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历史-乾隆时期巴尔蒂斯坦(小西藏)与清朝关系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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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乾隆时期巴尔蒂斯坦(小西藏)与清朝关系初探

巴尔蒂斯坦(小西藏)是一个与我国山水相连，但我们知之极少的地区。该地与我国的往来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候，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缺乏记载，到清朝乾隆时期，该地同我国又有一段十分密切的关系。由于偶然的机会，笔者接触到了有关巴尔蒂斯坦的一些材料，并有幸4次访问该地。在吴元丰先生协助下，笔者还得以了解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满文档案的一些情况。现略述于下，希望能引起学术界更多的重视。
巴尔蒂斯坦简述
巴尔蒂斯坦（Baltistan），清代史籍称巴勒提或巴尔替，为Balti之音译。当地居民亦称其所居之地为巴尔蒂域（Baltiyul）。Baltistan系 Baltiyul之波斯语译名，波斯语stan与藏语yul同义，皆为“地方” 之意。有关乌尔都文或波斯文史书亦称该地为Tibet-i-Khord或Tibet-i-Saghir，Khord与Saghir意为“小” ，汉译小西藏或小图伯特。
巴尔蒂斯坦现隶属于巴基斯坦联邦直辖北部地区。从地图上看，该地处于查谟—克什米尔印巴实际控制线之北，与我新疆毗邻。今巴基斯坦所属巴尔蒂斯坦面积26205平方公里，行政上划分为斯卡杜（Skardu）、甘且（Ganche）两县，县以下共辖斯卡杜、克尔门（Kharman）、希格尔（Shigar）、哈伯罗（Khaplu，《新疆图志》译作哈普隆）、玛夏布洛姆（Masherbrum）五区，首府为斯卡杜。
巴尔蒂斯坦位于喀喇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之间。这里一片崇山峻岭，拥有包括世界笫二高峰乔戈里峰在内的许多海拔七八千米以上的世界著名山峰，山高谷深，雪峰林立，冰川纵横。冰川面积之广，据说仅次于南北两极。整个喀喇昆仑山系的冰川面积，达18009平方公里，长度超过10公里的冰川约有102条。［1］巴尔蒂斯坦境内喀喇昆仑山区的冰川面积达6160平方公里。［2］这里的河流，主要是发源于我国西藏狮泉河的印度河，以及希格尔河、希约克河（Shyok）等多条支流。印度河及其支流，形成隆多（Rondu）、斯卡杜、希格尔、哈伯罗、克尔门、古尔德里（Gultari；旧称Shingo Shigar，汉译欣库希格尔）等6个主要河谷。这些河谷地带海拔较低，可以居住与耕作。因此，尽管交通不便，条件恶劣，人类在这里仍繁衍不息。旧时，巴尔蒂斯坦地方统治者所控制的疆域或势力范围，不同历史时期有很大差别。现巴基斯坦控制下的巴尔蒂斯坦各河谷共有229个村庄，有人口223296人(1981年人口普查数) 。[3] 但当地人认为该人口普查数偏低，实际人口远不止此数。另外，有人估计有10万余人在巴基斯坦其它地方和海外谋生。
巴尔蒂斯坦居民的多数，可算是藏族的远裔，但已杂有多种其它民族成分。其语言为巴尔蒂语（Balti），属藏语西部分支，保留了许多古藏语的因素，［4］也受到波斯语、阿拉伯语、希纳语（Shina ）、布鲁沙斯基语（Burushaski）、乌尔都语（Urdu）、英语等多种语言的影响，但藏文已失传。只有残存于各处的古代藏文岩刻，证明藏文曾在此流传。
巴尔蒂斯坦雨量稀少，资源贫乏，交通困难，但它地处南亚、西亚 、中亚和中国的西藏与新疆相交之处，许多山口和古道沟通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从而成为印度文化、伊朗文化、伊斯兰文化、中亚突厥文化和藏文化汇聚和互相影响之地，受到祆教、本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其它各种古代信仰的影响，最后形成了独特的巴尔蒂文化。
巴尔蒂文化的突出特点，一是藏文化遗存，二是伊斯兰教和伊朗文化的影响。前者存在于语言、民歌、《格萨尔》说唱和各种民俗现象之中。在巴尔蒂斯坦，处处可以感受到浓郁的藏文化色彩。后者的影响更为显著。伊斯兰教于14世纪末开始由伊朗传教士传入该地，至18世纪末，该地全部伊斯兰化。现该地居民均为穆斯林，分属逊尼、什叶、努尔巴赫希亚等不同教派。语言、民俗等均已受到伊斯兰教的深刻影响。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波斯语成为其官方用语。乾隆时期该地统治者致清廷的呈文，均以波斯文写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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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该地受伊朗文化的影响，远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很久便已开始了。
古代巴尔蒂斯坦地区与中国的关系
巴尔蒂斯坦地区同中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很古的时代。到汉代时，巴尔蒂斯坦及其周边地区已包括在中国在西域的有关属国的疆域之内。《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时期“西域都护府” 图所示之难兜国，即包含今巴尔蒂斯坦部分地区。［5］苏北海先生则将巴尔蒂斯坦部分地区列于皮山国境内。他认为，“它（皮山国）的辖境却特别迢广，南面直接和天竺国即印度接壤，而当两汉的四百多年间印度国力从未达到克什米尔地区，因此皮山国南面境界就包有现在克什米尔的拉达克西部及巴勒提斯坦部分地区，即喀喇昆仑山的南麓。” ［6］他还指出，在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一带在两汉时代及其以前早已游牧着众多的羌族部落，后来，这些羌族融入维吾尔、藏各族中。［7］由于史料不足，流传至今的史料又十分简略，我们无法确知今巴尔蒂斯坦所在地区当时和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汉书·西域传》称皮山国“南与天笃接” ， 则无论领土是否接壤，自皮山往南越喀喇昆仑山，有道路通往印度，当为不争之事实。古希腊地理学家也了解有一条自喀什噶尔越喀喇昆仑山和克什米尔通达印度的道路。[8] 这条道路，显然要经过包括今巴尔蒂斯坦和拉达克在内的广阔的地区。
从北魏至唐代，我国汉文史籍有《高僧传·智猛传》之“波沦” 、《魏书》之“波路” 、“不仑” 、“钵仑” 、《洛阳伽蓝记》之“钵卢勒” 、《大唐西域记》之“钵露罗” 等许多记载。波路、不仑、钵仑、波沦等显然为同名异译，学者们将其还原为Bou-lu或Po-lo。该地曾多次遣使向北魏朝贡，《魏书》有明确记载。［9］钵卢勒与钵露罗也系同名异译，学者们将其转写为Po-Lu-Lo并还原为Bolor，也有些学者将以上名称均还原为Bolor。但关于这些名称的语源和地望，歧见颇多，一直没有一致的看法。但《大唐西域记》之“钵露罗” ，学者们普遍认为即巴尔蒂斯坦。
巴尔蒂斯坦的一位当地学者古拉姆·哈桑·罗布桑（Ghulam Hassan Lobsang）认为，“Bolor和Po-lo是两个不同的国度，Bolor指西喀喇昆仑山脉及相连的帕米尔地区，而Po-lo系指东喀喇昆仑山区，包括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10］他还认为，Po-lo一名系源于地名Khaplu（哈伯罗）。他指出，哈伯罗所在之希约克河谷，自然地理条件较为优越。早在斯卡杜和列城兴起之前，该地就是这一带的中心地区。Po-lo与Khaplu的差别，主要在第一个音节。该音节可能在传播过程中失去，当然也可能是后来增加的。［11］《新唐书》卷二二一称，“大勃律或译布露，直吐蕃西，与小勃律接，西邻北天竺乌苌。” 此处明确指出大勃律即布露，因此布露也应是Khaplu之音译。
