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近代娼妓的信仰及其神灵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近代史-近代娼妓的信仰及其神灵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近代娼妓的信仰及其神灵
一、娼妓史研究反思
娼妓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在我阅读过的诸多与娼妓有关的作品中,无论作者是亲历风月者,还是社会问题关注者、道德批判者、官方管理者,都是站在局外人的立场讲话的,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外乎这么几种,一是欣赏介绍,二是维护道德,三是意识形态指导(阶级批判与阶级教育),四是法律评判(罪与非罪,合法与非法)。他们的共性是都站在娼妓与社会或娼妓与他人的关系上发言,惟独没有把娼妓视为一个人,视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站在娼妓的立场看问题。[1]
对于既往丰富的叙述与研究,当然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作为“历史的叙述”而言。美国学者贺萧(Gail Hershatter)认为,有关娼妓的“历史的叙述”通常隐指三种主题:一是娼妓在中国源远流长,二是娼妓史与士大夫的历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三是当代娼妓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史平行,讲述了从文明到压迫与危险的一部衰落史。[2]就本文主题而言,我们还要关注娼妓与近代城市的形成(妓院多集中于大中城市),娼妓与阶级压迫(妓院往往被称作“火坑”)等问题。但本文旨趣并非在既往研究中添砖加瓦,而是希望独辟蹊径,关注娼妓中的文化现象。
下层社会之研究,史料是一个棘手问题。一般而言,娼妓与其他“贱民”或下层社会群体一样,很少有自身的文字记载。[3]事实上,只是当有人想对她们进行赞誉、谴责、统计其人数、进行监管、为她们治病、分析其病理、对世人发出警示、拯救她们、取缔娼妓业或者利用她们作为社会象征等等——只是在这种种情形下,娼妓才进入了历史记载。[4]1935年,改革家曾迭讥讽地评论说:“其实这都是作者脑子里的妓女,作者耳朵里的妓女,你问他她们吃的究竟是什么,穿的究竟是什么,她们过这生活究竟情愿或不情愿,他就答不出来了。”[5]
尽管如此,以往大量的研究成果,虽说是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但为我们指明了探索的路径。民国年间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至今仍然是全面叙述中国娼妓历史的一本最好的著作。2003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贺萧(Gail Hershatter)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原版于加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此书体大思精,视角独特,资料丰富,方法别具一格。该书第三章“妓院规制”中之“仪式的凝聚力”一节,为我们讲述了上海娼妓的某些信仰与仪式行为。大陆学者萧国亮于1996年在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中国娼妓史》,从纵横两个方向论述了娼妓的历史,其纵向关系讲述了从“中国娼妓之起源”到“明清娼妓制度的变迁”,其横向关系讲述了“娼妓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角色”、“
中国历史近百年英雄故事
妓女的经济生活”、“青楼文化:官僚大夫与妓”等问题。其他描述性的相关论著还为数不少,如孙国群《旧上海娼妓秘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单光鼐《中国娼妓:过去与现在》(法律出版社,1995年);孙百华《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娼妓问题》(《史学月刊》1999年第1期),江沛《20世纪天津娼业结构述论》(《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
