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亚入欧-十九世纪中日对外开放思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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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十九世纪中日对外开放思想比较

在中日两国近代史册上，对外开放、向西方学习都是很重要的篇章。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两国都想通过对外开放达到富国强兵，来解决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深刻的社会矛盾。然而，中日两国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却大不一样。本文试就十九世纪中日两国对外开放思想的差异，作一点比较和分析。
一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西方国家的战舰大炮，先后打开了两国的门户，“闭关锁国”的时代从此一去不返。中日两国已不是要不要开放的问题，而是如何开放，如何通过向西方学习而救亡图存。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是中日两国近代社会进步与落后，前进与倒退的标志之一。
在培理率领的美国舰队叩关之前，日本正处于德川幕府的统治之下。为了维护封建体制，德川幕府先后五次发布“锁国令”，采取种种措施将日本隔绝于世界之外，竭力扼制日本官办和民办的商业企业开展对外贸易，视洋货为洪水猛兽加以禁止；严禁日本国民出海，对擅自乘船出海者处以极刑，查禁“洋书”，迫害传播西方科学的日本科学家、政治家、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日本封建统治者原以为“闭关锁国”能够带来“歌舞升平”，然而，它却进一步导致了停滞、愚昧、落后和衰朽。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给日本以很大的震动，“何故堂堂仁义之大清国败于无礼不义之丑虏英国？”(小西次郎：《日本历史19开国与攘夷》。)日本一批有识之士认真探索清王朝失败的原因，佐久间象山等认为“清儒学问虽考证精密，然而毕竟多纸上空谈，甚乏实用”(《日本思想大学》。)，渡边华山则感到：西方各国“艺术（即技术）之精博，教政之羽翼鼓舞，似为唐山（中国）所不及。”(《日本思想大学》。)他们开始把自己的思想故乡从中国移到了西方，并寻求使日本免蹈清王朝复辙的道路。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日本的门户被打开了，虽然“日本是在外国的压力下被迫开放门户的，但是一旦决定开放之后，便在回敬西方的冲击中显示出敢于冒险的气魄和能力”。(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尽管曾经出现过因惧外心理而进行拒外活动的“攘夷论”者们蛋打石块的鲁莽举动，但从事开放变革的“开港论”者们还是占了上风，紧闭的“闸门”终于启开了，并成为变革政局的奠基石。德川幕府已成为改革维新的绊脚石，只有推翻幕府统治，建立类似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才能实行积极的“开港”，使日本走向富国强兵的道路。改革和开放密切联系在一起，“明治维新”成了日本“开港”的必然结果，在明治维新政府的倡导下，日本较快地明确了对外开放，向西方学习的指导思想，即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它的基本观点是：承认自身落后，企望摆脱封建主义，儒家思想的桎梏，“以西方文明为目标”赶上世界“先进社会”和“先进民族”。福泽谕吉是十九世纪日本对外开放的主要指导者，享有“日本的伏尔泰”之誉。他先后写了《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等著作，大力宣传“脱亚入欧”的思想，在日本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正因为有了这一明确的对外开放指导思想，并被明治政府作为一项国策加以实施，日本民族才能较快的完成从盲目“攘夷”、“闭关”到主动开放，积极向西方学习这一历史转变，做到“破旧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
对外争取民族独立，避免沦为殖民地，对内反对封建主义，“富国强兵”，是十九世纪日本面临的主要任务。“脱亚入欧”的思想则适应了这一客观要求。曾担任明治政府外相的井上馨认为，只有实现西欧化，才能取得在外交上同各国完全平等的地位，才能使日本独立、富裕起来。在明治政府成立初期，国内局势尚不很稳定的情况下，日本便开始了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的“脱亚入欧”工作，时间之短，成效之大，令西方各国刮目相看，不得不修改以前同日本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与此同时以“脱亚入欧”思想为指导的大规模对外开放，也有力地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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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了日本国内的封建主义。福泽谕吉明确指出：“西方文明和日本文明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一个是民主自由，一个是君主专制。‘脱亚入欧’并不仅仅就是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也要汲取西方政治制度中为我所用的东西，以‘变革’‘图新’。明治政府仿效西方，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改革封建等级制，取消武士特权等等。尽管进行的很不彻底，但毕竟清除了大量的封建垃圾，有利于社会的进步。通过半个世纪逐步地‘脱亚入欧’”、对外开放，日本非但没有成为西方的殖民地，而且成功的实现了资本主义近代化，跻身于世界强国的行列。
