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黄遵宪与日本明治文化（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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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黄遵宪与日本明治文化（之二）

力争琉球
黄遵宪在日本，官方身份为驻日参赞，因而，其主要的公务，仍是协助大使何如璋处理各种外交事务。除发展两国政府与民间的友好关系外，维护国家利益也是每个外交官的首要职责，黄遵宪自不例外。在其赴任伊始即遭遇的琉球交涉问题，无疑是黄氏外交生涯中经历的第一件大事，而其善于谋断的性格与才干，亦在此得到充分展示。
按照堂弟黄遵庚的说法，黄遵宪“于何如璋为世侄辈”。何奉命使日前，“因习闻先生谈时务之言论，乃商请先生同行”。黄允肯，何始向总理衙门表示受命。有这一层关系，何如璋对黄遵宪自是信任有加，格外倚重。黄遵庚便称：
何使多谋善变而寡断。先生则每事必观其深而有定见，故使馆中事，多待决于先生。（注：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引，《人境庐诗草笺注》，第1181—1183页。）
而起草文件又属参赞的职分，因此，大批以何如璋名义发出的公文多出自黄遵宪之手，代表了他的意见，应该是接近事实的可信的说法。
还在黄遵宪刚刚辞世后不久，突接噩耗、痛失师友的梁启超，立即在其连载于《新民丛报》的《饮冰室诗话》中为之专立一则。在记述黄氏诸般政绩时，首列琉球一案：
先生于光绪初参何子峨星使（如璋）幕府使日本，其时正值琉球事件，何使所与总署及北洋文牍，吾近顷乃获见全案。凡往返数十函，殆十余万言，皆力主强硬手段，策日本当时国势，谓我若坚持，彼必我屈，洞若观火，纤悉周备。其出先生之手者十七八也，而政府不能用。
又赞佩：“先生治事，文理密察之才，以吾所见国人多矣，未有一能比也。”并以其“蹉跌之数十年”，又于国家“存亡绝续之顷，遽夺斯人”，而痛心“天祸中国”，“何一酷至此极耶”（注：《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63号，1905年2月（按：出版期当在4月后）。）？梁启超与黄氏交谊深厚，1902年以后，两人又恢复了联系，通信频繁。梁所言必有根据。而其将琉球交涉失败，归因于清政府不能采用黄遵宪所主张的强硬方略，坐失良机，以致未能及时遏制日本的扩张势头，作为黄氏有先见之明与治国之才的反证，愈显出其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悲剧意义。
关于琉球历史上的归属问题，中日史家各有其说。按照中方的资料，琉球在明洪武五年（1372年），即开始作为附属国向中国朝贡，接受历代皇帝的册封，但中国并未对琉球实行过政治统治。至1606年（明万历三十四年），日本萨摩藩主岛津家久派兵征琉球，掳琉王及大臣，琉球从此又被迫臣服于日本。但琉球乃同时奉中国年号，向中国进贡。中国也默认了琉球的“两属”状况。明治以后，1872年，日本封琉球王为藩王。1874年，因台湾土著杀害琉球人，日出兵攻台。在废藩置县过程中，日本政府又于1879年4月下令，废去琉球的藩号， 改置为冲绳县（注：参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 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四章，“日本吞并琉球”。）。
无可讳言，在琉球争端发生后，作为清朝政府最高外交决策机构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及被光绪皇帝倚为顾问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整个态度相当消极、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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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屡屡失误。在日军攻台后，两国于1874年10月签定的《北京专条》中，即有“台湾生蕃曾将日本国政府属民妄为加害”（注：《日本国志》卷六《邻交志三》。）的措辞，令以后的谈判备感艰难。
而在何如璋出使前，即已发生了日本阻止琉球向中国朝贡的事件，经琉球国王派遣紫巾官向德宏来华陈情， 由浙闽总督何ｊǐｎｇ 璟、福建巡抚丁日昌奏报清廷。末后并建言：“合应仰吁天恩，饬知出使东洋侍讲何如璋等，于前往日本之便，将琉球向隶藩属，该国不应阻贡，与之剀切理论，并邀集泰西驻日诸使，按照万国公法，与评直曲。”1877 年6月24日，光绪皇帝因有谕旨：“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传知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等，俟到日本后，相机妥筹办理。”（注：《军机处寄闽浙总督何璟等上谕》 （光绪三年五月十四日〔1877 年6月24 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北京）故宫博物院，1932年。）即是说，赴日以前，何如璋等人已受命办理琉球交涉。