娼妓群体的划分,因为标准的不同(如等级、地域)而有多种划分。若依组织结构而言,最简单的可以分为两大群体,一为依托妓院的娼妓,一为依托家庭或个人的妓女(野鸡土娼)。前者即为本文所指的对象,因为娼妓文化是需要一种集体氛围的。
娼妓文化,所涉范围很广,如文学、艺术、时尚、民族主义、隐语暗号等,但本文因为篇幅所限,主要着墨于娼妓的信仰层面,希望能够从两个方面对娼妓的研究有所突破,即娼妓的信仰史与民俗史。
即使是谈论妓院中的娼妓,即使是谈论其部分文化层面,有些问题也无法一一涵盖,如近代新出现的外国妓院,如娼妓在不同环境下的心态,如不同地区的娼妓的信仰史与民俗史的分类研究等。我们惟有围绕主题,作最大的努力。
二、娼妓信仰的神灵种种
信仰是人类观念形态上的一种表现形式,宽泛而言,包含宗教信仰、民间信仰和政治信仰等层面,乃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内容。娼妓信仰属于民间信仰或民俗信仰的范畴。民间信仰不仅搀杂了大量的儒道佛等宗教的内容,而且具有明显的世俗与功利性质,同时,在很多方面还带有巫术色彩。
明清以至近代,娼妓业所认同的的祖师和崇拜的神灵有:管仲、白眉神、关公、盗跖、洪涯先生、文财神比干、吕洞宾、插花老祖、勾栏女神、春神、五大仙、胡三太爷(狐仙)、铁板桥真人仙师、金将军、观音、施神、撒尿老爷、勾栏土地、教坊大王、烟花使者、脂粉仙娘、白娘子、猪八戒、、刘赤金母、瑶姬(即那位“旦为行云,暮为行雨”的巫山神女)等。
在民间信仰中,各行业对祖师与神灵的选择并不象宗教神灵那样刻板,或随行就市,或就地取材,地区性、功利性明显。我们不妨就该问题对上述娼妓神灵稍做分析。
民间信仰供奉的神灵具有创业祖师的身份,娼妓的最高神管仲便是“女闾”制度的开创者。
神灵具有道德力量,在娼妓信仰中,关公既是财神,也被江湖上视为“义”的化身,妓女中有结拜之举,关公便是盟证。在旧时北京,妓院的老板、鸨母、妓女遇有疑难问题,必然乞灵于“伏魔大帝关圣帝君”。北京城里城外,关帝庙很多,但清吟小班的人们所信仰的,却只有前门脸的那座关帝庙。原来在前门脸有两座小庙,整齐精巧,东边一座是观音寺,西边一座就是关帝庙。妓院的人们从来不到观音寺烧香,只到关帝庙去求神。[6]为什么只拜特定的关帝庙呢?可能与“白眉神”信仰有关,详后。
神灵能够保佑生计,上述诸神中的大多数,如管仲、白眉神、撒尿老爷、勾栏土地、教坊大王、烟花使者、脂粉仙娘、猪八戒(好色)、刘赤金母、瑶姬等,无一不与“淫业”有关。那些不直接从事“淫业”的神灵,因为对娼妓有保护功能,而被列入神位。例如,娼妓以吕洞宾为祖师爷,据说是源于吕洞宾游走市井,点化娼妓,为妓女治疗恶疾。在老北京宣武门附近,有一座吕祖庙,因为离前门八大胡同(妓院集中地)较近,便成了妓女们上香的“圣地”,香火旺盛。每年农历四月十四吕祖诞辰这天,更是热闹非凡,妓女们祈求吕洞宾保佑平安,还要在庙里买一朵“神仙花”带回去,为的就是图吉利,保平安。
再如近代沈阳妓院中有“踩屋子”的习俗。某个妓女在一个时期接客不多,老鸨、窑头往往怪罪。某妓就会给妓院供奉的祖师爷管仲的神牌叩头烧香,“手端尿盆,用小棍敲着尿盆,跪在管仲牌前,边敲尿盆边祷告:‘祖师爷,您保证我客人多!’之后,妓女将附近的一个小男孩抱到自己屋子里,给他买糖果、冰糕,哄着他:‘姨姨喜欢你。’将他放到自己床上,让他在床上跳跳蹦蹦,这叫‘踩屋子’,妓女们认为可驱除邪祟,会迎来更多的客人。”[7]此刻,该妓女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受到一种文化习俗的驱使,就象不孕妇女向送子观音行礼如仪一般,与她个人的身份地位或他人的主观推测无关。
神灵身份低贱,能够贴近娼妓的日常生活,娼妓供奉五大仙、胡三太爷,与北方百姓的五大仙信仰(黄鼠狼、狐狸、刺猬、蛇、老鼠)有关。[8]上海娼妓则供奉“撒尿财神”。据称,农历除夕,上海妓女多往小东门外洋行街“撒尿财神”处烧香。此处又叫“撒尿菩萨”庙,得此不寻常的名字,是因为隔壁有一处臭气熏天的尿坑。据传说,这位菩萨,生前是一位嫖客,缠头一掷,万金不惜。到了后来,金尽衣敝,无颜回家,就在这里悬梁而死。死后得过他金钱的诸娼妓,追念菩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无悲悼。共同替他在墙角落里嵌造一只壁庙,以作纪念。现在一般时髦红倌人,每逢朔望,齐来烧香。她们说烧过了香,淫业必好。更有下等娼妓,倘使一天接不到嫖客,明天就来焚香默祷。说也奇怪,祷告回去,嫖客就来上门。以故这位撒尿菩萨的香烟,迄今仍然生意兴隆,没有衰兆。[9]
男性之卖淫者,俗称“像姑”,也有自己的保护神,如因淫乱丧国之殷商纣王、酷爱男色之春秋时期的卫灵公、喜爱偷窥男阴而被毙于杖下的吴(胡)天保等,民间俗称其为兔儿神。[10]