鸦片战争的失败，打破了“天朝一统”的局面，使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过之大变局”，“至尊至贵”的“天朝声威”在洋枪洋炮的轰鸣声中破灭了，从而暴露出其虚弱、不堪一击的面目，正如马克思所说：“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已尽，天朝帝国万世常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在民族危机的忧患中，出现了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他们在抵抗外来侵略者的斗争中，深切感到西方国家“船坚炮利”，“奇技并非淫巧”，是可以效法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在当时无疑是振耳欲聋的呼声，在中国近代对外开放的历史上，具有“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意义。它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命题，第一级阶梯，影响着以后半个世纪中国对外开放的思想。作为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林则徐、魏源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把中国放在世界面前来认识，坦平而明确地承认落后，但又不由于落后而悲观气馁，甘居下游，认为必须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在坚持反对外来侵略的同时，学习外国长处，“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以改变中国本身的落后面貌。冯桂芬等早期维新派较之林则徐、魏，了解西方，反省自己的视野更开阔了；中国和西方相比较，“人无弃材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冯桂芬：《制洋器议》《校邻庐抗议》下卷。)，主张“师夷”、“善法”以改革原有的不善之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师夷”与“变法”联系起来，为中国近代开放与改革相结合的思想开启了方向。洋务派则从变化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大势，他们认为：当今中国面临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变局”的时代特征是“各国闭关而治”被“万国相通”取代之，对外开放是时局变化的必然要求，主张学习西方变法图强，以挽救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几十年中，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对外开放，向西方学习的各种思潮层出不穷，显示了中华民族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不断深化的过程，与同时期的日本相比，表现出了自己的特点：
第一，西方列强不断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清政府屡战屡败，求和、割地、赔款接踵而来，民族危机日益深化，中国的对外开放在很长时间是被动的，目有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制夷”、“防夷”抵御外来侵略、救亡图存上，难以把中国近代社会几大任务汇合在一起，缺乏日本向西方学习所具有的反对封建主义，推动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目的的单一决定了范围的狭窄。由于仅仅是为了“制夷”，因而“夷”之“长技”学到即可。忽视了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意义。从社会历史条件来看，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必然要遭到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抗。在反对侵略，挽救民族危机的斗争中，由于缺乏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人们往往因反帝斗争而限制了自己的视野，不能正确地区分帝国主义和西方文化，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也否定了西方文化对近代中国社会的积极意义，在整个十九世纪，西方国家的政治观念和民主思想，没有象日本那样得到广泛传播和运用。一直到十九世纪末，中国的先进分子才在一个新的高度重新认识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但历史的发展变化，已使中国不可能象日本那样通过对外开放，学习西方，建成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了。
