漳浦、平和被捕的。解省之后，闽浙总督福康安、福建巡抚徐嗣曾亲自审理了此案。五十四年二月十四日，福康安调任两广总督。三月初九日，伍拉纳继任闽浙总督。自此，伍拉纳就和徐嗣曾接审了这个案子。当时，尽管陈彪、行义补充交代了许多重要情节，但他们并没有直接供出天地会究竟起源何时。他们的交代只谈到乾隆二十七年以后的活动，没有涉及以前的天地会历史。据《严烟供词》记载，提喜从事天地会活动并不始于福建。他最先传会的地点是广东。《奏折》说二十七年万提喜即在福建家乡观音庙传布天地会，是年即有卢茂、李少敏、陈彪等人入会。《奏折》只字未及万提喜在广东传会事实。由于万提喜久经病故，卢茂、李少敏早巳处死，陈彪被捕后又拒绝透露他入会之前的天地会历史和万提害究竟传自何人，因此，清政府所追查到的天地会根源上线到陈彪这里实际上断了。显然，《奏折》本身有一定局限，但凭这件档案来研究天地会的起源问题远远不够。而《严烟供词》比《奏折》所透露的天地会根由信息则更为引人注目。严烟供称：“但听得陈彪说，此教年代久远，从前有个朱姓、李姓同起的。朱姓叫朱鼎元，李姓实不知名字。后来有个马九龙，纠集和尚多人，演就驱遣阴兵法术，分投传教。近年又有个万和尚，俗名涂喜，都是传教的人。”3从严烟叙述天地会历史所使用的“从前”、“后来”、“近年”三个不同层次的时间概念看，天地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万提喜已经是距离天地会创立“年代久远”之后，“近年”(乾隆年间)在广东传会之人。在他之前，还隔了一个所谓“马九龙纠集和尚多人四处起会”的时期“马九龙纠集和尚四十八人，后来“死亡不全．只有十三人四处起会。”4万提喜就是其中的一个。秦宝琦同志也确认这一点，而且说万提喜首先“在广东继续传徒结会”如果说万提喜系乾隆二十六年起会，至多是他在广东起会传徒的时间，正如其他十二人在别处分头传会各有其具体时间一样，远不是天地会创立的最早年代。秦文一方面说万提喜在马九龙去世之后，“继续任广东传徒结会”，于乾隆二十六年“创造天地会名色”；另一方面又称“乾隆二十七年提喜回到福建漳浦家乡，开始以‘天地会’这个新的名称在高溪乡观音亭传徒结会。”这是否自相矛盾？万提喜在广东结什么会？传哪个徒？难道当年他在广东没有用“天地会”名目传徒结会？如果他不是结拜天地会，又何曾谈天地会创于万提喜二十七年回到家乡之前的二十六年？秦宝琦同志认为：“提喜正式以天地会的名称传徒入会，虽然是乾隆二十七年、但他‘创造天地会名色’，是在乾隆二十六年”。因此，天地会创立时间，应该是乾隆二十六年”。可是，当他承认马九龙去世后，万提喜即“在广东继续传徒结合”时，他就自我否定了天地会起源乾隆二十六年说。
《奏折》声称“适福康安调任两广，臣伍拉纳任闽，复会同臣徐嗣曾检阅全卷，悉心核察，查天地会节经查明起于提喜，该犯俗名郑开，僧名提喜，又名凃喜，又名洪二和尚”。由此可见．所谓“天地会节经查明起于提喜”，并非出自陈彪、行义供词，而是伍拉纳等重新核查前任督臣福康安经办此案时的有关案卷之后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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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然而，这个结论根本靠不住。
本来，清政府抓获林爽文起义军副元帅杨咏和引林爽文加入天地会的严烟之后，就十分重视所谓天地会“是是广东有个姓洪的和尚，叫洪二房，同一个朱姓的人起的”线索5。尽管当时他们在广东、福建查无着落，却仍然抓住“洪二房”问题不放，紧逼严烟交代。由于严烟在供词中提到“近年又有个万和尚，俗名涂喜，都是传教人”，他的师付陈彪和赵明德、陈丕等人曾从广东惠州到漳州诏安示霄地方传会，并且说“同会所称洪二房和尚，并非实有其人，乃暗隐朱、李二姓及万和尚的总称”，6因而，清政府就把注意力转移到查找万和尚凃喜即提喜、陈彪等人身上。不久，陈丕被捕，并供出提喜、陈彪等人真实籍贯、传会情形。随后，提喜之子行义被拿归案。清政府鉴行义交代“师父(付)提喜，即系父亲。因乳名洪，排行第二，故多称为洪二和尚，”7但认为杨咏、严烟所说的起立天地会的所谓“洪二房和尚”就是洪二和尚提喜。既然天地会由“洪二和尚”等创立，那么，天地会自然创自提喜。首先作出这种推断的是清高宗弘历。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十七日，他给福康安、图萨布的谕令指出：“天地会节经查明起于洪二和尚，今已据行义供认伊父提喜即洪二和尚，是提喜为此案传教正犯，已无疑义”8其实，高宗的这个推论并不正确。