娼妓供奉这些神灵不单是因为他们对本行业的贡献,更主要的是他们手中所具有的权力和神通。娼妓对他们顶礼膜拜,是要请他们保佑自己的生意能够兴旺发达。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人神之间“许愿”、“还愿”等赤裸裸的功利交换,是鬼神信仰的基础性支柱。[11]
三、创业祖师管仲
一般说到娼妓的历史,查有确证的可以追溯到东周列国时期。齐桓公的相国管仲,为了振兴齐国,“相桓公霸诸侯,以匡天下”,施行富国强兵政策。在经济上,削山为钱,煮海为盐,同时,“为女闾三百,以安行商。商旅如归,百货骈集,因而税之,以佐军兴。”[12]因此,管仲就成了娼妓制度的创始人。后世娼妓业遂把管仲当作祖师崇拜。从明清以至近代,各地妓院普遍供奉管仲之神像牌位,或醵资建立庙宇,祈求保佑。
旧时云南,娼妓家中多供有管仲神位,每早在家烧香祈祷;如遇发生事故,或被恶客流氓打搅,事后要进行禳解,常用香火熏燎门坎;在生意零落,游客稀少时,就到五灵庙、五显宫等寺庙中,许愿酬神。[13]
在四川宜宾,有的扬州妓院内供有“家神一天地国亲师之位”。还供有一个神位是“管仲”。[14]
管仲不仅在娼妓生前保佑其生计,而且在其死后收附灵魂。开封第四巷东口有一庙宇,名曰“燕侯祠”,内塑管仲像,这是妓院公开供奉的神灵。每逢年节,妓女必去焚香拜祷,保佑她们生意兴隆,财源茂盛。[15]第四巷是开封一等窑子所在地,这里的妓女,如有重病、暴疾(伤寒、肠胃炎、闭经之类)或近时不能接客,或已接近死亡,老鸨领家照例要把她们送到巷之东口咽喉司(为燕侯司之讹,内塑管仲像,系窑子公开所敬之神)内停放,虽手帕姊妹(妓女结拜的干姐妹),亦不得前往一顾。二等窑子则送于附近的眼光庙,三等窑子多系梅毒第三期的妓女,送于卧龙宫,听其死去。[16]
四、多重隐喻中的“白眉神”信仰
“管仲爷一令情千古,白眉神再定意万般”。
这是旧时妓家门框上常贴的一幅对联。管仲乃娼妓祖师,容易理解;那白眉神是何方神圣呢?
在众多史料记载中,白眉神有多种化身,或谓白眉神即管仲(或老郎神),或谓白眉神为关公,或谓白眉神为盗跖(或三郎神),或谓其为二郎神,或谓其为远古三皇时之伶官洪崖先生。种种说法,不一而足。
白眉神早在明代即已出现,但最早何时出现无考。明代有无名氏著《如梦录》,其“街市纪第六”称,开封城中五胜角大街路东有皮场公庙,“向南,三间黑大门,匾曰‘富乐院’,内有白眉神等庙三四所,各家盖造居住,钦拨二十七户,随驾伺候奏乐。其中多有出奇美色妓女,善恢谐、谈谑,抚操丝弦,撇画、手谈、鼓板、讴歌、蹴圆、舞旋、酒令、猜枚,无不精通。每日王孙公子、文人墨士,坐轿乘马,买俏追欢,月无虚日。”[17]
《清稗类钞》“迷信类·娼家魔术”条载:“娼家魔术,在在有之。北方妓家必供白眉神,又名袄神,朝夕祷之。至朔望,则用手帕蒙神首,刺神面,视子弟奸猾者,佯怒之,撒帕着子弟面,将坠于地,令拾之,则悦而无他意矣。”[18]
这位白眉神是什么样子呢?据明沈德符云:“近来狭邪家,多供关壮缪像,余窃以为亵渎正神。后乃知其不然,是名‘白眉神’,长髯伟貌,骑马持刀,与关象略肖,但眉白而眼赤。京师(人)相詈,指其人曰‘白眉赤眼儿’者,必大恨,成贸首仇,其猥贱可知。狭邪讳之,乃驾名于关侯。坊曲娼女,初荐枕于人,必与其艾猳同拜此神,然后定情,南北两京皆然也。”[19]
一说白眉神即管仲,又名“老郎神”。
旧时,每年正月十一日、六月十一日,安庆各家妓院都做“老郎会”,嫖客们呼朋引类,摆酒赌钱,妓院乘机大捞一把。[20]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也曾谈到,江苏各地每逢六月十一日,“妓女有老郎会”,“会时,诸妓极意修饰,陈设鲜妍,要求平日所欢者,为之设宴张乐,谓之‘作面子’。”[21]此俗由来已久。过去南京钓鱼巷是著名的花街柳巷,里面有一个老郎庙,每逢农历六月十一日,这里都要举行拜老郎神的庙会,老郎神就是管仲。据《金陵岁时纪》说:“神为管仲,盖女闾三百之所由来也”。管仲的形象是“长髯伟貌,骑马持刀”“眉白而眼赤”,因此俗称“白眉神”。妓女们奉白眉神为祖师爷、保护神,十分恭敬。其他地方的妓院也有建老郎庙的,没有庙的妓女干脆就在屋里供奉。大概妓女太多了,有的并不知道她供的是谁,只知道是白眉神,因此,白眉毛是娼妓神最大的特点。
管仲为什么成了白眉毛红眼睛?有人听老鸨的解释是,因为管仲执政四十年,娼妓这一行当到他老年时已蓬勃发展,妓女队伍壮大了许多。他做为始作俑者,中间自然少不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事,而他年事已高,眉毛既白,行事不力,少不得喝些酒服点药,以致两眼发红。此说甚妙,在中国官场政界做人行事的好处尽在其中。[22]传说与附会正是民间信仰的一个显著特点。前面我们在说到“创业祖师管仲”时,未见有管仲形象的具体描绘,这里“老鸨的解释”无疑为管仲——老郎神——白眉神做了一个注脚。