第二，时时遇到保国保皇与师学西方的矛盾。近代中国一直处于强敌四通，外侮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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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的形势下，维护民族独立始终是首要的主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反对外来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主义的联系。封建的纲常关系虽不比以前那样坚固，但作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陶铸出来的近代士大夫，也不可能摆脱“爱国即忠君”这一观念的羁绊。爱国救亡这一悲壮的旗帜，在士大夫那里固然是为了捍卫民族独立，使它免遭列强欺凌，也包含着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内容。问题是，民族独立的目的必须通过向西方学习才能达到，敌人又是先生，这就呈现出复杂的局面，使近代士大夫在如何爱国救亡上表现出极大的困惑和犹豫。要保国保皇，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又会冲击以皇权为代表的封建专制统治。正因为这样，几十年中，凡是对大势有一定认识的士大夫，无不处心积虑地在保国保皇和师学西方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以求两全其美。“道器之辩”、“本末之说”乃至“中体西用”的模式，正是这种矛盾心态的反映。
二
任何外来文化的输入，必然要同本国的传统文化发生撞击，如何尽快使两种文化协调起来，融合适应，关系到对外开放的成败。十九世纪中日两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为解决这一问题，曾出现了两个思想模式：日本的“和魂洋才”和中国的“中体西用”。有人将二者相提并论，其实，它们的内涵不尽相同，在两国发生的作用也很不一样。比较这两个模式，也可以看到中日对外开放思想的差异。
“和魂洋才”最先的表述是“东洋的道德，西方的艺术（技术）”，是佐久间象山1854年在他的《省愆录》中提出的，反映了日本在开放之初对外来文明矛盾、折衷的态度。当时的人们虽然认识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但却不能理解科学技术与政治观念、文化思想是共存于文明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同时，也反映了对外来文化冲击传统文化的担忧。因为，“输入外国文明常常孕育着一种破坏本国社会上、文化上和精神上统一的危险”。(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
在明治政府把“脱亚入欧”作为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国策加以贯彻后，外来文化汹涌而入，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人民生活各个方面。很多人摒弃了“东洋的道德”，以追求西方文化的时尚，连天皇也带头喝牛奶，吃牛肉。人们纷纷穿西洋制服，打洋伞，拿手杖，男子剪头发成了风气，以至民谣唱到：“敲敲剪头发，发出文明开化声”。更有甚者，有人主张让洋人和日本人结婚以改善人种。这种对传统文化不屑一顾，盲目追求西方文化的现象，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罗马盛世也尚未到达，却把它的弊端学到手了”。同时，由于在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急切地想赶上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在一段时间里，不顾国内的实际融合能力，大量引进西方的各种制度和先进技术，出现了生吞活剥、食而不化的现象，造成了不少困难。经验和教训使日本政府认识到：“脱亚入欧”尽管是总的目标，但对外开放，引进西方文化不能脱离日本实际，传统文化的精华不能因此而丧失，它依然是维系日本民族的团结，激励人民进取的最基本因素，欧化不等于同化。“和魂洋才”模式的出现，是对“脱亚入欧”思想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既排除了盲目的妄自尊大，又防止了一味崇洋媚外。表现出了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创新。他们光大日本民族素有的精诚团结，勤勉治业，报效祖国的传统文化心理，并千方百计地把文化革新精神渗透到西方科学技术之中，创造出一个融东西文化于一体的日本近代资本主义模式。他们引进了西方君主立宪制度，却保留了西方所没有的主要象征最高精神权威的天皇偶像；他们建立了西方工业制度，却渗透进日本的传统家族关系；他们传播西方个人主义，却更强调东方的集体主义；他们公开模仿西方的技术、工艺、产品、艺术、音乐、生活方式，却精巧地注入日本民族的智慧，使它们焕然一新。
需要指出的是，在“和魂洋才”的模式下，日本保存在不少封建性的东西。他们恋恋不舍、信之诚笃的“皇道思想”、“武士道精神”、“靖国神社”、“军国主义教育”等为日本连续的和平发展留下了祸根，一俟邪恶势力登台，就会演出悲剧，并把悲剧戕害于其它民族。
与日本“和魂洋才”相对，中国在十九世纪的对外开放过程中有“中体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何谓“中学”？用张之洞的话说，就是“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事地图”。“西学”则是指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等。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融合能力，但要同化先进的西方文化，是很困难的。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实在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试图用中国传统的“本末”、“道器”、“体用”之说来解决之。发轫于六十年代，形成于七十年代的“中体西用”模式就成了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中体西用”模式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应该说，它在一定时间里，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解决了对外开放、引进西方文化后，如何处理中西关系的问题，在“风气未开”的情况下，它给了被顽固派斥为“奇技淫巧”的西方科学技术一席之地，推动了西方科学的引进，和创办近代企业的运动，开阔了人们的视野。随着中国内部社会变革运动的深入发展，“中体西用”模式的落后性，反动性也日益暴露出来。
