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内陆亚洲”视野下的大边疆：拉铁摩尔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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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内陆亚洲”视野下的大边疆：拉铁摩尔的实践路径

中文摘要：
本文从边疆史的“北部指向”、“西北指向”出发，将拉铁摩尔独特的人生与学术经历放到“内陆亚洲”这一视野下加以解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阐释了拉铁摩尔以“内陆亚洲-中原”二元互竞为主轴的边疆研究模式，以及在这种主轴指引下的多地区互动问题。在目前新的地缘政治态势下，重述拉铁摩尔及其“内陆亚洲”视野具有新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
拉铁摩尔； 边疆研究； 内陆亚洲； 二元互竞； 地缘政治
The Great Frontier under the view of “Inner Asia”: The practice approach of Owen Lattimore
——Based on some related works which written by him
Yuan Jian
Abstract:
From the “North direction”, ”Northwest direction” of the frontier history,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life and academic experience of Owen Lattimore in the view of “Inner Asia” vision, and then interprets his frontier study model which used the “Inner Asia- China Proper” dualistic interaction as the principal axis, and the multi-area interactions in the guide of this principal axis. In today's new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rereading Owen Lattimore and his “Inner Asia” vision have the new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s.
Keywords:
Owen Lattimore; Frontier study; Inner Asia; dualistic interaction; geopolitics
一．“内陆亚洲”与游移裂变的边疆史：一个引子
在中国边疆史的研究中，我们往往会有这样的感觉：如果简称“边疆史”的话，那么它一般所指的就是北部和西部边疆史，如果所指的是南部（甚至某种意义上的西南部）边疆的话，往往必须加上“南部”或者“西南”来加以修饰，才能让人意识到所要讲述的边疆位于哪个方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顾颉刚先生在《中国边疆学会宣言》中曾这么说到：“边疆者，一国领土之外缘地带，在地理上与内地异其部位，而在国家主权及政治制度上皆与内地合为一体。此义盖寰宇立国之所同”，这实际上就表明了“边疆史”本应该是一种总体上的“外缘地带的历史”，而结合中国的特殊语境，顾先生进而指出，在中国“平原林麓，舟车畅通者，谓之内地，驱橐驼于大漠，浮泭筏于险滩者，谓之边疆；冠棠楚楚，列肆如林者，谓之内地，人烟稀绝，衣毡饮酪者，谓之边疆”。[2]在这种例证中，“边疆”就更多地跟橐驼、大漠、人烟稀少以及衣毡饮酪这些中国西北和北方图景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边疆的某种整体意象。那么，在这种整体意象之下，中国边疆史与“北部指向”、“西北指向”之间的内在关联又是怎样确立并逐步强化的？这些都值得从中国边疆史与“内陆亚洲”问题的天然与历史性关系中加以挖掘。
内亚研究大师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曾经指出：“在空间上能够给中央欧亚所作的定义是否定性的。它是旧大陆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位于伟大的定居文明的边界之外。这个定义暗示，这个边疆是不稳定的”，[3]塞诺在这里所称的“中亚欧亚”，相当于我们一般所称的“内陆亚洲”（Inner Asia），或简称“内亚”。塞诺认为，由于这一地区处于各大文明（如欧洲-俄罗斯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彼此竞争角力的关键区域，因此，它造成了相对应的边疆的游移与裂变，这就导致了在对中国北部或西北边疆史探究过程中的对象范围不稳定的问题。那么，如何对长历史时段中游移裂变的边疆史进行探究呢？我们需要一种怎样的视野？或许拉铁摩尔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二．