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惠国待遇-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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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本文探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美国制定追随英国、分沾在华侵略权益对华政策的形成和特点，以及它对于19世纪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所起的作用。
一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密切注视着中国事态的进展。美国社会各界向政府献策者亦不乏其人。其中有官方人士，也有民间人士，有居住在本国的，也有居住在中国、英国的；有对中国主战的，也有反对英国侵华的。所有意见的用意，不外乎为了维护和扩展在华的利益。美国政府汇集各种各样的意见，最后制定了适应美国资产阶级需要的对华政策。
为了作出有利于美国的抉择，美国政府当局加紧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在鸦片战争迫在眉睫之际，美国众议院于1840年1月将在华美商的呈文提出，2月7日又通过一决议，要求美国总统向国会提供如下情报：在华的美国商人情况，中美贸易情况，中国禁烟对美国贸易的影响，英国政府是否已将封锁中国港口的目的通知美国，英国是否有意对中国政府采取其他行动(〔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89－90)。于是，在一年之内就有三个报告提交国会讨论，这就是：1840年2月25日国务卿的报告；7月1日财政部部长关于中国贸易的报告；1841年1月25日国务卿的补充报告。这三份报告以及在华美商给国会的呈文，构成了一部中美关系的官方文书。这些文书对中美关系有极详细的叙述，为美国政府制订对华政策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和依据。
美国人民有着反殖民主义统治的优良传统。他们对过去英国的殖民统治记忆犹新。围绕英国挑起的对华战争，美国国内出现一股反英的舆论，认为这场战争，是英国进行世界侵略政策的表现(〔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89)。美国人民不仅谴责英国的侵略行径，还谴责罪恶的鸦片贸易，痛斥把鸦片“强加于一个不情愿接受的国家乃是不义之举”，“是违反独立的美国精神的”(〔美〕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20)。《亨特氏商人杂志》还撰文称，英国对华战争是“明显地违反国际法”(Hunt’s Merchant Magazine．V．8，205)。与此相反，另一种舆论却站在英国一边，其代表人物是当时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约翰·坤赛·阿当斯（John Q．Adams）。他在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上发表演说，掩盖英国的侵略实质，公开宣称“英国有正义的理由”，“鸦片问题不是战争的原因，战争的原因是即头。”(The Chinese Pepository。V．11．281)亚当斯的演说激起反英舆论的指责，《北美评论》的编辑认为亚当斯演说立论荒谬，拒绝刊登他的演说词。亚当斯本人也感到“远非意料所及”。然而，美国国内的反英情绪最终未能成为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形成的因素。
在华的美国人，包括商人、传教士、外交人员，他们在美国制定对华政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报告成了美国制订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华的美国商人最为关心的是他们的对华贸易是否受到影响，并冀求美国政府能采取措施保护他们在华的商业利益。1839年，正当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时，5月25日，在广州的部分美商便联名上书国会，建议美国政府：（一）委派一个商务代表前来中国议定商约；（二）派遣一支适当的海军到中国保护美国利益；（三）联合英、法、荷等国，采取共同行动。呈文中还详细列举中美一旦谈判时，美国应向中国提出外国使节驻北京、确定税则、通商规章、增辟通商口岸、外人侵害华人后的惩处需从轻等项要求。最后，美商们还提醒政府，只要美、英、法各国派一支海军到中国沿海，不必进行流血战争，就会从中国政府中“取得适当的谢罪和条约的订定”(〔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87－88)。报告书上关于美国联合各国共同对华行动这一点，由于过份激烈和美国军事力量不足，没被政府采纳，而报告书上要求派遣适当海军来华和订约，后来则为美国政府所采纳。可见，这份报告书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有相当的影响。
