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历史-1765年洪大容的中国京师行与1764年朝鲜通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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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1765年洪大容的中国京师行与1764年朝鲜通信使

（一）
在朝鲜与清朝的学术文化交流上，洪大容的中国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于1765年（乾隆三十年，李朝英祖大王四十一年）11月离开汉阳向京师（今北京，下同）出发，翌年4月回国。之所以认为洪大容此行在朝鲜和清朝的学术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第一点是重启了因皇太极侵略朝鲜（即韩国史上所谓的1636年的丙子胡乱）而导致的两国几乎断绝的知识分子的交流。而在此前的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除了金昌业等极其稀少的特例外，朝鲜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无任何密切的交流。即使是金昌业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交流，所涉也是极浅，根本无法同洪大容相提并论。朝鲜人认为文化上极度落后的满洲人统治中国后，汉族在满洲人的强迫下丢弃了明朝的衣冠，留下了发辫，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反抗便屈辱地接受了统治。于是，朝鲜的知识分子便自称其国为“小中华”，不但将满洲人蔑视为“夷狄”，更轻蔑地认为接受满洲统治的汉族是“今也戎狄入中国、中国之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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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君、俗其俗、婚嫁相媾、种类相化”，①而不屑与之交流。百余年中两国知识分子的交流几乎停滞，而洪大容的京师行则被视为重开这种交流的契机，因此提及其意义自然必须首先从该点谈起。
至于第二点，亦与第一点有所关联，即洪大容回国后立即写成的在京师的交往记录对朴趾源、李德懋、朴齐家等同时代及比之稍晚的年轻的朝鲜知识分子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洪大容在京师先后与陆飞、严诚、潘庭筠有所交往，他将该记录整理后命名为《干净衕会友录》。当时虽是秘密流传，却很快闻名于世。李德懋、朴齐家两人因深受洪大容的影响而去京师是在洪大容京师行13年后的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李朝正祖大王二年）。两年后，朴趾源也于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李朝正祖大王四年）启程去京师。得益于此，朝鲜形成了“北学派”，朴齐家著有《北学议》，朴趾源著有《热河日记》。众所周知，这极大地推动了朝鲜学术文化的进步。
第三点意义也与第一、第二点息息相关。以洪大容京师行为契机，“北学派”学者之外的很多朝鲜知识分子也先后走访中国，并将各种中国书籍带入朝鲜，还引入了正在清朝流行的新的学术。关于此，有些部分已为大家所熟知，因此本文不加赘言。
然而，比起上述三点意义，更应该引起笔者们关注的是以下方面。这即是洪大容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展现的是“天涯知己般的交往”和“真交情”。这恐怕在数千年的中韩（朝）交流史上也是空前的吧！进一步地，虽然我们不能说它是绝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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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绝对达到了十分罕见的程度。洪大容在《干净衕会友录》（《干净衕笔谭》）上数次出现相互称对方为“知己”的记载和他们之间有深厚“交情”的记录。就笔者所识，至少如洪大容这般的记载在其他著作中未曾见过。
洪大容京师行中为何可以与对方互称“天涯知己”，且双方会产生深厚的交情呢？笔者想这与洪大容京师行给其后历史所带来的影响应该共同被视为韩国历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而进行考察。然而，若从东亚或所谓汉字文化圈，这一远远超越韩国的极其辽阔的“范围”的角度出发，来考察洪大容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交往的话，尚有其他收获。这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这里姑且不将洪大容京师行作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进行考察，而仅将其视为是18世纪后半期发生的“单纯的事情”进行捕捉。透过这一点，我们不但可以首次捕捉到18世纪后半期朝鲜的学术、文化及精神的相位，亦可摸清同时代中国的学术、文化及精神的相位。
