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界-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清代西北边疆的巡边制度和巡边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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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清代西北边疆的巡边制度和巡边路线

18世纪中期清朝政府在平定了准噶尔等部首领的叛乱，重新统一天山南北各地之后，当时中国西北地区的边界线，从《中俄布连斯奇界约》、《中俄色楞格界约》规定的中俄中段边界最西一个界牌沙宾达巴哈起，向西过阿勒坦河和哈屯河汇合处，转向西南，沿察拉斯河支流白河至额尔齐斯河中游的铿克尔图拉（今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与俄罗斯分界。从铿格尔图拉往西南，则与已是清朝藩属的哈萨克接壤。其分界线依次为额尔齐斯河支流察尔河发源处的喀尔满岭、流入斋桑湖的楚克里克河上游、从东北向西南流入巴尔喀什湖的爱古斯河。从巴尔喀什湖向西南，越吹河下游至塔拉斯河下游的和什池至阿克库尔淖尔、比库尔淖尔一带。由比库尔南绕天山山脉至帕米尔高原，又与藩属浩罕、拔达克山等部为邻。为了加强西北边疆的管理，清朝政府把额尔齐斯河以北、以东部分，划归唐努乌梁海和科布多，由乌里雅苏台定边左付将军及其所属的科布多参赞大臣统辖，额尔齐斯河以西、以南，中国古代历史上称为西域的广大地区，则名之曰西域新疆，划为一个相当于省级的特别行政区，任命一个名为“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的军政长官来管理。将军以下各级地方政府官员，则由满、汉、蒙古等族大臣和当地民族首领担任，统辖各部人民。同时，还驻兵设防，修城垣，兴屯田，开矿山，修道路，设驿站、军台、卡伦以改善交通，发展生产。西北边疆的农、牧、工、商各业迅速发展起来，与内地的联系也日益紧密。不论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防巩固说，都远远超过了以往各个朝代。而其实行的定期巡边制度和沿边一带设立用作巡边部队会哨标识的鄂博、石碣、木牌和一系列被称为卡伦的军事哨所等，对保卫边界的稳定和边疆的安全，尤有重要作用。
当时新疆的天山北路，地旷人稀，人民多以畜牧为业，绝少农业与城市。与南疆利用高山雪水灌溉，绕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形成一串串绿洲农田，每一片较大的绿洲都形成一个城市的情况大不相同，筑城、屯田、驻军尤显得必要。而其重点，当然是在新疆军事政治中心的伊犁地区。从1761年（乾隆26）开始，以惠远大城为中心，伊犁九城相继修建。而从伊犁向东，沿天山北侧，直至巴里坤一线，分布着八旗绿营军镇和府州县城十余座，向东南经哈密由驿站大路联系全国各地，向东北经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军台大路通往蒙古和首都北京。而在此线之北，作为伊犁将军辖区和乌里雅苏台定边左付将军辖区结合部，而又毗连俄罗斯和藩属哈萨克各帐的塔尔巴哈台地区，“如不筑城驻兵、设卡，巡查游牧，则西北两路，声势不能联属”[①a]，因而必须在此地筑城驻兵，屯田设防。几经筹备，1764年，参赞大臣绰勒多领兵从乌鲁木齐移驻塔尔巴哈台，修肇丰城于雅尔（今乌尔扎尔附近）。两年之后，又因雅尔冬日雪大，夏秋蚊蝇众多，屯田不便，东移二百余里，于楚呼楚修筑了绥靖城，作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的驻地。从塔尔巴哈台城向北折东，绕斋桑淖尔流域，于爱呼斯、古尔班察尔、喀拉玛岭、布空河至额尔齐斯河西岸的辉迈拉呼，安设卡伦[②a]，形成新疆北境第二道边防线。渡额尔齐斯河再向东，经和尼迈拉呼、昌吉斯台等卡伦，越阿尔泰山与索果克等卡伦相连。由索果克向东南有经科布多、乌里雅苏台通往首都北京的军台大道，由索里克向东沿设于唐努山南侧的一系列卡伦东至恰克图，为外蒙古喀尔喀各部境内北边第二道边防线。由塔尔巴哈台向东南，有军台可经喀喇乌苏至乌鲁木齐以至巴里坤、哈密通向内地，向西南沿卡伦线越阿拉套山、塔勒奇山可至伊犁。伊犁附近军台、卡伦的设置总数近百处之多。它们北依阿拉套、塔勒奇、博罗布尔噶苏诸山，西沿库陇奎山和伊犁河支流奎屯、布尔罕、察林诸河，南靠天山雪岭，形成层层围绕、纵横交错的体系。在此基础上的西北巡边活动，对清代西北边的安宁和边界的稳定，都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清朝在西北边疆的武装巡查活动，可以说从平安准噶尔部阿睦尔撒纳叛变活动后即已开始。当时巡边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肃清叛变的残余势力，阻其逃入哈萨克和俄罗斯之路，并驱逐和制止藩属哈萨克、布鲁特等部牧民越界潜入境内游牧，以维护边疆地区的安全。由于清朝政府对藩属哈萨克牧民越界游牧的政策和态度曾有变化，所以巡边的目的和任务也随之有所改变。与此有关，巡边的具体路线前后也有变化。在塔尔巴哈台、伊犁和科布多三个地区中，也有彼此不同的表现。所以下面分时期、分地区给以考察。
