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一段晚清历史的辉煌、遗忘与发掘、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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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一段晚清历史的辉煌、遗忘与发掘、探索

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世界经济的日益全球化，中国人走向世界早已是极为普通平常的事情了。可是，当我们把目光回溯到一百多年前，中国刚被西方列强用武力敲开闭关大门之时，主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尤其是官员、文人，简直是凤毛麟角，而且步履是那么蹒跚。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陆续向国外派遣使团、外交官、留学生的历史，已经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如对斌椿使团、蒲安臣使团，郭嵩焘、曾纪泽等驻外使臣，容闳与留美幼童、留欧船政学生等等的研究。然而，令人感到惊讶和遗憾的是，对于1887年清政府同时派前12名海外游历使分赴世界四大洲20多个国家游历考察这样一次走向世界的盛举，长期以来竟然在各种清史、中国近代史和中外关系史著作教材中，均无记载。甚至专门研究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和海外游历的著作和文章中，也很少涉及。它几乎成了一段被遗忘被埋没的历史。
有鉴于此，笔者近20年来锲而不舍，潜心开拓这项原创性研究课题，力图挖掘和探索这段一度辉煌而又被遗忘埋没的晚清历史。本文将首先论述1887年海外游历使在历史上的地位和特色，阐明为什么说它是19世纪80年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它究竟在哪些方面超越前人甚至打破历史的记录？并且简要介绍1887年清政府派遣海外游历使的背景、由来、选拔考试、游历章程、人员统计及游历概况。其次论述海外游历使归国的境遇与这段历史被遗忘和发掘的经过。如他们回国后的任用、奖励情况，如何受到压制和忽视？这段历史又怎样逐渐被淡化和遗忘？而我们今天如何通过史料的收集梳理、重新发掘这段被埋没的历史。本文最后还要探讨1887年海外游历使被遗忘埋没的原因，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他们回国后为什么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调研成果也未能产生应有的影响，究竟原因何在？
一、 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
为什么要把1887年清政府派遣海外游历使之举，称为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呢？这是因为它超越前人，打破了好几项历史的纪录。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先简单回顾一下清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历程。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由于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严格限制中国人出海贸易和旅行，极少数能去西方的中国人，一类是跟随西方天主教传教士搭乘外国商船到欧美旅行和留学的中国人，如随耶稣会传教士赴意大利和法国学习的中国天主教徒。还有一类是在沿海航行遇到风暴而被西方船只救起带往欧美国家的中国商人和船民，如口述《海录》的广东人谢清高等，而鸦片战争后19世纪40—50年代出国的中国人则主要是以下几种人，一种是被西方殖民者诱拐贩卖的中国契约华工，又被称为“苦力”或“猪仔”。另一种是从事对外贸易的中国商人和替西方洋行或外国外交、宗教、文化教育机构团体服务的买办、雇员、翻译。如1847年受美国商人雇用赴美的林钺，写过一部《西海纪游草》。还有广东南海人罗森，被美国培理舰队聘为汉文翻译，1854年随培理赴日本，参与日本神奈川条约的签订，回国后写了《日本日记》，刊登在香港中文月刊《遐迩贯珍》上。第三种是由外国传教士带到西方留学的中国青少年，其中最著名的是1847年被美国传教士、香港马礼逊学堂校长布朗带到美国留学的容闳和黄宽、黄胜等人。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才开始派遣官员和使团出国。最早是1867年（同治六年）利用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请假回国结婚的机会，派前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带领其子广英还有德明（即张德彝）、凤仪、彦慧等三位同文馆学生，一起随赫德赴欧洲游历。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派游历使团。接着1868年，清政府又向海外派遣了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蒲安臣使团。这是以刚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为团长，加上两位清政府总理衙门章京志刚和孙家谷，还有一位英国人驻华使馆翻译柏卓安和一位法国人海关职员德善组成。晚清中国官员走向世界就是在“洋大人”的带领和操纵下跨出了第一步。而1870年清政府派遣的第一位贵族大臣外交特使崇厚，其出洋使命则是为“天津教案”向法国政府道歉，充满了屈辱的色彩。甚至1875年清政府派遣的第一位出使外国钦差大臣、驻英公使郭嵩焘，最初的使命也是因“马嘉理案件”而赴英国道歉的。其后的19世纪70—80年代，清政府陆续派出了一批驻欧美和日本等国的使臣与外交官。同时还派遣一些官员赴欧美和日本考察、调查或游历。如1876年参观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的浙江海关文案李圭。1874年调查美洲古巴、秘鲁华工问题的陈兰彬与容闳。1879年受北洋大臣李鸿章派遣到欧洲考察工厂并订购铁甲舰的徐建寅。同年受南洋大臣沈保桢派遣到日本侦察的王之春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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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有1872—1874年容闳带领赴美留学以后又于1881年全部撤回的四批留美幼童，以及1877年开始福建船政学堂派出的留欧船政学生。
以上便是1887年海外游历使派遣前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概况和背景。总的特点是步履蹒跚，行为被动，甚至常带屈辱色彩，对外国调查研究也不够深入。
那么1887年清政府派遣海外游历使之举又是怎样一次盛举，打破了那些历史纪录呢？
其一，清政府破天荒第一次为中央各部保举出国的几十名官员举行了别开生面的选拔考试。这次考试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科举考试，只考外交与洋务方面论文，笔试后又经总理衙门大臣面试，最后由皇帝亲自圈定12名海外游历使，可谓是清代历史上选拔出洋官员的一次创举。
1887年清政府派遣海外游历使之举实缘起于1885年1月（光绪十年十二月）御史谢祖源的一份奏折《时局多艰，请广收奇杰之士游历外洋》。他在奏折中对同治以来派遣出使人员的状况提出批评，认为以往的出使人员特别是使馆各级外交官真正由科举正途出身的不多，传统文化修养不足，素质太差，而且出国后耳濡目染易被“洋化”，不堪担当出使重任。因此他主张要选拔科举正途出身的翰林院、詹事府、六部的士大夫出国游历，从中培养出使人才。谢祖源建议：“今翰詹部属中，不无抱负非常者，可否令出使大臣，每国酌带二员，给以护照，俾资游历。一年后许其更替，愿留者听。其才识出众者，由出使大臣密保，即备他日使臣之迭，亦可多数员熟悉洋务之人。”[1]它实际上是代表了通过科举考试获得进士功名的所谓正途出身，而又未被重用的翰林院及六部中下级官员说话，争取出洋游历和充当使臣的机会。
谢祖源的奏折获得了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及周围亲贵大臣的赞同。光绪皇帝便谕令总理衙门议奏。1885年3月27日（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一日）总理衙门大臣庆郡王奕劻等向皇帝复奏。首先肯定了出洋游历和培养使才的必要性。“是以欲周知中外之情，势必自游历始”。“今外务日繁，诚宜广为储才”，以收群等群力之效。”然后婉转地反驳了谢祖源的批评，“历年丰市及参游人员，亦多取材于曾任翰林詹部属之人”，至于使馆随员翻译则不能光讲学历出身，而应从需要与能力出发。最后复奏表示接受谢祖源的建议并稍加变通。“至翰詹部属中，如确有制器、通算、测地、知兵之选，坚朴耐劳，志节超远，可备出洋游历者，可否清请旨饬下翰林院、六部、核实保荐，并资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核，再行奏请发往各国游历”。[2]
总理衙门大臣奕劻等议覆御史谢祖源奏请派员游历外洋的奏疏，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批准，并通知了翰林院、六部及驻外使馆。但具体实施却一直拖了下来，各部门并不积极，未见动静。直到1887年1月3日（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十）光绪皇帝又下谕旨：“前据谢祖源奏请饬保荐出洋人员，经总理衙门议覆，请由翰林六部院核实保荐，现在凡及两年，尚未据保荐有人，着该衙门传知翰林院六部迅即查明有无可以保荐之员，限三个月内资覆该衙门，勿再迟延，钦此。”[3]