美国传教士也纷纷向政府献计献策。1830年来华的第一位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在广州创办英文月刊《中国丛报》。这个月刊的目的不在于传播上帝“福音”，它将使“并非主要关心宗教事务的读者发生兴趣”，而且“在外国人当中传播有关中国的资料”(陈原。书林漫步·续编。北京：三联书店，1984．47)。该刊在1839年5月号发表一篇社论，呼吁殖民国家“不应当各行其是”不应当“只着眼于狭隘的利益”，而应当“以整个西方世界来对付中国，或者毋宁说是整个西方世界为了中国”(陈原。书林漫步·续编。北京：三联书店，1984．48)。这篇社论贯串着裨治文联合西方列强、谋取在华利益的思想。
第一位来华的美国医务传教士彼得·伯驾（Peter Parker），于1839年给林则徐写了一封长信，力劝林则徐与各国签约以解决中外剑拔弩张的关系。信中说：“目前中外交恶的原因何在？在彼此误解，有什么救治之法呢？两个字可以概括：订约。各友好国家间都订立了这种条约。”(G．B．Stevens．The 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and Hon．Peter Parker Boston and Chicago，1896．170，)1840年，他带着这些想法回国游说。次年1月，伯驾赴华盛顿晋谒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和国务卿，随即又晋谒新上任的总统和国务卿，并送去一份书面建议：主张美国“应即遣派全权公使到北京”，以便胁迫中国订立一个“光荣的条约”。伯驾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值得从事的事业”(G．B．Stevens．The 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and Hon．Peter Parker Boston and Chicago，1896．182－188)。
美国国内如波士顿、撒冷等地的一些商人和船主，他们在对华贸易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840年4月，他们联名上书国会谈及美国对华政策。与在华美商的报告相比，这份报告显得更为慎重和经过深思熟虑。报告赞同遣派海军到中国的建议，却反对与英国采取共同侵华行动。报告还力劝政府行动审慎，凡事不可操之过急。为什么他们不主张美国采取与英国同样的对华战争政策？他们认为，反正英国通过侵华战争，取得在华的侵略权益，美国在战后也同样必得，那又何苦参与战争，付出太大的代价呢！赞同这种意见的，有当时的美国驻英国公使爱德华·埃弗雷特（Edward Everett）。他从英国搜集了大批情报提供给政府，虽然他不指望鸦片战争后会给美国带来贸易增长，但他确信英国所获得的在华权益，美国也可分享。
美国政府纵观当时的中外形势，汇合各方的意见，终于决定在战争期间避免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利用英国侵华之机，谋求自身的利益；战后，步英国的后尘，威逼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攫取与英国同等的侵略权益。鸦片战争期间，美国在华活动始终没有离开这一宗旨。
二
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对华的第一个行动，是派遣东印度舰队司令加尼（Lawrence Kearny）率领东印度舰队来华。1842年这艘名为“星座”号的巡洋舰驶进珠江，直抵黄埔，成为侵入中国内河的第一艘美国军舰(The Chinese Pepository。V．11．329－335)。美国政府遣派加尼东来的动机之一，是借口保护美国公民的利益。其实，这样“保侨”毫无必要。因为战争期间，在华美国人不仅很安全，而且受益匪浅。在中英贸易断绝之际，美国利用“中立”地位，以及清政府对“外夷”区别对待的政策，几乎包揽了广州的进出口贸易。美商还大力帮助英商运输货物，“每一种能够浮得起的船只，都硬被投入服务。”(〔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86)这种做法，既使美商私囊饱满，也帮了英国侵略者的大忙。不仅如此，美国人并没有终止鸦片走私。走私船往往挂起了美国国旗作掩护，它“正被广泛地利用来包庇鸦片走私”，“美国公民，即使不是以公司身份，至少也是以个人身份积极从事这种贸易”(〔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109)。甚至美国驻广州副领事也从事鸦片贸易。
加尼的海军在无侨可保的情况下，转而向中国炫耀声威。加尼重新提出一年前的“薛瑞事件”，向中国当局施加压力，勒索赔偿。1841年，在华的美国商船“马礼逊”号的小艇未悬挂美国国旗，被中国当局误以为英国船而炮击，水手薛瑞死亡。加尼直接向两广总督祁■提出赔偿并惩凶的要求。最后勒索了7800美元的赔偿(〔美〕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12)。
加尼得寸进尺，利用他在华的武力，于1842年10月写信给两广总督祁■，提出美国应享受最惠国待遇的要求。信中说：“我米利坚国，每年贸易算不得稀少，故敢请朝廷施恩惠顾，商人贸易，容其买卖，即同别国商人一样。”(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63卷。17，)次年初，加尼在给祁■信中，又再次陈述中国给予在华美国人以最惠国待遇的必要，声明：“凡皇帝陛下给予他国商人的一切，本国元首也为他的商人作同样的要求。”(〔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95)加尼同时请求清政府派钦差大臣议定条约。直至当年4月加尼离华时，美国仍未取得享有最惠国待遇的协议，但加尼此举却为美国的对华政策铺平了道路。
