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龚书铎：鸦片战争与中国半殖民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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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龚书铎：鸦片战争与中国半殖民地化

鸦片战争与中国半殖民地化
龚书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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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已经过去150年。一百多年来，人们对这次战争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一直在进行研究，出版的著作和论文为数不少，认识也颇有歧异。有些问题曾有过共识，但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异议。例如，有一种意见认为，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打入中国是好事，如果鸦片战争来得早一点，“我们中国就远不是如此的面貌了”。或者以所谓“近代客观的历史主流是近代的世界史，而不是国别史”为由，反对“把‘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看作是近代中国最主要矛盾，把民族独立看做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甚至说，“如果没有近代西方殖民征服，人类，特别是东方各民族所有优秀的自然才能将永远沉睡，得不到发展”，“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进程”，中国要当“三百年殖民地”，等等。有的论者还引用马克思关于英国在印度统治的论述，来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开关”，怎样看待帝国主义的殖民征服？它们给中国等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国家带来的是什么？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鸦片战争以前，清朝政府实行对外闭关自守的政策。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大门被英国的大炮打开了。这也是一种开放。但是，这种开放是被强迫的，是不平等。开放应当是平等的，而鸦片战争的“开放”，恰恰是英国扩大殖民地的侵略战争，是要占领中国的领土，获取特权和利益。从为什么爆发这次战争，就可以说明。
鸦片战争的直接导因，是1839年林则徐受清廷委派在广州查禁鸦片走私，而英国则“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和进行的对华战争”（马克思语）。因为鸦片走私不仅对鸦片贩子带来极大利益，而且对英印政府也带来极大利益。正如马克思指出：“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财政，实际上不只是依赖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而且正是依赖这种贸易的走私性质”，（《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8页）。
当然，英国政府向中国发动鸦片战争，不仅是鸦片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特性。英国当时号称“海上霸王”、“日不落帝国”，在世界各地占领了许多殖民地，包括中国的邻邦印度。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漩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543页）正是基于这种资本主义的特性，英国政府绝不可能让土地广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而又衰弱的中国长期孤立起来，必然要把它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为此，英国资产阶级中有一派人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的路线，甚至使用武力来解决。还在1836年，有人就叫嚷：“如果我们要和中国订立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必须是在刺刀尖下，依照我们的命令写下来，并要在大炮的瞄准下，才发生效力的。”（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鸦片战争史料选译》第48页）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正是英国这种“炮舰政策”的体现。它以大炮来迫使中国对外开放，使中国丧失了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战争的结果，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使中国历史发生了转折。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内部已经存在着资本主义的萌芽。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截断了中国社会正常发展的道路，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谈论鸦片战争后的“开关”，这应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那么，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侵入中国，是帮助中国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还是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化、殖民地化？也就是说，西方列强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西方生产技术的引进，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破坏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基础，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外国资产阶级为了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为了维护侵略权益，以及生活上的需要，也兴办一些近代工业和设施。不可否认，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又都是为了侵略和掠夺的需要，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为了证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所起的帮助作用，论证殖民征服对东方历史发展的“功绩”，人们常引证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所提到的英国在印度造成的社会革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如果说马克思的话是指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对东方社会变化起了客观刺激作用，自无异议。如果是引用马克思的话来为赞颂殖民征服作论据，证明侵略有理、侵略有功，则违背了马克思的原意。对于马克思的话不能以偏概全，应该全面地把握其精神实质。
