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容闳与近代中国早期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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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改良主义者容闳，对于中国早期的对外关系发展曾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容闳在中国外交事业上的贡献主要是他为开创中国对美外交关系所做的努力，以及他出使美国期间从事的一系列外交活动。中美外交关系的建立始于１８４４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这项条约签订后，美国政府当即在中国建立使馆并派驻了外交使节。所以从外交意义上来说，这项条约的订立就标志着中美两国建立了所谓的条约外交关系。然而，这种条约外交关系开始的时候只是一种单边关系。虽然美国政府１８４５年就在中国建立了使馆，并派壁耳（J.Biddle）来华担任首任驻华外交专使，但清政府在条约签订后的近三十年中，于中美外交往来，除卸任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于１８６８年率清朝使团访美外，一直是来而无往，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地位。这种局面直到１８７２年才被容闳倡议和领导的中国赴美教育使团所完全打破，成为中美外交关系走向双边对等的开端。此外，容闳作为中国教育使团的留美学生监督，还以中国外交官员的身份在美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这些活动不仅使美国政府和人民第一次有机会通过中国的外交使团来了解有关中国的各方面情况，而且体现了中国官员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国际事务的能力，因而在中国对外关系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容闳热衷于外交事业的最初起因主要是为了发展洋务运动；他在外交事业上的成功则和他所受过的系统的西方教育密切相关。容闳自幼家贫，无钱上私塾读书。１８４１年，他被马礼逊学堂（Morrison School）收留成为住读生。马礼逊学堂原是广州的外国商人组织的马礼逊教育会于１８３９年在澳门开办的第一所西式学校。容闳在这里受了六年教育后，又随其师布朗（Samuel R.Brown）赴美学习。在布朗的帮助下，他在美国读完了中学。１８５１年，容闳进入耶鲁大学学习，成为中国第一个留学美国的文科学生。１８５４年，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于次年回到中国。回国之初，他曾前往当时建都南京的太平天国，希望在那里实现他改造中国的计划，并提出了六点改革方案。但他的改革方案没有得到太平天国的采纳，于是他又改投在曾国藩门下，致力于推行洋务运动。他积极帮助洋务派发展中国的工矿企业，为建立江南制造局，他曾受曾国藩之托前往美国采购机器设备。为了培养洋务运动急需的具有西方文化和科技知识的人才，他更是大力宣传发展教育事业。１８６７年以后，他多次向曾国藩提出过选派学童前往美国读书的计划。建议“挑选一百二十名１０到１５岁的学生到美国的学校学习１５年，以此来改革中国的社会”。（１）容闳的建议很快就引起了洋务派的重视，并成为清政府派遣教育使团赴美的重要原因。
容闳的建议最终导致了清政府于１８７２年派遣赴美这一结果也得力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外形式的发展。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后，恭亲王奕诉、曾国藩、李鸿章等重臣开始认识到必须学习西方国家的“长技”，才能挽救清朝政府的命运。因而极力倡导学习西方技术和引进机器生产的“富强”运动，并先后开办了制造局、船政局以及其它近代工矿交通企业。为此，洋务派急需培养大批具有专业技术的人才来引进和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在国外，尤其是在美国以及古巴、秘鲁等拉丁美洲国家，华人移民的人数不断增加。大批华工在美洲遭到非人的待遇，急需清政府为他们提供外交保护。另外，清政府六十年代委派蒲安臣等西方外交官所开展的对外交往实践也激发了总理衙门向欧美派常驻外交官员的愿望。
在容闳的极力倡导下，曾国藩和李鸿章于１８７０年１０月联名上奏朝廷，提出了一个每年选派三十名１２岁到１６岁的学生去美国留学的四年计划。根据这项计划，这些学生将在美国学习１５年。“他们的课程将主要集中在军事、航海、数学和机械等学科上。”（２）为了实施这项计划，清政府决定组织一个教育使团，任命刑部主事陈兰彬为选带学生出洋委员主事，容闳为留美学生监管。与此同时，还首先在上海设立了一所预备学校，由上海道台刘汉卿负责管理。这所学校主要是为预备赴美的学生教授基础英语。为安排教育使团的有关事宜，容闳于１８７２年初先行赴美，在麻萨诸塞州水泉镇（Spring Field）附近的私人家庭中为中国学生安派住处；并在康乃迪克州的哈特福特（Hart Fort）设立了教育使团的固定总部。经过前后几年的筹划，由几名政府官员和第一批留学生组成的中国教育使团终于在１８７２年１０月到达美国。作为中国清朝政府对美国派出的第一个正式使团，他们出使美国这件事实本身在中国对美外交关系史上就具有极其重要的开创意义。