拉铁摩尔的“内陆亚洲”情结与“渗入观察”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是一位生于美国、长于中国的非常规学者，他没有受过完整、专业的研究专业训练，不满周岁便随父母远赴重洋抵达中国，直到1912年才短暂离华，不久又返回中国，直到“28岁才第一次看到美国”[4]，可以说，在拉铁摩尔的青年时代，他在中国待了将近30年时间，这段时间足以养成他的秉性并维持一生，而且他和同时期在华的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等不同的是，他“并非‘miskid’（传教士的孩子），基督教对他的熏陶就远不如对赛珍珠、亨利·卢斯（Henry Luce）和卡灵登·富善（Carrington Goodrich）等在中国长大的‘闻人’了”。[5]对于研究的指向问题，拉铁摩尔自己说道：“我开始把我的中国同事作为我们而不是他们来考虑……我研究中国的第一个方法仅仅是应付生活中的普通问题。这与其他外国学者的作法大相径庭，他们同多少身居上层的人士接触，然后试图发现下面在发生什么事。”[6]在不经意之间，这种眼光向下的做法实际上使他的研究抹上了人类学的光彩，从此跟既有的纯文献研究区别了开来。而且，尽管他曾对自己未能入大学接受正式教育而遗憾，但学院派之外的生活却为他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7]
1925年，拉铁摩尔在中国内蒙古地区所进行的一次贸易旅行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人生经历的转折点。这是从这时候起，他的旅行活动不再以商业为目的，而开始转向学术（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政治），并且将边疆研究作为中心。第二年，他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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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Eleanor Holgate）结婚，两人度过了一个漫长特殊的内陆亚洲蜜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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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蜜月游历的成果就是《通往突厥斯坦的荒漠之路》（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8]也正是这次经历，让他进入了内陆亚洲边疆研究的广阔舞台。
目前，国内学者对拉铁摩尔学说的关注，主要是围绕着他的代表性著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一书展开的，相关的论述与文章也较多。[9]这本书无疑是拉铁摩尔边疆学术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作者在书中指出：“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又从帕米尔高原南下，到达分隔中国与印度的高寒地带，在这个范围内所包括的是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这是亚洲中部的隔绝地带，世界上最神秘的边疆之一”。[10]正是通过对这些区域的精湛研究，拉铁摩尔确立起他独特的“内陆亚洲”视野，并以之关照中国边疆研究与蒙古研究，最终成为边疆史大师，并以极少数研究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学家之一的身份有力地重塑了西方史学界的内亚研究传统。[11]
拉铁摩尔的一生跌宕起伏，年轻时在华生活几十年，奔波边疆各地；中年时进入学界，在一个偶然的契机下，又卷入到高层政治当中，成为蒋介石的私人顾问，却无法真正介入决策；二战结束后，怀抱学术研究的雄心，却又饱受麦肯锡主义的压迫，最终不得不带着他的蒙古弟子远走英伦，而其关注的重心却始终在中国和蒙古这一欧亚大陆的中心位置。在生活、兴趣、政治、地缘的四重纠结下，拉铁摩尔可以说是孤独的，又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的人生经历和学术成就是无法复制的，“有人把拉铁摩尔和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同列，以为都是哈佛大学研究中国历史的汉学家，这是不对的，拉氏只在哈佛一年，连大学学位都没有，后来竟当上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和中国史的权威，这完全是游历（或用现代术语来说，是‘田野工作’（field work））之功”。[12]或许我们可以重走他的游历之路，却早已没有了他当时所处的那种常常处于国家力量控制之外的内陆亚洲文明与社会样态，也没有了改变世界力量格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再会再有第二个蒋介石政治顾问和中共方面的理解者、同情者。他是边疆研究界的一个传奇，一部到头，再无续集。