马克思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是给予严厉谴责的。他说：“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4页）马克思还明白无误地指出：“英国人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恐怕就没有什么别的内容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页）；“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4页）。马克思虽然肯定英国为了掠夺的需要，在印度修筑铁路，举办工业，发展了资本主义生产。但是，他紧接着明确指出：“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因为“这不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3页）。这就是说，英国虽然在印度播下了“新的社会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带给印度人以灾难和枷锁。英国资产阶级只能是在印度实行殖民化，不可能帮助印度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印度的复兴只有靠印度自己，只有在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之后，只有在生产力归人民所有之后。马克思对英国统治印度论断的基本精神，同样适用于中国。
中国虽然不象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但是同样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大大小小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为了压迫和掠夺中国，用军事武装进行侵略，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继鸦片战争之后，接着就是英法联军的侵略战争，法国进攻中国的战争，日本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的侵略战争，日本和沙俄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战争，1931年开始的日本进攻中国东北的战争，1937年开始继续了八年之久的日本进攻中国全境的战争。侵略者在战争中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对中国社会破坏极大。由于中国在战争中的失败，被迫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除割地赔款外；外国侵略者从中国取得了诸如关税协定、治外法权、传教、商船和军舰内河航行、驻扎军队、投资设厂以及租界、租借地和海关等一系列特权，使中国半殖民地地位越陷越深。
巨额的战争赔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其沉重的负担。从《南京条约》赔款2100万元，到《马关条约》赔款23000万两，再到《辛丑条约》赔款45000万两，数量越来越大。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入侵的六十年间，清政府的对外赔款，连利息在内共约13亿两白银。为了应付赔款，清政府一方面加强对人民搜括，弄得民穷财尽；一方面只好向帝国主义借款，以关税等收入为担保，从而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财政的控制。
西方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而取得了关税协定权。外国向中国进出口货物尽量压低税率，中国当时成为世界上进口税率最低的一个国家。外国资本主义还掠取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航运权，垄断和控制中国的铁路运输。因此，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大量推销他们的商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工业品市场，同时又使中国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
西方的列强控制了中国的外贸和金融。在20世纪初，有2300多家外国商行掌握着中国的对外贸易，90家外籍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操纵着中国外汇，经办对中国政府贷款，投资开设工矿，大量发行纸币，形成在中国金融系统中的垄断地位。
西方列强依仗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在中国经营了许多企业，不断扩大外资在华势力，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据统计，外国在华资本占中国资本总额的比重：1894年为60．7％，1913年为80．3％，1920年为70．4％，1936年为78．4％（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中华学术论文集》第337页）。可以看出，外国在华资本比中国资本占有明显的优势。而且中国资本包括官僚资本在内，其比重逐渐压倒民族资本。显然，民族资本在中国资本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是十分微弱的。在外国资本的压迫和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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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下，民族资本无力与之抗衡，许多民族工业逃避不了破产或被兼并的命运。例如人所熟知的被认为中国自己经营最成功的开平煤矿，就在中外合办的名义下，被英国资本加以吞并。此后，又挟其优势，兼并了另一家民族资本煤矿——滦州煤矿，便是很典型的事实。又如机器制造业，英商耶松船厂的资本，超过了当时中国所有22家机器铁工厂的资本。上海最早创办的民族资本发昌机器厂，因竞争不过外资船厂，而被耶松船厂兼并。上海求新机器是生产过3500吨级船舶的我国最大的机器厂，但所用钢铁一直依赖进口。第一次欧战期间钢铁价格猛涨，求新厂亏损不堪，积欠法商东方汇理银行债款达100万两白银，到1919年终于被法国资本吞并。轻工业中的棉纺业是发展较迅速的，但在1918—1927年间，因欠帝国主义债务无力偿还而被拍卖、被吞并的纱厂就有7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日、美等帝国主义势力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下，命运更为悲惨，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是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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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剥削、掠夺的历史。帝国主义用军事武装侵略中国，在经济上掠夺中国，在政治上支配中国，在文化上奴化中国。帝国主义成为统治中国的势力。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剥削，造成了中国的贫穷落后。中国虽然产生资本主义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它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正常的充分的发展。据统计，近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1920年为4．9％，1936年为10．8％，1949年为17％（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中华学术论文集》第324页）。这个数字表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很微弱的，在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109年里，才积累了17％的近代工业经济，而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占了83％。小农经济如同汪洋大海，而近代工业只不过是这个大海中的几座孤岛。“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8页）。帝国主义还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起来，支持反动派作为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先是扶植腐败的清政府，后来又支持一个个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官僚资本利益的军阀官僚。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维护，封建的土地关系、商业高利贷资本和一切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及上层建筑得以继续存在下来。帝国主义使中国沉沦为半殖民地，又使中国停留在半封建状态。中国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实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
