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国-简析１９世纪５０年代美国对华“修约”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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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简析１９世纪５０年代美国对华“修约”外交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门户被迫对外开放，继英国之后，美国也通过签订《望厦条约》获得了五口通商的权利和贸易最惠国待遇。此后，美国对华贸易有了较快的增长，美国工商界对中国市场亦日益关注。到19世纪中叶，早期零星的对华商业活动已经发展成为在中国沿海各条约口岸的重要贸易事业。以致菲尔莫总统在1851年底的国情咨文中宣称：“我们对中国的贸易十分重要，并且由于我们太平洋沿岸各港与东亚交往日益频繁， 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注： James　　D.　Richardson.　ed.'Compilation of the 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Washington D.C.1903)Vol.5 P.112.）。”
然而，美国对华贸易在美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始终徘徊在3％左右， 很少突破5％，这与美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要求相去甚远。 是什么原因使美国对华贸易未能取得重大突破呢？首先，是中国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的顽强抵抗作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闭关自守的“中国长城”虽然被炸开了几个缺口，但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所及的范围也仅仅是这几个口岸及周围不大的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它对外国商品的侵袭具有顽强的抵抗作用。马克思在研究了这一时期中国贸易的历史后认为：“在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下，谈不上什么大宗进口贸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04—605页。）。”而“对华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7页。）。其次， 鸦片贸易限制了其它商品贸易的发展。《南京条约》签订后，鸦片贸易迅速增长， 据统计， 1842 —1849年间，输入中国的鸦片平均每年3.9万箱，1850—1854 年间增加到平均每年5.35万箱。鸦片的大量输入造成白银的大量外流和通货紧缩。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中国人不可能同时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在目前的条件下，……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合法贸易不相容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7页。）尽管如此， 在美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看来，中国仍然是“美国企业的一个广大领域，美国商业的无涯市场”（注：樊亢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 121页。）。他们把美国对华出口不能迅速增长的原因归咎于中国的清政府，一方面，对华贸易被限制在东南沿海的五个通商口岸，而中国众多的沿海城市和广大的内地对美国商品仍然是大门紧闭；另一方面，沉重的内地税使美国商品无法进入内地。鉴于此，美国工商业资产阶级要求对《望厦条约》进行修改，以使整个中国都对美国商品开放。这是50年代美国对华一系列“修约”活动的主要动机。
从1853年到1860年，美国共进行了四次“修约”活动，其中第一次是美国独自进行，第二次是协同英国，第三次是以美国为首，第四次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以“中立”面貌出现与英法合伙进行的。
初试修约
