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钱大昕的文论、史论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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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钱大昕的文论、史论与“理”论

钱大昕，字晓薇，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他是清代汉学大师，也是乾嘉年间主流派学术的重要代表人物。钱大昕的治学，既有“义理”的支撑，同时也充满着热切的“现实关照”，从中实可反映出乾嘉考据学者的一般治学倾向来。
一
在清儒中，钱大昕不仅学问一流，而且人品极佳。卢文弨称他“谦德厚道”，“品如金玉，学如渊海，国之仪表，士之楷模”。[1]（卷十九）“方今学博而行醇，盖未有出阁下者。”[1]（卷十九）段玉裁说他：“其气和，故貌不矜张，辩论而无叫嚣攘袂之习。”[2]（P.2）这并不是卢文弨、段玉裁的谀辞，而是晓薇人品的真确写照。晓薇待人有敦厚之心，无刻薄之意。如所周知，戴震的成名就直接得益于晓薇的提携。戴初入京时潦倒穷愁，时晓薇初中进士正是春风得意之际。但晓薇亦穷微出身，他入赘王鸣盛家（娶王鸣盛妹），这种在旧时代被视为寄人篱下的境遇，当时他深知其中的苦楚，因而对于靠个人奋斗争取前程的艰辛与不易心有戚戚。在位卑言轻的戴震面前晓薇没有一点新科进士的架子。听说戴震的学问佳，他们主动造访，并在秦蕙田前替戴美言，戴由是得以跻身士林，“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访焉”。[3]（p.460）相比之下，戴震的学问虽然也好，但他的铺张扬厉，锋芒毕露，自以为学问天下第一，而将晓薇排在第二，总让人觉得咄咄逼人的过分，则视晓薇之温柔滋润，谦逊收敛，戴自要差却了一层。王鸣盛的学问不错，但他盛气凌人，动辄诋苛前嫌，《十七史商榷》中此类话头甚多。对此，晓薇曾作《答王西庄书》批评王鸣盛。[2]（p.636）晓薇这封信的口气很重,这在他的信札中极为少见。因为相知甚深,也因为王鸣盛讥评前人太过分,钱对王遂直言不讳。江永是戴震的老师,戴震推崇江永的推步学[4],晓徵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江永的推步学不及宣城梅文鼎。指出,江永所撰《翼梅》,其“论岁实,论定气,大率祖欧罗巴之说而伸之”,不比梅氏,“宣城能用西学,江氏则为西人所用而已”。他谓戴震“当今学通天下者莫如足下,而独推江无异辞,岂少习于江而特为之延誉耶?”晓徵对江永的批评,基于学术为天下公器之理念,话说得光明磊落,坦坦荡荡,不避嫌疑,直书胸臆。但在江永死后,钱为之作传,却是美言有加。[2](卷三十九)人死不能复言。因亡人无语,因此对故人的评价尤应慎重。晓徵惟念存人之美,宁肯在江永生前把话摆到桌面上来说,而盖棺定论时对江不作诟病之讥。章学诚与戴震不合,戴震刚死,章便作《朱陆篇》厉相诋诃。较之晓徵的人品,实斋自然要略逊一筹了。文人好自重,且每每相轻,晓徵对此最为不屑,并以之为“立言者”之“戒”。对于做学问和“做人”的关系,钱大昕有深刻的认识。《潜研堂文集》卷十七有《文箴》一篇,类同于座右铭。[2](ｐ．268)这一段话点明了晓徵以“贯道”、“匡时”为宗旨的治学旨趣。“文依于行,若木有枝”是全段的要害。做学问应以做人为根底。人品不行,“心术”(章学诚以“心术”为“史德”的代名词)不正,学问也就做不好。顾及到了做人的学问家,应当是“孱守”而“博”,“湛思”而“默”的,也就是应当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在《十驾斋养新录》中晓徵专立“文人勿相轻”条,这一条,又是针对王鸣盛的。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七有“裴行俭论王勃等”条。