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亮吉-周祚绍：清代前期人口问题研究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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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周祚绍：清代前期人口问题研究论略

清代前期人口问题研究论略
周祚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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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中国人口从大约一亿到突破四亿，形成了现代中国人口众多的基础，这个历史现象，不仅在当时引起封建皇帝和有识之士的注意，而且成为当代学者们研究的课题。
一
关于清代的人口数字，国内外学者曾作过周密的探析并展开过争论，可以肯定的是清代中期人口激增确是事实。那末当时人口骤增到何等程度？试看下面排列的概括数字：
年代 人口数（万） 土地数（万亩） 人均占有土地数（亩）
顺治８年（１６５１） １０６３ ２９０８５ ２７．３６
顺治１８年（１６６１） １９１３ ５２６５０ ２７．５２
康熙５０年（１７１１） ２４６２ ６９３０３ ２８．１４
康熙６１年（１７２２） ２５７６ ８５１０９ ３３．０４
雍正４年（１７２６） ２６３８ ８９６８６ ３３．９８
雍正１２年（１７３４） ２７３５ ８９０１３ ３２．５５
乾隆６年（１７４１） １４３４１
乾隆１６年（１７５１） １８１８１
乾隆３１年（１７６６） ２０９８３ ７４４１５ ３．５３
乾隆４０年（１７７５） ２６４５６
乾隆５５年（１７９０） ３０１４８
乾隆５９年（１７９４） ３１３２８
嘉庆１０年（１８０５） ３３２１８
嘉庆１４年（１８０９） ３５２９０
嘉庆１７年（１８１２） ３３３７０ ７９１５２ ２．３７
嘉庆２５年（１８２０） ３５３３７ ７７９３２ ２．０９
道光２年（１８２２） ３７２４５
道光１４年（１８３４） ４０１００
道光２８年（１８４８） ４２６７３
咸丰元年（１８５１） ４３２１６
资料来源：续通志、清世祖实录、圣祖实录、世宗实录、高宗实录、仁宗实录、宣宗实录、文宗实录
乾隆６年以前为人丁数。
上面所列的数字来源于官方资料，而且是全国范围的统计。从排列来看，乾隆朝以后全国人口激增的现象是明显的。应该说这样的数据基本可信。因为我们不可能用今天人口统计的现代化手段去要求古代的统计数字。由于自雍正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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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丁入亩”制度，使人口与赋役的征派更加脱离；由于自乾隆朝之后的人口统计不再是只计丁不计口，而是男女人口均计；由于现存文献资料所保留下来可贵的数字记载虽有出入但基本接近，所以对清代人口数字的可靠程度应当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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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然后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来讨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至于乾隆朝前后的人口数字差距之大，除了上述赋税制度的变革和长期安定的社会环境之外，主要是乾隆朝实行保甲制，基本解决了人口隐匿问题，改变了以前只计成年男性的计丁办法，使人口的统计更加精确。看起来好象是一下子冒出这么许多人来，实际上是查出了那么许多应计而未计的人口。有的学者作出这样的解释是可以接受的（李国祁：《由闽浙区域研究看清代解决人口压力的重要方法》，转引自《台湾清史研究文摘》第２１４页）。
我国历史悠久，古代的封建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全国人口的统计，并以人口增减作为国力盛衰的标准，早在二千年前，就有了全国范围的人口记录，不过，由于时代和典章制度的不同，人口统计的标准和方法不同，有以户计，以丁计，以口计等等，但总的趋势是走向准确。比起别的朝代来，清代的人口记录自然更加完整和丰富，这就为我们提供了有利的研究条件。这里，还有一个丁口比例的换算问题。胡焕庸先生曾指出，顺、康、雍三朝的人口统计是计丁不计口，每户平均５口人，丁数只有一、二人，以此推算，三朝人口丁数历年都在二千万左右，估计人口总数均在六千万至一亿人左右。（《人口研究论文集》第二辑第３２页，华师大１９８３版）有的学者经过仔细的考察之后将乾隆朝以前的口丁比定在４．７６到４．９３之间，（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第３８９页，人民１９８８版）若按这样的比例来看待乾隆６年前后的人口数字差异，就解释得通了。
