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京时报-中国近代赴俄华工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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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近代赴俄华工述论

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对华工出洋的历史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研究，美中不足之处是这些研究仍仅限于赴东南亚及欧美的华工，对于从 19世纪中到 20世纪初持续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赴俄华工的历史迄今尚无人涉及。本文试图对此作一全面探讨，错误误之处，请读者指正。
一、从华工的定义说起
历史发展到近代，几乎世界各地都有华工的足迹。从欧洲、美洲、南洋群岛直到南非，他们象世界公民一样，走遍了世界各个角落。他们用自己的血泪和汗水浇灌了世界的土地，他们是勤劳的象征、开拓的象征。然而，近代史上的华工也是中国人民悲残命运的象征，是中华民族遭受屈辱和奴役的象征。
“华工” 这个词并不就是“中国工人”的简称，它有着十分深刻的社会意义。有的同志指出“华工是华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国外靠体力劳动谋生受人剥削而不剥削他人的中国劳动人都属于华工的范围。”[1]我以为这个定义并未揭示出华工的社会本质，它至少还应包括下面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华工属于中国近代无产阶级的前身或一部分，它和中国古代手工匠人出国卖艺有本质的不同，不能把近代史上的华工同唐宋明诸朝的出国工匠混为一谈。第二，华工出洋是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东渐的产物，他们遭受西方殖民者的掠夺和奴役，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剥削。第三，由于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崩
溃，农民破产失业，成为出洋华工源源不断的后备军，因此，近代华工出国的方式和规模都是历史上的手工匠人出国不可比拟的。
中国人并非生来不爱自己的国家。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侵略、掠夺和奴役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为前提，“欧洲的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需要以新大陆的赤裸裸的奴隶制作为基础。”[2]我们看到，正是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入侵，特别是对中国侵略的深入，才开始了华工出洋的历史，才出现了我们所说的这种意义的华工。
赴俄华工产生于 19世纪 6 0年代。随着沙皇俄国向东侵略扩张，先后夺去了大片中国领土。1858年签订的《瑷珲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即《北京续增条约》割去了中国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总共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原来在这些地区居住的中国人和来自内地的季节工[3]从此以后再也不能在这里进行自由垦殖或从事渔猎生产，他们成了华侨，成了 “赴俄佣工”或者“华工”。因此，与东南沿海出国华工不同，赴俄华工是伴随着沙俄掠夺中国领土而产生的。
赴俄华工绝大部分来自中国北方各省，除东北三省外，还有山东、河北、山西、安徽等地的破产农民。其中尤以山东人为最多，时人称“劳力之人，几于无地非山东人也。”[4]除自己赴俄外，俄国人还曾在海参崴筑港工程中招募山东苦力，据档案记载，光绪33年（1907年）春就有船从“威海、青岛装运华人一千余名赴海参崴”。[5]赴俄觅工的人每年旧历正月末上路，二、三月间达到高峰，四月以后逐渐减少，年底陆续返里。这些人衣衫槛楼、风餐露宿，入夜则横卧檐下。侥幸活着到达中俄边界者还须办理赴俄申请，去伯力、庙街者向吉林省交涉局呈请，从齐齐哈尔一带赴俄者向黑龙江省交涉局呈请．领取护照须有殷实商人作保。这些苦力远道而来，人地两生，无从觅保人，只好以客栈代办，栈主趁机勒索。各省交涉局属吏也多有搜刮，护照费、照相费甚多。办过境手续迁延时日，栈主亦多借故拖延以求留宿，往往滞留十余日，多时一月之久。赴俄苦力川资不敷，只得典当随身衣物，惨苦之状可知。
赴俄华工的历史从 19世纪 60年代开始到 20世纪初止前后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自由佣工时期；从 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 1915年是限制华工入境时期；从1915年到1917年是俄国大规模招工时期。
二、自由佣工时期
该时期的赴俄华工主要是去西伯利亚和远东。这一带地域辽阔，人烟稀少，居民除当地少数民族外主要有俄罗斯人、中国人和朝鲜人，[6]其中中国人主要居住在阿穆尔和滨海地区。19世纪上半期，当地的俄国人自由民极少，绝大多数是流犯。[7]据统计，在1858年阿穆尔和滨海两地区仅有6349个俄国人．[8]