就笔者两次访问哈伯罗河谷所见，该地自然地理条件确实优于其它河谷，古拉姆·哈桑·罗布桑所言不虚。哈伯罗的名称十分古老，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及《册府元龟》均记述了天宝十二年（753年）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击大勃律事，前者称其引军至“菩萨劳” 城，后者称其师次“贺萨劳” 城。［12］今本史籍中的这两个地名均有舛误，元胡三省作《通鉴音注》时已指出该地应名“贺菩劳” 。苏晋仁编《通鉴吐蕃史料》也引用胡注，在正文之下以小字注出。［13］贺菩劳显然就是今哈伯罗河谷。其时尚未有关于斯卡杜的记载，哈伯罗河谷就是当时大勃律的中心地区。哈伯罗河谷不仅与拉达克相连，与我国新疆之间也有古老的通道，民间往来不绝。
关于Bolor，巴基斯坦历史学家A.H.达尼教授根据巴基斯坦北部地区霍杜尔（Hodor）及吉尔吉特附近阿拉姆桥（Alam Bridge）发现的古代铭刻，认为这里曾有过一个叫Polola Shahi或Patola Shahi的王朝，汉文Po-Lu-Lo的起源可能基于Patola(实际上应念Palola) ，即国家的名称源于统治王朝的名称。因此， Bolor一名可能与此有关。［14］达尼教授还提出，该王室可能是嚈哒的一支。［15］
唐代时，随着吐蕃的强盛和向唐朝西域地区扩张，大、小勃律成为唐朝与吐蕃争夺的重要地区，大勃律即今巴尔蒂斯坦地区，小勃律在吉尔吉特与亚辛一带。该地区与唐朝和吐蕃的关系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勃律和分化后的大、小勃律，不仅有一些国王受到唐朝册封，有的还不远万里，亲自来朝。使臣、贡使络绎于途。唐朝和吐蕃的军队还在这一地区进行了激烈的战争。这一时期，是中国史籍中有关这一地区记载最多、最详的时期。
大勃律为吐蕃占领并成为其属国后 ，特别是吐蕃瓦解后，史籍便鲜有关于该地的记载。唐朝衰落后，汉文史籍也很少有关于吉尔吉特地区的记载。但该地仍为中国通往印度之要道。北宋干德年间僧行勤等一百多人赴印度求经时，曾经过此地，称其为“布路沙国” 。［16］
《魏书·世宗纪》永平四年（ 511年）载，“六月乙亥，干达、阿婆罗、达舍、越伽使密、不流沙诸国，并遣使朝献。┅┅八月辛未，阿婆罗、达舍、越伽使密、不流沙等诸国并遣使朝献。” ［17］以上记载，已有学者指出，越伽使密应为伽使密，即克什米尔。[18] 干达无疑是犍陀罗。至于阿婆罗，笔者怀疑系Khaplu之音译。如此推测可以成立，则哈伯罗河谷与中国之关系，可明确上溯至北魏时期。
上述《魏书》之“不流沙” 、唐代之“勃律” 、宋代之“布路沙” ，以及藏文的Bru-sha或Bru-za，均为布鲁沙斯基语Burushal一词之音译。布鲁沙斯基语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语言，它处在印欧语、藏语和突厥语的接壤地带，而又不属于任何一种语族，因而很可能是雅利安人到来之前的一种语言体系的残余。布鲁沙斯基语现仅分布于罕萨河右岸的罕萨中部地区和左岸的纳格尔(Nagar)，以及亚辛，使用者主要为雅希昆人（Yashkun）。这一语言原先曾流布于相当广泛的地域。Burushal指“操布鲁沙斯基语之人所居之地” ，巴基斯坦学者认为它包括吉尔吉特、纳格尔、阿斯托尔（Astor）、戈尔（Gol）、达丽罗(Darel)、布尼亚尔(Punial)、古比斯(Gupis)、亚辛及奇特拉尔北部等一片广阔的地方。对比现在的地图，相当于今巴基斯坦北部地区除去巴尔蒂斯坦后的全部地域，此外还包括毗邻的奇特拉尔地区的一部分。据以上分析，上文所引《魏书》中同时遣使的几个国家的位置就比较清楚了，它们疆域相连，互有往来，故同时遣使，或一国首先遣使，沿途诸国闻讯后相继派出使臣，结队而行。尚有疑问的是达舍越的位置，如果推测它位于这几个国家之间或与它们相邻的某个地区，应该没有问题。
巴尔蒂斯坦与我国西藏关系密切。它是藏族繁衍、发展的地区之一，很早就生活着藏族的祖先；它是古代象雄的一部分，是本教流行地区之一，甚至被认为是本教的发源地；它曾为吐蕃属国，并同黎域（Liyul，于阗一带）、祝夏（Bru-sha，即勃律）一起构成阿里三围之一。［19］在元、明两代，巴尔蒂斯坦处于纳里速古鲁孙元帅府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辖境范围之内，惜未见具体记载。巴尔蒂斯坦同我国新疆地区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叶尔羌汗国时期，这种关系曾有很大发展。但直至乾隆二十五年，该地才发展了同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巴尔蒂斯坦同其周边地区，特别是拉达克、吉尔吉特、罕萨、克什米尔等地，或商贸往来，或讨伐征战，或婚姻嫁娶，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乾隆时期巴尔蒂斯坦遣使中国的历史背景
巴尔蒂斯坦于乾隆二十五年遣使中国，并同清廷建立官方联系，是清朝平定大、小和卓之乱，统一新疆的直接结果。清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清朝出兵远征准噶尔汗国，以平定该地区长朝的内乱，统一西域。清军迅速平定天山北路后，被准噶尔囚禁的原叶尔羌、喀什噶尔一带伊斯兰教白山派的和卓阿哈玛特的两个儿子——波罗泥都（史称大和卓）及其弟霍集占（史称小和卓）相继向清军投诚。清廷原拟命波罗泥都赴京入觐，但因把持天山南路乌什、阿克苏一带政权的霍集斯家族同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地的黑山派和卓之间又发生战事，霍集斯家族向清军求救，请求将白山派和卓派往彼处，以利用白山派同黑山派的矛盾，对付黑山派的进攻，波罗泥都遂被派同清朝使者一起前往天山南路招服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处。波罗泥都利用清廷的名义和白山派和卓的圣裔身份，迅速摧毁了黑山派的抵抗，占领了叶尔羌和喀什噶尔等地。乾隆二十一年（1756），原留在伊犁的小和卓霍集占在支持阿睦尔撒纳叛乱失败后，率众逃回天山南路。随后，霍集占又以遣使归降、以及解救被阿睦尔撒纳扣留的清廷侍卫托伦泰等假像，蒙蔽清廷，从而控制了天山南路“回部”的实权。随后，小和卓霍集占杀死清朝副都统阿敏道等一百余人，自称巴图尔汗，公开发动了反清叛乱。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初，清朝派出大军讨伐大、小和卓。战事异常激烈，并一直持续到次年六月。最后，清军大获全胜，收复了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地，大、小和卓相继逃往巴达克山，后为巴达克山统治者素勒丹沙（Sultan Shah）擒获处死。
清廷此次对新疆南部用兵，不仅平定了当地农奴主贵族和反动宗教头目大小和卓发动的分裂祖国的叛乱，统一了新疆，对周边地区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清朝大军云集南疆，声威远震。为防和卓叛军远遁，清军将领传檄巴达克山、浩罕、玛尔噶朗、安集延、布鲁特等部协力擒拿。各部均凛遵不渝，因而大小和卓出逃后，沿途受到衮都、锡克南等地堵截追击，巴达克山更是擒杀匪酋，传首清廷。战事结束后，西布鲁特（柯尔克孜）、塔什于、浩罕、布哈拉等均表示归附清朝，成为中国的藩属。巴达克山、博罗尔、齐哩克、浩罕、布鲁特诸部均遣使入觐，向清廷致贺。据《清实录》所截，仅乾隆二十五年（1760）正月一月之内，乾隆帝便在干清宫、圆明园山高水长大幄处、丰泽园大幄处等处多次接见并宴请诸部使臣，赏赐有加。诸部使臣返回时，乾隆帝又亲谕派员护送。
南疆平定后，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教派流血冲突宣告结束，社会安定，生产恢复，道路通畅，包括克什米尔、拉达克、巴尔蒂斯坦在内的周边各地商人，纷纷来叶尔羌、喀什噶尔贸易。叶尔羌和喀什噶尔很快发成为中亚地区同阿富汗、克什米尔、帕米尔、印度及我西藏间国际贸易的中心。