美国首次修约活动始于1853年。根据中美《望厦条约》第34款的规定：“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酌办。”（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6、92—93页。）根据最惠国条例，英国亦可享受该项条款。1854年，中英《南京条约》将满十二年，因此英国政府率先提出“修约”要求，并建议美国也采取同样的行动。当时英国驻华公使文翰接到英国政府训令时，正值太平军北伐攻至天津附近，中国的局势很不明朗。文翰认为此时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是不适当的，因而将训令搁置起来未采取行动。
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是马歇尔（旧译马沙利），他于1853年2 月抵达广州。通过分析和研究，马歇尔认为：“美国的最高利益在于支持中国——维持这里的秩序，逐渐在这腐朽的躯干上嫁接出健全的原则，以此给清政府以生命与健康，而不是坐视中国成为无政府蔓延的场所，从而最终成为欧洲野心的牺牲品。”（注：Te — Kong　Tong,　'United States Diplomacy in China 1844—60'(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4)P.131。）马歇尔对英国心存顾忌，认为英国在中国内战中采取的是首鼠两端的政策，目的是试图“从南京新皇帝处取得中国西部一个口岸的开放并取得现在进口港以外原不开放对外贸易的扬子江上的航行权”（注：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8页。）。 而美国则应明确地支持清政府并利用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契机迫使清政府向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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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开放更多的口岸。
1853年7月，马歇尔在昆山会见了两江总督怡良，明确表示了修改条约的愿望，他说：“满清皇帝应颁布命令……允许一切与中国订立友好通商条约国家之人民，有在全中国境内一切地方自由往来的自由。……开放长江及其支流……以资汽船通航”；“当商务发展到长江流域的时候……西方将不允许叛军首领干涉他们的利益。在清政府的同意下，他们会用自己的大炮肃清道路的”（注：卿如辑《美国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39—140页。）。意即只要清政府答应扩大美国在华权益特别是商务权益，美国就会答应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
然而，马歇尔的计划并未能实现。从清政府的角度看，当时左右清廷内外政策的是封建顽固派，这一派在中央以军机大臣怡亲王载桓、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为代表，在封疆大吏中以办理外交事务的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叶名琛为代表。他们仍坚持第一次鸦片战争前那种态度，幻想维持闭关自守的局面。他们惧怕外来势力会危及清政府的统治，认为英美等西方国家在太平天国革命后号称“中立”，是有意偏袒太平军，担心“夷船阑入（长江）致以‘贼匪’勾结”（注：《筹办夷务始末》（一）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07页。）。因此， 他们既不愿意与英美发生冲突，更不愿意对他们作出让步，以维持泱泱大国的尊严。而咸丰帝所倚重的正是这一派。另外，马歇尔的计划未能实现也与美国远东舰队司令佩里准将的战略判断有关。当时任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的佩里准将，正在做打开日本门户的准备。在舰队的运用上，马歇尔认为佩里应该运用他的舰队来保护美国在中国的利益，而不是打开其价值令人怀疑的与日本的关系。而佩里则认为，太平军势头正猛，大有席卷全国之势，“在这个时期使用武力来威胁清政府，对于美国的利益……是没有用的。因为，也许一个星期内的变化，即使清政府灭亡，由该政府所签定的一切条约概归无效”（注：卿如辑《美国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41页。）。因此， 尽管马歇尔三番五次地要求调用海军，佩里均以完成自己的使命为由加以拒绝，致使马歇尔空手而归。
麦莲的联合修约
1853年新任总统皮尔斯派遣他的政治密友麦莲为驻华公使， 从而开始了第二次修约活动。麦莲的使命是与清政府谈判修约事宜，以在中国建立不受限制的商业关系。美国政府嘱咐他深入研究中国的政治形势，以决定美国的对华政策。考虑到美国与英国的关系，美国政府还指示他以适当的方式帮助英国在重新修订的条约中获得商业方面的特权。