当时的朝鲜与外国交往的路线除了赴中国京师的“燕行使”外，另有一条通往日本江户。后者即是朝鲜通信使的路线。我们若将同时代一方向北“燕行使”与另一方向南的通信使的记录加以叠和，并从相同视角进行观察的话，则不但是韩国、中国，包括日本在内的三国在当时东亚世界中各自的学术、文化及精神的相位究竟可置于何等地位亦可一清二楚吧！因此，若将洪大容京师行一事与通信使日本行从同一视角进行考察的话，则将前者从“一件单纯事件”这一角度进行考察也是十分必要的。
笔者已将这种研究方法作为前提，对1748年和1764年朝鲜通信使对于日本新生的“古学”尤其是“徂徕学”是如何认识的，又是如何应对的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②其中，在考察关于1764年通信使的最后部分，也言及了洪大容的京师行。
我们观察到1764年通信使一行热衷于南方日本新产生的学术的精神与欲打破文化锁国状态而以燕行使一员的身份北赴京师的洪大容的精神之间固然有南北的差异，但亦存在某种一致的地方。
本文遂以此为基础，试图寻找出两者“一致的地方”，并将之作为文章考察的重点之一。进一步地，从这种“一致的地方”出发，摸清同时代日本、韩国、中国的学术、文化和精神的各自相位。
迄今为止，对洪大容的研究以韩国学界为中心，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其中大多数是从将洪大容作为一名“实学者”这个角度加以研究的，强调的是其在韩国（朝鲜）史上“具有先进性”的一面。尤其是关于如天文学等他的科学思想或他的经世思想及他的宇宙观、华夷观念的相关论著较多。③但是，本文并不讨论上述方面。本文所关注的焦点首先是洪大容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成为“天涯知己”的“交情”之事在当时究竟怎样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其次，如上所述，即将洪大容京师行之事从“单纯的事情”这一角度出发，比较其与1764年通信使一行的体验。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指出放置在三国相位中的尤其是其中应该被称为精神性相位的东西。
（二）
洪大容京师行的目的何在？他回国后，在哪一点上对朝鲜的知识分子造成的冲击最大呢？
洪大容结束京师行回到故乡已经是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5月2日。之后，他将与陆飞、严诚、潘庭筠的邂逅过程，与他们的笔谈及相互往来的书简整理成三册，并命名为《干净衕会友录》。④全书整理修纂结束后不久，朴趾源应洪大容之托，又为该书写了《会友录序》。⑤洪大容与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披肝沥胆”，结成了“天涯知己”。⑥对此，朴趾源在序中写道：“间步旅邸，欢然如旧，极论天人性命之源、朱陆道术之辨、进退消长之机、出处荣辱之分，考据证定，靡不契合，而其相与规告箴导之言，皆出于至诚恻怛，始许以知己，终结为兄弟”，用最激昂的文字热烈地赞扬了洪大容。
表现洪大容与中国知识分子交流的关键词是“天涯知己”。《干净衕会友录》也从洪大容处以汉阳为中心，在知识分子中被悄悄传阅着。而对于他与中国知识分子肝胆相照，结为友人，互称“天涯知己”这件事，一方面如朴趾源那样高度评价为“具有划时代意义”，另一方面也有人强烈抨击其“做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做了应该被视为可耻的事”。其中有一人更是洪大容数十年如一日地以兄事之的先辈金钟厚。金钟厚视中国为朝鲜应该雪耻复仇的由野蛮民族统治的地方，因此他不分彼此地称中国为“腥秽雠域”，对于严诚、潘庭筠等应满族统治者的科举而赴京赶考的汉族知识分子则称为“剃头举子”。他言道：“及闻其与剃头举子结交如兄弟，至无所不与语，则不觉惊叹失图”。⑦
金钟厚听闻洪大容与“剃头举子”结交如兄弟，无所不与语，竟然惊叹失图。这是洪大容给他写信后，他在回信中所写的内容。金钟厚听到洪大容与杭州的知识分子有联欢之事，曾向洪大容传达了“大加非责”的话，为了反驳金钟厚的责难，洪大容便写了封信给金钟厚。金钟厚的信是洪大容回国后的那年秋季所写。如上所述，洪大容完成编纂《干净衕会友录》的时间是6月15日，即夏季终了之时。透过金钟厚的信，我们弄清了洪大容在中国与中国知识分子结成友人，密切交往之事究竟给当时汉阳的知识界带来了多么大的冲击。而且，从洪大容给金钟厚的信的内容来看的话，洪大容并未将《干净衕会友录》送给金钟厚。⑧与之相对，金钟厚的回信正好说明了该书当时已经流传广泛，连金钟厚本人也意欲一阅。⑨当时距《干净衕会友录》问世仅二、三个月，而洪金两人的书信正好向笔者们传达了洪大容京师行及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交流应该说已经是一个惊天动地的话题了。此外，金钟厚一方面谴责洪大容，另一方面却十分想读《干净衕会友录》，这又恰好显示了即使金钟厚本人也是对与中国相交之事持好奇的目光加以注视的。
那么，洪大容京师行的目的又何在呢？兹录《干净衕会友录》起首部分如下：
乙酉（1765年，乾隆三十年）冬，余随季父赴燕。自渡江后所见未尝无创睹，而乃其所大愿则欲得一佳秀才会心人，与之剧谈，沿路访问甚勤。⑩