《新唐书·裴行俭传》记载了裴行俭对于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唐初“四杰”的评价,认为四人均“浮躁衔露,岂享爵禄”,四人中除杨炯外“余皆不得其死”。王鸣盛不同意裴行俭此评,他举出王勃追慕诸葛亮;卢照邻不肯屈节殉俗;杨炯的父兄随徐敬业起兵,杨炯因受此正义之举而被牵连贬谪;以及骆宾王讨伐武氏所作檄文的“凛凛有生气”这样一些实例来反驳裴行俭,王鸣盛之论亦颇中肯綮。但因裴说唐初四杰“皆不得其死”,王于是反唇相讥,厉诋裴行俭“可鄙甚矣”,又将裴的后人当了奄宦养子这样的事都归罪到裴行俭的身上,认为这是他裴氏“家法之丑”的报应所致,[5](ｐ．469)这就不免因激而逾分了。同样是论唐初四杰,钱大昕也不认可裴行俭之评。但他并不对裴进行人身攻击,而是转以杜甫为据,专从“诗风”的角度发议论,指出：杜甫所以诗高千古,是因为杜甫“不薄今人爱古人”。“王、杨、卢、骆之体,子美能为而不屑为,然犹护惜之”,不妄加訾议。[6](ｐ．435)这种批评,比较王鸣盛所论更加贴近了问题的实质。杜诗有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晓徵最为欣赏。他引用杜甫的“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意谓“轻薄为文”的时人之评,在历史的长河中本微不足道,因此只能身名俱灭,而初唐四杰却如江河不废,万古流芳。这其中对于王鸣盛的批评是含蓄而深刻的;放大了来看,晓徵的警策,对于当今的学术界来说更是难能可贵的箴言。
二
乾隆年间最为引人瞩目的学术现象无疑当属汉、宋之争。在评价清代汉宋之争的公案时学界往往以家派门户之争看待之。这种说法虽不无道理,但失之于简单化、一般化。清代汉、宋学之歧异,在家派门户之争的表象背后实隐藏着深刻的学理矛盾。易言之,清代的汉宋之争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倘若看不到这一点,对于清代的学术流变就很难有深刻的体悟;对清代某些重要的学术表现形式也很难作出合理的解释。①
我们曾经指出,宋儒援“二氏”尤其是援佛入儒,将传统儒学建立在了“哲学”的基础上,使理学形而上学化了。阳明后学“师心自用”,对于明代后期意识形态领域内泛滥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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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思潮给予了思维方法论方面的理论支撑。阳明学“玄而又玄”,专就“道”、“器”、“心”、“性”等概念之探讨向“精致”“细微”的一边走,此种“形而上”的带有学术本体意义的治学倾向,也越出了传统的“学以致用”实乃“资治”,即学术服务于政治的治学目的论所能够容忍的范围。下历嘉靖、万历,政治局势的恶化,迫使东林士子在王学内部树立起了批判的旗帜。他们对阳明尤其是阳明后学援佛入儒的严厉批判未尝稍假辞色。东林士子摒弃形上思辨学风,主张尊孔读经,提倡“实学”、“实践”,这就非将学风逼向那弃“虚”蹈“实”之路而不可止。在东林士子那里,资治—辟二氏—尊孔读经—弃虚蹈实,这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一以贯之的学术发展“理路”。因此,东林士子对王学的初步清算,实为理学向清学折捩,将学风初步引上实学之路的一至关重要之枢机。明亡清兴,国鼎他移,这一历史的大变故,对于广大饱受“夷夏大防”观念浸染的晚明士大夫来说是一个不能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痛定思痛,在群起探讨明亡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时,阳明心学的“空言误国”遂成了清初一代士子共同口诛笔伐的对象。