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略论清代广东乡村的乞丐及其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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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略论清代广东乡村的乞丐及其管治

乞丐问题一直是困扰传统中国的社会问题之一，时至今日，依然是中国亟需解决的社会难题。清代，广东处于相对安定的时期，社会经济在各种有利因素的刺激下得以恢复和发展，农业垦殖、农产品商品化、海外贸易等均居全国的前列。与此同时，广东的乞丐问题也显得更为突出，尤其是乡村强乞强丐现象比较普遍，严重扰乱了乡村安定的社会秩序。对于历史上乞丐问题的研究，目前国内学术界关注的还不算多，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不够①，尤其是清代广东乡村的乞丐问题迄今为止还未见有专文论述，且所有的研究均未利用丰富的碑刻资料。鉴于广东清代碑刻中有不少乞丐方面的记载，本文拟以这些碑刻为中心，并参考其他资料，对清代广东乡村乞丐问题进行考察。
一
乞丐，以行乞为营生手段的社会群落，通常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持瓢托钵行乞于门庭街市。行乞者，情况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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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复杂，有临时求乞于市肆里巷者，也有长期以乞讨为职事者，更有以乞丐为身份却又并不行乞而从事多种犯罪活动的②。乞丐有“原生”乞丐和“职业”乞丐之分，原生乞丐是临时性的，由于突然变故陷入生存绝境，不得已而行乞求食；职业乞丐是长期性的，大多数并非因贫而丐，而是以行乞作为职业。职业乞丐成分非常复杂，其中不少常与社会上的流氓地痞、黑势力有着种种瓜葛，往往是披覆着乞丐的外衣，干着坑蒙诈骗、强求勒索的勾当。
据我们所看到的碑刻资料而言，自乾隆年间开始一直到清末，广东乡村乞丐普遍存在，既有“原生”乞丐，又有“职业”乞丐，尤以乾隆年间为甚。“原生”乞丐的记载比较少见，仅从一些碑刻当中间接地得到反映。如乾隆三十六年大埔县《奉县主示禁碑》记载，“禁止流乞到家，不允许私自给予米饭”③。这里的流乞很可能就是那种“原生”乞丐，由于贫困暂时流浪他乡乞讨为生。又光绪十年广宁县《奉邑侯大人许给示准乡规禁约碑》所云，“流难军民遇时岁荒歉，谷米昂贵，到境时，只许在乡外；庙宇聚集，三五人人乡求给，任由主家施济多少，不得蜂拥入乡，遽入人室”④。这些暂时以乞讨为生的“流难军民”也属于“原生”乞丐。这类乞丐记载少可能跟他们少滋事而未引人关注，或社会上习以为常不加记载有关。需要指出：“原生”乞丐和“职业”乞丐界线并不是绝对的或一成不变的，他们之间可以转换，前者在生存条件得不到有效改善时往往成为后者的源源不断的候补。清代也有人根据乞丐行乞的方式，将乞丐分成挟技之丐、劳力之丐、残疾之丐、诡托之丐、强索之丐和卖物之丐⑤。之中亦有善恶之分，如诡托之丐、强索之丐即属于强乞强丐。
尽管中国历史上不乏义丐，如晚清山东的武训，但广东碑刻中所载清代乡村乞丐大多为职业乞丐，他们中的不少诡谲强横，危害乡里。现根据部分碑刻所见的记载，将他们的恶行列表如下。