在皇帝严旨催促下，六部不得不开始陆续保荐本部官员，选拔游历使的程序终于开始启动。总理衙门也于1887年5月18日（光绪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特别拟定了《出洋游历章程》，“善呈御览”。[4]《章程》共14条，是一份派遣海外游历使的基本纲领性文件，同时也包括了一些具体实施细则。《章程》第一条规定选派出洋游历官员的人数，由于经费只能从出使经费中节省出来，因此人数只能限定十至十二名。第二条规定采取考试选拔方式，由于“各衙门人员之愿出洋者，固不乏有志有才之士，然其中志大才疏，于洋务一道难以体贴者，亦恐难免”。因此各衙门保举人员“名单会齐之后”，拟由总理衙门“定期传集考试，以定去取”。第三条规定游历期限为二年。第四条规定游历使的薪水待遇。第五条规定交通费的报销。第六条规定薪水的预支和借支办法。第七条规定旅差费报销细则。第八条建议游历使随时咨询驻外使领馆。第九条规定了游历使调查考察的任务，要求游历使“游历之时应将各处地形之要隘、防守之大势以及远近里数、风俗、政治、水师、炮台、制造厂局、火轮舟车、水雷炮弹，详细记载，以备考察”。第十条鼓励游历使学习外语与西学。第十一条规定游历使回国后应向总理衙门总结汇报，清政府将根据其成绩优劣，分别给予保举官职和奖励。第十二条关于领取护照。第十三条规定游历使领到护照后应尽快动身，不必等齐后同时出洋。第十四条规定了游历使的请假制度。这份相当细致周密的《出洋游历章程》经过光绪皇帝朱批“依议”之后，派遣海外游历使的计划就正式进入了考试选拔和派遣的实施阶段。
1887年6月12日至13日（光绪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属的同文馆大厅内，举行了两场别开生面的考试，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选拔出国游历官员的考试。与传统的科举考试科目不同，这次既不考四书五经，也不考八股诗文，而只作关于边防、史地、外交、洋务方面的策论。
这次考试是由总理衙门大臣主持的，当时掌管总理衙门的王大臣是庆郡王奕劻，他在1884年取代恭亲王奕訢，而从出题到阅卷具体主办。这次考试的，则是上年（1866年）从出使英国公使任满回国任总理衙门大臣的曾纪泽。根据曾纪泽本人日记的记载，此次游历使选拔考试考场设在总理衙门所属同文馆大厅内，试题由曾纪泽亲自拟定。6月12日考吏、户、礼三部保送人员，由曾纪泽与沈秉成、续昌监考阅卷。6月13日考兵、刑、工三部保送人员，由曾记泽与福锟、高寿恒监考阅卷并最后制定名次。六部共保送人数为76人，实际出席考试为54人。[5]
至于考试的题目，据应试的兵部郎中傅云龙记载，第一天的试题是“海防边防论”与“通商口岸论”，第二天的试题是“铁道论”与“记明代以来与西洋各国交涉大略”。[6]两天考试共初步录取28人。其中兵部郎中傅云龙名列第一，1887年10月28日的《申报》特地在头版刊登了他的试卷《记中国明代以来与西洋交涉大略》，“愿与李留心世事者共击节赏之”。[7]
通过选拔考试初步录取的28名六部官员，先由总理衙门大臣接见面试，以“观其器识”。然后再带领这些官员向皇帝引见，最后由光绪皇帝亲自用朱笔圈定傅云龙等12人为正式钦定游历使，派遣他们分别游历亚洲、欧洲及南北美洲各国。这12名海外游历使的姓名、籍贯、出身、职务和年龄状况如下：傅云龙、浙江监生，兵部候补郎中，46岁。缪祐孙，江苏进士，户部学习主事，33岁。顾厚焜，江苏进士，刑部学习主事，44岁。刘启彤，江苏进士，兵部学习主事，33岁。程绍祖，江西监生，兵部候补主事，38岁。李秉瑞，广西进士，礼部学习主事，32岁。李瀛瑞，山东进士，刑部候补主事，40岁。孔昭乾，江苏进士，刑部候补主事，31岁。陈燨唐，江苏进士，工部学习主事，31岁。洪勋，浙江进士，户部学习，32岁。徐宗培，顺天监生，户部候补员外郎，32岁。金鹏，广西进士，户部学习主事，33岁。[8]
如果我们对以上名单中的数据作一个计量统计分析的话，可以发现这批海外游历使的一些共同特点。第一，他们基本上都是科举正途出身，其中进士9名，监生3名。第二，他们基本上都是中央六部衙门五六品的中低级官员，其中有五品郎中1名、员外郎1名，六品主事10名，而且又都是候补官员，大多是闲职的六部京官，其中户部4名，兵部3名，刑部3名，工部、礼部各1名。第三，其籍贯以江浙籍居多，其中江苏5名，浙江2名，广西2名，江西、山东、顺天(北京)各1名这可能与江浙文化较发达思想较开放有关。第四，其年龄均为三四十岁，正是思想较敏锐、精力较充沛之时，其中31—38年龄组有9人，40—46岁年龄组有3人。可见，经考试选拨录取的1887年海外游历使，基本上是一批文化素质较高，有进取心而又年富力强，希望通过出洋游历改变生活经历并得到仕途提升的中央政府机关里的中青年中低级官员。
其二，清政府第一次同时派遣12位官员前往亚洲、欧洲、南北美洲的几十个国家，进行为期两年的游历考察，最远到达南美智利和加勒比海的古巴等国。其路程之远及所到国家之多，都是史无前例的。而且这批游历使全部是中国官员，无一洋人参与。并在所到之处，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友好外交和文化交流活动。
根据《光绪朝朱批奏折》中总理衙门1887年8月28日(光绪十三年七月初十)的奏报，总理衙门把12名钦定游历使分成5组，并分别确定了游历应往之国。具体分组派遣名单如下：第一组傅云龙、顾原焜前往日本国、美利坚合众国、附英国属地之在美利加者(即加拿大)、秘鲁国、附日斯巴尼亚国(即西班牙)属地古巴及巴西图游历。第二组刘启彤、李瀛瑞、孔昭乾、陈燨唐，前往英吉利国及印度等处之英国属地，法兰西国及阿尔吉利(即阿尔及利亚)等处之法国属地游历。第三组李秉瑞、程绍视前往德意志国、奥斯玛加国(即奥地利)、荷兰国、比例时国、丹玛国(即丹麦)游历。第四组缪祐孙、金鹏前往俄罗斯国游历。第五组洪勋、徐宗培前往西班牙国、葡桃牙(即葡萄牙)国、意大利国及瑞典、哪威(即挪威)各国游历。[9]仅在该名单中已指明的游历任务国已有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的21个国家，而实际上根据游历使后来的行程游记，他们游历的国家及途中顺带考察游历的国家更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他们游历的路程之远和所到国家之多，打破了历史的记录。在此之前1868年派遣的蒲安匠使团最多到过美洲的美国和欧洲的英国、法国、瑞典、丹麦、荷兰、普鲁士、俄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11国。而明代郑和下西洋最远也只到了东非的肯尼亚。[10]
下面再以几组游历使的游历路线和里程为例作具体介绍。如傅云龙、顾厚焜一组1887年10月2日从起程，先到天津和上海考察一些洋务企业，收集资料，聘雇翻译什役，作出国准备。11月12日从上海出发，乘船先到日本游历考察6个多月后，再乘船横渡太平洋，于1888年5月14日到达美国西海岸旧金山 ，随后坐美国南太平洋铁道公司的火车横穿美国到首都华盛顿。9月下旬自美国东北部乘火车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和首都渥太华等地短期游历。然后再回到美国游历，并从南部佛罗里达州乘船去古巴。在古巴游历后，1889年1月乘船到加勒比海的海地，多米尼加及中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巴拿马、厄瓜多尔，1月15日抵达秘鲁首都利马。在秘鲁游历后，绕道智利、阿根廷、乌拉圭，3月7日到达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游历巴西之后，经西印度群岛于4月19日返回美国纽约，对美国作第三度考察，又从东部乘火车横贯美国到西部旧金石。5月11日离美乘轮船西行，再次横渡太平洋到日本。在日本又作了5个月考察后才乘船于1889年10月21日回到上海。11月11日回北京销差。据傅云龙自己统计，总共日程为26个月，770天。总行程为120844华里(60422公里)，其中海路81549华里(40774公里)，陆路38264华里(19132公里)。傅云龙一行重点游历了上谕指定的日本、美国、加拿大、古巴、秘鲁、巴西6国，并顺途考察了哥伦比亚、巴拿马、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等5国，往返共游历11国。[11]
还如派往欧洲游历的洪勋、徐宗培这一组，于1887年初冬，在上海乘坐德国商船赴意大利，途中曾停泊香港、新加坡和锡兰(即今斯里兰卡)的科伦坡，经印度洋、阿拉伯海到亚丁，渡红海、苏伊士运河，入地中海。在游历了意大利之后，经奥地利赴德国柏林，再北行游历瑞典、挪威，然后到丹麦、德国到比利时，再至法国首都巴黎。又渡英吉利海峡到英国首都伦敦。由伦敦出发，经西班牙抵达葡萄牙的里斯本。在葡萄牙的历一个月，再经西班牙，至意大利，最后仍乘德国商船回中国，历时近两年，据洪勋自己统计行程包括船路6万余里，铁路约4万余里，比外马车、步行等约数千里，“总计何止10万里”。[12]游历国家也超过指定的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瑞典、挪威5国，沿途还考察了英国、法国、德国、实地利、丹麦等国。
再如派赴俄国游历的缪祐孙、金鹏一组，1887年10月29日从上海，乘德意志公司萨克森号轮船启程，途经香港、新加坡、锡兰、意大利、德国等地抵达俄国首都彼得堡，然后前往莫斯科，又南下基辅，第比利斯、巴库、萨拉托夫，再往东经尼什诺夫哥罗德、秋明，越乌拉尔山，穿过西伯利亚，经托木斯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抵伊尔库茨克。最后从恰克图，至外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张家口等地返回北京。从现有资料看，缪祐孙是晚清中国第一个由官方派遣横穿俄国欧亚和西伯利亚地区游历并留下详细纪录的清朝官员。
