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噶尔-清代前期的西北地缘政治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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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代前期的西北地缘政治演变

摘 要： 伴随清军入主中原和统一西域，西北地区地缘政治在清代前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明代中央政权与各少数民族政权在西北地区对峙并存的地缘政治格局逐渐被打破，代之以清政府统一控制下西北地区新的地缘政治格局的逐渐形成。在清统一西北后，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特别是回、维吾尔等民族开始逐步成长为独立的地缘政治行为体，对西北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逐步加强，并最终对晚清至民国的西北地缘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清政府 西北地区 地缘政治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西北地区在历代地缘政治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项目批号：2009JJD77002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过去300年新疆平原区湖泊演变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项目批号：4127115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批号：40801047）。

作者简介：刘传飞，男，山东省阳谷县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历史地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张莉，女，新疆吐鲁番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zhangli.xian@yahoo.com.cn。



地缘政治是指“政治行为体通过对地理环境的控制和利用，来实现以权力、利益、安全为核心的特定权利，并借助地理环境展开相互竞争与协调的过程及其形成的空间关系”[1]9。最初，“地缘政治”这一概念主要被用来分析在“全球尺度”范围内，各政治行为体（主要是指国家）利用地理环境攫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以及相互间势力的均衡问题。近年来，国内历史学界开始逐步将地缘政治概念引入“区域尺度”[2]4中来，主要分析我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各个地区的战略地理结构以及其在全国地缘政治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3]30。具体到清代前期的西北地区[1]，虽然前人已经对本时间段内影响西北地区政局发展的诸多事件做过较为详细的分析[2]，但是从全局的角度、地缘政治的角度对本时期西北地区地缘政治演变的全过程，及西北地区在全国地缘政治结构中地位和作用尚未见有充分论述。本文即以西北地区地缘政治在清代前期的变迁为切入点，对西北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及其在全国地缘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





一、 清康雍乾时期西北地区地缘政治变化



自唐末，中国政治中心从西安向东迁移之后，西北地区长期沦为中国地缘政治结构的边缘地区。清康雍乾时期，由于准噶尔汗国对清安全威胁的加剧，以及清政府反击准噶尔汗国战争的持续进行，西北地区在全国地缘政治结构中的地位陡然上升，西北地区内部的地缘政治格局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平定准噶尔战争爆发之前，清政府和西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维持了大约50年的相对和平的地缘政治格局，但随着厄鲁特蒙古对清政府安全威胁的加剧，清开始了持续70余年的平定准噶尔战争，最终清政府灭亡了准噶尔汗国，统一了西域地区，奠定了今日中国西北疆域的基础。

（一）、平定噶尔丹战争爆发之前的西北地区地缘政治格局

所谓地缘政治格局，即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时段内，以政治行为体为单元（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地缘政治力量中心，通过地理空间进行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空间结构” [1]247。顺治二年（1645年），清政府攻入陕西，灭亡李自成大顺政权。此时，西北地区主要存在着四个地缘政治行为体：入关后的清政府继承了明在西北陕甘地区的统治；漠西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占据了青海地区；叶尔羌汗国控制着天山以南地区；厄鲁特蒙古建立的准噶尔汗国盘踞在以伊犁河谷为中心的天山以北地区。

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发展、演变离不开各个地缘政治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此时，作为西北地区主要力量之一的清朝的主要战略目标是稳定中原地区的统治，满足于维持西北地区的稳定，所以清政府对西北地区其他三个地缘政治行为体继续执行入关以前就已实行的联蒙制汉和扶植黄教政策，安抚西北地区的诸部落政权，以免除其逐鹿中原的后顾之忧。西北地区的青海蒙古、叶尔羌汗国以及准噶尔汗国之间为了制衡对方，赢得有利于自己的局面，也都向清廷表示示好。地处青藏高原的固始汗和藏传佛教格鲁派为寻求外界支持，在崇德二年（1637年）、崇德七年（1642年）两次向清廷遣使进贡。清军入关以后，固始汗又上书清廷，宣称对清朝诏令“臣等无不奉命”[4]3 193。叶尔羌汗国对已然入关的清政权执行了较为友好的政策，在顺治二年（1645年），吐鲁番总督即遣使“进方物，兼请订进贡额例” [4]3 220，到顺治十三年（1657年）叶尔羌国阿不都拉哈汗直接通使进贡，自此以后，五年来贡一次[4]3 804。顺治七年，（1651年）天山以北地区的准噶尔部巴图尔珲台吉“遣使入贡，其子僧格继之”[6]16。总体来看，以清政府为主导，在顺治年间西北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较为平衡，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局面,西北地区在全国地缘政治结构中仍旧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