第一时期大致从1757年（乾隆22）到1767年（乾隆32）。在这一时期，清朝对藩属哈萨克牧民越界游牧采取的是明令禁止、武力驱逐政策。由于此时塔尔巴哈台地区尚无常川驻守的将军、大臣，雅尔肇丰城、楚忽楚绥靖城尚未兴建，所以巡边设防的军队主要是从伊犁地区北上，有时并由科布多西进以为配合。从伊犁北上巡边部队的进军路线，主要是从伊犁出发，由伊犁河北西行，越阿勒坦额默勒（今称阿尔滕埃麦利）山，折北绕库克乌苏河上游，再折东北过勒布什（今称列普西）到巴尔喀什湖东端，绕爱古斯河、楚克里克河（今科克佩克特河）、布空河（今译布康河）到斋桑湖北、额尔齐斯河左岸的辉迈拉呼。如，1760至1761年间，藩属哈萨克使者屡以“厄鲁特之地俱已闲旷”，哈萨克人众颇有在爱呼斯、勒布什、库克乌苏、阿勒坦额默勒、沙喇伯勒、塔尔巴哈台、特穆尔淖尔郭等地游牧者，“请求赏给”，并“加恩将来准哈萨克人等至伊犁游牧。”乾隆皇当即给予严厉驳斥，告以“国家以大兵平定之地，岂可任尔等侵据”，责令立即撤出，“守其旧界，不可逾越”[①b]。并传谕伊犁大臣阿桂等“以巡查边界为名，领兵四五百名，前往塔尔巴哈台等处，予以驱逐”[②b]。1761年，付都统伊柱领兵巡查布木察罕乌苏、勒布西、和博克赛里等处[③b]，阿桂也亲往塔尔巴哈台地区巡查，并建议在此地驻兵防守。还勘察了应该设置卡伦的处所，“拟自辉迈拉呼至爱古斯、招莫多，自阿勒坦额默勒至伊犁等十七处，立木为记。对伊犁河四处，垒石为记”[④b]。乾隆皇帝认为，“塔尔巴哈台虽终须驻兵，此时不必太速。”“即暂不驻兵，每年巡查一次，有越界者，照前驱逐”[⑤b]。1763年（乾隆28），伊犁将军明瑞与爱隆阿带领满洲、蒙古兵丁，再次巡边，驱逐哈萨克，并“将阿桂所定塔尔巴哈台驻兵设卡之处，详加勘验，”为在塔尔巴哈台筑城驻兵，设防屯田作准备[⑥b]。1765年（乾隆30）为了策应从乌鲁木齐前往塔尔巴哈台雅尔地区筑城屯驻的参赞大臣绰勒多等部军队，明瑞又遣参赞大臣爱隆阿“领兵自伊犁起程，过阿勒坦额默勒，驱逐越界游牧之哈萨克等”。对越境游牧于哈喇哲克得至勒卜什、毕什罕、招摩多等地的哈萨克牧民，均“严行驱逐，哈萨克等俱惊迁移。”在“尾随出境”后，折往雅尔与绰勒多等会合，“将前次标识之屯田筑城处所，逐一指给。”又按原议派兵安设了用以加强从雅尔经博罗塔拉与伊犁联系的额敏河沿、巴尔楚克（即巴尔鲁克）和沁达兰等卡伦[⑦b]。
另一条路线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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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犁北面的博罗塔拉地区，北越阿拉套山的库克托木岭，到巴柴和勒布什等地。勒布什亦作勒普西、勒卜西，为发源于阿拉套山北侧、向西北流入巴尔喀什湖的一条河流名称。巴柴一地则位于勒布什河的支流巴什罕河流域。1761年（乾隆27），“阿桂奏称，上年驱逐哈萨克兵回后，仍有潜来过冬者，因命伊勒图、丰讷亨等带兵三百名，由库克托木岭，将潜来巴柴、勒布什之哈萨克捕获三四人，收其马群，解送伊犁查讯。择其人尚明白者释放，令回传谕等语。所办甚为妥协”[①c]。所说捕获哈萨克三四人等事，也被记作“拿获和莽伯凯等五人，收其马二千余匹前来伊犁，将为首二人暂留候旨，其三人释回，令赍书晓示阿布赍等”[②c]。阿布赍实为哈萨克的汗。1760年领兵巡边驱逐哈萨克越境游牧的还有付都统伊柱、参将素尼勒图等，巡查的地点亦为巴柴、勒卜什和布木察罕乌苏等地，使附近哈萨克“俱已送缴迁移。”还因哈萨克牧民供认有头目在阿勒坦特卜什等地居住，派侍卫等勘察额米勒、斋尔、塔尔巴哈台等处[③c]。阿勒坦特卜什为库克托木岭以东阿拉套山东部的一个山岭，而斋尔、额米勒和塔尔巴哈台则在其以北而稍偏东。布木察罕乌苏又称博木察罕乌苏，为勒布什河的支流之一[④c]。所以其行军路线也有可能是从伊犁向北过博罗塔拉一路的。
从科布多西进的清军巡边路线，则为从科布多城西北的索果克卡伦，沿卡伦线向西，经昌吉斯台、和尼迈拉呼过额尔齐斯河入塔尔巴哈台境，再沿辉迈拉呼、布空河、爱呼斯到巴尔喀什湖一线。如1757年，清政府以厄鲁特策楞叛逃，谕令护送哈萨克使臣返回的和硕齐、唐喀禄带兵由额尔齐斯河至塔尔巴哈台、爱呼斯，察看贼来路，安设卡座，勤为了望。如有逃贼，即为剿杀，不可致令逃脱[①d]。1764年和1765年，成衮扎布也曾派兵至额尔齐斯河一带，驱逐越境游牧的哈萨克游民。