迨中国使节初抵神户，又发生了琉球遗民登船夜哭的动人一幕。事过十余年，黄遵宪仍不能忘怀当日情景，其于新加坡总领事任内所作《续怀人诗》，即单为之吟成一首：
东方南海妃呼豯，身是流离手采薇。深夜骊龙都睡熟，记君痛哭赋《无衣》。
注云：“琉球马兼才。初使日本，泊舟神户。夜四鼓，有斜簪颓髻衣裳褴褛者，径入舟，即伏地痛哭，知为琉球人。又操土音，不解所谓。”（注：《续怀人诗》其十五，《人境庐诗草笺注》卷七，第 587页。）深印脑海的这一场景，无疑令黄遵宪自觉责任重大。
而且，琉球问题在黄遵宪看来绝不可等闲视之，因其实为日本向中国发出的试探信号。他认为，日本在推行新政迅速强大起来的同时，其扩张领土的欲望也急剧膨胀：“日本论者方且以英之三岛为比，其亟亟力图自强，虽曰自守，亦理有以小生巨、遂霸天下之志。”黄氏因此警告日人：“试展五部洲舆图而观之，吾诚恐其鼎举而膑绝，地小而不足回旋也。”（注：《日本国志》卷十《地理志一》。）这也足以解释在琉球之争中，黄遵宪为何力主采取强硬手段。
基于在日本扩张势头初起时即应加以遏制的考虑，黄遵宪为何如璋草拟的文书也专从此立论。1878年5月8日以何氏之名写给李鸿章的一函，已见此意。信札首述在日与琉球官员会商各情：“阻贡一案，在神户时有球官来谒，察其词意，诚有如上谕所谓另有别情者。因饬其将阻贡后所有与日本往反文书，悉钞一分备览。寓东京后，驻日球使毛凤来等迭次求见，收其各禀。”阻贡的原因，在此函中也有准确分析：因琉球曾臣属萨摩藩，“近日本废其国内诸藩，遂欲举附庸者而郡县之。因琉球之臣事我朝也，必逼使贰我而后可以逞其志，此阻贡之举所由来也。”对于朝中的反应迟钝，“迟之又久，而我不言”也有委婉批评：“日人或揣我为弃琉球，疑我为怯。”而时不我待，日本废藩置县行将完成，“以后更难议论”。因此主张力争琉球，理由在于：
（日人）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又况琉球迫近台湾，我苟弃之，日人改为郡县，练民兵；球人因我拒绝，甘心从敌；彼皆习劳苦耐风涛之人，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是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纡，今日弃之患更深也。则虽谓因此生衅，尚不得不争，况揆之时势，决未必然乎？
其判断形势，确有先见之明。总之，在何、黄看来，“无论作何结局，较之今日之隐忍不言，犹为彼善于此”（注：《何子峨来函》，《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八，金陵刊本，1908年。）。
至于所谓“揆之时势，决未必然”一说，乃是出于何如璋、黄遵宪对当时日本国力的体察。函中自许，“到此数月，旁观目击，渐悉情伪”，因而知“其今日固不敢因此开衅也”（注：《何子峨来函》，《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八。）。在致李鸿章及总理衙门各函中，何、黄曾详细分析了日本的现况，概言之，即是“日本国势困敝，自改从西制以来，所费不赀，饷无所出；又甫经内乱，必不敢遽开边衅”。这对中国力争琉球，本是有利的条件。据此，何、黄向总理衙门提出上、中、下三策：
一为先遣兵船，责问琉球，征其入贡，示日本以必争；一为据理与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一为反覆辩论，徐为开导，若不听命，或援万国公法以相纠责，或各国使臣与之评理，要于必从而止。（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日本梗阻琉球入贡现与出使商办情形折》（光绪四年六月初五日〔1878年7月4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
何、黄自是倾向上策，但李鸿章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均只取下策，致使东京方面的交涉的因失去奥援而于无效。
虽然当局一意退让，何如璋、黄遵宪仍千方百计，谋求最佳结果。在7月间，总理衙门“据理诘问”的指示下达后， 何如璋等即去拜会美国驻日大使，寻求支援（注：参见《总署奏议覆何如璋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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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阻梗琉球入贡一案相机酌办折》（光绪五年三月十九日〔1879年4月10 日〕），《清季外交史料》卷十五，1932年。）。以后，何又两次至日本外务省晤谈，向外务卿寺岛宗则就阻贡一事提出口头抗议。10月7日， 一封措辞强硬的抗议照会又提交给寺岛。照会历述琉球与中国之历史关系，并引据“琉球国于我咸丰年间，曾与合众国、法兰西（原误作“国”）立约，约中皆用我年号历朔文字”，为“琉球为服属我朝之国，欧米各国无不知之”的铁证，因此责问日本：
