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战役-俄国对义和团的初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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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俄国对义和团的初期政策

１９００年俄国从其东西方外交总战略出发，对义和团运动实行有限干涉政策，不谋求侵华联军的领导权，不当主角，以保持“行动自由”（见《俄国对义和团运动的政策与英俄关系》，《史学月刊》１９８６年，第３期；）。不过，尽管俄国这个政策制定较早，真正付诸实施却在１９００年７月４日以后。在此以前，即八国联军在天津时期，俄国的实际行动却与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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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策相距甚远，俄军几乎始终站在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最前哨，成为侵略天津的元凶。本文拟从这方面披露些事实，以作为对上述论点的补充。
一、 出兵最早
１９００年５月底和６月初为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运动的酝酿时期，主要活动是举行联合海军示威，向北京派遣“使馆卫队”。在这些行动中，俄国捷足先登，走在前面，它与欧洲盟国法国的海军陆战队，于５月２９日最早在大沽口登陆（英国议会文件：《兰皮书·中国之三》（１９００），第３０页，第５４号文件；第４０页，第８７号文件；第５５页，第１２７号文件；第６８页，第１６７号文件；第２卷，第３号文件；第２２３号文件；第７５页，第１３０号文件；第１３页，第３２号文件；）。俄军登陆部队有１０５人，比公使会议最高限额多３０人。７５名水兵与英、法、美、意、日五国各７５人，组成“使馆卫队”，乘车到北京（杨契多伟茨基《在停滞中国的城墙脚下》，圣彼得堡——旅顺１９０３年；第１６页；第３０页；第３１—３２、３４页；第７８页；第７２页；第92－９３页；第１８０页；第１８２；第１８７－１８８页；第１８６页；第１４０页；第１１７页；第１３８页；第２４０页；第２０８页；第２７０—２７１页；）。俄军多出的３０人为哥萨克骑兵，在“使馆卫队”离津后，也出发西上，以到保定“寻觅”失踪比利时人、意大利人为名，实为到天津郊区扫荡。带队的涅奇罗多夫大尉供认：我们离开天津，“东绕西转，走行三日，终于撞见一群义和团。我们立即发起攻击，将其杀死过半。”（杨契多伟茨基《在停滞中国的城墙脚下》，圣彼得堡——旅顺１９０３年；第１６页；第３０页；第３１—３２、３４页；第７８页；第７２页；第92－９３页；第１８０页；第１８２；第１８７－１８８页；第１８６页；第１４０页；第１１７页；第１３８页；第２４０页；第２０８页；第２７０—２７１页；）当然，这群匪军也未能逃脱惩罚。涅奇罗多夫只得率部狼狈败回天津租界。
俄国也积极参加列强的联合海军示威。专门从俄国太平洋舰队拨出若干舰只，编为北直隶湾分舰队。分舰队司令由太平洋舰队副司令维谢拉果海军少将兼任。最初派６艘军舰参加示威。它们在５月２９日卸下“使馆卫队”后，立即加入到大沽口外十七、八公里宽海面上的示威舰列。
实际上早在３月底，“关东省”长官阿列克谢也夫曾以所谓正常“岸边巡航”，派一艘舰艇到过大沽口外示威现场，立即被俄国驻华公使吉尔斯制止。他说：“彼得堡已有说明，俄国不应参加此类事件。”（柯罗斯杨维茨《俄国在远东》，北京，１92２年，第１０页；）俄国政府希望由清朝政府自己镇压义和团运动，外国列强不应介入。俄国此举，非为中国着想，实为俄国利益打算。自从１89６年签订《中俄密约》和１89８年租借旅顺以后，俄国对清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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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影响，远远在他国之上。为了保持这种利益优势，俄国竭力要维持中国现状；而列强借口镇压义和团采取军事行动，潜在打破现状，损害俄国利益的危险。这是俄国在列强酝酿干涉时期持犹豫态度的主要原因。