简而言之，清代前期全国人口增长趋势大体以乾隆朝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大约九十年，由战乱到安定，随着生产的恢复和经济的发展，人口的上升呈现出渐进的趋势。后一阶段则是全国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乾隆中期突破二亿，乾隆晚期突破三亿，嘉庆中期达到三亿五千万，道光初突破四亿。以此为据，直至全国解放前，人们总称“全国同胞四万万”。有的学者在经过周密的排比后指出，十八世纪中国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一点四八五（全汉升：《清代的人口变动》，转引自《台港清史研究文摘》第２１１页）也有学者认为十八世纪清代人口增长率在各年代有所浮动，大约在千分之十到十五之间（《中国人口史》第３９０页，人民１９８８版）。为我们了解这个时期的人口情况提供了很好的依据。按说古代人口的增长不应该是迅速的，因为生产水平的低下，生活条件的恶劣，科学技术的落后，医疗和防疫能力简陋等等，加上内外战争和自然灾害，使得古代人口的发展规律基本上是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之下的低增长率。然而事情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长期停滞的封建社会保持着几近僵化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尚能糊口。从人均占有的耕地数量作宏观的考察，人口增长的速度对社会的压力不大，而低下的生产方式对劳动力的需求促使人们生生不息。因此乾嘉时期的人口膨胀正是封建社会人口自然发展的结果。
二
清朝前期日益明显的人口膨胀现象，必然引起善于观察思考的学者的注意，从而提出真见灼识者不乏其人，尤以乾嘉学者洪亮吉和包世臣的言论最具代表性。然而由于所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的差别，他们的人口思想各有独到之处。
在人口增长的规律和速度问题上，洪亮吉突破了李ｇōｎｇ＠①的看法。李ｇōｎｇ＠①曾经认为“每代户口全盛时，增开创一两倍”而已，似乎人口的增加会有一个自然的定数，不会无限止的增长。因而提出人口问题重在养民的主张。洪亮吉认为人口的增长是自然规律，“天地不能不生人”，“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这种自然增长的规律不是人的主观意志所能遏制的。但是，“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君相之所以为民计者，亦不过前此数法也”，如果人口的无限制增长，超过了社会生产的负担，那就不是好事，而是灾难。因此他说，“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卷施阁文甲集·卷一·意言·治平篇）。在这里，洪亮吉首先指出了生人和养人之间的尖锐矛盾。既然人口增长不会有天然的限度，那么人口增长的速度如何呢？洪亮吉根据自己的观察，作了一个简单的计算，他说：“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为数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元焉。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治平篇）。据亮吉所言，人口是成倍地增加，而赖以生存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却是缓慢地增长，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当然洪亮吉的计算不一定精确，但是乾嘉时期全国人口比清初增加三倍是历史事实，亮吉的言论并非危言耸听。
在人口无限制增加所形成的社会压力问题上，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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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首先指出在人口成倍增加的同时，耕地面积却没有增加。他说：“今则不然，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生计篇）。的确如此，从乾隆３１年（１７６６）到嘉庆２５年（１８２０），人均占有耕地数从３．５３亩降至２．０９亩。洪亮吉进一步指出人口的无限制增长会造成许多社会问题。一是就业困难，他说：“国民之中，各有生计”，但是“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佣书授徒之馆不加增”。二是物价飞涨，“五十年以前，……米之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布之以丈计者，钱不过三四十，”现在“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钱又须一二百矣。”形成“所入者愈微，所出者益广。”弄得“终岁勤动毕业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生计篇）。洪亮吉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同时，洪亮吉还指出，人口的无限制增长会造成社会秩序的动荡。他说：“一家之中，……不率教者常有一二，又况天下之广，其游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约束乎？”（治平篇）“户口即十倍于前，则游手好闲者更数十倍于前，此数十倍之游手好闲者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毙也明矣，是又甚可虑者也。”（生计篇）社会上不事生产，游手好闲人数的不断增加，对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确会起不良的作用。洪亮吉指出乾嘉时期人口无限制增加的趋势，不是好事而是坏事，比较具体地分析人口无限制增长所造成的危害，这是他的人口理论的精辟之处。