当时这里的经济生活主要是靠中国人来维持。文献记载，“俄境工业之增进赖华工之力居多”。[9]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俄国政府为“开矿辟林作殖民基础，故引诱我中国苦工旅外作工……毫无苛待情形。”[10]
这时期赴俄华工的人数急剧增加，主要原因如下：第一，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义和团在山东被屠杀和1900年的最后失败、1900年俄国军队出兵侵占东北、1904一1905年的日俄战争，都给我国北方各省特别是山东和东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广大农民破产失业、生计艰难，到国外谋生的人急剧增加。第二，这期间沙皇俄国全力经营远东，海参崴的筑港工程、黑龙江沿岸金矿的开采和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兴建都需要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劳动力。第三，腐败的清政府在东北边界有边无防，各项工商矿务等业管理不善，沿边中国人亦大多舍弃本业赴俄佣工，尤其沿边金矿工人去俄国者甚多。文献记载，漠河金矿“官与民争利，小民无利可图，……所以数年前商人矿丁尽行迫入俄界金厂，除俄界华桥商人外，充当矿丁者不下十数万厂[11]。
关于赴俄华工的人数没有确切记载．当时人说，“沿边俄屯内无屯元之，或数十名或二三十名不等”，许多人娶俄女为妻但不入俄籍。[12]据曾在远东任职三十余年的翁特尔别格不完全统计，1898年l月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南乌苏里等地的中国人共计29284人[13]，滨海省中国人1906年有47390人，1908年达到68355人。1910年阿穆尔省中国人有31872人．[14]还有数字说1911年远东中国人总计111466人，其中滨海省65409人，阿穆尔省32740人，后贝加尔省13317人。妇女只占3．5%，阿穆尔省”的中国人有家的仅32人，加入俄国籍的极少。[15]
显然，这些数字仅仅是指该地区长期居住的中国人，那些数目极大的季节性赴俄佣工者尚不在内，这些人居无定处，实际上无法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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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俄国税务司的记载，1907—1911年间移居俄国的中国人（不包括短期在内）比同期由俄国离去的中国人多！2900人，1912年多15300人。[16]从1906—1910年四年间进人远东的中国人总计约为55万人之多。
赴俄华工除一小部分充当仆役或小商贩外，绝大部分人在农场牧场、原始森林伐木场、铁络建筑工地、煤矿和沿江各金矿工作。据巴诺夫1910年出版的《呵穆尔的黄种人问题》一书援引1897年的资料，阿穆尔省和滨海省两省中国人的职业情况分别为；农业33．l%和11．5%，仆役和日工13．7%和28．9%，矿工、采石、伐木4．5%和16．5%建筑工5．3%和16%，木材加工、金属加工l．3%和4.5%，铁路船舶工人滨海省为4．3%，经纪人、商人及酒店主10.3%和10.9%，其它31．8%和7．9%。又据俄国政府1910年的官方数字，在阿穆尔和滨海两省从事公务劳动以及金矿业、乌苏里铁路的所有外籍工人中华工占 81%以上。[17]在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华工中，铁路工人占有很大的比重。著名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从1891年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施工，除了当地的流犯外，主要的劳动力就是华工。翁特尔别格指出，“组织中国人作工，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和任何困难．中国人无论对土方工程，还是对房
屋建造。全都习惯，因此筑路工程对他们说来也毫无不习惯之处。”[18]这些筑路工人几乎全是从中国流入的，主要来自山东。“每年春天，轮船上（自芝罘前来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满是这种工人，有些年他们竟多达一万人。”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从陆路来俄国参加筑路工程。这位俄国官员承认；“铁路工程的极大部分是由中国工人完成的。工程的各个部门——无论是挖土方，还是架设桥梁，修建车站票房、营房、看守房等，都有中国人参加施工。”[19]随着这条当时世界上最长的铁路飞快地向前延伸，有无数华工在施工中丧生或致残，这条铁路正是在华工的尸骨上建设起来的。
当时沙俄政府采取吸引和招募华工的政策，对赴俄华工不但容忍，而且鼓励和支持，甚至提出“保护”在俄华工的权益。这样做不但有利于开发远东，而且有利于俄国资产阶级剥削廉价的黄种劳动力，并用华工和当地俄国人的竞争来压低本国工人的工资。当时赴俄华工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极端恶劣，更谈不上医疗和劳动安全。华工的工资只相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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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同种工作俄国工人的60%。1910年滨海省从事公务劳动的工人工资情况如下：海参崴管理局所属俄国工人工资为1卢布到1卢布80戈比，华工工资只有60戈比到1卢布；筑港工人俄国木石工人工资为2卢布到3卢布60戈比，华工只有70戈比到1卢布；苏前煤矿俄国力工工资为l卢布50戈比，华工只有1卢布；海参威移民点俄国工人工资为1卢布25戈比，华工仅有75戈比。在有些私人企业中工作的华工的工资还要低得多[20]。
