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太平天国与民间慈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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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太平天国与民间慈善组织

[摘 要] 太平天国作为新兴政权，从未放弃对重建正常社会秩序主导权的争取，在主要占领城市，相继建立起各类独具特色的救济组织，政府打破过去“官督民办”的模式，独揽城市“慈善”事业。太平天国时期民间慈善事业发展滞缓的原因，不能以“战乱”一言以蔽之，还要注意到民间慈善组织与太平天国社会组织制度的冲突、“战乱”造成的“社会失控”等因素。社会组织制度的弊病、“社会失控”同时也是造成太平天国夭折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慈善组织；社会救济；太平天国
长期以来，学界不断强化太平天国的“破坏性”与民间慈善组织的“社会救济”的对立，片面强调太平天国战争对民间慈善事业毁灭性破坏的客观事实，却忽视了太平天国官方对民间慈善组织的真正态度以及造成慈善事业瘫痪的深层原因的探究。[1]
一、太平天国官方积极介入医疗公共卫生事务
近代民间慈善组织的兴起与政府在社会救济和公共卫生事业方面低落的行政效率密切相关。太平天国作为新兴政权，从未放弃过对重建正常社会秩序主导权的争取，尤其重视城乡医疗公共卫生事务。
1.普设民医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除完善朝内、军中医疗卫生系统，还“分设各街道医生至六十人，并职同军帅”[1]第三册,105，为百姓接种牛痘[2]。
太平天国官方极其重视医疗队伍的建设，北王韦昌辉曾下令招访良医：“类如大小方脉、内外专科、眼科、妇科以及专理小儿急慢惊风等症，……凡有精通医理能治各项病者，即宜应命前来。”[3]这一时期，江南名医杨斐成、哈文台、宋耕堂、王震田等皆为太平军效力。可见，太平天国对医生队伍建设给予极高的重视。
2.扫除病害
东王杨秀清曾动员天京军民捕捉老鼠、臭虫。据记载：“又传伪令，要每女馆送小老鼠数对，臭虫数对于伪府”[1]第四册，661，“每夜间向女馆出令，或交活鼠一个，或交蜰虫一对，或每馆交泥丸一斛”[1]第四册，397。
在乡村，太平天国还设立乡兵，“日间管理各户洒扫街渠，以免秽毒伤人”[1]第二册，535。
在军中，“凡营盘之内俱要洁净打扫，不得任意运化作践，有污马路，以及在无羞耻处润泉（小便）”[1]第三册，228。
咸、同之交，一场波及数省、造成数百万人丧命的大瘟疫正在流行，太平天国领导人高度重视去除病害、保持卫生，意在建立正常稳定的城乡环境秩序。
3.重视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
太平天国曾设立医馆、能人馆等机构，为士兵、百姓看病。后来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也明确提出：“兴医院以济疾苦”[1]第二册，535，得到洪秀全的赞同。虽然具有现代特征的医院最终未能建立起来，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太平天国最高层对建设医疗卫生机构的积极态度。
民间慈善组织的建立，并不单纯地出于解决迫切的社会问题这一目的，如惜字会与其特殊的宗教信仰（文昌帝君信仰）紧密相关，清节堂则与教化妇女守节有关。太平天国重建城乡卫生秩序的努力，本质上则是为加强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两者的信仰存在冲突，动机也有差异，但在维护城乡环境、改善民众卫生条件这层客观效应上，具有一致性。因此，太平天国官方和民间慈善组织的“社会功用”并不存在根本的抵牾，这就决定了太平天国政府对慈善组织政策的可变性。
二、太平天国统治区的“慈善”事业
太平天国对民间慈善组织并不完全持取缔的态度。前期，太平天国并没有开辟持久有效的战略基地，政府对慈善事业的态度也不甚明朗。咸丰十年（太平天国庚申十年，1860年），李秀成、李世贤奉命东征，先后建立苏福省和浙江天省，太平天国才真正拥有了比较稳固的后方基地。在后期太平天国的统治区，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并非完全停滞。
太平天国统治区建立的慈善组织