首先，最早提到天地会起源线索的孙士毅奏折，说的是天地会由洪二房和尚和朱姓同起的，没有说是洪二和尚。行义虽说他父亲又名洪二和尚，但未说就是起立天地会的所谓“洪二房和尚”。其次，“洪二房和尚”和“洪二和尚”并不是同一概念。即使按行义的交代，他父亲在郑氏兄弟中排行第二，也不能说在洪二和尚万提喜与天地会内所称“洪二房和尚”之间划等号。熟悉天地会历史的同志都知道，天地会内部素有前后五房之说，据闽浙总督孙尔准咨送胡南巡抚吴荣光的“访拿会匪折稿“记载，早在”乾隆四十年以后历办添北会匪案内起获花帖、会簿，但有五房吴添成等名目”。9参加过林爽文起义、乾隆五十七年又在福建同安、晋江从事复兴天地会活动的陈苏志被捕后也供称，“闻得广东石城县高溪寺也有天地会，为首的系洪三房，姓朱名洪竹，又名九桃”。10陈苏志的交代，虽将“洪三房(赫按：实为洪二房)”和天地会的幼主朱洪竹弄混，但供词表明，天地会内部确有洪二房之说。综合天地会各种文献记载，前五房分别为：长房蔡德忠、二房方大洪、三房马超兴、四房胡德帝、五房李式(识)开。后五房为：长房吴天成、二房洪太岁、三房李色第、四房桃必达、五房林永招。所谓前五房就是天地会文献记载的少林寺劫余五僧，即与长林寺僧长万云先和尚在篙溪庙前拥戴朱明后裔朱洪竹为幼主结拜天地会举行起义的“前五祖”。其中，二房方大洪活动范围在广东、旗帜为红旗。后五房的二房祖洪太岁，也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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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字，打的也是红旗。严烟交代，“二房上加增红字，及用洪字作暗号，说(陈)彪都是朱、李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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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下的”。所以天地会又称二房为“(或红)二房”。显然，严烟关于天地会由“洪二房和尚”和朱姓同起的交代，即指人们称之曰“西鲁故事”传说那段结会缘由。据陈丕交代，提喜年令为六十八九岁，生年当在康熙五十年前后。以万提喜本名郑开，后来改姓万，早年在广东传播天地会的事实判断，他是天地会二房系统中一位关键人物，雍、乾时期“洪二房”中的继任领袖。“洪二房和尚”总称虽然包括万提喜，但“洪二房和尚”不等于万提喜。正如严烟所说，“同会所称洪二房和尚，并非实有其人，乃暗隐朱、李姓及万和尚的总称”。天地会首领借用会中流传名字，在历史上是不乏其人。籍隶湖南的天地会首领朱声洪(即朱胜红)就称朱洪英，1852年，他和胡有禄发动天地会起义，响应太平太国，后来建立升平天国政权。僧人郑开称“洪二和尚”并不奇怪。行义的交代，显然隐瞒了其中的要害。本来，严烟明确指出，他知道的天地会根源，是陈彪告诉的。有着丰富阅历和斗争经验的陈彪，受审时却巧妙地避开了“洪二房和尚”问题。核查《奏折》不难看出，陈彪在伍拉纳等严刑逼供之下，不得不交代某些问题，但他尽可能往万提喜、卢茂、李少敏等业已死去之人身上扯，使清政府无法质证。由于当时清政府着力寻找现实生活中的洪二和尚万提喜，结果把严烟透露的涉及天地会起源秘密的“洪二和尚”放跑了，这不能不是当年清政府在追查天地会根由问题上的一个愚蠢失误。天地内确有“洪二房和尚”之称，既不是严烟的讹误，也不是他故意出示伪证，以假乱真，而是清政府不明天地会内部秘密，将“洪二房和尚”与洪二和尚万提喜混为一谈，以致得出天地会创自万提喜的结论。由于这个错误结论首先出自清朝最高统治者弘历之口，这就不能不直接影响当时封疆大吏对天地会根源的看法和追查。伍拉纳，徐嗣曾奏折一开头就援引了乾隆皇帝的这个上谕。他们在《奏折》中提出的“节经查明天地会起于提喜”的说法，不过是清高宗上谕的翻板。