三．内陆亚洲-中原的二元互竞以及满、蒙、疆、藏四元互动
拜其常年的游历与考察经验所赐，在对内陆亚洲边疆史进行探究的过程中，拉铁摩尔敏锐地意识到内陆亚洲因素在决定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中的重要甚至决定性作用。他指出，“如果想把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仅归于一方，或是中国内地，或是草原，或是草原边境，都是要出错的”，[13]姚大力先生曾言：“古代中国所存在的各种‘内部边界’及其历史影响雄辩地表明，我们不能将两千多年以来的中国历史，看作仅仅是从某个中心越来越远地向外辐射其政治——文化支配力的单向‘熔化’或‘融合’的过程”。[14]有学者进而认为拉铁摩尔将中国历史放到内陆亚洲这一宏大场景中展开，[15]这固然有道理，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本身与内陆亚洲在范围上是有区别的，中国历史在某种涵盖了中原历史与内陆亚洲的边疆史，因此，毋宁是说，在拉铁摩尔的笔下，中国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内陆亚洲-中原二元互竞的产物，而其中的关键线则是长城，在拉铁摩尔看来，“长城本身是历代相传的一个伟大政治努力的表现，它要保持一个界线，以求明确地分别可以包括在中国‘天下’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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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与蛮夷之邦。但是事实上长城有许多不同的、交替变化的、附加的线路，这些变化可作为各个历史时期进退的标志来研究。这证明线的边界概念不能成为绝对的地理事实。政治上所认定的明确的边界，却被历史的起伏推广成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16]正如罗威廉（William T. Rowe）所言，拉铁摩尔的毕生学术精力都在致力于对“长城线”这一农耕与游牧界线两侧的人类社会形态、演进、增长、衰落、突变以及彼此互动加以论述，他的这种路径实际上开启了对农耕、游牧社会的比较史（Comparative History）叙述框架，并引入了一种生态学的分析路径。[17]正是在这种比较性和历时性分析基础上，拉铁摩尔实际上就将“长城线”标记为区分文化与政治生态的某种标志。
到了清朝，随着疆域的拓展和统治力量的推进，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性的藩部体制，拉铁摩尔将之归纳为是一种“内、外边疆”体制，“一个‘内’边疆结构，包括满洲的西部及南部、内蒙古以及拥有众多使用汉语的回教徒的宁夏及甘肃。在康熙年间（1662-1722）又加上一个‘外’边疆，包括由清朝控制而非直接统治下的满洲北部、外蒙古、西蒙古、拥有众多使用突厥语的回教徒的新疆以及西藏各族。满族对这些外边疆的控制，不是来自于直接征服”。[18]在作出这种划分与归类时，我们注意到他的视角发生了某种波动，一度将中心又放在中原上面，与后来巴菲尔德所提出的更为草原视角的“内部边界战略”和“外部边界战略”[19]有所不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拉铁摩尔更为宏观的中国史著作中，还是赋予了边疆及其民众以更多的关注，并指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虽然游牧民族时常被定居民族所融化，但也有许多的定居民族改变为游牧者，其中包括边疆地带的农民，到游牧民族中经商的商人和战争俘虏。结局总是这样，耕地和牧地之间的纷争永远重演着，因为两种社会即使在战争中遭到惨败之后都仍然能够恢复自己的活力”[20]。
在拉铁摩尔的笔下，尽管他也承认海权的重要性，但在探究欧陆方面，他更强调历史背景中的陆权因素，在这个大区域内，各个王朝与帝国走过了各自的兴衰岁月。这种兴盛衰亡的历程，一方面会出现如美国历史学家特纳所提出的美国西进式的“边疆”，但基于欧陆不同的历史与社会环境，具有更为古老和持久的“边疆”，[21]而草原社会与农耕社会之间的持久性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型塑了这种亚细亚式的“边疆”，正因如此，如汪晖先生所言，“这一中国与内亚洲叙述中的长城中心论不仅超越了以农业为主的黄河中心的历史叙事和以城市、贸易和农业经济为主的运河或江南中心的历史叙事，而且也超越了以政治制度和国家边界为框架的历史视野”。[22]在这种视野的关照下，围绕着这种“边疆”所展现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生态就成为值得加以记述与阐释的对象，它超越了对政治和文化进程的简单叙述与罗列，而深入到作为内陆亚洲与中原地区两种不同社会样态的不同体验当中。而正是通过自身的游历与体验，拉铁摩尔大胆地指出，在地理单元的内在向心力和占据这些地理单元的社会体系的机构与功能之间，存在着一种总体平衡的关系，[23]他以跨区域与跨文化的超越性视野来解释中国历史和更为宏大的内陆亚洲历史。以内陆亚洲-中原的二元互竞为历史主轴，西藏、新疆、蒙古、满洲（即中国东北）这四大区域围绕着这一主轴展开着复杂多变的四元互动。在他的视野之下，这块地区不再沉寂，而成为影响未来历史发展的一大动力源。