游历使们到欧美各国游历，路途漫长艰辛，在海上常常遇到狂风骇浪，往往晕船不能进食。有的路途十分险恶，如傅云龙等经过南美洲南端麦哲伦海峡时，“狂风迅烈，昏雾迷漫，涛浪猛恶”，轮船驶过后，大家不禁“额手喜若更生”。有的地方正值瘟疫流行，如傅云龙等到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时，当时正流行霍乱，“死者日二百有奇”，旅行过境者“皆弗登岸”[13]但他们坚持登岸实地考察。有的游历使在途中劳累致病，游历使孔昭乾与李瀛瑞竟然在国外游历期间病故身亡，以身殉职。
游历使们在国外进行了不少外交活动，会见各国总流、国王及部长等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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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多属于礼节性拜访，但毕竟加强了中外联系和友谊。如傅云龙在游历期间曾会见了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秘鲁总统尼古拉斯·彼罗拉、智利总统何塞·曼努埃尔·巴尔马塞达、巴西国王佩德罗二世等各国元首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政府首脑。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称傅来自“文物大国”，并询问其“来程去路”，还说“你官兵部，可惜敞国兵无奇制堪供游目”。[14]洪勋在意大利参加宫廷舞会并见到意大利国王洪伯尔特一世，国王说：“与先生相见，孤之幸也，顾永敦相好，商务繁兴，国之福也”。[15]
游历使们在各国还进行了一些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如傅云龙曾和许多日本文人学者交往、唱和诗文，并为他们题字、作诗、写序，还在日本寻访中国古典珍籍佚书。赴欧游历使们也参观了欧洲各国的博物馆、美术馆，还往往签名题词留念。游历使在海外还特别注意与侨居各国的华商、华工接触，调查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疾苦要求，有时还应邀为当地华侨会馆题写匾额和楹联。
其三，这次游历考察所取得的对外国调查研究的成果之多，也是打破历史记录的。游历使们撰写了几十种对外国调查研究的著作、考察报告及海外游记、日记、笔记和诗集等，其数量在中国人介绍研究外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总理和门在制订《出洋游历章程》时就规定了游历使的调查任务和考察内容，而且要求回国后必须向总理衙门呈明所著书并择优请奖。一些胸怀大志有抱员的游历使也不愿把这次出洋的游历仅仅当作一般例行公事去应付差使，或只是以游山玩水了解异国风情为满足，而是把这次出洋游历看成观察世界施展抱负的好机会，并把它作为调查研究、著书立说，以帮助国人认识世界借鉴外国的千秋大业。正如当时的驻日公使黎庶昌赞扬傅云龙时所指出的“夫游历，官事也，懋元(傅云龙字)不肯视为官事，直以千秋著书为业，寓乎其间”。[16]游历使们询问各国政府机关、议会团体，参观各类工矿企业、各级学校，考察港口、铁路、邮政，调查兵营、炮台、监狱，浏览各地博物馆、动植物园、教堂寺庙，了解当地民俗民风等等。游历使们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关于世界形势和各国国情的第一手资料、最新信息和感性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出一批有分量的游历考察报告和游记。
12名海外游历使之中，以选拔考试第一名傅云龙最为勤奋，成果也最为卓著。仅仅他一个人在游历期间撰写的外国调查研究著作和海外游历、纪游诗就达110卷之巨。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外国调研著作，傅云龙称为《游历图经》。采用中国传统史地书籍中图经的体裁，即以地图、表格为主体，配以简明的文字叙述评论。他每到一个游历国，便努力收集该国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民俗等方面资料，并亲自察访，实地踏勘，还绘制各种地图、统计表，力图向国人提供该国真实详细的国情资料。他还奉命重点游历考察6国，故写下游历图经6种共86卷。其中包括《游历日本图经》30卷、《游历美利加图经》32卷，《游历英属加纳大图经》8卷，《游历古巴图经》2卷，《游历秘鲁图经》4卷，《游历巴西图经》10卷。每种图经下分若干大类和子目，如《游历日本图经》分为天文、地理、河渠、国纪、风俗、食货、考工、兵制、职官、外交、政事、文学、艺文、金石、文征等15大类183个子目，共30卷，堪称是黄遵宪《日本国志》以后晚清中国人日本研究的又一部力作。[17]而《游历美利加图经》则分11大类162个子目，32卷，更是晚清中国人对美国所研究的一部空前巨著。他的游历古巴、秘鲁、巴西图经，恐怕也是晚清中国人对这几个中南美洲国家所作的最详细深入的调查研究报告。
傅云龙的第二类著述是海外游记，他称之《游历图经余纪》，共有15卷。其中包括《游历地球图》1卷，《游历天时地理合表》1卷，《游历日本图经余纪》3卷，《游历美利加国图经余纪》4卷，《游历加纳大图经余纪》1卷，《游历古巴图经余纪》1卷，《游历秘鲁图经余纪》2卷，《游历巴西图经余纪》1卷和《余纪叙例》1卷。这实际上是傅云龙在各国的游历日记，具体记录了游历旅程、行踪、考察、游览活动、著述情况及感想议论。《图经》为纪事体“以地为主”，《余纪》为编年体“以日为主”，“图经以所游之国为范围，而余纪就一日之见闻”[18]两者可以互相补充对照。第三类是海外纪游诗。傅云龙每游历一国还即兴写了不少诗篇，回国后又加整理修改，编为《不易介集诗稿》，共有6种9卷。其中包括《游古巴诗董》1卷，《游秘鲁诗鉴》1卷，《游巴西诗志》1卷，《游日本诗变》4卷，《游美利加诗权》1卷，《游加纳大诗隅》1卷。这些诗有叙事，也有咏史、抒情，可以与《图经》、《余纪》对照起来读，相映成趣。
与傅云龙一起游历日本和南北美洲的顾厚焜则着重考察外国的政治和地理。他撰写了《日本新政考》、《美利坚合众国地理兵要》、《巴西政治考》、《巴西国地理兵要》、《英属加拿大政治考》、《秘鲁政治考》、《古巴政治考》等著述。顾厚混的《日本新政考》虽从篇幅、内容和价值上比不上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但它专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新政，收集大量统计数据，还有对许多工厂企业的实地考察记录，特别是对于日本对外贸易、财政收支、银行、海军、学校等方面的调查甚细，对中国人了解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国情颇有帮助。
奉派游历英国、法国及其殖民地的刘启彤也撰写了不少关于欧洲政治的调查考察报告，如《英政概》、《法政概》、《英藩政概》等，对英法等国的议会制度、官制、司法审判制度等都作了详细介绍，其行文条理清楚，简明扼要，流畅自然，较以往这方面的著作水平更上一层。同时他对各国铁路建设也非常关心，专门撰写了《欧洲各国火轮车道纪略》，《英国火轮车道编年纪略》、《英国各属地车道纪略》、《印度车道纪略》、《美国车道纪略》、《火车运客贷考略》等文，编为《星輶考辙》4卷。该书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人所写水平最高的关于铁路建设的著作。不仅有助于普及铁路知识，对在中国修建铁路也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派遣游历西欧、南欧、北欧的洪勋也是一位著述甚丰的游历使。他撰写了许多游历闻见录，如《游历意大利闻见录》、《游历西班牙闻见录》、《游历葡萄牙闻见录》、《游历瑞典挪威闻见录》、《游历闻见总略》、《游历闻见拾遗》等。书中不仅记录描述了洪勋在欧洲各国游历的所见所闻，而且反映了他对欧洲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民俗等状况和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其他赴欧洲的游历使如孔昭乾在游历途中暴死，留下遗著《英政备考》，介绍了英国的书院、属地、矿业等情况，尤其是对中国人较少关注的英国殖民地马耳他和直布罗陀作了详细的介绍。李瀛瑞有一部游历著作《欧西风土记》，因患病身亡而未能完成。
奉派游历俄国的缪祐孙是游历使选拔考试的第二名。他对俄罗斯调查研究的成果是《俄游汇编》，共12卷。其中包括《俄罗斯源流考》、《译俄人自记取悉毕尔（即西伯利亚）始末》、《译俄人自记取中亚细亚始末》、《疆域表》、《铁路表》、《通俄道里表》、《山形表》、《水道记》、《舟师实》、《陆军制》、《户口略》和《俄游日记》等部分。《俄游汇编》考证精细，记载全面，不愧为晚清中国人实地考察研究俄国的一部空前力作。
游历使们的这些著作尽管重点、详略、体裁、文笔各有特色，但毕竟都是19世纪80年代对世界各国进行实地考察调查研究的成果。比起此前那些仅仅依靠翻译外国地理书或据道听途说传闻写成的所谓研究外国的著作来说价值要高得多，并向晚清中国人提供了当时世界各国真实具体的国情资料。
游历使们亲历亲闻欧美各国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工业文明，对其立宪政体和议会政治、司法制度等，都作了不少介绍和评论，对于当时正在探索中国改革道路的人士也有一定启发。游历使们对于日本和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法律、经济管理、工矿企业、铁路航运、财政贸易、海陆军制、学校教育、文化艺术、民俗民风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具体的考察和介绍，对于中国的改革和近代化建设都有一定参考借鉴价值。
