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千古极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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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千古极灾”

清仁宗嘉庆二十年（1815）九月下旬，山西河东道运城及蒲州府、解州直隶州所属州县、河南陕州暨灵宝、闵乡发生了一场大地震，仅运城及解州直隶州所属州县压毙人口至数万余名之多，损失惨重。1本文依据《清仁宗实录》、《嘉庆起居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有关地方志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对本次大地震的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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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及清廷的赈灾措施做一概述。
一、地震灾情
嘉庆二十年（1815）八月六日起，运城等处及蒲州府、解州直隶州一些州县霪雨连绵四十日。九月十三日，“大霁，乡老有识者谓霪雨后天大热，宜防地震。闻者初不为意。”二十日夜，上述地区同时发生地震。据当地已拔贡生季元瀛记载，当日二更天后，“忽然屋舍倾塌，继有声逾迅雷，人身簸摇惑荡，莫知为在天在地也。觅户而出，阈与簷齐。其在屋外者，见两簷斗合复分。出巷中，倒卧者仰伏不一。其立者，左右前后不自持。男妇哭号，不啻丛处万马营中。……而街巷垣墙堕落，不能坦平十余步。甫出郭，骇声四哄，与震声相助，地上行者如在舟中，大风飘摇之势，人亦不遑惊愕。”其惨状目不忍睹，连记事者“欲详述之，下笔辄痛”，而不忍续记。在这次地震中，解州、安邑、虞乡、平陆和芮城“五处较重，而平陆为尤重”。当地文武庙宇、衙署、仓库、城垣、监狱及居民房屋均有坍塌，人民死伤甚重。其中，运城、解州城门楼均倒塌。芮城县“地簸如舟，坏屋舍无数”。平陆县“地大震如雷，天地通红，大树扫地复起，房屋摇动，平地忽裂数十丈，涌出黑沙水，开而复合，损坏房屋无数。”而平陆、芮二县“依山多窑居，全家被没者比屋皆是”，损失更为惨重。经认真调查，本次地震除万泉县无压毙人口外，平陆县共“压毙人民三万余口”。其中，平陆县茅津镇被压毙8676人，芮城、解州、虞乡、安邑被压毙4026人，运城、永济、临晋、猗氏、荣河、闻喜被压毙266人。此次地震被时人称为“千古极灾”。
与运城等处比邻的河南省陕州暨所属的灵宝、闵乡二县，也于九月二十日夜间发生了地震。各处“城垣、庙工、考棚、仓廒、监狱及民间房屋，皆有坍损，并有压毙压伤之人”。例如，灵宝“二十日夜地震，房屋倾圮，伤人无算”。
这次地震，有的地区延续了数日、数月，甚至数年之久。如虞乡县一直延续到二十四日夜，“弥月后或日一震，或数日一震”，几年内每年都有“数震”，“初震时，有大树仆地旋起者，有井水溢出者，而死亡之状传闻甚悉”。平陆县“嗣后或一日数震，数月异震，如此者约四五年”。运城及蒲州府、解州直隶州在当年的十月十九日和二十六七日“俱又微动一二次，间有房屋坍损”。
由此可见，此次地震给山西河东道运城及蒲州府、解州直隶州所属州县、河南陕州暨灵宝、闵乡等地造成的危害和损失都是很大的。
二、清廷赈灾思想及措施
清仁宗嘉庆帝于嘉庆四年正月初亲政时即宣布：“嗣后一切政务，悉应仰体皇考圣意。”年底，他又在国子监祭酒法式善的奏折中批示道：“朕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率循旧章”。在处置地震问题上也的确如此。
清仁宗父高宗乾隆帝，自幼为祖父圣祖康熙帝、父世宗雍正帝宠爱，受到良好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对儒家的“以民为本”思想理解颇深。御极以来，他继承祖、父勇于开拓和进取的优良传统，决心要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伟大事业，同时又下大力革除弊政，安定民心。执掌朝廷大权60余年，始终将“尤关百姓之身命”的水、旱、地震等灾荒看作是“国家第一要务”，“更属朕心之所急欲闻知而速为经理补救者”，经常是“特颁谕旨，通行宣示”，以最快速度赈灾救灾。乾隆三年底，宁夏地方发生大地震，灾害十分严重。据记载，当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戌时，“地动”，“官署民房倾圮，兵民被伤身毙者甚多，文武官弁亦有伤损者”。然而总兵杨大凯却“视为泛常，怠忽殊甚”。但高宗一接到地方官的奏折，立即下谕表示“朕心深为軫念”，严厉地处分了杨大凯和救灾不力的官员，又指令兵部侍郎班第“驰驿前去”，即日动身，并动拨兰州藩库银二十万两，会同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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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督抚和地方官迅速查明灾情及被灾人数，，“加意抚绥安插”，“加恩赈恤”，“逐户赈济”，“急为安顿”，“无得遗漏”，“毋致一夫失所”。高宗的作风和做法深深地影响着其子仁宗。