关于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比洪亮吉早的明末徐光启就曾提出，人口增加，“此亦自然之势，必不可减之数也，而国计民力足供乎？”而且他考察了明代人口增长的情况后，得出人口以三十年增加一倍的论断。比洪亮吉晚的汪士铎也说过：“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他也根据人口三十年加一倍的增长率，进而指出“顺治元年一人者至今一百二十八人。徽州人固陋，喜人多婚早，每十六皆嫁取，其风气也，十六皆抱子，故二十年即加一倍”（《乙丙日记》）。汪士铎指出的早婚早育加速人口增加确实是造成清中叶人口过剩的原因之一。虽然他所说的人口增长由三十年加一倍发展到二十年加一倍的增长率，与文献所载的增长数字不一定完全相符，但是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人口基数越大，增加数字越大的现象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这几位思想家的灼见不仅在于揭示人口增长的事实和规律，更重要的是他们揭示了人口过剩所造成的许多社会压力。
包世臣比洪亮吉小３０岁，两人几乎是同时代的人，他们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人口突破三亿走向四亿的时候，而且他们生活的江南地区早已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方，因而对人满为患是亲眼目睹的。两人学识渊博，注重经世致用之学，而且都曾从政，游学四方，有丰富的社会经历。所不同者，洪亮吉处于乾嘉之交，包世臣处在嘉道之际，洪亮吉曾担任过中央和省的官职，包世臣只做过一年知县。两人都对清朝的腐败作过揭露，而包世臣正生活在清朝颓势已显腐朽更甚的时代，看到清朝“吏治污而民气郁”，对清朝的抨击更激烈。包世臣人口思想的精辟之处在于反对人多致贫的观点，他认为人民贫困不是因为人口增多，而且因为统治阶级“鄙夷田事”，从而提出了重农的主张。包世臣不可能涉及到社会制度问题，但他强调了人口本身的劳动能力。只要统治者把士农工商四方面都调动起来，而且按照农业劳力占六分之五，士工商占六分之一的比例加以调节，经济就会发展，众多人口的生存问题就会解决。从人口经济的角度上看，他的观点有合理性，但从当时历史背景上考察，未免天真。尽管如此，我们从李ｇōｎｇ＠①、洪亮吉、包世臣到清代后期的汪士铎、薛福成等学者关于人口思想的发展脉络来看，在人口增长的规律、速度、矛盾和对策等方面已经形成较系统的理论。
三
既然学者的言论是如此的严重和迫切，那么清中叶的人口膨胀给社会带来多大的压力呢？清政府是否已经认识这种压力，或者想采取什么措施来缓解人口的压力呢？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时，乾隆帝发现人口册子上的数目比康熙时几乎增加了十倍，非常吃惊。他说人口像这样增长下去，将来怎么办（郑天挺《清史简述》第４８页，中华１９８０版）？似乎已经感觉到人口增长过快的压力。然而清朝皇帝还沉浸在“康乾盛世”的自我陶醉之中，由于封建帝王思想的根深蒂固，他把“人丁兴旺”作为“国泰民安”的标志，对人口快速增长是惊而不急。当然出于统治利益的需要，他们有时会采取一些消极被动的措施来缓解日益膨胀人口的生存条件，这类措施主要是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穿衣问题。譬如他们会兴修水利工程来保证农业的收成，他们会采取一些平抑物价的政策来控制农产品（主要是粮食）的市场价格，他们会在灾荒的年份用开仓放粮来赈济灾民，他们也会用鼓励垦荒的政策来扩大耕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等等，但这些措施的最终目的还是巩固清王朝的统治。所以清朝皇帝在人口过快增加的现实面前，基本上是束手无策，他们在无可奈何之下，只能听之任之。从事情的另一方面来看，人口的增长，就是劳动力的增长，有利于清朝统治者扩大剥削和满足某些军事需要。所以学者们的灼见总是与清朝皇帝的态度有很大的距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设想清朝统治者具备有效的控制人口的认识和办法。
从文献记载的数字来看，自清初到中叶，人口的增长与耕田面积的增加，基本上是同步发展的，人口的增长需要增加粮食产量，而耕地的扩大又为人口的增长准备了生存的条件，这样互相拉动的结果，到清中叶，中国人口的无限制增长的速度已经超过了耕地扩大的速度。康熙元年（１６６２年）时全国耕地数量５３１万顷，一百年之后，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年）全国耕地达到７８０万顷，这就几乎到了清代耕地面积最高峰了。另一方面，随着人口和耕地的增加，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在同步增加，清代的地丁税、耗羡、盐税、关税等四大项收入最多时能达到四千八百万两，其中地丁税和耗羡就占三千三百万两。当时全国的兵饷、俸廉、治河、驿站等费用，支出大约三千四百多万两，收支相抵，每年存余能有一千多万两，可见以人口和土地作为主要支柱的财政收入实在是清朝皇帝休戚相关的利薮。从康熙至乾隆尽管一再惊叹“人多地少”，但在他们的治国方略中却始终拿不出有效的对策。
为了养活三亿人口，提供必要的生存条件，主要是当时封建社会自发的经济手段起了调节作用。如：鼓励垦荒以扩大耕地面积；改善耕作技术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扩大杂粮种植以增加粮食供应；移民迁徙以缓解劳力过剩等等，这些手段有的是政府安排，但更多的是封建经济的自然发展。如果从这些手段的综合作用来看，对缓解人口压力能起相当的作用，但有些情况的发生有一定的特殊性，不能估计过高，如移民，清代曾发生多次的山东人下关东，湖广人进川陕，闽粤人走南洋等大规模的迁移现象，但都有特殊的背景，若非战乱和灾荒，一般是不会发生如此的远程迁移，至于灾荒歉收年景的近途逃难则是常见的景象。