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的过程中，巴尔蒂斯坦、拉达克方向曾受到清廷高度关注。巴尔蒂斯坦笫一次进入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视线。
由于新疆南部有多处山口通往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并进而通往印度，为防大小和卓经该地外逃，乾隆帝多次谕令前方将领严防各处隘口。乾隆二十四年（1759）二月甲午日上谕说∶
┅┅今思和阗待援甚急，富德即宜前往，就近堵截痕都斯坦之路┅┅[20]
同年五月己亥日上谕说∶
┅┅痕都斯坦一路，似与克勒底雅相通。克勒底雅为和阗六城之一，富德等宜详加询问，派兵防范。
同年六月庚申日上谕又说∶
如霍集占走投喀什噶尔，则前后攻击，自必成擒。或布拉呢敦知要隘已塞，弃城逃来叶尔羌，必兄弟会合，往投痕都斯坦、巴达克山、喀喇土伯特。览伊等所奏地图，富德图内，则有英额奇盘山伯克呼尔满岭，通巴达克山。兆惠图内，则有通巴达克山之玉鲁克岭，通巴勒提之裕勒阿哩克，及通喀喇土伯特之萨纳珠等路。驻兵堵截，甚关紧要。
上述上谕中之“喀喇土伯特” ，应指拉达克。笔者囿于条件，未能查明。但笔者疑其为波斯语Tibet-i-Kalan之音译。Tibet-i-Kalan或Tibet-i-Buzurg均为波斯语结构，Kalan及Buzurg均为形容词，意为“大” 。 翻译时将形容词Kalan音译并置于名词前，便成为“喀喇土伯特” 。 Tibet-i-Kalan及Tibet-i-Buzurg均指拉达克，亦可译为“大土伯特” 。此种称呼，常见于乌尔都文及波斯文史籍。在这些史籍中，巴尔蒂斯坦被称为Tibet-i-Khord，意即“小西藏” 或“小图伯特” 。我西藏地区被称为Tibet-i-Asli，意为“西藏本土” 或“真正的西藏” 。
对西藏阿里及拉达克方向，乾隆帝还多次谕令西藏章嘉呼图克图协助擒拿。如乾隆二十三年（1758）十月壬戍日上谕说∶
霍集占势极穷蹙，着寄信章嘉呼图克图，令传谕拉达克人等∶倘此刻布拉呢敦、霍集占为大兵所迫，逃往彼处，即擒解前来。朕必厚加恩赏，断不可容留疏纵。
同年十二月庚申日上谕又强调∶
朕前降旨，若贼匪霍集占逃往拉达克等处，即行擒拿解送，原指拉达克而言，其词甚明。
乾隆二十四年（1759）七月庚申日上谕说∶
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城回众归降，逆贼布拉呢敦、霍集占二人潜逃未获。着寄信章嘉呼图克图，除通行晓谕藏地人众外，并传示阿哩、拉达克等处，如霍集占逃往彼处，即可缚献。
拉达克汗凛遵清廷旨意，频频派人至叶尔羌探信，并多次奏报。但在清朝大军声威之下，亦不无恐惧。据乾隆二十四年（1759）正月戊子日上谕，西藏章嘉呼图克图等奏称，“现在藏地遣往拉达克探信人等据拉达克汗，传闻将军攻取叶尔羌等城，霍集占逃往西得沙堪，若果来投，必先缚献。且闻大兵将近伊地，其情形甚为畏惧，已移文抚慰。” 上谕指出，“此必我兵平定乌什、阿克苏等城，直抵叶尔羌，贼众惊恐流传，故拉达克亦闻信息耳。” 对此，乾隆帝谕令，“将来霍集占若果潜逃或追至拉达克，伊等素称恭顺，惟檄令擒送霍集占，不可丝毫扰累。”
大小和卓叛乱平定后，拉达克立即派遣使臣从萨纳珠山口入境奉书称贺。《清实录》乾隆二十五年（1760）正月辛未日载∶
参赞大臣舒赫德等奏，据萨纳珠卡座，送到土伯特使人达什佳木撮等十人，称系拉达克汗所遣，赍书呈送。臣会同大臣官员等传见。达什佳木撮云，我系管辖右界五千户头目，闻大兵平定回部，特奉书称贺，请通贸易，以番缎回带为贽。臣等宣慰筵宴讫，授以复拉达克汗书，及蟒锦缎匹，并分赏来使缎布，令其起程。
巴尔蒂斯坦诸河谷统治者，从拉达克商人处得知清朝大军平定南疆的消息后，也派出使臣至叶尔羌大臣处称贺，并求通贸易。巴尔蒂斯坦遣至叶尔羌的首批使臣，距上述拉达克汗使臣到达之日，仅晚四个月左右，反应是很快的。从此，巴尔蒂斯坦同清朝中央政府建立了联系。
乾隆二十五年至三十九年间巴尔蒂斯坦与中国的往来
乾隆二十五年开始的巴尔蒂斯坦同中国的官方往来，是有文字记载的勃律及大勃律同唐朝之间官方往来之后该地再次同中国官方的直接交往，其间相隔已近千年之久。
这一时期巴尔蒂斯坦同中国的官方往来，已刊布的记载极少。《清实录》仅乾隆二十六年（1761）七月丙寅日有一条记载∶
叶尔羌办事都统新柱等奏∶库克雅尔卡座送到巴勒提部落头目乌苏完遣使爱哈玛特至叶尔羌贸易，臣等因该部落上年屡经遣使，恭顺诚切，加以抚慰。报闻。
巴尔蒂斯坦遣使一事还受到了国外学者的注意。埃伦·赛克斯和珀西·赛克斯在《穿过中亚的一些沙漠和绿洲》（Sykes， E and P. ∶Throogh Deserts and Oases of Central Asia. ）中提到此事时写道∶“中国的威信在她光辉胜利之后，显然是很高的，而且促使了她的进一步扩展。吉尔吉斯人，先是中支，以后是小支，尽管他们同俄国人有联系，向中国人表示顺从并被接受。随后接踵效尤的还有浩罕、巴尔蒂斯坦和巴达克山等的国君。” [21]
据吴元丰先生核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乾隆二十五年至三十九年间巴尔蒂斯坦同我国交往的全部满文档案材料，包括该地首领若干波斯文呈文的原件。由于巴尔蒂斯坦的历史文书已在火灾和战争中毁损贻尽，当地人对这一段历史已一无所知。笔者所见当地学者有关巴尔蒂斯坦的论著与文章，对此均未提及。因此，这些档案文书的历史价值，不言而喻。对于巴尔蒂斯坦来说，更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
经查，自乾隆二十五年至三十九年，除乾隆三十七年外，巴尔蒂斯坦每年都遣使至叶尔羌大臣处请安、贸易，叶尔羌大臣每次均有详细奏报，各种文书多达五六十件。这些文书内容丰富，反映了当时该地的情形及其同我国的友好往来。
现将乾隆二十五年的有关文书刊布于下，由吴元丰先生译出。
文书一∶
叶尔羌办事大臣海明等奏巴勒提遣使呈文请安并贸易情形折
乾隆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奴才海明、额敏和卓谨奏，为奏闻事。
五月二十五日，驻玉喇里克卡伦巴勒提部汗等所遣两名使臣至叶尔奇木。奴才等召集众官员，迎见使臣。据使臣等告称，我等系温都斯坦这边巴勒提部之人，在我处有汗两位，努尔默特我系默默斯帕尔汗所遣使臣，阿西默特我系乌苏万汗所遣使臣。我处两位汗获悉天朝将军、大臣等驻扎叶尔奇木信息后，特遣我等二人，向大臣等问安，呈文献礼。等语。遂臣等询问，尔等之两位汗好否，尔等在路途行走好否，带来几人，因何而来，有无口陈之言？而后，据努尔默特、阿西默特告称，我等之汗身康安，我等前来时，在路上雪大，刨挖冰雪，徒步行走，历经三个月，方抵达此处。我等之汗，原先曾遣使到叶尔奇木，相互贸易。后闻霍集占居于叶尔奇木妄行，且我处亦有战事，故近几年无人来往。适才经前来我处贸易之图伯特人告诉获悉，天朝皇帝派遣将军、大臣、兵丁，勘定回子地方，霍集占等败逃，叶尔奇木等部人众皆归附天朝，现在叶尔奇木等地驻扎大臣。当闻此消息，我等之两位汗甚为欢忻，遂派遣我等二人，以投诚皇帝之礼，来见驻叶尔奇木大臣等。我等携来者有，与我等一起前来之商人十八名，由我部那边克什米尔地方来贸易人三名，去年由叶尔奇木跟图伯特人一同到我处贸易安集延人二名，在七八年前赴麦加朝拜未能抵达而返回之叶尔奇木人三名，布哈尔地方哈林达尔一名，共二十八人，各自带来稍许货物。等语。而后，进呈默默斯帕尔、乌苏万汗致奴才等人文书及礼品阿提拉斯绸一匹、冰糠（糖）一包。奴才等即告努尔默特、阿西默特曰∶尔汗等获悉皇帝勘定叶尔奇木等地消息后，即从远道遣使呈文，恭顺投诚，甚属为是。今皇帝之兵收复叶尔奇木、哈什哈尔、和阗、阿克苏等诸城，勘定所有回子地方，追剿逃亡之布拉呢敦、霍集占，收降几万人口，巴达克山苏勒坦沙擒拿两贼，进献其首，且巴达克山、博罗尔、安集延、布鲁特、霍罕、玛尔噶朗等诸部皆为皇帝臣仆。嗣后，将永无战事，各部皆赖皇帝之恩安逸生活，相互通商，理所当然。尔等从远道辛苦而来，休息数日，支给盘费等项，而后再返回。等语。言毕，给饮茶水，送到住地，酌量拨给羊、面、米、茶等项，令其下榻休息。再，经逐一查看努尔默特等所带货物，并无贵重物件，且又甚少。是故，臣等晓谕使臣努尔默特、阿西默特曰∶原在噶尔丹、车零时，从各地运到叶尔奇木贸易牲畜、物品内，均抽收二十分之一税；由叶尔奇木到他处贸易带回牲畜、物品内，均抽收十分之一税。今皇帝勘定回子地方，悯爱尔各部人众，施给恩惠，从各部所带贸易牲畜、物品内，改抽三十分之一税；由叶尔奇木到他处贸易带回牲畜、物品内，改抽二十分之一税。尔等初次前来贸易，我等宣扬皇帝仁德，免征尔等携带货物之税，看护尔等出售毕，即可返回。等语。当言毕后，努尔默特等立起再三作揖，并欢忻告称∶我等系地处广野之小部落人，因遇霍集占之乱，本地所产稍许物品，这几年间，未能带到叶尔奇木贸易。今赖皇帝之恩，平定地方，我等得以前来贸易，即属荷蒙皇帝无量之恩，且又减征货税。因我等初次前来贸易，免征货税，实系皇上鸿恩，本部人众不胜感激，而且所有闻此事宜之人，俱争先恐后，纷纷前来。等语。是以，将默默斯帕尔、乌苏万呈进帕尔西字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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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奴才处粗译，连同原呈文书及另缮汉字货物清单，一并恭呈御览。伏乞圣主睿鉴。