换言之，若依洪大容所言，则他京师行的目的是与中国人推心置腹地“剧谈”。2月4日，当严诚与潘庭筠两人初次过访洪大容住宿的玉河馆时，他表示“此来无他意，只愿见天下奇士，一讨襟抱”。此外，在他2月5日写给严诚与潘庭筠的信中，也指出自己一直以来阅读中国的书籍，是抱着敬仰中国的圣人之心来中国的。信中写道“是以愿一致身中国，友中国之人，而论中国之事”。11而在潘庭筠的《湛轩记》中也有“适洪君湛轩随使入贡。盖慕中国圣人之化，欲得一友中国之奇士，而不惮踔数千里以至也”这样关于洪大容京师行动机的记载。12实际上，洪大容在沿路及京师各处一直探访“中国的奇士”。他与吴湘及彭冠这两位翰林院庶吉士相识便是明证。正月元旦他参加紫禁城举行的正朝仪式之际，看到有两人注视着朝鲜的衣冠，并听到他们谈论相关话题，于是他主动与两人寒暄，寻找相识的端绪。当他得知两人是翰林院庶吉士时，立刻派人去庶吉士馆打探两人详情，并特意借购买《缙绅案》（《缙绅全书》）之际，彻底调查了两人的情况。最终，洪大容找到了彭冠的家，并过访其家，与之笔谈。13应该说洪大容的所为有些执拗吧！而这距他与严诚、潘庭筠“剧谈”约莫是一月之前的事。
按洪大容自己所言，若其京师行的目的在于与一中国会心之人“剧谈”的话，那么这样一位朝鲜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在当时朝鲜的知识界是破天荒的。不可否认，他早已对中国充满了很强的憧憬。而对中国充满强烈的憧憬，或仅以试着游观中国为动机而京师行的朝鲜知识分子也必定不在少数。事实上，洪大容在《燕记》中写道，他自己在京师行之前曾以“使行子弟从者”、“大人子弟”、“公子”即“燕行使”正使、副使、书状官之子等身份，怀着“为游观入燕”的目的往来了很多次。14如按他所述的那样，那样的事似乎决非少数。洪大容确实对中国的方方面面有所观察，并将之记载在燕行录中。另外，他也数次过访天主堂，还去过观象台（天文台）。可以认为这与他对自然科学的关心有所关联吧！然而，如果仅是言及观察中国的物事的话，那么金昌业在《老稼斋燕行日记》中也有详细描述。金昌业也曾去过天主堂和观象台。再举例而言，洪昌汉的《燕行日记》也十分详细地记载了中国的物事。15洪昌汉于1740年（乾隆五年）京师行，之前他必然读过《老稼斋燕行日记》。再举一例，赵显命的《归鹿集（燕行日记）》也对中国的物事记载颇为详尽。16这是他1743年（乾隆八年）京师行的记录，从其中言及了李器之京师行的内容来看，认为赵显命阅读过《老稼斋燕行日记》也是顺理成章的。洪大容自己也在京师行前读过《老稼斋燕行日记》。17从当时金昌业也过访过天主堂来看，对“公子”们而言，这甚至似乎成了观光路线之一了。
如上所述，如果洪大容此行仅是观察并记录了中国的事物的话，则既谈不上是有独创性的，也不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所谓独创性与划时代性，还是必须从他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交往谈起。他怀着不管如何一定要游观这样旺盛的好奇心，因此尽管作为中国狂慕者，他与其他朝鲜知识分子的决定性差异在于他京师行的主要目的是与中国的知识分子进行“剧谈”这一点。为此，在京师行之前，他花费多年时间，阅读了关于汉语会话方面的多种书籍。一进入中国，他也努力地尽量使用汉语。12月8日，他在沈阳与拉助教（拉永寿）交谈时，便是未以笔谈的方式进行的。18　　洪大容从朝鲜出发之时起，似乎已决定将此次京师行的最大目的定位于与中国人交往。这在洪大容回国后与金钟厚数度书信往来及金钟厚对洪大容在中国与中国知识分子结成“天涯知己”而回国这一事情加以谴责中已有描述。幸好，在金钟厚的文集中收录了他在洪大容京师行前夕写给洪的书信。下录则是该书信的开头部分。
足下今日之行，何为也哉。匪有王事而蒙犯风沙万里之苦，以踏腥秽之雠域者，岂非以目之局而思欲豁而大之耶。……今足下病其目之局而有远游，则足下之目，将不局矣。盍于其犹有局者而加意焉。荷相爱之深，狂肆至此，倘蒙恕而察之否耶。19
显而易见，信中表现了金钟厚对洪大容此次京师行感到是极度危险之行。竭尽全力地想说服洪大容放弃京师行计划。金钟厚对洪大容欲从朝鲜世界这个被局限的视野中解放自己的所为感到担心，而如果洪大容仅是想感触一下从未见识过的中国的物事和风景的话，金钟厚是不会书写如此具有紧张意味的书信的吧！更不会在书信的末尾处用“狂肆至此”这样程度的严厉语气制止洪大容京师行吧！他察觉到洪大容京师行危险之至也决非是洪大容会走访天主堂和观象台，进一步加深自己对自然科学的造诣这样的事。金钟厚若是担心此事，则决不可能使用“腥秽之雠域”这样的严厉措辞。坦率而言，金钟厚担心的是通过与中国人的交往，之前在朝鲜受限的中国观会豁然开朗。而洪大容会借京师行之机，与中国人“剧谈”的话，也会对身边之人有所影响吧！
在金履安所写的《华夷辨》中，对此已有触及。笔者认为该文或许也是受洪大容京师行回国后的刺激所写。全文的开头即有“客有称洪子之言者曰，云云”这样的言语，本处所谓的洪子或许应该是洪大容其人。20全文是以“洪子”所谓“若夷能去夷谓贤也”或“舜与文王亦曾为夷也”为前提展开议论的。虽然并不清楚“舜与文王亦曾为夷也”是否乃洪大容当时的主张，但与“若夷能去夷谓贤也”相类似的主张确实在洪大容给金钟厚的书信中出现过。21因此，笔者认为文中提及的洪子是洪大容其人应该是无误的吧！
金履安的父亲是金元行，他是洪大容所尊敬的老师。当洪大容为安置浑天仪而建造笼水阁时，他为之写了《笼水阁记》。金钟厚写信欲劝阻洪大容京师行时，两人相交已有17年，关系十分密切。当洪大容建居室并取名爱吾庐时，他又为之写了《爱吾庐记》。然而，即使是这些与洪大容有极其深厚交情的人也对洪大容在中国亲密结友一事责难不已。
