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张謇与中韩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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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张謇与中韩文化交流

张謇(1853-1926)是近代中国早期的著名实业家与教育家，他为通海地区乃至全国的现代化奋斗终身，创造了无可磨灭的辉煌业绩。逝世后曾有人撰挽联赞之曰：“讴思淮海三千里，关系东南第一人”。胡适更进一步肯定其历史地位，说他“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80年代以来，海内外研究张謇者日益增多，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也有明显扩展，但深入探讨张謇与中韩文化交流者还比较罕见。现借“中韩文化关系研讨会”之光，匆撰陋文，抛砖引玉，以期引起中外学者的注意与讨论。
一
张謇在19世纪80年代，曾作为庆军幕僚两次前往朝鲜执行公务。第一次是在光绪八年（韩光武帝十九年，1882）阴历七月，应朝鲜国王李熙之请，随庆军统帅吴长庆率兵前往协助平定“壬午兵变”，完成任务以后于八月中旬回国。第二次是在光绪九年（韩光武帝二十年，1883）四月，奉长庆召再次前往汉城军幕协助料理军务。此次在朝鲜逗留时间稍长，但由于张謇认为庆军处境与前景均不甚佳，在冬季提前回家乡度岁。此后，便再未到朝鲜故地重游。张謇在朝鲜工作的时间总共不到一年，但却与朝鲜的许多爱国士大夫结下颇为深厚的友谊，并且终身关心朝鲜国家与人民的处境与命运。在此后长达4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张謇与朝鲜友人的诗文之交连绵不绝，成为近代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当然，张謇与朝鲜友人的诗文唱和，以在朝鲜逗留期间最为频繁。
张謇结识的第一个朝鲜友人是金允植（洵卿）。允植时任朝鲜吏部参判，系奉王命来华请援的领选使。张謇与他在乘“威远”兵轮前往朝鲜的途中即曾多次叙谈，允植的爱国热忱、政治识见与文化素养，都给这个初出茅庐的中国年轻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庆军在马山登陆以后，允植奉王命自行前往南阳，张謇也忙于协助吴长庆料理军务与对外交涉，自然无暇顾及诗文唱和。但在平叛事定并且进入汉城以后，张謇曾特地前往允植住宅拜访，可惜允植当天已调任江华留守，两人未能晤谈。只见其宅“门巷湫隘，茅舍数楹，墙垣不能蔽邻人之目”[1]（光绪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可见金允植是个颇讲操守的清廉高级官员。
张謇在朝鲜这次短暂逗留时间，曾在汉城书肆购得《全唐诗》、《太平广记》、柳河东（宗元）、韩魏公（愈）、曾南丰（巩）、王临川（安石）等人文集，以及《全唐文》、《册府元龟》、《经籍纂诂》等大批书籍，但他仍不满足，还托金云养等友人代为购买其他中韩典籍。
张謇与金允植都喜爱诗词，所以允植还特地向张謇介绍另一位朝鲜诗人金泽荣。张謇以后曾回忆此事：“往岁壬午，朝鲜乱。謇参吴武壮（长庆）军事，次于汉城。金参判允植颇称道金沧江之工诗，他日见沧江于参判所，与之谈，委蛇而文，似迂而弥真。其诗直窥晚唐人之室，参判称固不虚。间辄往还，欢然颇洽。沧江复为言其老辈申紫霞诗才之高，推服之甚至。予亦偶从他处见申所流传者，盖出入于晚唐北宋之间。”[2]
张謇在汉城期间还结识了兵部判书赵宁夏（惠人）、宏文馆侍讲鱼一斋（允中），“皆世家之尤者”。但交往更为密切的则是“知外务”的吏部参判金石菱（昌熙）。石菱有中国血统，张謇曾说过：“石菱参判者，金匮之华裔，而鸡林之故家也”。并且盛赞其熟悉朝鲜的历史、地理：“故都廿代，能说其替兴：道洽八区，从咨夫险易。多闻识要，瞻智用愚。朝鲜多材，亦其楚矣”[3]。石菱与允植对庆军的各项重要决策，都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切实咨询。