1766至1767年（乾隆31—32）间，在逐不胜逐的情况下，乾隆皇帝改变了对越境游牧的哈萨克牧民的政策。先是对少数“恳请内附”的哈萨克人户，予以收留，择地安插，“酌派官员弹压”，“委员管理”[②d]。继因越界游牧的哈萨克竟有“因雪避入卡内游牧”的事件发生，乾隆皇帝传谕伊犁将军阿桂“即速前往雅尔酌办”，随后就批准了阿桂等遵照乾隆意旨议定的章程：“秋冬落雪后请将塔尔巴哈台卡座稍为内徙，暂令哈萨克驻牧。每牲百取一，交卡上官员收取，以充贡赋，春季仍行遣回”[③d]。于是，塔尔巴哈台北部和科布多西部原来分布于斋桑湖以北、以西，沿额尔齐斯河支流楚克里克河、布空河、纳林河之线的清朝卡伦，秋后就被南移数十至百余公里，移到斋桑湖以南以东，塔尔巴哈台山和喀喇额尔齐斯河、玛尔哈斯淖尔（今马尔卡科湖）之线，变为按季节而定期迁移的两类卡伦，即夏季卡伦和冬季卡伦。原来的一条卡伦线也变成夏季卡伦线在外，邻近边界，冬季卡伦线在内，与边界相距甚远的两条卡伦线了[④d]。从此，塔尔巴哈台北部的巡边进入了另一个即第二个阶段，巡查边界与巡查卡伦成为一事，而收缴哈萨克的贡赋就成为巡边、巡卡的另一项重要任务。
由于这时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已经设立，其驻地也已由雅尔迁至楚呼楚，即后来的塔尔巴哈台城，简称塔城。所以塔尔巴哈台地区北部的巡边路线也被分为两条，即按不同季节分别进行的两条：一条从塔尔巴哈台城向北，是夏季巡边巡卡之路，一条从塔尔巴哈台城向东北，是秋后巡查之路。而收取赋税的地点则开始在特穆尔淖尔霍（亦作济穆尔色克、济莫尔色克、特穆尔绰尔霍）、科尔沁、海留图第处。稍后就因科尔沁和海留图位于斋桑淖尔之北，为科布多参赞大臣辖境，而把在这里收取哈萨克赋税的任务转交给由科布多西来的巡边巡卡部队承担了[①e]。塔尔巴哈台西部边疆地区的巡查路线，则为由塔尔巴哈台城向西，经雅尔、招莫多、爱呼斯至勒布什与从伊犁前来巡边的部队会哨。在爱呼斯、勒布什等地“立有鄂博”，勒布什并“建有石碣”[②e]。巡边部队即在勒布什、巴柴和阿拉克图古勒淖尔以南的金吉里克收取哈萨克牧民的赋税，由巴尔鲁克、巴克图等卡伦而回，绕阿拉克图古勒淖尔一周[③e]。塔尔巴哈台地区这种每年按季向西北巡边、向东北巡卡以代巡边，收取赋税租马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前夕，始因沙俄侵略军的阻挠而被迫停止。
伊犁地区的巡边工作，也从1758年开始。当年定边将军兆惠和付将军富德等，分别从伊犁向西，过察林河，越善塔斯，巡查了特穆尔图淖尔、楚河、塔拉斯、沙喇伯勒、巴尔珲岭、造哈岭以至纳林河等处[④e]。1761年，“阿桂等议设伊犁卡伦，因特穆尔图淖尔以西地处极边，一时未能拨兵屯种，奏明将吹、塔拉斯等处暂作为闲旷之地，每年派兵巡查一次”[①f]。因又有丰讷亨巡查吹、沙拉伯勒之举。1763年，因越界游牧于楚穆淖尔之哈萨克前往南疆乌什贸易，清廷又令明瑞派员往查吹、塔拉斯、特穆尔图淖尔等处，并查询楚穆淖尔究在何处。伊犁办事付都统伊勒图前往特穆尔图淖尔等处巡查之后，奏称“楚穆淖尔系一泉水之名，其地与吹相近，皆在伊犁以西边境。因为海子那边水草平常，每届秋深水涸或冰结冰桥后，常有哈萨克、布鲁特偷进吹、塔拉斯一带游牧，必须分两路巡查，方为周妥。即于是年冬，伊勒图与领队大臣伍岱分路前往，各将潜住吹、塔拉斯等处之布鲁特、哈萨克”，“逐出边境之外。并谕以敢再偷越，定行拿至伊犁，从重治罪。遂在塔拉斯建立石碣，在塔什霍尔欢悬挂木牌，上书蒙古字记，均经奏明有案”[②f]。1764年，伊犁将军明瑞在筹办明年前往雅尔筑城事宜时，又奏称“伊犁西南沙喇擘勒、吹、塔拉斯、特穆尔图淖尔等处，今年七月间有潜住哈萨克等。因办理挈眷官兵，无暇前往”，建议“西边一带或每年巡查一次，或大事惩创，务令绝迹。臣等再行相机办理”[③f]。
至于伊犁地区巡边所经过的路线，则有从伊犁向西北向西南两途。从伊犁向西北巡查哈萨克游牧地区的路线，前已说明，在1767年以前，系自伊犁河北向西，经阿勒坦额默勒、库克乌苏河上游折东北，绕向勒布什、招摩多、爱呼斯，至直斋桑湖以北，额尔齐斯河岸的辉迈拉呼一线。1767年以后，由于对越界游牧哈萨克的政策有了改变，又有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驻守塔尔巴哈台城，故勒布什以北的巡边任务改归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所辖军队负责。而在勒布什以南，因伊犁周围驻军设卡的防御体系已大致完成。所以巡边路线可能改为由伊犁向西北，出博罗呼济尔卡伦，库克乌苏河上游的哈喇塔拉，折东北去勒布什，与塔尔巴哈台西出的巡边部队会哨。清朝在勒布什和哈喇塔拉均“立有鄂博”，在勒布什还“建有石碣”，作为巡边会哨的标志。直到19世纪60年代中俄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前，清朝沿此线巡边的活动一直在继续[①g]。