作为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容闳是西方国家非常熟悉的一位中国官员。因而他所倡导的派遣教育使团赴美计划从最初就受到西方舆论和外交界的重视和欢迎。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的门户，进一步扩大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西方国家一直鼓励清政府向国外派遣外交使团。对于这项派遣留美学生的计划，西方商人开办的《北华捷报》早在１８７１年１２月就作了这样的报道：“尽管这些安派被一再拖延并被长期讨论，但终于得到了皇上的批准。”（３）第二年二月，该报又进一步指出：“士大夫闭关自守的原则已经被打破，这一行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努力将在物质上有助于开放中国，并使其在对外交往中获利。”（４）这项计划实行以后，美国外交官尤为关注。１８７３年１月１５日，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Frederick F.Low）在写信给美国国务卿汉密尔顿·费西（Hamilton Fish）时，就提到恭亲王对这项计划很感兴趣，并且特别指出：“这些学童在美国所受到的热情接待以及他们所得到的福利待遇使那些推动这项计划的人深感欣慰。”（５）在这封信中，镂斐迪还附了容闳致康乃迪克州教育总监诺斯拉普（B,G,Northrop）的一封公开感谢信。容闳在信中声称：“公众对教育使团的诚挚欢迎使我们深感愉快。”（６）
中国教育使团抵美后，身为使团主要负责人的陈兰彬由于语言不通而难以与外界交往，所以使团的对外交往活动主要由容闳来开展。除了安排和照顾中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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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的学习和生活外，容闳的主要活动就是以中国官员的身分展开与美国政府和各社会阶层的交往。他在使团的另一位毕业于纽约州克林顿市汉密尔顿学院的随行教师郑衡生（译音）的协助下，首先通过文化交流和参与当地的政治以及社交活动来建立与美国政府和公众的联系，以此扩大中国在美国的影响。在他们初到哈特福特之际，当地政府和群众就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这种友好的态度为他们与当地人民开展文化交往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容闳以他所具有的美国公民身分，积极活跃于社会的各阶层之间，和他们建立广泛的联系。为了向当地人民介绍中国文化，容闳和教育使团的成员每逢节假日，尤其是中国的新年和其它重要节日，都要举办中国式的宴会，来招待当地的各界人士，向他们介绍中国文化的特色。对于他们举办的中国式宴会，当地的报纸曾作过这样的报道：“市长以及城里的许多绅士和女士们都参加了这次中国使团的宴会，他们受到了使团成员礼貌而有耐心的接待。”（７）
为了扩大外交活动范围，容闳很快就把交往活动扩大到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政府官员和社会知名人士中间。他依仗着流利的英语和对美国社会的熟悉和了解，不久就和许多重要的美国政界人士建立了密切联系，成为华盛顿外交界一名非常活跃的人物。为此，他经常前往华盛顿参加各种外交活动，出席各国使节在华盛顿举办的宴会，并和美国政府官员讨论与中美两国外交有关的问题。他还曾经前往参议院，为中国妇女的教育状况作证；甚至说服美国参议院为中国妇女教育计划设立了一项基金。
在展开广泛的交往活动时，容闳还通过各种渠道来了解与中国有关的各种情报并为中国政府购买军事装备。在他刚到美国后不久，就了解到日本在美国购买的八千到一万支罗明顿公司生产的滑膛步枪，已经在纽约港装上两艘军舰的重要消息，并立刻向总理衙门作了报告。为了替国家采购军火，容闳与美国的军火商们进行广泛的接触。关于这件事情，陈兰彬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曾有过这样的报告。“此地制造的‘格林机枪’，精巧坚固，质量胜于法国所造。我们极力促使制造商把这种枪运销到中国，但他们仍犹豫未决。容闳打算和他们签定合同，并劝说他们今秋把样品送往中国，但我不知道他能否成功，因而这项计划仍要保密。”（８）１８７３年８月初，容闳终于和格林公司的代表达成该公司向中国出售武器的协议。８月１２日，格林公司的一位代表携带着一批枪支样品随同容闳前中国。不久，中国政府向格林公司购买了价值十万美元的枪支。这批武器于１８７４年下半年运抵中国，它们对左宗棠备战新疆防止沙俄入侵起了重要作用。