壬午年八月，张謇在朝鲜的最后十几天，由于局势已经平静，生活节奏遂较为舒缓而有情趣，慕名来访且索赠诗题字的朝鲜文士渐多。八月五日张謇又与石菱晤谈甚欢。因为石菱不识金器，张謇嘲以联曰：“论金不识金黄赤”，并请石菱对以下联。石菱大喜，“谓肖其生平”，大概平素讲究操守，不大注意金银。他自己没有对下联，却请张謇代书下联，以便一并贴在墙上留念。张謇知道石菱在同治初年曾出使中国，对华夏文化了解较深，便代拟下联：“观乐能知雅颂风”。石菱更加高兴，问张謇可否更拟数对。张謇随即应以“标卷平分甲丙乙，贡赋犹区下上中”，“闻乐徐参肉竹丝，品酒能分碧白红”[1]（光绪八年五日）。信手拈来，对仗工整，颇能切合石菱的经历与个性。最后一联是调侃石菱嗜酒善饮，盖因朝鲜酒以色分等，红上碧中白下也。
壬午这一年，张謇还不满30岁，也没有一官半职，连举人都未取中，而且是第一次走出国门。但他在朝鲜文士群体中周旋，却如鱼得水，相处颇为融洽；虽然语言有所阻隔，但却可以借助笔谈相沟通。在短短一个多月期间，张謇在这个东北邻国朝野人士中赢得很高声望，主要当然是由于他对朝鲜平乱和善后的正确决策提出颇具识见的建议，而其个人在品格情操和文化素养两方面的魅力也起了重要作用。连朝鲜国王都曾经想把张謇留下来，以“宾师”之位待之，可见器重之深。七月二十四日，国王曾以酒馔赏赐劳苦功高的张謇。八月二日张謇撰写《谢还朝鲜国王酒具启》报之，文云：“往拜大王盛纂之赐，今见盛酒磁盎，尚在军中行厨。列讯庖丁云：比还役仓卒遗此。ｓōｕ＠①上宫之履，既审辨乎是非；还合浦之珠，且叙明其来去。反璧为例，削简增惭。”[1]（光绪八年八月二日）虽然是漏还一件宫中酒器，亦必说明原委并及时送回，这说明张謇颇知维护庆军和国家的形象，而谢笺典雅凝重，言简意深，可以看作是他留给朝鲜的壬午之役纪念。八月十一日，张謇即将束装回国，国王又赐以三品官服。张謇接受了并作笺致谢，但他并非是接受其官爵，而只是作为朝鲜礼制文物加以珍藏，以后送交南通博物苑陈列，作为中韩友谊的象证。　次年(1883)张謇再次来到汉城庆军营中，公务之暇曾为金石菱所撰《谭屑》一书作序。文云：“即岁孟夏，载赋东征。寻之燕栖，赓队ｈｕāｎ＠②于鸿雪。感慨人事，怊怅功名。既ｋｕǎｎ＠③于歌，复进商其著录。《谭屑》二卷，则参判有得之微言，而冥通于释老者。夫五世界在在贪痴；三乘便门，谁谁觉悟。参判以维摩之善病，工蒙庄之寓言。满谷满山，道无坠不著；在鸟在兽，词缘物以成声。”[3]我未见过《谭屑》此书，但可想见是与《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之类讽喻文字结集，而且作者在付梓之前还曾与张謇等挚友有所讨论。
在此期间，张謇保存下来的诗作还有《书朝鲜赵玉垂参判冕镐异苔同岑诗卷后》、《调玉垂逸妾》、《书朝鲜近事》、《送黄李二生归江原道》、《招隐三首赠金石菱石菱筑三思亭，期十载后归隐，索诗为卷，感而赋之》等诗作。其中赠黄李二生诗云：“时事江河下，纷纭口舌争。上书空涕泪，当路有公卿。白璧珍缄ｊｕé＠④，青山迟耦耕。即看齐二隐，愁甚鲁诸生。”对朝鲜局势和爱国志士的怀才不遇，表现出异常的关切。
离开朝鲜之前，张謇应石菱子敬献之请，作一律与之。诗云：“忆昔初冠日，公庭举茂才。淹迟雄剑合，沦落爨琴灭。幕府因征伐，尊公与往来。风云激深感，期子凤翎开。”[1]（光绪九年八月二十五日）除感慨身世外，还追述了与石菱结交的经过，并且对朝鲜青年一代寄予期望。
二
张謇自1883年冬天回国以后，再未去过朝鲜，但他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关心朝鲜的不幸境况，并且与一些韩国友人保持着联络。这些联络大多是为了策划如何挽救朝鲜的危局，但也有一部分属于文化范畴。
其中最感人的就是他与韩国诗人金泽荣终身不渝的诚挚友谊。