一说白眉神即关羽。
妓院信仰关羽,应该与一般百姓的祭祀无异。但为什么沈德符有“近来狭邪家,多供关壮缪像,余窃以为亵渎正神”的错觉呢?北京城里关帝庙数十座,清吟小班的娼妓们为什么只信仰特定的关帝庙呢?
这里有两点要加以说明。一是关老爷应该是管老爷,“关”、“管”音近而致误。管指管仲,妓院祭的是管老爷。妓院中人并不欲外人窥其就里,宁愿以讹传讹,不欲纠正,以“正神”遮盖“邪神”的丑陋。[23]
一是关羽信仰在妓女中确实存在。据方向先生研究,富春江上船娼供奉的保护神确是关公。其祖父方镇南说:“九姓渔户开头供的神是‘关老爷’,即蜀国大将关羽。关羽的水军颇有本领,曾‘水淹七军’活擒魏将庞德,打鱼佬对他很佩服,又因关羽二字之音近似‘管渔’,关羽坐镇之地荆州附近的打鱼佬,就奉他为渔神。……九姓渔户被贬船居严州府境内江中后,其渔人和渔妓仍信奉关老爷。过了一段时间,地方官吏的管理放松了,打、鱼、当妓女这二种职业分开。……渔娼的艳名日著,嫖客中的文人也多了,他们见关羽被当作妓船之神不以为然,有人戏改为白眉红眼状,说是‘马氏五常,白眉最良’的马良(关羽的部下),马良是双关语,含有船妓的‘下体好’之意,但俗人称为白眉神或红眼神。”[24]
一说白眉神即春秋时期大名鼎鼎的盗跖。
盗跖是古代著名大盗,“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盗跖成为娼妓之神,与民间传说有关。明赵南星撰有《笑赞》一书,其中第72则记盗跖为娼神之事:盗跖死后,魂灵不散,打劫的财物一些带不到阴间,饥寒难忍,意欲作贼,争奈喽罗们一个也没有。阎罗王怕他害人,不许转生,连禽兽也不许他做。盗跖无奈之下,到处罗唣,娼妇人家便替他盖下矮小庙宇,图些酒食,因他排行第三,叫做三郎神盗跖,这个神见了小鬼也要回避。
又说,盗跖死后,受乐户的香火,乐户家女子初学弹唱,定要先参见他,乞讨聪明。有等妓女将他暗暗供养,不令人见,因他的眉毛尽白,叫做“白眉神”,他就作“花柳魔”,勾引的浪荡子弟都来此家挥金如土,这样人说不得他个无耻。一日众判官禀问阎王曰:“柳盗跖辞世多年,何不收在地狱?却教做那等丑神。”阎王曰:“此是上帝之意,著他在世间做恶人的样子。”[25]
另据烟霞散人著《斩鬼传》记载,钟馗因为打不过黑眼鬼,只得派咸渊去请白眉神助战……话犹未了,咸渊已到门首。下马进去,坐在庭中,柳金娘过来叩头,咸渊问道:“你家有白眉神吗?”柳金娘道:“上面供的就是白眉神道。”揭开幕子一看,果是一尊神像,两道的白眉。咸渊又问道:“这尊神是何出处?姓甚名谁?”柳金娘道:“小妇人也不知其详细,只听的当年老忘八说是甚么盗跖。”咸渊点了点头,发柳金娘去了,一面分付备办祭品,一面就作祭文……[26]
盗跖英勇善战,先秦典籍多有记载,至于他有无淫行,则未见记载。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中说:“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枉!”善战之士被捧为淫神,原因应当是,“中国文献常常把性交说成是‘战斗’……后世的房中书和色情文学将性交过程讲得绘声绘色,如同战场上的军事行动一样。”[27]床第有如战场,男女相交为“肉搏”,尊盗跖为娼神,难道是娼妓的想象吗?自然,盗跖之成为娼神,还有待考证。
另外有学者提出一种观点,认为白眉神即二郎神,其依据是,明人钱希言《狯园》第12卷《淫祀》有《二郎庙》一则云:“又传六月廿四日是神诞生之辰。先一夕,便往祝釐,行者竞夜不绝,妓女尤多。明日即醵钱为荷荡之游矣。吴城轻薄少年,相挈伴侣,宣言同往二郎庙里结亲。”此事与蜀公主邀约情人往祆祠相会之事一模一样,可见祆神与二郎神所主皆与情爱之事有关。[28]其文立意,与二郎神所用武器“弹弓”有关。元杂剧《二郎神锁齐天大圣》中,赵昱用金臂弓、金弹。《西游记》第六回说杨二郎“腰挎弹弓新月样”,当孙悟空化作一只花鸨鸟时,杨二郎用弹打之。清代说唱《二郎劈山救母》写二郎神:“手使金弓银弹子,梧桐树上打凤凰;打了一只不成对,要打两个配成双。” 弓箭和弹弓,均是男根的象征物。[29]民间生育风俗,婴儿出生,如果是男孩,在门左挂一张弓,如果是女孩,在门右挂一幅珮巾。这风俗来源颇早,《礼记·内则》云:“子生,男子设弧于门左,女子设帨于门右。”娼妓之崇奉二郎神,乃是对民间生殖崇拜的发挥。
还有人认为白眉神即黄帝时的乐官伶伦,仙号洪涯。因为妓女本隶乐籍,因而以音乐之神为保护神。清谈迁《枣林杂俎》引《花锁志》云:“教坊供白眉神,朔望用手帕针线刺神面,祷之甚谨。谓撒帕看人面,则惑溺不复他去。白眉神,即古洪涯先生也。”
白眉神的被创造,自然是娼妓行业发展的需要。就妓女个人而言,礼拜白眉神,既能满足心灵需求,也是求神保佑生意顺畅的需要,同时也是一种生意手段。明人田艺蘅所撰《留青日札》云:“教坊妓女皆供白眉神,每至朔望,则以手帕汗巾之类,扎神面一遭,若遇子弟打乖空头者,辄以帕洒拂其面,一晃而过,则子弟之心自然欢悦,相从留恋不已。盖花门厌术也。”[30]所以,他们的礼神敬佛,是有着现实的生活基础的。
