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政王-“太后下嫁疑案”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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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太后下嫁疑案”辨证

孝庄文皇后,姓博尔济吉特氏,名布木不泰,蒙古科尔沁贝勒寨桑之女。天命十年1625,与太宗皇太极成婚,时年十三,先后育有三女。崇德元年1636,封永福宫庄妃;三年正月三十,生皇九子福临顺治帝,福临即位后尊为皇太后。死后谥“孝庄”,因皇太极谥“文皇帝”,故史称孝庄文皇后。

一

顺治五年1648太后是否下嫁多尔衮,成为清初一大疑案。
野史、演义大肆渲染太后下嫁,如《清朝野史大观》、《多尔衮轶事

中国历史故事连环画12册

》、《清朝通俗演义》、《清宫秘史》等。书中所描绘的情节荒诞离奇,如《多尔衮轶事》说,太后与多尔衮海誓山盟,太后先诈死,并举行隆重丧礼,然后再以皇帝乳母身份与多尔衮成婚。诸如此类的无稽之谈,当然可以不闻不问。然而,太后下嫁之事,在当时已有史文述及,见于清初著名抗清志士张煌言的《建夷宫词》:
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①]
诗的意思是太后所居慈宁宫成为大婚新房,礼部尚书春官制订了太后大婚的典礼新仪注,大礼十分隆重。到慈宁宫奉觞上寿敬酒祝贺的人已是盈门众多。张煌言以当时人述当朝事,因此,《建夷宫词》成为主张皇太后下嫁说的重要依据。
认为太后下嫁确有其事的又一主要证据是多尔衮由“皇叔父摄政王”改称“皇父摄政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顺治七年十一月初八日,多尔衮死于喀喇城,顺治帝诏曰:“太宗文皇帝升遐之时,诸王大臣拥戴皇父摄政王,坚持推让,扶立朕躬。”[②]称多尔衮为“皇父“。然而,仅三个月后,顺治八年二月初十日,追论多尔衮生前谋逆,顺治帝据诸王大臣奏言,诏曰:“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凡批票本章,概用皇父摄政王之旨,不用皇上之旨”。[③]这成为多尔衮“谋篡大位”的铁证之一。既然顺治帝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而多尔衮又自称“皇父摄政王”,以“皇父”自居。如是,则顺治帝视生时的多尔衮俨然有如继父。
主张太后下嫁所据之又一证据是朝鲜史料记载。顺治六年二月,清廷派使臣赴朝鲜递交国书,朝鲜国王李倧见书中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问道:“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清使答:“今则去叔字,朝贺之事,与皇帝一体云。”朝鲜右议政郑太和说:“敕中虽无此语,似是已为太上矣。“国王李倧曰:“然则二帝矣。”[④]朝鲜君臣视“皇父”为“太上皇,已隐然指太后下嫁。
太后下嫁的又一重要证据是《清世祖实录》中的以下一条史料。顺治十七年十二月,顺治帝乳母李氏病逝。顺治帝谕礼部:“追封恩恤,宜从优厚,部即详察典例,确议具奏。”对于乳母之死,如此重视的原因,在谕旨中有具体说明:顺治帝出生后由乳母李氏抚视哺育,尽心奉侍,“诸凡襁褓殷勤,无不周详恳挚。”此其一。更重要的是,谕旨中有如下说词:
睿王多尔衮摄政时,皇太后与朕顺治帝分宫而居,每经累月,方得一见,以致皇太后萦怀弥切。乳母竭尽心力,多方保护诱掖,皇太后惓念慈衷,赖以宽慰。即读书明理者,未必过是。此其贤德,今昔罕闻。[⑤]
此谕旨可谓话中有话而未明言。因为太后所居慈宁宫,皇帝所居养心殿,都在紫禁城中,多尔衮摄政时,母子二人何以“每经累月,方得一见”?这与张煌言所说慈宁宫已成为太后大婚的新房是否有关系?蒋良骐《东华录》载:“多尔衮背誓肆行,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以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以挟制皇上。”[⑥]既然有慈宁宫已成为太后大婚新房之说,多尔衮以皇父自居,亲到皇宫内院,倘若张煌言所言不诬,则太后下嫁之事似甚明白。若然,顺治帝诏书中所说,太后母子二人虽同居紫禁城,因多尔衮摄政,累月才得一见,以至太后念子心切,衷心萦系,难以释怀,而又无可奈何,便不难索解了。而多尔衮肆无忌惮,骄横跋扈,公然藐视小皇帝而挟制之,也由“自称皇父摄政王”一语可以得解。
康熙二十六年1687十二月,孝庄文皇后病逝,年七十五。临终时,遗命康熙帝,自己不与太宗皇太极合葬,于顺治帝孝陵近地安厝。康熙帝侍奉祖母太皇太后至孝,然而,终康熙之世,未将祖母灵柩下葬,在遵化清东陵地面上安放了38年,直到雍正三年1725才建陵安葬,称“昭西陵”。清东陵风水墙内,葬有5位皇帝,14位皇后,136位嫔妃,唯独昭西陵在风水墙外,也使人联想到这是否与太后下嫁有关。

