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服饰-从《燕行录》看康乾时期中国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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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从《燕行录》看康乾时期中国民俗文化

有清一代，来华的朝鲜使臣将其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著录成书，在朝鲜的历史上将其所录之诗文统称为《燕行录》。清代朝鲜的《燕行录》，从崇德二年1637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258年间，共计有五百余种之多，这些记录记载了使臣燕行的具体路线，沿途所见所闻，以及到京后的很多公、私活动。内容繁杂，人物众多，涉及范围广，时间跨度大。本文仅以具代表意义的康乾盛世为研究断限，以民俗文化为分析对象，借此考察《燕行录》中所反映的中国文化及其史料价值。
朝鲜使团来华人数每次约二三百人，由正使、副使、书状官及各类仆从组成。因使臣各自的身份不同，诗文的记述也各有偏重。正使、副使与书状官等使团高级官员可亲自参加朝贡、庆典，故他们的记录中有对宫廷礼
仪制度、皇室贵胄、重臣大员、外国使节甚至皇宫内苑布局设置的详细记载。使团的另外一些成员，如随员、从事、从游等虽参加正式典礼的机会较少，但他们行动自由，思想活跃，对民间事件和人物了解颇多。这样，除书状官专职记录外，使团其他各级人员亦均有报告、记录，可互为参考、补充。
《燕行录》的表现手法丰富多彩，可有日记、杂录、诗歌、小说等多种体裁。有的以叙述白描为主，如洪大容《湛轩燕记》、李德懋《人燕记》、朴趾源《热河日记》、徐浩修《燕行记》等，《热河日记》中还有朴趾源所著小说两篇；有些以诗歌为主，如金锡胄《祷椒录》、吴道一《后燕槎录》、柳得恭《滦阳录》等；有些既有记事，又有大量吟咏之作，如闵镇远《燕行录》、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等。
比如曾两次使清的柳得恭，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首次随使团赴热河行宫贺高宗八旬万寿，咏其所见而成《滦阳录》两卷，所收录诗歌及自注凡49首，如“台湾生番”一诗曰：“画冠鸡羽插磕毬，铃子郎当步步催。湾府生番口也好，内山才缚匪人来。”柳得恭：《滦阳录》卷l，“台湾生番”显示出朝鲜学者深厚的文学功底与文学修养。
本着观察学习的目的，燕行使们对所记录的事物均能通过细致人微的观察，准确传神地将其付诸笔端，不惜笔墨，逐一记录，从政治权力的运行、经济的荣衰，到文化的倚重，民风、民情、习尚等等无不涉及，力求以具体、平实的描述，真实地将他们眼中的中国社会状况介绍给本国政府及人民。朴趾源认为，不仅宫室楼台、市铺寺观体现着国家的壮观，而且民众生活的点点滴滴也蕴含着社会发展的动力。他说：“余下士也，曰壮观在瓦砾，曰壮观在粪壤。夫断瓦，天下之弃物也，然而民舍缭垣，肩以上，更以断瓦两两相配，为波涛之纹，四合而成连环之形……故曰：瓦砾粪壤，都是壮观，不必城池、宮室、楼台、市铺、寺观、牧畜，原野之旷漠、烟树之奇幻，然后为壮观也。”朴趾源：《热河日记》卷三，“驷讯随笔”除细致准确的特点外，《燕行录》中还常杂有大量燕行使的主观评论。他们或将中国的现状与本国对比，或借论史以讽今，从这些评论中，反映出清代各个时期朝鲜人对清廷的态度及其由敌视到疑虑到接纳的转变。
一
康乾时期，朝鲜使节在中国北方所感受到的是一种满汉文化并存的复合型文化，由于他们所经路线大多是满族聚居区或满汉、满蒙杂居地区，所见以满人居多，故而《燕行录》中所载的民俗以满族风情民俗为主，并杂以汉、蒙、回等民族风俗，其展现的康乾时期中国北方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景象，是满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相交融、相渗透的综合体。
自古生活于“白山黑水”间的满族，由于生活环境恶劣，为防御野兽攻击，在户外设有木栅。到了清代，设栅的习俗依然保留下来，墙壁的材料则多代之以砖瓦，支撑房屋的房梁采用上好木材，房屋整体结构较前更为高大雄伟．朴趾源初渡鸭绿江，在凤凰山下见到满族人居住房屋时写道：“至栅外，望栅内闾阎皆高起五梁，苫草覆盖、而屋脊穹崇，门户整齐，街术平整，两沿若引绳然。墙垣皆砖筑，乘车及载车纵横道中，摆列器皿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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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瓷。已见其制度绝无村野气。”“栅内人家不过二三十户，莫不雄深轩畅。”朴趾源：《热河日记》卷一，“渡江录”这些住在山脚下的满族住户房屋高大轩敞，门户排列整齐，屋内陈设也逐渐考究起来，正反映了满族这一久居山林的射猎民族在房屋建制上既保持原有的雄深轩敞的风格，又在外界文明的熏染下有所改变。