历史上的中国虽然不是一个纯宗教性或“政教合一”的国度,但释道儒等宗教也对民众产生了深刻影响,神灵信仰体系十分庞杂。这种状况也深深地影响了娼妓业的神灵信仰。与民间社会的信仰一样,娼妓业对自己的“行业神”常常怀着崇德报功、崇信敬仰的心理,他们供奉创世、创业的祖师与神灵,在妓院内、仪式上设坛祭拜。除此之外,她们的语言、行为与习俗等方面无不浸润着种种“迷信”的成分。
五、娼妓的其他信仰种类
上海妓女有“接路头”习俗。《海陬冶游录》称:“勾栏院中率皆礼神佞佛,以祈默佑。朔望必于户外焚纸箔而撒以盐,谓之现银。月必享财神,俗呼接路头。每值空王生日,多蓺檀旃,香篆缭绕。清晨诣寺庙,乘纱舆以过者络绎不绝。覆袖底之文鸳,拜鞋尖之彩凤,含情微诉,无非为所欢私祝,是亦谄而近渎矣。”[31]此处所讲娼妓信仰焚纸撤盐的“现银”习俗,是因为妓家免不了遇到象王三公子般嫖院金尽,落为乞丐,终且饿死异乡为孤魂野鬼的情况。妓家撒盐“现银”即为此辈,意为“死恩客们不要再回来找麻烦”。另方面则供奉财神,希望嫖客们多情慷慨,常接这种路头。至于一大早就乘纱制软轿到寺庙,招摇街市,完全是一种“活广告”。[32]
杭州妓女的“磨库菩萨”信仰和“张大仙”信仰。当年在拱宸桥附近某处墙脚边砌有一专用石碑,上刻一菩萨像,盘膝而坐,头上顶着一块磨石,人们称之为“磨库菩萨”。实则“墓库”本是算命先生口中的一个星宿之名,是“墓”而不是“磨”。据说,人如交了“墓库运”,便会萎靡堕落,不务正业。因此,每逢年节或初一、十五,妓馆的鸨母就会带领妓女前往碑前烧香膜拜,口中念念有词:“墓库菩萨,大显灵光。成家之子,远走他乡。败家之子,请入娘房。”意在请“墓库菩萨”广为施法,多让不务正业的败家子们误入此道,这样她们的“生意”就好做了。此碑现已不存。
拱宸桥侧当年还有一座“张大仙庙”,香火极盛。张大仙实为当地一个会给人治病的道士,后坠入运河而死,人们盖庙祭之,对他迷信至极。妓女们也常去祭祀祷告,求他保佑赐福。清末民初以来,每逢阴历七月十八日张大仙生日,拱宸桥地方都要举行一次纪念张大仙的游行活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由几十名妓女组成的游行队伍了。她们身穿红绸衣裤,带着手铐脚镣,妆扮成京戏《苏三起解》中的苏三,招摇过市。妓女们以此自比“苏三”,表示自己是“有罪之身”,同时期望将来能和苏三一样,有个美好的结局。[33]
昆明娼妓使用多种巫术方法,以求趋吉避凶,生意兴旺,其常用方式有:
“敬门神”。每到夜晚在房门背后(普通人家是在大门外)插上线香三柱。
“熏热脚”。不常招致的游客来到家时,乘其睡觉用黄钱(黄表纸)三张燃着,向其足部绕上数圈,则自然“常来”。
“迷心窔”。妓女为防止游客“跑稍”、“跳槽”等情况,用染有月经的污纸,暗地钉入游客衣领、帽沿中,或探知游客“身庚八字”,用纸写就钉入其月经带内。
“驱冷神”。遇“油水”不多的游客来家,长时间纠缠不走,即用扫帚插上大针一颗,放在游客座位旁,盼其坐立不安而走。
“送邪崇”。遇流氓不时前来滋扰,即用“花钞、黑纱衣、渡人经(都是迷信用纸)”穿在香上,点燃香,于深夜执送出门外,不能回顾,到了中途,祝告后插于路旁,急绕道回家,就会免去滋扰。[34]
与昆明娼妓“熏热脚”习俗类似,沈阳娼妓有“燎屋子”的习俗。有的妓女在一个阶段嫖客少,窑头、掌班的便让她“燎屋子”,就是将黄表纸点着,在桌子底下、床底下燎。还有的妓女在一个时期,“窑皮”(经常泡在妓院但不花钱的人,泡蘑菇,耍无赖)常来纠缠,妓女也点着黄表纸“燎窑皮”。[35]在上海的雉妓堂子中,也有类似手段。一个多日不见的客人(所谓“冷脚客人”)在堂子露面了,雉妓等他睡着后,要在他床前烧纸钱,熏其鞋袜,使其变成“热脚客人”。客人同妓女反目或拒绝付账时,她可在客人背后烧白纸,或者点鞭炮吓唬他。这就叫“驱穷鬼”。还有一种办法是等他走后烧纸钱,来熏房间、床和他坐过的椅子。生意清淡时,据说雉妓会让堂子的男佣脱了裤子,举着点燃的佛像围着堂子转圈子。[36]
妓院的人们,平时供奉各种仙佛,遇有疑难有关帝可备顾问,还不满足。为了忏悔今生,虔修来世,有些掌柜、老鸨,还要进一步皈依佛门。于是在百顺胡同后河就有一个“洋和尚”在那里摆了一座佛堂。“洋和尚”是南方人,常给妓院的掌班、老鸨们讲经念佛。妓院的人们在北京城里参禅念佛仍不满足。有些信男信女,互相邀约,组成一个小团体,到各处名山胜地,参佛礼拜。 [37]
余论
民间信仰的含义十分宽泛,我们认为,民间信仰主要是指那些存在于民间社会、与传统宗教信仰现象有联系有区别的民众信仰现象,其中有的有相对固定的组织形式,但绝大多数并没有固定的组织和仪式,却被某一族群或某一社会阶层所信仰和遵从。尽管他们的组织不一定严密,但民间信仰对信仰者在心理上、行为上和生活上具有支配作用。
