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左宗棠与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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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左宗棠与台湾

左宗棠是晚清名臣，在近代洋务运动和抵抗外来侵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从1863年起，他几度主政东南，在加强沿海防务的同时，致力于保卫和开发台湾，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台湾的近代化进程。本文拟分三个阶段对此略作探讨。

一、1863—1866年：总督闽浙，整饬台湾防务
1863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闽浙总督。在此后近四年的任期内，左宗棠开始认识到台湾作为南洋七省的门户，在海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位置。他说：“台湾一郡为闽省外郛，譬犹锁钥，台郡为锁，澎湖、厦门为钥”，只有保持台湾的安全，才能“省郡之气常通”。（注：《复陈裁汰闽军并台湾等处军情》，《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 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65页。）因此，他非常关心台湾的军事、 政治情况，并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台湾的防御力量，以备西方列强的入侵。
首先，恢复班兵制。台湾设郡之初，清政府决定实行更戍制，由内地调兵更番驻守，三年为期，兵额为一万四千余名，防守力量相对比较强大。但是，在咸丰年开始，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各地兵员不够调拨，便从台湾抽调兵力，使得更戍之制名存实亡，实际戍兵仅有四五千人。左宗棠在奏折中揭露了当时台湾军政的腐败情况，认为“以前台湾道设有道标，以备调遣，近自道标裁撤，遇有剿捕之事，文员不得不借重武营，一任其虚冒侵欺……武营纵兵为奸，营兵以通贼为利，全台之患，实由此起。”他建议：“今欲复兵制，则宜遵班兵旧章；欲重道员事权，则宜复设道标”，主张镇兵仍由道察看，以互相维制，从而“军政可举”。（注：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 年版， 第136页。）对于台湾的吏治腐败，他严加整顿，选调得力官员。 在台湾道员、总兵两个海疆要职上，他亲自遴选，破格提拔“守洁、才长、兼通方略”的福建盐法道吴大廷调补台湾道员；又将功勋卓著的原福宁镇总兵刘明灯调补台湾镇总兵，在这两人的努力治理下，台湾的军政情况不久便大有起色。
其次，兴办船政。台湾水师原设军舰九十六号，但在左宗棠主持闽浙时，只舰无存。每年派发的修船费用均被文武官员“虚冒侵欺”，中饱私囊。左宗棠针对这种现象，决定“移此款项制船巡洋，募练水兵，以求实效”（注：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 136页。）。为了增饷练兵，左宗棠还将金门改设副将，由福建水师提督专辖，裁并了一批冗员，其所裁俸禄、薪乾均纳人练兵之饷，一举双得。
在主政东南的这段时期，左宗棠深刻领会到了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事实，迫切地想兴办船政，加强中国的海军建设。1864年6月， 左宗棠向清政府提出了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奏请。他说：“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但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船舰横行于中国沿海，“星驰＠①举，无足当之”；因此，“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注：《拟购机器雇洋匠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3册，第61页。 ）左宗棠办理船政局，是服从于“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指导思想的，是要“尽其（指西方）所长归之中土，相衍于无穷”（注：《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上（书牍）卷八，第63页。）。事实证明，正是有了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才有了我国第一家机器造船厂，有了第一所船政学堂，有了第一代轮船布防于沿海七省。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当时的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即被任命为台防大臣，率福州船政局制造的15艘轮船加紧布防于台北、澎湖、厦门等地，使侵台日军感到“抵台南之船非中国新船之敌”（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四，第4页。），未敢再有下一步侵略行动。兴办船政之举， 极大地加强了包括台湾在内的东南沿海防务，充分显示了左宗棠的远见卓识。