但是，这种相对平衡的地缘政治格局在康熙九年（1670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即位后，便逐渐被打破了。噶尔丹为实现几百年来蒙古各部落追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的理想，在达赖喇嘛的默许之下，制定了与中原争衡的“东进政策”，其核心是“与定鼎中原的清朝争夺对青海和硕特与漠北喀尔喀的控制权，实现其统一蒙古、建立大蒙古帝国的伟业”[5]252。于是，维系西北地区原有地缘政治格局的各地缘政治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平衡开始逐渐发生变化：首先，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噶尔丹基本上统一厄鲁特蒙古，同年联姻青海蒙古，采用和亲的方式密切与青海和硕特部的联系。其次，康熙十九年（1680年），准噶尔向南灭掉了叶尔羌汗国。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为力图东向喀尔喀蒙古，一举实现其统一蒙古的夙愿，噶尔丹又趁着清与俄罗斯在东北争战的机会，派出使团联络俄罗斯，“试图采取吸引俄国人的政策，……而且以后还力求与这个国家结成军事同盟”[7]249。最终，在参加中俄边界谈判的俄国全权大使戈罗文的积极鼓动下，噶尔丹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六月初，越过杭爱山，分路向喀尔喀左翼土谢图汗和车臣汗发动了进攻。

（二）、平定噶尔丹战争时期的西北地区地缘政治格局

虽然准噶尔汗国的行为逐渐打破了西北地区原有的相对稳定的地缘政治格局，但是由于入关以来，清政府的关注焦点在于平定地处西南地区的三藩之乱、东南地区台湾郑氏政权，以及应对沙俄在清政府龙兴之地——东北的侵略活动上，因此清政府在一开始并没有特别关注西北地区地缘结构的变动。然而，噶尔丹试图建立统一蒙古帝国的行动，不仅使清朝在与沙俄谈判时处于不利地位，直接导致了清政府被迫放弃了贝加尔湖以东的领土[8]101-102，而且严重影响到清廷对蒙古地区的控制与清西北边界的安定。此时，强大的准噶尔汗国政权与清廷在西北地区形成了对峙局面，被时人认为是“西北边患”。于是清廷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西南地区的三藩之乱，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攻灭东南地区窃据台湾的郑氏政权，以及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确定东北地区边界之后，逐渐将注意力转向了外蒙古和西北地区。西北地区在全国的地缘政治结构中地位由此陡然上升。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六月，清朝在与已经侵入清境数百里的噶尔丹首次交锋的乌尔会河战役中失利。在此危机情况下，康熙御驾亲征，发动了乌兰布通之役。虽然乌兰布通之战并没有达到清廷歼灭噶尔丹的目标，只是迫使噶尔丹后撤至喀尔喀地区。但对于当时整个中国地缘政治结构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以乌尔会河之战和乌兰布通之战为开端，清与准噶尔汗国之间进行了长达七十余年的战争。在全国其他地区局势平稳的情况下，崛起于西域地区的准噶尔汗国成为西北地区地缘政治结构变动中的主要影响因素，西北地区在全国地缘政治结构中由此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乌兰布通战役之后，策妄阿拉布坦背叛噶尔丹，占据了伊犁地区。噶尔丹只好盘踞在蒙古高原的科布多地区。由于科布多地区处于清、俄与西域、西藏地区的交通孔道之上，噶尔丹利用这种地理优势积极地与俄国联系，妄图再次形成联合抗清的局面。为了彻底消灭噶尔丹势力，康熙帝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分兵三路，御驾亲征。最终，西路军在昭莫多之战中大败噶尔丹，噶尔丹的妻子被俘。康熙帝于次年二月第三次御驾亲征，抵达宁夏，试图一举招降、消灭噶尔丹势力。正在此时，噶尔丹在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十三日（1697年4月4日）[3]去世，噶尔丹之子也于当年年初被俘获。至此，噶尔丹势力被彻底消灭。