游历使们为撰写这些调查研究外国的著述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经常是在游历途中进行写作，“以行路之岁月倍于闭户著书，汽船才泊，笔不得停，一纸未终，火车复上。”[19]而且是在异国他乡，还要克服语言不通、风俗不同、资料难寻等种种困难。必须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顽强的毅力，才能坚持下去。如傅云龙自述：“每至墨枯笔秃，力难可支，辄自责曰‘期近矣’，自是四鼓辄起伏案。”[20]为此，他经常写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废寝忘食，以至驻日公使黎庶昌盛赞“勤亦至矣！”并感叹道：“推是以治天下事，则亦何适而不办哉？”[21]
综上所述，1887年清政府通过史无前例的出洋官员选拔考试，最后由皇帝亲自圈定钦点了2位海外游历使。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时达两年，分别游历了欧亚及南北美洲的几十个国家。最远到达中南美洲的古巴、秘鲁、智利、巴西，饶过南美洲南端的麦哲伦海峡。其游历路程之长，考察国家之多，打破了历史记录。这批海外游历使在世界各国游历考察，并开展各种友好外交和文化交流活动。他们在游历期间还撰写一大批对外国调查研究的著述和游记，其成果之丰硕也是前所未有的。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的这一历史事件，难道不能称为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吗？1887年海外游历使们用他们的非凡经历和成果，创造了一段相当辉煌的历史。
二、 发掘一段被埋没和被遗忘的历史
当人们了解清政府1887年派遣海外游历使分赴欧亚南北美洲各国进行的走向世界盛举之后，可能更想知道这批海外游历使回国后的命运如何？他们的才能有没有发挥作用？他们的著述有没有产生影响？这次走向世界的盛举究竟在历史上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可是答案却是十分遗憾和惊讶的。
先看这批海外游历使回国前后的遭遇。1889年（光绪十五年）秋冬，在规定的游历期满后，游历使们陆续回国。可是其中有一位已在游历途中身亡，成了海外不归客，成为海外游历使中命运最悲惨的一位。他就是奉命赴欧洲游历的刑部主事孔昭乾，他是在英国游历期间精神病发作，1889年1月5日，在伦敦中国驻英公使馆自杀身亡的。当时正在南美洲游历的傅云龙从英国报纸上得到消息，甚为悲伤。1889年6月25日的《申报》上也报道奉派游历英法两国之主事孔昭乾“近在外洋身故”，由驻英公使刘瑞芬“奏报九重，并恳赐恤”。[22]还有一位赴欧游历使李瀛瑞也很不幸，可惜他刚踏上祖国的故土，还没有来得及入京销差，就因在途中病重不治，在山东烟台一命呜呼。《清实录》光绪十六年六月戊申条中有“予游历南洋病故刑部主事李瀛瑞议恤”的记载。[23]看来似乎是在南洋游历过程中病死的。但实际上局20世纪80年代在山东莱阳市瑞岭村发现的李瀛瑞墓志铭所述乃“期满归，道病疫于烟台，己丑十一月也。”[24]可见病故是在回国后的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即1889年12月死在烟台。次年五月葬于故乡山东莱阳水台村南。后来朝廷议恤，以“游历劳卒”,“赠员外郎衔列刑部主事加四级”。[25]以身殉职，也不过是加赐一个员外郎衔。
实际上海外游历使们出洋两年，往返十万余里，艰辛备尝。任务繁重又经费不足，身处异乡客地，车马舟船劳累，饮食风俗不适，有些地方还正在闹瘟疫。因此致使不少人健康恶化，疾病缠身。如顾厚焜在游历美洲途中患病，“咳痰不已”，只得提前回国。傅云龙到巴西游历时，正值巴西流行黄热病，首都里约热内卢每天死于疫病者二百多人。船上旅客怕危险都不敢下船登岸，只有中国游历使傅云龙一行为完成游历使命而登岸。再如缪祐孙在俄国游历西伯利亚时患病，“痛苦万状”，只得在伊尔库茨克租房一间，养病数月后，才启程回国，途中“病痛增剧，一路苦撑，才得回国。”[26]还有赴欧游历使陈燨唐，回国后即在上海卧病不起，以至无法进京销差。
按《出洋游历章程》规定“各员游历回华，将所学习何业，所精何器，所著何书，呈明臣衙门之后”，由总理衙门“择其才识卓越之员，奏请给奖。”[27]但实际上海外游历使回国之后的奖励保举颇费周折。一来是游历使回国及销差日期先后不一，要等多数人销了差才能入奏保举。二来游历使尚未回国，国内官员已生妒意，担心他们得到保举超常升迁。因此御史何福堃上奏要求“预立游历人员得奖限制”，“请薄其奖叙，即有佳者，只可发往南北洋当差。”尚未保举，已造成不可重奖的舆论。缪祐孙见此情况叹息道：“受此一击，定难得大好处矣！”[28]在这种气氛下，总理衙门大臣也不敢轻易保举请奖，而要先对游历使所呈报告著述等加以审查考核，才能决定分别应否给奖和保举，以至保举时间拖延，保举级别也有意压低。
因此，直到1890年7月26日（光绪十六年六月初十）以庆郡王奕劻为首的总理衙门大臣才正式向皇帝上了《奏请给奖游历人员疏》，这离有的游历使回国时间已经差不多快一年了。从总理衙门的这份保奖奏疏中，我们可以分析出以下几点：一是几位海外游历使中这次获得保奖的人员仅6人即傅云龙、缪祐孙、刘启彤、顾厚焜、李秉瑞、程绍祖。其他半数人员如孔昭乾、李瀛瑞已故，陈燨唐病重，洪勋、徐宗培、金鹏则情况不明，可能尚未销差。第二是总理衙门对此次派遣的海外游历使总的评价是“查各员等分历欧美各州，驰驱二十余国，艰苦备尝，不无微劳足录”。[29]只是肯定他们海外游历的辛劳。另外提到6位游历使“各呈有札记及翻译编选之册”，比较重视他们的调研成果。而并没有对他们在海外的游历活动和促进中外友好及文化交流等方面贡献有所表彰。第三是在保奖的6位游历使中实际分了两个等级，一等是傅、刘、缪三人，表扬“傅云龙所著游历日本图经八十六卷，篆述较多，征引尚博，实属留心搜辑，坚忍耐劳。缪祐孙、刘启彤亦能探讨精详，有裨时务”。特别指出傅、刘两人，“于外洋情形考究尤为详确”，可称是“其中才识较优者”，酌照异常劳绩请奖，可发往北洋差遣委用，而其他三人程绍祖、顾厚焜、李秉瑞则属二等，只给予照“寻常劳绩”保奖。第四是游历使被保举的官职大多只是遇缺即补和赏加虚衔。即使是以“异常劳绩”请奖的原兵部候补郎中傅云龙，原是三品衔分发省分补用知府，现保举“拟请免补知府，以道员分发省分即补，并赏加二品衔”，已经算是超常升迁了。而原兵部候补主事刘启彤为双月候选知府，“拟请免选知府以道员不论双单月选用，并赏加二品衔”。总理衙门还请旨将他们两人“发往北洋大臣差遣委用”。而缪祐孙仅是“拟请免补主事，以本部员外郎遇缺即补，并赏加四品衔”。至于原兵部候补主事程绍祖只是“拟请以本部主事遇缺即补”，[30]而原兵部候补主事顾厚焜、礼部候补主事李秉瑞连这样的保举也没有，三人都是“均请赏加四品衔”，仅赏个虚衔，并非实职，只能耐心等待候补部内实缺或外派地方小官。
可见这批海外游历使尽管出洋后经历了两年艰辛历程，开眼界，长见识，并积累了不少外交活动

中国历史故事作文四百字

的阅历和经验，但是回国后却没有真正得到重用，几乎没有一人被任命为出示外国使臣和各级外交官，在外交岗位上发挥作用。有的竟郁郁不得志，英年早逝，实在是很大的人才浪费和埋没。
游历使中获得最高评价的傅云龙一回国就遭丧子之痛，他的三个儿子范冕、范成和范焜在他回国前不到一个月，因患时疫在两天内先后病故。他在受到总理衙门保举后，1891年被分发至北洋大臣李鸿章处，任命为北洋天津机器局会办，1895年升总办，总算在洋务企业岗位上运用到在海外日本、美国等国考察学习到的企业管理制度和经验。但后来又遭到继任北洋大臣裕禄之亲信伍某的诬告而被迫离开北洋机器局。傅云龙曾深入考察研究日本与美国，了解世界形势，并积累了一些外交经验和见解，可惜未能在外交岗位上发挥其才能。
刘启彤被破格升迁为二品衔候选道发往北洋委用，由北洋大臣李鸿章任命为海防支应局会办。1893年李鸿章还派他去山西、河北赈灾。刘启彤对父母极为孝顺，海外游历回国不久，因父亲去世，哀伤成疾，并报丁忧守丧。山西赈灾回来又遭母亲病逝。“启彤奔丧归里，毁痛吐血，年四十有四卒。”[31]刘启彤游历西欧，对英法政治和铁路建设均有钻研及论著，可惜英年早逝，不能发挥更大作用。
缪祐孙赴欧洲俄国游历两年，并对俄国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回国却仍在户部当差，总理衙门保奖其为“以本部员外郎遇缺即补，并赏加四品衔”，曾遭吏部非议。后来还是自己报考当上总理衙门章京，总算与外交事务沾上边。缪祐孙1891年进入总理衙门后，先是在司务厅任收等，后又在俄国股当差，可以说他是游历使回国后唯一在外交部门工作的。不过他仍抱怨“事琐而劳，颇觉吃力”，而且收入太少。由于在游历期间备尝艰辛，健康受到很损害。1893年8月13日突然中风，1894年8月26日在北京去世。与刘启彤一样，年仅44岁便英年早逝，“时人多惜之”。[32]
与傅云龙一起游历日本和南北美洲的顾厚焜虽然也有不少著述，但在总理衙门保奖时仅仅赏加四品衔，直到1898年戊戌维新时，仍是一位刑部主事。《光绪朝东华录》中记载“刑部奏代递主事顾厚焜呈请京城邮政，广设分局”。[33]后来曾外方出任过安徽庐州府江防同知。直到1901年清政府开始新政，下谕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增考中外政史等论等。为了适应考生们应试的需要，他编了一套赶考参考书《精选新政应试必读六种》，内容包括各国政治、各国艺术方面参考资料，这总算用上了一些它在日本和美洲游历考察外国政治史地的知识。
李秉瑞与顾厚焜一样在总理衙门在总理衙门保举中只获赏加四品衔未予重用。他曾请求过李鸿章推荐去北洋工作，被李鸿章婉拒。后来李秉瑞辗转去了台湾，1895年参加台湾军民反割台抗日斗争。曾先后任台湾民主国军务衙门督办，内政衙门会办和外务衙门会办，还率众参加了抵抗日军的基隆攻防战，也总算多少运用了他在海外游历时所得到的外交、军事知识和经验，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台湾贡献了一份力量。
另外几位游历使如洪勋、程绍祖、陈堂、徐宗培、金鹏等回国后的情况因缺乏资料而不详，总之都未获重用和担任外交官职务。
1887年海外游历使们在游历过程中和回国后，撰写了不少外国调查研究考察报告和海外游记、闻见录、日记、纪游诗等。除了一部分当时就已刊印并受到好评外，多数未受重视，以致被历史埋没，或束之高阁，尘封于书库之中。