左宗棠还注意到“台湾物产丰饶”，是“产米之乡”，主张“立社仓，广谋储积”；驻岛官员对居民要“顺其性而抚之，勿有扰害”，以后“无论输款内附，供粮当差，于国家有益无损”（注：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37页。）。 左宗棠考虑到台湾是沿海重镇，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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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东渡一行”，实际考察，只因为调令已到，他只好遗憾作罢。离职前，他寄望于两位台湾官员“绸缪未雨，为东南奠此岩疆”（注：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37页。）。 这表明了左宗棠对台湾重要战略地位的充分认识。

二、1867—1881年：身虽西行，心忧孤岛安危
1866年12月，左宗棠离开福州，奉旨调任陕甘总督。虽身处西北边塞，但他并没有偏安一隅，仍然牵挂着中国的内外局势，担忧台湾的安危。
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从19世纪70年代起，日本就把朝鲜、琉球、台湾作为其侵略的主要目标。1874年初，日本成立了台湾事务局，密谋侵台。5月6日，一股侵略军在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的指挥下在台湾南部琅峤（今屏东县）登陆，进犯台湾。清政府急忙调派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率领船队赶赴台湾布防。
远在异地的左宗棠闻讯后，立即给沈葆桢致信，说：“贼图逞志于此，必先上岸作埠头……我军水陆兵力，乃可制此凶锋。”（注：《与总理海防沈幼丹大臣》，《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第20页。）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又强调“水陆防剿，均宜兼筹。”他认真分析了海防形势，指出：“闽中各郡半滨大海，台防有警，各郡海口均宜设备。台郡地形如梳，延袤千有余里，均需严密布置……滨海各省均须戒备。”他对李鸿章派枪队援台深感欣慰，却又担心“惟不知人数若干，此外可有续派否？”鉴于福州船政局已派出15艘轮船赴台，而沈葆桢又被任命为台防大臣，他对台湾防务充满信心，认为“幼丹志虚忠实，久悉中外情形”，“以事理而言，自能有济。”（注：《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上，第20－23页。）后来的结果证实了他的预测。由于沈葆桢在台湾采取了有效的防御措施，使得日军的侵台气焰受到遏制，迫使日本政府将对华重心从军事上转到外交上面，依靠外交来压迫清政府就范。
10月，软弱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台事专条》，规定中国不仅赔银50万两，还要承认此次侵台事件是“保民义举”。这一现实使左宗棠受到很大触动，他认真总结了这次海战的经验教训。在上总理衙门论海防问题时指出：“从前设炮台，有不得地势者，有不如洋式者，有和议定后虑以更置启论端者。今既言防，不能不慎益求慎。”在论及如何设置炮台时，他建议采用“铁制”和“砖砌”两种炮台样式，“台上所设大炮，宜对准船上来路”，“炮床下宜按活轮，随时取准”，“水面阔，按大炮，水面狭，按次者小者。再能如西人测定坠数，施放则用炮，设台能事毕矣。”通过这次海战，他十分重视水雷的重要作用，要求福建船政局学造水雷，“如其有成，则海防固而费亦可节也。”（注：《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上，第50－52页。）