1854年3月13日，麦莲到达香港，不久，按美国政府的指示， 佩里将一艘战舰交给他不定期使用。同时，美国副使巴驾向两广总督叶名琛通报了美国全权公使的到来，并要求与之会晤。与以前一样，叶名琛以公务繁忙为由，不予接见。对此，麦莲傲然处之。4月15日， 麦莲在香港会见了英国新任驻华公使包令。包令向麦莲说明了他此行的两大任务：扩大与中国的商务联系，争取进入中国更广阔的地区；与北京建立直接的外交关系。并建议麦莲与他采取一致行动。包令的建议并未打动麦莲，首先，麦莲认为现在采取行动对他来说为时尚早，他还要对中国的政治形势做一番细致的调查，然后再决定如何行动。其次，麦莲认为英国正在欧洲忙于克里米亚战争，不可能抽出力量在中国采取较为激烈的政策或行动，因而也就不可能达到迫使清政府修约的目的。于是，麦莲开始了他自己的行动。他先是北上顺访通商五口岸，然后驶入长江并达到太平军控制的地区。通过一系列的接触，他确定了美国应该采取的政策。在向国务院的报告书中他指出：“天王兄弟及其臣下，当他们成为全中国的主人后，是不是会承认中华帝国与英美法三国已订条约的义务呢？这是极不可能的事。”（注：卿如辑《美国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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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1952年版，第144页。）麦莲认为应该继续执行马歇尔的对华政策。6月22日，麦莲在昆山会见了两江总督怡良，要求清政府派员商议修改条约细则，并承诺，“如蒙准奏，自当襄助中华，削平反侧”（注：《筹办夷务始末》（一）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68页。）。 即还是以协助镇压太平天国为诱饵，使清政府答应“修约”的要求。在致怡良的照会中，麦莲还草拟了一个附件《变通各款条约略说》，提出了修约的具体内容，共8条， 归纳起来要点如下：准许美国商人“任意驾船运货，驶赴扬子江左右一带城邑港口销售”；“合众国应派钦命全权行事大臣或有权使者寓居中华国家都城北京地面”；在五口内已纳税的美国货物转往别口或内地，不应再重新纳税（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第107—169页。）。8条之中，除了公使进驻北京外，其余全是围绕如何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和特权而制定的。怡良不敢答应麦莲的要求，以办理外交是两广总督的职责为由，要麦莲南下广州与叶名琛接洽。8月， 麦莲回到香港，此时英国公使包令正向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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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琛要求“修约”。麦莲也接到本国政府的训令，要他在“修约”过程中与英国采取一致行动。8 月24日，麦莲照会叶名琛，以12年期限已满为名要求“修约”，并授权副使巴驾负责谈判。25日，叶名琛回函麦莲，同意派员商谈，这使得巴驾幻想陡炽。但与叶名琛的官员谈判后，巴驾的幻想宣告破灭。8月30日， 巴驾在给麦莲的报告中说：“叶名琛情愿广州城毁灭，自遭沦亡，绝不会要求外援，尤不愿以扩大商务作为取得外援的交换条件……北京政府的最高当局，还是很信赖他这一政策”（注：卿如辑《美国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49页。）。
在广州“修约”努力失败后，麦莲决定偕同英法两国公使，北上白河口，直接与清中央政府交涉。10月10日，麦莲同包令连樯北上（法国公使因兵船损坏派秘书前往），至抵大沽口，要求到天津“修约”。清政府深恐英美借机寻衅，不愿在京畿重地附近与之谈判，只派级别较低的长芦盐政文谦和其前任崇伦前去听取意见。双方于11月3 日在大沽炮台会晤，麦莲提出了“修约各款清折十一条”。各款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扩大美国在华商业利益制定的，基本内容如下：开放扬子江，准许美国人运货去贸易；重定税则；开放内地商务；准许美国人在“中国海岸捕鱼采矿”；设立客栈寄存货物，三年内货不出售不交税等（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第185—187页。）。对此，崇伦认为可以部分接受，即“察有情理可援者，择出数条……妥为查办，以示怀柔之意”（注：《筹办夷务始末》（一）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40页。）。 但咸丰皇帝不以为然，认为麦莲“所开各条均属荒谬已极，必须逐层批驳，以杜其无厌之求”（注：《筹办夷务始末》（一）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 年版， 第342页。）。但又认为可以考虑减免外商所欠上海海关税和广东茶税，以示怀柔。咸丰帝要英美使节回上海和广东同怡良和叶名琛接洽具体事宜。
由于清政府态度强硬，麦莲和包令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使他们认识到，“除非有一个武力示威的支持或强迫，是得不到条约的修改或通商及贸易情况的改善的”（注：马士等《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68页。）。这时，已临近寒冬， 兵船无法久留。11月10日，麦莲致书崇伦，以向美国总统报告作为最后恫吓，随即偕同包令返棹。11月26日，麦莲返回香港，年底离开中国，徒劳地结束了为期近一年的“修约”活动。