金泽荣于韩熙伦王元年(1850)生于朝鲜开城府东部。韩光武帝二十八年(1891)会试中进士，先后任议政府主事隶编史局、中枢院参书官兼内阁记录局史籍课长、弘文馆纂辑所、正三品通政大夫等职。甲午战后日本加强了对朝鲜的殖民统治，1905年实际上已加以吞并。金泽荣愤而辞官，携妻女从仁川乘船来华。张謇曾记其事云：“甲申既归，遂与沧江睽隔，不通音问。阅二十年，忽得沧江书于海上，将来就我。已而果来，并妻三人，行李萧然，不满一室；犹有长物，则所抄紫霞诗刊稿本也。”[2]仓皇出走，行李萧然，却不忘随身携带手抄的申紫霞（纬）千余首诗稿，真可以称得上对文学的痴迷。张謇同情其悲惨遭遇，更钦佩其品格高尚，便安排他到南通翰墨林印书局任编校，并购买房宅于东濠河之侧供其居住。由于书局对他的照顾，编校工作并非繁重，大部分时间还是用于自己的学术撰述。
沧江在生活稍得安定之后，第一件事就是从事申紫霞诗集的编辑。1906年冬选定清稿，1907年由翰墨林书局铅印线装（二册），共印一千部，几乎全被朝鲜购去，可见紫霞诗之受韩人喜爱。张謇为之作序云：“沧江于紫霞之诗，可谓有颛嗜者矣。比与余书：子方劫劫然忧天下之不活，而仆忧一诗人之不传，度量相越甚远。余语沧江：活天下难，若子传一诗人亦不易。相与大笑。”盖以沧江工资收入不丰，自行编选刊印申紫霞诗近千篇，其艰难可想而知也。张謇序文的结语是：“紫霞之诗，诗之美者也，沧江学之而工，而辛苦以传之不迂。独念金参判（允植）年过70，以孤忠窜海岛，不能复有握手谈诗之一日。见沧江所编紫霞之诗，得毋有人事离合相形之慨也乎！”[2]两度朝鲜之行始终是张謇难忘的记忆，特别是对那些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韩国挚友，张謇更满怀思念之情。
但金泽荣（沧江）更多的精力却是用于编写韩国历史。据南通市图书馆和博物馆合编《金泽荣撰辑书目》（以下简称《书目》），先后印行的有《韩国历代小史》（十三卷，1915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线装四册）、《韩国历代小史》（二十八卷，民国年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线装九册）、《韩国历代小史》（二十八卷，正误本，1924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线装九册）、《韩国历代小史》（最后正误本，民国年间翰墨林书局铅印线装）、《校正三国史记》（五十卷，1916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线装四册）、《新高丽史》（五十三卷，目录一卷，系郑麟趾《高丽史》的增修本，另有《正误》一卷，1924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线装十四册）、《朝史綮》（六卷，1914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线装三册）、《高丽季世忠臣逸事传》（一卷，民国年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线装一册）、《重编韩代崧阳耆旧传》（二卷，1920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线装一册）、《（金泽荣）年略》（一卷，民国年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线装一册）等。
金泽荣勤奋撰史之用心良苦，张謇对此也理解甚为真切。其《韩国历代小史序》云：“今李氏朝鲜忽焉墟于邻，并其三千二百余年之国社斩矣。金君沧江当其国是抢攘之际，尝一试为史官。度与其志与所学拂戾不能容，而国将不国，乃独懔坚冰且至之，本其生平崇敬孔子之，挈妻子而来中国，以为庶几近孔子而中国居也。既至，不十年，国遂为人摧践以亡。而祖宗邱墓所在，故国禾黍之悲，耿耿不忘于君之心。于是始终李氏朝鲜之事，成《韩史綮》。居数年，以其书合之于前所作《韩国历代小史》为一书，以仿虞书冠尧典之义。甚矣！君之用力勤，而其志可悲也。庄生有言，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嗟乎！此以人而言。言乎国，则謇独以为哀莫大于史亡，而国亡次之。国亡则死此一系耳，史亡不唯死不幸绝之国，将并死此一国后来庶乎有耻之人。金君叙一国三千二百余年事，可观可怨可法可者略备矣。谓以供人观怨而法戒，如是焉差可也。韩之人抱持纶一旅楚三户之志者伙矣。哉！读金君书，其亦有然而思，瞿然而忧，ｊú＠⑤ｊú＠⑤然困而弥厉者乎！”[4]把历史看作国魂之所寄，把史亡看作比国亡更为悲哀，把撰史看作维系民族精神的大业，把史书看作鼓舞民心寻求民族解放的有力武器，这是张謇与金泽荣共具的卓识，而也正是中韩传统文化互相契合之处。