1842年8月，英国威逼清政府签订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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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资本帝国主义通过军事侵略，与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从而达到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目的的一种范式。用西方人的话说，就是开创了西方强加于中国“条约制度”的新秩序。面对着英国侵略者的胜利，美国迫不及待地要求共享英国的胜利果实。于是，美国第一个起而效尤，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关心中国问题，其对华的外交活动也比以往更加积极。
12月30日，美国总统泰勒（John Tyler）给国会送交一份特别咨文，建议国会拨出专款，遣使团赴华，要求通商权利、处理外交事务和保护在华侨民(李抱宏。中美外交关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36)。该提案经过国会两院一番辩论和略为修改后通过，由总统签署批准。使团经费4万美元。总统任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凯莱布·顾盛（Caleb Cushing）为赴华专使（Commissionen）。顾盛是麻萨诸塞州新堡港一个船主的儿子，曾任律师，又通晓外交。顾盛家族是靠对华贸易发迹的，堂兄弟约翰·顾盛（John Cushing）在中国居留达30年之久，腰缠万贯，顾盛从小就熟悉中国。美国政府认为他是使华的合适人选。为了应付各种变化，特别是签约的需要，美国政府委任顾盛为双重身份：一是专使，受权同中国总督等地方官员谈判条约；二是若有可能进京，便以特命全权公使身份见皇帝。使团秘书是国务卿的儿子弗莱彻·韦伯斯特（Fletcher Webster），在华的美国传教士伯驾、裨治文担任使团的翻译兼中文秘书。
使团赴华前，美国国务卿丹涅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在1843年5月8日，发给顾盛一个详细的训令。这个训令是经过多方征询熟悉对华贸易的商人们意见后制订的。它是美国政府第一个正式的对华政策文件。训令的主要内容：（一）“使团的首要任务，就是使美国的船只和货物，在同英国商人所享受的同样有利条件下，进入这些港口。”（这里指的是《南京条约》中新开辟的港口）（二）如果可能的话，应请进京，面见皇帝。（三）要让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相信，使团的使命完全是和平的。（四）使团应向中国政府明确表示，美国政府决不支持美国人走私鸦片，中国政府捕获的美国烟贩，任听中国处置，美国决不干涉。（五）“应以断然的辞句和坚定的态度表示，如果任何国家的人民从帝国获得的特权或商业便利，较美国人民所获得的为大时，美国政府将认为不可能继续同皇帝保持友好关系，并予以尊重。”训令最后还希望并相信，使团“在缔结类似英国同中国所缔结的那样的条约工作中，获得成功。”(Jules Davids ed．American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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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omatic and Public Papers：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eries 1，1842－1860．Wilmington，1973．V．1．150－154，180，213 V．2，51，61，22－227)
这个训令的目的，是要使团通过与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获得与英国同等的在华特权。以打着“和平”的旗号作为达到目的的方法。一旦和平方式失灵，转而起用强硬的方式，以“断然的辞句”、“坚定的态度”拒绝继续与中国的“友谊”。可见，训令既是详尽而周全实施对华政策的文件，又是美国政府纵观中外形势后，经过深思熟虑而炮制出来的侵华具体方案。它足以证明美国政府对中国问题关心的程度和目的。顾盛在华的活动，完全秉承美国政府的旨意，唯独禁止美国人走私鸦片一项，顾盛终始没有过问。
1844年2月，顾盛使团抵达澳门。使团到达前，清政府已向各国商人“宣布皇恩，准其前赴各口，一律通商”，“一切章程，悉照英吉利办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69卷。37)。按理，美国要求在中国新开辟的口岸进行贸易已经不成问题了。但是，顾盛绝不满足于此，他要以《南京条约》为范本，迫使清政府签订条约，把既得利益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
对于这批不速之客，清政府心存恐惧。顾盛正是利用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困难情势及惧外心理，进行外交讹诈。顾盛手中的王牌，仍然是以北上进京为要挟，作为获得美国在华特权的有力武器。顾盛刚到达澳门不几天，便照会护理两广总督的广东巡抚程矞采，要求“前往北京呈递合众国总统致皇帝的国书”，与中国钦差大臣签约(Jules Davids ed．American Dip1omatic and Public Papers：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eries 1，1842－1860．Wilmington，1973．V．1．150－154，180，213 V．2，51，61，22－227)。进而又声明除派钦差大臣外，不与其他官员谈判，拒绝承认程矞采为交涉的对手。他甚至公开声称，如果拒绝接受来使，就是“对国家的一种侮辱”。如果这样，“我们只有把这种行为看作中国企图再与一个大国战争的证据”(Jules Davids ed．American Dip1omatic and Public Papers：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eries 1，1842－1860．Wilmington，1973．V．1．150－154，180，213 V．2，51，61，22－227)。整整几个月内，顾盛与程矞采进行频繁的“照会战”，交换了23份信件。