麦莲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列强尚未做好用武力强行“修约”的准备，英法与俄国在克里米亚激战正酣，无法纠集发动侵华战争的力量；美国国内围绕堪萨斯问题，南方与北方正在进行激烈的斗争，中国问题显得过于遥远而不能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清政府从维护自身统治出发，也不愿对列强作过多的让步，特别是咸丰帝对“外夷”的猜忌和仇视心理，使他不可能接受“借师助剿”的建议，更不会为此付出代价。况且，到1854年下半年，太平军的北伐已被击退，一度岌岌可危的局势重新稳定下来，清政府对外国的态度也就更加强硬起来。这就决定了麦莲的“修约”不可能取得成功。
“中国通”巴驾的修约活动
1856年，中美《望厦条约》将满12年，美国再次发起了“修约”活动。美国对这次“修约”是有充分准备的。
1855年秋，有名的“中国通”巴驾被任命为驻华公使，这是美国政府派驻中国的唯一能说、能读、能写中文的公使。巴驾在华活动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顾盛使华时曾任中文秘书，以后又多次担任副使，这次美国政府任命他为驻华公使，就是要利用他在华十几年与清政府打交道的经验，完成“修约”的任务。美国政府在给巴驾的训令中要他完成如下使命：美国外交代表进驻北京；无限制扩大贸易，允许美国商人在中国任何地方进行商业活动；取消对美国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等。巴驾深知英法的合作在“修约”中的重要性，所以在赴华前先到了伦敦和巴黎。在伦敦，他会晤了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勋爵，巴驾提出了英美法三国在对华“修约”问题上合作的建议，得到了克拉兰敦勋爵的赞同，并答应训令英国驻华公使包令与之合作。在巴黎，法国外长瓦尔斯基接见了他。巴驾向瓦尔斯基通报了美国在这次“修约”活动中的目的，并希望得到法国的支持。此时，法国不仅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是英国的同盟国，在远东也是英国的亲密伙伴，而且看到美国之所欲正是法国之所想，因而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巴驾的要求，并训令法国驻华公使“在开始从事一切谈判的尝试前能和巴驾博士取得共同的协议”（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页。）。
巴驾一到香港，马上同英使包令和法使顾随勾结在一起，共同讨论“修约”问题。1856年5月2日，巴驾向叶名琛提出照会，声言《望厦条约》已满12年，要求清政府派遣钦差大臣，授予全权，在北京修改条约。英法也分别于5月16日及6月4日向叶名琛发出照会， 支持美国的“修约”要求。咸丰帝在接到叶名琛关于三国联合“修约”的报告后下旨说：“各夷议定条约……原恐日久情形不一，不过稍有变通，其大段断无更改……。”（注：《筹办夷务始末》（一）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66页。）由于广东交涉没有结果，巴驾于7月1日离开香港， 扬言要在美国舰队的护送下到渤海湾与清政府谈判“修约”。并希望包令与顾随同去。当时英法感到和平“修约”无法达到目的，使准备诉诸武力，因此仅限于在外交上支持巴驾的“修约”活动。巴驾到达上海后，首先会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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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革职的上海道吴建彰和摄理上海道兰慰霞，重演威胁利诱的伎俩，他声称：“拯救满清政府的唯一途径，是放弃闭关政策……，到了今日，只有让叛乱的人们知道，英法美三国联合一致，同情并支持满清政府，这样叛军将会看到，他们是无力抵抗这一巨大力量的……如果大皇帝拒绝西方国家之友谊的表示，则将来的发展，是难以预料的。而且，如果太平王今后对外国公使建议签定条约，各国公使接受他的建议，大皇帝是不能埋怨我们的了（注：卿如辑《美国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60页。）。”但咸丰帝对巴驾疑虑很深， 严令两江总督怡良“暗中防范”。由于预定护送巴驾北上的美国舰队迟迟未到和上海的清政府官员竭力阻拦，不仅北上之行告吹，巴驾在上海四个多月的活动也毫无结果，只得于11月南返香港。至此，以美国为首的第三次“修约”活动又以失败告终。
