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丘逢甲离台内渡考

抗日战争-丘逢甲离台内渡考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抗日战争-丘逢甲离台内渡考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丘逢甲离台内渡考

在中国近代史上，丘逢甲可算是争议较大的历史人物之一。百年以来，不管历史环境如何变幻，但对丘逢甲的争议却始终不断。在所争议的问题中，以离台内渡一事为焦点，成为评价丘逢甲的关键所在。笔者多年来涉猎所及，亦有所得，胪陈如下，以供进一步讨论。
一、丘逢甲离台内渡的时间
关于丘逢甲在乙未抗日保台运动中的表现，笔者曾发表《丘逢甲与乙未抗日保台运动》一文，说他在此期间做过三件事：一是筹建抗日义军；二是争取外援保台；三是倡导台民自主保台。因此，对于他在推动台湾抗日保台运动中的贡献，应该给予肯定。（注：吴宏聪、李鸿生主编《丘逢甲研究—1984年至1996年专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136。）该文没有论及他离台内渡的时间，因为此前十余年，笔者曾撰《丘逢甲乙未保台事迹考》一文，已经指出：1895年7月下旬，丘逢甲写下了抒发满腔悲愤的《离台诗》六首，始内渡广东镇平县原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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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学术研究》1984年第4期，又见拙著《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59页。）故不再重复了。问题是对于“7月下旬”这个时间，有的论者仍有怀疑，所以很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笔者之所以确定7月下旬为丘逢甲离台的时间，是根据其弟丘瑞甲所撰之《先兄仓海行状》，内称：“先兄知事无可为，乃回台中，与先考妣仓卒内渡，时已六月初旬矣。”（注：《岭云海日楼诗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18页。）此“六月初”为夏历，即阳历7月下旬。此说为许多学者所接受。近有论者考定丘逢甲离台的具体时间为夏历六月初四日，即阳历7月25日。（注：吴宏聪、李鸿生主编《丘逢甲研究—1984年至1996年专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页。）如果从6月7日日军占领台北城算起的话，那么丘逢甲在台湾转辗参战的时间就达到48天了。
对于丘逢甲在台湾参战的时间问题，历来存在着一种美化的倾向。如称：“九月，台南亦陷，伏哭数日夜，得间乃返镇平。”（注：《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第12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59页。）或谓其“渡海盖在10月”。（注：蒋君章《台湾抗日军领袖丘逢甲》，《丘逢甲的一生》，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年版，第30页。）夏历“九月”也好，阳历“10月”也好，皆指台南陷落之时。说丘逢甲到10月21日台南陷落后才离台内渡，显然是夸大其辞，与历史事实不符。因为丘逢甲本人说得很清楚：“中部驰援，半道遇敌，旬月之战，虽不大挫，而终莫支。”（注：丘晨波主编《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第263页。）连他自己都承认在台湾参战是个把月，也就是到7月下旬，怎么能说他一直坚持到10月下旬呢？
当然，对于丘逢甲在台湾参战的时间问题，还存在着一种贬低的倾向。早在日据台湾不久，时人连横著《台湾通史》，其卷三十六有《丘逢甲传》，称：“日军迫狮球岭，景崧未战而走，文武多逃，逢甲亦挟款以去。”（注：连横《台湾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21页。按：此书初版于日本大正十年，即1911年。）此说一出，影响极大，至今仍有学者信之。如称：“丘氏在北部抗战期间，却未闻有与日军‘开仗’之事实，而是紧随唐景崧之后‘挟款以去’，在大陆继续其‘文章抗日’”。（注：黄秀政《台湾割让与乙未抗日运动》，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71页。）语近讥讽，本不足怪，盖对连横所言深信不疑也。
那么，对于丘逢甲紧随唐景崧“未战而走”之说，能否拿出根据来呢？对此，有论者写道：
“唐景崧于6月6日内渡，故丘逢甲最早内渡时间应在6月6日以后；而依前述，丘逢甲内渡后所做之《乙未秋日归印山故居周游仙人桥作》诗，可证明1895年秋日时丘逢甲已内渡。按蕉岭俗，秋日又称为立秋。1895年立秋为8月12日（引者按：应为8月8日之误），因此，丘逢甲内渡之时间应在1895年6月7日迄8月11日（引者按：应为8月7日）之间。再以丘念台所著《我的奋斗史（岭海微飙）》一书内所叙述丘逢甲一家内渡的路程加以检视（作者注：当时丘逢甲自梧栖港离台，达泉州，经厦门、汕头而至蕉岭，沿途曾居留个把月），并扣除由台湾至丘逢甲故乡蕉岭所必须花费的交通时间（作者注：丘逢甲内渡所花费的行动时间，由台湾至泉州10日，由泉州至蕉岭11日，共约21日），据此推算，丘逢甲离台之时间最晚应在6月下旬。”以此证明“丘逢甲不待转战便提前内渡”。（注：台中逢甲大学人文社会科教中心编印《丘逢甲与台湾历史文化学术研讨文集》，第89页。）