容闳出使美国期间，曾代表中国政府前往秘鲁调查华工在秘鲁遭受非人待遇的处境。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批中国劳工被送到美洲国家从事各种体力劳动。他们当中，有些是通过所谓“自由移民”的途径，来到美国的西部地区修建铁路；有些则是所谓“合同移民”，其实其中很多人是被拐骗绑架，强迫运送到古巴、秘鲁等地的种植园。他们在那儿从事农业生产并遭受着非人的待遇。早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初，美国和中国通商口岸的一些报纸就报道了有关中国侨民在古巴和秘鲁遭受残酷迫害的消息，由于当时清政府和秘鲁等国政府之间没有外交往来，因而无法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拉丁美洲地区华工所遭遇的问题。１８６８年，秘鲁的华工曾向美国驻秘鲁的公使述说苦情，请求他把华工在秘鲁的情况转告清朝政府。华工在给美国公使的信中描述了他们在秘鲁的困苦遭遇：“中华国远适秘鲁咕冈公司粤东会馆同升公司从蚁民等，告为欺骗酷刻，投文求援事……溯自到埠以来，托宇下以求庇，凭东家而吩咐，放牛牧马，一任指挥，开田掘井，概遵调遣，工夫不断于晨昏，力役无间乎寒暑。不意恶夷等恃富凌贫，丧良藐理，视合同如故纸，等人命如草芥。衣食工银惟知吝啬，憔悴惫倦莫肯恤怜。常见苛求，横加打骂，或被枷锁而力作，或忍饥寒而耕锄。在东家既属苛残，官府依然阿比，纵尔鸣，反遭谴责，时时闻屈死之惨，处处有自尽之哀……兹有大宪按临，电闪雷轰，众等流蚁，不胜雀跃，爰具公呈恳恩救拔。”（９）
１８７３年２月，秘鲁政府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派遣使节来华向中国清朝政府总理衙门提出签订贸易和招收华工的条约。中国政府趁势提出由驻北京的外国外交官组织一个调停委员会来处理华工在秘鲁和古巴等地遭受非人待遇的问题。１８７３年８月，调停委员会提出一项协议，由中国政府派调查委员会前往秘鲁和古巴等地，实地了解中国侨民在当地的情况。１８７３年９月２２日，李鸿章“奉旨派陈荔秋（兰彬）与容纯甫（闳）出使美国、秘鲁、古巴等地，专为处理华工事宜。”（１０）并要求他二人通力合作来完成这一工作。由于当时容闳正忙于和格林公司的代表谈判有关购买武器事宜，因而决定他和陈兰彬将分别带领调查团对秘鲁和古巴进行调查。
１８７４年夏，容闳完成和美国格林公司的武器交易后，从北京赶回美国。此时，陈兰彬带领的调查委员会已经结束了在古巴的调查工作。于是容闳会同美国官员杜渣和美国医生祈洛等人继续前往秘鲁进行调查。容闳到达秘鲁后，发现当地的华工“自咸丰初年拐贩起，至今计存华工约十二万有奇。此二十年中受虐以及病亡，难以数计。”（１１）在秘鲁期间，容闳广泛询问了华工遭受迫害的情况。一名叫张贵的华工在真渣岛的鸟粪山做工，他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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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中说道：“作工有定限，每日装满两大车。如不完即将两手两脚指用绳扎吊打，每日不准多饮水，若在饮水处停一二秒时，即要鞭打。每天寅正常有两三人自缢的，又有许多在鸟粪岛高处投海死，又有挖鸟粪自埋死。大凡投海具系约定一百余人，同时尽命。”（１２）除了向华工了解情况外，容闳在秘鲁的调查还得到了美国驻秘鲁公使以及其他在那里工作的美国人的帮助。美国医生乌阿尔特作证说：“华人在蔗寮榨糖，每天限工车数已满，常作到夜十点钟，都不准停工。彼时必定鞭打，不至肉飞不已，用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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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极残忍，第一鞭将皮揭去，第二鞭即血流……初来十二时内，即有六人受伤，一礼拜内又有六人自尽，十天内有五十人受鞭打。”（１３）为了改变华工在秘鲁的处境，美国公使建议容闳向清政府提出“派使臣来此京城保护，并与之立约，以巨款现银为质，遇有违约之处，可立与之辩白，即将此项现银作罚，秘鲁人重利，该当略好。”（１４）经过向华工广泛进行了解并深入实地开展调查，容闳很快就完成了华工在秘鲁遭受非人待遇的调查报告，其中还附有华工被鞭打的照片。
１８７５年初，容闳和陈兰彬分别对秘鲁和古巴的调查报告一起被送回北京。这些材料的公布使秘鲁政府和西班牙政府在道义上遭到了各国舆论的谴责。关于这一点，美国驻华公使西华（George F.Seward）在给美国国务卿埃瓦特（William Evarts）的信中指出：“关于中国人在美洲遭受苦难的大量信息已报告给政府，并在帝国各处传布，其结果必将严重损害西方人的好名声。”（１５）这样，秘鲁和西班牙政府在舆论上的不利处境就大大加强了中国政府在谈判中的地位。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两国政府在达成的协议中，都明确规定要制止对华工实行的合同苦力劳役，并给予被迫害致伤的华工合理赔偿。同时还规定，中国政府可以在古巴和秘鲁设立领事馆，并派驻外交官来维护华工在两国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在和秘鲁达成的贸易协议中，秘鲁政府同意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这可以说是中国政府自鸦片战争以来在外交上以平等地位取得的最大成就。