显然，英法的消极态度是巴驾失败的重要原因。虽然英法在侵略中国问题上与美国同样迫切，但他们在等待更为有利的时机。并且，英法从上次“修约”失败中得到教训：“用孤单的行动而不伴以强大的军事压力，就没有希望从中国取得重要的让步”（注：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00页。）。1856年秋，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克里米亚战争以俄国的失败告终，英法得以在远东加强并完成军事部署。从此， 西方扩大侵华权益的方式由外交转入战争。 1856年10月，英法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父事件”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列威廉的“渔人外交”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竭力拉拢美国参战。英国驻华盛顿公使在致美国总统布坎南的信中，希望美国能给予法国已经给予的那种合作。然而，美国的反应十分消极，国务卿卡斯以宣战权不属于美国政府为由拒绝了英国的建议。美国之所以持这种态度，并非因为它与英法在利用“亚罗号事件”后的形势，扩大美国在华特权这一目的上有什么不同，其分歧仅仅在于采取什么最佳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
当时，美国在远东的实力远不如英国，甚至比不上法国，如果参加英法的军事行动，只能充当一个小伙伴的角色。但如果采取“中立”政策则可以居间调停，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美国采取了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完全相同的态度：一方面支持英法的侵略战争，一方面又宣布“中立”，并在“中立”的幌子下，加紧进行趁火打劫的外交活动。这一政策的确立决定了巴驾的被解职，美国另派列威廉为驻华特命全权公使。美国国务卿卡斯在给列威廉的训令中要求他通过和平合作帮助英国实现“修约”要求，并特别指示他与俄国公使保持友好关系。这样，美国又开始了以“渔人外交”为特色的第四次“修约”活动。
1857年10月，列威廉到达香港，马上与俄国公使普提雅廷勾结在一起，并数次照会叶名琛，要求就“修约”问题进行谈判，同时还表示可以就目前形势进行调停，但均遭到了叶名琛的拒绝。1857年12月底，英法联军再次对广州城发起进攻，次年1月，广州沦陷，叶名琛被俘。 英法占领广州后，英国公使额尔金和法国公使葛罗纠合列威廉和普提雅廷一起北上，2月份到达上海。列威廉故伎重演，于2月10日照会清内阁大学士：“本大臣愿望中国与西域各国竖立和好之基，酌定条约，如果合约竖立，中国四海后必无割削边疆之虞……惟能立新例，许外国商民沿海各港，使入内河，交相贸易，谅贵国必有中兴之日。”（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第280页。）随后， 列威廉提出要清政府派员到上海讨论“修约”事宜。英法俄亦提出类似的照会。而此时咸丰帝对事态的严重性认识不足，认为西方此举“显系虚声恫吓，欲以肆其无厌之求”（注：《筹办夷务始末》（一）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52页。）。 将四国的照会予以驳回，并要他们回广州与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商办。对此，英法公使极为不满，决定率军北犯白河口，列威廉随英法军队前往。4 月24日四国公使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派全权大臣到北京或天津谈判。英法限清政府6天内给予圆满答复，否则就攻占大沽炮台。 列威廉在照会中则声称愿意充当“调停人”。列威廉的照会，使清帝产生了一定的幻想。4月28日，咸丰帝加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口办理交涉。英法以谭廷襄不具有全权资格，拒绝原定的会谈。5月5日，列威廉与谭在大沽口会晤，但谭很快便发现，美国的意图实质上与英法是一致的。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谭廷襄指出：美国“论其迹，与英法迥异，诛其心与英法相同也”（注：《筹办夷务始末》（一）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62页。）。“现在英法阳示其恶，美俄阴济其奸， 强弱不同，其为贪得无厌均出一辙”（注：《筹办夷务始末》（一）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81页。）。 谭廷襄认为美国是想坐收渔人之利，因而没有答应列威廉的要求，谈判于是中断，列威廉坐视英法的进一步行动。5月20日，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并乘势进至天津，扬言要向北京进攻。清政府派桂良和花沙那为钦差大臣，前往天津议和。列威廉趁机表示愿为双方继续“调停”。6月7日，列威廉会见桂良和花沙纳，向他们宣读了一份详细阐述美国对华政策的长篇文件，大谈美国对中国的“友谊”，再一次强调“利益均沾”原则并对清政府进行威胁。迫于英法的武力威胁和美国的恫吓，清政府于1858年6月18 日签定了中美《天津条约》。这样，美国不费一兵一卒，获得了英法用战争手段追求到的各项特权。对此，美国历史学家泰勒·丹涅特曾嘲讽道：“美国特命全权公使奉派赴世界彼端，手提篮筐，站在树下，静等树上的伙伴将果实摇落，甚至还奉命当树上的两个人和果木园主发生纠纷时出面调解。”（注：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63页。）泰勒·丹涅特的这段描写， 是对美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立政策的鞭辟入里的剖析。