追根溯源,清初学界又无不对阳明心学的援佛、老“二氏”入儒痛加批驳,他们秉承东林遗风,在清初掀起了一股理清算浪潮。宋学的学风因此转上了汉学的路径,并同时种下了汉宋之争的胎苗。下至于乾隆年间,汉宋之争遂而起。戴震有《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主张通过音韵训诂、典章制度的考据来“求道”亦即来探求经书蕴涵之“义理”。[3](ｐ．214)这种治学理念,在清儒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它显现出了清代汉学与宋学在学风上的重要差别。钱大昕对于宋明儒的批评,他明确揭橥“六经皆以明道”的治学宗旨,而谓“未有不通训诂而能知‘道’者”,可见,他所遵循的治学路径与戴震无异。[2](卷三十三)
在汉宋之争的一系列关键问题上,钱大昕都有所涉及。他对于宋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批评宋儒学风轻浮,不读注疏,论无根底;[6](ｐ．67)二是批评由宋儒开启端绪的“六经注我”之风。《十驾斋养新录》专列有“六经注我”条,批评陆九渊。[6](ｐ．426)三是批评宋儒学风之“虚”、“空”。钱大昕指出,宋学的“空疏”学风形成于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在《十驾斋养新录》中,晓徵浓笔重墨批评王安石,指出,自《三经新义》出,宋代士子趋之若鹜,遂将“宋初儒者,皆遵守古训,不敢妄作聪明”的学风彻底破坏。他引用王应麟的论断,描述了自汉至宋学风衍变的轨迹,认为：自汉儒至于宋代庆历间,治经者守训诂而不凿。自《七经小传》出,学人“稍尚新奇”。“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如土梗”,从此儒者“以意说经,诋毁先儒,略无忌惮。而轻薄之徒,闻风效尤,竞为诡异之解”。[6](ｐ．426)宋代士子受《三经新义》之影响,“轻薄”为学竟至于不屑治史。如殿中侍御史李彦章即认为,“秦汉隋唐之史”为“流俗之学”,甚至主张将科举考试中的时务策问、以史论“今”一项罢黜。钱大昕皆以此归为王安石之影响,斥之为“王安石之学,其弊至于妄诞无忌惮若此”。[6](ｐ．165)甚至于宋代的积贫积弱,钱大昕也认为王安石不得辞其咎。指出,《新经义》鼓动了类似于晋代的“清谈”之风。“神京陆沈,其祸与晋等。赵鼎言安石以虚无之学败坏人才,今人但知新法之害百姓,不知新经取士之害士习。”[6](ｐ．434)又指出,“王安石以本朝制度为流俗,谓祖宗之法不足守,口谈尧舜,躬行商韩,此宋所以亡也”。[6](ｐ．428)
北宋以后,正统儒学对于王安石的评价历来不高。王安石因为变法及其失败,担待了太多的历史罪名。实际上,宋代对于“形上之思”,也就是对于钱大昕所指责的“过高之论”的关注和兴趣,早在“宋初三先生”石介、孙复、胡瑗时已开其端绪。②我们知道,王安石变法始于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置“经义局”颁布《三经新义》则在熙宁六年91(1073年),而石介(1045年卒)、孙复(1057年卒)、胡瑗(1059年卒)均死于王安石变法或安石置“经义局”以前二三十年,对宋代“空疏”学风的成型,责任并不大,或至少不全在王安石。所以,在对王安石的评价上,晓徵之讥评并没有多少新义。看晓徵的史评,多平和而中肯。在涉及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时,晓徵尤其谨慎。那么,在对王安石的评价上晓徵何以出现显而易见的偏颇?这一点恰恰值得注意。钱大昕对于王安石的偏颇之论中透露了乾隆年间评判宋学的一般价值尺度的讯息。