在照会战中，虽然顾盛不断展开攻势，但仍感没把握能同清政府谈判条约，于是使用武力威胁。4月13日，顾盛遣派“勃兰特湾”号军舰直驶黄埔，鸣炮示威，还声称因故滞留好望角的两艘美国军舰即将来华，美国政府已决定加强在中国海面的海军力量。
清政府犹如惊弓之鸟，经受不住任何的威吓，一面下令程矞采尽力阻止美国使团北上，一面派已任两江总督的耆英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谈判条约，以防范使团北上。清政府已被顾盛使团牵着鼻子走了。
6月17日，耆英偕广东布政使黄恩彤等到达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经过两天的互访，19日，双方开始了谈判。望厦村的交涉，双方重点各异。美方的目的是威逼清政府签约，在谈判中，仍以“要求进京”作为争取签订更有利条款的武器；耆英所抱的宗旨是所谓“一视同仁”的投降外交原则，他的工作重心放在阻止美使北上。顾盛了解到清政府的心理后，6月25日便致函耆英，愿以停止要求北上作为议定条约的交换条件，但仍坚持“今后有其他国家使节进京，也应给予美国使臣同样的待遇”(Jules Davids ed．American Dip1omatic and Public Papers：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eries 1，1842－1860．Wilmington，1973．V．1．150－154，180，213 V．2，51，61，22－227)。耆英也就决定以签约换取美国的让步。29日，耆英在回照中同意了顾盛的有关北上的保留意见(Jules Davids ed．American Dip1omatic and Public Papers：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eries 1，1842－1860．Wilmington，1973．V．1．150－154，180，213 V．2，51，61，22－227)。双方的根本分歧随之消失，谈判的进展变得异常迅速。
在谈判条约实质性内容时，双方几乎不用花费过多的时日，也几乎毫无过多的障碍就达成了协议。6月21日，顾盛使团提出条约草案47条。该草案比《南京条约》更严重地侵犯中国的主权，其中一些条款是裨治文、伯驾早已提出的，曾在《中国丛报》中发表。虽然耆英也提出一个“对应草案”，但谈判还是根据顾盛的草案进行。由于耆英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一切以维护清王朝这个旧制度的立场出发，对外采取“一视同仁”的投降外交方针；更由于对国际事务的无知，鉴别不出条约各款危害性的轻重，因而也就轻易地接受了顾盛使团对条约的要求。
1844年7月3日，美国终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美五口贸易章程三十四款》，即《望厦条约》。中美《望厦条约》是美国侵略者从中国勒索到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除无割地、赔款外，美国不仅获得英国在《南京条约》中取得的全部侵略特权，还扩大了领事裁判权，进一步破坏了中国关税自主权。顾盛在条约签字后两天曾写信给美国最高法院检察长奈尔逊（John Nelson），列举了《望厦条约》优越于中英条约的16项“优点”(Jules Davids ed．American Dip1omatic and Public Papers：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eries 1，1842－1860．Wilmington，1973．V．1．150－154，180，213 V．2，51，61，22－227)。
《望厦条约》对中国的危害是全面的。
政治上，美国获得了侵犯中国主权的领事裁判权。虽然中英《虎门条约》对此有规定，而《望厦条约》更具体、更明确：美国人和中国人、美国人之间、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发生诉讼，都由美国领事审讯，中国政府不得干涉。也就是说，美国人在中国不受中国法律约束。这样就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司法权。领事裁判权对中国的危害，连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也供认，它使“中国政府的统治权力就大大地动摇了”(Papers Relating to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886．98)。美国第一任驻华全权公使列卫廉（William Reed）也说：“向中国勒逼‘领事裁判权’乃是一椿无耻之尤的事。其恶劣的程度不下于苦力贸易或鸦片贸易。”(〔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274)