傅云龙海外游历的各种著述，最早的是在1889年秋从日本游历回国前，在东京刊印完成《游历日本图经》和《游历古巴图经》两种，书的扉页题“光绪十五年夏六月印于日本。”傅云龙回国后把这两种刊本和其他各国《游历图经》及《游历图经余纪》的抄本一起交到总理衙门，并上呈光绪皇帝。因此总理衙门在保奖奏折中表扬他“篆述较多，征引尚博，实属留心搜辑，坚忍耐劳”。光绪十六年十月二十日光绪皇帝召见傅云龙时，也当面夸奖他“著书详细”。因此后来《游历日本图经》某些版本的扉页还盖了“御览”或“天语重褒著书详细”的印章。军机大臣翁同龢也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载“傅云龙从日本游归，所著书甚多。”还称赞“此人笔下极好”。[34]李鸿章在为《游历日本图经》作的序中也对该书给予高度评价：“繁而成体，博而得要，洵足备考镜之资，可谓用力勤而成书速矣！”[35]而驻日公使黎庶昌在该书跋中更盛赞“余虽不敢谓东倭事迹虽以囊括无遗，而巨细精粗条理灿然，亦极著书之能矣！”[36]尽管如此，由于当时光绪皇帝与大臣们尚未有迫切学习日本维新的要求，因此对此书未予特别重视。而到甲午以后戊戌变法之时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和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才对光绪仿日维新发挥了重要作用。傅云龙的《游历美利加图经》和《游历图经余纪》有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实学丛书》的版本。而《游历秘鲁图经》和《游历巴西图经》则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才刊印出版。卷首海印有苏松太道严禁私自盗版翻印的告示。此外，在王锡祺编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各编中也选编了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中的一些类目。至于傅云龙已刊未刊的游历图经、游记与纪游诗稿本大多收入《篆喜庐文二集》和《不易介集诗稿》中，现藏于杭州图书馆特藏室，一般人难于见到。
刘启彤所著游历欧洲考察英法政治的著作《英法政概》，光绪十六年（1890年）由广百宋斋排印出版，6卷1册。后来也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一帙，分别包括《英政概》、《法政概》、《英藩政概》三篇。1897年又被收入《西政从书》第三函第二十四册。为慎记书庄石印本。出使英法意比公使薛福成曾在光绪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详细摘录了刘启彤《英政概》中关于英国议院的记载。刘启彤另一部调查研究西方铁路建设的著作《星鼽考辙》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就由同文书局石印出版，李鸿章也写信赞扬刘启彤对火车铁路的研究，“创世造端，又为当务之急，可谓善于择题矣。”[37]因而后来张之洞要筹办芦汉铁路时，也想借调刘启彤去主持。
缪祐孙的《俄游汇编》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由上海秀文书局石印出版。书中若干部分也被《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收录，该书还被收录《清史稿·艺文志》的书目之中。薛福成在其《游历英法意比四国日记》中曾大段摘录《俄游汇编》中对俄罗斯源流的考证。缪祐孙还将此书呈送李鸿章，李鸿章阅后也“甚见推许”，还向他“殷殷访问欧事，并及边亭诸隘”。[38]
顾厚焜的《日本新政考》是游历使著作中完成得较早的，约在1888年3月从日本赴美洲游历前已脱稿排印成编。驻日公使黎庶昌在该书序中赞扬顾厚焜仅在日本“居游半载，遂能提纲挈领掇其国之大政，都萃而条列之”，“不繁言费辞，使全国维新治迹灿若列眉”。[39]该书另一版本是1897年的西政丛书本，由慎记书庄石印。另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也全文收录了该书及美日、巴西地理兵要和巴西政治考。
洪勋撰写的游历欧洲的各种闻见录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挪威闻见录及游历闻见总略、拾遗都被《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收录在1897年出版的再补编第十一轶内，但没见到对这些著述的评论和反应。
李瑛瑞在游历欧洲期间撰写了《欧西风土记》，并翻译了西方制造工业之书，可惜他刚回国即病故。死后由其子李方伟将所著译之书上呈总理衙门，这些书编可能已被总理衙门束之高阁，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了。
在英国自杀身亡的孔绍乾也有游历笔记，因其在国外暴死而未能完成，只得由其同僚们略加整理后上交总理衙门。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收藏有孔绍乾遗著稿本《英政备考》两卷。陈燨唐也有游历著作，据其故乡《江阴县续志》称其“游历英法，著有游编四册，以疾归”。[40]但是这个“游编四册”究竟叫什么书，写什么内容却不得而知。徐宗培则在光绪十六年十一月（1890年12月）才呈交手枪及关于机器的书，到底是什么书也不清楚。至于李秉瑞、程绍祖、金鹏游历后有什么著述，尚有待进一步挖掘史料说明。
总的来说，1887年海外游历使的著述中，以傅云龙、刘启彤、缪祐孙、顾厚焜等人的著作当时得出版并受到好评较多。他们的一部分著述及洪勋的欧洲各国闻见录，由于《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的选录，得到一定的传播。其他人的著述或者未加刊印甚至不知下落。总之，作为两本海外游历的调查研究成果，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影响。
更令人惊讶和遗憾的是晚清中国人这样一次走向世界的胜局、一段颇为辉煌的历史，竟然逐渐被埋没和被遗忘，甚至在后人的史书和记载中难见其踪迹。
民国初年所编536卷《清史稿》中机务1887年派遣海外游历使的记载，也无12位游历使中任何一位的传记。清代国史馆所编的80卷《清史列传》中也没有他们的传记。笔者曾遍查《清代碑传文通检》、《清代三十三种传记综合引得》等关于清人传记的主要工具书，均无12位游历使的名字。
近一个世纪以来出版的大量清代通史著作中几乎都没有1887年派遣海外游历使的踪迹。如民国时期出版的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80卷（文明书局，1915年）、许国英《清鉴易录》28卷（药思堂，1917年），萧一山《清代通史》6册（商务印书馆，1928年）、孟森《清史讲义》（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年）。解放后出版的戴逸主编《简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郑天挺主编《清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一记90年代后出版的新成果，如王戎笙主编《清代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1993年）、朱诚如主编《清朝通史》（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甚至最近出版的篇幅最大的清代编年史《清通鉴》22册300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中也未提及此事。
近百年来出版的大量中国近代史通著作虽然比较重视中外关系和中西文化交流，可惜也都没有提到1887年海外游历使之举，如解放前出版的陈恭禄、蒋廷黻、郭廷以等人分别编著的《中国近代史》，到解放后出版的范文澜、林增平、戴逸、胡绳等分别编著的《中国近代史》。近二十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通史著作至少有几十种，包括外国学者的著作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晚清史》等也无一提及此事。
更专门的近代中外关系史、近代中国外交史上本应有所记载，但是很遗憾也是付之阙如。解放前出版的如向达《中西交通史》（中华书局，1930年）、方豪《中外文化交通史》（独立出版社，1943年）、曾友豪《中国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3卷（商务印书馆，1931—1934年）。解放后出版的如王绍坊《中国近代外交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8年）、赵佳楹《中国近代外交史》（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刘培华《近代中外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等书均无记载。就连199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彭小平著的《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历史轨迹——中国海外旅行与文化交流》和2002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李喜所主编的五卷本《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从古代到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而且重点叙述了晚清游历、出使、考察的历史，竟然也未提到1887年海外游历使的事迹。