除史书撰辑外，金泽荣还整理、纂辑、出版了若干有关韩国文化的书籍，如《丽韩十家文钞》（十一卷，1915年翰墨林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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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印本，线装二册，十家指金富轼、李齐贤、张维、李植、金昌协、朴趾源、洪周、金迈淳、李建昌、金泽荣）、《梅泉集》（七卷，续集二卷，黄＠⑥撰，金泽荣选，1911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线装四册）、《重编朴燕岩先生文集》（七卷，朴趾源撰，金泽荣评，民国年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线装二册）、《崧阳耆旧诗集》（二卷，1910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线装一册）、《古本大学私笺》（六卷，1918年翰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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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局铅印本）等。此外，他还曾辑《箕子国历代诗》四卷，共收85人，诗230首，并附各作者小传，惜未及付梓。其用意也在于保存与弘扬韩国文化精粹，借以维系与振奋民族精神，鼓舞人们为民族解放而奋斗。
金泽荣毕竟是诗人，诗歌创作乃是他的生活主体与最大欢悦。从1911年开始，他先后出版了《沧江稿》（十四卷，诗稿四卷，文稿十卷，1911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线装六册）、《韶＠⑦堂集》（十五卷，附刊一卷，收诗1041首，文463篇，1911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线装七册）、《韶＠⑦堂续集》（三卷，1919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线装一册）、《精刊韶＠⑦堂集》（内有诗集定本六卷，文集定本卷数不详，1920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线装四册）、《韶＠⑦堂集补》（九卷，附编二卷，1920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韶＠⑦堂集精》（十二卷，线装四册）、《合刊韶＠⑦堂集》（十五卷，目录二卷，民国年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线装八册）、《韶＠⑦堂全集补遗》（二卷，南通崔竟成选，1925年翰墨林印书局铅印本，线装一册）、《韩国金沧江集选》（二卷，山阴李祯选，民国年间翰墨林印书局铅印本，线装一册）。张謇是金泽荣诗的知音，他在《朝鲜金沧江云山韶＠⑦堂集序》中感慨说：“朝鲜东南北介日本、俄罗斯，崎岖其间。其人独慎固风气，谨事大之礼，而不骤迁于异说。私尝窃论：鲁秉礼而后亡，朝鲜庶几其犹有＠⑧＠⑧之风。曾不几年，役于其国，观乎其政教与其士大夫，乃若举先王之遗，壹切芟夷而陵替之，弦诵如也。周辙东而王道衰，聘问歌犹行于列国。其贤者于是征存亡，辨得失，而不肖者犹不敢有野心以肆于恶。至一变为游说倾＠⑨之徒，日以捭阖纵横论构馅诸侯王，而天下弊矣。兹其可不为长虑却顾太息者与！晋山金沧江能为诗，隐山泽间，与之言，ｔｕí＠⑩然君子也。观其业，渊思而ｊｉé＠(11)趣，踵古而冥追。