从朴趾源、洪大容、李宜显等人的记叙中，已知当时满族人房屋除以土、草为建筑材料外，砖瓦的房屋也有很多，越靠近城镇都市，砖瓦屋越普遍。“自风城至周流河，草家居多；自周流河至山海关，土屋居多。自有土屋以后，间有瓦家，而绝不见草家”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下，《陶谷集》卷三十，“杂识”六，因砖瓦房屋取代草屋，路边所见烧制砖瓦的窑亦有很多，“数家相聚，必有一座大窑以烧砖”朴趾源：《热河日记》卷一，“渡江录”。乾隆时期是中国制陶业的重要发展时期之一，从北方民居以砖代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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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见生产力发展及满族在与汉族交往中，对汉文化的承继和吸收。
清人独特的发式、衣饰也是燕行使注目的焦点。满族男子的发式与古代汉人全部束发不同，与蒙古族左右分编两辫的发式也不同。头顶四周剃掉的头发除父母丧及国丧外不准养长，应随时剃除，而且对抢掠和归降的其他民族的男子也要求剃发。而朝鲜半岛却免遭此灾难，朴趾源在么热河日记．黄图经略》中分析说：“清之初起，俘获汉人必随得随剃。而丁丑之盟独不令东人开剃，盖亦有由。世传清人多劝汗清太宗令剃我国，汗默然不应，密谓诸贝勒曰：‘朝鲜素号礼义，爱其发甚于其头。今若强拂其情，则军还之后必相反复，不如因其俗以礼仪拘之。彼若反习专俗便于骑射，非吾之利。’遂止。”说明满族这种“光头垂辫”的发式最初是为了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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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骑射的，对于也崇尚骑射的“东夷”朝鲜族，他们有着一定的心理忌惮，因而不强制其遵剃发之习。
清朝对女子衣饰发型并无规定，因此汉族女子服饰仍以汉式装束为主，并且吸收了满族女装的一些特点，如汉装上衣下裳的习俗一直保持，而在衣的长度和袖的宽度上逐渐变短变宽。满族女子自身服饰、装饰在保持原有风格的基础上，亦受汉族影响而有所改变。燕行使记其途中所见妇人，无论老幼美丑，不分满汉，皆“收发作髻，裹以黑缯之属，额贴玉版，被绮觳，涂粉簪花．”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下，《陶谷集》卷三十，“杂识”八未嫁女子则头发中分绾上，作双髻，以此为辨。满族妇女尤喜装饰。早期的满族居住在山间水畔，自春至秋，野花遍地，可以随手采来用以装饰，满族妇女因而无人不戴花。年轻人满头簪花已为一景，而年逾五旬、七旬的老妇也“满头插花，金钏宝档”，即使是“头发尽秃，光光如瓠”的村婆，也要在脑边只有一寸的发结上“盛饰各样花朵”朴趾源：《热河日记》卷一，“渡江录”。在满族人充满生活气息的习俗影响下，汉家女子也不甘示弱，用各种花卉，如玉簪、石竹、石榴花等“为头上繁饰”，加之途中“卖花者极多”，更助长了这种风俗的延续。
满族女子多天足，喜穿绣有花草蜂蝶的鞋或靴，汉族女子则仍保留有缠足着弓鞋的陋习．朝鲜妇女亦习天足，故朝鲜人对汉人这种摧残女子肢体的做法甚为反感，认为：“汉女自幼裹足，束之甚紧便作髑髅，色丑臭恶，足端虽尖细如针，而其胫则壅肿浮大，故常深藏秘护，袴袜之上必以色布坚裹之，昼夜不解，虽情人不得见。”“而足形之丑恶既如此，当羞令人见之，又甚艰于行步，有若凫趋雀步，路中遇风则辄颠仆。而三寸金莲尚且歆艳，一稍大则反以为耻。”李土甲：《燕行纪事．闻见杂录》，自《燕行录选集》下在他们看来，汉族受满族统治日久，在许多风俗习尚上都已受其浸淫，却将这种违反人性的做法保留下来，实令人不解。
满人衣着尚黑，男女俱喜穿黑衣，汉人女子穿红绿色服饰者多为常见。男女外衣俱无衽，以小圆珠为纽缀，内衣多为左衽。北方人因受满族影响较大，男子衣饰以满族式样为多。对于汉人这样“胡服左衽”，朝鲜人以为并非心甘情愿而为之，他们觉得同剃发一样，汉人对穿着“胡服”亦是心怀不满的。他们看到沿途画本所画，“虽近来人物冠帽，悉依汉仪，于此可见，虽不得已从时制，而心实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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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下，《陶谷集》卷三十，“杂识”九．实际上，在经过满族一百多年的统治后，汉族人已逐渐习惯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满族的生活习俗，在心理上也趋于认同，与只通过使节来往而了解满族的朝鲜人心理上也存在着一定差距。