从表一中可以看出，这些横行乡里的恶丐，一般都具有群体性，有首领。如乾隆大埔漳溪等处“外来麻疯及壮年乞丐赤汉，结党成群”，平远东石乡的乞丐“聚党成群”、“结党肆横”，广州钟落潭障岗乞丐“日则三五成群，夜则聚庙歇宿，窥伺行窃”；嘉庆海丰赤石墟乞丐“三五成群，在墟市乡村强乞滋扰”⑥；道光定安石豆图的乞丐“结党成群”，光绪平远热水乡乞丐“聚党成群，有首有从，名曰担头”，揭阳军田乡乞丐“结党成帮”。他们少则三五人，多则数十人。有的与盗贼勾结，援以为助，如道光海丰县“乞丐疯烂，□引匪类恶棍，聚集各乡，三五成群，偷窃滋扰”，可谓“匪徒籍丐烂而人境，丐烂鈎匪徒以肆偷”⑦。有的甚至本身就是盗丐不分，“阳乞阴盗”，“名为丐食，实则沿门惫赖，穿门输偷”，“外境匪类，籍乞丐为名”。实足是一股社会的恶势力。
参照清人对乞丐恶行的划分法，他们作恶行径至少可归纳为四大类：
1、强乞。这类现象在碑刻记载当中最为多见，也最为普遍。如海丰“赤石墟多有流氓、乞丐、疯匪，每到墟埸乡村强乞滋扰”；定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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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图乞丐“结党成群，沿乡强乞，扰害图中花利”；顺德丐头“竞至统率烂丐、惫妇多人，蜂拥下船，撒惫强讨，务要如愿，始肯干休”⑧；大埔漳溪“精壮流乞肆行强乞”。在他们眼中，乞讨多少不是随施主之意，而是由他们自定，诚如光绪平远县《周县主严禁乞丐花赤告示》碑所云“所到山僻小屋，声言不要粥饭，必强讨米数斗，不则毁门喧哗，诬隐图诈”。
2、勒索。这类乞丐往往借助婚娶、丧葬、买妾、进香、吉凶之期，以乞讨为名，对施主进行敲诈勒索。如道光顺德县桂洲乡“近有无赖之徒，不务生业，每遇别乡婚娶、买妾、进香、祭葬、吉凶诸事船只湾泊，伊等藉以乞丐为名，从中勒索银两，多至十两八两之数”，可见勒索还是十分重的。又光绪连州“外来乞食花子，遇有喜庆报赛之事，从中强讨，稍拂其意，动辄撒赖油火，种种非法，尤为目击心伤”。广宁乞丐“每遇人家红白喜庆，则引队入厨辖索酒肉”。有的借抬轿扛葬勒索，光绪揭阳县乞丐“凡遇婚丧，谓必由伊指轿扛葬，不论贫富天寿，必索重资”。有的甚至无端勒索。而百姓无奈忍受也只是破财图个眼耳清净。
3、盗窃。不正常的生存环境亦导致了乞丐不正常的行为，一些乞丐甚至走到违法犯罪的路上，打着乞讨的旗号，过着“阳乞阴盗”生活，且数量不少。如平远县，乾隆时东石乡“流乞不息，聚党成群，顿住不走，阳装乞丐，阴实为匪。日则仃偷鹦白撞，夜则挖壁穿墙”，又光绪时热水乡“近有外境乞丐花赤麻疯聚党成群一到乡村……昼则乡曲肆行，乘间偷掇活捉，夜则穿墙为盗，恣意谋犬烹牛”，且盗窃量颇大，据碑刻所载“自去年十一月初，至本年正月终，乡中失去牛犬者计十余家，其盗晒衣物件鹦鸭者不可胜数”⑨。再道光海丰“丐烂匪徒，每得□引朋奸。每窥农家有事，□日则三五成群，借叫乞为由，家畜衣物，逢头便窃，单人偶见，无敢兹寻。夜遂群分四出，小则割挖禾薯，大则拆瓦穿墙，不拘牛只赃件。被偷人手，幸者赃可赎，不幸者赃贼皆灰”。
4、吓诈。有些恶丐还借助死尸来欺骗和敲诈，甚至还有不惜自残自废达到目的，简言之，就是“藉尸吓诈”和“自尽图赖”。其中前者，当时常常成为恶丐欺诈的手段。如道光定安县强丐见“有乞丐饥民饿死道路”，便“以为奇货，借口讹诈，扰害不安”。光绪广宁县亦“更有饥难流民，各项花子疯瞽人等，名为丐食，实则沿门惫赖，穿门输偷，遇有饿殍，辄纠多人扛门图赖，藉端索诈”。恶丐选择其诈欺，主要是此事人命关天，兼之采证困难，恶丐们正是利用谁也不愿招惹这个麻烦进行讹诈。后者的“苦肉计”，碑刻记载主要有二种，一是破头，如海丰县乾隆时就有恶丐“抬尸破头”借端吓诈，道光时继续有恶丐“割头勒索”。而所谓“破头”、“割头”，据清人记载，当为“乞钱不与，则出刀自割，或额或颊，以流血吓人者”⑩。二是服毒，海丰县乾隆时有恶丐“服毒吓骗，藉□诬陷”，道光时亦有恶丐“持药撒赖”。这些记载都出现在惠州府，似反映当地恶丐现象尤其突出。