地缘政治学认为，地缘政治的实质主要与空间控制密切相关，最传统的控制形式之一便是直接的军事控制[9]117。在剪灭噶尔丹势力的过程中，清朝为了构建与准噶尔汗国对峙的优势地缘政治环境，大大扩展了其在西北地区的军事控制范围，从而使西北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康熙三十年（1691年）被噶尔丹击败的喀尔喀部落归附清朝，使清政府在西北地区的安全形势得到彻底改善，准噶尔汗国这一地缘政治行为体丧失了对外蒙古地区的控制权，从此基本上丧失了从北部包抄、威胁清政府的能力。清政府因而得以脱离历代修长城以来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方式，而以喀尔喀“防备朔方”，由此获得了稳固的北部边疆，免除了清在其后持续进行的平定准噶尔战争中的后顾之忧。同时，因为外蒙古地处北京与新疆阿尔泰山地区之间的重要地理位置，清政府获得了从外蒙古北路进军西域的重要行军路线，从而使从外蒙古出兵的北路与从河西走廊地区出兵的西路两路进军，相互配合夹击准噶尔汗国的核心地区伊犁成为了可能。其次是随着噶尔丹的失败以及五世达赖喇嘛早已去世消息的证实，青海蒙古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降附了清朝，使青海和硕特蒙古正式成为了清的藩属。清河西走廊地区的安全得到了有效保障，从而为其后清军与后勤补给的顺利开赴西域地区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新疆东部门户——哈密降附清廷[10]685，并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编旗设佐，清政府的控制范围由此向西扩展到哈密地区。

在击败噶尔丹后，西北地区内部的地缘政治格局由前一阶段的四极并存变为了清政府与准噶尔部的两极相竞。此时取代噶尔丹控制准噶尔汗国的策妄阿拉布坦为在清与俄两大国之间生存，巩固自己的统治，积极通过朝贡贸易的方式与清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和好关系。这样，在西北地区又一次形成了二十年的较为和平、稳定的地缘政治格局。

（三）、平定准噶尔及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时期的西北地缘政治格局

经过二十年休养生息之后，策妄阿拉布坦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三月突然进攻哈密，打破了双方维持了近二十年的和平局面。对于策妄阿拉布坦进攻哈密的原因，目前学术界比较统一的看法是，这是准噶尔汗国的一种声东击西的策略，通过将清的注意力吸引到哈密地区，掩盖其利用自身与西藏直接接壤的有利地理位置，出兵西藏，以达到控制达赖喇嘛和藏传佛教的行动，然后利用达赖喇嘛在蒙古民族中的巨大声望来实现控制整个蒙古地区的霸业[11]132。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策妄阿拉布坦兵分两路控制了西藏地区。清政府这才明白策妄阿拉布坦的真实意图，于是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和五十九年（1720年）两次派大军进军西藏，打碎了准噶尔蒙古利用黄教的计划。此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西藏和达赖喇嘛的控制，清政府认识到地处河西走廊与西藏之间的青海地区的重要性，从而夺去了以往由青海和硕特蒙古首领充任西藏汗王的权利，同时于青海蒙古中又立一亲王，以分割青海蒙古的权势。雍正元年（1723年）平定青海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叛乱后，清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青海蒙古的控制，将青海蒙古分编为互不统属的二十九旗，以收“分青海之势”之效。同时，开始施行“以番抑蒙”的政策，将青海藏族（时称“番族”）脱离青海蒙古的控制。雍正三年（1725年）设西宁办事大臣[4]，统辖青海蒙古二十九旗、青海玉树番族四十土司及河南北藏族、撒拉族等，彻底结束了和硕特蒙古贵族在青藏高原的割据状态，将青海地区纳入到了清朝直接统治的范围中来。此外，雍正五年（1727年）清廷又设置了驻藏大臣，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地区的联系和控制。这样，在平定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势力之后，清廷直接了控制外蒙古地区，消除了准噶尔汗国对清朝北部边疆的威胁；又通过加强对青海和西藏的控制，打消了准噶尔汗国通过控制西藏达赖喇嘛和藏传佛教的方式实现统一蒙古的野心，解除了清朝西南部的威胁。清对外蒙古和青海、西藏地区控制的加强，在客观上形成了从北、东、南三面包围准噶尔的局势，西北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开始向有利于清政府的一面转化。