洪大容与中国知识分子交往结友，回国后一方面立即受到强烈的指责，另一方面却又备受赞赏。如上所述，朴趾源在《会友录序》中即对之大加称赞。受其影响更深的是朴齐家与李德懋两人。据朴齐家的解释，洪大容是心怀“愿逢知己死”之志京师行的。22朴齐家其后曾给与洪大容结成“天涯知己”的潘庭筠写信，曰：“仆与洪湛轩初不相识。闻与足下及铁桥严公（严诚）、筱饮陆公（陆飞）结天涯知己而归，遂先往纳交，尽得其笔谈唱酬诗文读之，摩挲不去，寝息其下者累日。嗟乎，仆情人也。阖眼则见足下之眉宇，梦寐则游足下之里濛，至作拟书欲自达而止，可览而知也”23此外，他还给友人送去洪大容的《干净衕会友录》（会友记），并写道：
会友记送去耳。仆常时非不甚慕中原也。及见此书，乃复忽忽如狂，饭而忘匙，盥而忘洗。24
朴齐家正是阅读了《干净衕会友录》，竟然对之如痴如狂，呈现茫然自失的样子。此外，李德懋在其后编纂《天涯知己书》之际，也是一边重温洪大容之体验，一边对之赞叹不已。
由此可见，洪大容京师行的最大目的决非仅是吸收与自然科学相关的知识，他的破天荒的举动，即在所谓“腥秽雠域”之域求访“奇士”并与之“剧谈”，是显而易见的。另外，正是由于此，它给当时朝鲜的知识分子带来了最大的冲击也是不言自明的。
（三）
元重举是1764年通信使的一员。他从日本返回朝鲜，到达汉阳是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7月初八。洪大容启程京师行约是一年后的事。元重举的著作除了详细地介绍其日本游历记的《乘槎录》外，还有一部即是被历代通信使喻为最为杰出的最详细地研究日本的书籍——《和国志》。25
元重举阅读洪大容的《干净笔谭》，是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的事。他所阅读的《干净笔谭》（二册本）是向洪大容本人借的，返还的时候是该年的5月13日，他曾写有读后感想文。这附在了《湛轩燕记》六卷本的卷末。26文中，元重举做了如下描述：
岁癸未（1763年，英祖大王三十九年，乾隆二十八年），余充书记，从通信使适日本。……是必有豪俊特拔之人厕足于其间，而笔者之鉴赏识别，实乏叔向之下堂。独其眼中风仪炯照襟怀者，寥寥若竺常（显常大典）、泷长凯（龙鹤台）、近藤笃、合离（细合斗南）等若而人而已。每想天外云端，未尝不瞿然歉愧，继之以惆怅也。此干净笔谭两册者，湛轩洪公德保氏记之燕京者也。……其必毛举缕载用代小说者，欲令观者各输心眼，宛如一番经来于唱酬之席，而籍以为异日同文之用也。……以余阅此书，恍若落云帆而驰星轺，背竺泷而对潘（庭筠）、陆（飞），莞尔挥毫于笔床茶炉之间矣。盖潘陆之气义然诺，竺泷之沈实庄重，各一其规，而若其吐露肝胆，诚爱蔼然，则大抵略同。其分手挥涕，黯然牵情，各自结恋，于天南天北者，又与之彷佛矣。
透过行文，我们看到元重举是一边将自己的体验与洪大容的体验相结合，一边阅读《干净笔谭》的。他与日本的知识分子邂逅，并将与之的笔谈当作了美好的回忆，在回国后十余年间一直持续着。
以下是笔者一边追溯着元重举十余年前的回忆，并加以验证，一边进一步地追寻着洪大容与之相似的记述。
首先是元重举对日本知识分子的评价。他在《干净笔谭》的读后文中提及的竺、泷指的是京都的僧侣竺常与荻藩（现山口县）的儒者泷鹤台两人。竺常又称显常大典，虽然是僧侣，但儒学的造诣亦很深，是个学识极高的人。他在通信使一行至归路大坂（大阪），于4月5日回到住宿处，并与商人木村蒹葭堂（木世肃）一同拜访了通信使一行，并进行了笔谈。据称他先后共计六次与通信使一行会面，作为当时的笔谈记录，留下了《萍遇录》二册。在《萍遇录》中，笔者丝毫未见到双方有关朱子学或徂徕学的探讨，反而在为数甚多的与朝鲜通信使的笔谈记录中，洋溢着两国知识分子浓厚的“交情”与互敬互爱的情感交流，笔者认为这才是该书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所在。元重举的《乘槎录》中在4月初六这一日做了如下记载：
有僧竺常号蕉中道人，时年四十五，自言岩居数岁。闻诸公前日应接极诚信，为来奉笔云。不但老于文辞。盖伟人也。
翌日，发生了日本人杀害通信使一行中的崔天宗（崔天淙）一事。犯人被认为是铃木传藏。在这件连幕府都为之震动的大事件的旋涡中，竺常沉着真诚地应对通信使一行，可以认为这使得元重举又提高了对他的评价。竺常将事件的始末写成题为《书铃木传藏事》一文送与了通行使一行。27元重举在《乘槎录》4月29日这一日对竺常又做了如下描述：
彼国僧徒大抵是能文巧黠，无位而有权。以阴阳变幻，作为活计，若处之有术，则可图百事，全信而不疑，则必致败事。后之任使事者，宜戒之。竺常持心极纯正，本非名利俗僧，多读古书，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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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殆亦蕣首座流耳。
从中可见，元重举用了“伟人”、“持心极纯正”这样的辞藻对显常大典做了高度的评价。
接着说的是泷鹤台。通信使一行来时曾在赤间关（今山口县下关），从12月28日到30日待了三日，返回时路经赤间关是5月21日，其间泷鹤台均与之有过笔谈。他被公认是徂徕学派的一员，其与通信使一行就朱子学或古学，进一步还围绕当时在日本出版的各种书籍等做了很多探讨，这在上文已有介绍。28他将这一时期的笔谈集编纂成《长门癸甲问槎》一书。的确，作为徂徕学派的学者与朱子学派的学者进行笔谈，两者均有自由豁达之感。而且评价说这是在众多笔谈记录中属最为出类拔萃之一的这样的话亦是毫不为过的吧！元重举在《乘槎录》中评价泷鹤台为“海外之华人”，另在5月23日又用极高的辞藻评价道：“弥八（鹤台）风仪，安闻重厚，不似海外人。其文识赡博”。
《干净笔谭》的读后文中有“其眼中风仪炯默襟怀者”这样的语句，这里指的是四个人，除了显常大典与泷鹤台外，其余两人分别为近藤笃与细合斗南。元重举在从日本归国前夕的6月18日，在停泊于对马的船上这样评价了这四人：