1887年至1889年清政府派前12位海外游历使历时两年考察亚洲、欧洲、南北美洲的几十个国家，这样一次走向世界的盛举，居然几乎成了一段被人遗忘和埋没的历史，不能不令人感到十分遗憾和惊讶。
挖掘这一段被埋没的历史，通过收集史料，考订史实，搞清其来龙去脉，恢复其历史本来面目，并反思和探讨这段历史之所以会被埋没的原因，进而以史为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确是一项具有很大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同时又是极富吸引力和挑战性的原创性研究课题。
笔者最早接触这段历史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搜集研究近代中国人的日本游记时，找到了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余纪》，并加以标点、解说，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出版的《早期日本游记五种》一书。后又收入钟叔河先生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之一《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岳麓书社，1985年），从该史料出发，笔者对傅云龙1887年作为海外游历使时对日本的游历考察经过及其历史背景作了初步研究，并在拙著《近代中日启示录》（北京出版社，1987年）、《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中日文化交流史话》（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等书中对1887年派遣海外游历使一事加以简要的叙述和介绍。1996—1997年，笔者在日本京都国际日本文化中心担任客座教授期间，又潜心研究了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30卷全书，并撰写了若干篇论文。笔者的研究视野和范围逐渐扩大到傅云龙的南北美洲游历，并进一步扩展到对1887年海外游历使的全面系统研究，撰写了《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1887年海外游历使初探》（《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和第二届北京大学文科论坛上作研究报告，还在国内外多次演讲，获得好评。最后在多年射入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和自己的学生杨纪国一起完成了30万字专著《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1887年海外游历使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回顾现代学者的研究著作中较早提及此事的是舒新城的《近代中国留学史》（中华书局，1927年），书中把游历与游学并提，有很简单的论述。以后台湾学者林子勋在《中国留学史》（台湾华岗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中也提到此事，并节录出了《出洋游历章程》，但他把游历使人数误认为是28员。钟叔河在《走向世界》（中华书局1987年）和《从东方到西方》（岳麓书社，2002年）两书中，曾利用笔者标点解说的《游历日本途径余纪》和提供的相关材料，在“甲午以前的日本观”一章中论述了傅云龙的日本游历。最近出版的张海林编著的《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则参考了笔者的论文，叙述了1887年海外游历使的简况。外国学者的研究，特别要提到的是日本学者佐佐木正杨的《洋务运动时期清朝的外国事情调查》（收入其论文集《清末中国的日本关与西洋观》，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较具体论述了此事经过并简要介绍了一部分游历使的生平。这是至今看到外国学者关于这段历史唯一比较详细的研究成果。
由于这段历史长期被埋没，挖掘史料，考订史实，作原创性研究，经历了艰苦的历程。笔者主要从以下角度去发掘、利用、分析第一手原始资料，作为研究的依据和基础。首先是游历使的大量著述，包括考察报告、游记、笔记、日记、诗文等，这是最基础的史料，分散收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个图书馆，或刊录于某些丛书、类书、文集之中。例如笔者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了傅云龙撰写并已刊印的《游历日本图经》30卷、《游历美利加图经》32卷，《游历巴西图经》10卷、《游历古巴图经》2卷、《游历图经余纪》15卷，以及顾厚焜的《日本新政考》2卷、缪祐孙《俄游汇编》12卷，刘启彤《星球考辙》4册等。北大图书馆甚至还藏有缪祐孙的《俄游日记》稿本和孔绍乾《英政备考》的未刊本等珍本。另外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这套丛书的各编中可以找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故事

到顾厚焜的《美国地理兵要》、古巴、巴西、秘鲁等国政治考，刘启彤的《英政概》、《法政概》《英藩政概》、洪勋的游历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挪威等国的闻见录等重要著述。还有一些游记诗文散见于这些游历使的文集诗集中，如傅云龙的《篆喜庐文集》、《不易介诗集》，缪祐孙的《抽岭诗抄》等等。
其次是档案史料，如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军机处档案、总理衙门与外务部档案。档案中甚至还保存了傅云龙、洪勋等人游历各国的经费报销册。还有已刊的《清实录》、《光绪朝朱批奏折》、《光绪朝东华录》、《清季外交史料》、《续文献通考》、《皇朝政典类篆》等等。外国档案如日本外交史料馆所藏日本外务省档案等。
再次是报刊史料，如当时的《申报》等报刊的报道、评论等，可惜还缺少当时游历使所到国家的外国报纸的报道、评论，希望以后能有机会与外国外交档案一起加以收集和补充。
还有当时人的日记、书信、笔记、文集也是重要原始资料。如李鸿章的《李文忠公尺牍》中，李鸿章分别写给傅云龙、刘启彤、缪祐孙、李秉瑞等人的书信，以及《曾纪泽日记》、《翁同龢日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张荫垣《三洲日记》等。还有许景澄《许文书云遗书》、徐庶昌《西洋杂志》等等。
考察游历使的生平经历的另一个重要史料来源是他的原籍的地方志。如考证傅云龙的生平最初是从其故乡浙江的《德清县新志》上发现他与他的儿子傅范初的两篇小说。而刘启彤的生平则是在其故乡江苏《宝应县志》上有他一篇小传。顾原焜也仅有其故乡江苏《吴县志》中很简略的传记。在赴欧洲游历使李瀛瑞的故乡山东莱阳发现了他的墓志铭等文物。有些游历使至今尚很难找到他们的传记。
还应提到的是游历使后人提供的一些珍贵资料。特别是傅云龙的曾孙傅训戎看到笔者的有关傅云龙的文章后特地赶到北京与笔者交流，并提供了家藏的傅云龙的行状、讣告、墓志铭和一些日记、书信抄件等珍贵资料。后来傅训戎进一步收集整理其先曾祖的资料事迹，编写了《傅云龙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和《傅云龙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并请笔者分别为这二本书写了序言。
通过以上这些史料的一点一滴的控掘、收集、积累和疏理、分析，才使我们能够逐渐搞清1887年清政府派遣海外游历使的整个过程、游历使们的基本情况及其游历过程，以恢复历史本来面目，重现这一段长期被埋没、遗忘的历史。
三、 探讨人才被埋没、历史被遗忘的原因
1887年的海外游历使既然是晚清时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加之游历使们又撰写了一大批外国调查研究的著述，有的还获得朝廷和官员学者们的好评，可是为什么这样一次盛举都会被慢慢淡忘，甚至逐渐埋没于历史沉淀之下，尘封于历史资料之中，以至默默无闻，鲜为人知，连历史学者都几乎把它遗忘了呢？清政府经过专门选拔考试，又经总理衙门大臣面试和皇帝亲自圈定钦点的12名海外游历使，经历千山万水、千辛万苦，分别游历欧亚及南北美洲的几十个国家，了解了不少世界形势和外国国情，积累了一些外交经验和西方知识，可是为什么他们回国以后几乎没有一个被任用为外交官发挥作用？他们勤奋努力写出来颇有见地的海外调研报告，为什么也很少受到重视和流传，产生应有的影响？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总结。笔者试图从以下几个角度加以初步分析和探讨。
首先可以从清政府派遣海外游历使的动机和目标的角度来探讨。
1887年清政府派遣海外游历使之举从一开始就立意不高，目标不明确，其效果影响不大，也是必然的。细考总理衙门的游历章程，并没有提出求知识于世界、借鉴外国经验、培养外交人才等较远大的动机和目标。而仅仅着眼于调查考察，只要求游历使“标各处地形要隘，防守之大势以及远近里数、风俗、政治、水师、炮台、制造厂局、火轮舟车、水雷炮雷详细记载，以备考察。”[41]选拔游历使时标准是“专以长于记载叙事有条理者入选”，[42]即强调其调查写作能力。而回国保举时也主要看重其调查考察成果，是否“留心搜辑”，呈有扎记及翻译编选之册”[43]。对他们的海外促进中文友好和文化交流等方面贡献却不予表彰。以至多数游历使只是满足于记录所见所闻，或罗列现象，不加思考。如后来张謇批评的“仅观粗浅，莫探精微。”[44]即使其中有比较全面深入的外国调查报告，如傅云龙的游历各国图经、缪祐孙的《俄游汇编》也没受到应有的重视，发挥应有的作用。另有考察西方政治较有见识的著述，如刘启彤的《英法政概》，在中国较早地系统介绍西方的三权分立和议会制度，却由于政治环境的制约，也没引起清政府当权者的兴趣。直到十多年之后清政府要实行“新政”和预备立宪，才急忙派大员出国考察外国宪政。