但是，５月底６月初，义和团运动在京津一带风起云涌，在这种形势下，俄国为了维护其在华的固有利益和乘机扩大侵略，维谢拉果海军少将率北直隶分遣舰队的到来，标志俄国政府最后抛弃犹豫立场，积极加入列强的干涉行动。
二、企图充当国际宪兵
俄国政府决定卷入干涉之后，１８９９年春天参加了九十年代后期俄国全部的侵华活动。沃加克来到天津，出任俄国驻华北军事代表，他从１８９９年１２月“就密切注视”（杨契多伟茨基《在停滞中国的城墙脚下》，圣彼得堡——旅顺１９０３年；第１６页；第３０页；第３１—３２、３４页；第７８页；第７２页；第92－９３页；第１８０页；第１８２；第１８７－１８８页；第１８６页；第１４０页；第１１７页；第１３８页；第２４０页；第２０８页；第２７０—２７１页；）义和团运动的发展。这项新任命就使沃加克成为国际干涉初期的主要策划者，担任了讨论组建八国联军的６月９日联席会议主席。而他利用这个职位的主要活动，就是试图使俄国军队单独成为镇压义和团的国际宪兵。
在６月９日的领事和军官的联席会议上，英国人积极倡导组织国际联军，进军北京。因为，当时在津沽地区，军衔最高的军官为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而且英军在当地有九百一十五人，居各国之首（杨契多伟茨基《在停滞中国的城墙脚下》，圣彼得堡——旅顺１９０３年；第１６页；第３０页；第３１—３２、３４页；第７８页；第７２页；第92－９３页；第１８０页；第１８２；第１８７－１８８页；第１８６页；第１４０页；第１１７页；第１３８页；第２４０页；第２０８页；第２７０—２７１页；）。在这种形势下组织起来的联军，只能由英国控制。这时协调两国利益的《英俄协定》尚未签订，俄国仍把英国视为在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英国控制国际联军在俄国势力范围附近行动，俄国当然不希望产生这样的结果。同时沃加克为了保卫俄国在华北的政治优势，监督其他列强的行动，从旅顺向华北派遣四千陆军，试图阻止组建国际联军。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排除英国或他国损害俄国利益的危险性。所以他在会上要求各国代表：“必须等待旅顺俄国陆军大部队到来，只有这支陆军才能驱散大队义和团，恢复秩序，有效地保护外国人。”（杨契多伟茨基《在停滞中国的城墙脚下》，圣彼得堡——旅顺１９０３年；第１６页；第３０页；第３１—３２、３４页；第７８页；第７２页；第92－９３页；第１８０页；第１８２；第１８７－１８８页；第１８６页；第１４０页；第１１７页；第１３８页；第２４０页；第２０８页；第２７０—２７１页；）但是除了俄国的盟国法国的代表迪赛利埃伯爵外，谁也不支持他的主张。沃加克也未能达到使俄军充当国际宪兵的目的。最后一致议决，成立以西摩尔上将为指挥的八国联军。
俄国未当上国际宪兵，但在联军中的地位却举足轻重。根据西摩尔的提议，沃加克出任联军参谋长（英国议会文件：《兰皮书·中国之三》（１９００），第３０页，第５４号文件；第４０页，第８７号文件；第５５页，第１２７号文件；第６８页，第１６７号文件；第２卷，第３号文件；第２２３号文件；第７５页，第１３０号文件；第１３页，第３２号文件；）。八国联军总数二千三百人，其中俄兵为三百二十人，仅次于英国兵。当西摩尔远征军在落垡失败后，又被义和团和中国政府军围困在廊坊，前无进路，后无归途时，俄国四千派遣军的第一梯队、第十二东西伯利亚团恰好在６月１３日开到。于是沃加克见有机可乘又向团长阿尼西莫夫上校建议，立即轻装进军北京，夺过“北京解放者的桂冠（杨契多伟茨基《在停滞中国的城墙脚下》，圣彼得堡——旅顺１９０３年；第１６页；第３０页；第３１—３２、３４页；第７８页；第７２页；第92－９３页；第１８０页；第１８２；第１８７－１８８页；第１８６页；第１４０页；第１１７页；第１３８页；第２４０页；第２０８页；第２７０—２７１页；）”。只因俄军的辎重车辆未到，同时阿尼西莫夫认为，没有可靠的前进基地不宜贸然深入华北腹地，这才使沃加克充当国际宪兵的欲望未能实现。
三、攻占大沽的急先锋