根据《天津条约》，条约签字一年内彼此在北京换约。1859年6 月20日，英国公使布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华若翰率联合舰队驶抵大沽口，直隶总督恒福亲赴北塘迎接并照会他们由北塘登陆进京，但英法公使坚持沿白河经天津进京换约，并要求大沽口的清军撤防。25日上午，英法联合舰队开始进攻大沽炮台，守卫炮台的清军奋起反击，给英法联军以沉重打击。在这次战斗中，美国海军不仅帮助英国运送援军，而且以“血浓于水”为口号直接参战。然而在名义上，美国公使华若翰仍是和平使节，因此得以率先进京完成换约手续。1860年8月， 英法联军自北塘入侵，攻陷大沽炮台，随后又占领天津和北京。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签定《北京条约》，除割地赔款外，还有增开天津为商埠，准许华工出口等内容。按最惠国待遇，美国亦同沾这些权力。
通过中美《天津条约》及附件的各项条款和从《北京条约》中分享的权利，美国在中国又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商业特权：第一，增避商埠。过去美国商人只能在东南沿海五口进行贸易，根据《天津条约》，又增开了牛庄、登州、台湾、汉口、九江、天津等11个商埠。美国获得了北起营口，南及海南岛，东起台湾，西至长江中游流域的通商权利。第二，沿海贸易。过去商品往来于五口之间，不准零星卸货。《天津条约》规定：“或有商船进口，止起一分货物者，按其所起一分货物输纳税。未起之货，均准其运往别口售卖。”（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6、92—93页。）这样，美国商船有了在沿海贸易的权利。第三，美国享有最惠关税待遇。《天津条约》规定：“大合众国人民在各港贸易者……所纳税饷惟照粘附在望厦所立条约例册，除是别国按条约有何更改，即应一体均同，因大合众国人所纳之税，必然照与中华至好之国一律办理。”（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6、92—93页。）第四，内地通商、旅游权利。过去美国人只允许在五个通商口岸活动，按照《天津条约》的规定，美国人可以“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经商”。除了在商务上取得上述权利外，美国还取得了公使进京，扩大领事裁判权，内地传教等政治、文化方面的特权，使中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化便加深重了。
19世纪50年代美国对华“修约”外交具如下特点：
第一，不以占有土地为最终目的，而重视扩大商业利益。与同期英、法、俄三国不同的是，美国在四次“修约”活动及强迫中国所订立的条约中，没有割让领土一项，却在通商章程中获得甚多。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国力不济和受其它列强的制约，另一方面是美国想得到更多的利益。它的目标不是占领中国的某一地区，而是不费一兵一卒地实现中国全境的门户开放，从而获得更多的利益。此外，美利坚民族是一个商业民族和海洋民族，他们往往从商业的角度去理解国家利益的发展和扩张，从建国之日起，他们就追求一种超越空间的扩张。19世纪50年代的对华“修约”外交，正是这种商业扩张的体现。
第二，在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充当配角。美国对华外交呈这一特点是有其特殊原因的。首先，美国平时只保持着规模不大的军事力量，国内市场又基本上能满足美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需要。而在50年代，美国国内围绕奴隶制问题的斗争日益尖锐，分散了全国的注意力。这就决定了50年代美国对华外交不是独自提出侵略要求而是搞利益均沾，不是搞单独行动而是联合“修约”。
（资料来源：《历史档案》2000年第4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82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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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中国法国-简析１９世纪５０年代美国对华“修约”外交；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389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