经济上，破坏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望厦条约》规定：“倘中国日后欲将税率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王铁崖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51)。据此，美国便取得了参与中国关税的制定权。此外，根据条约的规定，美国还获得了不纳转口税的特权，也为美国船只在新开辟口岸中自由贸易和美货的大批涌入打开了方便之门。
军事上，侵犯了中国的领海权。中英《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已开英国兵船在中国通商口岸停泊的恶例。《望厦条约》明确规定，美国军舰可以任意在中国五口通商口岸“巡查贸易”，各港口的中国官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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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接待，“以示和好之谊”(王铁崖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56)。这样，外国兵船可以任意出入中国领海。从此，中国的领水权就横遭侵凌。
文化上，为日后美国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打开方便之门。条约规定美国人在通商口岸可以租地建楼、开办医院、建筑教堂。这些成了以后外国侵略者在华进行文化渗透的基地。
此外，条约第34款规定：“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王铁崖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57)这项“稍有变通”的条文，被外国侵略者歪曲为修约，12年后，欧美列强以此为借口，联合对付中国，引起了一场“修约”的纠纷，使中国再次蒙受灾难。
《望厦条约》是《南京条约》的扩展和补充，它更加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独立。条约订立后，顾盛趾高气扬地报告美国政府：“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了《南京条约》，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但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必须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个门户打开得更宽阔了。”(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2．79)
《望厦条约》为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提供了蓝本。它“成为中国在下一个十年当中直到天津条约签定（1858年）之前国际关系的法律模式。”(〔美〕S·F·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第二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45)法国亦步美国的后尘，于1844年10月8日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英国在《望厦条约》签订后，便通过片面的最惠国条款，进一步获得中英条约签订时不曾取得的特权。此外，一些西方小国如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等，也相继前来要求正式通商，争逐利权。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的领土、主权大量丧失，西方侵略者梦寐以求的愿望得到实现，清政府精心筑起的闭关锁国的制度崩塌了，中国从此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
《望厦条约》是中美关系史上重要的历史标记。它是两个时代的转折点。它标志着早期中美关系的结束，近代中美关系的开始。1784－1844年达60年之久的早期中美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相处的关系，而1844－1949年百多年的近代中美关系，却是以美国侵略与中国被侵略为其主要内容。《望厦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美国侵略中国的开端。正如鸦片战争不是通商战争一样，《望厦条约》也不是一般的通商条约，它是作为美国侵略中国的历史标志。这样一件重大的历史事实，足以说明，美国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对华政策已经具有明确的侵略性质。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美国在“中美望厦条约中，初次披上了几件帝国主义的衣着。”(〔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150)
三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美国未放一枪，也不需进行过多的威胁，就把贸易扩张到中国的沿海地区。美国作为一个伙伴跟在英国的后面，泰然自若地分沾了英国在华的侵略权益。美国推行这一对华政策决非偶然。