乾隆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好。即有旨。钦此。
文书二∶
叶尔羌办事大臣海明等奏巴勒提来使所告本地情形片
乾隆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再，经奴才等询问使臣努尔默特等∶尔两位汗相距甚近，由谁为首？统辖多少人？与何部交界？何以为生？先前与何部交战？遂据告称，在我两位汗内，乌苏万汗之祖势力强大，凡事作主办理。乌苏万汗之妹嫁给默默斯帕尔汗。今已年久，默默斯帕尔汗势力逐渐强大。去年秋季，会同乌苏万汗协商办事之人格泽尔，跟乌苏万汗失和，扭乌苏万汗送给默默斯帕尔汗囚禁后，乌苏万汗潜逃到邻界之哈普伦部落，借兵来复仇，两位汗相见，哈普伦部落人从中劝和，停止战争，各管各地，哈普伦部落人将格泽尔带回彼处。后至河水结冰时，默默斯帕尔汗又率兵征战乌苏万汗，两汗又相见，念及旧情休战，返回各自地方。现默默斯帕尔汗势力强大，凡事均作主办理。我两部之间，以河为界，每部各有近八千人，种地为生，牲畜内仅无骆驼。我巴勒提地方，下接克什米尔，再往下即温都斯坦；南邻哈普伦部落，有十日里程；北有一小部落，称之为博罗尔，因山高无路，向无人员往来。等语。又将莫罗萨帕尔哈普伦因何逃避到巴勒提之处，询据叶尔奇木噶纳齐伯克萨里等告称∶先前，原叶尔奇木阿奇木伯克霍吉等将货物、牲畜，率尔交给莫罗萨帕尔哈普伦，遣往巴勒提等地贸易。后霍集占来到叶尔奇木，杀死霍吉等，占领叶尔奇木地方，为押解杀死莫罗萨帕尔哈普伦，没收牲畜、货物，派人到巴勒提索取，巴勒提未送回莫罗萨帕尔哈普伦。等语。为此，一并谨具奏闻。
乾隆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文书三∶
叶尔羌办事大臣海明等奏巴勒提使臣返回情形片
乾隆二十五年七月十四日
再，于五月二十五日，业已奏闻，巴勒提汗默默斯帕尔、乌苏万汗获悉圣主勘定回疆消息后，遣使投诚贸易，其呈给奴才等回字文书，粗译恭呈御览。又将询获巴勒提地方生活状况及所带货物，皆缮片谨呈。等因。后努尔默特、阿西默特带来货物贸易完毕，告请奴才等返回。故奴才海明、额敏和卓即行酌赏盘费，于七月初四日，由叶尔奇木起程返回。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二十五年八月十四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以上是关于巴尔蒂斯坦首次正式遣使的几份文书，有关史籍，如《西域图志》（卷四十四藩属三）等关于巴尔蒂斯坦之记载，皆本于此。现对其略作分析。
（一） 关于巴尔蒂斯坦之疆域
据上述文书，当时两位使臣所说的“巴勒提” 地方，主要指希格尔河谷和斯卡杜河谷两处土王管辖之地，不包括哈伯罗河谷土王辖地。
据上述文书中来使所称“我巴勒提地方，下接克什米尔，再往下即系温都斯坦” 等语，该地与克什米尔相邻。据此，德沃萨依（Deosai）高原当在其辖境之内。来使又称“北有一小部落，称之为博罗尔” ，博罗尔系指吉尔吉特一带，巴勒提与之毗邻，表明隆多河谷亦在其辖境之内。德沃萨依高原人烟稀少，高原西部之阿斯托尔（Astor）及隆多河谷的统治者，据《查谟史》[22]第四部分《小西藏史》所载，均为斯卡杜默格本（Maqpon）王室之分支，故使臣未予提及。从斯卡杜至吉尔吉特，现有公路可通，全程仅241公里。但旧时交通困难，从斯卡杜经隆多河谷至吉尔吉特，虽有路可通，但极其艰险。旅客多经德沃萨依高原，由阿斯托尔绕道而行。从希格尔河谷至博罗尔，或经斯卡杜而行，或经喜士帕尔（Hispar）冰川，经纳格尔（Nagar）而行，行程更加艰难。故使臣称“因山高无路，向无人员往来” 。使臣所称，当是指官方往来。或许当时巴勒提与博罗尔之间确无官方往来，或许有所夸张，但往来不多，应是实情。
使臣称巴勒提“南邻哈

中国历史故事改编征文

普伦部落，有十日里程；东至图伯特有二十余日里程” ，哈普伦即哈伯罗河谷，图伯特系指拉达克。实际上，在一些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史料中，包括今巴尔蒂斯坦和拉达克在内的这一广阔地区曾被统称为Tibet，从而充分证明了该地区与我西藏之间悠久而深远的关系。
哈伯罗河谷是巴尔蒂斯坦地区开发最早的河谷。希格尔河谷与斯卡杜河谷均与之毗邻。据《巴尔蒂斯坦一瞥》，从斯卡杜至哈伯罗，其程站为∶斯卡杜——戈尔（Gol）——基里斯（Kiris）——戈罗（Kuru）——达古尼（Daghoni）——哈伯罗。[23]从希格尔至哈伯罗有两条路∶一条须先至纳尔（Nar），再至基里斯，走斯卡杜——哈伯罗道；另一条须经塔莱（Thalay）山口，再经枯苏米克（Khusomik）和达古尼，最后到哈伯罗。[24] 现在，从斯卡杜至哈伯罗，公路里程仅103公里，乘吉普或巴士，半天即可抵达。但古时全靠步行，翻山越岭，道路崎岖，十日里程，所言非虚。
从巴勒提去图伯特即拉达克，可自斯卡杜沿印度河上溯，亦可自哈伯罗沿希约克河上溯，有好几条路可达拉达克首府列城（Leh）。二十余日路程，也是符合实际的。
（二）乌苏万汗及默默斯帕尔汗的统治地域
据巴勒提使臣报告，该地由乌苏万汗及默默斯帕尔汗分别统治。他们互相连姻，又互相争战。在争战中，哈普伦部落（哈伯罗）又起了调停作用。此类关系，在巴尔蒂斯坦历史上屡屡发生，十分平常。
乾隆二十五年双方共同遣使后，可能很快又发生了矛盾。故乾隆二十六年仅乌苏万汗遣使臣爱哈玛特至叶尔羌。爱哈玛特之满文拉丁转写为Aihamut，显然是Ahmad的音译。另一方未再遣使，很可能系战事所致。
乾隆二十七年的有关文书尚未译出，故不知其详。但据吴元丰先生核查，该年亦仅乌苏万汗遣使。据乾隆二十八年（1763）有关文书，证明双方确已发生战事。
乾隆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柱及额敏和卓奏称，巴勒提乌苏万汗所遣使臣爱哈玛特等携带巴勒提商人五十名，会同叶尔羌、安集延、巴达克山等处商人六名，携带日用杂货，来到叶尔羌贸易，并呈送文书。[25] 乌苏万汗致新柱的文书称，“我等原属叶尔羌┅┅因我祖原归属叶尔羌．故我将奉叶尔羌之命效力。”[26] 该文书还称，“巴勒提之额斯喀都地方，原属克什米尔，其人众依靠克什米尔之力度日┅┅原先额斯喀都人与我众不和，今发生战争。将军若悯爱敝伯克，则请赏给若干马匹及枪支、弓箭等武器，我不胜感激。是故，以爱哈玛特为使臣，遣往将军处请援” 。[27]
额斯喀都，即斯卡杜，其满文拉丁转写为Askadu 。该地名正确的写法应是Skardu或Skardo，因波斯人、突厥人和印度斯坦人不习惯在词的开头紧靠硬辅音的前面发S音，故写成Askardu。[28] Skardu为一藏语名称。据《小西藏史》，斯卡杜在布迦王（Bogha / Bokha，突厥语词，意为“野牛” ）时期（1490—1515）才得到开发。《小西藏史》称，“布迦王建立了现在以斯卡杜之名著称的村子，在巴尔蒂语中，du用来称呼群山环抱之中的低地┅┅可以推测， Askardu之名系由该族先祖阿斯卡尔甲布（Askar - gyalpo）之名而来。” 。[29] 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斯卡杜一名源于Skaramdo一词，意为“干旱荒凉之地” 。因为11世纪时喀喇昆仑山脉的利莫（Rimo）冰川下滑，阻塞了河道，随后冰坝的溃决又引起希约克河的严重洪灾，几乎摧毁了巴尔蒂斯坦的一切。斯卡杜一带，原来被称为甲域（Rgyayul），意为“很大的王地” ，也因这场洪灾变成一片荒漠，东边的藏人便给了这样一个称呼。[30]