清仁宗同乃父高宗一样，一接到山西巡抚衡龄的奏折，即表示对灾民“实勘悯恻”，指令他督率地方官迅速查明灾情轻重，比照向例，实行蠲免赈济，“务令实惠及民，勿致一夫失所”。同时又令那彦宝“在山西藩库于捐监项下动支银五万两”前赴灾区，实行赈济。其中，对于被压毙者“大口每名给掩埋银二两，小口给银七钱五分”；对于被压伤者，“照压毙减半给发”，医药费用则由藩司“先后核发，交委员随查随放”。然而，衡龄由于多年养尊处优，对灾情麻痹不仁，对灾民处境漠不关心，所以接到皇帝的谕令后，并不亲身前往灾区抚恤，而是仅派藩司吴邦庆查勘灾情。那彦宝到后，曾邀他一同前往灾区，但他依然置之不理。直至收到仁宗的饬谕后，才被迫“始行续往”。不久，他为了表示“痛改前非”，又向皇帝上了一道奏折，称前以给发的抚恤、掩埋、医药及坍房修理费用共计用银67400.4两，此外还须给发贫民四月口粮，以及查灾委员、书役纸张等项费用，“国家经费有常，此次灾民已蒙圣恩，特派大臣优加赏恤，前项抚恤经费未便再请动帑”，自告奋勇请捐一年养廉银15000两，并要藩臬两司及道、府、州、县官员共捐养廉银65000两。仁宗接到奏折后，严厉斥责他“因循疲玩萎靡不振”，15000两养廉银“应捐”，但对其“国家经费有常”的担心并不领情，仍坚持“司道以下不准（捐养廉银），应动用者核实办理”。仁宗此举，是有现实意义的。因为他深知，嘉庆后期，吏治更为腐朽，如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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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吏捐纳养廉银，“羊毛出在羊身上”，说到底还得转嫁到老百姓头上。所以，尽管仁宗即位后，清廷财政有“入不敷出”的趋势，但在赈灾救民方面“仍动库项”，以避免嘉庆后期愈演愈烈的阶级矛盾向前发展，有损于清朝统治。
与衡龄及不负责任的县官相比，平陆县令陆樟却体现了“父母官”的作风。地震发生后，他看到当地“灾黎露处，无室可归，呼号凄楚之声哀鸿遍野”，心情十分沉重。于是，“挨村抚恤，目击惨状，痛悼不已。详请上台，奏发赈款”。款到后，陆樟又亲赴四乡，“量灾散放”。当时，正值隆冬天气，风雪交加，灾民“饥寒交迫，而地震累月不息，死者相续”。为此，陆樟“昼夜奔驰，自伤无德，格天致民，罹此惨毒，自缢死”。向世人充分地展现了一个封
建时代“爱民如子”的“清官”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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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百姓听此消息，纷纷“悲哭，如丧考妣。数十年后，父老语及，犹有泣下者”。道光二十一年（1841），经贡生仝玉年等“禀恳建祠”，由知县为陆樟“建立专祠”。
陆樟自缢后，山西巡抚衡龄却上了一道《县令因灾惊悸出缺折》，怀疑陆樟系“因亏缺畏累轻生”。这引起了朝廷的关注和调查。此后，仁宗下了一道谕旨，严斥衡龄“糊涂”：“经查明仓库并无亏短，陆樟与民同患，忧戚捐躯，殊堪悯惜。”“若因畏累早已轻生，必待因灾借口。设无灾异，如何办理？衡龄糊涂极矣！”由此可以看出，衡龄“因循疲玩”、“糊涂”和陆樟自缢案反映了嘉庆朝吏治问题的严重性。我们知道，仁宗亲政之初，曾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号，表示要通过整顿吏治在内的朝政，来挽救清朝日益衰败的统治。但十多年过去了，嘉庆朝吏治问题不仅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解决，而且变得更为严重了。
本次地震两个月后，仁宗又下令缓征山西解、安邑、虞乡、平陆和芮城“五州县地震本年额赋”。次年正月，仁宗鉴于“今春青黄不接之时，民力不无拮据”，下谕旨对上述五州县“均借粜仓谷，以资接济”，而对此次受灾较轻的永济、临晋、荣河等县“著该抚届时察看情形，如有应需借粜之处，一并酌办，用示朕始和布令轸恤灾黎至意”。
应该说，仁宗的上述措施，对于安抚灾民、缓和阶级矛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有些对后人也有借鉴作用。
1、据清仁宗在嘉庆二十年冬十月的一条谕旨说：“前据衡龄奏，山西省河东运城并蒲州、解州及所属州县，于九月二十一日同时地震，压毙人口至七千名之多”（《清仁宗实录》卷三一一，嘉庆二十年冬十月丁亥）。实际上，下引档案说明这一数字是不精确的
引用书目：
1。《清高宗实录》。
2。《清仁宗实录》。
3。《光绪大清会典事例》。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朱批奏折》。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帝起居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民国《平陆县志》。
7。民国《芮城县志》。
8。民国《灵宝县志》。
9。民国《虞乡县志》。
10 。民国《解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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