世纷纭趋于彼矣，沧江独抗志于空虚无人之区，穷精而不懈，自非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者乎！道寄于文词，而隆者时命，沧江其必终无悔也，故为之所感以序其诗。”（注：此序已收入《张季子九录·文录》，系作于宣统元年(1909)，即金氏诗集正式出版之前。）沧江属于当时韩国老辈士大夫，受儒学濡染甚深，且恪守传统纲常伦理，其诗自然是言志载道，以忧国忧民之作居多。也正因为如此，他与张謇的诗歌唱和往往是一拍即合，融洽无间。譬如南通有曹公亭，系为纪念当地抗倭名将曹顶而建。张謇曾咏诗赞之：“人亦孰无死，男子要自见。曹生磊落人，无畏赴公战。鲸牙白草纤，马革黄金贱。荒原三百年，突兀一亭建。田父何所知，亦说单家店。”[5]金泽荣在1922年亦曾作《曹公亭歌》，诗云：“往者万历倭寇东，韩臣有李忠武公（李忠武公名舜臣，与倭数十战于海上皆胜，杀数万人，《明史》误作李舜）。奇韬妙略似神鬼，杀倭满海波涛红。当时倭儿患虐疾，背书其名胜药功。三百年后汉江竭，修罗蚀月凶肠充。使我奔伏淮之侧，白头欲举羞苍穹。奈何今日中州彦，ｑú＠(12)ｃｈú＠(13)之病颇相同。慨然共思曹壮士，沫血击贼卫南通。奇功垂成身径殒，愤气化为青色虹。叱工筑亭安厥像，横刀立马生长风。请君且揽新亭涕，与我赊酒向新丰。一杯酹我李兵仙，一杯酹君曹鬼雄。巫阳与招魂气返，＠(14)光剑色摩虚空。雷鼓鼓动两国气，人间何代无勇忠。”[6]诗人虽已年逾古稀，但仍满怀爱国豪情，呼唤韩中两国人民联合起来，发扬以李舜臣、曹顶为代表的抗击外侮的光荣传统，共同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
但是，金泽荣并未完全生活于陈旧的故国之思，或者沉溺于历史故纸堆中。他不仅关心韩国民族解放斗争的现实，而且思想也在随着时代不断有所前进。在他来到南通的第6年，武昌起义突然爆发，各地革命军民纷纷响应，南通也继上海之后宣告光复。金泽荣并未伤感于素所崇奉的君主政体的消亡，反而为中国共和制度的建立欢欣鼓舞。曾作《感中国义兵事五首》，其中有“武昌城里一声雷，倏忽层阴荡八垓。三百年间天帝醉，可怜人日始醒来”。“箕域地灵应愧死，寥寥仅只产安生”（注：《韶＠⑦堂集精》诗集定本，辛亥稿。箕域指朝鲜，安生指1909年在哈尔滨火车站刺杀伊藤博文的韩国爱国志士安重根。）。他和张謇一样，在政治思想上都大体上经历了君主、君主立宪、共和三个阶段，因而都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了民主共和制度的到来，尽管他们对民主真谛的认识仍然是有限的。张謇在辛亥(1911)年11月13日日记上写道：“临时政府成立，是日改用阳历，适元年正月一日。至江宁”。第二天就接受临时政府实业总长的职务。1912年1月19日（阴历为辛亥十二月一日）又提前写春节对联：“民时夏正月，国际汉元年”。“晋以武兴虞不腊，周于农用夏之时”（注：以上记述均见《柳西草堂日记》相关诸日。）。金泽荣则在民国肇建之后立即申请加入中国国籍，自认为加入“中国新民”行列，对刚刚诞生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寄予厚望。但其著述署名仍多冠以“韩国遗民”、“朝侨”、“韩产”、“韩客”，以示永远不忘故国。朝鲜爱国志士在上海法租界组织临时政府，他立即代为拟《陈情表》，把韩中关系比喻为“为瓜为葛，为唇为齿”，希望中国政府大力支持朝鲜民族解放斗争。他与国内的爱国志士也常有联络，在衰暮之年仍然尽心尽力为光复故国而呼号。泽荣在南通旅居22年，与张謇情趣相投私交甚笃，常相携徜徉山水，春秋雅集，岁暮消寒，因此咏景抒情的诗文唱和也甚多。如民国五六年期间，张謇曾作《沧江示所和诗复有赠》：“爱客攻吾短，论诗数尔强。时时惊破的，炯炯达升堂。蜡屐吟山出，蜗庐借树藏（沧江寓庐名借树）。众人怜寓卫，后世有知扬。”据曾见过泽荣者的回忆，其人“面貌清癯，须髯修美，一望而知为有道之士”，“或戴朝鲜纱筒帽，身着朝鲜长服”（注：万跃西、陈修定、陈曙亭等老人口述。），“首缠纱巾，深衣款步……古味盎然”。读张謇的诗，一个真率而洒脱的韩国诗翁仿佛就在我们的眼前。民国八年(1919)，张謇又有《沧江翁今年七十，不以生日告人，八月一日为延客觞翁于观万流亭，赋诗为寿，属客与翁和之》：“六十七十翁发皤，旧运新运天旋螺。