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帝趁策妄阿拉布坦去世，继任的噶尔丹策零立足未稳之际，从外蒙古和河西走廊分兵两路，发动了对准噶尔的大规模战争，试图一举消除准噶尔汗国对清廷的威胁。但经历和通泊战役、光显寺之战（又称额尔德尼召，在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清准双方都损失惨重。在此情况下，双方于乾隆四年（1739年）达成和议。至此，在经历长期战争后，西北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又恢复到了平衡的局面。

但地缘政治格局本质上是由实力和地理力组成的地缘政治力量互动而创造的平衡结构。伴随着各地缘政治行为体之间实力的不平衡的加剧，原先的地缘政治格局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乾隆十九年（1754年），准噶尔汗国内耗加剧，许多部落不堪内乱而相继投靠清朝。在此情形下，乾隆帝果断以投降的准噶尔台吉阿睦尔撒纳等为先导，从北路和西路两路进军进攻准噶尔汗国，“明岁拟欲两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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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直抵伊犁。……此从前数十年未了之局，朕再四思维，有不得不办之势”[4]14 1018，仅仅行军几个月便顺利俘虏了准噶尔汗国总台吉达瓦齐。但随后由于阿睦尔撒纳叛乱，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八月，以阿睦尔撒纳在俄国病死为标志，清才最终平定了天山以北地区。

为了因俗而治天山以南的南疆地区，清政府在攻入伊犁后，便释放了被达瓦齐囚禁在伊犁的南疆伊斯兰教白山派波罗尼都与霍集占兄弟（即俗称的大、小和卓），并派兵护送大和卓统领南疆，而留有小和卓在伊犁继续种地生产。但不久小和卓便参与到了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后，并趁机逃回南疆，鼓动大和卓反抗清朝统治。清军因此在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之后，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开始，利用三年时间，顺利平定南疆大、小和卓之乱，从而实现了对南疆，同时也是西域全境的控制。伴随着清政府统一西域，西北地区在全国地缘政治结构中的地位以及西北地区内部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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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二、嘉庆至同治年间的西北地区地缘政治



西域平定之后，西北地区在全国的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开始逐步下降。清政府在西北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逐步定型：设置陕甘总督统辖陕西、甘肃两省；设置伊犁将军统辖实施军府制的新疆地区；设置西宁办事大臣统辖青海。总体来看，本阶段西北地区内部的地缘政治格局在整体上较为稳定。但由于“地缘政治形态的本体是行为体之间地缘政治关系的综合体，在大多数情况下，地缘政治关系的主体就是政治行为体”[12]141，此时广泛生活于西北地区的回、藏、维、哈等民族开始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并且日渐成为一种独立的地缘政治行为体而参与到本时期西北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中来。受这些新的地缘政治行为体的影响，西北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开始不断发生微调，并产生了一些缓慢的变化，而这种微调与变化中正蕴含着晚晴民国时期西北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剧烈变动的诱因。