蕉中（显常大典）禅子空门之乐天也。那波孝卿（那波鲁堂）局外之子产也。泷弥八（泷鹤台）海外之华人也。冈田宜生蜻国之唐诗也。余於海中，得四人焉已矣。
由此可见，元重举对日本知识分子还是评价颇高的。
其次，元重举在书写“其分手挥涕，黯然牵情，各自结恋”时或许在他的脑中描绘的是与江户的知识分子在品川别离及坐在归国的船上，与大坂的知识分子一一惜别时的场景吧！
元重举乘船从日本返回朝鲜，到釜山后他又做了如下描述：
至若江户名流徒之挥泪于品川，浪华才士辈之吞声于茶肆，尚令人念之悄怅。若夫师曾（那波鲁堂）之片片赤心，竺常（显常大典）之言言理致，泷长凯（泷鹤台）之谨厚无外饰，龟井鲁之整竭输中情，虽其作人不及古人，以言其事，则殆晏婴、叔向之遗风，吾安得无情乎哉。29
这里首先提及的是，3月11日，江户的知识分子今井兼规、山岸岁、木贞贯、涉井平（涉井太堂、孝德）、平麟（泽田东江、东郊）、韩天寿（中川天寿）等十人与元重举在江户的住宿处不忍离别，又专门来到元重举后来住宿的品川，还在当夜用笔谈至深夜。30然而，韩天寿与平瑛两人依旧依依不舍，据说竟然一路跟到元重举下一个住宿处——藤泽。这在《乘槎录》3月12日的记载中可证，“韩天寿、平瑛冒雨冲泥而踵来。自言初虽告别回路，西望寸肠欲裂，遂有此更来，云”。翌日的条目中也有记载，“朝，天寿欲别，饮泣不成声。见乘轿，又呜咽几欲放声。可怪着情之已甚矣”。
接着是在大坂（大阪）离别的情景。5月6日，元重举一行在归程中离开大坂的住宿处，来到河口准备乘船离开。这时，前来送行的有竺常等人，《乘槎录》做了如下记载：
世肃（木世肃、木村蒹葭堂）惶骇，莫知所为。合离（细合斗南）指天指地而拊心，似道此天地之间，此心不可化也。因呜咽泪被面。竺常脉脉无声，泫然涕下沾襟，容止益可观。
笔者读到这两则记录，不禁吃惊两年后洪大容在中国遇到的情况与之何其相象。第一是在2月4日，这恰是洪大容与严诚、潘庭筠二度笔谈的日子。两人走访“燕行使”一行住宿的玉河馆，到了要回去的时候，潘庭筠已是热泪纵横了。洪大容这样记录道：“鄙等初无官差，此来无他意，只愿见天下奇士，一讨襟抱。归期已迫，将未免虚来虚归，忽得两位，一面如旧，幸惬大愿，真有志者，事竟成也。只恨疆域有限，后会无期”，而“兰公（潘庭筠）看毕，掩泣汍澜。力暗亦伤感不已”。31
翌日，洪大容给严诚与潘庭筠送去书信。委托送信的使者回到玉河馆时，向洪大容汇报了严诚与潘庭筠两人阅读书信时候的样子。洪大容做了如下记录。
兰公看书未半，又涕泗汍谰，力暗亦伤感不已云。余书中未尝为一句凄苦恨别之语，两人之如此，诚可异也。32
另外是2月26日，洪大容与严诚、潘庭筠及陆飞进行了笔谈。笔谈结束后，值洪大容将归之际，严诚伤感至极。对此，洪大容有如下记载：
（力暗，严诚）大书惨极二字，又无数打点于其下。此时力暗呜咽惨黯无人色，吾辈亦相顾怆然，不自胜。……力暗曰，千言万语，终归一别四字。然奈此情何。……言毕而出，至门内而别。力暗含泪颦蹙，以手指心而示之而已。
如上所述，我们发现1764年元重举在日本的体验与1766年洪大容在京师的体验完全相同。此处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皆充满诚爱，率直坦荡，动情之处亦不禁热泪洗面，直如元重举在后面所描述的那样“吐露肝胆，诚爱蔼然，则大抵略同”。进一步地，在离别之际，元重举这样描述道，“合离（细合斗南）指天指地而拊心，似道此天地之间，此心不可化也”。而洪大容在2月26日与严诚分别时，则写道，“力暗（严诚）含泪颦蹙，以手指心而示之而已”。两者表现何其相象。
元重举在归途中路经对马，他对日本人有如下评价。
至于文士则与彼中文人韵士国中豪杰之流，谈燕唱酬，初无物累人欲之两相感发者。又彼国内地之人，大抵多柔善慈谅，有妇人女子之仁。笔者若与之诚心款洽，绝不示矫饰之意，则彼皆输尽赤心，吐出诚悫。（p.64，又写为盖风气柔弱）33、
对朝鲜的知识分子而言，日本被视为“绝海蛮儿”之地，而称日本人为“绝海蛮儿”的是1764年通信使之前的1748年通信使中的一员。34笔者认为，这样的认识在当时朝鲜知识分子中是十分普遍的。然而，元重举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日本，并做了上述的记载。此外，下面的话语还显示了他对日本的认识：
大抵国中之人，聪明早成，四五岁能操笔，十余岁以长则咸作诗。女子之能诗能书者甚众，殆若唐人之诗，外无余事，虽谓之海中文明之乡，不能过矣。35
元重举将日本评价为“海中文明之乡”。此外，他还表示：
而长崎之书遂通。见今家家读书，人人操笔，差过十数年则恐不可鄙夷而勿之也。36
元重举预言之后的十数年内，日本的文化将会更上一层楼，已达到了朝鲜不能蔑视的高度。
在《乘槎录》6月14日的条目中，记载了归国前夕元重举的日本观。
其环海万里万年之国，初不知仁义礼乐之为何物。及罗济（新罗·百济）通，而文字始行。圃隐（郑梦周）以后诸名入，而益知有衣冠文物之美。然心虽有慕而未能学焉。见今长崎之书日至，而国中文化有方兴之势，若能因其势而进之于礼俗之美，则以彼人请详明敏之姿性，亦安知无一变至齐之机耶。
进一步地，对于那些将日本人视为“不足与言仁义”的人，元重举加以反驳，他表示：
况其聪慧专静，慕义好善，勤于事而精于业，则吾恐笔者国之人反有慊于彼矣。仅从“聪慧专静，慕义好善”等点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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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重举甚至认为朝鲜在这方面已经劣于日本了。读到此处，笔者联想起两年后洪大容在反驳金钟厚时，也对朝鲜妄自尊大，丝毫不将中国放在眼中的现状进行了批判：