在广东还有一个现象比较突出，就是麻风病乞丐较多。《清稗类钞》卷十一《乞丐类》中就专有“粤多麻疯丐”条，翻检碑刻资料，至少有7通清代广东碑刻提及到麻风乞丐或言麻风花子。如乾隆海丰“麻疯瞽目，撒赖恐吓”；道光时“更有破烂麻疯，人室强讨，历日不休”；光绪平远“近有外境乞丐花赤麻疯聚党成群”。再对照文献“粤多麻疯丐”条中的描写，“粤中气候炎热，多麻疯，患之者有微生物，傅染至易……常游行市中。其人面目多臃肿，眉脱，手足每拳曲，见者大怖，辄争与之，其乞钱恒较常丐为易，亦欲其得钱即行耳”。我们对广东麻风乞丐产生多的原因和处境则有更多的了解。他们主要是靠展示生理恶疾，压榨人们的感官来博取人们同情以求得更多的乞讨收益。
纵观上述介绍，不难看出清代广东恶丐现象严重，他们强乞强丐，极具欺骗、敲诈、盗窃和破坏性。从时间上看，碑刻记载广东乞丐问题直至清亡，说明广东乞丐问题严重，不绝如缕，屡禁不止。从空间上看，宏观层面广东各地都有出现，涉及粤北、粤东、粤西、粤中及海南岛，其中以潮、惠地区较为普遍和严重。微观层面，乞丐活动，特别是强乞强丐出没的地方，多为乡村交通要冲，物产丰富，比较富裕的地方；或为离县城较远的偏僻之地，四面皆山，人少单居。兹根据所见部分碑刻对强乞强丐出没的地点描述，列表如下。
从表二中可以看出，地偏、民富、人少、交通发达往往是导致恶丐横行的主要客观因素。
强丐横行乡里，强乞勒索盗窃，严重扰乱了村民正常安定的生活，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正常的农业生产，尤其是他们中的一些往往还藐视王法和地方保练，横行霸道，气焰嚣张，使百姓不敢出声，史载“沿乡强乞，扰害图中花利。遇有见质，反为逞凶吓死诬赖，不敢出言”⑾；“衿耆更练，一加压阻，狼悍莫当”⑿，形成一股影响社会安定的破坏力量。对其危害的严重性，许多告示都明确指出：乾隆六十年番禺县障岗村《奉宪严禁强乞示碑文》云：“告累种种，滋害难以枚举”；乾隆四十九年平远告示日“良民受害难言”⒀；道光十三年海丰县禁碑说“藉端勒索，实为地方之害”⒁；光绪五年连州《奉宪告示》碑亦言“种种非法，尤为目击心伤”；光绪十年广宁县告示强调“种种不法，大为乡间之患”⒂。此外，在笔者所看到的20多块涉及乞丐的广东碑刻当中，几乎都记载了要严厉禁止乞丐的强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强乞之丐危害乡里，村民深恶痛绝的事实。也正是如此，晚清广东就有人把当地乞丐视为寇，并指出“丐而以寇名，喻其凶恶也”⒃。
二
强乞强丐，危害社会治安，扰乱村民生活，为社会之毒瘤。故清代广东地方政府及乡民对此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考察有关的碑刻资料，地方政府对于乡村乞丐的管理，主要是由府县主官负责，通过颁布有关地方规章用行政手段进行具体管理；此外，民间也自发制定些有关禁止强乞的乡规民约，作为乡民对乞丐问题的一种策应。而少见有像在城市里那样，针对相对固定的乞丐群体采取利用丐头约束的方法进行内部管理，或设立“养济院”、“栖留所”、“孤老院”、“习艺院”、“普济堂”等乞丐收容机构进行处置⒄。这大概是由碑刻所载清代广东乡村乞丐出现多具有突发性、外来性和流动性等特点所决定的。亦是管理乡村流动乞丐与管理城市乞丐的不同点。