由于西北地区地缘政治结构整体上相对稳定，考察各个少数民族势力不断发展壮大为新的地缘政治行为体的过程便成为探讨本阶段西北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变动的最重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地理位置，民族与宗教的不同，以及清政府“因俗而治”与民族隔离政策的执行，整个西北地区内部还没有完全均质化，因此本文在西北地缘政治区范围内，又划分出陕甘、青海、新疆天山以南、新疆天山以北四个地缘政治亚区进行分别论述。

（一）、陕甘地区回族组织力量的逐步壮大

在陕甘地缘政治亚区内部，此时最重大的变化便是陕甘回族组织力量开始不断发展壮大。回族门宦制度的形成便是其最主要的组织形式。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和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相继爆发的苏四十三和田五起义，标志着西北回民作为一支新的、独立的地缘政治行为体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虽然苏四十三和田五起义都只坚持了不足4个月的时间，但是回民反清起义的相继发生以及参与的回民人数皆数千人之多，说明原先分散的回民社会已经逐渐形成了有组织的力量。门宦制度正是在反清起义的过程中显示了其对回族强大的组织能力。苏四十三在起义中自称“回王”也表明了回族民众逐渐有了自我发展的意识。因此这两次起义也集中暴露了回族社会日益增长的自我管理的要求与清政府维持原有的对回族统治秩序的矛盾。

虽然在起义平息后，清政府在回民内部推行乡约制，在回民内部设置乡约，“随时稽查，互相劝诫……日后如有复倡异教者，即行首告指拿”[13]252。由于回民中真正具有组织力和号召力、能够得到广大回民认可的只有阿訇，所以清政府在回民内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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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乡约制，实施的结果只能是由阿訇充任乡约。阿訇由此而获得了乡约的权力，原先中央政府深入回民社会的组织系统也因此被打断，伊斯兰宗教管理组织反而延伸进入到了政府体系。但总体上看，西北回民地缘政治行为体自身此时依然未完全发展成熟，所以在苏四十三和田五起义后的八十年间，在清政府的高压下，西北回族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安定局面。但是伴随着回族组织能力的不断增强，在清政府强硬限制回族自身组织发展的情况下，反而刺激了回族在反抗清政府的旗帜下逐渐蓄积力量。同治年间，陕甘回民总数已经至少高达800万口[14]338，庞大的人口基数更增加了回民社会的力量，最终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支地缘政治行为体打破了此前清政府操控整个西北地缘政治格局的局面，爆发了声势浩大、持续达十余年之久，一时间改变了整个西北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的回民大起义。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起义中及起义失败后，西北回族多个门宦共存的局面并没有改变，从而也为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甘宁青回族军阀的兴起和“诸马”纷争埋下了伏笔。

（二）、青海地区藏族的北迁运动与“环湖八族”的形成

在青海地缘政治亚区内部，主要活动着蒙古族和藏族两支重要的地缘政治行为体。此时期最主要的地缘政治格局变动便是藏族北迁，蒙古族逐渐被挤压到青海边缘地区。元代之前青海地区主要由藏族居住。明末清初固始汗率军进入青海后，逐渐形成了和硕特蒙古统治藏族，环居青海湖周边地区的格局。雍正元年（1723年），清政府在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为达到削弱各民族的力量，维护自身在青海地区控制的目的，执行“蒙番分治”的政策，在青海地区形成了蒙古族和藏族隔黄河而居的地缘政治格局。