据此，乌苏万汗所统之地，当为希格尔河谷，默默斯帕尔汗所统之地，则为斯卡杜河谷。两部之间以河为界，该河即印度河。笔者访问希格尔时，须过印度河上的木桥，过桥后沿希格尔河左岸上行。1994年第三次访问该地时，新疆路桥公司有工程队正在印度河上建造铁桥，颇受当地人好评。
（三） 希格尔河谷与叶尔羌及喀什噶尔等地之关系
乾隆二十八年乌苏万汗致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柱的文书中所称“我等原属叶尔羌” 、“因我祖原归属叶尔羌，故我将奉叶尔羌之命效力” 等语，反映了该地与叶尔羌之间密切的关系。
由于希格尔河谷本身有通道直达叶尔羌河上游，也可经哈伯罗沿希约克河上溯，与列城——新疆间的交通干线会合，因而与叶尔羌的关系十分久远。
叶尔羌地区很早便有移民迁往希格尔河谷，《小西藏史》的“希格尔史” 一节，引用当地传说，指出“该地区的早期居民是中亚人” ，[31] 这很可能来自中国新疆地区。该书还指出，在加兹里（Gazri）王统治希格尔时期（约 1490—1520），“希格尔河谷的人口一直发展到丘尔加（Chorka）和纳亚利（Nyali），他（指加兹里王——引者）还清除了往下一段的森林，把叶尔羌、罕萨和纳格尔的人安置在那里。” [32]
希格尔河谷与叶尔羌的关系在叶尔羌汗国时期得到极大发展。公元1532年，叶尔羌汗国军队征讨拉达克，赛义德·汗亲率1000余人进攻巴尔蒂斯坦，《中亚蒙兀尔史——拉失德史》载，“汗在天秤座月令的末期（译者按∶应为阳历十月末）到达巴尔提。当地头人八合兰·如本臣服于汗┅┅这位汗在八合兰·如本的引领之下一鼓攻占希加尔堡（该堡是全巴尔提的首府）。当地所有男子都被砍杀，血染宝剑，而妇孺财物则成了卤获物。” [33] 《小西藏史》的“希格尔史”称，“加兹里之后，由其子阿卜杜拉·汗（Abdullah Khan）继位。据普遍传说，喀什噶尔王苏丹·赛义德·汗进攻巴尔蒂斯坦是阿卜杜拉·汗时代的事。《拉失德史》虽然提到了苏丹征服希格尔之事，但未提希格尔王公的名字。不过当时哈伯罗的王公是莱易·巴哈拉姆（Rai Beharam）。” [34]
由此，帮助叶尔羌军队征服希格尔的八合兰·如本就是莱易·巴哈拉姆。“如本”（Chho或Chu）为藏语词，系当地对统治者的一种称呼。
《小西藏史》的“希格尔史”有以下记载∶
阿卜杜拉·汗之子海德尔·汗（Haidar Khan）进一步发展了巴拉尔杜（Braldu）河谷的居民点，并从叶尔羌迁来游牧民安置在河谷最后的村子代斯东（Testun）和艾斯戈里（Askole）。他通过他们同叶尔羌王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决定了希格尔和叶尔羌的边界。科希斯坦（Kohistan，波斯语/乌尔都语词，本义为山地。——引者）和喀喇昆仑山脉成为界限。
叶尔羌的使节和100名士兵驻扎在希格尔，希格尔的代表也驻在叶尔羌。此后，叶尔羌的商人便开始来到巴尔蒂斯坦，希格尔人也到叶尔羌去。
与此同时，果树如杏、桃、葡萄、苹果、核桃等也从叶尔羌、罕萨、纳格尔引入希格尔。从这些国家输入果树的枝条在希格尔扦插，使这些果树在这个国家广为种植。这个国家的气候于杏尤为相宜，其味道远胜于其故乡。现在，巴尔蒂斯坦的杏已有数十个品种，有几种晒干后象伊拉克椰枣一样质优味美。
巴拉尔杜河和巴夏（Basha）河的最后的村庄之上，各建了一座防卫塔，里面驻了士兵。这些堡垒的废墟至今仍存在于代斯东和阿兰杜（Arandu）附近。
和叶尔羌的外交关系一直持续到穆罕默德·汗（Muhammad Khan）统治时期。由于叶尔羌人的缘故，希格尔地区得到很大发展，文明得以传播。这使巴尔蒂斯坦在其周围部落中获得了突出的地位。[35]
乾隆二十八年乌苏万汗致新柱的文书中还有“因叶尔羌伯克十分悯爱我祖，拨给两块地方” 等语，这两块地方，大概是当时叶尔羌统治者拨给希格尔使臣及商人等居住的地方。现在虽然无法查明此事发生的时间，但联系上述历史背景，足以证明希格尔和叶尔羌之间悠久密切的关系。
希格尔同喀什噶尔也有过密切的关系。据《小西藏史》所载，伊玛目·古力·汗（Imam Quli Khan，1634—1705）是希格尔历史上一位强有力的国王，在他统治时期，希格尔和喀什噶尔往来颇多。有一次，斯卡杜统治者穆拉特·汗向他求助以对付吉尔吉特人的反抗时，他因有喀什噶尔的客人而无法亲自前往，只派了手下人去。对此，他解释说，“我可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何况喀什噶尔王的妹妹正来到了我这里，还带着一大队人马。她想尽快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喀什噶尔王也给我来了信，要我赶紧安排他们启程。所以我只能派艾米尔·汗带着军队去，他会对付你的敌人。”[36]
希格尔统治者的王号为“埃玛贾”（Amacha）。关于这一称号的渊源，当地有好几种说法，有的近乎神话传说，兹不赘述。当地学者们的观点也不一致。一种说法认为该称号源于古时罕萨一个叫Hamacha的部落，该部落的后裔至今仍分布于罕萨和吉尔吉特，希格尔埃玛贾王室的创始人埃玛贾特姆（Amacha Tham）即为该部落人氏，他从罕萨经喜士帕尔冰川逃来希格尔，后成为该地统治者。Amacha和Hamacha系同一名称，仅有地方差异而已。［37］另一种说法大同小异，认为Amacha源于罕萨的一个贵族家族Hamachating。该家族因宫廷之争而遭国王杀戳，仅数人逃至纳格尔，其中一人又逃至希格尔，后成为国王。［38］有的认为罕萨王攻占纳格尔，纳格尔王子逃至希格尔。因希格尔统治者谢尔·布顿（Sher Buten）十分残暴，人们将他杀死后奉纳格尔王子为王，称为“贾特姆”（Chatham ），Cha 为 其 本 名，Tham 为 罕 萨 、纳格尔语言中“王公”之意，后讹音为Amacha。［39］《小西藏史》的“希格尔史”则称，罕萨王公穆迦罗德（Mughlot）攻占纳格尔，纳格尔王公贾特姆经巴夏河来到甘杜。当时统治希格尔的是谢尔·巴顿的兄弟玛谢德（Mashed），贾特姆到他那里当了仆人。因为玛谢德十分残暴，头人们便向贾特姆提议∶如果你除掉玛谢德，我们便奉你为王。贾特姆依计而行，杀死了玛谢德，夺取了统治权。他的朝代以Amacha之名著称。［40］关于Chatham变为Amacha的原因，有人认为系巴夏河谷的突厥族居民用他们语言中的Ama（王）一词取代了布鲁沙斯基语的Tham一词所致。［41］当地学者阿巴斯·卡兹米认为，没有任何文字证据表明埃玛贾王室的创始人埃玛贾特姆来到希格尔之前曾是纳格尔的王公或其兄弟、儿子。他援引耶特马尔的话说，耶特马尔在蒙古内地考察时发现有一个至今仍叫Amacha的蒙古部落，因而怀疑与该部落有关。［42］阿巴斯·卡兹米还援引托玛斯的观点指出，Amacha一名可能同7世纪时统治和田的Amacha王室有关，该王室和Bolor王国之Polola Shahi王室关系极好，互相支持并通婚。后双方均败亡于727年吐蕃赤德祖赞之进攻。［43］
Amacha 作为一个称号，在汉文史籍中早有记载，译作“阿摩支” 。《新唐书·疏勒传》称，“ 疏勒， 一曰佉沙。 ┅┅王姓裴氏．自号阿摩支，居伽师城。” 该名号亦见于敦煌出土文书《唐大历三年（ 7 6 8 ）毗沙都督府六城质逻典成铣牒》，该文书中有“六城质逻刺史阿摩支尉迟信”字样。据我国学者研究，该名号应源于于阗文amaca，而于阗文amaca又源于梵语amatya- 或amatya-。在于阗，该词很早就是一种荣誉称号。该词还以藏文形式a-ma-ca 和 a-ma-cha 出现于吐蕃统治时期的文书中。［44］鉴于希格尔的古代历史已不可考，希格尔王公的这一称号，究竟是使用了藏语/巴尔蒂语中自吐蕃时期已有的称号，还是后来从于阗地区重新输入，已不可知，但其源于于阗语，当无疑问。
（四）关于乌苏万汗与默默斯帕尔汗
分统希格尔河谷与斯卡杜河谷两地的乌苏万汗和默默斯帕尔汗，其名号的满文拉丁转写为Usuwan Han 和Memespar Han。这两个名字显然来自穆斯林的经名。其时巴尔蒂斯坦早已伊斯兰化，人名受到伊斯兰教的影晌，经名的使用已十分普遍，但藏语及其它语言的名字仍有所保留，至今犹然。
《小西藏史》没有关于希格尔统治者Usuwan Han的记载，该书著者编制的王族谱系中连这个名字都没有。据《小西藏史》所载，其时统治希格尔河谷的是阿扎姆·汗（Azam Khan），时间为1705—1784年。
