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第五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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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第五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综述

第五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于1998年9月23日至27 日在中国长春市举行。这次会议是由东北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美国日本侵华研究会联合举办的。来自美国、日本、中国内地和台湾、香港地区的六十余名代表，向大会提交论文六十多篇。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以史为鉴，总结百年来中日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和现状，面向21世纪，发展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围绕这一主题，中外学者以自己的研究专长，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各自的观点，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这对于拓展中日关系史研究领域，推动该学科研究的深入有着积极意义。现将讨论要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近现代日本的侵华政策和策略问题
金普森（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对“中日甲午战争与中国外债”的状况作了考察。他认为，日本侵略者不但重视战时抢劫，更看重战后的战争索赔。甲午战争后中国走上举借外债之路，主要根源是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及战后勒索赔款。在所有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战争的国家中，日本从中国勒取的最多。日本的侵略对中国的衰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日本正是利用甲午战后从中国勒索的巨额赔款，发

易中天中国历史上的故事

展其本国工商业与基础教育事业，从而迅速挤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行列。司徒钜熊（美国纽约福音神学院教授）作了题为《从比较宗教看中日关系》的发言，他认为日本的神道和天皇制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对于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发动侵略战争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孙继武（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认为，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政策和重大活动。早在日俄战争后日本就把向中国东北移民作为其侵略扩张的一项重要措施。“九·一八”事变后这种移民活动经历了“试验移民”、“大规模移民”和“移民政策崩溃”三个阶段。这种移民有其政治、经济、军事等目的，即通过移民巩固和扩展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掠夺东北经济资源，适应日本军事侵略的需要和解决日本所谓“人口过剩”问题。他指出，有两个重要问题应该澄清：一是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并不是日本右翼势力所说的什么“开发”、“开拓”，而是侵略和掠夺；二是在日本战败时，日本移民有重大的伤亡，其中有集体自杀，有在撤退途中病死。这些伤亡者，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牺牲品。张玉芝（吉林省伪皇宫陈列馆副研究员）评介了日伪时期的宪警协力镇压机构，指出它们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主要工具，忠实地执行日军的“治安肃正”政策，对东北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赵建民（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指出，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总是要劫掠图书，这是一贯的政策。据统计，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总共劫掠图书达897 178册以上， 约占战前南京国家图书馆藏书总量（142万册）的60％以上。 日军劫掠图书有其险恶意图，从长远看，就是要毁我中华文化，灭我中华民族。所以，劫掠图书与屠杀民众，是日本侵略政策的两个方面。当今，返（索）还被日本劫掠的图书是中日两国政府和民间应尽的历史责任。
日本战犯是军国主义的典型代表，是其侵略政策的制定人和实施者，因而受到与会者的重视。陈在俊（台湾中日关系研究会发展基金会委员）系统地考察了“近卫文麿的侵略思想及其战争责任”，认为近卫的侵略思想是一贯的：早年从“排拒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到“东亚门罗主义”，后期从“建立东亚新秩序”到“大东亚共荣圈”，贯穿其中的核心观点是侵略扩张“有理”论。“日本走向‘太平洋战争’的‘亡国途径’，是经近卫文麿一手敷设完成的；继后才有东条英机挟持一亿日本人民奔驰上那条不归之路。”郎维成（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指出，在日本侵略东北初期，冈村宁次最先提出“治安第一主义”，实施“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并把这种灭绝人性的“治安战”推广到关内。日军在东北制造的“老黑沟惨案”就是冈村侵略主张的产物。制造这起惨案的日军第16师团，后来又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主力师团。冈村还是建立石井细菌部队的最早策划者、“慰安妇计划”的创始人、反对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最坚决的人物。这个罪行累累的战犯决不是什么日本对华关系中的“软派”。李茂杰（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总编室研究员）指出，东条英机是日本第1号军阀、甲级战犯。 在他任关东宪兵司令、关东军参谋长时，直接指挥军警宪特屠杀抗日军民，鼓吹扩大侵略战争，用武力吞并全中国；在其担任陆军大臣和首相时，参与制定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国策，发动太平洋战争，把战争政策推向顶峰；此后他又经营“大东亚共荣圈”以挽救危局。东条英机是恶贯满盈的历史罪人。
二、关于日军侵华暴行问题
许多代表指出，在1931年至1945年日本侵华期间，日军极其残忍、暴戾、野蛮，使中国人民蒙受了空前的劫难。为记住中华民族遭受屈辱的历史，警戒后人；为了谴责侵略者的暴行，申张正义，保卫和平；为了澄清历史，再现历史真实面目；为了总结历史教训，驳斥日本右翼势力为侵略战争翻案、回避历史罪责，我们应当重视日本侵华暴行的研究。齐福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评述了抗战胜利后中国学者对日军侵华暴行的研究。他指出，日军暴行是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指挥的大规模犯罪，是自觉地践踏国际公法的犯罪。日军暴行发生的原因：战前日本是封建性很浓的军国主义国家，宣扬武士道精神，进行军国主义教育，歧视妇女，以及日本民族的优越感与蔑视中国人等，这些因素造成了日军暴行的残酷性与野蛮性。
关于日本虐待屠杀中国战俘及劳工问题。与会代表指出，这是日本侵华罪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日本侵略者公然践踏国际公法的罪证。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罪行至今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加害者没有全部得到应有的惩罚，受害者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日本政府也没有采取公正的态度。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彻底揭露日本虐待屠杀战俘和劳工的罪行，并追究其罪责。吴天威（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教授）分别就“日军在华北的中国战俘集中营”、“日本奴役和残杀中国劳工的政策”以及“日本从中国输入劳工”等问题，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他指出，虐待、屠杀中国战俘和劳工是日本政府的既定政策，其阴险残暴性与纳粹德国的灭犹暴行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傅波（辽宁抚顺行政学院教授）依据他调查的史实揭露日本侵略者用各种残忍手段残害战俘的罪行。他指出，在近代战争中，虐待和迫害战俘，历来为国际公法所不准。日本虽曾在保护战俘的国际公约上签了字，但却践踏