作为“中学”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庞杂斑驳、精华和糟粕共存的系统，在中国近代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对其进行清理，区分孰优孰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思想家严复也感叹道：“吾实未敢遽分其优拙也”。在两种文化的交流中，“中学”处在“体”的位置上，大量封建性的糟粕势必作为“西学”，尤其是西方的政治观念、人文思想的对立面出现，引起“中学”与“西学”的剧烈冲突，使先进的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文化艺术难以在中国传播，大大减弱了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和冲击。而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近代经济运动——洋务运动，也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另一方面，“中体西用”的模式是在中国没有发生“明治维新”之类政治革命的情况下出现的，与日本不同，中国依然是封建专制体系，把学习西方严格控制在生产技术的范围内，特别是在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兴起以后，“中体西用”实际上就成了清朝统治者对抗维新的一道屏障。1893年，张之洞写《劝学篇》，系统的阐发了“中体西用”的思想，看上去调和中西，折衷新旧，实际上是反对变法维新的一支利箭。维新派指出它“不特无益于时，而且是大累于世，”是“保一官而亡一国”，“倾天下以顾一家”。(《劝学篇书名》、《新政真诠》五篇。)真是切中要害。
三
中日两国在十九世纪对外开放思想上的差距，造成了各自结果的相去甚远，甲午战争实际上是一次泾渭分明的检验。造成差异的原因何在呢？
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两国在开放前同是封建制，但日本是幕藩封建制，中国则是中央集权制。日本大名们所建立的藩国，具有半独立于幕府统治的传统。日本幕府的封建统治“基本上比封建的欧洲，封建的中国与它对等的统治阶级，处于微系得多的地位”(乔恩·哈利戴：《日本资本主义政治史》。)早在日本开国之前，地处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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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经济较发达的长州，萨摩诸藩，不顾“锁国令”，从而得风气之先，在天保嘉永改革中注重学习西方科学技术，采用洋式军备，创办近代企业，一批资产阶级化的下层由此崛起。这就为以后“脱亚入欧”大规模的学习西方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明治维新为日本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政治环境。日本对外开放的主持人。大多是通过维新掌握了政权的资产阶级化的改革者，如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伊腾博文等。他们“怀着一片热心，想在日本提倡洋学。一定要使日本变成一个西洋式的文明富强国家”。(《福泽谕吉自传》。)具有这样的条件，对外开放很容易作为一项国策加以实施并在全国掀起一个向西方学习的巨大浪潮。
而在中国中央集权的封建体制下，任何不利于封建统治的力量都难以萌芽和成长。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必然导致文化上的专制主义。愚昧保守的思想文化政策，使任何外来文化很难存身。近代的清王朝居于统治地位的主流，是一股腐朽、保守的政治势力，在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代里，仍然抱着“天朝圣威”的观念，昏聩无知，自欺欺人，对西方文化采取排斥的态度，甚至连外国人在中国修建的铁路，也认为是“破坏了风水，震塌了皇陵”，不惜花费十几万两银子买下拆毁。因此，中国对外开放不可能具有日本那样明确的指导思想，更不要说将其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加以实行了。甲午一战，“求强”、“求富”几十年的中国不堪一击，被后来居上的东邻小国日本打败，被迫屈膝求和，表面上似乎是中国从西方引进的船坚炮利不如日本，实质上是日本学习西方抓住了根本，通过开放而移植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远远胜过了中国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正如康有为所言，“日本昔亦闭关也，而早变法，早派游学，以学诸欧之政治工艺文学知识、早译其书，而善其治，是以有今日之强而胜我也。”(《康有为政论集》上册。)