中国市场早已对美国有特殊意义。美国建国较晚，和中国接触也晚。1784年，即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后的一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抵达广州，开始了中美直接贸易。但美国对华贸易发展得很快，到19世纪初，美国对华贸易仅次于英国居第二位。美国学者赖德烈（Kenneth S．Latourette）在他的《论美国在横跨太平洋移动》一书中写道：“在这个年轻共和国早年的国外市场中，中国拥有一种魔力，只有很少的其他市场具有这种魔力。”(中国科学院近代研究所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20)正是早期美国对华贸易，为美国提供了一个积累资本的手段，使大笔资金得以积累，用于国内经济发展。不仅如此，美国商人在对华贸易中，开辟了西北海岸毛皮来源地；发展中的飞剪船亦游弋在太平洋沿岸寻觅贸易货源。这些活动范围的扩大，又产生另一种后果：对华贸易驱使美国向西部大陆推进，成为美国西进运动的原因。可见，中国对于美国来说不是微不足道的，美国的要求，也因袭英国，希望能够保持中国作为一个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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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所说：美国在亚洲发现了中国，引起了美国的贪婪心，于是“开始对中国采取在我们国内发展起来的态度。这种态度是扩张式的，冒险式的，占有式的。”(〔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248)
鸦片战争前，美国商人也积极参与罪恶的鸦片贸易。在华的美国洋行除一家外，几乎都进行鸦片走私，而其中最大的行号是旗昌洋行。美国鸦片贩子的卑劣行径，并不下于他们的英国同行。美国的鸦片飞剪船，是臭名昭著的武装走私船。鸦片走私已成为美商对华“贸易中利润最优厚的一个项目”，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美国输入中国白银量的不足。由于鸦片走私有利可图，英美决不放弃鸦片贸易的立场是一致的。
19世纪初，美国开展了工业革命，到了30、40年代，美国建立起以纺织业为主的工业体系。自1830年以来，美国纺织品开始侵入广州市场。十年内，这样工业产品的对华输入，增加到一倍以上。美国进入工业资本发展阶段，美国总统已为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说话了。总统泰勒在给国会的咨文中指出，如果中国的几个口岸能予以开放，“对于美国产品的需求之扩大，必无疑义”(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2．51)。这足以证明，美国已意识到中国是美国制造品的一个市场。这一认识，影响并指引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
美国和英国，同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资产阶级要求迅速扩大国外市场和原料产地，把非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共同规律。在共同规律的支配下，征服中国市场是当时美国和英国的共同目标。由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比美国快得多，英国的对华贸易居第一位，因而美国的对华政策，总是追随英国，谋求自身的利益。这样，两者就形成了“伙伴”的关系。美国学者也曾说：“如果以1898年作为美国在远东的活跃的强国而达到成年的一年，那末，我们在那里的青年时代是作为英国的一个堂兄弟而度过的。”(〔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247)
现实与愿望是有矛盾有距离的。虽然英国和美国有共同的追求，但是，鸦片战争时期，美国的现实不允许它如同英国那样，采取战争政策。武力侵华不是美国早期的经济、地理、军事及国际环境所允许。第一，美国当时尚未实现工业化，可以说，美国经济起步之时，英国已是起飞，在经济发展上远远不如英国。它“还是强国中一个不发达的弱国，即使有在东亚施展政治和军事权威的愿望，它也不具备这种能力。”(〔美〕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24)第二，美国忙于西进运动。当美国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后，又开始了横越美国大陆广大地区向西扩张。西部的广大空间，以及国内市场尚待充分开发。第三，19世纪初，拉丁美洲各国纷纷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而独立，美国资产阶级趁机企图争夺这一较近的市场，便于1823年宣布“门罗主义”，开始向拉丁美洲扩张。第四，美国本国军事力量不足，更何况，美国与中国在太平洋两岸，鞭长莫及，在太平洋上，美国又没有建立军事据点。鉴于上述原因，美国在中国没有大规模地使用武力。在与中国当局打交道的过程中，美国人也明白，炮舰政策只能造成中国人方面的恶感，只会妨害贸易。因此，美国政府不赞成使用武力，“宁愿通过外交和狡猾地利用最惠国条款来扩大本国侨民的利益和特权”(〔美〕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24)。