到了20世纪初远东的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阿穆尔省的土地播种面积1906年达到180，028俄亩，1910年又增加到240，583俄亩；收获量从1906年的12，120，913普特增加到1910年的12，615，484普特；畜牧业日益发达，到20世纪初这里已经成为俄国最大的奶
制品基地。滨海省的小麦产量也有很大的增加[21]。工业发展更为迅速，阿穆尔省1906年有工厂424家，产值5，255，094卢布，1910年有工厂892家，产值8，918，720卢布。滨海省的工厂从1906年的1007家增加到190年的1280家，产值同时从3，208，800卢布增加到9，809，700卢布[22]。阿穆尔省和滨海省成为俄国最大的木材外运基地。1906一1909年间在结亚河、布列亚河以及黑龙江沿岸共有采金场270个，平均年产黄金420普特。滨海省有采金场38个，年产黄金64普特。19世纪50年代以前俄国的黄金开采主要靠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当时这两个地区的黄金产量占全俄黄金开采量的85．7%，60年代以后东西伯利亚的黄金产量急剧增加，占全俄黄金开采量的74．7％。采金业的发展成为俄国资本积累的极其重要的源泉[23]。
远东和西伯利亚的经济发展是同赴俄华工的辛勤开拓分不开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远东和西伯利亚的经济发展。沙皇俄国残酷掠夺和剥削华工的政策是其总的对华政策的一部分，列宁无情地抨击俄国的对华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24]，指出俄国“象贼那样”、“象野兽一样”对中国人实行掠夺[25]。
三、限制华工入境时期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政府开始实行限制华工入境并进而驱逐华工的政策。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第一，经济的迅速发展已经足以保证俄国占领远东所需要的粮食、燃料和物资供应，俄国已经在远东站稳了脚跟。第二，长期以来沙俄政府还认识到一个事实，这就是虽然中国人性情温顺、勤劳、守纪律，他们“不会给俄国带来多少麻烦”，统治他们甚至“比统治哥萨克容易得多”，但是俄罗斯人实在无力同化这些民族性根深蒂固的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有人指出，积四十年的经验证明，同化革种人的政策是失败的[26]。第三，俄国政府认识到，必须迁来大批移民，让他们在刚刚攫取到手的这片土地上定居下来，才能永远占领这块地方。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俄国移民大量涌入，政府甚至不惜耗费巨资经黑海从海路向南乌苏里地区移民。穆拉维约夫认为，这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迫切需要首先在实际上占领该边区。”[27]随着俄国移民的大量涌入，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小网人开始被驱逐，俄国移民强占他们的土地和家园，他们只有迁徙或承租俄国人的土地为生，否则就只有回国。到了19纪末20世初，当俄国人确信自己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站稳脚跟以后，就开始采取严厉措施限制华工入境并进而驱逐华工，着手解决所谓的“黄种人问题”。
1900年，俄国政府在派兵参加“国联军”残酷绞杀义和团运动的同时，还派兵进入不平等条约规定俄国人“不得侵犯” 的海兰泡屠杀中国村民，并将黑龙江北岸从黑河对岸的精奇里江口到孙吴县霍尔莫勒津电对岸沿江六十四屯按条约“永远居住”的中国人肆行杀戮、驱赶过江，同时在各地开始驱逐华工。俄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排华事件从此开始了，在这次排华事件中，赴俄华工所受的残暴虐待和野蛮杀戮在华工出洋的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排华措施最先在南乌苏里地区开始实行，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增设警察和官吏，对当地的中国人和朝鲜人进行监视，对黄种人进入阿穆尔总督辖区作了如下规定：禁止重病和不能自食其力者居留；中国人和朝鲜人必须在指定地点过界，并须持有由俄国领事、副领事签署的证件领取定期居留票，同时缴纳票税；为购买居留票每人纳4卢布25戈比、印花税75戈比，共5卢布（10—15岁的未成年人居留票款为1卢布75戈比，印花税75戈比，共2卢布）；居留票每年更换，愈期不换者收缴罚金5卢布；违反上述规定的中国人和朝鲜人即被驱逐出境；阿穆尔总督辖区所有机关和个人均不得接收违反上述规定的中国人和朝鲜人；没有居留票的中国人、朝鲜人佃户、长期工和临时工、工匠或包工人不准乘坐俄国火车，违反规定者每人课以十卢布的罚金；中国人和朝鲜人缴纳的居留票款上缴国库，税款一部分奖励主管部门，其余上缴；有关向中国人和朝鲜人征收过境税款的详细办法由内政部作出相应的规定。