类别

创建年份

地点

善堂名称

创建人身份

育婴堂

1862

浙江湖州剡源乡

保婴会

不明

清节堂

1862

江苏苏州昭文县

清节堂

民办

施棺类善堂

1860

浙江嘉兴乌青镇

葬会

民办

1860

江苏苏州吴县

志德堂

民办

1862

浙江杭州海宁县

永善堂

民办

1863

江苏苏州余家湖

存仁堂

民办

综合性善堂

1863

江苏常州江阴县

宝善堂

民办

（该表参照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附表一”、“附表二”、“附表三”、“附表四”提取、整理而成。）
由上表可知，在太平天国统治下的乡村地区，慈善组织仍有一定发展，民办善堂还存在一定的生存空间，但已不可与社会秩序的安定期相比。这说明，慈善组织虽然发展滞缓，但太平天国政府并未对其施加有强制取缔的行政法令。
太平天国实行“禁棺”政策，严禁百姓使用棺木。但据上表统计，成立的施棺类善堂数目仍然居多，一方面反映出战争、瘟疫、饥饿、恐慌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流失；另一方面反映出太平天国对地方社会控制的薄弱，太平天国地方政府对这类“违法”善堂尚无暇顾及。
在主要占领城市，太平天国相继建立起各类独具特色的救济组织，政府打破过去“官督民办”的模式，独揽城市“慈善”事业。
在天京，“设老民残废馆，……旋于东北两城设立数十馆，每馆二十五人，自拟一馆长，并无长毛老贼杂处，每日藉拾字纸、打扫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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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为事，……嗣后合城皆有此馆，共约有三千人，贼并逐日发米谷，每人约三四两”[1]第四册，621。所谓“老民残废馆”实际上就是“牌尾馆”，牌尾馆老人所需的生活用品皆由圣库供给，老人们也为政府做事。这类“养老院”性质的抚恤机构，完全是官办的。另外，牌尾馆老人从事的“拾字纸”工作，一定程度上具有民间慈善组织惜字会的活动特征。但太平天国反对多神崇拜，奉天父上帝为独一真神，其他一切神灵被视作妖魔，文昌信仰在被禁之列。太平天国官方允许老人拾字纸，一是因为政府对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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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背后的信仰不甚明确，一则反映出太平天国文化政策的转变。
太平天国政府还严禁溺婴，“不得已难养者，准无子之人抱为己子，不得作奴视之。或交育婴堂”[1]第二册，535。据《金陵杂记》载：“伪育材官前伪封为育婴官，……令通文理者教（孩童）习读该逆所撰妖书。”[1]第四册，621太平天国有自己官办的育婴堂。
城市中的女馆制度实际具有一定“清节堂”或“恤嫠会”的妇女救济的性质。太平天国初期分男营、女营，严别男女，后又扩大女馆，女子从事拾柴割麦、挑挖壕沟、抬埋尸体等工作。
咸丰三年（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成立掩骨衙。据载：“贼于九、十月间忽传伪令，城内不准埋尸，设掩骨衙，有死人则令女馆抬至城外埋之。”[1]第四册，69掩骨衙负责城市的尸骨掩埋工作，“女馆”也承担起一些“助葬”的善行。
这些具有社会救济性质的组织完全是官办的，甚至是完全政治化的机构。后来在苏州等大城市又出现了一些官民合办的慈善组织，如收尸局。太平军攻破苏州，庞大的尸群无法处理，太平天国官方只好借助地方社会和地方精英的力量，“城中设收尸局数处，皆苏人自备资斧，雇用土工扛夫以作善举者也”，“收尸局之设，元和县书吏实始创议，纠集十二人联名具呈，情愿自办，惟请发给凭照，于是分设数局，号曰‘奉令掩埋’”。[1]第五册，283
官方设立的救济机构如牌尾馆、女馆，随着家庭制度的恢复而渐渐消亡；官民合办的一些慈善组织最终也是昙花一现，苏州收尸局的人员“每日晨出午归，未出酉归”，尸体基本掩埋完毕后，“敷衍至匝月而局方撤”。[1]第五册，284
尽管如此，后期太平天国对地方慈善事业的主流态度仍然是积极的。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到：“倘民有美举如医院、礼拜堂、学馆、四民院（鳏寡孤独）、四疾院（跛盲聋哑）等，上则亲临以隆其事，以奖其成，若无此举，则诏谕宣行，是厚风俗之法也。”[1]第二册，525政府大力号召地方兴办慈善事业。因此我们不能以客观结果并不乐观而忽视太平天国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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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种态度，甚至否认政府曾经做过积极努力的尝试。
三、太平天国时期民间慈善事业发展滞缓探因
太平天国初期高度集中的圣库供给制蕴含着太平天国独特的政治和宗教特色，相应地形成了国家管理地方社会的一套社会组织制度和行政政策。政府一方面以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宣扬奉天承运、王朝正统，一方面力图取代地方社会精英对基层社会的政治和思想渗透以建立强有力的后方基地。
因此，地方社会精英阶层宣扬教化的重要工具——慈善组织，在太平军控制力较强的城市中基本被代之以太平天国独具特色的官办“慈善”事业——具有一定社会救济性质的政治机构。以救济青年寡妇为主要目的的清节堂、恤嫠会等善堂及善会自然地被太平天国管理、组织妇女的“女营”、“女馆”取代；施棺类善堂因违背太平天国严厉地禁棺令被迫关闭，助葬类善堂的社会功用则被&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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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uo;女馆”、“牌尾馆”、“掩骨衙”等机构的部分职能取代；育婴堂、普济堂、栖留所、药局等慈善机构大部分因与官方取消私有的社会组织制度相抵牾而被收归“国有”。
太平天国时期的慈善组织呈现出进一步延续清中叶以来“官僚化”趋势的征象。但是太平天国官方不仅是简单地积极介入慈善事务，而且力图在占领区取代原有民间慈善组织的社会救济功用。民间慈善组织在弊端百出的公有供给制度束缚下，失去对政府效率低落的有效弥补，丧失了在城市中生存的空间。家庭制度恢复后，政治化慈善机构逐渐衰落，但长期以来被破坏的政府督导与民间承办的互惠关系无法重建，继续限制着民间发展慈善事业的激情。
乡村社会慈善事业发展滞缓的原因，与太平天国薄弱的地方控制有关。按照孔飞力的研究，“太平军已经成功地把清代的地方行政长官赶出有城墙的城市，但却不能摧毁农村名流的地方团练集团”，“太平军的控制很少能越过行政城市的城墙”。[4]实际上，太平天国地方政府面临的问题不仅是控制力薄弱，甚至在某些地区还出现“社会失控”现象。