美国对华政策的特点是打着“和平”的旗号，以区别英国的炮舰政策。具体地说，就是玩弄两面手法，利用自己的“中立”地位，在战争中两面取利。对英国，美国虽然不参战，但却听任英国炮舰凌辱中国，在英国榨取到新的特权后，便来坐享其成；对中国，美国尽量保持虚伪和温和的态度，以赢得清政府的好感，从而达到享受“一视同仁”的在华特权。美国非常成功地运用这一手段，因为在近60年的早期中美贸易中，美国人已赢得“守法”、“恭顺”的好名声。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对“外夷”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凡不遵法度者，“将其驱逐不准通商”(魏源。海国图志。卷七十八，16)，并一再晓谕，“许恭顺之各洋先后进口开舱”(夏燮。中西纪事。卷三，22)。当时美国和法国经常被列为“恭顺”之国，允许在广州正常通商。在华的美国人对他们的处境表示满意。他们说：“我们这些美国人现在和中国人相处得真是再好也没有。”(〔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127)美国这一手法上的优势，给它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手法上的不同并不能掩盖美国对华政策的侵略性。有人认为，美国对中国没有像英国占领香港那样的领土要求，因而不具有侵略性。事实上，领土扩张和贸易扩张是美国早期对外政策的两大目标。当时美国的领土扩张集中表现在对西部大陆的扩张和对拉丁美洲的扩张，而对中国是以贸易扩张为主。美国在中国，既获得了英国通过战争获得的在华特权，并加以扩大。美国在华利益的增进是以损害中国人民利益为前提的。《望厦条约》的签订，严重地破坏中国的司法权、关税权、领海权等主权，这足以证明美国对华政策的侵略性。正如美国的一位学者所比喻的那样：美国“选择追随英国的办法，借英国的实力达到自己的目标。狮子一吼，猎物到手；豺狼微笑，拾起骨头。”(〔美〕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17)美国这一手法，被称为“豺式外交”。无论“炮舰外交”还是“豺式外交”，在侵华性质方面能有多大的差别呢？
最惠国待遇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在近代中国，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享有“最惠国待遇”，是他们通过战争或进行政治讹诈，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从而强加给中国的一种特殊“义务”，是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单方面享受的优惠权，是片面最惠国待遇。1843年初，加尼来华时，曾要求与中国议定最惠国协定，没有成功。同年10月签订的中英《虎门条约》规定：将来清政府“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王铁崖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36)。英国第一个在中国攫取了片面最惠国待遇特权。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美国从中取得了“另有利益及于各国，合众国民人应一体均沾”(王铁崖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的片面最惠国待遇。从此，凡是外国在华取得的特权，根据最惠国待遇的原则，美国亦取得同样的特权。最惠国待遇就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点。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是美国对近代中国的第一个政策，它为日后美国对华政策铺平了道路，尤其是最惠国待遇这一政策核心，得以往后延伸，它使19世纪美国的对华政策具有一种连续性。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美国对华政策仍然不变。美国没有加入英、法联军，还是通过最惠国待遇条款，迫使清政府签订中美《天津条约》（1858年），“不费吹灰之力”，与英法共享侵华权利。19世纪60年代，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推行的“合作政策”，也是以最惠国待遇取得在华的新权益。直到90年代，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对华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还是利用最惠国待遇条款，享有其他国家在华特权。这样一来，《望厦条约》，“合作政策”，“门户开放”照会，都贯串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最惠国待遇；也贯串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点：保持中国的“门户”对美国开放。所有这些共同点，都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就奠定了基础。因此，对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探讨，将对深入研究19世纪美国对华政策起着追根溯源的作用。
（资料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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