[28]不久又提出进一步的限制办法：禁止出售国有土地给外国人；禁止出租国有土地给外国人;禁止向外国人提供国库资金或包工；从1910年1月1日起禁止雇佣外国人工作。不久内政部综合所有的提议颁布了统一的侨民法，规定从1910年l月1日起阿穆尔地区国家工程中禁止使用外籍工人，只有在期限紧急而国内工人不足，致使工程不能如期完工的情况下才准许招募外国人。但当时由于阿穆尔铁路工程急需大批华工，为此国防部提议至少在该铁路建成以前不要执行上述规定，后经国家杜马讨论决定将该项决定推迟一年执行，即至少在1910年10月1日前不得执行。1909年11月9日，国务会议再次审查该项规定，也确认必须采取断然措施限制外国人进入该地区的必要性。这项决定后于1910年6月21日经沙皇批准。当然，该项法令名义上是针对所有的外国人，实际上主要是针对赴俄华工和朝鲜人，俄国政府官员自己也承认这一点[29]．
由于历史上形成的经济联系，和华工所拥有的俄国工人不可与之相比的长处，要在政府机关和工厂企业中排斥华工有很大的困难，尤其是在私人企业或农牧场中困难更大．在阿穆尔省和滨海省地区中国人的经济势力还很大，尤其是他们的小商业活动在广大农村拥有深厚的基础，俄国官员也意识到在这个领域实际上不可能同中国人竞争更不能取代他们。因此，要执行上述措施至少在经济上是要冒巨大风险的。但是，俄国政府制订这项政策的着眼点不在经济上，而是从政治上、从俄国要最终占领远东这一最高利益出发的，因此，不管冒多大风险，政府也要把这项政策付诸实施。”为着巩固我们在东部边疆的地位，我们必须坚决地、尽可能迅速地、最终地使俄国人在边疆定居，并据此采取一切措施使我们在经济方面从黄种人手中解放出来。”[30]俄国政府认为，“黄种人问题是我们在远东的最大问题之一，它的解决就当时情况而论是刻不容缓的。”[31]
1912年春,开江在即，正是华工赴俄的高峰时节，俄国政府正式采取外交手段限制华工入境，使这次策划已久的排华活动走向高潮。4月15日，俄国驻奉天总领事照会中国地方政府：“查历年开江后华侨由内地满蒙等处来阿穆尔省谋生计甚多，以至数省人民大受影响。敝省华侨日聚愈众，如再新来之华侨定难觅栖身之地。自应驱出境外。为此照请贵府出示晓谕，以俾周知……。”4月22日，俄国驻烟台领事照会山东都督：“俄帝命所有海参威、阿穆尔省及俄国全境嗣后无论何项工程不得再用华工，嘱即禁止，不准前往……”。同时。吉林省西北各路道也接到驻哈尔滨俄国总须事照会，谓后贝加尔和阿穆尔两省已“不能再有他国人作工觅食之地，如有他国人赴该处作工者皆视同无工作之人一律谴出俄境……”。[32]在中俄交界各口岸，采取极严格的措施限制华工入境：规定赴俄华工须持有本国护照，在入俄境后居留一个月内即须换领俄国“居留票”，同时缴费5卢布75戈比，此外还须领取医院的“认诊票”，缴费2卢布。这种作法不但违反前述有关条约的规定的边界百里之内“任便贸易”，“概不纳税” 的规定，而且实际上是歧视华工的措施，因为其它国家的公民赴俄后可以居留六个月才领取在俄国的“居留票”，且只收费75戈比。为限制华工入境．俄国政府专门在沿边实行“过江小票” 的办法，即要求华工在过界时必须领取一种粉红色小票，限期三日，使用一次即行作废。为防止替代，还须粘贴照片并缴纳照相费。这种小票只限边界五十俄里（即100华里）内使用，愈期不归，一日罚款一卢布，超过十日者按日罚款2卢布，愈期一个月者除罚款外永夺其使用小票之权。华工赴俄过界时由俄税官查验，同时缴纳75戈比的印花税款，未持小票或未经查验者课以4卢布50戈比至30卢布50戈比不等的罚金。过江小票只限边民使用，内地中国人过界须办理护照。为办理华人过境事务在海参崴成立了专门的事务所。
这种严格限制中国人入境的措施不顾中国政府和当地居民的抗议自1912年7月14日起在边界实行，同时加紧在沿边构筑税卡。俄国境内则继续驱逐华工出境。在海参崴，警察署“重将旅俄华工尽数调查纸票之有无，日来华工出入港口者搜查亦甚严。而无票华人一被查出，悉派兵解交附近华官查看，日来车站俄官所拘送宁厅之无票华工已有数十人。”俄国政府甚至调动军队阻止华工过江，沿边界修筑兵房，“大有增驻戍兵之势。”[33]这项措施在中俄边界同时开始实行，惟漠河一带由于往来华工不多，加之中国地方官员“再四婉求通政”，在列1914年10月才开始实行[34]。
俄国政府违背条约，单方而实行歧视性的过江小票办法限制华工入境，极大地损害了成千上万赴俄华工的生计、时值华工赴俄高峰时节，沿边界滞留华工越来越多，大多由内地、山东迢迢千里，历尽艰辛，及至边界不得入俄境而返，川资耗尽。当时人写到。赴俄华工“往年踪迹远者直迄东海之滨，近为俄人苛禁日严，猎采地点已不能出国境一步，生计亦因之退缩矣。”阿穆尔省和滨海省“年来对我华人苛令频颁，身票限制既严，税捐又极繁重……今以身票之故，日被俄驱逐垂尽矣”[35] 这次俄国政府实行过江小票办法及驱逐赴俄华工使这次蓄谋已久的排华行动达到高潮这次排华活动正式开始大约在l900年，持续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虽然只有十四、五年，但其规模之大，手段之残暴，不失为俄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排华运动，是近代中俄关系史上很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
1912年俄国政府实行过江小票办法，无异于实行关闭边界贸易，这样做也引起了俄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文献记载，俄境“商民多以此举为不平。”[36]待别是当时在东北的俄国商人也因此受到沉重打击。当时仅从哈尔滨向阿穆尔省输出商品总额每年就多达550万卢布，其中仅面粉一项就有400万卢布，蜡烛30万卢布，植物油30万卢布，肥皂15万卢布，大米10万卢布。这些商品绝大部分是由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商企业加工的。在哈尔滨商界举足轻重的俄商“市场委员会”（在哈营业额超过5千万卢布）也认为俄国政府这样做是错误的，它认为“俄国在满洲同样有巨大的利益，这种利益是通过在当地的俄侨来实现的”，政府这种限制边界贸易的作法不利于俄国商人同日本人竞争。