据《小西藏史》 ，乾隆二十五年遣使叶尔羌时统治斯卡杜的应是苏丹·穆拉特（Sultan Murad），其在位时间为1745—1780年。死后由其子穆罕默德·扎法尔·汗（Mohammad Zafar Khan）继位，在位时间为1785—1787年。但据《古拉达克》，弗兰克引用拉达克王德炯南嘉（Deskyong - namgyal）的文书，认为苏丹·穆拉特的统治时间应为1700—1730年，其子穆罕默德·扎法尔·汗在位时间为1730 —1760年。[45] 据此，1760年遣使叶尔羌的默默斯帕尔汗应是穆罕默德·扎法尔·汗。穆罕默德·扎法尔·汗之后由其子阿里·谢尔·汗二世（Ali Sher Khan Ⅱ）继位，弗兰克认为其统治时间为1760--1790年。[46] 默默斯帕尔汗即穆罕默德·扎法尔·汗于遣使同年去世和国王的更替，可能是导致希格尔和斯卡杜共同遣使后又复发生战事的因素之一。
一个重要的矛盾是∶哈桑·沙的《哈桑史》和福格的《克什米尔全史》都记述了克什米尔省省督哈吉格里姆·达特·汗（Haji Karim Dad Khan）于1779年派遣穆尔塔扎·汗（Murtaza Khan）征讨斯卡杜之事，穆尔塔扎·汗经激烈战斗，征服了斯卡杜统治者穆拉特·汗，带着战利品和俘虏返回。当时克什米尔处在阿富汗杜兰尼王朝统治之下，省督给国王帖木尔·沙（Timur Shah）送去捷报，并因此获得“舒贾·乌尔·马立克” （Shuja’-ul- Malik ） 的称号 。 [47] 《小西藏史》作者认为穆拉特·汗即苏丹·穆拉特。但据以上满文档案及弗兰克的研究，此穆拉特·汗已不可能是苏丹·穆拉特。据弗兰克，1779年统治斯卡杜的是阿里·谢尔·汗二世，名字又不相符。因此，这是一个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笔者以为，若能将有关满文档案全部译出，也许能获得更多的信息。
（五） 希格尔与斯卡杜的关系
乾隆二十八年乌苏万汗致叶尔羌大臣新柱及额敏和卓的文书，有“巴勒提之额斯喀都地方，原属克什米尔，其人众依靠克什米尔之力度日┅┅原先额斯喀都人与我众不和，今发生战争” 等语，该文书还要求援助其马匹及枪支、弓箭等武器，但为叶尔羌大臣婉拒。
这里涉及斯卡杜与希格尔两个河谷及王室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它们同克什米尔甚至同莫卧儿王朝的关系。
据《小西藏史》的“斯卡杜默格本王室暨隆多与阿斯托尔史” ，斯卡杜政权的缔造者为布迦王，叶尔羌汗国军队入侵巴尔蒂斯坦时，统治斯卡杜的可能是布迦王之子谢尔·沙（Sher Shah），斯卡杜的堡垒建在印度河边的山上，称克尔福久堡，易守难攻，故叶尔羌军队没有攻打堡垒，掳掠了一番后便走了。[48] 斯卡杜默格本王室在阿里·谢尔·汗（Ali Sher Khan）时期（1595—1633）达到盛期。他在当王储时便率军战胜拉达克、吉尔吉特等地，扩大了疆域，发展了经济，并同莫卧儿王朝发展了关系。阿里·谢尔·汗的妹妹（或女儿）可能嫁给了莫卧儿皇帝阿克巴之子萨利姆（Salim）王子。但就在那个时代，双方也曾发生过严重冲突。[49] 阿里·谢尔·汗死后，斯卡杜政权内部、斯卡杜与希格尔之间，以及希格尔王室内部，纷争不已，战事频繁，各方关系复杂。两地失势的人物，都曾投奔过莫卧儿王朝，并招致了莫卧儿王朝通过克什米尔进行的干涉。在穆拉特·汗（Murad Khan）统治时期（1651—1660），斯卡杜进一步发展了同克什米尔和印度的往来，但《小西藏史》说他也发展了同喀什噶尔的关系。因此，乌苏万汗的指责，尚无左证。实际上，在这之后不久的1779年，斯卡杜还遭到了克什米尔的入侵。[50]
（六） 关于哈伯罗的情况
因有关文书尚未全部译出，目前尚不清楚该地与清朝往来的详情。
乾隆三十年（1765）七月初九日，叶尔羌参赞大臣额尔景额和玉素布奏报巴勒提哈帕隆地方伯克遣使请求贸易。这是清朝平定南疆后哈伯罗河谷王公首次遣使。现将该王公所呈两件波斯文文书刊布于下，由张鸿年先生译出。
波斯文文书之一∶
以真主的名义
论富国强兵（他）与法里东比肩，
（他）像贾姆希德大帝一样伟大威严，
像阿努席尔旺国王一样播扬正义，
伟大的摄政王为国主宰江山。
谨致当代之主Jink Jon大汗∶
在下穆罕默德·阿里·汗谨致函王权的杰出继承者、开疆拓土的元勋、慷慨的赐予者、国王的出鞘之剑、王座之主宰、洪福当头之王、矛锋之光、无往不胜的旗手、奇思妙计之主、敌人的克星Jink Jon大汗∶
谨祝大王福寿康宁！
在下世代承恩受惠，蒙大王及大王的众臣关怀照应，深感荣幸。
在下愿按以往成例，重开途经我土之商路，俾使我方得以为护路效力，为过往客商服务，使我辈列入为大王效力者的名册之中。若此愿果能实现，我等不胜荣幸之至。
因相距路途遥远，谨派出译员一名哈桑·贝克（他系可信赖之人）面呈一切，并表示我辈竭忠效力之诚意。如蒙召见，不仅是他本人之荣幸，实亦体现大王慷慨好客之德。
略备薄礼，不成敬意，万望笑纳。
愿大王关怀照顾之恩永世不衰。
波斯文文书之二∶
以真主的名义
敬启者在下穆罕默德·阿里·汗谨致函至高无上、仁德慈爱、除灾祛祸、无限崇高、战无不胜的大军统帅、伟大的Yusuf Wan大王阶前∶
在下历承先王及先王后之隆恩厚德，于今敢不竭忠效力于阶前。故此，还望施恩关怀，视为子民，俾得效命。在下愿尽忠尽力，在力所能及之情况下维护由贵方经我方过境之商路，愿竭尽全力为护路养路尽责。
现谨派译员哈桑·贝克携函往谒，面呈诸事。如依例准予朝见，不胜荣幸之至。
祝愿大王江山永固，福寿绵长。
呈文表明，当时统治哈伯罗的土王是穆罕默德·阿里·汗（Muhammad Ali Khan）。这是已见文书中唯一能与当地历史完全对应的国王。
呈文之一所称的Jink Jon大汗，苗普生先生认为Jink Jon可能是“清军” 的音译 ，“清军大汗” 当是指清朝皇帝。呈文之二所称之Yusuf Wan，Yusuf系当时正在南疆任职的哈密维吾尔封建领主玉素布，亦译玉素甫或玉素福。清军平定南疆，玉素布效力甚多，故深受乾隆帝赏识，获郡王品级，授为参赞大臣。名称中的Wan，当是汉文“王” 的音译。呈文词藻华丽，多颂扬之词，呈文中“法里东” 、“贾姆希德” 、“阿努席尔旺” 等均为波斯史诗《列王纪》中的帝王，可见波斯文化在当地的影响。
据《小西藏史》的“哈伯罗及基里斯之叶护王室史”一节，叶护穆罕默德·阿里·汗于1765至1800年在位，但有关事迹却语焉不详，只说“这是一位很能干的王公，他大力发展了人口，建立了新的村庄，扩展了许多村子。出于权欲，他攻打了克尔门，但没有大肆杀戳，言和以后便回来了。” [51]
《小西藏史》作者引用普遍的传说，认为哈伯罗河谷也是由早期来自中亚的人们开发的。“他们或经萨尔托洛从叶尔羌而来，或经罕萨和热斯卡木（Raskam）从吉尔吉特而来，或经拉萨和拉达克来到这里。”[52]哈伯罗统治者王号“叶护”（Yabgu），但该叶护家族始于何时，来自何处，已不可考。今版《查谟史》中有一段显然是后人补入的文字，引用白沙瓦大学穆兹赫尔·乌丁（Mazhar-ul-Din）教授的研究，认为哈伯罗的叶护王室可能源于突厥的叶护伊斯拉亦耳一支，经喀什噶尔来到哈伯罗河谷。[53]
叶尔羌汗国苏丹穆罕默德·赛义德·汗征讨巴尔蒂斯坦时，哈伯罗首先成为攻击目标。当时的哈伯罗王公巴哈拉姆投降了入侵者，并引导他们攻打了斯卡杜和希格尔。《小西藏史》的作者说，当地还有哈伯罗王公巴哈拉姆被叶尔羌军队俘虏并被带回叶尔羌的传说。鉴于《拉失德史》并无此种记载，《小西藏史》作者认为，当叶尔羌苏丹返回拉达克后，斯卡杜王公便向哈伯罗发动进攻，以报复哈伯罗王公随同入侵者对希格尔和斯卡杜造成的破坏。哈伯罗的叶护戈尔戈尔（Yabgo Korkor）和叶护巴哈拉姆（Yabgo Behram）战败后逃往拉达克找叶尔羌苏丹求援，但苏丹已离开拉达克回去了，他们便在后追赶。又因为苏丹病逝于途中，他们的目的无法实现，只好去了叶尔羌。后来，哈伯罗河谷的人们不堪斯卡杜王公的统治，派人到叶尔羌找巴哈拉姆，要他回去。巴哈拉姆取得拉达克人的支持，恢复了自己的统治。[54]
哈伯罗河谷不仅是巴尔蒂斯坦自然条件最好、开发最早的河谷，从哈伯罗经萨尔托洛（Saltoro）河谷，还有古道与列城——新疆间的交通干线相连，因而在巴尔蒂斯坦与我国新疆地区的交往中具有重要地位。该地同叶尔羌的往来尤为密切。《小西藏史》说，“从哈伯罗去叶尔羌的道路要经贡杜斯（Kondus）河谷和锡亚琴（Siachen）冰川，从冰川西部分支下到叶尔羌河河谷。从这里或者经喀喇昆仑山口，或者经叶尔羌河河谷，便可到达叶尔羌国。” [55] 在巴尔蒂斯坦各河谷之间的战争中，失败一方常常逃往叶尔羌。一些伊斯兰传教士，或者经这里去新疆传教，或者从新疆来这里传教。当地学者称，“伊朗传教士和谢赫经突厥斯坦来这里的过程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才因突厥斯坦发生的动乱而停止。”[56] 在锡亚琴冰川尚未发育到现今这样巨大的时候，不仅商旅队来来往往，叶尔羌的土匪还不时经此道到巴尔蒂斯坦抢劫。《小西藏史》称，“后来，由干（锡亚琴）冰川向下生长，这条路便不通了。同样，该冰川北部分支在哈姆丹湖（Khamdan）也向希约克河谷发展。其结果，从努布拉（Nobra）经希约克河谷去叶尔羌的古道也不通了。此后，渡过希约克河后，要绕一个大圈才能抵达这条古道。在锡亚琴冰川上，至今仍可看到人类驻留的遗迹。”[57]