此后地缘政治古族和藏族隔黄河而居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地区就教争的态度，认为教争的存在有利于“以回制回”，开始支cihou 此后，，受清政府打压政策和内部纷争的影响，青海蒙古族的力量在80年内急剧下降。在雍正初年青海蒙古编为二十九旗时，共有21065户；到了嘉庆十五年（1810年），户数锐减为6216户[15]83，户数竟然比初编时下降65％。与此同时，河南地区的藏族部落快速发展起来。到了嘉庆十五年（1815年），分布在循化厅和贵德厅的藏族部落共有藏民11203户，48376口。而蒙古族同期虽仅有28935口[5]。各个地缘政治行为体实力不均衡的加剧，使得青海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随着不同地缘政治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而不断发生变化。早在乾隆末年，藏族就已经开始骚扰劫掠和硕特蒙古族。为此，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清政府将循化、贵德二厅所属的藏族事务划归西宁办事大臣管辖，到了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又改二厅文武官员隶属于西宁办事大臣，以统一事权[9]14。但行政区划的调整并没有有效地约束青海藏族。到了嘉庆年间，藏族终于开始大批北渡，直接动摇了清政府此前划定的“北蒙南番”的地缘政治格局。于是，清政府自嘉庆四年（1799年）开始，或动用武力或利用经济手段迫其返回黄河南岸地区。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黄河南岸藏族人多牧场少与黄河北岸蒙古族人少牧场多的基本矛盾，所以藏族北迁事件屡禁不止。到咸丰八年（1858年），藏族又一次北迁，此时清政府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内外交困，被迫同意藏族迁居青海湖周边地区。这样，在青海地缘政治亚区内部形成了藏族环青海湖居住、蒙古族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至边缘的新的地缘政治格局。由于藏族一开始迁往青海湖周边的共有八族，所以这些藏族又被称为“环湖八族”。

清代中期，青海藏族北迁运动持续了约三四十年，这场运动既造成了本地区行政区划的变动，将循化、贵德地区纳入了西宁办事大臣的辖区，初步形成了后世青海省管辖范围的雏形。更主要的是极大地改变了青海地区原有的民族分布格局，奠定了今日青海省民族分布格局的基础，藏族的分布范围也由此扩展至整个青海地区，从而广泛地分布于青藏高原各地。

（三）、新疆天山以南地区浩罕国支持下的和卓后裔不断叛乱

新疆天山以南地缘政治亚区内部的地缘政治格局在本时期内变动频繁。影响新疆天山以南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变动的地缘政治行为体不仅包括了其境内的伊斯兰教白山派和卓势力，同时还夹杂有外国势力——中亚浩罕国。

在清政府进入西域之前，在天山以南地区的伊斯兰教主要分为黑山和白山两派。在清政府平定西域时，白山派的大、小和卓在南疆地区发动反清叛乱，被清政府镇压。在混乱中，大和卓的一个儿子萨木萨克和卓逃脱到了中亚，埋下了后来南疆局势不稳定的种子。此时地处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浩罕趁中亚东部地区在清政府平定准噶尔汗国之后出现大国政治权力真空的机会，逐渐壮大起来。由于清政府不能容许浩罕谋求垄断过境贸易、自己委派官员前去喀什噶尔“自行办理安集延事务”[4]31 874的行为，浩罕开始勾结妄图重新占据新疆的白山派。最终，在浩罕的纵容下，萨木萨克次子张格尔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道光四年（1824年）相继窜入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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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焚抢滋扰”[4]34 185，并于道光六年（1826年）攻占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和田、叶尔羌等西四城。清廷被迫发大军收复西四城，随后生擒张格尔。鉴于浩罕支持并且直接出兵参与了这场叛乱，清政府断绝了与浩罕的通商关系。其后由于清廷不能满足浩罕日益得寸进尺的要求，浩罕接连故技重施，先后于道光十年（1830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咸丰二年（1852年）至七年（1857年）纵容和卓后裔到喀什噶尔地区作乱。甚至在1864年，俄军已经兵临塔什干城下，距其亡国仅有12年之时，浩罕依旧念念不忘对南疆的侵略，派遣阿古柏进入新疆地区，建立起所谓的“哲德沙尔国”，直至光绪三年（1877年）左宗棠收复新疆。