清儒批评宋学之“空论”、“高论”,其指向实为宋儒的形上思辨之学。而宋学的形上思辨有赖于“二氏”尤其是佛释的理论滋养。以此,清儒对于宋学的批判便不得不以“辟二氏”为津筏。早在清初,“辟二氏”就是理学清算运动的重点。对宋学将佛释的形上思辨与传统儒学相嫁接的治学路径,清初学界已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此种遗风,下至于钱大昕时仍然如故。《十驾斋养新录》即专列有“攻乎异端”条。在大昕看来,东晋之所以“日衰”,就是因为释、道“二氏”盛行,“当时士大夫好尚迂怪”所造成。[6](ｐ．437)“魏晋人言老庄,清谈也,宋明人言心性,亦清谈也。”无论是魏晋人清谈老庄还是宋明人清谈心性,都远离了孔孟“切于实用”的本旨。特别是宋明儒动辄言“道”,“以孝弟忠信为浅近,而驰心于空虚窈远之地,与晋人清谈奚以异哉!”[6](ｐ．434)而晓徵所谓宋儒“驰心于空虚窈远”、“求诸幽深玄远”、“释氏之精蕴,而阴附于吾道”,以及“识心见性”、“守虚灵之识”云云,全都是指宋学那种援佛入儒,将传统儒学“哲学化”的治学倾向。晓徵特以“阴附吾道”、“诞妄之迹”、“诋訾圣贤,捐弃经典,猖狂叫呼,侧僻固陋”谓二氏特别是佛学,遣辞用语的情绪化倾向都很鲜明。晓徵又有一篇《轮回论》,则辟佛的立场更为坚决,语义也更加激烈尖锐。他认为,佛释背父母,忤人伦,其所创轮回说“欺天诬神”,驱使世人“而入于禽兽者”。“而人之习其教者,昧其可孝可弟之心,甘为不孝不弟之事,靡然从之,千有余年而不悟,可不为大哀乎!”[2](ｐ．36)
要之,乾隆年间的学风接绪清初而起,形成了批评宋儒、“汉宋相争”的治学路径。由批驳宋学的“游谈无根”出发,乾隆年间的学术界与清初取径相同,“辟二氏”同样是乾隆年间学术界的治学趋向。在对待佛释的态度上,清儒普遍存在着一种敌视佛释的倾向。③在批评宋学和“辟二氏”这两个乾隆年间的“学术热点”问题上,钱大昕亦确然一重镇。
三
乾嘉考据学者的治学取径多由经学入手(如戴震、惠栋、王鸣盛等)。钱大昕的治学则先入乎史,由治史而后走上了治经之路。终其一生晓徵未尝离开过史学。直到谢世前一年,大昕以七六耄耋之身,虽“两目益衰,屡以老病不支”,却仍然“考定西辽传世岁数”,临终前还在校订刚刚刊行的《十驾斋养新录》。[6](ｐ．53)因对于史学有这一层濡染,故晓徵对于经、史的相互关系就能够有不同于一般经学家的深刻领会。他发为六经皆史论完全是呕心沥血,经、史兼治的自然结果。过去学术界一般认为,钱大昕属于乾嘉考据学的代表,其史学重考订而不能发挥。此种成见沿袭至今仍有影响。实际上,大昕治史,不仅考订精良,而且有热切而丰富的史论。以钱大昕的史论为据,那种将乾嘉考据学者视为泥塑木雕、心如枯井,对于时事不闻不问的书呆子的陈词实在是站不住脚的。
大昕的史论,值得重视的有如下几方面：
(一)论褒贬义例
晓徵著有《春秋论》两篇。此论稿是晓徵有关经学和史学相互关系的重要论述。深入地看,它并且涉及到了人文学科的所有学术门类都应当遵循的治学方法论的原则问题。
首先是道德评价亦即褒贬史实和人物的问题。这个问题肇端于《春秋》“经”的褒贬善恶。由“经”而至于“史”,道德评价于是又成为自古以来史家的一大节目。晓徵是站在经史不分的立场上探讨《春秋》的褒贬义例的。他所举的例证,均来自于“史”。
关于《春秋》,晓徵凸出它的“直书其事,使人之善恶无所隐”的“直笔”精神。《春秋》有书“崩”、书“薨”、书“卒”而不书“死”之“例”,《春秋》定此义例的根据何在?钱大昕指出,“死者,庶人之称”,即“死”是春秋时“庶人”的特有称呼,因为“庶人不得见於史”,所以《春秋》也就必须遵循“史”对于庶人的“未有书‘死’”之义例。“此古今史家之通例,圣人不能以意改之也。”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上,篡政弑君的恶徒屡见而不一见。按照“篡弑之恶,罪莫大焉”的道德评价标准,对于这些篡弑者,在他们死了之后,是否可以“以庶人之例斥之曰‘死’”呢?钱大昕认为不可以。原因就在于对于春秋间为非作歹的恶人,即便以庶人之“死”称贬之,也“不足以蔽其辜”。然而,那些作恶的诸侯、大夫、夫人,他们毕竟“未尝一日降为庶人”,所以也就不能用只配称呼庶人的“死”来加以讥贬,而只能对他们书“崩”、书“薨”、书“卒”。易言之,孔子对于诸侯、大夫、夫人书“崩”、“薨”、“卒”而不书“死”,这并不含有褒扬他们的意思,而只是遵循了史家“求真纪实”的原则而已。因为“史者,纪实之书也。当时称之,吾从而夺之,非实也;当时无之,吾强而名之,亦非实也”。