游历使们的考察也没有重点分工，所以李鸿章批评“不如议定专门，博求详说，有裨实用”，而且像造船制造和水师陆军等方面情况，“中外学者颇有汇集，然此事日新月异”[45]，如果游历使们仅仅翻译介绍一二种著作，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另一方面，清政府《游历章程》又提出游历于游学并举，规定“各国语言文字、天文算学、化学、重学、光学及一切测量之学、格致之学，各员有性情相近者，自能审责学习，亦可以所写手册交总理衙门查考”[46]。实际上游历使们游历的路程长、国家多、调查考察任务重，游历时间紧，精力有限，加上本身又缺乏西学基础素养，因此游学任务根本没法完成。
清政府也没有把这批海外游历使作为外交人才来加以培养锻炼和使用，加上清代官僚制度当时缺乏选拔职业外交官的机制。因此游历使回国后仍然是回到六部或外放地方任职，而不考虑充分利用他们通过这次宝贵的海外游历实践获得的海外知识和外事经验，发挥其外交人才的作用。12位游历使中竟然没有一个出任驻外外交官，只有缪祐孙一度担任总理衙门章京，还算与外交工作沾边。傅云龙、刘启彤分别任北洋机器局和海防支应局会办，也算与洋务有关。但是总的说来是浪费埋没了人才，也辜负了当时舆论要求从中培养一批出使人才的期望。如《申报》所指出的“中国之派员前往外洋游历，实为近日之创举”，“将欲资其游历之所见闻，备将来出使之用，又安得忽以视之？”[47]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派遣岩倉使节团海外游历的情况，就可发现巨大的差异。当年岩倉使节团赴欧美游历立意远大，目标明确，分工具体，成效显著。明治政府的动机就是“求知识于世界”，即对欧美资本主义文明进行全面考察研究，以供日本改革借鉴，并寻求日本今后发展的道路和方向。日本政府和社会对此举极为重视和支持。太政大臣在给使团送行时甚至说：“日本内治外交，前途大业成败与否，在此一举。”[48]因此政府重臣要员几乎倾巢出动。游历考察目的很明确，正如岩倉使节团副使伊藤博文所说“内政如何改革，应有何种法律、政务，应施何等之方略，外交应以何为标准，以及应如何交际等等”，“都是需要咨询和研究的”[49]。其立意之高与清政府派一些中下级官员仅仅挂名调查外国地理、军事设施等相差何止千里！而且岩倉使节成员考察调研重点各有明确分工，“分科各自负责其主管事物”进行考察。如大使岩倉具视重点考察各国宗室制度，副使木户孝允着重考察各国宪政，副使大久保利通重点考察各国工商业状况等等，因此取得了巨大成效，可以说为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确定近代化的道路和方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可以从当时的内外环境，此举遭到保守势力攻击和所游历国歧视的角度来探讨。
1887年海外游历使的派遣还受到社会偏见尤其是保守势力的攻击。同时在游历过程中，由于晚清国力衰败，游历使本身级别又低，往往遭到所游历国家的歧视和无礼对待，这也降低了这次海外游历的效果和影响。
早在1887年海外游历使派遣之时，一些有保守倾向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就对此举不以为然，并冷嘲热讽游历官员。例如思想较为保守的晚清名士李慈铭在其《越缦堂日记》中就攻击去应试争取出洋游历的六部官员，“大抵非穷途无聊，即行险侥幸者耳”[50]，讥讽这些人只是在六部候补闲得无聊，又提升无望，才冒险找一条以海外游历为升官捷径的出路。这实际上是对那些胸怀大志真正想通过海外游历开眼光长才干为国效力得游历使的偏见。李慈铭还奇怪以往中国的士大夫均以出洋为苦差使，不屑为之，而现在海外游历居然成了热门，又科举正途出的六部官员，居然还需要经过考试竞争入选，连像兵部郎中傅云龙这样钻研经学考据颇有建树的“饱学之士”竟也来应试。他不禁摇头感叹社会风气的变化，“国家考试，至有出洋游历一途，而应之者不乏考据人才，亦今日风尚使然也。”[51]不过使他聊感自慰的是傅云龙在试卷中阐述了“西学中源论”，“引证甚博，推原化学、重学、汽学之法，实本于墨子。”[52]总算在一定程度上安慰和满足了中国士大夫保守自大的心理。
游历使在海外游历期间已遭到不少非议。有人造谣说游历使私带中国绸缎等物品，沿途出售，瞒关漏税，以牟取私利。甚至诬蔑某些游历使在外行为不端，滥交洋妇以至得病等等。游历使尚未回国，国内已经有不少官员多生妒意。如六部同僚担心他们得到保举超常升迁，以至“压其班次”。总理衙门章京则忌妒游历使们一旦分派到本衙门，“以熟悉夷情见长”，会使自己相形见绌。于是御使何福堃上奏要求“预立游历人员得奖限制”，“请葆其奖叙，即有佳者，只可发往南北洋当差。”[53]尚未保举，已选或不可重奖的舆论，致使总理衙门不敢破格选拔和重用海外游历使出任驻外公使、参赞、领事等职。即使是对缪祐孙与程绍视给予从本部员外郎、主事“遇缺即补”这样很轻的保奖，竟然还遭到吏部的刁难，指责他们“既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又非同文馆学生出身，所得京职升阶班次，与定章成案均不相符，应饬另覆。”几乎保奖不成，后来经光绪皇帝朱批“缪祐孙、程绍视均着原保给奖”，才算通过。有些保守人士甚至把海外游历使简称“游员”，“视同游民、游勇等，安得委以重任？”[54]可见当时保守势力阻力之大。
游历国家的态度也影响了这次游历的成效。由于当时中国国力衰弱，游历使级别又低，有时会遭到所游历国家的歧视和冷遇。有些国家政府和官员对中国游历人员对该国军事、工业设施的调查考察不抱合作态度，甚至拒绝游历使参观炮台、船厂、军械库或购买地图、统计资料的要求。洪勋在意大利、瑞典、挪威游历时就遇到这种情况。缪祐孙要求参观里海船厂和大型铁甲舰时，也遭到俄方阻挠。俄方翻译“于要紧处言语便少”，所以“奈总未透彻底蕴”。他在进入俄国西伯利亚地区游历时，发现俄国官员“多轻华人”，而当他想搜寻俄国最新绘制的铁路图时，俄国地方官也予百般刁难。
第三，再从游历使的人选及其素质和知识结构的角度来考察。
海外游历的成效影响大小与游历使的人选及其素质也有很大关系。首先是派出的官员级别和地位太低。1887年派遣的海外游历使只是一些中央各部的中下级官员，即五六品的郎中、员外郎和主事，而且都是尚未得到实职的候补官员。由于级别低，到所游历国往往不
受重视，如缪祐孙就抱怨当时俄国人得知他只是文品官员时，“皆甚轻慢”[55]。当他们辛勤游历两年回国后，仍不过是获得一个二品或四品虚衔，仍在本部补缺或外放低级地方官。游历使们人微言轻，因此他们的言论和表述，也难以发挥更大的影响，他们的事迹也逐渐被淡忘。对比日本岩倉使节团，成员都是明治政府的实权人物和部长、副部长级高级官员，在欧美考察回国后，有力地推动各项改革措施。因此后来中国维新派人士学习日本经验，纷纷要求派遣王公贵族大臣们出洋游历。
游历使人员地素质和知识结构也有些问题。1887年游历使虽然经过总理衙门出题考试洋务外交等论的选拔，但这些官员基本上都是科举出身，由传统文化学术培养出来的旧学人才，西学和外国知识很少，即使其中最出类拔萃的傅云龙也是如此。他们不通外语也没有外交经验，因此在国外调查交流都遇到很多困难。尽管有些游历使勤奋好学，有的甚至还想学外语、练翻译，但临时抱佛脚也来不及，而且时间精力有限，难以投入。如刘启彤出洋前曾准备学习外国语言，然后自己练习翻译外国书籍，但是后来一忙也只好放弃这个计划。缪祐孙在学会几句俄语后，也因忙于游历考察，无法坚持下去。还有的游历使身体素质不好，如孔昭乾据说出国之前精神已有病，以至在海外精神病发作自杀身亡。
第四，再从游历经费和游历使与驻外公使的矛盾角度加以剖析。
清政府由于财政困难，因此拨给海外游历使的经费不够充分，而且它的来源是“设法节省出使经费每年四万余两，以供派员游历之费”[56]。按《游历章程》规定游历使每月薪水仅200两，所雇翻译每月50两。游历使的薪水才相当于驻外公使馆的三等翻译。章程还规定游历使在游历途中舟车只能乘坐二等舱。虽然游历使在出发前可以预支6个月的薪水和1000两公项银，但是海外游历远涉重洋，花费大，又要保持中国官员的体面，所以经费常常短缺不足。而有些国家旅馆费和交通费十分昂贵，以至游历使们常常叫苦连天，有些地方只能走马观花，蜻蜓点水，甚至干脆不去了。例如傅云龙对加拿大这么个大国仅仅游历了几天工夫，主要也是由于经费的制约。到了有些城市，进了旅馆，一问价钱，吓得马上退了出来。至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尚存有傅云龙游历日本、美洲等地的报销册，详细开列了游历途中各种费用开支，并说明最后在日本刻印图经，“此两个月有余，未敢支薪水”，“马车及借助使署饭食皆用自薪水，未敢开销。”如此节省，最后只剩余银子4两7钱随报销册上交总理衙门。[57]
再举缪祐孙在俄国游历的开支为例，途中每次乘车马需花七八卢布，加上请俄国人吃饭送礼等，在俄国游历三个月左右，开销就达一千卢布，合400两银子。而从西伯利亚秋明到托木斯克时，虽然天气不好身体又患病，可是仍然“稍愈即便买车启程，因房租太贵，万难久住。前所过皆因此不能久停，然所费已不支矣。”[58]为了节省旅费，缪祐孙只得抱病赶路，由于经费快花完，他原定到海参崴游历考察中俄东北边界的计划只好取消。所以后来郑观应指出造成1887年游历使成就不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经费不足。“但闻每员薪水月仅二百金，以外洋用度之繁，应酬之巨，安得敷用？亦只深居简出，翻译几种书籍，以期尽职而已，未能日向各处探访，时与土人咨询也。”[59]
1887年海外游历使与当时清政府驻外使馆的矛盾也影响了他们的游历成效。特别是总理衙门规定游历的经费要从出使经费中克扣出来。具体做法是出使东西洋各国大臣及出使西洋各国公使馆的参赞、领事、翻译、随员等的俸薪都要酌减十成之二，以此省下来的四万两银子充作游历经费。这样就造成驻外使馆人员还担心游历使回国后可以获得优待保举恐怕影响自己的升迁。因此有时竟发生驻外使馆人员刁难自己本国的游历使，或者不予关照和配合的现象。尤其是当时任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的洪钧与游历使的关系最不融洽。先是赴德国的游历使李秉瑞和程绍视受到他的冷落。洪钧甚至禁止公使馆人员与他们交往，使两人备受冷遇，不久被排挤往比利时。比利时本来只是他们的“兼游之地”，而李程两人宁可放弃自己奉命游历的主要对象国德国，“誓不返德”[60]。在这种情况下，游历效果可想而知。
