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辛亥时期留日学生的乡土情结与爱国主义

中国近代史-辛亥时期留日学生的乡土情结与爱国主义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近代史-辛亥时期留日学生的乡土情结与爱国主义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辛亥时期留日学生的乡土情结与爱国主义

本文试就辛亥时期留日学生的乡土思想与爱国主义这一主题作一论述，以期对辛亥革命的认识提供一个新视角，并试图对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传统思想予以新的评价。
一、乡土关系：血缘宗族与同乡师友
中国传统的社会关系是血缘宗族关系，乡土关系——地缘关系即是由死而引申出来，“在稳定的社会（即传统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费孝通《乡土中国》第72页三联书店1985年。）孙中山先生在讲演其民族主义理论时曾经论说道：“中国人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中国人对家族和宗族的观念是很深的。”“中国人的家乡观念也是很深的。”（《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8页。）20世纪初，中国社会处于由传统到近代的过渡时代，血缘关系与乡土关系仍然非常强烈。即使如留日学生这些在当时最为先进的人士——尽管现代的研究者多把他们称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之间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乡土关系，而很难自觉意识自己的阶级性，也即是说，其乡土认同感远胜于阶级认同感。“同乡”、“老乡”之间在现代中国尚且使人倍感亲切，当时留日学生浪迹异国他乡。其乡土关系之浓厚是不足为怪的。
中国有留日学生始于1896年。20世纪初。由于清政府新政之“旅游学”措施，留日风气极盛，至有“父遣其子。兄勉其弟，航东负笈，络绎不绝”（《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游学译编》第6期。）的壮观场面。虽然在留日热潮之时，有兄弟联快，夫妇同行，乃至举家东渡者，然而，限于客观条件，留日学生则绝大多数是只身孤影负笈东洋的。因此，留日学生中的血缘宗族关系表现得并不明显，但其乡土关系则是异常明显的。可以说，留日学生的社会关系主要即是这种同乡师友式乡土关系，它是留日学生联系的纽带。
留日学生一到日本便首先寻找同乡，而一踏上异国土地首先受到的欢迎也是来自老乡。如1904年12月8日，宋教仁一到长崎，便与先到东京的桃源小同乡吴绍先、李和生联系。（《宋教仁日记》第18—19页。）吴玉章回忆与其兄弟到日本时，便受到四川同乡会的欢迎。（《吴玉章文集》下册第974页。）
留日学生在日本经常有同学聚会和老乡聚会。据《宋教仁日记》可知，宋经常出入文普通同学会、西路同乡会与湖南同乡会，而与宋过从甚密者也是其小同乡吴绍先、李和生几位，另外即是一些湖南同乡和昔日同学故旧与新朋好友。以宋教仁为中心的社会关系，是典型的同乡师友式乡士关系。
留日学生一般是以同乡师友关系相联络，各省同乡会组织的建立，即是这种联络的乡土性象征。浙江同乡会便标榜“以笃厚乡谊为主”的宗旨。（《浙江同乡会简章》，《浙江潮》第1期。）江苏留日学生认为，同乡会的建立是为了“联情谊”和“立自治之本”。（《江苏同乡会剏始记事》，《江苏》第1期。）
我们不能否认。留日学生在日本的许多活动和组织，如拒俄运动中的义勇队——学生军——军国民教育会的组织。反“取缔规则”运动中的集体抗议行动，以及全国性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的成立，等等，表明了留日学生作为整体“中国人”的民族觉醒意识。“留学生到日本后，由于彼此有着共同的利害，便产生了作为‘中国人’的意识，因此也就感到有团结起来的必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167页，三联书店1983年。）然而，我们同样不能否认，留日学生的乡土关系仍然是很浓烈的。他们有各自的同乡会，另外还有许多乡土性的组织，如广东独立协会、湖南留日学生的土曜会、长江流域留日学生的共进会、两湖铁路协会。
尽管中国同盟会是留日学生组成的全国性革命团体，但其它一些革命组织都有明显的乡土关系性。“留学界势力方兴，多有地域之见，兴中会看来很象是广东人的组织，外省人参加者不多。”（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173页，台湾版。）“光复会既成立，与会者独浙皖两省志士，而他省不与焉。”（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第55页。）华兴会无疑主要是湖南人的组织。
各省留日学生在日本创办的报刊杂志也带有明显的乡土性。这些报刊杂志大多数是以省为单位组织创办的，甚至有的报刊杂志即直接以省命名。如广