西摩尔联军的溃败引起列强的恐慌，同时义和团运动进一步高涨；清军部分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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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士也投身抗敌斗争，６月１５日二千中国军队开抵大沽。６月１６日西太后召开御前会议，俯顺端王围攻使馆的荒谬动议。消息很快泄露给英国人（英国议会文件：《兰皮书·中国之三》（１９００），第３０页，第５４号文件；第４０页，第８７号文件；第５５页，第１２７号文件；第６８页，第１６７号文件；第２卷，第３号文件；第２２３号文件；第７５页，第１３０号文件；第１３页，第３２号文件；）。这一违背国际法的决定无疑进一步给了列强一个扩大侵略的借口。６月１５日和１６日参加海军示威的各国舰队司令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攻打大沽要塞。６月１６日同时向直隶总督裕禄和大沽炮台司令罗荣先发出通牒，限令１７日凌晨二时前交出炮台，否则以武力攻占。
６月１６日以前，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以镇压革命为伪装的。而“六·一六”通牒是宣战声明，标志他们把干涉革命变为公开的侵华战争。这是八个帝国主义强国共同发动的侵略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的空前的野蛮战争。
俄国在这次野蛮的行动中又扮演了特殊的角色。还是在大沽联席会议以前，俄国“关东省”当局已着手攻击大沽炮台的策划。阿列克谢也夫６月１５日报告陆军大臣说：他与沃加克都认为“形势危险”，“必须命令（俄国）分舰队会同外国海军将领，一起攻打炮台。否则，分舰队将失去与大沽和天津的联系，俄国登陆部队及远征军也就会陷入绝境。”（梅斯拉也夫斯基前引资集，第一卷，第一册，第７页；）陆军部根据沙皇的认可，同意“关东省”当局的决定。俄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吉尔德布兰特海军中将立即奉派到了大沽。根据国际法国际联合行动中级别最高者享有司令权的原则，吉尔德布兰特成为攻击大沽要塞的总指挥。
攻击战役开始后，俄军则成为地道的急先锋，无论在海战还是陆战中，都冲在阵前。列强共有九艘炮艇参加海上攻击行动，俄舰最多，共三艘；英舰二艘，其他国家各为一艘。而且俄舰承担轰击炮台的任务，他国舰只辅助。发布总攻信号的是俄国“海狸”号舰长东波罗瓦尔斯基海军中尉。陆上攻击部队由英日俄德奥意六国组成，共一千零五十八人。从人数上俄军居三，但只有俄军为正规陆军。显然，俄军也实际成为陆上攻击的主力。联军第一个攻击目标是西北炮台。由德军为先导，俄英日德四国部队扑向炮台，但久攻不下，各国指挥官举行会议，多数赞成撤退。但是，俄军十二团混成连连长斯坦凯维奇中尉却坚持继续攻打。他说：“我声明（俄军）决不撤退，万不得已，我们就自己去夺取炮台。”（杨契多伟茨基《在停滞中国的城墙脚下》，圣彼得堡——旅顺１９０３年；第１６页；第３０页；第３１—３２、３４页；第７８页；第７２页；第92－９３页；第１８０页；第１８２；第１８７－１８８页；第１８６页；第１４０页；第１１７页；第１３８页；第２４０页；第２０８页；第２７０—２７１页；）立即率领俄军独自冲进西北炮台；三国部队随后跟上，中国守军被迫撤退。接着南炮台、北炮台和新炮台也相继失守。六点三十分，整个要塞完全被联军占领。一只俄国军舰还顺便占领了大沽造船厂。俄英法德四国平分了被俘中国舰只（杨契多伟茨基《在停滞中国的城墙脚下》，圣彼得堡——旅顺１９０３年；第１６页；第３０页；第３１—３２、３４页；第７８页；第７２页；第92－９３页；第１８０页；第１８２；第１８７－１８８页；第１８６页；第１４０页；第１１７页；第１３８页；第２４０页；第２０８页；第２７０—２７１页；）。
持续六个小时的激战，联军也付出沉重的代价。九艘参战舰只，被击伤六艘，俄舰无一完好。战死六十四人，伤八十九人（《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三卷，第２２页；）。也以俄军伤亡最重：死十七人，伤七十人。伤亡的高比率也表明俄军的主力地位。