从伊犁向西南巡查布鲁特、哈萨克部落游牧地区的路线，由1763年开始，又接受伊犁办事付都统伊勒图的奏请，出伊犁西南卡伦后，分南北两路进行。“南路自特穆尔图诺尔之南，由巴尔珲岭至塔拉斯、吹地方，北路沿伊犁河由古尔班阿里玛图至沙喇伯勒地方”，周遍巡查，绕穆尔图淖尔一周，一直到淖尔西南的纳林河、阿特巴什河一带[②g]。此外，每年从伊犁前往南疆喀什噶尔等地换防的部队，均过纳林桥南去，被换回的部队，也由此路返回。只是这种情况到1798年（嘉庆三年）又发生了变化。可能是由于当时中原地区爆发了波及陕西、四川、湖北、河南、甘肃五省的白莲教农民大起义，清廷调兵遣将，前往镇压，边防军力有所缩减。伊犁西南地区的巡边任务，改由每年从伊犁前往喀什噶尔等地换防的军队兼顾。换防军队来回的路线，虽仍能绕特穆尔图淖尔一周，并及吹河、纳林河等地。但更在西北的塔拉斯、沙拉伯勒一带，就无法兼顾，不得前往了[③g]。伊犁前往喀什噶尔等地换防兵巡查特穆尔图淖尔和纳林桥的巡边活动一直在继续。
至于乌里雅苏台定边左付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辖境的巡边事宜，则其西部与新疆相接的额尔齐斯河一带，北部与俄罗斯分界的汗哈屯（即汗山和哈屯河）地区，又各有不同的情况。
科布多西边的巡查，与塔尔巴哈台北部的情况大体相同。当塔尔巴哈台尚未驻兵筑城，巡边的任务主要为阻截追捕准噶尔逃人和武力驱逐哈萨克越境牧民时期，巡边的路线大致是从科布多向西，越阿尔泰山，循分布于唐努山、赛留格木山南、奎屯山北的卡伦线，渡额尔齐斯河直至辉迈拉呼、喀拉玛岭以至爱呼斯、巴尔喀什湖一带。1767年清朝对藩属哈萨克牧民越境游牧的政策改变之后，巡边收税任务改为每年按季分别沿冬季卡伦和夏季卡伦线进行，在额尔齐斯河上的和尼迈拉呼、辉迈拉呼，喀喇额尔齐斯河上的玛尼图噶图勒干等卡伦，与塔尔巴哈台的巡边、巡卡部队会哨。并在斋桑湖以北的海留图、科尔沁一带查收哈萨克牧民的赋税[①h]。至道光年间，关于在这一带巡查的官员和兵力，又有所调整和加强。光绪末年伊犁将军长庚在奏折中曾说：
查旧章，每年夏季，塔尔巴哈台于斋桑淖尔西北置辉迈喇呼卡伦于额尔齐斯河西，科布多置霍尼迈喇呼卡伦于额尔齐斯河东；冬季科布多于斋桑淖尔东南置玛呢图噶图勒干卡伦于额尔齐斯河北岸，塔尔巴哈台置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于额尔齐斯河南岸，交守望焉。《理藩院则例》：不准哈萨克潜入乌梁海游牧地方，并责成卡伦官员，不时严查。定例本属綦严。道光十八年（1838）有哈萨克伊札噶土等率众潜入乌梁海部侵占草场，扰害土尔扈特。奉旨派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车林多济尔带兵驱逐出境。经乌里雅苏台将军保昌等奏请，移库伦邦办大臣驻科布多为科布多邦办大臣。并经奏定，每岁春秋二季，科布多参赞、邦办大臣前往霍尼迈喇忽及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会同塔尔巴哈台查卡伦大臣，巡查哈萨克二次。嗣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复经奏准，每年添派乌梁海散秩大臣一员，自游牧内搜查至玛尼图噶图勒干，与各委员会哨一次。参赞大臣等隔年轮查，以纾蒙古兵力[①i]。
直至《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后的19世纪60年代末期，清朝的军队仍然驻守在这一地区，并继续执行其巡卡、巡边任务[②i]。
关于科布多北部汗哈屯地区阿勒坦淖尔乌梁海游牧的巡查，也在清朝平定准噶尔之后就已开始，而其巡查的目的，则为防止境外俄罗斯属乌梁海越境游牧、狩猎、居住。《乌里雅苏台志略》的《查阅》门说：“哈屯河，在西北，距三千里，毗连乌梁海、俄罗斯、哈萨克等处交界。每年派札萨克一员，会同各处官兵查阅一次。”《年例折奏》门并说：“哈屯河，委札萨克查阅，秋季具奏”[③i]。《科布多政务总册》也说：“卡伦外俄罗斯交界罕哈屯地方，由乌里雅苏台奏准，每年委派杜尔伯特协理台吉一员，兵八十名，阿勒泰淖尔乌梁海章京一员，兵十名，于五月间至哈克淖尔，会同喀尔喀札萨克一员，兵二十名，搜查一次”[④i]。《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前的1863年（同治二年），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麟兴、车林敦多布的奏折说的更详细：“窃查科布多所属阿勒坦淖尔乌梁海游牧与俄罗斯毗连，每年夏季由喀尔喀图什叶图汗（即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赛音诺颜汗（即三音诺颜汗）三部落公札萨克内，择其明白干练者，轮流拣派一员，督率喀尔喀、杜尔伯特、唐努乌梁海弁兵前往巡查等因，历经遵办在案”[⑤i]。这项巡边活动到底是从哪年开始的，尚难肯定。但不会晚于1761年（乾隆26年）太久。因为1761年，讹传俄罗斯派兵侵入阿勒坦淖尔乌梁海游牧，在阿勒坦淖尔等地私设“标记”。乾隆皇帝虽然估计“彼处并无大事，俄罗斯人等因数年来知大兵剿平准噶尔，平定回部，收服哈萨克、布鲁特等各部落，甚为惶恐。故佯遣人巡查阿勒坦淖尔乌梁海等处地方，明系试探内地消息”。“不必为此事纷纷预备。”但同时又认为，“若任伊等侵占疆界，亦殊不可。然此事今岁不必办理，来年令阿桂酌派付都统一员，带兵数百名至额尔齐斯地方。