讲给儿童的中国历史故事

东人郑贯公、冯自由等创办的《开智录》、湖北留日学生创办的《湖北学生界》、浙江留日学生创办的《浙江潮》、湖南留日学生创办的《洞庭波》及《游学译编》等等。
总之，留日学生身处海外，显然已有民族意识的觉醒，但是，其乡土关系仍然相当明显，甚至代表其主要社会关系。认识了这一点，对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的研究不无裨益。
二、乡土情结：眷恋乡土与爱国主义
留日学生“离乡井，辞父母，弃妻子，出国门而东”。（《杨度集》第92页。）身处异国他乡，眷恋乡土、思念亲人之情自然油然而生。
思乡，思亲。翻阅《宋教仁日记》，一个海外游子的思乡、思亲之情跃然纸上：1906年3月14日。收家信一封，“使人子思亲之心油然。”（《宋教仁日记》第155页。）9月21日，病中无聊，回忆往事，不觉“生乡国之感”。（《宋教仁日记》第244页。）10月6日，作诗一首：“他乡久流落，独夜更萧■。孤枕梧桐雨，残灯蟋蟀秋。此生愁里过，故国梦中游。天下滔滔是。孤怀何日酬！”（《宋教仁日记》第264页。）由思乡、思亲而激发起无限的豪情壮志。
对家乡的赞美，抒发了留日学生热爱家乡故土的浓情。《江苏》发刊词云：“美哉我江苏之人民！”“美哉我江苏之土地！”（《发刊词》，《江苏》第1期。）《云南》发刊词云：天何独厚滇人而使得此大好江山，极乐世界，以生以长，以歌以舞，以养其父母，以育其妻子，以托祖宗之坟墓，以营个人之产业耶？而吾人与云南之关系，遂若地球之有太阳，肉体之有灵魂，有之则以存以生，失之则以灭以死，以永劫而不复。”（《云南杂志发刊词》，《云南》第1号。）故乡的山水与人民是那样的可爱，身在海外的留日学生无不心系故土。
对家乡故土的爱，

中国历史神话故事梳理图

更表现在希望振兴家乡，使之繁荣富强上。各省留日学生多以此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广东人欧榘甲著《新广东》，倡盲：“广东省广东人之广东也”，希望建立“新广东”（《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309页。）。湖南人杨笃生仿而写《新湖南》，主张“遍湖南人而自为之”，以建立“新湖南”。（《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646页。）湖南留日学生则认为：“吾辈既为湖北人，则以湖北人谋湖北。”（《湖南调查部纪事叙例》，《湖北学生界》第1期。）
留日学生还以振兴中国的使命赋予各自省份，为自己省份能担此重任而自信、自豪，大有以天下为己任之气概。云南人谓：“望我四万万同胞一致以建新中国，尤不得不先望我云南人一致以救颠危。”（返魂《一致论》，《云南》第7期。）直隶人更以为“我直人可谓四百兆同胞干城之寄，我直人可谓五大洲异种人物之望。”（《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478页。）
留日学生“独在异乡为异客”，思恋故乡，思念亲人，是人之常情。他们对家乡故土的热爱，表现在对家乡故土的热情赞美、歌颂，并寄以无限希望。与之同时，这种眷恋乡土之情进而推广及更加崇高而伟大的爱国主义。正如时人所谓“爱乡心即爱国心所自出也。”（《癸卯新民丛报汇编》第837页。）“爱国必自爱乡始。”（《江苏同乡会剏始记事》，《江苏》第1期。）
在国家贫弱、民族危机日迫的内忧外患的历史时代。留日学生的乡土情结山眷恋乡土而升华为爱国主义。他们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吾人之主义。可大书特书曰：爱国主义。”（卫种《二十世纪之支那初言》，《二十世纪之支那》第1期。）
对祖国的思念。有人认为：“去国然后知国家之可贵，”留日学生“履东以来．言语不适，风俗不同，饮食异宜，居处异制，于是思国之念，勃勃然生。”（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149页，三联书店1983年。）
赞美祖国。“夫支那为世界文明最古之邦，处世界最大之洲，为亚洲最大之国，有千年引续之历史可爱，有三千年前迄今之典籍可爱，有四万万之同胞可爱，有二十行省之版图可爱，有五岳四读之明媚山川可爱，有全国共用之语言文字可爱。支那乎！支那乎！吾将崇拜而歌舞之，吾将顶礼而忭贺之，以大声疾呼于我国民之前曰：支那万岁。”（卫种《二十世纪之支那初言》，《二十世纪之支那》第1期。）这是发自留日学生的肺腑之言。
维护祖国的尊严。日本自甲午战争以后，逐渐滋长出唯我独尊的民族优越感，其自以为亚洲最优秀的民族，因而非常藐视业已失去天朝上国灵光的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以弱国之民，人格、国格随时都会遭到侮辱。他们不是默默地忍受着民族岐视，而是以各种形式奋起抗争，甚至不惜因此献出年轻的生命。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认为，“支那”和“支那人”之类的称呼刺伤了中国人的心，因此，留日学生“经常抗议”。（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19—20页，三联书店1983年。）1905年12月8日，因日报称中国人“放纵卑劣”，陈天华为激起国人之爱国心愤而蹈海自杀。（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394页，三联书店1983年。）其《绝命书》云：“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上册第27页。）血泪之言映射出一颗海外赤子拳拳爱国之心。
祖国虽然可爱，然而已是国势阽危，大厦将倾之时，强烈的忧患意识，促使留日学生努力思考、探索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命运。“二十世纪之支那，于世界上处如何之位置，吾人爱之，不能不思索也。”（卫种《二十世纪之支那初言》，《二十世纪之支那》第1期。）“二十世纪之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吾学生为之支配之，为之整齐之。”（李书城《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界》第2期。）留日学生不远万里，离家去国，易苦以甘。留学日本，莫不是思图报效祖国。
二十世纪初，留日学生负笈东洋，反瞻故国，故土伊人，皆是