二
《燕行录》的作者们对康乾时期的说唱艺术和戏剧文化等方面也有重要著述。康乾时期，清代经济发展趋于巅峰，文化事业昌盛，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娱乐文化生活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燕行使在他们的记闻中捕捉到了多种形式的曲艺。有在路边围坐“读《水浒传》者，众人环坐听之，摆头掀鼻，旁若无人，看其读处则‘火烧瓦官寺’。而所诵者乃《西厢记》也，目不知字而口角溜滑，亦如我东巷肆中口诵《林将军传》。读者乍止，则两人弹琵琶，一个响叠钲”朴趾源：《热河日记》卷一，“渡江录。关帝庙记”。行至榛子店，朴趾源又看到另一出评弹表演，是以《三国演义》为题材，其词曲均语言通俗，几近白话，很容易为平民百姓所接受。这些对场地、道具要求都非常简单的弹唱节目，一般都逢庙会设簟演出，小村坊无庙堂寺观，则趁上元节、中秋节等节日演出，因其簟台简陋和不稳定，燕行使多称呼其为“场戏”、“草台戏”或“野台子戏”。清代场戏的普及程度相当高，以至于“凡州府、村镇、市坊繁盛处，皆有戏屋，而其无屋处皆临时作簟屋”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对戏台、戏屋的设置也有了很多讲究。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人燕的金昌业记录了他所见到的一处村镇戏场的设置：“戏屋之制，长仅三丈，广二丈许，上皆覆簟。去地六七尺，铺板为棚，分其半，前为轩后为室。室三面围簟为壁。室轩之间隔以帷．凡戏子十余人，而惟登场者在轩，余皆在室中．每扮戏，自室中出来，其换服色又还人室中，盖戏具皆藏室中也。”同上这段记录反映了康乾时期转徙于乡间戏团的基本情况：艺人多来自南方，在一地盘桓数日或十余日，又转而至其他地方，故戏台的搭制较为简陋，但也有了正式的舞台，前后台一一“室”与“轩”的区别，演员有了更衣休息之所，服装、道具亦可以因剧情之变换而改变，具有了更强的观赏性和感染力。
当然，戏剧业最为发达的地方，还应属北京．每次在北京有数十日盘桓的燕行使，对康乾时期戏剧业亦感触良多。洪大容记录了他在北京正阳门外看戏时仔细观察到的戏台设置、规模以及各种服务项目：“屋上为十三梁，倚北壁筑数尺之台，围以雕槛，戏台也。方数十步，北隔锦帐，帐外有板阶，一层上有六七人，皆执乐器，笙簧、弦子、壶琴、短笛、大鼓、大钲、牙拍等诸器备焉。锦帐之内，戏子所隐身换装也。左右为门，垂绣帘，戏子所出入也。门有柱联一对，句语妍丽，上有扁曰：‘玉色金声’；曰：‘润色太平’。周悬羊角、花黎、销画、玻璃，诸灯皆彩线流苏、珠贝瓔珞。”洪大容：《湛轩燕记》卷三，“场戏”戏场中还有茶水、小吃一类茶点供应。观众的看台分楼上、楼下两层，看戏位置因身份而不同：“若衣冠之士，无不登楼，楼近剧场左边者名上场门，近右者名下场门，皆呼为官座，而下场门尤贵重，大抵为佻达少年所预定。”包世臣：《都剧赋序》，《清稗类钞》第iI册，第5043页由于都市中戏园看客以富家子弟、游闲之士为主，故戏园尽管规模很大，其丰厚的收入也足可应付这些开支。有些戏园设施极为奢华，“其大者，创立之费银已八九万两”洪大容：《湛轩燕记》卷三，“场戏”。从简单的以芦席搭棚演出到京师已有等级之分的豪华戏园，反映出乡村与城市生活水平的差别，农村娱乐质朴简单的形式与城市华丽奢靡的风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皇宫内苑演出的宫廷戏剧，与民间戏曲存在着较大的反差。许多《燕行录》对宫廷演戏的过程及戏本名目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如朴趾源《热河日记》、徐浩修《燕行记》、闵镇远《燕行录》、韩德厚《承旨公燕行日录》等。宫廷戏剧作为节日、内苑重大仪式的一道程序，主要以表现盛世太平、为圣主歌功颂德为目的，题材多用帝王神仙、天人共庆一类，大多迓庆祝寿之词，虽然表演场面宏大，气势壮观，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但内容单一、曲调孤亢，成为替统治者粉饰太平的工具，失去了戏剧源于民间、发展于民间的本质特色，因而显得苍白，缺乏生命力。朴趾源在《热河日记。山庄杂记。戏本名目记》中记录了80则戏本名目，而这些戏本“皆朝臣献颂诗赋，若词而演而为戏”，如何能不流于千篇一律!