《春秋》惟有乱可纪（指翁作《韩史》），忧乐合以诗相摩。看花老辈应逾共，载酒佳时莫厌多。槛外朝来云物好，从容等视万流过。东北浮云屡变更，秋风落日汉阳城。南坛幕府萦吾梦，左列词曹系子情。一局烂柯嗤对奕，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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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得尽话长生。引年送日须歌舞，准备缠头听玉笙。”感时怀旧，人生苦短，昔日豪情不再，惟有以诗酒歌舞自相慰藉，这大体上可以看作张、金等诗友休闲生活的写照。张謇与金泽荣唱和的诗作甚多，收于《张季子九录·诗录》系年最后的一首，是大约写于1924年的《视沧江病》。此时泽荣已74岁，张謇也有71岁。诗云：“闻病抛诗叟，来探借树亭。填栖书锸被，烧＠(15)ｄｕò＠(16)连扃。扶掖怜参术，荒寒满户庭。余年犹兀兀，史笔耿丹青。”对贫病交加的沧江极表同情，并且盛赞他在衰暮之年仍能秉笔直书朝鲜历史。
张謇也始终未能忘怀远在朝鲜的那些诗友知己。当接到金允植逝世消息时，他立即写《朝鲜金居士讣至，年八十七矣，哀而歌之》长诗一首：“破晓飞来尺一纸，开缄叹嗟泪盈眦。朝鲜遗民老判书，生已无家国俱死。国何以死今匪今，主孱臣偷民怨深。强邻涎攫庇无所，昔尝语公公沈吟。自是别公四十载（癸未与公别），东海风云变光怪。居州独如宋王何，楚人甘受张仪绐。一窜投荒不复还，国社夷墟犹负罪。李家兴废殊等闲，河山辱没箕封贤。白发残生虏所假，赤心灰死天应怜。噫吁兮！朝鲜国，平壤城，李完用不死，安重根不生，运命如此非人争。居士低头惟诵经，诵经之声动鬼神。后生拔剑走如水，亡秦三户岂徒然，从会九京良有以。公胡遽化九京尘，淬患缠绕八十春。回忆南坛驻军日，肠断花开洞里人（花开洞，居士昔居处）。”情深意挚，沉痛感人。
三
由上可见，张謇的朝鲜情结堪称伴随终身，他数十年如一日关心朝鲜的命运，热爱朝鲜的传统文化，并且与朝鲜的爱国文士心心相印，同时也为中韩文化交流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其所以如此，首先是由于中朝两国在近代都曾经处于相近似的历史命运。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很快就在所谓“脱亚论”的误导下，走上效仿西方列强的军国主义道路，打着大亚洲主义的旗帜疯狂侵略亚洲邻国，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同处于东北亚的朝鲜与中国。中国是日本的主要侵略对象，朝鲜则是其侵华的主要跳板。金泽荣在为朝鲜临时政府草拟《陈情表》所说的“为瓜为葛，为唇为齿”，表达的就是这种历史形成的共识。因此，中韩之间具有历史形成的亲和感，其近代文化交流不仅具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而且具有更为深沉的感情交流与理念沟通，而这种文化交流又与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相联系。
其次，中韩都属于儒学文化圈，儒学在近代两国文化交流中仍然是重要的精神纽带。如忠君爱国、伦理纲常等等，都是他们（特别是老辈士大夫）在交流中惯常运用的话语。但是有三点需要加以说明：一、随着西学东渐与国内诸多新的社会因素的兴起，这些古老话语承载的理念逐渐有所变化，悄悄地增添了近代民族主义内容，而日益疏离于对于一朝一姓的愚忠等腐朽纲常名教。二、也正因为如此，张謇、金泽荣等虽然都曾对旧王朝竭尽忠诚，恪守臣子大义；但终于经由主张君主立宪而走向认同民主共和。这样就使他们以儒学为基本色调的诗文唱和具有新的时代精神，从而区别于既往千余年的中韩文化交流。三、但是传统文化的情结甚深，某些落后的消极因素不可能迅速消失，与朝贡体系相伴生的大国主义与事大主义在中韩两国老辈士大夫的诗文唱和中经常有所流露，这是应该认真加以辨析与扬弃的。