京中派一二大臣，会同车布登札布、车木楚克札布，拣派札哈沁、杜尔伯特兵一千名，度阿尔台前往额尔齐斯地方。两路会哨；巡查阿勒坦淖尔等处。果有设立标记，即行拆毁。如有屯驻人等，即行驱逐”[①j]。不久就发现“俄罗斯驻兵立示”等事，纯属谣传，并无其事。因下令“札哈沁、杜尔伯特兵丁，着不必派遣”。原定1761年两路巡边之事，亦未举行[②j]。隔了一年，即1763年（乾隆28年）又收到关于俄罗斯人等在汗山西麓，哈屯河上游卫满河（亦作鄂依满河）、库克乌苏河和察拉斯河支流色毕河一带“造屋树栅”的报告。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衮札布在报告中并说：“库克乌苏系毕勒卓辉旧游牧，色毕系呼图克旧游牧，俱系准噶地方。俄罗斯虽已造屋树栅，并未有人居住。”乾隆皇帝批示：“准噶尔地方此时均已归附，与俄罗斯无涉，伊等岂可擅自建屋树栅。观此，足见俄罗斯渐有侵占地方之意。着传谕成衮札布、车凌乌巴什等，派厄鲁特兵一百名，察达克等派乌梁海兵一百名，令付都统杜拉车阿带领莫尼札布、察达克二人前往库克乌苏、色毕地方，将俄罗斯木栅、屋宇，尽行折毁”[③j]。到1771年（乾隆36年）“又谕：据集福奏：汗哈屯等处，有俄罗斯之乌梁海潜来耕种，恐易滋事。请将三年稽查一次之处，改为每年稽查一次等语。所奏甚是，即照所请，交成衮札布每年妥派干员，带兵百名，搜查一次。如有偷住、耕种之俄罗斯乌梁海，即行斥逐”[④j]。可见在汗哈屯地区所行三年巡边一次的事，早成定制，实行已久。而每年稽查巡边一次的制度，从此也历年执行不替，如1779年（乾隆44年），喀尔喀札萨克衮占即曾领兵，“赴汗哈屯、察罕乌苏巡边”[①k]。1791年（乾隆56年），“汗山察罕乌苏以内，有俄罗斯所属乌梁海二百余户在彼游牧。”清政府原已决定“俟本年青草发时，遣佛桂、三丕勒多尔济等带兵往逐”[②k]。但因又发生了喇嘛萨迈林为俄传书勾引土尔扈特叛逃的谣传，乾隆皇帝令御前大保宁“传谕恒瑞、伍弥乌逊，本年仍作为不知，照从前每年稽查之例，仍派札萨克一员，依历年查到地方前往一次，大概稽查。……俟明年应办之时，再请旨酌办”[③k]。也就是说，当年虽仍然照例巡边，但暂不驱逐这二百户越界游牧的俄属乌梁海人。明年三月，恒瑞等又奏：“察罕乌苏地方，向有乌梁海等在彼游牧，请遣兵清查，即将该地赏给伊等，不收租赋”等语。乾隆皇帝不以为然，谕军机大臣等说：“察罕乌苏地方窎远，乌梁海在彼游牧，相沿已久。今忽为市恩之举，纷纷派扰，成何事体。恒瑞等着严行申饬。并令嗣后只照例巡查，勿得越哈屯河滋扰”[④k]。是否另行驱逐，不见记载。
关于前往汗哈屯地区巡边所经路线，前引《科布多政务总册》曾说各部队会合及出发的地点是哈克淖尔。哈克淖尔位于科布多城西北，沿唐努山和赛留格木岭南侧、奎屯山北侧东西排列的卡伦线附近，并设有一个以哈克淖尔为名的卡伦。越赛留格木岭而北，适为哈屯河上源东支流达尔钦图河（今称楚雅河）的发源处。而达尔钦图河的一条左侧支流也叫察罕乌苏河（今称查干乌宗河）。哈屯河上源的其他两条支流分别为西源库克乌苏（今译阔克萨河）和南源阿尔胡特河（今译阿尔古特河）。库克乌苏河有一条南来的支流鄂依满河，或称卫满河（今被视为哈屯河的正源）。阿尔胡特河有一条西侧支流也叫库克乌苏（今译科克苏）。达尔钦图河、阿尔胡特河、库克乌苏河三河相会，始称哈屯河。当时清朝军队前往汗哈屯地区巡边的路线，大致即由哈克淖尔向西北，沿达尔钦图河，过察罕乌苏，去哈屯河和哈屯河西北的汗山以及汗山以西的察拉斯河、色毕河等地，如果前述衮占传中所说的察罕乌苏是指达尔钦图河支流察罕乌苏的话。也可能由哈克淖尔向西，越赛留格木岭，沿阿尔胡特河向西北，过库克乌苏到哈屯河和汗山一带。因为在以后的同治二、三年间（1863、1864）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麟兴等曾奏报两次派往汗哈屯地区巡边的札萨克布音济尔噶勒、邦札巴尔巴布等都只到达库克乌苏一带地方，就在沙俄的阻挠下，被迫返回。第一次向导兵齐德克禀告说：“自道光十九年充当向导兵以来，每年跟随巡查哈屯河一次，并未到过哈屯河，实不识路径，俱系至库克乌苏鄂博，将上届所埋对牌换出携回交差。”“该处老年人亦云：虽闻去此二三站有哈屯河地方，并不识路径。”第二次还是同一个向导兵齐德克又说：“彼处原堆鄂博迹地被人拆毁。”巡边部队又前进一日，抵察罕布拉克河岸，过河约有六十余里，抵哈屯河，见有哈萨克数家。“途次有俄国兵队拦阻道路”[①l]。这里所说的库克乌苏，显然当指阿尔胡特河西侧支流，而不是作为哈屯河西源那个库克乌苏。
清代在西北边疆实行的定期巡边制度和为巡边而建立的鄂博、石碣、木牌以及卡伦等等，体现了清朝政府对西北边疆广大地区的管辖，对保证边防安全、边界稳定、边疆安宁，当地各族人民得以在和平安宁条件下生活、生产、建设边疆、保卫边疆都起了积极的作用。而清朝巡边活动由驱逐越境游牧的藩属哈萨克牧民于国界之外，改为允许其缴纳赋税即予安插，甚至冬季内徙卡伦以使其避雪，遂使塔尔巴哈台和科布多之间的部分卡伦有了冬季卡伦和夏季卡伦之分。从其始设的时间来说，本来是冬季卡伦的出现在后；从其设置的地点来说，又是冬季卡伦从原设卡伦处所内徙数十以至百余公里安设的。这个事实，就是对沙俄侵略者侵华谬论的无情批判。因为，以巴布科夫为代表的沙俄侵略者不顾事实，信口胡说，把清代塔尔巴哈台一带的卡伦硬分成边界卡伦（又称常设卡伦）和移动卡伦（又称可撤卡伦或前列卡伦）两种，还说什么前列卡伦“突出于常设卡伦之外”，“并割占了签订《北京条约》时原在俄国势力范围的土地”[①m]。真是“天方夜谈”！