在朝鲜人看来，戏剧最重要的是表现其教化功能。他们认为：“或取前史所载忠孝节义，可以敦风励俗者扮迹协均，感发人心，则由今乐返古乐未必不在于此，宁比仙佛神鬼之徒为观美而已哉!”演员演前朝事，着前朝衣冠，他们觉得以此可以窥得汉文化的壮观。徐浩修记曰：“榕村李光地语录云：‘章服，代各异制，而惟优人不禁……做哪一朝戏，则用哪一朝衣冠，方是名优。，按：今天下皆遵满洲衣冠，而独剧演尤存华制，后有王者必取法于此。”徐浩修：《燕行记》卷二在满族一统天下的时代，人们只能从戏台上看到蟒袍、象笏、皮笠、网巾、纱帽、云靴一类汉人服饰，从戏剧上感受“汉宫威仪”，对于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厚，至此仍保存汉服特征的朝鲜人来说，感慨颇多。朴趾源说：“呜呼!神州之陆沉百有余年，而衣冠之制犹存仿佛于俳优戏剧之间，天若有意于斯焉，戏台皆书‘如是观’三字，亦可以见其微意所寓耳。”朴趾源：《热河日记》卷三，“驷讯随笔”
燕行使除戏剧外，还观看过大量的杂技、幻术表演。朝鲜人凡观必录，见于《燕行录》各种，多则录二三十种，少的也有十余种，常见的如“偷桃”、“斩人”、各种口技、烟技、球戏、驯兽、驯鸟、木偶戏等均有详细记载。总括起来，甚至超过了《清稗类钞。戏剧类》所录幻戏的所有种类。朝鲜人认为，幻戏有时或许会使人眩惑，但政府对此不应加以严禁，如果“令人以戏观之，虽妇人孺子，知其为幻术而无足以惊心骇目，此王者所以御世之道也”朴趾源：《热河日记》卷二十二，“幻戏记”。这种以小见大的分析，表现出燕行使对身负使命的重视及其敏锐的政治见解。
三
《燕行录》之所以具有如此丰富的内容，是与它所反映的对象一一清代中国文化的繁荣和多样性一脉相承的。《燕行录》的资料有力地证明了满族自进人中原后同汉族及其他民族逐渐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北方满汉交融的趋势，在民间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同时，在康乾时期中学东传的过程中，燕行使与《燕行录》的文化传播更是功不可没。通过《燕行录》，朝鲜半岛了解清代中国，进而知晓世界，他们发现清朝的文化并不是被“夷狄”侵蚀的文化，而是对汉文化的吸收和
发展，并表现出新的特色，尤其是康乾时期，文教昌明、经济繁荣。因此，“力学中国”的主导思想成为贯穿其作文著述的主线。对于国内一些耻学于中国者，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将学问，舍中国而何?然而其言曰：今之中国者，夷狄也，耻学焉。并与中国之故常而鄙之。彼诚剃发左衽，然其所握之地，岂非三代以来汉唐宋明之函夏乎?其生于此土者，岂非三代以来汉唐宋明之遗黎乎?苟使法良而制美，则固将进夷狄而师之，况其规模之大、心术之精微、制作之宏远、文章之焕赫，犹存三代以来汉唐宋明固有之故常哉!”朴齐家：《北学议》，“朴趾源序”，转引自[韩国]郑锡元：《清朝时代韩中文化交流》，《中韩关系史论文集》，台湾南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579页这段话深刻地指出，清朝文化仍保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应将王朝与文化区别对待，那种拘泥于“夷夏之论”的人亦应重视“学问”而非“血统”，这些见解在朝鲜国内引起很大反响。
《燕行录》记载的时间跨度几乎与清代历史同步，使清代中国文化以全方位、多角度的立体层面得以展现。在他们的记录中，有很多内容为清之正史所不详或未备的，加之以异国使者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社会，一方面弥补了中国文献的缺失，一方面也可以和中国文献相互参考印证，从“他者”的角度提供了研究清代社会和中朝关系史的重要史料。
（资料来源：《史学月刊》2010年6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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