中国历史故事精选简短

了它所承诺履行的公约。日本政府应对迫害战俘的罪行承担责任。
关于日本在华残害妇女及强征慰安妇问题。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认为，“慰安妇”是指因日本政府或军队之命令，被强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慰安妇制度是二战时期日本政府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士兵的性奴隶，并有计划地为日军配备性奴隶的制度，是日本法西斯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了的政府犯罪行为。慰安妇的历史也是世界妇女

阳光下的中国历史故事

史上空前的、最为惨痛的被奴役记录。中国是日本法西斯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实施地，是日军设立慰安所最多的占领地，中国慰安妇人数最多，遭遇最惨。在日军慰安妇制度确立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甲级战犯冈村宁次和松井石根。据统计，二战时期日军在各国掳掠的慰安妇人数总计不少于36万至41万人，其中中国的慰安妇人数在20万以上。二战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这一令人发指的罪行，还在被日本右翼势力可耻地掩盖着，未受到彻底的揭露和应有的惩罚。笠原十九司（日本宇都宫大学教授）以河北、山西、山东三省的实例，揭露日军的性犯罪。他指出，二战期间日军的侵华行为是对中国妇女的性和生命的双重蹂躏，弄清由日军造成的中国妇女惨遭凌辱的史实，对于正视日本侵略战争中的残暴性和非人道性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日本在华使用细菌化学武器问题。王选（日军细菌战受害诉讼原告团代表）指出，日军细菌战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酷的反人道的战争犯罪，也是本世纪最大规模的由国家组织、国家隐蔽的犯罪。这一违反国际公约的战争犯罪，在战后的远东国际法庭上没有受到追究，细菌战战犯被“免责”。日本政府至今不承认细菌战历史事实，不公开有关资料，不承担细菌战战争责任。鉴于细菌战的犯罪性质，细菌战战争责任问题如果不妥善解决，会影响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遭细菌战之害的中国人有权利也有义务，追究日军细菌战战争责任，维护正义，保卫和平。韩晓（侵华日军第731 部队罪证陈列馆副研究员）针对当今日本有人否认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言论，揭露了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罪恶史实：在日本陆军省支持下，1932年日本军医石井四郎在陆军军医学校内秘密设立细菌武器研究室；1933年日军细菌研究基地转移到哈尔滨，这就是第731细菌部队的前身；1936 年日军又在新京（今长春）秘密设立了关东军兽类防疫部（即后来的第100部队）；1939 年以后，日军又分别在北平、南京、广州以及新加坡设置4 支细菌研究部队，形成了以731部队为核心的细菌实战研究网。 石井部队的所谓细菌武器开发，即把各类传染病菌转变成进攻性武器，以配合日军各野战部队，削弱敌方战斗力，达到侵略扩张之目的。为此，日军竟以中国活人为对象进行细菌武器试验。从1939年到1943年日军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至少有六七次。如诺门坎细菌战、华中细菌战、常德鼠疫战、鲁西霍乱战、绥远并波及陕晋的鼠疫战、东北地区的细菌试验等等。金成民（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副馆长）以大量中国劳工的证言， 揭露了731部队的反人道罪行。他指出，日军第731部队和其他日军一样拥有反动、凶狠、野蛮、残暴的共性。作为日军细菌战部队，它是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侵华细菌战研究和指挥中心，是一支从事细菌研究、生产，而且以大量动物和活人进行试验的特种部队。　约翰· 鲍威尔（JohnPowell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教授）撰文《日本生物战实情》，揭露了战后美国政府与日本细菌战分子搞交易、独占细菌战情报而隐瞒、否认细菌战事实的行为，指出由于美国政府的否认，国际舆论主流未能接受对日本细菌战的指控。