从碑刻记载看，地方士绅是推动乡村乞丐管理的重要力量，当时不少管理乞丐的告示都是在他们的陈情、呼吁下颁布的。如道光元年顺德“现据桂州乡绅士胡梦龄、陈锡梓、叶建光、沈永东、杨懋政、周定元、潘履泰等禀称”⒅；道光十三年海丰“现据约正颜羡高、庄崇英、贡生谢立榜、监生颜振凤、武生谢桂香等呈称”⒆；光绪四年平远“现据热水乡绅耆等呈称”⒇；光绪十年广宁“兹据潭*[土+布]乡前洞乡集益社生员陈炳煌、江森华、黄重光、阮炳垣、监生李汝霖等呈称”[21]。其中不少约正就是乡绅兼任。至于民间乡规民约更是由他们发起，乾隆十七年和平《五乡合禁碑》就是“集五乡衿耆，设立禁条”[22]。
乡村基层组织保甲、乡约是管理乞丐的主要力量。首先，他们通报丐情，呈请给示。如乾隆三十九年大埔“据约保陈仲伶、郭乃松等禀称”[23]；嘉庆九年海丰“据赤石地保禀称”[24]。宣统元年海丰“据里仁约约绅张辉垣、陈宝全、张渠光等呈称”[25]。乾隆四十七年海丰“据保正、地保、更练人等禀称”[26]。其次，广为宣讲，立碑垂远。为宣谕告示内容，他们不仅广为张贴，而且演戏立案，甚至一些告示转化为碑刻，也多是他们的功劳。如海丰县《奉县主翟给示碑》除“特示松林屯、乐洞坑、赤草洋、松仔坑、下塘埔等处”外，“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合乡演戏立案”[27]。又嘉庆九年海丰告示在取得“悬挂墟场，流匪绝迹”效果后，地保们“诚恐谕条久废，是以演戏抄录镌碑，永垂升平乐业焉耳!”[28]。乾隆三十九年大埔“漳溪上村、中村、沙坪、礤下等处同遵示勒石”[29]；平远东石乡苎围中苎村“保正钟景珍乾隆四十九年三月十二日遵示立”《县奉主陈大老爷准示严禁碑》[30]；为“勒石以垂久远”，海丰县“宣统元年五月日里仁约遵批竖立”[31]。第三，直接参与对恶丐的抓捕。如乾隆四十九年平远“立即协同邻保，捆送县主，以凭法□治”[32]；乾隆六十年广州障岗“倘敢故违，许该乡衿耆保老禀拿严究，决不姑宽”；道光元年顺德“许该处更保人等协孥解堂”[33]；道光八年海丰“许尔等协同保练拿获赴本县，以凭按律究惩”[34]；道光十三年海丰“许被害之人协同保练，捆解赴案，以凭尽法究办”[35]。
碑刻资料显示，清代广东地方对乞丐的管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乞丐的管理；二是对基层组织的督促；三是对当地人的约束。
关于乞丐的管理，重点是打击恶丐，以制止强乞等恶行的出现和蔓延。首先是规定对违法的有强乞等恶习予以法律手段打击。如乾隆三十九年蕉岭《费大爷示禁碑》“禁有乞丐烂赤恃强者……有不遵罚者，鸣官究治，决不食言”[36]；乾隆四十五年封川县《奉官永禁》“丐子往来乞食，务宜尽分，不得藉乞为端，白撞偷盗。如有此情，保勇立拿送究”[37]；乾隆四十九平远县《县奉主陈大老爷准示严禁碑》“嗣後有恶乞强讨，结党肆横，并顿住油房山寮荒屋，立即协同邻保，捆送县主，以凭法口治”[38]；乾隆五十五年海丰县禁丐匪碑“示仰该处居民人等知悉：嗣后再有前项不法之徒，强借吓诈，无故扰害等事，许即协同保练捉拿解赴本县，以凭从重究办”[39]；嘉庆九年海丰县《廉明县主严谕碑》“嗣後如有不法流丐、疯匪，三五成群，在墟市乡村强乞滋扰，撤赖流毒，许尔居民等协同保练擒拿，解赴本县，以凭按法究治”[40]。这类规定遍及所有清代广东涉及管理乞丐的碑刻，体现了政府仍是管制恶丐的根本力量。而惩治犯有盗窃等恶行的乞丐也是合符大清律的有关条文，如“盗马牛畜产”条“凡盗民间马、牛、驴、骡、猪、羊、鸡、犬、鹅、骡、鸭者，并计(所值之)赃，以窃盗论”[41]；“盗田野谷麦”条“凡盗田野谷麦、菜果及无人看守器物者，并计赃，准窃盗论”[42]；“恐吓取财”条“凡恐吓取人财者，计赃，准窃盗论，加一等”[43]。