也有认为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是愚昧糊涂的清政府，不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外国资本家是愿意帮助中国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的。为了证明这种论点的正确性，论者通常引用外国人（包括当时和后来的）的话作为根据。象赫德在向总理衙门呈递的《局外旁观论》中提出，应“准洋商合华商会制轮车电机等事”，就是推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一个例子。而且这个政策得到了英商怡和洋行的支持，它的成员所发表的言论，一般都赞成帮助中国朝着近代化的方向发展。究竟应当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一些外国人，不论是当时或后来，在他们的言论中，确实都曾声称是着眼于中国的利益，要帮助中国改变落后的面貌，走向文明、进步。这不仅是赫德或某些洋行的成员是如此说，外国驻中国的公使、领事以及商人们也都如此表白。1949年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伟大的胜利时候，美国国务院艾奇逊不也是大讲美国对中国的“友谊”吗！显然，他们都是掩盖或歪曲历史的真实，即侵略和被侵略的关系。经济史学家汪敬虞先生在一篇论文中说得好，他说：“西方国家当时在中国的活动者和后来记述他们这种活动的历史学家，从各方面模糊我们的视线。他们很自然地把他们的一切活动，都和中国的现代化直接挂起钩来，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和文明的西方对落后的东方的帮助，直接联系起来。东方落后，西方文明。改变中国的落后，只能靠西方的帮助。这是西方的恩惠，历来如此。由此可见，外国帮助中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是一个十分古老的观点。”（《近代中国社会和中西关系的实质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汪先生的论断很有见地，说到了问题的实质所在。如果看一看当时渴望实现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怎么说的，也许可以避免视线被模糊。据汪先生在论文中引用的《申报月刊》4卷2期所载，本世纪30年代，上海的纱厂资本家已在开始呼号：“究竟中国纱厂的致命伤是什么”？他们自己回答道：“痛痛快快地说，中国纱厂的唯一致命伤，在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中国纱厂一业的复兴与繁荣，必然在现状变化以后”。前面曾谈到外资压迫、兼并民族资本工业的一些情况，也可以说明认为西方列强赞成和帮助中国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是不符合实际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里，西方列强要用自己的面貌去改造它们，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它们实行一种殖民化政策，例如英国在印度的“英吉利化”，法国在越南的“高卢化”，日本在中国台湾和东北伪“满洲国”的“日本化”，美国对外推行“美国化”等。西方列强之所以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实行同化政策，目的是便于巩固它们的殖民统治，使这些地方成为它们赖以生存发展的一部分。西方的发达是与东方的贫穷落后连在一起的，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西方殖民主义者及其理论家不愿用赤裸裸的殖民化的词汇，制造了一个近代化或现代化的动听的词汇，其实仍然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殖民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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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称。
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是不能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在近代中国，不少仁人志士曾经为实现近代化作了努力，有的致力于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有的呼吁立宪，有的奔走于共和。不可否认，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就。但是，他们也都没有达到目的。他们的愿望所以不能实现，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阻碍。所以，近代化不能脱离近代中国的实际，必须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密切联系起来，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密切联系起来。不改变半殖民地的社会地位，不解决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和掠夺，近代化就化不起来，而只能是半殖民地的“近代化”。
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抗。从鸦片战争起，中国人民反对资本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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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侵略，为维护、争取民族的独立，前赴后继，进行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斗争。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不能灭亡中国。五四运动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斗，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民族的完全独立，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屈辱的历史，从而为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开拓了宽广的道路。这也是历史证明的。
但是，也有人认为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不应该也不能反抗，如果反抗，就会“让我们中华民族倒退到刀耕火种”，或者说，不能“把民族独立看做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因为那是“主观先验”的，是“极其浓郁的民族主义色彩”。总之，是认为不应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反抗不仅无济于事，而且只能使中华民族因此而吞下苦果。怎样看待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中国人民要不要进行反抗斗争，这无疑也是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