赵聆实（吉林省伪皇宫陈列馆副研究员）指出，吉林敦化现有两个日军败退时遗留的毒弹现场，总数约为200 万发。半个世纪以来已有千余人惨遭毒弹伤害。根据国际法，日本有责任和义务清除遗弃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化学武器。　本杰明·格莱特博士（BenjaminGarrett美国化学及生物学国防保卫研究所教授）指出， 日本在20年代开始制造化学武器，在30年代决定作用。日本是二战中惟一使用化学武器的国家，至今在亚太地区遗留大量化学武器， 仅在中国就遗留了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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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枚以上的化学武器。根据日本已经签署的《化学武器公约》，对于寻找、清理和销毁化学武器问题，日方需承认负有责任，公开道歉并提供全部资金。
三、关于东京审判及战争遗留问题
关于东京审判的评价问题。吴金华（中国革命博物馆助理研究员）认为，东京审判是二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的审判。总体上看，东京审判是严肃公正的，得到了全世界包括日本进步舆论的支持。但是，东京审判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受美国操纵的，出于其国际战略利益和西方资本主义司法观念，审判本身和结果又都有种种不尽如意之处。其一，审判的不彻底性，没有追究日本天皇以及日本垄断财阀的战争责任，对日军使用细菌、化学武器残害无辜平民的罪责追究的不彻底，对日军侵华制造惨案的罪行审判不彻底；其二，由于东京审判的不彻底，也由于日本天皇制的政治庇护和财团的经济支持，使得战后日本右翼有市场兜售其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谬论，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依然存在；其三，由此使战争结束50年后的今天，日本对亚洲各国的诸多战争遗留问题未能澄清和彻底解决。
关于战争遗留问题。何天义（石家庄市党史研究会会长）认为，战争遗留问题是指因战争而产生至今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领土争议问题、屠杀惨案受害问题、战俘劳工问题、妇女受害问题、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受害问题、私人财产损失问题、被劫文物图书归还问题、日本残留公债问题。此外还有对漏网战争罪犯和有罪的企业财团的战争责任追究问题；日本在台湾征用老兵和总督府公务人员、教职员及其雇佣人员的雇佣金、抚恤金问题；日本在台湾发行的邮政储蓄问题；日本在香港发行的军票问题；在华的第三国公民受害问题等。他指出，战争遗留问题是中日关系史上无法否认的客观存在，也是为加强中日关系而必须解决的课题。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双方采取积极的态度，但根本的是日本政府要有积极的态度。
关于对日索赔问题。这是战争遗留问题中的突出问题之一，受到与会者的重视。曾景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指出，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盟国放弃对日索赔，是出于美国的决策。后来1952年的台北和议与1972年北京中日联合声明，中国方面均放弃了对日战争赔款要求。日本利用中国国家不统一的状况，逃脱战争赔偿。中国政府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只是放弃政府的战争赔偿要求，而不包括民间受害赔偿要求。付运筹（美国纽约对日索赔中华同胞会会员）系统考察了中国对日索赔的历史和海外对日索赔运动。他认为，中国的内战和美、苏冷战的开始，实际上是日本逃脱对华战争赔款的基本原因。日本逃避了战争赔款的经济惩罚，可以说是得到了最巨大的战争奖赏。日本主流社会多年来对历史的回避和逃避态度，已渐渐转向狡辩、自我正确化的方向，再发展下去必然是以一套虚假的历史去教育他们的下一代人，今后的日本人将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和受害国国民的愤恨。中国在战争中的惨痛巨大牺牲如果可以轻易地一笔勾销，那将是对死难同胞最大的轻藐和对民族自身最严重的轻贱。一个对自身苦难漠视的民族就只能等待下一次的被践踏。这是已经觉醒、站起来的中华民族所绝不能容许的。何天义认为，没有谢罪的赔偿是不道义的赔偿，没有赔偿的谢罪是虚伪的谢罪。