乾隆五十六年，就任两广总督的福康安和广东巡抚郭世勋，鉴于广东地方发现天地会的新线索，又向清廷作出如下报告：“臣等查天地会名目狂悖诡诞，而起自何人、何地，严切追求，终无确据”。11福康安和乾隆皇帝的亲密关系是人所共知的。他先后出任闽浙、两广总督，亲自审理过陈彪、行义案子。伍拉纳接审此案的结果和高宗上谕也一清二楚。伍拉纳徐嗣曾审理陈彪、行义结案报告作出两年之后，福康安又发出上述奏报，实际上就推翻了伍拉纳、徐嗣曾奏折关于天地会由万提喜在乾隆二十六年创立的结论。嘉庆初年，汪志伊奉旨查办天地会，重新追究根源，甚至嘉道年间的一些封疆大吏对天会起源各执一说，这件事情本身就表明，《奏折》有关天地会起源的说法，并没有成为定论。尽管伍拉纳等所奏内容是以行义、陈彪供词为根据的，但是，“二十六年说”并不出自他们的供词。何况陈彪等人所供内容是否全是事实，还需认真分析研究。既然如此，怎么能说《奏折》就是天地会起源二十六的凿凿可信的有力证据？
秦宝琦同志的起源说还有一重要论点，天地会的创立余旨不是“反清复明”。他认为，从《奏折》看，万提喜并没有提出“反清复明”问题，而且也不符合当时人的思想，因此，谈不上天地会产生于清初康熙年间。他说，陈彪传与严烟的“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诗句，其中“朱姓是朱鼎元，李姓是李少敏，桃姓是桃元，皆是提喜最早的异姓结拜弟兄，与朱明王朝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他不同意我对这两句诗的解释，说它“实际上反映了提喜最初与李少敏、桃元、朱鼎元等结拜异姓弟兄的一段经历，而非什么隐喻‘万众一心拥戴朱明王朝’或‘明主要登龙位’云云”。我以为，《奏折》恰恰为秦文上述论点提供了有力反证。《奏折》记载，陈彪说他“只见过李少敏一人，其朱鼎元、桃元及马九龙和尚，提喜传法时只说他们都尽远省有法术的，实在不知其假”。人们只要不带任何主观偏见，从陈彪供词不难发现所谓朱鼎元、桃元并不是实有其人的名姓，同‘朱振兴’一样、纯系虚捏假名而已，更谈不到是万提喜最早结拜的异姓弟兄。朱姓朱鼎元，据杨咏交代，严烟说“年才十五六岁”。12如果真有其人，从乾隆五十一年倒推，他应生于乾隆三十六年前后。即从陈彪传严烟入会的四十七年起算，也不过乾隆三十二年前后才出世，试问，一个尚未降临人间的“朱鼎元”竟然成了万提喜在乾隆二十六年以前最早的异姓结拜弟兄，岂不滑稽可笑？李姓指李少敏吗？《奏折》和秦文都说乾隆二十六年万提喜创立天地会名色时，编造了“李朱洪”、“本立斗世”等“悖逆”诗句隐语。可是，二十七年万提喜才收李少敏为徒，传与诗句。“李朱洪”中的“李”姓怎么会指李少敏呢？天地会碑亭明确写着：“李朱洪主”。13李少敏在天地会中并不享有这种崇高地位。何况严烟说万提喜是远离朱、李二姓和马九龙之后的传会之人，而李少敏不过是万提喜的弟子“李”姓不指李少敏也显而易视。秦宝琦同志在《清史研究通讯》、《历史档案》上发表的文章反复论证“三姓结万李朱洪”与“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等诗句，反映的是万提喜最初(作者说乾隆十年前后)与李少敏、桃元、朱鼎元等结拜异姓弟兄一段经历。我不明白，究意出自何本？有何根据？一位拜读了《新证》打印稿的同志在未见到《奏折》全文之前，曾以为这是《奏折》里的记载。当我告知《奏折》并无这类文字后，他感到十分惊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天地会档案，我所看到的官书、文集、方志、私家著述，都没有这类记载。如果说出自严烟供词，恐怕是对供词的曲解和想当然的发挥。“李朱洪”和“风马牛不相及”吗？请看《奏折》引陈彪供词记载：“又有李少敏即阿敏一犯，亦系同时入会，因提喜所编诗句内有李朱洪字样，李阿敏复于三十五年捏送(造)朱探兴名字，为前明后裔，纠众谋匪，施(旋)即拿获正法。”陈彪说得何等清楚，它恰恰是“李朱洪”隐语和朱明王朝有密切关系的确凿证据。乾隆五十年前后入会的詹清真，在五十五年捎给广东饶平的家信，曾暗藏“结万扶明李桃洪顺天”、“顺天服(复)明合和同”字句。14杜世明转传天地会藏头诗云：“顺时起义无清风，天运转明四海通。转焕(换)江山扶室汉，明臣公侯李朱洪。”15这些天地会文献都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既然万提喜立会之时就编造了暗藏拥戴朱明后裔、旨在“反清复明”的“李朱洪”隐语及其根由诗，那么，万提喜立会的真实意图、天地会的宗旨不是“反清复明”又是什么呢？