第三，中韩两国语言虽然不同，但文字则曾经可以通用，两国朝野人士常常借助笔谈以相沟通，这也是中韩文化交流比较方便之处。且不说金泽荣与张謇的大量诗文唱和，仅以南通现在尚保存的他题赠给当地其他友人的诗作、对联、屏条而言，就颇有流传价值，无论是书法还是文词。如“小梅零落柳丝垂，满袖清风独往时。渔店闭门人语小，一江春雨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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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丝。”（屏条，题韩诗赠叶仲）“龙鼠升沉家国事，吾曹何以际斯辰。千秋广武英雄叹，阮步兵真是快人。”（屏条，自题近作）“村翁小舸装凫重，溪女长茭缚蟹簏。八尺过头青竹杖，我行参作野中图。”（屏条，自书旧作）“桐江春水绿如油，两岸青山送客舟。明秀渐多奇险少，分明山色近杭州。”（屏条，题赠送陈曙亭）作者对于中国古文，特别是旧体诗，虽不能说是炉火纯青，却已经达到运用自如的地步。如果不署明作者身份，如“韩产”、“箕子遗氓”等等，我们就很有可能误认为是中国的大诗人和书法家。金泽荣写作甚勤，他的诗文经常发表于《南通报》文艺附刊，仅1924-1927三年就有近百篇（首）之多，深受读者喜受。他的书法作品且收入《中国名人金石书画》第一集，1924年由上海合群石印社出版，可见已享有相当高的声誉。
张謇自甲午状元及第以后，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但是他在与韩国友人的交往中始终以平等待人。特别是对流亡来华者如金泽荣这样的爱国志士，他更是优礼有加，关怀备至。他与泽荣的交流不仅限于诗文与学术，而且还包括音乐与艺术。为了推动京剧全面改革，包括对梅兰芳表演艺术有所建言，他曾专门向泽荣请教朝鲜舞蹈。其笔谈记录以《与金沧江论舞笔谈》为题，发表于民国九年(1920)5月30日的《南报》文艺附刊，后收入《张季子九录·文录》。这是一篇很宝贵的中韩文化交流原始文献，全文照录如下：
（啬）愿闻尖袖舞之名何自始？容节若何？（沧）其源不知，大抵佳妙。（啬）我忆君诗中独不及舞，中国古人诗亦不详于舞；白香山有之，而尚病其略。彼此皆看作寻常事，故并无谱，今苦人思索矣。尖袖或当作纤袖乎？（沧）阮亭白词说舞极详，但阮亭之时，舞废刚久，则所说亦是说梦。（啬）诗词中但形容得态耳，不言其次第。项庄剑舞与尖袖舞何别？几人为队？（沧）多多益可观。（啬）何种衣裳？（沧）长袖长裙如飞。（啬）有毹否？（沧）舞剑时髻上载小园竹笠，其剑有刃，转环着游钉，持此而舞。（啬）剑长几何？剑柄环乎？（沧）有游环使剑转运。（啬）不知是剑器遗制否？舞时有歌否？古舞必有曲。（）有歌亦可，但东（朝鲜）俗用乐以助舞且叶其节；鼓一、缶一、篥箴二、笛一、奚琴一名曰六角。中国非徒琴亡，乐亦大亡。东乐无论雅俗，皆有十二节，节节渐深，故使人耳心感；而中国乐则终始首尾，似无分别。（啬）岂能无首尾，不习者不知耳。从子今何在？岂能识别舞伎操术之优劣乎？今至沪市之美人团，君能知之乎？（沧）初闻此事，非必吾侄能辨其才之浅深也。歌舞苟能为国工，自然名满一国，不劳求泽也。（啬）然则君知今日国工为谁？抑有他友擅长此事者乎？（沧）我在本邦，尚未知谁为国工，况今去国十五年，何能知此乎？若使吾侄从少年冶游探之，必晓然知谁为国工耳。尝于汉阳闻乐队中一琴师之弹琴，其神神妙妙，使人欲舞欲哭，中国之乐，似是首尾皆急，无次第耳。（啬）此人尚在人世否？（沧）壬午年闻之，想已宿草（病故）矣。（啬）有弟子否？（沧）必有。现今少年能琴者甚多，虽未知其与琴师孰为优劣，然比之此间琴客则夔也。大都东国之琴音，可以昌黎听颍师琴意观之。（啬）昔欧阳永叔论昌黎此诗是琵琶音，非琴音；而永叔琴诗，则亦未是琴。固知琴不易工，作琴诗亦不易工。（沧）乐声由缓而急，节节渐深可也，中乐似是初发已急矣。兵火不入阙里，则夫子庙之乐舞，似不沉沦。（啬）孔庙之舞，家舞之属也，乐则所谓郊庙之乐。今中国世俗之乐非雅乐，益与郊庙有别。古乡里通行所谓墅舞，与庙乐亦不同。（沦）东邦之歌，无用于中国，惟舞与乐可用。乐调大约在二：一曰灵山会上，一曰与民众，即韩世宗时所制之歌曲。新罗时琴学大行，有入山五十年操琴者，其所制曲为数百。若韩则所制曲不多，亦琴学之衰也。