只有让日本政府既谢了罪又赔了款，日本才不会出尔反尔，才不会杀了人而不认账。日本政府也不要以为，用时间淘汰法就能解决这一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害者会渐渐故去，但斗争却不会停止。他们已经把斗争的接力棒交给他们的后代，并准备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同日本军国主义斗争下去。他们绝不会让日本军国主义重蹈覆辙，决不会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四、关于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展望
认识中日关系的现状，发展面向新世纪的中日关系，是与会代表关注的课题。骆为龙（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说，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20年来，在条约规定的原则指导下，中日关系得到了全面深入的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领域都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为两国关系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当今形势下，发展中日关系不只是从双边角度，而应从“亚太和世界中的中日关系”的角度来考虑，才能使中日关系得到升华。中日两国必须以大局为重，以建立世代友好的睦邻关系为目标而共同努力。在未来的世纪中，中日友好关系必将获得进一步发展。这是因为，新世纪的国际环境有利于发展中日关系；中日两国对稳定发展两国关系有共同的战略需要。目前中日关系中存在的一些分歧和问题，主要是日本政界一些人不能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对此，中日两国人民都应予以重视，争取妥善解决，以清除干扰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消极因素。关捷（大连民族学院教授）指出，认清过去，明了今天，才能预测未来。在中日关系中，日本屡次出现使中国人民和日本友好人士甚感不快之事。可从以下几方面观察：一是日本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再到军事大国的设计；二是一再否认历史上的侵略罪行；三是参拜“靖国神社”的活动日益猖獗。构筑面向21世纪的中日友好关系是十分必要的：有利于中日两国维护本国安全；有利于两国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日本谋求在国际政治中发挥作用；有利于亚洲与世界稳定。程舒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认为，日本不能正视历史罪行的根源是：第一，美国由于冷战的需要，推行扶日反共政策；第二，战后日本未能彻底清算军国主义的罪行，使日本右翼势力始终在国家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第三，70年代以后，日本谋求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地位。吕乃澄（外交学院教授）指出，先后出台的《日美安保联合宣言》和《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是指导日美21世纪长期防务合作的纲领性文件，其主要特点是“针对中国”。李晔（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指出，日本觊觎中国钓鱼岛反映了自民党政府的新扩张主义动向。从长远看，是企图通过制造所谓“先占”为依据，为将来永久霸占钓鱼岛造成事实；从近期看，为在划定200海里专署经济水域时使日本处于有利地位。
最后，与会代表一致认为，21世纪的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将会呈现竞争与合作共存，摩擦与协商交替的“磨合期”。中日关系将经历曲折的发展。中日两国应遵循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从长远的观点和战略高度出发，把一个长期稳定的中日睦邻友好关系带入新世纪。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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