四．“内陆亚洲”边疆视野的间断与重振：重温拉铁摩尔的意义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对拉铁摩尔的认识只局限于他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24]，而对拉铁摩尔其他著作及整体学术的认识则更少。有分析认为，在国内学界，最早介绍拉铁摩尔的文章是1941年刊载于《世界知识》第10期上的《最近来华的拉铁摩尔》，而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数十年间几乎没有提及，直到1992年才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上专文重新加以正式介绍（高士俊：《拉铁摩尔小传》，《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25]可以说，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对拉铁摩尔的边疆研究成就是忽视的，而这种忽视一方面源于对拉铁摩尔政治属性的判断，另一方面也跟拉铁摩尔在对中国边疆研究上所受的美国特纳学派影响以及内陆亚洲大视野有关。
在历史上，中国曾经长期主导过内陆亚洲的总体秩序。汉唐时代即对内陆亚洲政治军事格局产生深远影响，至蒙元时期，更是成为内陆亚洲秩序的主导者。在清代，随着清廷攻灭准噶尔部，最终终结了草原帝国的历史。“在这之后，内陆亚洲的冲突将出现在两个依旧存在的定居力量：俄国与中国之间”，[26]可以说，当时的这种地缘格局从17、18世纪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清朝遭遇了来自东南部地区的西方力量，不得不将政策重心转向东南地区，英俄两大势力在争夺内陆亚洲主导权的大竞逐过程中，双方都强调对整个东方陆权的把控，但后来的结果表明，俄国（以及后来的苏联）在这场角逐中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在20世纪基本控制和影响了内陆亚洲区域，它的一系列行动甚至扰动了1949年之后中国的内部政治与国家建设，或许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才对当时所提的内陆亚洲视野保持警惕。确实，在当时所提的这种内陆亚洲视野下，基于地缘政治与大国实力，展现出这种视野的并不是中国，而是英国、俄国（苏联）甚至美国，对中国来说，自身更多的是在这种他者的内陆亚洲视野下被观照、检视，处在一种“目标客体”（Object）的位置。而从拉铁摩尔的人生与学术轨迹，尤其是他在完成《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之后，随着他被迫离美赴英、后来又成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经历，我们不难看出，尽管他对中国始终抱着同情与理解的态度，但从他后半生的学术视野和活动经历来看，他主要是以蒙古为中心来检视内陆亚洲地区的，中国的地位被旁置了。
历史有时很有意思。在国内学术期刊于1992年重新介绍拉铁摩尔的时候，正是曾经主导内陆亚洲一个世纪之久的苏联（俄国）彻底瓦解的时刻。英国早已随着印巴分治而退出了内陆亚洲主导权争夺。美国通过对巴基斯坦的援助以及介入阿富汗反抗苏联占领的战争而逐渐介入内陆亚洲争夺，并开始推行“大中亚政策”。中国在北方强邻瓦解之后也重新面对一个秩序重建中的中亚地区，因此，在这个时候再重新去阅读和理解拉铁摩尔的边疆研究视野，也成为我们自己从“目标客体”（Object）转向具有能动性的“主体”（Subject）的一种路径指导，而且，从社会比较的意义而言，拉铁摩尔的这种路径有助于我们对中原社会、日本社会以及其他以农耕为基础的亚细亚式社会（Asiatic society） 与游牧社会、欧洲社会之间的比较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可能，[27]也就是说，内陆亚洲的研究视野将使我们找到一种“他者”的视野来检视与我们相关的社会比较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新的地缘环境下，我们也能以更“主体”的态度去重新看待内陆亚洲过去两百年的历史，并展望可能会有的未来。。
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其领土跨越文明断层线的国家，长期以来要面临一个维护国家统一的特殊问题，[28]他在论述中国的时候，将其内部分为汉人、藏传佛教徒、突厥穆斯林主要的三部分，认为这会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中国的“无所适从感”，[29]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文明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绵延不绝的璀璨成就的话，我们就会更加感受到中国历史上在处理中原与西域等边缘地带时所展现的国家智慧，我们正是在有效处理好了内陆亚洲-中原这一关系主轴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有效地实现对西藏、新疆、蒙古和满洲这四方关系的方向把控与内部治理，如汉朝、唐朝、清朝等朝代，皆是如此；而在宋朝和明朝中后期，由于中原朝廷无法处理内陆亚洲-中原这一战略主轴的问题，因此，使围绕这一问题而生发出来的藏地、新疆、蒙古和满洲这四方力量暗流涌动，逐渐搅动中原政治，并最终席卷了中原朝廷。历史之鉴，足以使我们一方面面向未来，去审视如何处理未来内陆亚洲与中原在文化与社会生态上的彼此关系问题，而在另一方面，则更需要我们重新去审视拉铁摩尔曾经倡导的这种“内陆亚洲”边疆视野，以更好地去理解内陆亚洲的独特性及其在未来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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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苏苏州人，1981年生，历史学博士，维也纳大学博士后，现为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讲师，主要研究内陆亚洲边疆史、边疆理论与海外民族志（侧重内亚）。本文初稿曾在2012年12月15-16日北京举行的“藏边社会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并得到彭文斌、张亚辉、杨清媚等诸位师友的指正，特此感谢！