大沽要塞失陷后，华北门户洞开，侵略军源源开来。６月１９日，俄国华北派遣军司令、第三东西伯利亚旅旅长斯杰谢利少将亲自率领第九东西伯利亚团在大沽登陆，该团是四千派遣军的第二梯队。同日登陆的还有英、德、美、日的水兵。天津顿时为帝国主义联军所占领。
四、租界战役的主力军
俄军在大沽的行动深得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嘉许。他在阿列克谢也夫的报功电报上写道：“电奏已阅，无比自豪！”随即发电嘉奖：“祝贺战功，对伤亡殊感哀痛！希照护好伤兵，向东波罗瓦尔斯基中尉以及‘朝鲜人，号、‘基里亚克人’号和‘海狸号’上全体指挥员和军官转达联深切的嘉许，衷心感谢年轻的士兵。”（杨契多伟茨基《在停滞中国的城墙脚下》，圣彼得堡——旅顺１９０３年；第１６页；第３０页；第３１—３２、３４页；第７８页；第７２页；第92－９３页；第１８０页；第１８２；第１８７－１８８页；第１８６页；第１４０页；第１１７页；第１３８页；第２４０页；第２０８页；第２７０—２７１页；）同时鼓励俄军“效新劳，立新功”（杨契多伟茨基《在停滞中国的城墙脚下》，圣彼得堡——旅顺１９０３年；第１６页；第３０页；第３１—３２、３４页；第７８页；第７２页；第92－９３页；第１８０页；第１８２；第１８７－１８８页；第１８６页；第１４０页；第１１７页；第１３８页；第２４０页；第２０８页；第２７０—２７１页；）。沙皇的电报既是表彰，也是命令，使俄军在下一阶段的天津租界战役和郊区讨伐战中再次成为八国联军的主力和领导者。
６月１６日大沽海军将领联席会议的同时，天津也召开了领事与指挥联席会议，制定防守租界的方案，提出两项最重要的任务：保证北京铁路畅通和死守天津车站。尤其后项定为守卫租界的关键措施。车站与租界隔河相对，有一浮桥相接，被联军视为通海咽喉。同时车站本身也具有战略意义，因为站前的河岸罗列着盐坨，形成天然工事，若被义和团控制，租界置于死地。因此，会议一致认为，无论代价多大，要死守车站。这两项任务均交给俄国，当时只有俄军有足够的兵力和手段承担这样的任务。尽管大沽战役后，援军源源而来，但由于义和团沿途堵截，未赶到天津。租界守军是大沽战役前开入天津的联军部队，总共１８１８人，１４门炮，３挺机枪（杨契多伟茨基《在停滞中国的城墙脚下》，圣彼得堡——旅顺１９０３年；第１６页；第３０页；第３１—３２、３４页；第７８页；第７２页；第92－９３页；第１８０页；第１８２；第１８７－１８８页；第１８６页；第１４０页；第１１７页；第１３８页；第２４０页；第２０８页；第２７０—２７１页；）。其中英德法日美意六国加在一起才３１１人，余者全为俄军，计１５０７人（杨契多伟茨基《在停滞中国的城墙脚下》，圣彼得堡——旅顺１９０３年；第１６页；第３０页；第３１—３２、３４页；第７８页；第７２页；第92－９３页；第１８０页；第１８２；第１８７－１８８页；第１８６页；第１４０页；第１１７页；第１３８页；第２４０页；第２０８页；第２７０—２７１页；）。１４门炮中有八门是俄炮。所以，俄军是租界战争中联军的主力，而且应当说是与义和团作战的唯一力量。租界战役从６月１７日至２３日，整整一周，双方争夺的焦点始终在联军关键防守区天津车站。中国军民的对手仍为芦台运河战役俄军１２团那４个连队，指挥官也是谢林斯基。不过，俄军主力得到日德英法军更有力的配合。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６月１８日，１８００多联军几乎全部集中到车站。尤其是车站正西争夺战达到白热化，俄国守军第４连，接连伤亡４个连长，整个连队消耗殆尽。俄军已经山穷水尽，谢林斯基准备炸毁浮桥，退守租界。在最危急的时刻，由于阿尼西莫夫率援军赶到，才暂除危险。他本来要去军粮城解救俄国守军，为了保住租界，只好让其“听天由命了”（杨契多伟茨基《在停滞中国的城墙脚下》，圣彼得堡——旅顺１９０３年；第１６页；第３０页；第３１—３２、３４页；第７８页；第７２页；第92－９３页；第１８０页；第１８２；第１８７－１８８页；第１８６页；第１４０页；第１１７页；第１３８页；第２４０页；第２０８页；第２７０—２７１页；）。１９日以后的战斗，其激烈程度虽稍逊头二日，但由于中国军民实行长期炮击消耗战，其威胁性不减以前。到６月１９日俄军几乎弹尽粮绝，人员损失更重，死亡士兵占十二团全员的五分之一。６月２０日前后，租界实已朝不保夕，阿尼莫夫甚至着手撤退联军及所有欧洲人，但是，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斯杰谢利率俄军第九团及联军二千五百人赶来增援。至此，租界战役结束（杨契多伟茨基《在停滞中国的城墙脚下》，圣彼得堡——旅顺１９０３年；第１６页；第３０页；第３１—３２、３４页；第７８页；第７２页；第92－９３页；第１８０页；第１８２；第１８７－１８８页；第１８６页；第１４０页；第１１７页；第１３８页；第２４０页；第２０８页；第２７０—２７１页；）。