对于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争，向来有不同的态度。如前所述，西方殖民主义者从来都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侵略说成是“友谊”，把自己装扮成“文明传播的使者”，而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说成是“仇视西方的文明”。与此相反，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则是揭露、抨击帝国主义侵略的罪恶，支持和赞颂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争。对于两次鸦片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思都严厉谴责侵略者的暴行，热情称赞中国军民的反抗斗争。例如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们就提出，这是“一场极端不义的战争”，是那些“文明贩子”“向毫无防御的城市开火、杀人而又强奸妇女”，驳斥了英国报纸对中国人反抗的歪曲和污蔑，赞扬“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马克思《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恩格斯《波斯和中国》）当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时，列宁即发表《中国的战争》一文，谴责欧洲各国资产阶级对中国实行的掠夺政策即殖民政策，揭露八国侵略联军在中国“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不惜残杀妇孺，更不用说抢劫皇宫、住宅和商店了”，肯定了义和团反侵略反压迫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谴责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世界上进步的、公正的人士也都抨击野蛮的殖民侵略，这些言论无须一一列举。
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近代中国的这些战争是谁挑起来的，是不是因为清政府不懂得处理正确外交关系，只是一味对外兵戎相见造成的？一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是否只是一种“壮举”，而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却是“苦果”？
从鸦片战争开始到八国联军，五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都是资本帝国主义首先挑起的，清政府是被迫应战。这是历史事实，也是常识，不必一一加以论证。当然按照上述的说法，在资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时，清政府不应当以兵戎相见，而应该采取“外交手段”去解决，也就是用“和”来制“战”。不打战而能解决问题，无疑是好事；但这却不是一厢情愿的事。事实上从鸦片战争开始，清政府对外政策就强调“抚”，不要“衅自我开”。例如中日甲午战争，是年正值筹办慈禧太后六十寿辰庆典，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野心已暴露的情况下，慈禧仍“不合先开衅生事”，依靠李鸿章寻求外国调停。李鸿章的办法是“以夷制夷”，也就是依靠外国的调停或干涉来解决中日争端。他先后恳求俄国、英国出面调停，但都遭到失败。黄海海战后，李鸿章等又央求俄、英帮助调停。英国出于在华利益的考虑，曾建议俄、法、德、美等国联合调停。但日本气焰正盛，给予拒绝了。其后，又请求美国担任调停，《马关条约》就是在美国操纵下签订的。清政政腐败，确实闇于国际情势，但即使善于运用“外交手段”，恐怕也难避免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命运。“弱国无外交”，资本主义统治的世界，只讲强权不讲公理。李鸿章也想运用外交手段——“以夷制夷”，但没有主动权，只能听人摆布，其实是“受制于夷”。孙中山长期在国外活动，了解国际情况，也注意运用外交手段，但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帝国主义国家都拒不承认。尽管孙中山很焦急，也无可奈何。
至于说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要求赶走帝国主义，只是“豪言壮语”，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却是“苦果”，恐怕不妥。按照这种逻辑，不仅是中国，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都是不必要的，没有意义的，甚至是倒退的。历史不能如此颠倒。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抗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压迫，争取独立、主权、自由的民族解放运动，无疑是促进本国和人类的发展，是进步的。正是由于民族解放斗争的不断发展和高涨，才使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终于瓦解。
在近代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中，大概最受人指责的是义和团运动，尽管肯定他们的英勇，但认为他们愚昧落后，结果使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吞下了苦果。不可否认，义和团有其落后性，也有盲目排外，最后被帝国主义和清政府联合镇压了。然而义和团反帝运动不是毫无意义的，把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的责任推到他们头上更是不公正的。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表现了中国人民敢于同帝国主义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就在1901年，《开智录》上发表了《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的文章，指出“狂思妄想豆剖瓜分我中国者，观于此能无废然变计耶”。这一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人物也是承认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发现义和团运动“含有无限蓬勃的民气”，并断言“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瓜分中国不啻“梦吃”（《拳乱笔记》，《义和团》第3册第86页）。长期占据海关总税务司职位的赫德，认为瓜分中国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因为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是一个恒久性的因素”，决不可能永远处于屈辱的地位。他对义和团运动及其显示的未来远景作了很清醒的估计，他说：“今天的这段插曲不是没有意义的，那是一个要发生变革的世纪的序曲，是远东未来的历史的主调，公元2000年的中国将大大不同于1900年的中国！无论如何，外国人决不可期望永远保持他们的治外法权地位以及中国被迫让与那种种通商条件。……外国的发号施令有一天必须停止，外国人有一天必须离开中国，而目前引起注意的这段插曲就是今天对于将来的暗示”（转引自卢汉超《赫德传》第265—266页）。赫德虽然是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说的这番话，但很有见地，并且也被言中了。对于喜欢贬低或否定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人，未尝不可从中引发思考。
（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0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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