歌乐之中，学琴最难；若极聪慧者，数年可学成云。雅乐不可陈于戏园，亦所不敢也，人将闻而坐睡。复舞复琴，必不可已之事也。令舍侄招善工，仍令为之通译何如？但此儿好作贾业，恐难久在此场中。一场舞妓二人为好，若着多人舞，则使人眩乱，反无精采。琴是房中之乐，故尤宜用一人。作校则将因西公园旧屋乎？抑别建乎？（啬）教剧与教乐不同，今名之曰伶工学社，须别建。（沧）教育大约以三年为期。舞时有一人在傍执檀板以为节。尖袖舞，妓二人；剑器舞，妓二人（或一人能兼之）。执檀板者一人，琴师一人，六角六人，求时探问可也。韩廷壬午以后，遣驻美公使令带六角以往。美总统令陈于庭中，闻之大称好云。日本无乐，故亦好用韩之六角。日本学乐于百济，而今其乐不足可观可听。永叔不知唐宋之琴，古今殊变，而妄欲讥昌黎乎？乐非可摸捉之物，如大风吹物，往而不返。中国多乱离，乐所以失也。若韩则僻在一隅，自古别无大兵乱，故乐至今能存。
张謇问难的谦虚求教，泽荣回答的不厌其详，都是在在较高的艺术欣赏水平上进行的，有些见解即使从专业角度来看亦堪称深刻。应该承认，位居高层而持如此严肃认真的文化交流态度，在当代并非可以多见。而泽荣的详尽讲解，对张謇有关改进京剧表演艺术思路的裨益，也是不言而喻的。
1926年夏天，张謇不幸病故。对于这位异国知己的永别，泽荣的悲痛是极为深沉的。他曾作诗表示哀悼：“等霸期王负俊才，应龙飞处一声雷。纵无邓禹奇功在，足试瞿昙活水来。昌黎云与孟郊龙，文字狂欢卅载中。今日都来成一错，奈何淮月奈何风。”[7]此时，国事家事每况愈下，民族光复的希望似乎仍然渺茫。张謇遗留下来的各项企业、事业情况也不妙，泽荣所任职的翰墨林印书局有时连工资都发不出来。1927年4月底，这位可敬可爱的韩国诗人，在忧时愤世贫病交加的凄凉情境中自杀身亡。但是，泽荣在南通22年并未虚度余生，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史学著述与诗文佳作，为保存和发扬朝鲜民族文化精魂作出极大贡献，同时也为韩中文化交流增添了美好的篇章。他热爱中国文化，热爱南通的土地和人民，南通也永远不忘这位韩国诗翁。1927年5月7日，南通各界人士为泽荣隆重出殡，遗体安葬在狼山之麓骆宾王墓之上坡，隔江与福山中峰相望[8]。墓碑由张謇胞兄张ｃｈá＠(17)手书“韩诗人金沧江先生之墓”，与唐代大诗人的文采前后辉映，把南通的山川形胜装点得更加神韵盎然。
在研究近代中韩文化交流史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两个名字——张謇与金泽荣。
[1]　柳西草堂日记（稿本）[Z]．
[2]　张謇．金沧江刊申紫霞诗集序[A]．张季子九录·文录[M]．上海：中华书局，1931．
[3]　张謇．朝鲜金石菱参判谭屑序[A]．张季子九录·文录[M]．上海：中华书局，1931．
[4]　张謇．韩国历代小史序[A]．张季子九录·文录[M]．上海：中华书局，1931．
[5]　张謇．曹公亭[A]．张季子九录·诗录[M]．上海：中华书局，1931．
[6]　费范九．曹公亭诗[Z]，1912年铅印本．
[7]　金泽荣．挽张啬老[N]．南通报，民国十五年九月十四日．
[8]　南通市图书馆、博物馆．金泽荣资料（油印本）[Z]．南通：1976．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庆去大加叟
＠②原字马加（灌去氵）
＠③原字突去犬加款
＠④原字钅加（橘去木）
＠⑤原字路去各加局
＠⑥原字王加玄
＠⑦原字音加（艹下加隹下又）
＠⑧原字齿加斤
＠⑨原字忄加佥
＠⑩原字阝加贵
＠(11)原字契去大加糸
＠(12)原字竹头下加遽
＠(13)原字竹头下加除
＠(14)原字施去也加斤
＠(15)原字叵去口加亢
＠(16)原字木加出
＠(17)原字祭去示加言
（资料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6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83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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