随着近代城市的兴起与妓院的大量产生,许多妇女开始或主动或被动地以卖淫作为生计。近代社会,正处在急剧的变化中,许多人离开了土地,还有许多人离开了自己熟悉的职业,他们原先生活的文化背景一旦消失,靠什么来支撑他们的精神世界呢?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继续并丰富其行业神信仰,二是入乡随俗,孕育出新的“迷信”。娼妓业属于典型的江湖游民行当,娼妓的信仰符合这两种情况。可以说,娼妓的神灵信仰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民间信仰。
至于娼妓信仰对娼妓行业的影响,以及娼妓制度对近代社会的影响,这是应该放在整个中国社会演变的过程中来加以考察的。民国初年,黄远生在《游民政治》一文中称:“吾国数千年之政治,一游民之政治而已。所谓学校,所谓选举(古之官之制),所谓科举,皆养此游民使勿作祟者也。游民之性,成事则不足,而败人家国则有余,故古老之所谓圣帝明王贤相名吏也者,尽其方法而牢笼之,夺万民之肉食而豢养之,养之得法则称治世;养之不得法,则作祟者蜂起矣。”[38]娼妓与妓院作为游民社会的一个载体,它们的兴衰与中国社会变革息息相关。一旦娼妓制度被废除,其信仰现象随之结束;当然,如果任其死灰复燃,新型的信仰(如财神崇拜)又将不可避免地出现。
注释:
[1] 聂绀弩曾撰有《谈鸨母》一文,说:“娼妓制度是人类社会最大的污点,是旧世界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人吃人的制度的最丑恶,最不合理,最高度,最尖端,最集中的表现。”近世有人仿徐敬业《讨武氏檄》作《讨鸨母檄》,内云:“有伪窝娼鸨母者,心无廉耻,行实淫邪。昔充蓬门贱妾,曾惯伤风败俗。洎乎晚节,开设堂名,广收贫户之娇,阴纳良家之女。倚门卖笑,蛾眉不许让人;人席征歌,狐媚使能惑客。藉名姝于秘阁,入公子于迷途。加以残酷为心,贪婪成性,巧施诡计,隐使诛求。每被倾囊,都为荡产。父兄之所同病,姊妹之所深仇。……”见陈无我著:《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351页。大加挞伐之下,人们除了罪恶之外,还能看到娼妓的什么呢?
[2] 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1页。
[3] 1949年后,各级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曾经着手组织收集,一些曾为妓女者的经历开始出现在各种资料中。如康素珍,原名康小妹,1943年至1949年在成都、宝鸡、兰州的大妓院当妓女,后来曾经写有《恨忆当年》、《学过平民生活》等回忆文章,以及《青楼恨》等纪实小说。要注意的是,他们的讲述大多是“控诉型”或曰“阶级教育型”的。
[4](美)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页。
[5] 曾迭:《关于娼妓调查》,《人言周刊》,第2卷第36期(1935年11月16日),第711页。
[6] 张文钧:《北京清吟小班的形形色色》,见《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上),河北人民出版社,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1997年,第362页。
[7] 祝璋、李雅文:《旧社会沈阳妓女血泪史》,载《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上),河北人民出版社,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1997年,第69-70页。另有妓女回忆,“扛刀姑娘”拜佛时,焚香、叩头完毕,用小木棍或掸子杆敲打尿盆,口里叨念:“管仲,管仲!”意思是明年保佑她多接客。见廖文:《一个妓女的回忆》,载同上,第118-119页。按,所谓 “扛刀姑娘”,就是长相丑、年龄大的妓女,接客不多,经常受老鸨的气。至于年轻漂亮的妓女,能拉客,挣钱多,称做“红姑娘”。
[8] 一说五大仙为刺猾、老鳖、黄鼠狼、老鼠和蛇。据称,在老鸨们的密室里,往往有这五大仙的神像和牌位。这五种动物都很有灵性,能保佑她们的家道生业兴隆。见马冀、宋文坤编著:《民间俗神》,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10-211页。五大仙信仰一作“四大门”信仰,即胡门(狐狸)、黄门(黄鼠狼)、白门(刺猬)和柳门(长虫,即蛇),详情参见李慰祖:《四大门》,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1年;杨念群:《北京地区“四大门”信仰与“地方感觉”》,载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新社会史》第一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6-282页。除了上述几种动物之外,大公鸡也是娼妓信仰的对象,例如在哈尔滨的妓院里,每年农历初一、十五,妓女都要