吓诈是乞丐惯用的一种欺骗手法，同时也是危害社会安定的重要违法犯罪的行为。这也是地方官府打击的重点。乾隆五十五年海丰县禁丐匪碑云“示仰该处居民人等知悉：嗣後再有前项不法之徒，强借吓诈，无故扰害等事，许即协同保练捉拿解赴本县，以凭从重究办”[44]；嘉庆八年五华县民间示禁碑“禁乞丐游民夥群入乡，扛尸图赖吓骗”[45]；咸丰九年海康“禁冒移丐尸，讹索乡愚”[46]；光绪十年广宁县《奉邑侯大人许给示准乡规禁约碑》强调“丐食瞽日疯疾之徒，不得以路毙饿殍移索人家，吓诈扳害……倘敢故犯，任由乡人捉获送究”[47]。为防止无名尸或乞丐死尸为恶丐所利用，一些禁示还要求地方做好收拾尸体的工作。如道光二十二年定安县要求“道路乞丐、饥民死尸，即禀明保验明，随地修埋立碑”[48]；光绪二十四年揭阳县“倘有路毙乞丐及无主尸骸，准该地保禀清收埋，不许轿夫光棍扛移诈索”[49]。另“自尽图赖”类吓诈亦在严禁之中，乾隆十七年和平县《五乡合禁碑》规定：“禁食药图赖并吓诈乡愚”[50]。
对稍有劣迹而难以法办的乞丐不少地方则不准入境、停留或予以驱赶，如嘉庆十四年龙门县《奉龙门县师准给示永禁碑记》所开乡规“禁强乞窥瞰疯疾入境”[51]；光绪四年平远县“示谕外来乞丐花赤麻疯诸色人等知悉：自示之後。尔等务须各归故土．另觅生涯，毋得仍前在於该乡占住，恃众滋扰。倘敢任意逞留，一经访闻，或被告发，定即严拿到案，尽法惩办”[52]；乾隆三十九年大埔县《遵示勒石》针对“一般癞疾之丐冲家赖诈”，要求“该居民会同约保严行驱逐。倘有不法之徒，仍前强乞，立即廪报本县，以凭严拿重究。该约保徇纵，一并严究”[53]。道光三十年《廉明县主朱禁碑》“严禁恶丐、流僧……不许在民居铺户强讨……著该管保练留心稽查，随时驱逐”[54]。
有的地方甚至对没有劣迹的乞丐也禁止进入，这在一些由民间制定的乡规民约中体现的最为明显。如嘉庆八年五华县示禁碑“禁乞丐游民夥群人乡”[55]。如果说这个禁令主要是对付大队乞丐，那还有些乡约民约则连个体乞丐也不许入村，乾隆十七年和平县《五乡合禁碑》规定：“禁乞丐不得入境乞食”[56]；嘉庆二年兴宁县《奉县主李大老爷给示严禁碑》“禁流平花赤”[57]。对乞丐不分良莠，一律剥夺其入境乞讨权利，则过分了，这种做法就笔者所见，除清代台湾等一些地区外，并不是较普遍的做法。因为它与固有道德、法律还是有冲突的。因害怕麻疯病传染，一些地方亦禁止之入境，嘉庆元年五华县《廉明周太老爷给示严禁碑》就有“禁麻疯花子不许入乡”的禁令[58]。前引嘉庆八年五华县示禁碑亦有“禁麻疯花子乞食图赖”[59]。有的地方虽然许可乞丐进入乞讨，但作了进一步的限制，如光绪十年广宁县《奉邑侯大人许给示准乡规禁约碑》所开乡约规条提出：“流难军民遇时岁荒歉，谷米昂贵，到境时，只许在乡外；庙宇聚集，三五人入乡求给，任由主家施济多少，不得蜂拥入乡，遽人人室，惫赖索诈扰害，并不得逗留本境。如有籍惫行抢，许乡人呜锣，捉获送究”[60]。明确规定一不得入境逗留，二不得聚众乞讨，三施济多少听主家，有的还细致规定，不得“擅入厨房辖索滋扰”[61]。
为了减少恶丐横行滋扰，一些地方亦明白公布可接受敲诈之标准，化暗为明，免生无谓事端。如道光元年顺德桂洲乡提出“嗣後所有婚娶、买妾、进香、祭葬、吉凶诸事，船只湾泊，丐者每名可否给与铜钱三四文之间，仰候台示”。虽然这一请示没有为县官接受，指示“示谕该处附近丐食男妇人等知悉，嗣後所有婚娶、买妾、进香、祭葬、吉凶诸事船只湾泊，尔等务须任施主赏给钱文，不得恃强勒索”[62]。但已反映出人们在寻找与乞丐的妥协点。光绪二十四年揭西规定“乞丐癞民各有恩给口粮，凡遇婚嫁丧葬等，每项每行给赏钱八十文”[63]。