我在拙著中曾反复论证，早在乾隆二十六年之前，天地会已经存在，而且起源于康熙十三年甲寅，创立宗旨是“反清复明”。16在天地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反清复明”的内涵也相应有所变化。乾隆年间及其以后，“复明”不再是清初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包含的政治内容而是为了反清，反抗清朝封建主义的统治”，“反清复明”这个老口号之所以在清代被天地会和其他秘密结代长期坚持利用，与清朝实行阶级迫害的同时又顽固推行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的政策有关。正因为如此，他们进行的阶级斗争必然充满强烈的的反满民族意识，反抗清朝封建主义统治的斗争自然同“复明兴汉”连在一起。这是清代阶级斗争特点，并不难理解。至于说卢茂起义不用朱明而用赵宋后裔名义发动群众，只能表明这次天地会起义所采用的策略手段有所不同，带有某些特点，如同后来天地会借用李唐后裔名义发动起义一样，17并不改变天地会的“反清复明”的宗旨和试图推翻满族贵族统治、恢复汉族统治天下的实质。事实上，万提喜把其编造的“本立斗世”“李朱洪”诗句作为立会之根，就表明了他传徒结会的这一政治宗旨。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奏折》无疑是一件极为珍贵的天地会档案，对探讨天地会起源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但是，天地会起源毕竟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众说纷纭，已历百余年。而《奏折》由于它本身内容的种种局限，显然不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灵丹妙药。如果把它当作天地会起源的判决书，以此盖棺定论，未免过于简单化。研究天地会起源，必须借助档案材料，但不是唯一材料，还应充分利用天地会本身的文献、其他官书方志、文集、乃至私家著述，进行综合考察，互相印证。有些问题，档案记载可以作为直接证据。有些问题只能作为间接证据。有的档案材料内容真假参杂，虚实均有，而且还充满了封建剥削阶级的阶级偏见。关键在于对档案和其他材料要作必要的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如此才能做出较为公允客观的结论。
[1]《历史档案》1986年第1期，《有关天地会起源史料》。下引《奏折》不另注。
[2]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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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副奏折，嘉庆四年十月十二日汪志伊奏折。
[3][4][5][6][7][8][12]清史资料丛刊《天地会》（一），第111—112，93、64、112、138、139、64页。
[9]档案：录副奏折，道光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吴荣光奏折。
[10]档案：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郭世勋奏折。
[11]档案：朱批奏折，乾隆五十六年九月十三日福康安、郭世勋奏折。
[13]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一，《碑亭第二》。
[14]档案：录副奏折，乾隆五十六年七月十五日秦承恩奏折。
[15]档案：录副奏折，嘉庆十一年七月初九日先福奏折附件。
[16]参见拙著：《论天地会起源》、《清史论丛》第5辑。《略论天地会的创立宗旨》、《历史档案》1986年第2期。《略论天地会的性质》、《学术研究》1986年第2期。
[17]档案：录副奏折：嘉庆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秦承恩奏折。又，道光《石城县志》卷七《纪事》、卷八《杂著》。又同治《瑞金县志》卷十六《兵寇》。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通讯》1986年第4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93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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