雕塑艺术在中国历史故事
供奉大公鸡一只,“实际上,大公鸡只不过是嫖客生殖器的替代物罢了。”见刘大志:《哈尔滨旧时代的娼妓业》,见《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上),河北人民出版社,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1997年,第280页。
[9] 郁慕侠:《上海鳞爪》上集,上海沪报馆,1935年;孙玉声:《妓女的生活》,上海春明书店,1939年。此处引自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6页。另参见平襟亚:《旧上海的娼妓》,载《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下),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0页。
[10] 万方:《华夏民间俗信宗教——管仲》,载《书屋》2002年第10期。
[11] 陈林林:《对古代鬼神信仰的一种法文化观察》,《法律科学》1999年第5期,第21页。
[12]《战国策·东周策》载:“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
[13] 龙子敏:《云南的娼妓》,见《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下),河北人民出版社,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1997年,第526页。
[14] 吴光远:《解放前宜宾的妓院》,载《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下),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08页。
[15] 陈华策:《开封、巩县娼妓概况》,载《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下),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70页。
[16] 陈雨门:《古汴娼妓血泪史》,载《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下),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56页。
[17] (明)无名氏著、孔宪易校注:《如梦录·街市纪第六》,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
[18] 徐珂:《清稗类钞》(第10册),4687页,中华书局,1986。
[19]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神名误称》。
[20] 徐锦文:《旧社会安庆的名娼暗妓》,载《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下),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0-31页。
[21]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三,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年。
[22] http://www.bj169.net/dianzitushuguan/luntan/messages/183.html。文中所述白眉神形象显然借自前文沈德符所云。
[23] 众所周知,关帝崇拜是传统中国影响最广泛的神祗信仰,帝王尊为武圣,道家奉为伏魔大帝,佛教封为护法,商贾百姓拜为财神,关羽正是由于“民间之普祀与朝廷之鼓励相结合,而成为信仰最广的神祗。”吴彰裕:《关公信仰研究》,载卢晓衡主编:《关羽、关公和关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12页。