据《小西藏史》，冰川的发展封住了古道，人们由此摆脱了叶尔羌土匪的骚扰。当地人把这件事归功于当时居住在哈伯罗的伊斯兰传教士沙·纳赛尔·杜西（Shah Nasir Tusi），认为是他的功行所致。沙·纳赛尔·杜西是17世纪初从新疆经萨尔托洛冰川进入巴尔蒂斯坦的，[60] 因此，在此之前，这里曾是一条重要的通道。上述呈文表明，至18世纪中叶，从哈伯罗至叶尔羌的商道依然存在，但路途艰难，商旅稀少。哈伯罗王公此次遣使，信誓旦旦地以护路为已任，其主要目的正是“重开途经我土之商路” ，以获取经济利益 。
（七）贸易关系
乾隆二十八年（1763）乌苏万汗的呈文还提到叶尔羌伯克原先曾派伯德尔格等赴该地贸易，但是，“┅┅今有数年未派来伯德尔格等，究其原因，据闻，先前叶尔羌之伯德尔格等来到巴勒提贸易时，虽然上头款待有加，但下属人使其甚受累苦，并不善待，故伊等不前来贸易。此并非我所经历之事。若将军悯爱，嗣后派来伯德尔格等贸易，我将十分欢忻，不胜感激。”[59]伯德尔格一词的满文拉丁转写为Bederge，其语源及含义待考，据文意推测，可能是一种官派商人。
巴尔蒂斯坦与新疆间的贸易往来，古已有之，但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如交通条件和物产，以及克什米尔、拉达克和中亚地区的政治形势，等等。
从克什米尔至西藏、新疆的交通路线，有一横两纵的总体格局。自斯利那加经佐吉山口（Zuji-la）至列城的道路，是连结克什米尔和西藏的交通干线，构成“一横” ；斯利那加——吉尔吉特——新疆线和列城——喀喇昆仑山口——新疆线也是通往新疆的两条交通干线．构成“两纵” 。而巴尔蒂斯坦主要河谷所处位置，恰恰不在这几条交通干线上。特别是锡亚琴冰川的发展使哈伯罗经该冰川至叶尔羌河上游的通道无法通行后，从该地主要河谷到这三条交通干线，还有很艰巨的路程。正是这一个原因，途经该地的商人也就较少。无论是税收，还是土产的输出和必需品的输入，均受到影响。这是希格尔统治者请求清廷派伯德尔格至该地的主要原因。
巴尔蒂斯坦山高地少，土地贫瘠，气候严峻，可供输出的物品甚少，因而对商人的吸引力也很小。乾隆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海明、额敏和卓奏文的附件罗列了巴勒提便者及其它人员携来的货物∶
巴尔替来使两名，所带货物∶杏干大小十四包，每包约二十斤；□□（原
文不清——引者）一小包，约六斤（系海内所出红虫，染物所用）；冰糖一小包，约三斤；烟一包，约五斤；香羊皮靴六双；香羊皮一张；花绸一个。跟役及贸易人等所带货物∶香羊皮一百七十一张、香羊皮靴十九双、花红古戎八十七疋、印花布二半疋、漂布三十七疋、荡子花布二疋、紫檀木六斤、凤鲜花四斤、干姜一十八斤、各样药七十三斤八两、冰糖八斤、白糖七斤、杏干七十五斤、胭脂七十三卷、白锡九斤八两、松香一小包、檀香木五斤、红花一斤八两、篦子一千四百张、胡椒十四斤、羊皮金一千六百张、黄蜡九斤、草果一百六个、科子六斤八两。
上引清单表明，来使及众商人所带货物品种、数量确实很少，因而叶尔羌大臣等决定给予优待，免征货物税。
从乾隆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海明、额敏和卓奏文来看，尽管路途艰险，仍有商贾及朝觐者途经该地，人员范围亦甚广泛，安集延、叶尔羌，拉达克等地商人都很活跃。乾隆二十八年五月，乌苏万所遣使臣携来的巴勒提商人达五十名，可见其积极性之高。
因档案文书记载颇简，也许是因为相关文书尚未全部译出，我们还无法得知巴尔蒂斯坦使臣及商人来新疆的具体路线。但据上引海明等人奏折及《清实录》乾隆二十六年七月丙寅日之记载，巴尔蒂斯坦使臣均由玉喇里克卡伦及库克雅尔卡座入境，其所取路线为列城——新疆道无疑，可惜未载明具体程站。
纵览乾隆二十五年至三十九年的有关文书目录，巴勒提使臣赴叶尔羌，主要为通商贸易。在这一段时间里，双方关系十分密切，清朝驻南疆大臣对有关事务的处理，亦甚得体。可惜的是我方无人员赴该地作一考察，否则当有更真切的了解。
巴尔蒂斯坦与清朝官方往来的终结
有关巴尔蒂斯坦的满文档案中，最后一件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叶尔羌
参赞大臣玛兴阿等奏巴勒提伯克遣使贸易等情形折。
现将该奏折译文刊布于下，由吴元丰先生译出。
叶尔羌参赞大臣玛兴阿等奏巴勒提伯克遣使贸易并请商人贸易等情形折
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初七日
奴才玛兴阿、雅德、鄂对谨奏，为奏闻事。
本年六月二十日，巴勒提伯克额依默特所遣使臣社克尔携带巴勒提等处商人到叶尔羌贸易，进上额依默特致奴才等帕尔西字呈文一封，礼品有花巴布提一个，致奴才鄂对帕尔西字文书一封，礼品巴布提。奴才等接收礼品，并经译看文书记载∶额依默特我派遣属下人社克尔为使臣，率领商人前往大臣处。俟社克尔贸易完毕，请令与前来我处之商人一起尽快返回。至商人行走之道，我均已妥善修葺，极为平安。由叶尔羌赴克什米尔等处贸易之人，若经我处道路行走，则额依默特我毫不劳累伊等，尽力看护通行。现派遣使臣社克尔向大臣等请安，进献礼品花巴布提一个，请接收。请大臣等悯爱，乘商人往返之便，赏给文书一封，额依默特我不胜感戴，欣然奉读。等语。致奴才鄂对文书之言辞，皆为类同。奴才等查得，原先巴勒提伯克之名为迈玛提沙，后仿照经名改称额森阿里，现呈文内又缮为额依默特。或文书内写错，或另行更换伯克，有无口头转告之事，理合询问核实，据告称，额依默特系额森阿里之胞兄，现额森阿里将伯克位让给其兄额依默特后，已移住巴勒提所辖另外一城，并无他故。社克尔我前来时，伯克交给文书、礼品，并言抵达叶尔羌后，向大臣等请安。别无口头转告之言。臣等伏思，巴勒提伯克每年遣使携商人到叶尔羌贸易时，给大臣等呈送文书、礼品，实为荷蒙圣主恩惠，通商贸易，以利于其部众生计。又呈文内称:赴克什米尔等处地方之商人，若经其地之道行走，则毫不劳累商人，并尽力看护通行。核其此言，实系招来商人增收税项之意。经奴才等会同商议，在札行额依默特之复文内缮写，唯尔等每年遣使向我等问好，呈文送礼，尚属尽恭顺之道，我等十分赏识。而商人赴各部落贸易，皆视道路之近便自愿前往，并无强迫贸易之例。我等宣谕众商人，若有自愿取道尔处前往贸易者，则可自便。尔唯应更加感戴圣主之恩，妥善管理本地人众，与相邻各部和睦相处，互相通商，以期世受恩惠。等语。除此之外，查得，每年巴勒提伯克所遣使臣抵达叶尔羌后，其所带货物，广施圣恩，皆免抽税。在案。现此次来使社克尔所带玛舒鲁巴布提、杏干等货物甚少，奴才等照例免抽货税。其余商人所带货物，饬交办理粮饷事务官员，照例抽收货税。俟使臣贸易毕返回时，将奴才等札文及回赏绸缎一并交给带去。是以，所有额依默特致奴才等帕尔西字呈文二件、粗译呈文稿二件，恭呈御览，乘便又将奴才等札行额依默特文稿一并恭呈具奏，仰祈圣主睿鉴。为此谨奏。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六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据上述奏折及所附巴勒提伯克呈文，还无法确知这一次是巴尔蒂斯坦哪一个王公派出了使臣。
上述奏折中的迈玛提沙，其满文拉丁转写为maimadisa，当是Muhammad Shah之音译；他改名为额森阿里，满文拉丁转写为esenali，当是Hassan Ali之音译；后让位于其兄额依默特，额依默特之满文拉丁转写为eimete，应是Ahmad之音译。
据《小西藏史》，以上名字及事件在斯卡杜、希格尔、哈伯罗三处王室历史中均无法得到印证。因此，满文档案中的这些材料，对研究该地的历史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从乾隆三十九年的材料看，巴尔蒂斯坦地区的情况尚属正常，未有大的变故。但自此年后，往来中断，档案中再无有关该地来使的奏报。究其原因，可能同该地政治局势发生严重动荡有关。