从文化传统上看，中日两国不同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对外来文化采取的不同态度，也是造成十九世纪两国对外开放思想差异的重要原因。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指出：“中国在几千年的长时期内，就东方和东方人所知道的范围来说，实际上是文化的源泉和中心。所以，中国人当然会以‘中华’自豪，对于近代西洋及其文化，不容易虚心学习。与此相反，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曾吸取朝鲜、中国和印度的文化，来培养自己的文化。所以在了解外国文化与认识及价值方面，不受中国人那样的历史限制。”(井上清《日本现代史》第1卷。)四面环海的地理位置，封建割据的政治体制，使日本民族具有善于吸取外来文化的历史传统。西方文化在十六世纪就进入日本，先进的日本知识分子热心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导致了“兰学”的广泛传播。“兰学”指由荷兰人和荷兰语书籍所介绍的有关医学、天文学等方面的西方科技知识。通过对“兰学”的了解，日本人对西方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冲击传统的“华夷”思想和“锁国”制度的思潮。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知识阶层学习西方，固然有着救亡图存的动机，但更多的成份仍是基于广泛的文化比较而作出的选择，福泽谕吉在他的《文明论概略》中就曾指出：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可以通过开化程度的高低来进行横向比较。他把当时的欧洲同美国，认定为文明国家，把中国、日本、土耳其等亚洲国家认定为半文明国家，把非洲、澳洲的一些国家认定为野蛮国家。并把由低到高的排列作为“人类必经的阶段”。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福氏的见解未免失之过于简陋，但在当时，却能有助于日本摆脱自我中心的文化意识，克服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尺度来评价异域文化的心理屏障，使日本能够在一个比中国高得多的起点上对待开国后涌入的西方文化。
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总是以自己为中心来看待一切外来文化，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它取得了无数的文化上的辉煌成果，并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独特的文化模式。一方面，中国历史上的文化成就之辉煌足以使中世纪的西方文化黯然失色，这培育了中国人的一种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但就是在这种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背面，也形成了一种虚荣和傲慢心理，表现出“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在评价西方文化时常导致扬此抑彼、完全否定西方文化的价值的结果。到了封建社会后期，政治上的闭关锁国，更使中国传统文化成了一个封闭的系统。近代中国，在林则徐之前，谁也没有真正睁眼去看看西方世界，谁也没有去认真了解了解西方文化的价值。魏源的《海国图志》，曾经遭到许多封建文人的唾骂。而一旦门户打开，洋风吹入，惊慌恐惧者有之，无所适从者有之；真正站在时代前面，认识到向西方学习对维护民族独立，变革中国社会意义的，真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中国传统文化培育了不少杰出人物，但在中国近代对外开放的形势下，也造就了一大批抱残守缺的顽固派和卫道士，严复曾说维新派“与旧党比，不过千一之比，其数极小”。(严复《论中国分党》。)在强大的传统文化面前，向西方学习的思想被视为“离经叛道”，显得十分微弱，很容易被淹没，更不要说对传统文化提出有力的挑战了。同治元年（1862）以来，士大夫中极少有人愿意报考同文馆，报考者甚至会遭到其同辈绝交的危险，郭嵩焘出使英伦，招聘随员十余人，几乎没有什么人报名。在广大士大夫眼里，出洋几乎等于流放，连慈禧太后招见郭嵩焘时也称“出洋是极苦差事”。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中，中国士大夫和一般民众对西洋文明的极度冷漠态度也与日本同一时期在接触西方文明后的强烈热情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有一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在日本，福泽谕吉在1866年出版的一本介绍西方文化的书籍立刻在日本销售了二十五万册，而在中国，江南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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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从1865年开始译印有关西学的书籍，在此后到甲午战争前三十年中，全部销售合在一起，总计不过为一万三千册。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日本同时期的人口仅为中国的十二分之一，其土地面积仅为中国二十五分之一，人们自然可以从这种数字领悟出中日两国对外开放及向西方学习的巨大差异。
【资料来源：《江淮论坛》1994年第4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85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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