赴俄游历使缪祐孙与驻俄公使洪钧的矛盾更为尖锐。缪祐孙到俄国后发现洪钧组织翻译的俄国地图不准确，提出重新翻译，因而得罪洪钧。然后又因为经费问题，再度交恶。洪钧以怕花费太多为理由，不让缪祐孙再度到俄国欧洲部分游历，而要他从西伯利亚直接回国，使他对俄国欧洲部分的考察不够细致。洪钧还捏造缪祐孙在俄国游历途中贩卖中国绸缎牟利和逃避关税的谣言，甚至告诉俄国外交部，以败坏缪的名声。同时洪钧还给李鸿章写信“痛斥游历”。缪祐孙虽然对洪钧一再退让，始终“待以长官之礼”，但是担心这样下去，将会使游历一无所得。于是写信给总理衙门章京袁昶诉苦，指责洪钧“实不喜游历者在俄国也。”还反驳了洪钧的造谣，表白自己从未携带中国商品出售，沿途俄国官员经常开箱查验可为证明。驻外公使与海外游历使的种种矛盾冲突都影响了游历的成效。
经费不足及与驻外人员的矛盾还影响到海外游历使的续派和停派。总理衙门一度曾有续派海外游历使之议。但1887年派出的海外游历使尚未回国，驻俄公使洪钧已公开表示对游历经费占去出使经费份额的不满，上奏要求将游历所需经费单列，不要再与出使经费挂钩。总理衙门在议复时对以后是否续派海外游历也无信心，故表示待“现在游历人员期满后，再由臣衙门酌覆情形，奏明办理。”[61]1889年游历使回国后，曾有准备从海军衙门、神机营人员中选拔续派游历使之议。但后来又停止了续派。1892年12月4日，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弈訢等上奏中写道：“臣衙门因派员出洋游历需费浩繁，议将出使东西洋各国大臣及西洋参赞领事翻译随员等俸薪酌减十成之二……现在游历各员暂停续派，出使经费尚可？过。臣等公同商酌拟请将出使西洋各国大臣及参赞、领事、翻译、随员薪俸加复一成，武弁、供事、学生薪数本属无多，均加复二成，庶于体恤之中仍寓樽节之意。”可见海外游历使的确停止续派了，驻外人员的薪俸也得到部分恢复。直到1895年甲午战争后兴起维新运动，又有人提出派遣海外游历使的新建议。1898年戊戌变法高潮之际，维新派极力主张派五公大臣出洋游历，礼部主事王照甚至上书建议清光绪皇帝亲自游历日本，还引发了一场守旧势力与维新势力的激烈斗争。20世纪初，经过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战争，清政府内外交困统治风雨飘摇，在各种压力之下被迫实行新政改革。气候出现了官员出洋游历考察的高潮。1905年甚至派亲贵王公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外国宪政，这方面历史已有不少论著和研究成果了。
历史是一面镜子，回顾历史，可以温故知新，鉴往开来。晚清时代，清政府于1887年选拔派遣了12名海外游历使，分赴四大洲几十个国家游历考察，成为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一时之盛举，呈现一度之辉煌。可是由于但是历史条件、政治制度、社会环境以及种种具体原因和因素的制约，使这次海外游历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游历使的才能和著述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这段历史都逐渐淡化和埋没，甚至几乎被遗忘。今天重新发掘和探讨1887年海外游历使的历史，认真总结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经验教训，可能对于当代中国人走向世界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会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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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葛士骏：《皇朝经世文编》卷一二零，第17—18页。
[2] 葛士骏：《皇朝经世文编》卷一二零，第17—18页。
[3]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三六。
[4] 《总理衙门各国事务衙门庆郡王奕劻等奏为拟游历人员章程事》，《清季外交史料》卷七十一，第4页。
[5] 曾记泽：《曾记泽日记》下册，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597页。
[6] 傅云龙：《游历日本（）（）（）》，见《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三册《甲午以前日本有机五种》，岳麓书社，第102页。
[7] 《申报》1887年10月28日第一版。（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二日）
[8] 据《申报》1887年10月28日公布的考试条取考察的历人员名单。
[9] 《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书局，1996年，第一一二辑，第692-693页。
[10] 英国人孟席士虽提出的郑和发现美洲之说，但是尚未得到可靠史料证实。
[11] 据傅云龙《游历图 余纪》卷一、卷二，并加考订。
[12] 洪勋《游历闻巴总略》，《小方壶 与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一怢。
[13] 傅云龙：《游历图 余纪》。
[14] 傅云龙：《游历美列加图 余纪》。
[15]洪勋：《游历意大利》闻见略。
[16] 黎庶昌：《游历日本图 》卷末题识。
[17] 关于对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的研究、介绍、评介，可参见王晓秋《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初探》，《北京大学学报》日本中心十周年特辑，1998年。
[18] 傅云龙：《游历图经余纪》，卷十五余纪叙例。
[19] 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卷30。
[20] 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余纪》。
[21] 黎庶昌：《游历日本图经》卷末题识。
[22] 《申报》光绪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1889年6月25日）。
[23]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八六，第5页。
[24] 李瀛瑞墓志铭，见《莱阳文史资料》第6辑。
[25] 同上。
[26] 缪孙：《俄游日记》。
[27] 《清季外交史料》卷七十一。
[28] 缪 孙：《艺风堂友明书札》第246—277页。
[29] 《申报》1890年8月14日。
[30] 《申报》1890年8月14日。
[31] 《宝应县志》，第778页。
[32] 《江阴县续志》，第775页。
[33] 《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第4188页。
[34] 《翁同和日记》，中华书局，光绪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光绪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35] 李鸿章：《游历日本图经序》，光绪十五年冬十月。
[36] 李鸿章交游历英法等国兵部刘《李文忠公尺牍》。
[37]李鸿章交游历英法等国兵部刘《李文忠公尺牍》。
[38] 《李文忠公尺牍》，第67页。
[39] 黎庶昌：《日本新政考序》，光绪十四年春于日本东京使署。
[40] 《江阴县续志》民国九年（1920年）版，卷16传记。
[41] 《清季外交史料》卷七十一。
[42] 《清季外交史料》卷七十一。
[43] 《申报》1890年8月14日。
[44] 张謇：《条陈立国？疏》，《张謇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卷第38页。
[45] 李鸿章：《李文忠公尺牍》。
[46] 《清季外交史料》卷七十一。
[47] 《派员与随员不同说》，《申报》光绪十三年十月一日（1887年11月15日）。
[48] 大久保利谦《岩倉使节之研究》第120页，日本宗商书房1976年。
[49] 伊藤博文：《关于特命全权大使的意见书》。转引自吴迅璆主编《日本近代化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页。
[50]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光绪十三年闰四月二十四日。北京浙江公会1920年版第48册。
[51]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
[52]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
[53]
[54] 《申报》1887年11月15日。
[55] 缪祐孙《俄游日记》。
[56] 《游历章程》，《清季外交史料》卷七十一。
[57] 《傅云龙游历日、美等地报销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8] 《艺凤堂友朋书札》。
[59] 《近代中国对西方列强资料认识汇编》第2分册第3辑。
[60] 《艺凤堂友朋书札》第300页。
[61] 《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2辑。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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