[2] 顾颉刚：《中国边疆学会宣言》，载中国边疆学会编：《中国边疆学会宣言及会章》，1941年2月。

[3] 《论中央欧亚》，载[美]丹尼斯·塞诺著，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译：《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中华书局，2006年，第3页。

[4] [日]矶野富士子著，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复旦大学出版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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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第19页。

[5] 梁元生：《学者、政客与“间谍”：拉铁摩尔（1900-1989）》，《民国档案》，1994年第2期。

[6] [日]矶野富士子著，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4页。

[7] John K. Fairbank, Review: China Memoirs: Chiang Kai-shek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by Owen Lattimore; Fujiko Isono.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0 (Jun., 1992), p. 445.

[8] 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 London: Methuen, 1928.

[9] 就笔者所见，国内近期的相关论文有黄达远：《边疆、民族与国家：对拉铁摩尔“中国边疆观”的思考》，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4期；张世明：《拉铁摩尔及其相互边疆理论》，载《史林》，2011年第6期；许建英：《拉铁摩尔对中国新疆的考察与研究》，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4期；张友庭：《民族与历史——读拉铁摩尔和他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载《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等。

[10] [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页。

[11] William T. Rowe, Owen Lattimore, Asia, and Comparativ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6, No. 3 (August) 2007. P. 786.

[12] 梁元生：《学者、政客与“间谍”：拉铁摩尔（1900-1989）》，《民国档案》，1994年第2期。

[13] [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94页。

[14] 姚大力：《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文汇报》，2007年5月7日。

[15] 黄达远：《边疆、民族与国家：对拉铁摩尔“中国边疆观”的思考》，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4期。

[16] [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6页。

[17] William T. Rowe, Owen Lattimore, Asia, and Comparativ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6, No. 3 (August) 2007. Pp. 759-786.

[18] [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5页。

[19] 具体可参见[美]巴菲尔德著，袁剑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

[20] [美]拉铁摩尔夫妇著，陈芳芝、林幼琪译，罗荣渠校：《中国简明史》，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2页。

[21]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Chinese and Russian Margins of Expansio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7, No. 1 (May, 1947), P. 25.

[22]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导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84页。

[23] Owen Lattimore, An Inner Asian Approach to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China,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10, No. 4/6, p. 187.

[24] 对此，还要感谢唐晓峰、刘东先生对该书的重译与出版，才将此书重新带入中国学术界的观察视野当中。当年赵敏求以《中国之边疆》为名的中译本（[美]赖德懋著，赵敏求译：《中国之边疆》，（重庆）正中书局，1941年）如今已籍籍无名。

[25] 杨晔：《试评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研究》，复旦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第3页。当然，国内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有拉铁摩尔夫妇所著的《中国简明史》（China: A Short History）（陈芝芳、林幼琪译，罗荣渠校，商务印书馆，1962年），但是以内部读物的形式供批判参考用的，并没有正面介绍拉铁摩尔的边疆研究成就。而在拉铁摩尔于1972年下半年受周恩来总理之邀访华时，中国国内也没有对其学术的评论文章，而只是在次年才简要报道了他在北京和内蒙古地区的活动，还是当时的《参考消息》（1973年2月6日）对日本《每日新闻》相关报道的转载文章。日本的《每日新闻》在1973年1月1日、4日、6日和9日连载了拉铁摩尔中国之行的相关文章，名为《西域和内蒙之行——我度过青春的地方》，这些内容又来自拉铁摩尔1973年2月5日所发表的演讲，原文名为《重返中国北疆》（Return to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 载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39, No. 2 (June, 1973), pp. 233-242。可以说，这一信息层层转译的过程正说明了当时对拉氏理论与研究活动的有意忽视与遮掩。

[26] [美]巴菲尔德著，袁剑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80页。

[27] Owen Lattimore, An Inner Asian Approach to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China,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10, No. 4/6 (Oct. – Dec., 1947), p. 187.

[28]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17页。

[29]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17-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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