19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俄国出兵伊犁和日本侵台事件相继发生，中国的西北边塞和东南沿海同时面临着严重的局势，塞防与海防之争由此展开。左宗棠作为内地总督，在阐述塞防重要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海防的意义，强调“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注：《交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粮运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6册， 第192页。），“轮船能控驭四海， 实国家久远之规”（注：《请敕闽省的拨船经费版》，同上，第5册，第351页。）。在沿海局势上，他分析道：“就海防分言之，闽、粤、吴、越、燕、齐及孤悬各岛，凡可收船寄＠②之处，均宜逐加察勘而预为之防，固也。”他强调台湾等处为“各岛之要”，“宜严为之防”（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八，第23页。）。作为一个内陆大臣，左宗棠能从全国大势出发，强调海防与塞防并重，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三、1881—1885年：抗法保台，遗恨壮志未酬
1881年10月，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为了应付法国的侵略行动，保卫国家利益，左宗棠一方面抵制李鸿章推行的投降外交政策，一方面加紧在两江辖区整军经武，准备战争。他的爱国主张遭到了以李鸿章为首的投降派的忌恨。1884年他调任离职，后到军机处行走。同年8月，法国远东舰队的三艘军舰突然袭击基隆；23 日，法军再次发动袭击，炮轰闽江水师船只，在投降派的干扰下，中国军舰仓皇迎战，敌众我寡，再加上准备不足，闽江水师全军覆没，马尾造船厂也被轰毁。消息传出后，举国震惊，朝野哗然。9月8日，在一片主战的呼声中，清政府重新启用已被“移置散地”的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来挽救东南危局。时已七十三岁高龄的左宗棠，“仍是伏波据案之慨，其志甚坚，其行甚急”（注：《醇亲王奕＠③致军务处尺牍》，《中法战争》（近代史资料丛刊）第5册，第52页。）， 扶病赴任。
12月14日，左宗棠率军抵达福州。城内正因马尾之败和法军占领基隆而人心惶惶，左宗棠的到来，使福州人心大定。此后的一段时期，左宗棠有关台湾的言行可分为三个方面。
（一）面对严峻的战场形势，果断采取一系列军事保台措施。
第一，派援兵赴台。左宗棠到福州后两天，就详察了台湾情形，上奏必须“妥筹赴援”台湾。他一面“密敕刘铭传速督所部克日进兵，规复基隆”，一面根据法军对台湾海面的严密封锁情况，派杨在元“密赴厦门一带确探情形，设法雇船暗渡营勇援台”，并计划等南洋舰队的舰船来援助时，“调兵分扎马祖澳芭蕉山等处，以图首尾牵制，不任其肆意久据”（注：《行抵闽省详察台湾情形妥筹赴援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第39－40页。），从而冲破法军对台湾海峡的封锁控制，驱逐其出台湾。但是，南北洋舰队的增援舰船却迟迟未来，左宗棠“焦灼万分”，最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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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王诗正统率“恪靖亲军”三营陆续开赴泉州一带，令杨元从厦门“驰往该处准备渔船多只，俟王诗正兵勇取齐，扮作渔人黑夜偷渡。”左宗棠还嘱咐王诗正抵台后遇事要与刘铭传禀商，但又强调：“军情瞬息万变，如有机会可乘”，“亦准相机行事，不必过于拘牵”（注：《派员援台并会筹一切情形折》同上，第43－44页。）。12月底，王诗正统率部队分批渡过了台湾海峡，抵达台南，增强了台湾的防卫力量。刘铭传、王诗正督率各军奋勇拼杀，打退了法军的多次进攻，终于保住了台湾。法军企图控制台湾的阴谋破产。
第二，整顿闽江防务。为了防止法军的再次内犯，左宗棠分拨兵勇驻守长门、连江、东岱等各闽江要隘。在要隘口构筑阻塞工事，树立铁桩，横以铁绠，没入水中，“敌船至则起绠以阻之”。并在险要处“建筑炮台，按放炮位，派兵驻守，可资捍卫而遏敌冲。”（注：《派员援台并会筹一切情形折》同上，第43页。）1885年2月， 左宗棠与闽浙总督杨昌浚前往海防前沿巡视，历经南台、林浦、马江等地。在会晤福州将军穆图善后，决定撤去闽江口水道标志，沿江布设水雷。通过检查防守情况，左宗棠自信地说：“如狡寇果来，势难插翅飞过。”（注：《会阅海口炮台严备闽防并待船援台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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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卷六四，第1页。）
另外，左宗棠还在福州、福宁、兴化、泉州四府各海口，设立团局，办理渔团，“勤以步伐，犒以资财，动以功名，慑以利害”（注：《办理各海口渔团版》，同上，卷六三，第48页。），以御外侮。通过这些行动，福建、台湾的防务大为加强，法军除株守基隆外，再也不敢深入闽江，侵犯沿海省份。
（二）关心台湾民用工业的发展。