所谓天津租界战役实际为俄国第三东西伯利亚步兵旅对抗天津军民之战。俄国为维护帝国主义在天津的利益，立下汗马功劳。对此，俄国外交上的老对手英国也大加称赞。英国天津领事贾礼士致电外交大臣说：“俄国人整日战斗在各处，表现极好；他们的大军以及包括他们四门炮在内的重野炮挽救了局势。”（英国议会文件：《兰皮书·中国之三》（１９００），第３０页，第５４号文件；第４０页，第８７号文件；第５５页，第１２７号文件；第６８页，第１６７号文件；第２卷，第３号文件；第２２３号文件；第７５页，第１３０号文件；第１３页，第３２号文件；）上海的一家英文报纸则赞扬说：“俄国官兵光荣地经受了加给他们的严重考验，用鲜血捍卫了天津租界，应得到极好的评价。”（杨契多伟茨基《在停滞中国的城墙脚下》，圣彼得堡——旅顺１９０３年；第１６页；第３０页；第３１—３２、３４页；第７８页；第７２页；第92－９３页；第１８０页；第１８２；第１８７－１８８页；第１８６页；第１４０页；第１１７页；第１３８页；第２４０页；第２０８页；第２７０—２７１页；）
天津租界战役后，联军打通津沽交通线，联军续援部队如潮水般地涌向天津。至６月３０日，联军共登陆１８７００人。虽然他国兵力大增，但仍以俄军居首，共五千九百三十四人，占联军总兵力的二分之一。因此，在租界战役后联军讨伐天津郊区的军事行动中，仍以俄军为主导。其间俄军的主要罪行为洗劫西沽军械库和攻掠东局子机器制造局，俄军攻陷东局子后，也一直由俄军占领，共掠去价值一千万卢布的军火和机器设备，全部运往旅顺，用于修筑军港（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第７３３页；）。所以俄国人洋洋得意地说：“在整个北直隶战役期间，这是最好的战利品。”（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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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多伟茨基《在停滞中国的城墙脚下》，圣彼得堡——旅顺１９０３年；第１６页；第３０页；第３１—３２、３４页；第７８页；第７２页；第92－９３页；第１８０页；第１８２；第１８７－１８８页；第１８６页；第１４０页；第１１７页；第１３８页；第２４０页；第２０８页；第２７０—２７１页；）
五、重要的配角
天津租界战役方酣时，联军各国政府也正为组织进军北京的国际联军争吵不休。主要有两个争论题目：哪国充当联军主角？谁出任统帅？
俄国政府６月１７日通过外交备忘录，既不要领导权，也不当主角（《红档》１92６年第１卷第１５页；）。其他如英美法之间也缺少兴趣。英国正陷于南北战争，美国被菲律宾人民的游击战争弄得穷于应付，法国则全力准备欧洲的对德战争。
列强中只有日本有志于充当联军主角。６月１１日，日本政府正式提出独自派大军镇压义和团。７月４日，联军海军将领会议一致同意日本派遣师团，并向日方发出邀请。俄国出席会议代表吉尔德布兰特海军中将也投了赞成票，标志俄国政府开始执行６月１７日制定的官方政策。７月６日，日本政府决定派二万人的师团。此后，日本大军陆续开来，俄国在历次天津战役中所扮演的主角，遂政由日军来扮演了。
在７月１３—１４日，日军担任了攻占天津城的任务，日军的兵力是二千四百人，由美英法奥的二千七百人支援，首先攻陷津城。但俄军却是主攻击力量。俄军与法德三国共出动四千四百七十人，从天津东门方向攻城，接连攻下三岔口、黑炮台、清军大营、直隶总督府和海防公所。此外，俄军的十九门野炮和一门英国炮从东南方向轰击城内（杨契多伟茨基《在停滞中国的城墙脚下》，圣彼得堡——旅顺１９０３年；第１６页；第３０页；第３１—３２、３４页；第７８页；第７２页；第92－９３页；第１８０页；第１８２；第１８７－１８８页；第１８６页；第１４０页；第１１７页；第１３８页；第２４０页；第２０８页；第２７０—２７１页；）。俄军另有一部继续守护天津车站。