今忽闻贵国禁止琉球进贡我国，我政府闻之，以为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本大臣驻此数月，查问情事，切念我两国自立修好条规以来，倍敦和谊。条规中第一条即言：“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互有侵越。”两国应遵守不渝，此贵国之所知也。今若欺凌琉球，擅改旧章，将何以对我国，且何以对与琉球有约之国？
照会最后要求日本，“俾琉球国体政体一切率循旧章，并不准阻我贡事”（注：《清国公使致寺岛外务卿》，《日本外交文书》第十一卷，第271页，（东京）日本国际连协会，1950年。）。
此照会递去，日方11月21日覆照，即以上述言辞为“陡向我政府发如斯假想之暴言，是岂重邻交、修友谊之道耶”（注：《寺岛外务卿致清国公使》，上书，第272页。），而拒绝接受， 日本驻中国公使森有礼甚至要求，此数语“须另删改，否则将照会寄还”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何如璋等却坚持，“如（琉球）贡事照旧，即将照会撤回，亦无不可”（注：《总署奏议覆何如璋函述日本阻梗琉球入贡一案相机酌办折》，《清季外交史料》卷十五。）。以后，何等又一再备文、面访，进行交涉，并在日本行将向琉球派出行政官员的前夕，发文阻止（注：参见何如璋等1878年11月29日、1879年3月12日致寺岛外务卿函， 《日本外交文书》第十一卷272—273页、第十二卷（日本国际连合协会，1949年），第176—177页，及注〔54〕文。）。日方废琉球为冲绳县的文告发布后，1879年6月10日，清使馆又照会日本外务卿， 驳斥其来文中以废琉球置冲绳县为日本“内政”的说法：“贵国之列在版图者，自称内政可也；琉球孤悬海中，从古至今，自为一国。即封贡于我，为我藩属，其国中之政教禁令，亦听其自治。”因而强调“琉球之事，我国理应与闻”。至于日方一再指责何如璋等去年10月7 日递交的照会“言有不当”，此件中也有申辩：“查前次照会，一则曰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为，再则曰今若，三则曰无端，皆以为日本当无是事，正所以厚待贵国之处。汉文文义并无不是，而贵大臣屡以为言，想系贵大臣误认文义矣。”（注：《清国公使致寺岛外务卿》，《日本外交文书》，第12卷，第180—181页。）
除积极与日本外务省、内务省交涉，何如璋、黄遵宪等还不断向国内建言，仍取抗争姿态，以“日本若灭琉球”为前提而提出如下对策：
……宜一面明饬沿海诸省严防边备，一面撤回使臣，彼之使臣必随来乞议，而事可成。（注：《总署奏议覆何如璋函述日本阻梗琉球入贡一案相机酌办折》，《清季外交史料》卷十五。）
也就是说，何、黄等已决心以绝交为手段，为琉球的存亡力争到底。
可惜，此种强硬立场， 在清政府中却得不到支持。 李鸿章甚而在1879年9月8日给总理衙门写去《密论何子峨》一函，称何“交涉事情历练未深，锋芒稍重；其第一次照会外国省之文，措辞本有过当，转致激生变端”（注：《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九。）。既然何、黄等寸步不让，使日本政府很难对付，清朝当权者又以其力争为多事、惹麻烦，以后琉球会商的撇开驻日使馆，直接由日本驻华公使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打交道，便成为双方政府一致的选择。其间虽经前任美国总统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居中调停， 最后的结局仍是不了了之。
而从初次就琉球问题给日本的照会，即足以显示黄遵宪的强硬性格。即使私下与日本友人交谈，黄氏的态度也是公私分明，话锋格外凌厉。如1878年11月21日，即日本外务省回复中国使节第一次照会的当日午后，石川英造访清使馆，因琉球归属问题与黄遵宪有如下笔谈：
〔黄〕琉球小国，从古自治，近为贵国小儿辈（执政之流）所欺凌。彼臣服我朝五百余年，欲救援之。
〔石川〕琉球洋中一小国，先年为萨人岛津氏所夺掠，尔来贡于我，闻亦贡贵国，使者往贵国，忘用贵国年号；来于我者，用我国年号。中有漂然不为二国者。
〔黄〕近年太政官乃告琉球阻我贡事，且欲干预其国政，又倡言于西人，既与我言明归日本，专属鼠偷狗窃之行，可耻孰甚？