然而，这一切都未能阻止俄国政府实行这项政策．永远占领远东，这是俄国的既定政策，为达此目的，不管冒多大风险，不管遭受什么损失，也在所不惜。“必须绝对地确立起关于黄种人问题的观点。并且不取决于主要的地方行政机构更替的官员们本入的看法。我们占领边疆的目的不是为了让黄种人垦植它，而是为了把它变成俄国的。因此，一切都必须致力于俄国人在这里定居和排除黄种人的竞争。”[37]这段话再明确不过地概括了俄国政府排华政策的根本目的。
四、大规模招募华工时期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对劳动力的需要空前增加，他们都把目标转向中国，开始大规模招募华工．[38]在这场招募华工的角逐中，由于国内劳动力极度紧张。就连军事工业或直接为军工生产服务的部门也急需大批劳动力，促使俄国政府一反过去排斥华工的作法，决定大规模在华招工。沙俄政府于1915年初专门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修改以前内务部有关限制华工入境的规定，并先后于8月12日和11月16日根据许多公私业主的申请颁布允许华工入境的临时条例。由于对劳动力的需求量极大，俄国政府甚至准备颁布永久性的条例，招收华工入境，以期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39]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在华招工有如下特点：一是招工人数多，有时一次招工即达数万人，其招工总数也远远超过英、法各国；二是持续时间长，这次招工从1915年开始直到1920年前后[40]，前后达六、七年之久；三是赴俄华工分布的地区广，从前的赴俄华工绝大部分是在西伯利亚和远东，这时期的赴俄华工西起大战前线，北至摩尔曼铁路建筑工地，南到巴库油田、顿巴斯矿区，东到西伯利亚和远东，足迹遍布整个俄国；四是政府招和私人招同时进行。招工手段则有公开招和私招两种，但以私招为主，手段狡猾、卑劣，有时是赤裸裸的欺骗和拐卖；五是，赴俄华工的处境最为悲惨。由于俄国人不履行合同，华工赴俄后不能从事合同规定的工作，或中途改换工作地点，生活待遇和工资待遇恶劣，甚至有大批华工被送到西部大战前线当炮灰。有的华工在工程结束后被俄国包工人转卖掉。大战期间沙俄在华招工是西方殖民者16世纪开始的在我国东南沿海进行的“猪仔贸易” 的重演，是长达四百年之久的华工出洋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悲惨的一页。
大战期间俄国在华招工始于1915年，1916年达到高潮。关于大战期间俄国在华招工的总人数没有确切统计。据俄国文献记载，1915年10月俄国工厂主正式提出需用的华工就不下15万人。中东铁路1916年运往欧俄的华工约5万人。据当时在苏俄的“中华旅俄联合会”不完全统计，从1915年到1917年共有8万华工来俄国[41]，苏联学者指出，大战期间仅欧俄的华工就不少于15万人[42]，总计招募的华工约为20—30万人[43]。如果加上战前在俄国的华工，到大战后期赴俄华工总数估计至少在50万人以上。
俄国在华招工的手段主要采取私招和正式招募的种。所谓私招，就是由俄国人直接出面或通过中间人私自招募中国人去俄国作工，招工时不办理正常的招工手续，有的亦不必签押合同，甚至不必办理正常的过境手续即可将所招华工偷运出境。当时私招华工的盛行，除了由于中国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对华工出洋管理不善之外，主要的原因在于俄国政府怂恿和支持俄国人私招华工。据档案记载，俄国有关招募华工的章程规定，凡招募华工赴俄，不管中国政府同意与否，只要招工人持有驻华俄国领事签发的证明注明招工人数、前往地点即为有效，将“所募华工可径运往工厂”[44]。正是在俄国政府这种”盗人制度” 的鼓励下，俄国招工人无视中国的主权和法律，在北方各省横行无忌，各地“私招”、“滥招”华工的事频频发生。在边界地区将小股华工偷运出境的事就更是司空见惯了（即当时所谓的“拉私”）。所谓正式招募，又你公开招募，是指按合法程序进行的招工。按规定，外国在华招工首先由招工人呈报招工人数、前往地点、从事何项工程，连同招工合同一并提交中国地方交涉署，经外交部核准方准开招。招工足额后由俄国驻华领事签发护照离境。
大战期问，俄国人在华招工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俄商“东胜面粉公司执事”德利金在奉天省招工八千人，另一次是“俄国采办材料处”代表中东铁路交涉员达聂尔在东北及山东河北等省招工二万人。这两次招工前者是私招，后者是正式招募。德利金的招工在1915年夏秋进行、这样大的一次招工居然并未履行合法手续而全部采用私招方式进行，即由德利金本人亲自出马在奉天省地面招募。招工过程中曾多次被奉天城内警察署的巡警发现，经多次盘查始知德利金是为俄国乌拉尔省彼尔姆的某“拉杂列夫公爵”所属煤矿招工。在警察盘问时该人态度蛮横，傲慢无礼，后由俄国驻奉天领事出面周旋，中国政府亦不再追究而听任其招募[45]。达聂尔招工从1916年5月起持续到10月，达半年之久。这次招工属于政府招募，为保证招工顺利进行，驻奉天俄国总领事曾多次出面交涉。按合同规定，这次所招二万华工是到斯莫棱斯克省“专事砍伐木植事务”，招工在奉天、吉林、黑龙江、河北、山东五省进行，每月招工五千人，四个月为限，每省招工四千人、达聂尔这次所拓委托长春“义成公司买办”周冕进行，双方订有招工合同26条，后又经中国地方政府审定，附追加条款5条。这次招工虽然是按程序进行，但实际上却大大溢出额定之数。7月19日外交部驻奉天特派交涉员马廷亮报告：“现查该公司派出招工者计有十五处之多，闻每处所拟招工之数均在数千名左右。倘一律招齐，超过原定数目不啻数倍。”据档案记载，仪河北一地就招工近万人[46]，五省总计估计多招不下二万人；也就是说，达聂尔此次实际招工当在四万人左右。这次招工人数众多，引起东北各界舆论的强烈反响，《盛京时报》以“贩卖猪仔者莅奉天” 为题作了报导；张作霖亦曾电请中央派人赴俄“保护”华工[47]，还曾电请外交部要求“取缔俄人招工”[48]。营口道尹尹荣叔章甚至打报告指出“营埠方面概不准俄人到此招募华工”[49]。