天津失陷之后，阿列克谢也夫立即在俄商巴图谢夫家召集各国领事及指挥官，商讨成立临时殖民政治机构“天津临时政府委员会”。他曾千方百计要安插沃加克当天津总督，由俄国独霸天津的统治权，但是英日两国代表激烈抵制，最后成立“三国政府委员会”，日俄英平分秋色。俄国沃加克、英国鲍维尔、日本青木组成第一届“政府委员会”，而沃加克也常以首席委员自命。
六、俄国的优势
八国联军在天津，俄国从始至终是联军的领导者，犯下累累罪行，成为蹂躏天津的罪魁祸首。俄国所以能扮演此等角色，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地理条件便利，出兵多而及时，抢先占据主导地位。
当联军其他各国对义和团运动的政策尚模糊不清时，６月７日沙皇政府已最先作出初步行动方针：出兵四千，防止日本及他国借口保卫使馆出兵。为取捷足先登之势，外交部指定从旅顺派遣这支陆军。又因旅顺经过两年经营，到１９００年已成为可靠的侵略基地，常驻军队一万二千（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１92８年，第２４８页；）；与天津相距甚近，仅一夜航程之隔。当他国仅能从航舰派遣数量有限的水兵时，俄国配备整齐的“关东”野战军已陆续在大沽登陆，在７月上旬日本师团开到以前一直是天津唯一人数多实力强的外国军队，军事主动权自然就落在俄国之手。诚如清朝驻俄公使杨儒所说：“俄集兵既便，又受各国之托，已成东方领袖。”（杨儒在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电《俄事纪闻》第五页；）
第二，列强在日本出兵问题上的外交斗争使俄军得以长期掌握联军军事行动的主动权。
在八个帝国主义强盗之中，只有日本首先明确表示要派遣大军充当侵华主力。６月１１日日本政府抛出外交备忘录，打算“立即派一支相当大的师团”（《德国外交部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二卷，第２０页；）去中国。当时日本本来完全可以象俄国那样，不通知任何人，径自派兵来华。因为在出兵问题上，日本政府决定，要事前得到“在远东有利害关系的各国政府不表示反对的保证”（英国议会文件：《兰皮书·中国之三》（１９００），第３０页，第５４号文件；第４０页，第８７号文件；第５５页，第１２７号文件；第６８页，第１６７号文件；第２卷，第３号文件；第２２３号文件；第７５页，第１３０号文件；第１３页，第３２号文件；），尤其要首先得到英国的保证。对此，各大国政府之间展开紧张的外交谈判。尤其英俄两国各怀鬼胎，矛盾重重，致使谈判拖了很长时间。英国在华经济利益居各国之首，但当时正深陷布尔战争的泥潭，无力对华增兵，因而真诚而坚决地支持日本出兵；日本原计划出二万，它却让日再加一万（英国议会文件：《兰皮书·中国之三》（１９００），第３０页，第５４号文件；第４０页，第８７号文件；第５５页，第１２７号文件；第６８页，第１６７号文件；第２卷，第３号文件；第２２３号文件；第７５页，第１３０号文件；第１３页，第３２号文件；），甚至还建议日本“托管”义和团的“绥靖”任务，即由日本一国包办。因英国和日本正在谈判订立《英日同盟条约》，当然乐于由日本一家独揽，借以排挤俄国。但是，俄国也赞成日本充当联军主力，因为这同俄国的“二流”政策并不矛盾。俄国只反对日本包办“绥靖”任务。包办必然剥夺俄国在联军中所占的一席之地，俄国在华的利益就会置于他人的威胁之下。德国根本反对日本充当联军主力。外交大臣别洛夫说：派三万人的日本师团，“等于给日本一个特别委托。（德皇）陛下对于此事自始就表示反对。”德国正积极充当联军统帅，并已成定局，所以德国当然希望维持各国兵力大致相当的联合部队。它担心日本的主力地位会削弱德国的影响力。诸如此类的分歧使谈判拖延了二十多天，直到７月４日才最后定局。因此，在７月４日以前，俄国得以一直稳操联军的军事主动权，兵力始终处于优势。所以，八国联军侵略天津的两个月中，俄国侵华军事当局实际上行使了这种领导权，直到天津殖民机构“俄日英三强委员会”建立时才转给该机构。
此外，俄国在联军中兵种最为齐全，除正规陆战部队外，铁道兵、架线兵、运输兵、卫生兵，应有尽有，使俄军能够承担正规战斗以外的所有辅助军事任务。这有助于俄国充当联军主角，成为屠杀天津人民的罪魁祸首。
（资料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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