但是，清朝在西北地区实行的巡边政策也存在着一些相当严重的缺点和问题。
首先，当时实行的巡边，并不是严格的循边界线巡查，多数巡边路线都与附近的边界线、分界点存在相当远的距离。而为巡边所建立的标志，如鄂博、石碣、木牌以及军事哨所卡伦等等，也多不在边界线、分界点上，有的甚至离边界线很远。所以，当时的巡边只能说是巡查边疆地区，并不能说是巡查边界。当时也把有些地区的巡边称为“巡查游牧”，即巡查边疆的游牧地区、游牧人民。因为当时西北边疆地区居住的都是游牧民族部落。这与近代确切意义上的巡边，即严格按照边界线行进，逐一巡查边界上各个主要分界点的分界标志的那种巡边，是大不相同的。再加就是这样的巡边，也仅仅是一年进行一、二次。如果说它在保持边疆地区的和平、安定还能起相当作用的话，对保护边界不受侵犯的作用就比较有限了。
第二，在藩属哈萨克牧民缴纳税赋的条件下，清政府准许他们进入国界，在卡伦之外游牧，应当说这些哈萨克已经是清朝的臣民。但是，他们与境外部落首领的联系，并没有完全断绝。于是就出现了这些哈萨克牧民因气候、草场及其他原因而不时出入清朝国境内外的情况。清朝在地旷人稀的边界线上既没有常川驻守的军队，巡边部队又多数巡查不到边界线上，不予管理，而只满足于完成收取贡赋的任务。积时既久，不论在藩属哈萨克首领、越境游牧缴纳赋税的哈萨克牧民以至清朝部分官员的心目中，边界的观念都逐渐淡薄了，模糊了。而作为清朝藩属的哈萨克，同时又臣服于沙俄。这就给处心积虑，日肆侵略扩张的沙俄以妄图抹杀清朝与其藩属哈萨克之间的藩属关系、抹杀哈萨克与中国清朝之间的边界划分，加紧侵略哈萨克并进而侵略中国西北边疆以可乘之机。例如，1825年（道光5年），清朝巡边部队发现俄罗斯在哈喇塔拉所建土房十间，据称“六七月间有俄罗斯属下头人布尔昆德克带兵三百名来此建盖，因闻天朝查边官兵出卡，旋去无踪。冬季仍来办料，明岁筑城种地，为屯兵之所”。还扬言“哈萨克本其旧属，今来收取租赋，择哈喇塔拉水草好处筑城种地，就近管牧”[①n]。清朝理藩院致书俄国萨纳忒衙门质问，回书却诡称“查哈萨克部落人数众多，应归何国统属，从前立定条约并未议及。后哈萨克等因结仇争斗、往返贸易，前来我国求兵相助。我国王伊疋叶喇托尔因其出于至诚，允其所请，晓谕驻札西比尔地方大臣，嗣后哈萨克等如再有所求，即酌量办理。……上年哈萨克复又遣人前来求兵资助，是以本国驻该处大臣曾经遵谕派兵前赴该处。后因应办事件完毕，旋即撤回。至该兵丁等有无在哈萨克界内建盖房间，并未呈明国王。即兵丁等建盖土房数间，自系因当时暂避风雨起见，谅不日亦必坍塌。现已札知该驻边大臣，令其详细察看，俟咨复到日，如有可疑之处，即行停止”[②n]。用所谓俄兵如曾建房，也在哈萨克界内；俄兵前往，系应哈萨克请求；而哈萨克的归属问题，中俄条约中并无规定等等，把哈喇塔拉本在中国清朝的界内，在当时游牧的本是清朝的哈萨克牧民，清朝与臣服于清朝的藩属哈萨克的分界线远在数百公里以外的巴勒喀什湖和爱古斯河一带，俄兵至此是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略行为等事实，都全部抹杀、推脱一空了。这个事件，虽然以俄罗斯军队越界建盖土房“坍塌过半”的“残存基址”被次年巡边的清军“概行拆去”而告终[①o]，但二十多年后的1829年（道光29年），又发生了俄国在库克鄂罗木河（库克乌苏河上游）阻挠前往哈喇塔拉等地巡边的清朝军队，以及在廓帕勒（今译科帕勒、科帕尔）筑塞屯兵的事件。沙俄萨纳忒衙门在致清朝理藩院的文书中，一方面把清朝军队的例行巡边歪曲为只是访查被哈萨克所窃马匹，诡称“该处之哈萨克本系俄罗斯所属，该处俄罗斯官员必遵依贵国所言，将失马之事查究。”“如此项马匹查获后，即送交贵处附近守边官员查收”。另一方面又硬说“该哈萨克地方设立营寨一节，前次咨行文内已经言明，哈萨克地方因系敝国所属，故将伊等抚驭。”“该哈萨克再三恳求敝国在彼处设立营寨，派出兵卫，驻扎彼地，保护伊等，以备强暴。故敝国照依所请，于廓帕勒河地方设立营寨。”“本国办理此案事，并不侵占扰害不合义理，又系本国该管地方应办之事，既无与贵国不和之处，不无利益”[②o]。口径与前次咨复相似，而行动则极为强横。清朝政府的态度却竟与前次相反。不仅此次巡边之行被迫中止，1850年亦“未再往查”，不了了之，而把注意力转向中俄关于伊犁、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等地通商问题的谈判了。