我们有幸从档案中发现了几份当年俄国人在华出工所订的合同，其中包括作为俄国政府招工代表的达聂尔的招工合同。如今这一切都已经成为沙呈俄国疯狂掠卖华工的真实历史记录。达聂尔的招工合同包括中国政府的追加条款在内共31条，洋洋万余言。我们这里不妨将有关赴俄华工待遇的条款摘录如下：应募华工出发时“每名预支俄洋十五元”（第6条）；“工人冬夏衣裤帽履烟酒零用等件由义成公司购备，按照内地原价分给领用，不得加价。其税款及运费由材料处担任”（第7条）；每批华工分为十股，每股120人，均配有通事一人、把头一人、厨役二人、司账一人，“由义成公司出资雇用”。上述人等及工“自聚集处上车，所需火车费及途中伙食至工作地点止、均有材料处出资供给，不取分文”（第9条）；“华工工资按日以砍伐木柴多寡为定则。估算工人每日每名可得俄洋一元五角有零，除衣履伙食等费以外。至少每名每日约存俄洋一元左右，或每月可挣得俄洋二十五元不至缺少，并不至再有丝毫克扣”（第10条）；工头、把头等名下开支均“由材料处议给，不在上项工资抽取之内”（第11条）；“材料处于合同期限未满以前欲行辞退工人……并非工人之过者，须于二星期前预为知照，如工作未满六个月者材料处应每名工人赔给俄洋五千元[50]，已满六个月者每名赔俄洋贰拾伍元……工人……有索偿之权”（第12条）；“如工人因工残废非工人之过者，应由材料处分别轻重秉公发给养赡费，其有毙命或病故者……给予六个月之恤款，该残废工人仍由材料处送回中国原招地方，并供给火车费及沿途伙食”第（19条）；工人工作处所有
劳动保险之例，“材料处应援俄工保险之例代为保险”（第20条）。该项合同经中国官员审查后附追加条款5条，除对伐木按工作量计算工资外，由于当时中国政府对大战取中立地位，所以强调指出，“工人工作地点如距战区相近，材料处担任预为保护，绝对不使处于危险地位。”[51]俄工程师杂哈尔陈阔的招工合同有关华工的待遇规定得更好些。华工“一切权利责任均与俄工一律待遇”（第2条）；“工人之住房灯火烧柴澡塘等项均由厂备概不取值，一切务与卫生相宜、与俄工一律”，伙食有“洋面”、“咸鱼”、“牛肉素油”（第6条）等。
这些措辞美妙的合同对于中国当时那些心地善良饥肠辘辘的失业农民说来，它的诱惑力是无可怀疑的。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些招工合同除了去俄国当苦力是真实的而外，它的每一个字都是骗人的。对于招工人来说，它仅仅是一种招工的凭证，对应募人来说它不过是一张卖身契，预支给他们的那笔少得可怜的 “差贴”，就是他们的卖身钱。买卖双方一离开劳动力交易市场。一切都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子。有记载说，“俄国火车恐华工逃逸，将火车严行封锁，时值暑月，闷死车中将及二百人，昭昭人耳目，我华人何塞，受此茶毒……不顾各华人之数千万父啼哭，妻泪儿悲，茸茸无依，流离失所，竟将各华工养家费银折全行扣除，此等荒谬没伦，丧良害理之事，不但仁人所不忍言亦所不忍闻……”[52]
俄国政府还违反合同，将成千上万的华工送到大战前线当灰。据不完全统计，在前线工作被德国人袭击死亡的华工就有700人。[53]由于战争破坏以及后来革命爆发，许多工厂主和资本家亡，华工数年工资付诸流水，这些远离祖国的华工只好到处浪。有些人来到彼得格勒我中国大使馆寻求帮助，驻俄公使刘人报告说，“数月以来，各地华工，愈来愈众……拥塞门前，日百计。类皆褴搂不洁，形如乞丐。”[54]“中华旅俄联合会”19年10月30日报告说：“上年入夏以来，俄国招来华工，已至数万，……既到之后，俄人不遵合同，种种虐待。而包工头复种剥削，苛细备至，甚至私募巡警，擅立刑讯，毒打工众，工．此毙命者。所在皆有。因受潮湿，致成残废者，亦指不胜屈；辈远涉重洋，谋求生计，受此极惨之痛苦，欲归不得，呼吁门，闻者莫不伤心，情殊可悯。”[55]1920年1月，全俄华工联执委员在给苏俄外交部的一封信中指出：“工人受骗了……们被看作黄种人，看作一种买来的商品，看作奴隶。他们泽、在森林被杀害，被折磨，被监禁，忍受饥饿之苦。中国苦力病倒了，神经失常了，也无人过问。中国政府无力通过自己交代表采取措施改善自己国民的命运……。华工们就在这种。下生活、工作和逐渐死去。他们认为他们将看不到黎明，也许将永远见不到祖国的亲人、宗祠和祖坟……”[56]。在刘泽荣领导下“中华旅俄联合会”为救济、安置和护送华工回国做了大量工作。由于他们的工作在苏俄政府的支持下使大约四万人回到了祖国[57]。被达聂尔招去的数万华工也“十有九死一生”，直到1921年9月才有七、八百人“始庆生还”[58]。
赴俄华工不甘心忍受沉重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15年11月，上面提到的那个拉扎列夫公爵所属煤矿的华工暴动，捣毁矿务所，消息传遍整个乌拉尔矿区。1916年6月25日，这里另一个伐木场的华工2600人举行罢工，并同沙俄警察发生搏斗，俄国政府派军队前来镇压，逮捕260人。1916年在距首都仅90俄里的恰沙车站也发生华工罢工事件，有10人被枪杀，40人被捕入狱。这一年的9月，在接近前线的铁路沿线，华工也举行罢工，参加者多达4000多人，俄国警察向华工开枪，三人当场死亡，40多人受伤。1917年二月革命中，广大旅俄华工和俄国无产阶级一道推翻了沙皇政府，在十月革命中，有更多的华工投入了创立和保卫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仅参加红军的华工就多达五万人。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有效地支援了苏联人民的革命事业，从而揭开了现代中苏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