实则，石川英最初的话题本无关政治，因见馆中有琉球人，遂询问“琉球亲方各有文才学者乎”。而黄氏当时的全副心思显然都放在琉球交涉上，并气愤难平，才会答非所问，移师别向。与石川英同来的源辉声问及“琉球人笔话何故不许阅”时，黄遵宪也毫不客气地回答：“方与贵国议此事，他日事结，亦无不可观。此事不欲告日本人，少留日本情面也。”（注：《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第250—251页。）但其所谓“少留情面”，若与四年后，杨守敬与宫岛诚一郎笔谈时论此事为“其实两国皆争闲气”（注：1882年（明治十五年）12月7 日笔谈，见陈捷《杨守敬と宫岛诚一郎の笔谈录》。）比较，不难见出黄氏的政治家身份。
在清使馆中，黄遵宪无疑对琉球问题最为关注。源辉声、石川英前来拜访时，何如璋与之闲话，黄遵宪却在另一房间和两位琉球使者笔谈，其中一位即是何如璋致李鸿章信函中所说“迭次求见”的“驻日球使”、法司官毛凤来（注：1878年11月21日黄遵宪与源辉声笔谈中，源问“那琉球先生姓名如何”、“两人官系何职”，黄答以“皆其使馆之官，一尚姓，一毛姓”、“毛法司，尚耳目”（《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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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页。）。此一细节， 亦足以显示在琉球之争中黄的主动力地位。另有自1876年奉琉球国王之命，假作“遭风漂泊到闽”的难民向中国求援的紫巾官向德宏，漂流四月，始于1877年4月到达福州。 当年光绪皇帝虽有谕旨，“饬令统行回国，毋庸在闽等候”（注：《军机处寄闽浙总督何璟等上谕 》，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 其人却因使命未完，而滞留不归；1879年7月更北上天津，叩见李鸿章，“泣血呼天，立救国难”，乞援禀文中亦表示“生不愿为日国属人，死不愿为日国属鬼！”（注：《琉球国紫巾官向德宏初次禀稿》（光绪五年五月十四日〔1879年7月3日〕），《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九。）黄遵宪对此人极为尊敬，《续怀人诗》中也专有一首咏其“波臣流转哭途穷”事，注中特意表彰向德宏“仅一微官，然间关渡海，屡求救援，国亡后誓死不归，或言今犹寓闽中”（注：《续怀人诗》其十六，《人境庐诗草笺注》卷七，第587页。）。 而此其人其事的铭记不忘，恰恰证明了黄遵宪始终以当年未能保全琉球为恨事。1882年3月，黄遵宪转赴美国，监行前， 有《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诗作五首。其驻日外交生涯中引为最大憾事的琉球之争也被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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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及，第一首后半云：
唐宋以前原旧好，弟兄之政况同仇。如何瓯脱区区地，竟有违言为小球。（注：《人境庐诗草笺注》卷四第337页。）
而且，直到黄遵宪晚年家居，琉球仍是其一大心病。此时，琉球的灭亡又与法占越南并举，分别吟成诗章，作为亡国的教训，以警醒国人。七古长诗《流求歌》以一亡国老臣的哭诉开篇，叙述琉球与中、日的历史纠葛及灭国经过。此一老臣的形象，显系合马兼才与向德宏为一，既如马氏之“颓髻斜簪衣惨绿”，又有向氏之“自嗟流荡作波臣”的经历。后段述及明治后的情景：
一旦维新时事异，二百余藩齐改制。覆巢岂有完卵心，顾器略存投鼠忌。
公堂才锡藩臣宴，锋车竟走降王传。刚闻守约比交邻，忽尔废藩夷九县。
吁嗟君长槛车去，举族北辕谁控诉？鬼界明知不若人，虎性而今化为鼠。
在极写其亡国之惨后，黄遵宪也提到琉球向中国求援及格兰特的调解：
几人脱险作逋逃？几次流离呼伯叔？北辰太远天不闻，东海虽枯国难复。
毡裘大长来调处，空言无施究何补？只有琉球恤难民，年年上疏劳疆臣。（注：《人境庐诗草笺注》卷三，第322—331页。此诗原题《琉球歌》，与《越南篇》一同录入《饮冰室诗话》，并标注为“庚辰”（1880年）作。而《人境庐诗》抄本无此篇，应系家居时补作。）
细品诗意，不难觉出其中对清政府的深刻失望。
以事理论，即使当年清廷采纳了黄遵宪与何如璋的建议，使琉球得以暂时维持“自成一国”的格局，而倘若朝中仍无意变革，固守旧章，面对迅速近代化的日本，琉球亦终难保全。也正因亲眼目睹了弱国琉球的覆灭，更激发了黄遵宪的忧国意识，取法日本、学习西方、变法图强自此成为黄氏坚定不移的信念，并为之竭智尽力，直到生命最后一息（注：黄遵宪以1905年3月28日卒于家乡，2月21日（正月十八日）曾写信给梁启超，表示：“然一息尚存，尚有生人应尽之义务。”信中仍在讨论救国方策
（资料来源：《学术界》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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