第三，为了使入境游牧交纳赋税的哈萨克牧民躲避冬日大雪，得到条件比较好的冬季牧场，清朝政府在秋后把塔尔巴哈台和科布多地区的部分卡伦内移。这就使位于国界之内，作为第二道防线的卡伦距边界线越来越远，使这些地区的巡查边界、巡查边疆变成巡查卡伦。积时既久，又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形成边（界）与卡（伦）不分，误把卡伦线看作边界线。沙俄侵略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别有用心地硬把清代西北边疆的卡伦说成是边界标志。这方面的例证如：1814年沙俄曾派兵到哈达苏卡伦外向哈萨克头目罕巴尔索讨人口，而清政府却认为“既在卡伦之外，即与中国无涉，”“疆外之事，不须过问”[①p]。咸丰年间订立《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时，沙俄代表又别有用心地迎合清朝统治者推御责任的心理，订立“俄罗斯商人，在中国伊犁博罗霍吉尔卡伦外、塔尔巴哈台乌占卡伦外行走，倘有夷匪抢夺等事，中国概不经管之条”[②p]。中国人民在塔尔巴哈台莫多巴尔鲁克卡伦外雅尔噶图开采金矿”沙俄西伯利亚官员竟然行文伊犁，说是进入了他们的边界，是他们属下哈萨克的地方，要求“务将该人等由该处急速撤回”[③p]。及到1860年就借助于英法联军的洋枪大炮，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把中国西北的所谓常驻卡伦作为中俄划界的标志之一了。
分析清朝政府在西北边疆所以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恐怕与当时西北地广人稀，又多沙漠旷野，境外分布的又多是文化、经济比较落后的藩属哈萨克、布鲁特、浩罕、巴达克山等游牧部落有关。它们对国力强盛、疆域辽阔，以天朝皇帝、万国共主自居的乾隆皇帝，并不会构成威胁。即以北部科布多与俄罗斯接壤的那一部分边界而论，边界以外居住的多是俄属或两属的以游牧狩猎为生的乌梁海人，与边界以内的乌梁海人同属一个民族。而清朝政府对当时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为掠夺财富而肆意向外扩张的俄罗斯，虽知其地广兵强，与哈萨克等不同，却基本上仍是以唯利是图、不知仁义的远夷对待的。当乾隆时期，清朝国力正盛，这些政策的缺点和问题还不明显。嘉庆以后，清朝国力日衰，它们的不良后果就逐渐暴露出来，以致对中国西北的边防造成严重后果，给当地人民带来严重灾难。这当是18世纪中叶的清朝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所始料不及的了。
注释：
①a　《清高宗实录》第701卷，第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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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页。
②a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第55卷，第11页。
①b　《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第9卷，第10页；《清高宗实录》第628卷，第18页；第613卷，第13页。
②b　《清高宗实录》第613卷，第17—19页；《平定准噶尔方略》第3卷，第11页。
③b　《清高宗实录》第630卷，第17—18页。
④b　《清高宗实录》第663卷，第5页。
⑤b　《清高宗实录》第644卷，第7—8页。
⑥b　《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第22卷，第17页。
⑦b　《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第28卷，第30页；第30卷，第1页。
①c　《清高宗实录》第665卷，第3页。
②c　《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第1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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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页；《阿文成公年谱》第2卷，第18—19页。
③c　《阿文成公年谱》第2卷，第4页。
④c　徐松《西域水道记》第四卷，第43页。
①d　《平定准噶尔方略》第68卷，第35页；《清高宗实录》第581卷，第9—10页。
②d　《清高宗实录》第759卷，第5页。
③d　《清高宗实录》第780卷，第34—35页。
④d　沙俄侵略分子巴布科夫在《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中胡说清代的冬季卡伦为国界卡伦、常设卡伦，而夏季卡伦为移设卡伦、前列卡伦，突出于国界线之外。如非无知，就是别有用心，故意歪曲。参考中译本第170—172页。
①e　《塔尔巴哈台事宜》第2卷，第1页；《西域水道记》第5卷，第23—26页；《新疆识略》第2卷，第51页。