由《春秋》的“求真”、“纪实”出发,晓徵想到了历史上争议最多“正闰之争”。他所举的是唐代的例证。他指出,唐中宗在位仅仅一年,而在某些史家的笔下,“自二年至于二十一年”用的竟然都是唐中宗的“嗣圣”年号,以体现唐中宗的“正统”而贬斥武则天改变“唐统”的不合法。朱熹的《通鉴纲目》是这种“书法”的始作俑者。晓徵指出：朱熹的这种做法不合“史法”。自古以来,多有通过攘夺而立国者。倘若这些人一旦登上王位,“统一”了“寰宇”,“则不得不纯以天子之制予之”,亦即必须承认“立国”这个事实而采用立国者的年号。“要其篡夺之恶自不可掩,不系乎年号之大书与否也。若云绌其年号以贬之,则书其年号者,即为褒之也。”也就是说,史家记事必须承认“事实”而不能放纵感情。立国是一个事实,善恶的评价则是另一回事。承认其立国而采用其年号,这是承认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实”,却并不是承认立国者的“恶”行。立国者的“篡夺之恶”自可以用其他的方法表达之。
“或曰：武氏虽篡,唐之臣民未尝忘唐也。缘臣子着心而书之,奚为不可?曰：汉之亡,其臣民亦未忘汉也。今有编汉魏之年者,改黄初二年为建安二十六年,岁首书曰‘帝在山阳邸’,以为缘故臣之心而书之,可乎?不可乎?顷在京师,优人有演《南阳乐传奇》者,诸葛武侯卧病五丈原,天帝遣华佗治之,病即已。无何,遂平魏、吴,诛其君及同司马氏父子,观者莫不拊掌称快。唐中宗嗣圣纪元之有二十一年,此《南阳乐》之类也。”[2](ｐ．20)
这里,钱大昕揭示了在对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上史家和一般百姓、史著和一般“文艺作品”的不同“做法”。百姓原也有他们的一套价值评判体系。对于曹操,他们或是受到了正统论的影响,或是由于《三国演义》丑化曹操以来所导致的人们对于曹的“普遍恶感”,民间的戏曲俚乐反映百姓的这种愿望,“文艺作品”中因此蕴涵了让诸葛亮起死回生以及使司马氏遭“恶报”的“心理预设”,这样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史家撰史却不能采用戏曲俚乐的做法。易言之,史著不同于“文艺作品”之处就在于,史著绝不能“虚构”,而只能“纪实”,它必须根据历史上发生的事实秉笔直书。以此返观《通鉴纲目》使用唐中宗“嗣圣”纪元达二十一年之久的做法,是将史著和“《南阳乐》之类”的戏曲俚乐相混淆了。“据事直书”是史学的底线,褒贬也必须在据事直书的基础上进行。这是史学能不能“存真”的要害所在。
(二)论历史人物评价的“背反”现象
《十驾斋养新录》列有“党籍”条。钱大昕指出：
“元祐党籍三百九人,不皆粹然正人也。而至今与马(司马光。元八年,宋哲宗亲政,被追夺赠谥。)、吕(公著。宋哲宗亲政,被追夺赠谥。)并传者,蔡京挤毁以成其名也。建文奸党诸人,非皆凛然忠臣也。而至今与方(孝孺。辅佐建文帝。明成祖即位,不屈而死,遭灭族之祸。)、练(子宁。明成祖即位,不屈而被磔死,并遭灭族之祸。)俱传者,成祖肆刑以成其名也。奸臣暴君,快意于一时,而被其毒者,流芳于百世。心愈恨而计愈拙。当时无恻隐羞恶之心,后世岂无是非之心哉!”[6](ｐ．429)
按,钱大昕此论,融入了他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真实性”和“虚拟性”之相关度的思考,因而具有深刻的哲理内涵和隽永的思想魅力。这一论断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来理解：一方面,所谓“后世”的“恻隐羞恶之心”、“是非之心”,那是指一种对人物和事件的“历史评价”。“公道自在人心”的意思是说人心就是历史的一面镜子。一个人“生前”的“自业”,终究要在他死后有所反映。生前的一言一行,孰善孰恶,昭昭凿凿,那是毫厘不爽的。佛家有所谓“善有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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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之说,此不啻史迹与史录关系之确解。