二

孟森先生《太后下嫁考实》一文,以精审考订,力辨太后下嫁之有关证据不足取信。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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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言:“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孟森先生认为虽言之凿凿,“然远道之传闻,邻敌之”语,未敢据此孤证为论定也。张煌言“仅凭口耳相传”,作诗之时“兴到挥洒,不负传信之责”,并无一字可据之孤证,是不能作为补史之文的。
多尔衮称“皇父”。孟森先生说:“父之为称,古有‘尚父’、‘仲父’,皆君之所以尊臣,仍不能指为太后下嫁之确据。“皇父摄政王”是由报功而来,以崇功德,非由渎伦而来,“实符古人尚父、仲父之意”。
“春官昨进新仪注”,文人学士谓太后大婚典礼,由礼部尚书钱谦益上表领衔。孟森先生考订,顺治二年五月,豫王多铎定江南,谦益迎降,至京候用;三年正月,命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六月,以病乞假,获准,回籍。钱谦益并非尚书,而是侍郎。故“春官昨进新仪注”谓由钱谦益以尚书领衔,乃明显之误。
孟森先生认为,“亲到皇宫内院”一句最可疑。然虽可疑,只可疑其曾渎乱宫廷,决非如世传之太后大婚,且有大婚典礼之文布告天下等说也。太后死后不与太宗合葬不能成为太后下嫁之根据。因太宗昭陵已有孝端皇后合葬,孝庄为第二后,孟森先生说:“第二后之不合葬者,累代有之。”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诸帝之第二后均不合葬。故太后不与皇太极合葬,“不能定为下嫁之证”。
总之,“太后下嫁之证无有。而旧时所以附会其下嫁者,皆可得其不实之反证”。清朝官书“既无太后下嫁”颁诏告谕之文,孟森先生再求证于朝鲜《李朝实录》,经搜检,“固无清太后下嫁之诏”。因此,太后下嫁“确证其无此事”。孟森先生遂“急录之以为定断”,认为世间浮言可以息止。[⑦]
《太后下嫁考实》定稿后,孟森先生送给胡适阅看。胡适回信,认为“皇父”之称似不能视为与“尚父”、“仲父”一例,故“终未能完全解释‘皇父’之称之理由”。而以《李朝实录》中所记朝鲜君臣与清使的问答见前引,似仍未能完全证明无下嫁之事,只能证明在诏敕官书与使节辞令中无太后下嫁之文而已。胡适自称绝非轻信传说,认为“皇父”之称自是史实,后之史家只能说:“摄政王确改称‘皇父’,而民间有太后下嫁之传说,但无从实证了。”[⑧]
孟森先生作书答胡适说:“既以皇父之称诏天下,如果因得婚太后之故以自尊异,则必以太后下嫁明告天下。”如此,“皇父”之称乃“有其实故据其名”。“惟其无下嫁之事,则坦然称皇父以仲父、尚父自居”。[⑨]
前辈学者孟森先生考史精详,其论著为学人所尊重。因不见太后下嫁诏书,故论断太后既未下嫁,亦与多尔衮无暧昧之事。
孟森先生之后,有关发现“太后下嫁诏书”的信息较早见载于1947年《中央日报·文史周刊》第35期。该期刊登了刘文兴所撰《清初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起居注跋》一文,披露其父刘启瑞在宣统初年发现了《太后下嫁诏书》:清季,宣统初元,内阁库垣圮,时家君刘启瑞方任阁读,奉朝命检库藏。既得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诏……遂以闻于朝。[⑩]
宣统元年1909,内阁侍读学士刘启瑞见过《太后下嫁诏书》,并奏闻朝廷。后来,熊克撰写《清初皇父摄政王起居注原本题记》一文,亦曾引《皇父摄政王起居注》藏四川师范学院图书馆书后刘文兴撰写的跋。[11]
倘若真有此诏书清官书不见记载,则太后下嫁可铁证定案。然而,至今尚未闻另有人见过此诏书。“太后下嫁诏书”不面世,或者有可信证据证明刘启瑞向朝廷奏闻后已被销毁,“太后下嫁”或终将在两可疑似之间。