总之，自清政府统一西域后，大、小和卓后裔利用其在广大穆斯林心中的地位，不断谋求对新疆的控制。浩罕国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不断假借和卓之手，通过扰乱南疆社会秩序的手段胁迫清政府顺从它的贸易要求。而清政府在乾隆之后，由于国运不昌，对外政策只能“以镇静为本”，形式上保留“天朝”尊严为第一要务。同时，由于喀什噶尔地区距离内地实在过于遥远，地理距离与实力的反比例关系迫使清政府无法在国库日益空虚的情形下有效地打击浩罕，而只能被动应对。清政府的退让更激起了浩罕更大的非分之想，并最终酿成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南疆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动。但是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到，由于和卓后裔和浩罕国在入侵时烧杀抢掠，使南疆广大维吾尔族群众日益认清了和卓与浩罕的本来面目。当长龄平定道光十年（1830年）玉素普之乱进入喀什噶尔时，阿奇木伯克竟率领2万维吾尔群众夹道数十里欢迎，气氛与道光八年（1828年）平定张格尔后的景况迥异。正是由于越来越多的维吾尔穆斯林的摒弃，所以其后发生的和卓之乱波及范围都不是很广，而且都被迅速的平定下去。这种不断积累的民心也为1877年左宗棠的顺利进军南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南疆也愈来愈紧密地与内地联系在了一起。

（四）、哈萨克族内徙对西北地缘政治的影响

天山以北地缘政治亚区一直是清政府控制新疆的核心地区。但由于准噶尔蒙古被消灭殆尽，此地缘政治亚区内一直保持着地广人稀的状况，所以受俄国侵入中亚的影响，哈萨克族做为一支新的地缘政治体不断地从中亚迁入中国境内。

乾隆帝灭准噶尔后，宣布“凡（准噶尔）旧有游牧，皆我版图”[4]16 942，将准噶尔部所属土地都并入到了清朝的版图之内。由此，哈萨克开始与清界相连。在与哈萨克建立起羁縻藩属关系后，为了避免哈萨克的侵越，清政府决定：“虽游牧无人，在我亦难尽守，然必先明疆界”，测绘了沿边分界图，标明界址。又通过城防驻兵、设置卡伦来保证北疆的安全。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在伊犁设置了“总管伊犁等处将军”，“统掌新疆之军政，山北山南皆听节制” [16]2219，负责总统新疆事务。同时驻军塔尔巴哈台，与乌鲁木齐、巴里坤共同组成了北疆的布防体系。伴随着布防体系的确定，清军在各冲要之地开始广泛设置卡伦，以确立驭藩卫边体系，稽查往来，限制越界。

就在这一时期，俄罗斯开始大规模地蚕食哈萨克草原。通过额尔齐斯河军事堡垒线、乌拉尔军事堡垒线以及伊希姆堡垒线，从东、北、西三面包围了哈萨克，大力压缩哈萨克游牧地。哈萨克部落被迫不断涌入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清政府辖区进行游牧。伴随着哈萨克各部落大规模移入清的辖区，清政府开始接收哈萨克人入籍，同时制定了“界内卡外纳租游牧”政策。到后来，哈萨克借牧时间发展为常年，借牧场所由沿边向内地扩展，游牧方式也由季节迁牧变为固定居住游牧。常年定居界内的哈萨克人不论是内附还是纳租游牧者，他们都接受新疆地方当局管理，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边疆的合法臣民。于是到了嘉庆年间，塔尔巴哈台、伊犁两地卡外界内之地，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国边疆少数民族之一的哈萨克人的固定游牧场所。

哈萨克人的归附不仅使中华民族增加了新的成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中国西北边境地区空闲无人的局面，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但是，由于哈萨克族对中国和俄罗斯采取双重归顺的政策[17]167-170，游牧于中国境内哈萨克人的存在，为俄罗斯侵入中国西北领土提供了口实。俄罗斯在控制哈萨克草原之后，便以哈萨克为其属民为借口，自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开始，不断侵入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哈萨克人聚居地区[17]196。虽然哈萨克人奋起反抗，但俄国最终在中国境内构筑了新西伯利亚堡垒线，将伊犁西部中属哈萨克人游牧区的大部分都包围在内，同时设置“大玉兹监护官”，负责管理此地的中属哈萨克人。到1860年，新西伯利亚堡垒线与俄国在中亚的锡尔河堡垒线联结在了一起，彻底确立了俄国在伊犁西路地区的控制。为了取得侵占这部分地区的合法性，俄国在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过程中，强行规定以中国“常设卡伦”为中俄边界，而中国也早在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之前已经在事实上丧失了对这部分广大土地的控制。中国西北地区的安全局势也由此开始日益恶化起来。