以此观之,史家所秉笔直书者,亦不过是历史人物之“自业”而已。因为蔡京、明成祖这样的奸臣暴君生前为非作歹,死后遭受历史的“报应”,那是罪有应得。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遭受恶人的迫害,被“挤毁”,受“肆刑”的并不一定都是正人君子,有些甚至是小人。然而,恰恰因为恶人的迫害,适足以使某些小人和正人君子共同流芳百世。在这里,公众的“同情心”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对于奸臣暴君的厌恶,反过来容易使人们不加区分地去同情所有曾经遭受过奸臣暴君迫害的人。所以,小人能够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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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君子共同名垂青史,并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他们沾了正人君子的光,而是因为类似于蔡京、明成祖这样的人“作恶”的结果。恶恶相报,常常能够使“恶”变成为“善”。对于这种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的“背反”现象,钱大昕的揭示极为深刻,应当引起史学工作者的深思。从“史以真为先”的角度看,小人终究是小人,小人、君子本不应当鱼龙混珠。倘若小人也像正人君子一样流芳百世,那就是历史的“不公”。怎样才能做到君子、小人“各得其评”?怎样还历史人物和事件一个“本来面目”?这是史家在处理历史,特别是在处理“恶恶相报反成善”这样一类复杂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时的一个难点,同时也是一个要点,从中最能够显示出史家的水平。对此史家应当慎之又慎,力戒感情用事而实事求是。
徐乾学(健庵)云：“做官时少,做人时多;做人时少,做鬼时多。”晓徵对于徐乾学之论有深刻的领悟,以此他指斥蔡京、明成祖之流谓：“此辈惜未闻斯语!”[6](ｐ．429)晓徵一生治史,濡染弥深,在洞观世事的变迁后,他能够对于“历史”和“现实”有深切而著明的体悟,故独能以一位史家的卓越史识放言高论如此。这里,“官”、“人”的相互对应,应当是说与“人生”相比,宦海之日终究是短暂的。想到“做人”的长久和“为官”的短暂,就应当让“官”向“人”靠拢。但在现实中,多见的是一旦斧柯在握,则高下在心,用舍由我,权位得崇,功名以盛,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在己既觉自满,在人则多艳羡,于是飞扬跋扈,飘飘然而忘乎所以。这都是被官位迷障了双眼,丧失了“人性”的表现,而晓徵接之以“人”、“鬼”相对待,寓意尤深。人生在世,匆匆不过百年;而人死后做“鬼”的时间却是“永久”的。历史人物能够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说的都是“人”在做了“鬼”以后的事。想到身后世人的评价全据“前世”的“自业”,人生在世当独善其身,从善如流。当然,晓徵之论只对于有廉耻心、羞恶心而无渣滓心的正人君子具有说服力;对于那些寡廉鲜耻,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在根本上已经腐朽了的“人渣”,自然只能是对牛弹琴。
(三)论纳谏