乡村基层组织保甲、乡约则是管理乞丐的依靠力量，他们得力与否直接关系到禁令的贯彻落实和影响到打击恶丐的成效。清代广东府县对基层组织督促，主要体现在对保练等人员的要求上，一要秉公执法，徇情必惩。如乾隆五十五年海丰县禁丐匪碑指出，“该保练倘有知情纵容情弊，察出一体严究，决不宽贷”；乾隆六十年广州白云区障岗村《奉宪严禁强丐示》“该乡更保有巡缉稽查之责，亦宜实力巡逻约束。毋得聸狗故纵，致干究处”。“该约保徇纵，一并严究”[64]；道光八年海丰《奉县主太爷张示禁碑》亦强调“倘该管保练，隐匿徇纵，察出一并究处，决不姑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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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二要有效率。嘉庆九年海丰县《廉明县主严谕碑》强调，“保练务须留心查察，一闻有此等强乞恶疯，立即捉送案究。”[66]强调基层管理机构面对恶丐的强乞等要快速反应，不得有误。
管好乞丐离不开当地人的理解和支持，特别是要防范当地烂崽与外来乞丐狼狈为奸。如乾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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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惠州有当地奸棍“勾引外来丐匪辛阿山、柯阿报等”为非作歹[67]。为此，不少禁示也有这方面的内容，并规范施家的行为。首先严禁当地人与恶丐相勾，祸害乡里。如乾隆四十五年封川县《奉官永禁》禁止“甲内子侄，不得贪婪……勾引外棍，诬陷善良”、“甲内子侄，不得招窝外棍不法之徒，在山游手闲行，白撞盗偷牛只”[68]。道光二十二年定安县“禁来路乞丐、饿夫强乞逞凶，与本地匪徒乘机残扰地利”[69]。光绪五年连州《奉宪告示》碑规定“各家子弟务须各安正业，如有招聚外匪，并外出交往匪徒滋事者，查出捆送到州官究治，轻则公罚花银壹大圆”。其次，强调同心协力，经费平摊。如乾隆三十六年大埔《奉县主示禁碑》规定“一家有事，合乡同力，凡公费，照各姓派出，不得推诿”[70]；又乾隆五十五年海丰乡议定“如乡内有一家被害，则合乡者执本公结，以相扶助，切莫袖手旁观。至於盘费则用合乡各家均派”[71]以达到“乡乡同治保赤之爱，户户共沐除害之恩”[72]。第三，为强化管理，个别地方对施家行为也作了极为严厉的限制，如乾隆三十六年大埔县《奉县主示禁碑》“禁流乞到家，不许私与米饭，若有私与者，罚戏一本”[73]。又乾隆四十九年平远县《县奉主陈大老爷准示严禁碑》“禁花子不许给赏粥饭，并荒屋油寮不许顿住，不遵者，罚钱三千一百文”[74]。对给予乞丐施舍和住宿的人予以物质的惩罚。这种极端作法，就笔者所见，当时内地许多省份都没有出现过。有失人道。
一般说来，地方政府颁布的这些告示所规定的惩治条文，其精神基本与大清律的规定和内容相一致，是清律的延伸和具体化。而乡规民约则是其补充和细化。它们虽然多能取得一时之效，但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乞丐问题。广东的乡村乞丐问题自清以来至民国越来越严重，流乞不断，强乞强丐日益增多。要从根本上解决乡村乞丐问题，必须从经济源头出发，解决乞丐的贫困问题，同时提倡新的社会风尚，杜绝以乞为业的恶习。
注释：
①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著作有曲彦斌著《中国乞丐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3月；王光照著《中国古代乞丐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岑大利、高永建著《中国古代乞丐》，商务印书馆出版，1995年1月。