结语——清代前期西北地缘政治的特点



清代前期西北地区地缘政治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又在巨变后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稳定状态。总体来看，本时期西北地缘政治主要表现出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西北地区在全国地缘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变动剧烈。自唐末之后，西北地区在我国地缘政治结构中一直处于边缘位置，只有在受到北方或西北少数民族入侵，构成对中央王朝的威胁时，西北地区的战略地位才会得到中央王朝重视。清朝初年，在准噶尔汗国两次大规模入侵清朝，直接威胁清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时，西北地区在全国地缘政治结构中的地位陡然上升。但是，一旦危险消除，经济、文化落后、远离中央王朝核心区的西北地区马上又会回落至地缘政治结构中的边缘位置。

第二、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势力之间的关系是影响西北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变动的主要因素。西北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的服叛直接影响到了西北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稳定与否。准噶尔汗国对清政府的和与战直接导致了西北地缘政治格局的数次变迁。而在清统一西北之后，在各个地缘政治亚区内部，少数民族势力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亦不只是造成了当时地缘政治格局的局部调整，同时还极大地影响到了晚清民国时期西北地缘政治结构的构建和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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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电话：18811700127，电子邮箱：liuchuanfei1987@163.com
The geopolitics pattern of the northwest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Liu Chuanfei，Zhang Li
( The institute of Qing dynast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872; The collage of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orthwest China,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Abstract The geopolitics pattern of the northwest has been changed since the building of Qing dynasty. After the Western Regions has been united by the dynasty, there is a new geopolitics pattern formed .Hence the minority ethnic groups such as the Hui ethnic , the Uygur ethnic grow up as independent political actors so quickly that they remake the northwest geopolitics patter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Keyword: the Qing dynasty; northwest area; geo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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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所指的清代前期，是指从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到同治元年（1862年）陕甘回民起义爆发这218年的时间。西北地区主要是指今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行政管辖范围。

[2] 有关清朝平定准噶尔汗国的主要研究有李秀梅：《清朝统一准噶尔史实研究——以高层决策为中心》，民族出版社，2007年；有关清平定大、小和卓战争的有刘正寅：《准噶尔汗国末年和卓家族的活动与西域形势的演变》，《民族研究》，1996年第5期；有关苏四十三起义的有关连吉：《苏四十三反清起义史略》，《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有关张格尔叛乱的有王希隆：《张格尔之乱及其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3期、潘志平：《浩罕国与西域政治》，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青海蒙藏关系的有索南多杰、德旦项毛：《论清代“环湖八族”形成的历史背景》，《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有关哈萨克入境游牧的有厉声：《哈萨克斯坦及其与中国新疆的关系》，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

[3] 历来关于噶尔丹去世的时间有不同说法，具体分析详见黑龙：《噶尔丹统治时期的准噶尔与清朝关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5年，第116-118页。本文采取了黑龙的考证结果。

[4] 关于西宁办事大臣的设置时间，有康熙四十一年（1702）、康熙六十年（1721）、雍正元年（1723）、雍正三年（1725）诸说。不同论点主要来源于对西宁办事大臣的性质和名称认识不一而导致的。此从雍正三年说，具体论证过程可详见戴燕：《西宁办事大臣述略》，《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第110页。

[5] 其中，藏族人口数字来自于朱普选《青海蒙古部落地域变迁》（《青海民族研究》2005 年第 4 期，第121页）。朱普选是根据《青海事宜节略》、《西宁府新志》和《循化志》中关于藏族户数的记载，并结合循化厅编订保甲户口时所计算处的户、口比而得出藏族人口数字。蒙古族户口、人口数字直接引自文孚：《青海事宜节略》附二《湟中杂记·青海蒙古》，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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