三

笔者认为,胡适已然对孟森先生的有关考证存疑,设若将“大礼恭逢太后婚”,“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睿王摄政时,皇太后与朕分宫而居,每经累月,方得一见”三条史料连缀成文阅看,其文意叙述太后下嫁通晓清楚,以此钩沉史实,或可拨开疑云迷雾,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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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似应有其事。兹再说明如次:多尔衮以近支宗室亲王、又是幼帝长辈的身份一人摄政,被尊称为皇父摄政王。他代天摄政,赏罚等于朝廷。当其入朝时,“满洲诸臣皆跪”,[12]俨然帝尊。他“大权在握,关内关外咸知有摄政王一人”。[13]“臣工或尊之为‘上’,与皇帝无别;若摄政王有言,则称“王上曰”;凡有赏赐则曰“钦赐出自圣恩”。[14]摄政王在各方面都是实际上的皇帝,“凡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奉上命,概称诏旨”。[15]顺治帝后来说:“睿王摄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不预,亦未有向朕详陈者。”[16]多尔衮曾宣称:“若以我为君,今上顺治帝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17]公然表露觊觎帝位之意。更有宗室巩阿岱等“阴谋劝进”。郑亲王济尔哈朗对巩阿岱说:“皇子即帝位,更复何言,惟以他人篡夺为忧。”[18]摄政王篡夺帝位的严重威胁已使满洲高层贵族深感不安。太后与小皇帝,孤儿寡母,无法与摄政王抗衡。聪明睿智的太后,曾经“佐太宗文皇帝,肇造丕基”,[19]在清朝开国过程中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智慧与才能。既然多尔衮扬言“以今上居储位”,太后委曲求全,下嫁摄政王,福临便成继子,以保顺治帝位,看来是不得已的抉择。母子二人因此累月才得一见,太后思子弥切,终日系念,也只有靠乳母护视小皇帝,才稍感宽慰了。并非基于感情,而是险恶政局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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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太后下嫁,在多尔衮死后,立即以“自称皇父摄政王”等罪名,追论其生前谋逆。平毁其坟墓,将尸体挖出,砍去脑袋,鞭尸示众。这亦可反证宫闱斗争之残酷,太后为保顺治帝帝位而下嫁。所以,当康熙帝八岁即位,太后决定改变“从来国家政务,惟宗室协理”的祖制,[20]“不再用宗室近支亲王摄政,改用皇帝自将的具有主奴身份的上三旗元老重臣辅政,就是鉴于多尔衮对皇权、皇位的严重威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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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煌言:《张苍水集》,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0页。
[②]蒋良骐:《东华录》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01页。
[③]蒋良骐:《东华录》卷6,第102、103页。
[④]末松保和编纂:《李朝实录》第35册,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2年,第600页下。
[⑤]《清世祖实录》卷143,顺治十七年十二月乙巳,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03页下。
[⑥]蒋良骐:《东华录》卷6,第102?103页。
[⑦]参见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7、168页。
[⑧]胡适:《胡适之君来书?》,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第167、168页。
[⑨]孟森:《作者答胡适之君书》,《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第168、169页。
[⑩]《清初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起居注跋》,《中央日报·文史周刊》南京第35期,1947年1月28日,第12版。
[11]熊克:《清初〈皇父摄政王起居注〉原本题记》,《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12]《清世祖实录》卷16,顺治二年五月丙戌,第142页下、143页下。
[13]《钦定八旗通志》第4册,李洵、赵德贵等主校点,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2154页。
[14]北平故宫博物院编:《多尔衮摄政日记》,1933年铅印本,第6、7页。
[15]《钦定八旗通志》第4册,第2153、2154页。
[16]《清世祖实录》卷88,顺治十二年正月戊戌,第691页上。
[17]《清世祖实录》卷63,顺治九年三月癸巳,第496页上。
[18]《清世祖实录》卷63,顺治九年三月癸巳,第495页上。
[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693页。
[20]《清圣祖实录》卷1,顺治十八年正月辛亥朔,第41页上。
[21]参见王思治:《清代皇位继承制度之嬗变与满洲贵族间的矛盾》及《康熙继位与孝庄文皇后改变祖制》,《王思治自选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6、315、321、366页。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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