钱大昕生于雍正六年(1728年),死于嘉庆九年(1804年)。他经历了整个乾隆时代。自任用和以后,乾隆帝便由比较清明逐渐走向昏聩,其好大喜功、刚愎自用、拒绝纳谏的跋扈作风也在逐渐暴露。正可谓上行下效,乾隆年间的吏治大坏,官场内充斥着唯唯诺诺、夸毗体柔之徒,虚伪、颟顸,“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似治世之不议”,更不用说“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了。(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九》语)对于乾隆年间的这种政治现状,任何一位有良知的士大夫都不会心如枯井,无动于衷。《潜研堂文集》卷二有《梁武帝论》,就透露出了晓徵借用历史对于现实的批判。
历史上论及梁的灭亡多归于武帝的昏聩怠政。大昕并不作如是观。他指出,武帝“博通经史,洞尽物情,不可云昏;三更理事,日昃就食,至于百司,莫不奏事,不可云怠。”“然则梁何以遽亡?曰：梁之亡,亡于拒谏而自满也。”梁武帝“临御日久,旧臣凋落,以为天下皆莫己若也,而恶人之谠言”,“无有为梁任事者”。“无一人能为朝廷直言而国不亡者,未之有也。”从拒绝纳谏再说到用人,晓徵指出：“谠言不至于前,则所用者皆阿谀谄媚之徒。”所以说,“正人者,朝廷之元气也。无直言则正人之气不伸,而夸毗体柔之徒进而用事,虚美熏心,实祸闭塞,识者知有土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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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渐,而宴然犹以为金瓯无缺”。武帝“特以自信太过,视谏诤之言,皆浮而不切于务,徒足以损己之名,故拒之甚力也。是故有天下而能保之者,必自纳谏始”。
在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帝王成了真理的化身。专制制度需要的是人们思想的麻木,需要的是俯首帖耳的顺民,而不是独立的思想见解和卓荦自立的棱角。那末,“视谏诤之言皆浮而不切于务,徒足以损己之名,故拒之甚力”也就不足为奇。倘若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枪击出头鸟”的氛围,大家都“混混而无口过”,谁都不去“多事”,谁都不敢去揭露黑暗,抨击黑暗,这个社会就危险了。因为它没有了批判的声音,这样,它离开崩溃也就不远了。“是故有天下而能保之者,必自纳谏始。”晓徵这里议论的话题虽然是封建社会的老生常谈,但因为触及到的是封建专制体制下的痼疾,所以仍然历谈弥新,仍然有着鲜活的生命力。以史鉴今,晓徵对于历史上的一切敢于直言者都给予了好评,而对于阿谀曲迎者则进行了无情的批判。[6](ｐ．428)在《十驾斋养新录》中晓徵专列“荐贤”一条,谓司马光《荐士录》专门收录北宋年间朝廷通过荐举而录用的官吏一百零六人。相比于宋代,晓徵谈到了“近世”。“近世大臣,有终身不荐一人,而转得公正之誉者,岂古今时势不同欤?身家之念重,而忠爱之意薄也。”[6](ｐ．429)这一定是晓徵“古”、“今”对照以后的有感而发。
（四）论聚敛
乾隆年间政治黑暗的另一表现形式就是聚敛无度、贪冒成风。对此，晓征也有以古喻今的论述。他指出：
“有官君子最忌二事：在己则贪，在公家则聚敛。它罪犹可免，犯此二者，终身不可齿士大夫之列。今人或有处身最廉，然掊克百姓，上以媚朝廷，下以谄权贵，辄得美官。虽不入己，其入己莫甚焉。暗中伸手，此小偷也。公然聚敛，以期贵显，真劫盗也！”[1]
“官本位”是封建社会体制的一大特征,有官就有一切。而官吏总是生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要能当成官,就需要被特定的道德伦理规范所接受。所以,封建官吏又往往特别善于伪装自己,给人爱民如子、廉洁奉公的表象以获取令誉、巩固官位。晓徵鉴古知今。他所谓的“今人”,矛头直指乾隆年间的现实。乾隆年间,就有所谓的“廉官”。但那种“廉洁”,只不过是“放长线,钓大鱼”,“上以媚朝廷,下以谄权贵,辄得美官”。而升官的目的归根到底又是为了发财。这样的“廉官”,以“掊克百姓”为鸡犬升天的手段,却又虚伪地僭取了“廉洁奉公”的美誉,因此更加下流无耻。比起“暗中伸手”,偷偷摸摸的“小偷”式贪污,这种江洋大盗式的聚敛对于百姓造成的杀伤力更大,因此也更加可恶。竹汀为乾隆年间的“大贪”作像,但有官场就有贪冒,在这一点上古今同然。所以,晓徵的批判,即使今天读来仍然振聋发聩,有着活泼泼的意味。