欲乘虚正位，隐然以中华自居，如执事之论者，非容（洪大容）之所知也。37
另外，在《湛轩书》所收录的《干净衕笔谭》的末尾收录了《干净录后语》，其中记载了洪大容对严诚等三人的评价：
三人者，虽断发胡服与满洲无别，乃中华故家之裔也。吾辈虽阔袖大冠沾沾然自喜，乃海上之夷人也。其贵贱之相距也，何可以尺寸计哉。以吾辈习气，苟易地而处之，则其鄙贱而陵轹之，岂啻如奴仆而已哉。然则三人者之数面如旧，倾心输肠，呼兄称弟，如恐不及者，即此气味已非吾辈所及也。
洪大容的上述言论可谓颠覆了朝鲜当时的观念，对朝鲜当时自居为“小中华”的世界观而言不啻是“过激”的。洪大容将这样的言论放在了其回国后立刻整理记录的，并让朴趾源等关系十分亲密的好友可以传阅的《干净衕会友录》的末尾，这实在令人难以想象。然而，从洪大容并未记载严诚逝去的消息来看，可以想见这明白无误地佐证了是洪大容于他知晓严诚逝去（1768年4月，乾隆三十三年）这一消息之前已经记录好的了。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这毫无疑问是洪大容刚回国后的真心所想。
一般的朝鲜知识分子视日本为“鄙夷”，而元重举评价日本是“海中文明之乡”，不但认为不应该蔑视日本，反而高度评价日本在很多美德方面较朝鲜为优秀。另一方面，洪大容也批评朝鲜人动辄如井底之蛙那样“欲乘虚正位，隐然以中华居”，进一步断言他与之“倾心输肠，呼兄称弟”的三位中国人才识“非吾辈所及也”。在这一点上，二者也完全一致。
对日本及日本人评价甚高，并非仅元重举一人，同行的通信使书记成大中也有类似评价，这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在日本知识分子当中，他称博多（筑州）的龟井喜（南冥）与京都（西京）的那波师曾（鲁堂）两人为“日本二才子”，其评价如下：
余至日本，见奇才二人，筑州龟井鲁？西京那波师曾也。鲁年二十余，……初见笔者辈，倾心结附，愿得载归，一见礼仪之邦，死无恨矣。吾奇其志而爱其才，常留与话，屡试迭叩，鲁应之有裕诗。……师曾于书无所不读，家贫貌寝陋，见轻于世。然恃才凌物，自物茂卿以下不数也。独爱慕笔者人，托身於护行长老，从吾辈于东武，往返数千里，日常一再见，论古今人长短？文书得失，感慨跌宕，意气张甚。最重南时韫之才，许以知己。38
这是成大中于1765年（乾隆三十年）所作，即他回国后翌年，及洪大容结束京师行回国前一年之事。
不但是成大中对两人的知识及文才有较高评价，那波鲁堂亦十分敬重朝鲜通信使一行尤其是南玉（南时韫）之才学，且称之为“知己”，颇有意与之交往。南玉其人若仅从其日记《日观记》而言，似乎是个相当狷介之人。他曾批判荻生徂徕，说他“攻朱（朱子）者多才俊，主朱者多庸下。近世物双栢（荻生徂徕）眩惑一世，立帜号众”，但其后他又表示“知其非者，惟那波师曾耳”，对那波鲁堂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且对他也甚为敬重。39“天涯知己”是展现洪大容与中国知识分子交往深厚的一个关键词，但如上所述，朝鲜的知识分子也与日本的知识分子结成了这样的人际关系。
成大中高度赞誉了日本文化，其记载如下：
然彼中文学非昔日之比。安知无从傍窃笑者耶。夫夸于不知者以为能，耻也。惊于枝而失其所，佻也。出其瑕而徇诸人，拙也。三者吾皆犯之。如是而谓之华国，可乎。思之悔恨甚矣。书为后辈之戒。40
这或许也是作于1765年。其与元重举的见解完全相同，而如上所述，两年后洪大容对中国之见解亦与之极其相似。
（四）
以上指出了1764年元重举等通信使一行对日本文化或日本知识分子得出的认识与1765年洪大容京师行之后对中国文化或中国知识分子得出的认识中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一方面，朝鲜知识分子认为日本一直以来没有值得谈论的文化，即他们对日本的认识一直是“绝海的蛮儿”。如前文所述，元重举与成大中通过观察认为日本人近年来已经急速发展成为“海外的华人”或日本已经成为“海中文明之乡”，但他们的评价让其他朝鲜知识分子错愕不已。而这些知识分子的态度恰恰佐证了上面所述的他们对日本长期以来的认识。元、成两人对日本的认识是“正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区域”。另一方面，洪大容对一般朝鲜知识分子认为是“腥秽雠域”的中国，却表示中国依旧是“中华故国后裔”之地，对中国的认识也是“依然是文明的国度”。元重举等1764年的通信使一行对日本的认识与洪大容展现的对中国的认识都具有“划时代”意义，其两者的认识也是惊人地相似。但笔者认为还必须注意到其大相径庭的历史性的背景。
进一步地，作为两者的差异所应该关注的是向南的通信使一行对于以徂徕学为中心的“日本古学”，通过熟读《徂徕集》，与日本各地的知识分子进行笔谈，他们掌握了徂徕学正在日本流行这样的情况，进一步还可以认为他们对该学说也有大致的了解。相比之下，洪大容不但对当时中国十分流行的考证学，即清朝汉学一无所知，亦不了解考证学正在中国流行的情况。根据《干净衕笔谭》2月7日条目的记载，潘庭筠将一部《汉隶字源》当作礼物送于洪大容，在翌日的条目中，也在洪大容与潘庭筠、严诚的笔谈中谈及《汉隶字源》。而同样在该日的条目中，杭州出身的严诚介绍了同乡隐者吴颖芳（字西林）的情况，并告诉洪大容吴氏有本名为《吹豳录》的著作，有八十卷，并说明该书是“讲乐律之书”。同时他还介绍说吴氏另著了《说文理董》四十卷。不言自明，这是一部文字学的书籍。这些书籍均是当时风靡中国学术界的关于考证学的著作，但洪大容却对之一无所知。