左宗棠深知台湾资源丰富，主张积极发展民用工业，从而进一步开发台湾。他很早就有过“阜民即所以裕国”的主张，认为人民生活充足才会有国家的富强。当时的沿海农民多种蔗熬糖，但由于农民手艺粗糙，技术落后，生产的糖根本不能与外国的相比，外国厂商往往大量购买这种红糖，然后在香港将其提炼为白糖，一部分带回本国，一部分又重新高价出口到中国，从中牟取暴利。左宗棠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便决定在产甘蔗较多的台湾仿照外国办糖厂。具体计划是先派熟知糖务人员，亲赴美国产糖的地区，“参观做法，购小厂机器，兼雇洋工数名来华试制”；然后，“考定得糖实数，另议章程，或购蔗制糖，或代民熬煮，民利仍还之民，官止收其多出之数。”在处理其间存在的官商矛盾时，他强调官办不如商办，“以官经商，可暂而不可久”，“官办既还，止收岁课，不必派员管厂。”糖厂可由那些“不搭洋股”的商人“呈资人股”兴办（注：《试台办糖遗利以浚饷源折》，同上，第54－55页。）。
左宗棠主张兴办近代工矿业，“以官办承其先，而商办承其后”（注：《与周谓臣提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三，第24页。），他批评官办的基隆煤矿时说：“即台郡近事言之，鸿荒乍辟，物产丰盈，煤矿樟脑本有可言之利”（注：《答何小宋制军》，同上，卷一九，第7页。），但由于单纯官办使效益不好，希望“听商经营”。
（三）倡导台湾建省。
1885年4月，李鸿章在中国军队大胜法军的大好形势下， 与法国政府代表在巴黎签订了《中法简明条款》，清政府下令撤兵。对此，左宗棠内心万分悲痛，上奏“要盟宜慎，防兵难撤”。他指出：“法夷犯顺以来，屡以忽战忽和误我大局”。如今基隆、澎湖仍被占领，“岂可再涉含糊耶？”“如果基澎不邃退还，则当道豺狼必将乘机起噬，全台南北不独守无可守，抑且防不胜防。此要地之不得不争，所宜慎之于先者也……此边防军不可遽散，所宜防之于后者也。”（注：《密陈要盟宜慎防兵难撤折》，同上（奏稿），卷六四，第22－24页。）言辞恳切，充分表达了这位海疆大臣对台湾等沿海要地的高度重视和一片赤诚爱国之心，怎奈当权者不听奏告，左宗棠满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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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国热情，却也“回天乏力”。
6月，左宗棠身体病重，奏请告退。在这种情况下， 他仍连上两折，对保卫台湾和加强海防提出了颇有远见的建议。他从东南沿海的战略形势出发，认为台湾必须迅速改建行省。他说：“今日之事势，以海防为要地，而闽省之筹防，以台湾为重地”；“台湾孤峙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请移福建巡抚驻台湾，以资震摄。”（注：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403页。）台湾物产丰富， 每年物产关税收入“有盈无绌”，因此要继续开发台湾，“自然之利，不为因循废弃”，以便台湾获得更大发展。台湾建省，必将有利于中央的管辖，而且可以整顿军备，加强吏治，疏浚利源。（注：连横《台湾通史·职官志》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7页。 ）左宗棠在奏折中还提出了专设海防大臣的建议，以全面统筹中国的海防大业。
9月5日，为中国东南海防耗尽心力的左宗棠病逝于福州。临终之前，他口授遗折：“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注：《左文襄公实录》第8页。）出师未捷身先死，东南百姓闻此恶讯， “无不扼腕深嗟，皆谓朝廷失一良将，吾闽失一长城。”（注：《中法马江战役回忆》，《中法战争》第3册，第139页。）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正式采纳左宗棠的意见，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台湾设立行省，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同一天，下令设立海军事务衙门，命奕＠③总理海军事务。左宗棠生前的两个遗愿终于实现。
左宗棠在生命的最后20多年中，尽自己所能为保卫台湾和开发台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在加强台湾防务的过程中，他表现出了图强求富的进取精神和反抗外敌入侵、维护领土完整的大无畏爱国热忱。“海防善后事孔急，将士还须猛着鞭”。左宗棠对海防的关切之情和奋斗不息的拼搏精神，永远值得正处于海洋世纪的每一个中国人学习和思索。
【资料来源：《台湾研究集刊》1999年第2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75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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