四
近代以降,国势日蹙,学界因思“致用”转而诋诃乾嘉考据学的呼声甚急,钱大昕也因此颇遭讥评。乾嘉考据学被目为只讲考据,不讲“义理”的“无用”之学。实际上,在他们的考据背后,实有一套深刻的治学理念亦即“义理”的支撑。而这种治学理念的形成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是“致用”的结果。钱大昕的文论、史论和“理”论正可以作如是观。龚自珍在评价乾嘉考据学时指出,考据学是“有用”的。这个“用”即在于为当时的“愚瘁之士”、治经学人指点门径,寻绎端绪[7](ｐ．195)。考据学者在治学的崎岖山路上不畏劳苦地攀登,难读懂的典籍,经了他们的音韵训诂变得平顺易懂了;复杂难解的典章制度,经了他们的疏理变得源清流白了,这就为后人的读史研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本身的学术价值已万难否定,更遑论考据学者“实事求是”科学的治学精神熏陶今人,遗泽后世的巨大而有益的影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类似于钱大昕这样的考据学者,他们下苦功而趋于迂拙,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学术遗产;他们所取得的实质性的学术成果,那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也就是经得起后人的“企待”的。
注　释：
①例如,清代的汉学家为什么都对“二氏”(佛老)抱有深刻的敌意?清代“经学”发达的原因何在?“道问学”与“尊德性”在清学中的意蕴是什么?清学“实学”学风的定型与“二氏”有没有关联?等等。这些问题,都和清儒的治学理念并与清代的汉宋之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限于篇幅,本文不宜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②陈寅恪先生将宋代理学学风出现的原因,更追溯到唐代的韩愈。见《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③对于佛释之学,清代的考据学者如洪亮吉、朱笥河、武亿、洪榜、阮元等皆不以为然。可参阅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上海书店1983年版。
参考文献：
[1]卢文.抱经堂文集[Ｍ].北京：商务印书馆,国学丛书本.
[2]钱大昕.潜研堂文集[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戴震.戴震集[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洪榜.戴震行状[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5]王鸣盛.十七史商榷[Ｍ].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
[6]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
[7]龚自珍.龚自珍全集[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资料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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