有关中国历史故事的画作

他们所思所恋。更重要的是，“国破山河碎”的残酷现实无时不在鞭策他们。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都危在旦夕，时代赋予他们思图振兴的使命。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留日学生的乡土思想由眷恋乡土而升华为爱国主义。正所谓“各省亦竞以爱其本省爱中国。”（《江苏同乡会剏始记事》，《江苏》第1期。）爱乡为了爱国，爱国与爱乡浑然一体矣。“有家旧未得，期待天仇雠。”（《宋教仁集》上册第56页。）留日学生的爱国见诸于实际行动即是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以期救亡图存。
三、乡土主义：乡土本位与地域主义
留日学生的乡土思想在辛亥革命的具体实践中表现为乡土本位与地域主义。我们并不否认辛亥革命是一次全国性革命运动，但是，由于乡土思想的制约作用，则使其显得更加复杂起来。
留日学生在辛亥革命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有人研究认为，“在辛亥革命（1911年）以前的革命活动，与其说是留日学生起了重大的作用，毋宁说是以留日学生为主体而实践了革命”。“在中国革命的实践行动中，没有一次是没有留日学生参加的。正如北一辉所说，留日学生制服简直就是革命军制服。”（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350页，三联书店1983年。）因此，探讨留日学生的乡土思想对辛亥革命的认识是很有意义的。
留日学生的乡土思想对辛亥革命的影响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影响。从消极方面来看，主要表现在：第一，全国性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内部并不完全统一，因而缺乏对革命的强有力的领导。同盟会的成立，正是鉴于各种革命团体的分散性，为了克服乡土本位思想与地域主义。1905年7月，孙中山在与黄兴、宋教仁等重要革命领袖座谈时认为：“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江。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故现今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宋教仁日记》第90页。）然而，同盟会的成立，并没有完全克服乡土主义，把全国革命志士统一起来，也即是说，乡土主义仍然制约着革命志士的思想与行动。同盟会虽然成立，但“原来那几个小团体之间的畛域并未彻底消除，因此，内部的意见常不一致。”光复会的徐锡麟“坚决不肯参加”，“章太炎和宋教仁等人，对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也都不很尊重。”（《吴玉章文集》下册第986页。）后来，共进会与中部同盟会的成立，以及光复会的重组，都各行其事。事实证明，同盟会与孙中山并没有很好地掌握辛亥革命的领导权。
第二，革命派内部在革命策略上纷争不已，使革命运动成分途发展之势。著名的革命三策便表明几派革命势力的乡土主义。革命领导人来自何方与革命战略的起事地点选择颇有关系，其追随者也颇以本地人为多。有人将黄花冈八十六烈士统计分析得出结论：在某一省的革命事件即以某省人参加者为多。（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355页，台湾版。）这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先进的革命领导人思想日趋近代化，但是他们又无不负荷着乡土思想传统。大概这就是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的过渡性吧。
光复会的陶成章素志“行中央革命及袭取重镇二法”，（《陶成章集》第345页。）然似乎仅仅停留于理想。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孙中山、黄兴则专注华南边境地区行“边地革命”，而“对长江流域则未遑经营”，但长江流域的革命党人则早有“长江革命”策略，因此，“在同盟会内部无形中埋下了分这门户的根子”，同盟会“很快呈现为组织上分化的趋势。”（《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97页。）革命策略之争主要在边地革命与长江革命之争，由于强烈的乡土主义思想作怪，因而导致产生“湖北与广东‘各干各’的分歧思想。”（《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17页。）革命派不能统一行动，使革命运动分途发展，以至武昌起义成功时许多重要革命领导人都来不及反应，使不少地方的革命领导权旁落他人。
第三，各派革命势力在组织上与策略上都未能统一，各行其事，甚至互相攻击，革命力量内耗比较严重。同盟会的名义领袖孙中山边地革命历次起事失败，致使长江流域革命党人极为不满，共进会与中部同盟会成立，即为此而起。湖北革命党人杨时杰力主在武汉起义，声称“总要做点事业给孙、黄看看。”（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25页。）湖南人潭人凤也曾声盲：“天下事断非珠江流域所能成”，“曾轻视其人，而因轻视其地也。”（《谭人凤集》第360页。）可见，革命运动内部冲突的原因，“地域主义（Regionalism）是最显而易见的。”（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699页，台湾版。）当然，这种内部纷争，无疑削弱了革命派本来并不非常强大的力量，使辛亥革命从一开始就显得软弱无力。
留日学生的乡土思想对辛亥革命的影响，固然有其消极的一面，而其积极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第一，留日学生以乡土关系相联结，创办了各自的革命团体与刊物。我们知道，留日学生组织革命团体与创办革命刊物几乎无不带有明显的乡土关系性。正是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乡土性革命小团体的兴起，才有全国性的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也正是有《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乡土性革命刊物的风起云涌，才有二十世纪初年民主革命思潮的激荡。
第二，留日学生的乡土情结由眷恋乡土而升华为爱国主义，因而各自的带乡土性的革命活动都是为了振兴祖国，正是各派革命势力的分途发展，而使辛亥革命呈现出全国性来。事物都有两面。我们说由于留日学生的乡土主义而使辛亥革命运动成分途发展之势，因而缺乏强有力的领导。然而，革命的分途发展，同盟会的分裂和内部纷争，“对清季革命运动的影响并不很大。”（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371—372页，台湾版。）既然革命运动没有强有力的统一领导，那么以乡土主义相联络的各派革命势力的活动无疑促使了革命运动的向前发展。甚至我们可以认为，正是这种乡土本位思想与地域主义致使革命分途发展，而由于都以强烈的爱国主义为依归，终究殊途同归：由各派革命势力的合力促使了辛亥革命的成功。
第三，革命策略之争无疑使各派势力力量内耗，但是，如果死守孙中山边地革命战略不变通，则就不可能有长江流域武昌起义的成功。在没有绝对令人信服的革命权威的战略决策指导的情况下，各派革命势力分头探索革命策略是很有必要的。正当孙中山边地革命连连失败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时，长江流域革命党人成功地举行了武昌起义。事后，孙中山边地革命最忠实的追随者黄兴也不得不承认，“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黄兴集》第72页。）由此可见，武昌起义几乎作为辛亥革命的代名词载入史册，不能不说是长江流域革命党人立足本地致力于“长江革命”的成果。
四、总体评价
辛亥时期留日学生的乡土思想很明显。乡土思想是中国几千年来所固有的传统思想。二十世纪初，在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过程中，乡土思想仍然很明显地制约着人们的思想与行动。一般论者以为近代化过程中的传统思想当是近代化的障碍，因而予以全盘否定。我们分析了辛亥时期留日学生的乡土思想，看到在近代化过程中，乡土思想有消极的一面，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因此我们不能一概否定，应具体分析。
其一，乡土关系是留日学生联系的纽带。留日学生的乡土认同感远胜于阶级认同感，但由乡土关系可引伸出整体的“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认