容闳等人通过外交活动所取得的成就，再加上国际形式发展的需要，促使清朝政府于１８７５年决定向美国、古巴和秘鲁派驻外交公使。１８７５年１１月１４日，恭亲王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指出：“诚以日国（古巴）、秘国，于华工多方虐待，若不派员驻扎，随时设法拯救，不独无以对中国被虐人民，且令各国见之，亦将谓中国膜视人命，未免启其轻视之心……此时欲遣使日国、秘国必先遣使美国，方能取程前进，逐层开办。是美国及日国、秘国遣使一层，均难稍缓，而三国同时遣使，不易骤得多人，似以情派使臣二员，合办三国事宜为较便。”（１６）因此，清政府于１８７５年１２月任命陈兰彬为公使，任命容闳为帮办副使。在任命容闳为副公使时，李鸿章就特别指出过：“容闳熟于洋语洋律，办事奋勉，堪被出使之选。”（１７）其实，陈兰彬自１８７５年初回国参加与西班牙的条约谈判后，直到１８７８年才返回美国。在此期间，容闳实际上行使着公使的职务。
尽管容闳是中国早期对外交往中最有影响的外交活动家，但他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完全信任；尽管他在对美外交中深受美国外交界的欢迎并实际上行使着公使的全部职能，但名义上只是一个公使帮办。这主要是由于他并非出身科举，而是由西方国家培养的人才。正如李鸿章所言，“容闳为人诚不如荔秋（陈兰彬）之颠扑不破。”但在实际的外交活动中，由于他对“洋学及西国律法探讨颇深”，所以清朝统治者不能不任用他，但这不过是“用其所长之意”。（１８）虽然如此，容闳因倡导派遣留学生赴美而开创的中国对美外交，他为增进美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而展开的社会和文化交往活动，他为中国政府收集情报和购买武器所做的多方努力，以及他对华工在秘鲁遭受迫害情况的调查为清政府在和秘鲁的谈判中第一次争得贸易最惠国待遇所作的贡献都是我们今天在研究中国早期对外关系的发展时所不能忽视的。中国的外交关系，尤其是对美外交关系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取得的这些重要进展，改变了中外关系中原先那种哈佛学派历史学家们所谓的“西方冲击中方回应”的局面，第一次在和西方列强的外交关系中，表现出主动积极的态度，为此后逐步建立对等正式的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
注：
（１）（２）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纽约，１９０９年，第４１页、第１７６０页。
（３）（４）《北华捷报》（Norty China Herald），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１５日。
（５）镂斐迪致费西的信，１８７３年１月１５日，见《美国外交关系，１８７３年》（“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１８７３），美国国务院编，华盛顿，１８７４年第１４０—１４１页。
（６）容闳致诺斯拉普，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８日，同上，第１４２—１４３页。
（７）《哈特福特报》（Hartford Courant），１８７４年２月１８日。
（８）陈兰彬致刘汉卿，１８７３年８月２０日，中美关系史料（台北，１９６８），Ⅲ，第１０６０页。
（９）东海关监督公署残档，转引自《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Ⅲ，第９６５—９６６页。
（１０）《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１７卷，第３０—３１页。
（１１）《容闳致两江总督沈葆桢禀帖》，转引自华工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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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汇编，第一辑，Ⅲ，第１０４３页。
（１２）同上，第１０５８页。
（１３）同上，第１０５３页。
（１４）同上，第１０４７页。
（１５）西华致埃瓦特的信，见《美国外交关系，１８７８年》，第９７页。
（１６）（１７）《外交始末记》稿本。
（１８）《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２卷，第３４页。
（资料来源：《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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