咸同之交，太平军进攻浙江，诸暨乡民包立身以包村为据点，聚众抵抗太平军达八九个月，最后上演了一幕被“屠灭”的惨剧，包村老少靡有孑遗。包村失陷一年后，幸存者才进入村子清理尸体，“满地身首异地、手足残缺、又被野兽撕裂的死难者尸体”，“他们在村子中心建了5间石屋，把尸骸整整齐齐地分类叠好。又请了和尚、道士打蘸超度亡灵”。[5]太平军攻破包村，既不设乡兵驻守，又不派官员管理，弃之不顾，最终还是由地方士绅承担起重建社会秩序的重任，包村“社会失控”达一年以上，类似现象不在少数。[2]
太平军攻破苏州，约有八万人自杀，[6]长洲潘钟瑞曾描述苏州破城后民众自杀的情况：“虽士民之巷战、骂贼、不屈被害者，诚不可以数计；至于骈首接踵，相与枕藉而亡，河为之不流，井为之堙塞，实皆自尽以殉，而妇女犹多。”[1]第五册，276苏州破城到秩序重建，存在一段时期的“社会失控”，主要原因是恐惧造成的民众大批自杀。苏州清节堂的寡妇大部分逃亡江北，留守的则宁肯选择自杀保节。[7]在“社会失控”状态下，民间慈善组织的重建或维系是极难的。
考察太平天国时期民间慈善事业发展滞缓的原因，我们不能以“战乱”一言以蔽之，还要注意到民间慈善组织与太平天国社会组织制度的冲突、“战乱”造成的“社会失控”等因素。社会组织制度的弊病、“社会失控”同时也是造成太平天国夭折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G].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
[2]（英）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67.
[3]罗尔纲，王庆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三册[G].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3.
[4]（美）孔飞力著，谢亮生、杨品泉、谢思炜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00-201.
[5]《太平天国制造的包村惨案》（实地调查，“国学论坛”网）.
[6]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G].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171-172.
[7]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219.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and Non-governmental charity organizations
Abstract: As the emerging regim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established a number of charity organizations in the cities. The reasons why the private philanthropy developed slowly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defects of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 and being out of control of the Taiping society. These elements were also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he Taiping rebellion failed.
Key words: 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al relief,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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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湾学者梁其姿的《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一书，是研究明清时期慈善组织最为全面的著作，但该书对太平天国时期慈善组织的描述几乎是空白，也没有谈及两者的关系，并多次提到太平天国对慈善事业发展的破坏性。参见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周秋光、曾桂林在《中国慈善简史》中写道：“19世纪60—70年代，江南地区慈善机构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毁于兵燹。战后，育婴、恤孤等慈善事业再度兴起。”（周秋光、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7页。）陈桦、刘宗志在《救灾与济贫：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救助活动（1750—1911）》一书中也只是强调“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给江南社会以严重破坏。土地大量荒芜，人口大批伤亡流迁，社会秩序混乱。民间慈善活动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各地善堂设施，多损毁于战火”。（陈桦、刘宗志：《救灾与济贫：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救助活动（1750—1911）》，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15-416页。）周荣在《明清社会保障制度与两湖基层社会》一书中指出：“清后期的太平天国战争几乎给两湖地区社会保障机构以毁灭性的打击。”（周荣：《明清社会保障制度与两湖基层社会》，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52页。）学界一直没有对太平天国与民间慈善组织的关系进行深入剖析。

[2] 太平军进攻苏、浙，破城屠城的现象屡见不鲜，如李世贤破湖州、黄呈忠破上虞，这反映出后期太平军军纪的严重下降。这种行为直接造成民众的恐慌心理，又恶性循环为大批自杀的恐怖事件。长毛的自我“妖魔化”又塑造了民众心中“妖魔化”的长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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