中国历史童话故事大全

为，“中国人对于国家观念，本是一片散沙，没有民族团体。”中国人家族宗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是很深的，而这两种观念“特别容易联络”，因而“若是拿这两种好观念做基础，很可以把全国的人都联络起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7—238页。）我们知道，留日学生正是这样做的，由各种乡土性的组织与活动，促成了全国性的辛亥革命。
其二，留日学生的乡土情结，可由眷恋乡土升华到爱国主义。“家与乡，社会之最切近者也，故言爱群者。必自爱其家与乡始”。（曹汝锦《恋家乡者无远志》，《江苏》第2期。）“人未有不爱其亲，而能爱乡党里者，即未有不爱其乡党里，而能爱国者。”（《江苏同乡会剏始记事》，《江苏》第1期。）故探寻近代爱国主义的起源。理当离不开乡土情结。也正是由于这种由爱乡而爱国的思想支配而使辛亥革命显现出全国性来。
其三，留日学生的乡土主义思想对辛亥革命影响是双重的。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一方面使革命势力不能统一而分途发展，另一方面又由于各派势力的合力而导致全国性革命的成功。这正表明传统思想在近代化过程中的二重性作用。
总之，对辛亥时期留日学生的乡土思想的论述，使我们对辛亥革命的复杂性又有了新的认识；同时，我们发现，乡土思想作为一种传统思想，在近代化过程中并非完全是阻力，而也有其助力的作用。
（资料来源：《求索》1994年第3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8352.html

以上是关于中国近代史-辛亥时期留日学生的乡土情结与爱国主义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中国近代史-辛亥时期留日学生的乡土情结与爱国主义；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389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