在2月8日与23日的条目中，记载了他们谈论《诗经》毛氏传小序及朱子对此的评论。严诚表示“朱子好背小序。今观小序甚是可遵。故学者不能无疑于朱子。本朝如朱竹垞（朱彝尊）着经义考二百卷，亦辟朱子之非是”。毫无疑问，严诚是在向洪大容介绍当时正在中国流行的有关汉学的一些成果。有关朱子学批判也做了介绍。然而，洪大容对这些新的研究动向，即当时中国的一大学术潮流全然无知。笔者认为这与1764年通信使对日本学术的认知所呈现出的差异有关，对此应加以关注。
然而，相比两者的差异，笔者认为还是应该多考察它们之间类似的地方。对日本、韩国、中国三国当时的学术、文化、精神的相位加以考察。这其中的问题点是元重举及洪大容对于“情”的观察。
如上所述，两人一个在日本，一个在中国，均对当地的知识分子有很深的感情，动情之极处也时常热泪盈眶。而两人对此皆解释为因“赤心”、“诚爱”、“诚心”所致，他们自己也“吾安得无情乎哉”（《乘槎录》6月22日）。由此可见，他们甚至在解释催人泪下的理由这一点上也是相同的。
可是，笔者认为下面的记述应该被关注。如上所述，2月4日，洪大容与严诚、潘庭筠在玉河馆笔谈，不觉到了他们应该离去的时候。此刻，潘庭筠已忍不住热泪盈眶。当时目睹这个场景的其他朝鲜人有何反映呢？洪大容的记录如下：
是时，上下旁观，莫不惊感动色，或以为心弱，或以为多情，或以为慷慨有心之士，诸言不一，而要之兼此而致然。
朝鲜一行人看到潘庭筠动容落泪，放声大哭，严诚也脸色惨然，错愕不已。洪大容则上前规劝两人。他这样记录当时的情景。
古语云：“欲泣则近于妇人”。虽其情不能自已，兰公此举，无乃太过耶。
洪大容一边引用《史记·宋微子世家》中的典故，一边表示潘庭筠此举“太过”，规劝其不可哭泣，否则非为大丈夫乃妇人之行径也。
进一步地，洪大容听着潘庭筠呜咽哭诉，一边用“丈夫不须作凄苦语”这样的话来规劝他。另外，他在2月6日写给严诚、潘庭筠两人的书信中又作了如下规劝。　　但不知交修补益之义、而出于一时情爱之感、则是妇之仁而豕之交也。41
笔者认为通过2月4日到6日洪大容与严诚、潘庭筠的交流，可以弄清朝鲜及中国对于“情”、“情爱”、“人情”、“情欲”的见解，而双方的处理手法也存在很大差异。关于这一点是应该关注的吧！洪大容站在朱子学的立场上，认为抑制“情爱”的宋代风范的“丈夫”、“大丈夫”是知识分子追求的理想状态。与之相对，与其说严诚、潘庭筠则似乎极不擅长抑制“情”、“情爱”，莫如应该说他们是生活在重视“情”、“情爱”的世界中。
之所以觉察到两者对情感的处理有精神性的差异，是因为发生在洪大容京师行两年前的通信使也有极其类似的体验。元重举等人离开江户之际，韩天寿（中川天寿）等不忍别离，又跟至元重举等人下一个住宿地——品川，而即使如此，韩天寿与平瑛仍依依不舍，再次跟到了藤泽。但那日的情景如元重举所描述的那样，仅有“朝，天寿欲别，饮泣不成声。见乘轿，又呜咽几欲放声。可怪着情之已甚矣”这一句。元重举对于日本人“情”极而泣，表示“可怪着情之已甚矣”，认为有些过度，不可理解。至此，笔者联想到两年后的2月4日，在京师面对潘庭筠泪流满面，洪大容一行是“上下旁观，莫不惊感动色”，看到中国人顺“情”而泣的样子，朝鲜人无不错愕不已，或许他们会思索为何中国人会如此哭泣，一边推测种种原因，一边诧异不解吧！进一步而言，洪大容也批评潘庭筠“欲泣则近于妇人”或是“妇之仁”。而两年前，元重举也评价日本人“大抵柔善慈谅，有妇人女子之仁”。所谓“妇人之仁太过”虽说最初出典于《史记·韩信传》，但此处又言前后两者的表现不能不说何其相象。元重举与洪大容相仿，也是生活在被认为应该努力抑制“情”、“情爱”的朱子学的精神世界中的。
（五）
1765年洪大容京师行应该说是韩国史或中韩交流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但若将之作为“单纯的事件”加以捕捉，加上将1764年回国的朝鲜通信使的日本体验相结合来观察的话，从洪大容在中国的体验中还可以有别的收获，透过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向南的通信使与向北的燕行使的各自体验，我们看到了极其相似的世界。
其中，作为精神相位所应该提及的问题是18世纪日本及中国共同存在着相似的“情”的世界，与之相对，朝鲜则不存在。对于此，元重举写道：“其分手挥涕，黯然牵情，各自结恋，于天南天北者，又与之彷佛矣”。元重举通过阅读洪大容的著作也感到中日虽然地域相异，却有着相同的“情的世界”。在朱子学世界中，对于以宋代的“丈夫”、“大丈夫”为理想的元重举或洪大容而言，日本人及中国人的行为是“可怪”、“诚可异”、“莫不惊感”、“妇人之仁”，但中国人似乎未必那样认为。2月6日，严诚在给洪大容的回信中，对于潘庭筠的品性及他两日前也曾热泪纵横一事，强调说“兰兄（潘庭筠）心软气弱，诚如尊教，亦是其中心激发，不能自禁耳”。进一步地，他又指出，“嗟乎！天下有情人，固当然默谕此意耳”。显而易见，严诚反而希望洪大容应该也像“有情人”一样。同样地，透过元重举留下的众多与日本人的笔谈记录，我们看到日本人也完全不对自己的感情表现而感到羞耻。如显常大典（竺常）一方面是脱离俗世的僧侣，一方面与元重举等一行在大坂（大阪）离别之际也“不觉潜然。盖自此音尘邈绝矣”（《萍遇录》上）。而所谓“不觉潜然”，从他对中国古典的素养而言，不言而喻其隐含着“潜然流涕”之意。
作为反朱子学的日本古学，无论是对情欲予以宽容乃至肯定，还是积极性地予以主张的流派，其在排斥朱子学的严厉性上是一以贯之，这一点也早已在有关学者的研究中被明确指出。42进一步地，站在反对儒学立场上的日本“国学”，反而在重视“人情”这一点上继承了徂徕学，本居宣长所揭示的“物哀”论也是在这样的风潮中得以形成的，这也是十分明确的。43诚然，“物哀”本身并非进入18世纪后半叶后才在日本诞生，或许这在日本精神史上是一以贯之的传统之一。此外，朱子学仅在日本盛行了一个世纪，其影响力究竟有多大，有必要进行重新考虑吧！而无论是事实上，亦或学术上，基本上均已承认当时是重视“人情”的。另一方面，1765年左右的中国也是一个有“情”、“情欲”、“情爱”的时代。那个时代也恰好是应该被称为“情爱小说”的曹雪芹的《红楼梦》诞生的年代。