②e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第二册，第15页；《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卷，第35—41页。
③e　《塔尔巴哈台事宜》第2卷，第1页；嘉庆《大清会典》第526卷，第8页；《西域水道记》第5卷，第14页。
④e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第59卷，第13—14页；《清高宗实录》第563卷，第9页；第566卷，第14—15页；第567卷，第13—14页；第568卷，第3页。
①f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第四册，第18—19页。
②f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第四册，第18—19页；《清高宗实录》第896卷，第4—5页。
③f　《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第27卷，第3页；《清高宗实录》第721卷，第2—3页。
①g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8卷，第3—6页；《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第2册，第15页。
②g　《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第23卷，第1页；《清高宗实录》第696卷，第4—5页。
③g　《西域水道记》第5卷，第7—8页；松筠《伊犁总统事略》第6卷，第5—6页；《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第二册，第19—20页。
①h　《塔尔巴哈台事宜》第2卷，第1页；《西域水道记》第5卷，第23页；第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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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①i　《长少白将军筹拟阿勒台防守事宜折》，北京大学图书馆抄本。
②i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61卷，第20—21页。
③i　《中华文史丛书》第三辑，台湾华文书店出版。
④i　《科布多政务总册》第11页《事宜》。
⑤i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9卷，第37—42页。
①j　《清高宗实录》第617卷，第16—18页。
②j　《清高宗实录》第618卷，第2页。
③j　《清高宗实录》第692卷，第1—2页。
④j　《清高宗实录》第888卷，第32页。
①k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首之76，第10页《札萨克辅国公衮占列传》。
②k　《清高宗实录》第1372卷，第23页。这里所说的察罕乌苏，当即中俄国界上的白河，与色毕河相近，同为察拉斯河的支流，俱发源于汗山西北。因为察罕蒙语白的意思，乌苏蒙语水的意思。
③k　《清高宗实录》第1375卷，第4页。
④k　《清高宗实录》第1399卷，第2页。
①l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9卷，第37—42页；第27卷，第38页；《长少白将军筹拟阿勒台山防守事宜折》。
①m　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中译本，第170—172页。
①n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第二册，第9—10页。
②n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第二册，第20页。
①o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第二册，第23页。
②o　《清代中俄外交史料选编》，第三编，上册，第8—13页。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①p　《清仁宗实录》第270卷，第2—4页；第20—21页。
②p　《清代中俄外交史料选编》，第三编，上册，第15—16页。
③p　《清代中俄外交史料选编》，第三编，上册，第174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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