[24] 湖北省群众艺术馆编:《三国外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93~194页,转引自郑土有:《关公信仰》,学苑出版社,1994年,第129~130页;另见方向:《富春江上的“九姓渔户”》,《中国民间文化——稻作文化田野调查》,学林出版社,1994年。据《清稗类钞》“种族类·九姓渔船子孙”条云:“九姓渔船,惟浙东有之,人有谓为陈友谅部曲之子孙者。凡九姓,不与齐民通婚。始以渔为业,继而饰女应客,使为妓,仍居舟中,间有购自良家者。”见徐珂:《清稗类钞》(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904页。
[25](明)赵南星:《笑赞》,载《明清笑话四种》,人民出版社,1958年。
[26] (清)烟霞散人著:《斩鬼传》,清抄本,第八回“悟空庵懒诛黑眼鬼,烟花寨智请白眉神”。
[27] (荷)高罗佩著、李零等译:《中国古代房内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07页。
[28] 黎国韬:《二郎神之祆教来源——兼论二郎神何以成为戏神》,《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2期。
[29] 康保成:《傩戏艺术源流》下篇第三章“对二郎神信仰的文化阐释”,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0] (明)田艺蘅撰:《留青日札》卷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00-701页。
[31] 玉魫生(王韬):《海陬冶游录》,光绪四年刊本,第2-3页。按,焚纸撒盐谓现银,以沪语“盐”与“现”谐音之故;“空王”当指管仲,管者,空也。另外,“接路头”一作“烧路头”,实为妓女拉拢有钱嫖客的一道程序,有竹枝词揶揄道:“先生惯把路头烧,熟客相逢定不绕。几辈硬绷场面好,居然和酒闹终宵。恩客今宵欲动身,也来船上送行人。……今日房栊浑不见,一班铜臭假钟情。见朱谦甫:《海上竹枝词》,上海民国第一书局,中华民国二年,第3-4页。
[32] 平襟亚:《旧上海的娼妓》,载《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下),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0页。
[33] 何扬名等:《解放前拱宸桥娼妓业》,载《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下),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4-195页。
[34] 孙季康:《记解放前云南的娼妓生活》,载《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下),河北人民出版社,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1997年,第578页。
[35] 祝璋、李雅文:《旧社会沈阳妓女血泪史》,载《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上),河北人民出版社,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1997年,第69-70页。
[36] 汪了翁:《上海六十年花界史》上海时新书局,1922年,第24、25页。转引自贺萧:《危险的愉悦——20实际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50页注释205。
[37] 张文钧:《北京清吟小班的形形色色》,载《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上),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60-363页
[38] 黄远生:《游民政治》,载《少年中国
李林甫中国历史故事
周刊》,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资料来源:李长莉、左玉河主编:《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集刊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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