五、中国政府的态度
在赴俄华工出现后近半个世纪的自由佣工时期，除一部分是被俄国招募赴俄外，绝大部分是自由赴俄觅工的季节工。中国政府对华工赴俄佣工始终采取一散默许甚至支持的政策，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实行排斥华工的政策以后，中俄两国有关华工的交涉才多起来。1906年驻俄公使胡惟德致函外交部，要求“限制华民来俄，以兔流离。”[59]1912年，当俄国政府为限制华工入境实行“过江小票”办法以后，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并提出抗议，还派出地方官员同俄国人交涉，指出俄国政府这种作法违背了中俄间的历次条约和协定。然而在辛亥革命中刚刚诞生的民国政府实际上无力作出任何强有力的反应，只不过是清朝专制统治灭亡，迫于国内日益高涨的“兴民权”的舆论，“不得不俯顺民心，以防变生意外”而已[60]。当时政府命令沿边地方官员“遇交涉务持平和忍耐，万不可因细故轻启嚣端”，俄国人设卡收税，“其权操之在彼，当此时局艰难，理论之则可，抗拒之不能……只可听之任之而已。”[61]“彼既有遣回之令，华工难免被其虐待，自应一律禁止；以重民权”[62]。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俄政府开始大规模在华招工，腐败的北洋军阀政府不但无力保护自己的国民免遭流离，甚至把华工出洋作为解决国内日益尖锐的饥民问题的手段。对各国招工不加阻止。只求“妥善”订立合同，派员视察“以维民命”。对外国人在华招工缺乏严格有效的管理，对招工人数、招工地点、招工人的活动都不能进行严格的检查和监督、甚至在多起招工同时进行的时候。分不清彼此。例如，德利金1915年在奉天省招工 8000人，竟未通知中国政府即行开招。被省城警察发现后，地方政府考虑到这次招工“人数过多，恐有窒碍”，先向驻奉俄国总领事询问，当俄国总领事答称确有此事之后，中国官员就大笔一挥，“查招工一节既经俄领予签，其事自属可行”，当即“允准开招，并令“各处警厅准予放行”了事[63]。至于各项招工进行情况、招工确切数目、是否履行合同等等实际上都无人过问。例如1916年6月14日俄国人在奉天招工1200人，但开招后“究竟已否招足无从稽核”[64]
1916年初，由于俄国人不履行合同并残酷虐待华工，要求“取缔俄人招工”的社会舆论越来越强烈。当时驻俄公使刘镜人也报告旅俄华工惨遭蹂躏的情况，并于1916年4月听说达聂尔招工三万人的消息后立即电告中国政府。指出“查俄现时需工甚急，势在必行。我不妥筹办法，则接踵来俄，种种流弊无穷。加以包工头唯利是图，剥削工人虐待备至，尤当预为防范。”他要求政府通知各地方官千方百计阻止中国人应募，以期阻止达聂尔招工[65]5月6日还亲自草拟《华工赴俄工作章程》寄给政府，主要强调以下几点：一、要求赴俄华工同当地俄国工人“一律待遇”：二、中国官员必须查验招工合同，合同中必须详细规定华工从事工作种类、工资及生活待遇；三、赴俄华工不能参战以违中国之中立立场；四、政府应派“通商事务员”随同华工赴俄，主持华工事务[66]。《华工

中国历史故事作文350字

赴俄章程》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份有关赴俄华工的较为系统的文件[67]。外交部当即发给各地方政府，责令遵照执行。同时告诫各省交涉员“遇有招工赴俄情事，应情以前次所募华工均未履行合同设法劝阻。并密谕地方官严查私自招工，以维民命。即有万难固拒之处，亦应参照刘使所汀章程，妥慎商订。”[68]
近代中国，国力衰微，无论是腐败的清朝政府还是“民国”的北洋军阀政府，都无力保护自己的国民。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屡遭欺凌，所受屈辱非一纸文字所能尽述．统观出洋华工，尤以赴俄华工处境最悲惨，可是腐败的中国政府非但不加阻止，由于无力解决国内严重的失业问题，反以华工出洋为解决国民生计的一种办法。国家不强盛，人民遭涂炭，华工赴俄的历史亦再次证明了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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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彭家礼：《历史上的华工出国》，载《近代史研究》1984年6期．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4页。
[3] 这些人大多从事伐木、采参等业，当时人称为“刨夫”、“跑腿子”或“林木中人”
[4] 魏声禾：《鸡林旧闻录》。见《吉林地志》。
[5]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四册．1800页。
[6] 据说1862年前滨海地区没有朝鲜人．60年代大饥荒后始有朝鲜人移入，以后逐 步增加，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朝鲜人大量涌入。参见《滨海地区》（论文集），1929年版，第160页．
[7] 参见赫罗连科：《关于十九世纪下半叶（1860—19Q0年）东西伯利亚采金业无产阶级为形成问题》，载《西伯利亚与远东历史问题》，1961年出版。
[8] 见别斯克罗夫内、纳罗奇尼茨基：《论十九世纪俄国在远东的对外政策问题》，载