论文有李红英《略论近代中国社会的职业乞丐问题》，《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2期；邓小东《略论民国时期的乞丐问题》，《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1期；邓小东、杨骏《民国时期的乞丐及乞丐救济》，《晋阳学刊》，2004年1期；池子华《沉重的历史省思——近代中国的乞丐及其职业化》，《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年4期。另外台湾在这方面的研究有胡巨川：《从碑碣看清代台湾之流民与乞丐》，《史联杂志》20期，1992年6月。
②参阅曲彦斌：《中国乞丐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③④⑥⑦⑧⑨⑾⑿⒀⒁⒂⒅⒆⒇[21] [22] [23] [24] [25][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36][37][38][39][40]谭棣华、曹腾菲、冼剑民主编《广东碑刻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94页；第728页；第842页；第846页；第418页；第886页；第942页；第814页；第885页；第847页；第727页；第418页；第847页；第886页；第727页；第821页；第894页；第842页；第861页；第839页；第839页；第843页；第894页；第886页；第861页；第885页；第418页；第846页；第847页；第888页；第773页；第885页；第840页；第842页。
⑤[清]徐珂编撰《清稗类钞》卷11《乞丐类》，上海商务印书馆本。
⑩[清]徐珂编撰《清稗类钞》卷11《乞丐类》，上海：商务印书馆本。
⒃[清]徐珂编撰《清稗类钞》卷11《乞丐类·粤有四大寇》，上海商务印书馆本。
⒄王光照著《中国古代乞丐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
[41][42]《大清律例》卷二十五《刑律·贼盗中》，田涛、郑秦点校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95页；第396页。
[43]《大清律例》卷二十五《刑律·贼盗下》，田涛、郑秦点校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01页。
[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谭棣华、曹腾菲、冼剑民主编《广东碑刻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40页；第906页；第554页；第728页；第943页；第344页；第821页；第60页；第886页；第894页；第855页；第906页；第821页；第908页；第905页；第906页；第728页；第728页；第418页；第344页；第894页；第846页；第843页；第836页；第772—773页；第943页；第894页；第841页；第846页；第894页；第886页。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9019.html

以上是关于光绪-略论清代广东乡村的乞丐及其管治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光绪-略论清代广东乡村的乞丐及其管治；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384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