洪大容若是恰好没有在这一时期，即18世纪后半叶，赴京师的话，类似其《干净衕会友录》（《干净衕笔谭》）所记载的浓密的“交情”很有可能不会发生。发生这样的交情，一方面固然与洪大容、严诚、潘庭筠等人物的个性息息相关，但决不可忘记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情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严诚虽自称信奉朱子学，但与同样信奉朱子学的洪大容却生活在不同的精神世界中。而且，如此微妙的精神差异，比起洪大容的记录本身更有趣味，更加意味深长。
此外，还值得关注的是这是一个与日本古学酷似的清朝汉学，即考证学风靡一时的时代。其代表人物是戴震，他直接反对朱子对“理”的解释，其在《孟子字义疏证》中对于“理”解释道：“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他将“情”居于了人类存在的中心位置，并进一步指出：
以笔者絜之人，则理明。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　自然之分理，以笔者之情
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44
即不但对个人而言，“情”是不可或缺的，即使整个社会也由“情”开始构成的。
清代考证学的根基是像戴震所言的那样将“情”置于或重视或积极性地主张的位置，这样认为笔者以为是稳妥的吧！关于此点，日本当时流行的“古学”也同样将“情”视为其根基。从这点而言的话，看到日本的知识分子流泪的样子，认为是“可怪”的元重举和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流泪是“诚可异”的洪大容两人是生活在与日本和中国皆不同的精神世界，即朱子学、宋学的精神世界中的人。
然而，洪大容记录的与中国人交往的交游录，这部被誉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籍，虽然只是影响了一部分人，但应该予以关注的是出现了受到该书强烈感染的人。其代表即上文提及的朴齐家、李德懋。如上所述，李德懋有感于洪大容的《干净衕会友录》，写下了《天涯知己书》。《交友录》2月4日条目记载了严诚、潘庭筠两人要从玉河馆离去之时，潘庭筠情极流泪，严诚惨然，而朝鲜人则“上下旁观，莫不惊感动色”的情景，李德懋则在其后写下如此评语：
朴美仲先生曰：“英雄与美人多泪”。余非英雄、非美人。但一读《会友录》则阁泪汪汪。若真逢此人、只相对呜咽，不暇为笔谈也。读此而不掩卷伤心者，匪人情也，不可与友也。45
即对李德懋而言，想象着严诚与潘庭筠哭泣的情景，他也会热泪盈眶的。而他断言“读此而不掩卷伤心者，匪人情也，不可与友也”。或许他读交游录时也像阅读《红楼梦》那样吧！
如上所述，严诚在给洪大容的回信中有“天下有情人，固当默谕此意耳”这样的语句。对此，李德懋的感想如下：
不佞今亦默谕（喻）此意。不独湛轩然也。46
由此可见，李德懋自身想成为严诚所要求那样的“有情人”。
无独有偶，朴齐家也是如此。他曾一边指责某位友人是“忍人”，即不谅解人情的残忍的人，一边称自己是“多情弱质之友生”。47如上所述，在给潘庭筠的书信中，他也写道“嗟乎！仆情人也”。笔者认为李、朴两人应该是被在中国得到肯定甚至积极地主张的情的强烈感染力所感染了吧！
1765年京师行的洪大容与上年回国的通信使一行分别在中国与日本遇到了极其相似的情景。然而，一方面元重举所描述的类似洪大容在中国所见所闻的情景，此前已有人这样描绘过日本了，另一方面《乘槎录》除了与之有姻亲关系的李德懋等极少人外，似乎几乎无人阅读过。这部介绍日本风情的著作，其中相关部分，直到洪大容回国后才引起关注。洪大容为元重举的《日东藻雅》写了跋文，他十分赞赏细合斗南与泷鹤台等人的才识与学问。对此，他曾称赞道“即无论笔者邦，求之齐鲁江左间，亦未易得也”。毫无疑问，这是洪大容在回国后所作。而他给元重举的书信中还有“伊藤既凤举，徂徕亦鸿儒。四海皆天民，贤俊非一途”这样的赞誉，从内容可知，这也是洪大容回国后所作。48而洪大容的诗文还透露了这样的信息，即元重举等1764年通信使一行一方面已经对日本刊行的《论语义疏》与《古文孝经》等徂徕学派的研究成果注目，另一方面朝鲜的知识分子也对之投入了关注的目光。其后，中国盛行的考证学也被传入了朝鲜。两者相比，轨迹上是一致的。49
一方面，洪大容的《干净衕会友录》问世后立刻受到朝鲜知识界的关注，为朝鲜其后历史的展开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其原因不言自明，他所走访的并非他地，而是“中国”自身，并非“海中文明之乡”，而是名副其实的“中华”之地。
诚然，从“周边”观察的“中国”，可以看到仅在“中国”国内所无法看到的东西。然而，笔者所要进一步探求的是由“周边”观察“周边”的视点，借此亦可对“中国”重新审视，还可以说从“中国”的角度对“周边”重新审视。换言之，笔者所思考的是从不同的立场用循环性的研究方法来研究问题。
（资料来源：《复旦学报：社科版》2008年4期第18～30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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