《历史问题》1974年第6期。
[9] 《奉天行省公署档案》卷2342。
[10]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料》575页。
[11] 赵春芳：《呈民政司宪宋禀条陈要政四则由》，《边务采取报告书》，宣统三年（1911年）。
[12] 《为剿匪肃情筹备善后十八条由》、《边民情形》，同上书。
[13] 《滨海省》（1856—1898），中文版281页。
[14] 温捷尔贝尔格：《阿穆尔沿岸地区（1908—1911年）》1912年，彼得堡出版，附录一。
[15] 巴比切夫：《中国与朝鲜劳动者参加远东地区的国内战争》，1959年，塔什干出版，第8—9页。
[16] 波夫：《国内战争时期中国国际部队参加保卫苏维埃共和国》（1918—1920年）。载《历史问题》1957年第10期。参见李长傅《中国殖民

读中国历史故事读后感小学

史》，第218页。
[17] 转引自《巴比切夫》，上引书，第10—12页．
[18] 见《滨海省》（1856～1898年）第277页．
[19] 见《滨海省》（1856～1898年）第277页．
[20] 巴比切夫，上引书，第13页．
[21] 温捷尔贝尔格，上引书，附录4。
[22] 温捷尔贝尔格，上引书，附录6。
[23] 温捷尔贝尔格，上引书，第128页、参见H·奥夫相尼科娃《资本主义时期东西伯利亚采金工业史问题》，载《西伯利亚与远东历史问题》1961年出版。
[24] 《列宁选集》第1卷，第217页。
[25] 《列宁选集》第1卷第214页。
[26] 温捷尔贝尔格，上引书第82—83页。
[27] 《滨海省》（1856—1898）第51一52，58页。
[28] 温捷尔贝尔格．上引书第74—79页。
[29] 温捷尔贝尔格，上引书、第79—80页。
[30] 温捷尔贝尔格，上引书，第91页．
[31] 温捷尔贝尔格，上引书，第95页。
[32] 《奉天行省公署档案》，卷2342．
[33] 《盛京时报》1912年3月1日。
[34] 赵春芳：《为呈请发过江小票由》，《边务采辑报告书》（）。
[35] 魏声禾：《鸡林旧闻录》， 见《吉林地志》。
[36] 《奉天行省公署档案》， 卷2342。
[37] 温捷尔贝尔格：上引书，第419页。
[38]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据不完全统计，英国招华工五万人，法国招华工二十万人。参见李长傅：《中国殖民史》286页。”
[39] 徐家庆：《记俄国华工情形》，见《东方杂志》13卷6号。
[40] 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实行新的对华政策，招工当是某些俄国业主烂远东尚未解放之机私自在华招工。
[41] 《为苏维埃政仅而战的中国志愿兵》（1918——1922年）。1961年莫斯科出版；第7页。
[42] 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而战》，1959年列宁格勒出版．第12页。
[43] 《为苏维埃政权而战的中国志愿兵》（1918—1922年），第39页。
[44] 《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一）》，《中俄关系史料》，141——142页。
[45] 《奉天交涉署档案》卷1166。
[46] 《奉天交涉署档案》卷1169．
[47] 《盛京时报》1916年8月10日。
[48] 《盛京时报》1916年9月11日．
[49] 《盛京时报》1916年9月10日。
[50] 原文如此，疑为“五十元”之误。
[51] 均见《奉天交涉署档案》卷1169．
[52] 《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一），《中俄关系史料》60—61页．
[53]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290页。
[54] 《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一）》，《中俄关系史料》25页。
[55] 《俄政变与一股交沙（一）》，《中俄关系史料》第164页．
[56] 诺沃格鲁茨斯，A.杜纳耶夫斯基:《沿着巴乌的足迹》，1962年莫斯科出版，第18页
[57] 关于刘泽荣及“中华旅俄联合会”的活动．参见《苏联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的旅俄华人组织及其活动》，载《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3期。
[58] 《盛京时报》1921年9月20日。
[59] 《华工出国史汇编》第一缉，四册．1794页．
[60] 《奉天行省公署档案》卷2342．
[61] 赵春芳：《函复连釜战卡实行过江小票事文》，《边务采辑报告书》（十一）。
[62] 《奉天行省公署档案》卷2342．
[63] 《奉天交涉署档案》卷1166．
[64] 《奉天交涉署档案》卷1170．
[65] 《奉天交涉署档案》卷1167．
[66] 原见《奉天交涉署档案》卷1168．
[67] 此前，早在1907年黑龙江将军程德全曾订《华民出境护照格式章程》10条：同年吉林将军达桂副都统成勋亦曾拟就华工等《赴俄章程》6条。见《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四册1801，1804页。
[68] 《奉天交涉署档案》卷1168．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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