巴尔蒂斯坦诸土王同清朝官方的最后接触，是在1841年查谟军队入侵我西藏阿里地区失败之后。
1834年，查谟统治者古拉伯·辛格（Gulab Singh）派其亲信大臣佐尔阿弗尔·辛格（Zorawar Singh）率军入侵拉达克，并于1839年将拉达克吞并。1840年，查谟军队又侵占了巴尔蒂斯坦。随后，佐尔阿弗尔·辛格又裹挟了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两地的王公贵族和大批壮丁，于1841年入侵我西藏阿里地区。在我西藏军民奋力抗击下，侵略军全军覆没，包括斯卡杜王公艾哈默德·沙在内的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王公贵族又落到藏军手里。他们和藏军将领合谋，并派出人员回去发动起义，以夺回自己的国土。可惜的是，藏军后来在拉达克作战失利，被迫与查谟当局签订停战协议并退回西藏，艾哈默德·沙等人又成为查谟军队的俘虏，巴尔蒂斯坦与中国的关系也因此中断。[60] 直到巴基斯坦独立和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喀喇昆仑公路建成通车以后，古老的往来得以恢复，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参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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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同上，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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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同[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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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引自《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新疆民族研究所。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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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Maulvi Hashmatullah Khan， Tarikh–i–Jammun (毛尔维赫希默杜拉·汗着∶《查谟史》)，1991年，拉合尔重印。
[23] 同[3] ，第180页。
[24] 同[3]，第184页。
[25] 吴元丰译∶《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柱等奏巴勒提汗乌苏万遣使贸易并请送给兵器等情形折》，手稿，2000年。
[26] 同上，《附件1∶粗译巴勒提乌苏万汗致奴才新柱书》。
[27] 同上。
[28] 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着∶《中亚蒙兀尔史——拉失德史》，第二编，第373页注④，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
[29] 同[22]，第452页。
[30] S.M.Abbas Kazmi ， Balti Lok Geet ( S. M. 阿巴斯·卡兹米∶《巴尔蒂民歌》)，第8页，民间遗产出版社，1985年，伊斯兰堡。
[31] 同[22]，第537页。
[32] 同[22]，第535、541页。
[33] 同[28] ，第二编，第396页
[34] 同[22] ，第542页。
[35] 同[22]，第542— 543页。
[36] 同[22]，第478页。
[37] Muhammad Qasim Nasim， Baltistan:Ta

中国历史故事集课外阅读

rikh-Siasat——500—1994(穆罕默德·卡西姆·纳西姆∶《巴尔蒂斯坦的历史与政治——公元500—1994年》)，1994年，第25页。
[38] 哈吉古特拉杜拉·贝格（Haji Qudrat ul Allah Beg）∶《罕萨王国史前史》，转引自S. M. 阿巴斯·卡兹米∶《埃玛贾王室》(Khandan-i-Amacha)，载罗阇穆罕默德·阿里·沙·萨巴（Raja Muhammad Ali Shah Saba）着《自由之信使》(Naqib-i-Azadi)，1998年，第86页。
[39] 同[37]。
[40] 同[22]，第539—540页。
[41] S. M. 阿巴斯·卡兹米∶《埃玛贾王室》，载罗阇穆罕默德·阿里·沙·萨巴着《自由之信使》，第84页。
[42] 同上，第87页。
[43] 同上，第87页。
[44] 张广达、荣新江∶“《唐大历三年三月典成铣牒》跋” ，载《于阗史丛考》，上海书店，1993，第140—154页。
[45] Kacho Sikander Khan Sikander ， Qadim Ladakh (卡久·斯甘达尔·汗·斯甘达尔∶《古拉达克》)，第303页，列城，1985年。
[46] 同上书，第305页。
[47] 同[22]，第511页
[48] 同[22]，第453页。汉译本《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称，“……甚至连坚固设防的狭谷和城堡也不免于汗军马蹄的践踏” ，该书注解称 “波斯文原本此节意义不明，故只按突厥文本译出” ，但《小西藏史》译自波斯文的文字，其内容正好相反，“凡是坚固的堡垒或山口，都放过去了” 。《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中没有有关叶尔羌军队占领斯卡杜的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
[49] 据《查谟史》第485页，扎加乌拉（Zakaullah）在《印度斯坦史》中写道，“当阿里莱易（Ali Rai，Rai为印度斯坦语词，有王子、王公等义，阿里莱易指王储阿里·谢尔·汗——引者）战胜了大图伯特并获取了许多财富后，头脑便开始发热，并于希吉来历1012年（公元1604年）在克什米尔周围煽起动乱。皇上给拉合尔的省督格里吉·汗（Qalich Khan）下令，命他派遣一支精兵，前往增援克什米尔总督穆罕默德·古力（Muhammad Quli），并收拾这个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家伙。格里吉·汗派穆罕默德·古力之子赛夫拉·汗（Saifullah Khan）率3000名骑兵和500名披甲步兵前往增援。阿里·莱易不战而逃。皇家军队进军到马匹能够到达的地方，然后便返回了。”
[50] Muhammad ul-din Fauq ， Mukamal Tarikh-i-Kashmir(穆罕默德·乌丁·福格∶《克什米尔全史》)，第652页，
[51] 同[22]，第571页。
[52] 同[22]，第558页。
[53] 同[22]，第560页。
[54] 同[22]，第564—565页。
[55] 同[22]，第565页。
[56] 同[3] ，第47页。
[57] 同[22]，第565页。
[58] 同[22]，第566页。
[59] 同[26]。
[60] 参见陈家琎主编∶《西藏森巴战争》，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
（资料来源：转载自欧亚学研究网，原载《中国藏学》2004年1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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