当时中国的三亿人口作为绝对数字，已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按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能使这么多人生存，主要是自然经济条件下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基本的温饱条件能够得到满足。有学者指出：清代的粮食亩产产量，江浙、川湖、闽广等地区在一石至五六、七八石，通常为三石保收，即稻谷三百五六十斤至四百斤。华北地区在一二斗至四五石，通常为二石，即小麦、杂粮约二百三四十斤。清代前期二百年各种粮价普遍上涨一倍至三倍不等，以南方大米和北方小麦、高粱而论，顺治至康熙前二十年，每石约银三至六钱，合制钱三至六百文，与明末农民起义前的粮价基本相同。从康熙中后期至乾隆间，每石约银一两至一两五六钱，个别的上涨至石银二两。由于当时钱价一度上涨，合制钱仅为一千至一千五六百文，上涨幅度仍为一至二倍。嘉道时，每石约银二两左右，由于此时银价上涨，合制钱二至四千文。清代前期的布价，康熙时尺布为十余至二十文，嘉道时则为三十至四十文，比顺康时高出一倍至二倍（黄冕堂《清史治要》第９６、４３１、４３９页，齐鲁书社１９９０年版）。还有学者指出，１８世纪１００年间中国价格总水平虽说上涨了３００％，但年通货膨胀率（约１．１％）却是微不足道的（郭成康《１８世纪中国物价问题和政府对策》，《清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１期第１３页）。这些经过学者们周密考察和印证的结论，为我们理解清中叶人口问题提供了启示。衣食乃人们生活的基本保证，在自然经济的闭塞环境里，维持着低下的生活水平，保证了基本的生存条件，从而也就缓解了人口增长的社会压力。
人口众多是中国的国情，研究清代前期的人口问题、对了解当代中国国情的成因有重要意义。当我们全面地分析清代人口问题时，可以发现清代人口的增长原因和缓解人口压力的手段，对思考现代人口政策不无借鉴作用。二十世纪后半期，由于生活的安定和生活条件的改善，由于政策上的疏忽，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在１９６３年曾高达３３．３３‰，然而在７０年代后期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实行计划生育之后，１９７９年人口增长率曾下降到１１．６‰，１９８６年由于人口生育高峰的影响，增长率曾回升到１４．０８‰。现在中国将带着１３亿以下的人口总数进入２１世纪，如果能认真思考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国情，如果人们的觉悟真正从自由生育提高到计划生育，如果坚定地采取得力的措施，随着科技的进步，将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率控制在１．５‰，那么到下个世纪

中国历史上青年担当的故事

结束时，中国人口将会降低到７亿，到那时，中国理想的适度人口就实现了。
清代学者的人口理论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值得深入地总结和研究。他们的思想中有一条明显的轨迹，就是从探索人口增长的规律中发现人口增长过快对社会的压力，然后转向缓解压力和矛盾的积极性思考。徐光启想用开发西北和华北来解决南粮北调；洪亮吉想用“天地调剂法”和“君相调剂法”来控制人口的激增，似乎他在想使用自然的力量和政府行为。包世臣更是想用六分之五的劳动力投入农业来实现某种合理的劳动力配置，以解决人多致贫。他们的主张体现了传统思想中经世致用观点与当时现实的结合，当然作为人口理论的完整性，不仅要提出人口增长的现象和规律，不仅要阐明人口无限增长的压力，从而阐明生人与养人之间的矛盾，提出抑制人口增长的理论。这是洪亮吉等人所不能完成的，在震惊之余，他们更多考虑的是养人，即改善人口的生存条件。而几乎与他们同时的西方人口理论学者则着重在抑制人口增殖，减缓人口膨胀。两方面都有道理，都是办法，但各有片面。终究是因为分属于东西方不同的经济、文化背景。看法虽不相同，作为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人口论学者，都值得尊重和研究。时至今日，人口问题已经全球注目，所取得的共识正好是双管齐下，既要发展经济改善人口生存条件，又要抑制人口的增长，而且对抑制人口的看法越来越一致。清代学者曾经为人口和土地的矛盾而忧虑，但是耕田面积的缓慢增长和粮食单产的提高却在悄悄地缓解这个矛盾。今天在中国人口已达到１２亿时，已有消息证实全国耕地面积达到２０亿亩，而且还有扩大１亿亩耕地的资源潜力（《人民日报·海外版》１９９６年６月７日），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这也是对世界的重大贡献。＊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土加恭
（资料来源：《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04）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93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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