以上，用丘逢甲自己的诗来证明他回到镇平的时间，似乎言之有理，无懈可击，实则大有商榷的余地。暂置“未战先走”问题不论，先要弄清楚丘逢甲是否在立秋前就回到了镇平。将丘逢甲诗“秋日”解释为“立秋”，固可备一说，然并不符合诗的本义。旧诗中“秋日”泛指秋天，乃常见之语。如李白《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诗，其起句即称：“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陆游《秋日郊居》诗，据考证是作于绍熙三年（1193年）秋。（注：游国恩等《陆游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42页。）皆是。再看丘逢甲的另外两首诗：一是《潮阳东山张许二公祠为文丞相题沁园春词处旁即丞相祠也秋日过谒敬赋二律》诗，有“荒郊马冢寻遗碣，秋草萧萧白露中”、“悲秋怀古此登临……枯木寒鸦泪满襟”等句；一是《秋日藕华枉过山居次元韵》诗，有“骑驴晓入秋山里，来看丹枫万树霜”、“满路秋花散晚香”等句。哪还有一点立秋时的景象呢？即使是《乙未秋日归印山故居周游仙人桥作》这首诗，内称“一庵斜日坠红叶，万嶂秋空开碧莲”，并自注云“时岩桂正花”，也决不像立秋时候的光景。其实，从丘逢甲内渡途中所写的诗句看，便可知道他进入广东境内时已经是夏历七月了。他在汕头写的《＠①江秋意》诗：“西风一夜芦花雪，＠①浦秋痕上客衫”；在去潮州船上写的《潮州舟次》诗：“九秋急警传风鹤，万里秋痕过雪鸣”；进入梅州境的船上写的《舟入梅州境》诗：“凄绝天涯雁叫群，秋江一棹如斜薰”，可见他这一路上都是满眼秋色，所以每首诗里都离不开秋光的描写。更值得注意的是，丘逢甲翌年重游汕头，又写了一首《去岁秋初抵＠①江今仍客游至此思之怃然》诗，点明他去年内渡初抵汕头的季节为“秋初”。可见，丘逢甲回到大陆的时间必定在夏历七月以后。但也不会晚于八月十五日，他回到镇平后有一首《中秋夕乌石冈眺月同三弟菘甫作》诗可证。
由上述可知，丘逢甲于夏历六月初四日，即阳历7月25日离台内渡，约到夏历七月底，即阳历9月中旬始抵达镇平。认为丘逢甲在立秋（8月8日）以前便回到镇平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
二、丘逢甲离台前的抗日活动及内渡原因
对丘逢甲之为人所以争论不休，既然是由于他内渡引起的，那就需要把他离台前的活动及内渡原因搞清楚。
根据已经见到的指责丘逢甲内渡的文字，大体上可分为三类：第一，是将丘逢甲与在台抗日中牺牲的吴汤兴、徐骧相比。如称：“逢甲既去，居于嘉应，自号仓海君，慨然有报秦之志。观其为诗，辞多激越，似不忍以书生老也。成败论人，吾所不喜，独惜其为吴汤兴、徐骧所笑尔。”（注：连横《台湾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21页。按：此书初版于日本大正十年，即1911年。）后来之争议即以此为起点。第二，是将丘逢甲与唐景菘相比，意其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耳。丘逢甲死后，有人作挽联以讥讽之，有“唐总统涕泣誓师，乘隙腰缠偷内渡”、“地下若逢唐少保，拊心蒙面污魂过奈何桥”诸语，第三，是将丘逢甲自己的言与行相比，认为“为德不卒”。如称：“其未战而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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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之行为则与其先前所发表的激越言辞迥异；更何况丘逢甲在唐景崧不战而逃时，曾痛骂唐景崧，甚至表示要‘食唐景崧之肉’，但其行径却与唐景崧如出一辙，其言行未能合一，终为世人所讥。”（注：《丘逢甲与台湾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第90页。）这些指责用简单的类比方法，皆未免流于表面化，且受情绪化的影响，很难从中了解丘逢甲离台内渡的真实原因。
事实上，若丘逢甲真存内渡之心，他是有多次离台机会的。譬如说，当5月中旬清廷电谕台省大小文武官员内渡时，他可以名正言顺地同布政使顾肇熙、福建提督杨岐珍等许多官员一样离台；当6月初日军登陆澳底后，他可以像曾被推为台湾民主国议长、太仆卿衔台湾团防事务督办林维源那样离台；甚至当6月6日获知唐景崧既已内渡，他也完全可以紧跟台湾民主国内务大臣、刑部主事俞明震等人离台。为什么他计不出此，反而要到一个多月以后才内渡呢？这只能说明丘逢甲本未想离台，后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决定内渡的。
确实如此。筹建义军之初，丘逢甲激于爱国热情，决心抗日保台。他曾以工部主事、全台义勇统领的名义上书朝廷：“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死后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上对祖宗，下对百姓。如倭酋来收台湾，台民惟有开仗。”（注：《清季外交史料》，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卷，第5页。）这些话皆发自肺腑，决无夸张邀宠之意。因此，从乙未三月（4月）上旬开始，丘逢甲为义军布置防地，尽了最大的努力。他连日来徒步往来于崇山峻岭之间，身着短衣，以帕裹首，深入士卒，鼓舞士气。自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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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才绌，誓与士卒同甘苦，借结人心，故帕首短后衣，日周旋健儿间。”（注：丘晨波主编《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第259页。）与此同时，他还奔走于台北，反对《马关条约》中关于割台的条款，争取外援保台，并领导了自主保台活动。其重要成果之一就是5月25日成立的台湾民主国。直到此时，他对台民自主保台还是充满信心的。
但是，台北局势的发展却为丘逢甲始料所不及。唐景崧无所作为，根本控制不了局面。他信用广勇，而广勇毫无纪律，浸骄而不可制。6月3日晚，护卫营黄义德部索饷大哗，唐景崧不敢问。4日，“前敌溃兵入城，城中大乱。”（注：《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98页。）丘逢甲叹曰：“祸患之来，迫于眉睫，尚不能整饬军纪，徒畏葸游移，坐令其哗变，天下事尚可为乎？”傍晚，抚署火起，毁于一炬。丘逢甲睹此情景，精神大受打击。其《离台诗》第二首云：“虎韬豹略且收藏，休说承明执戟郎。至竟虬髯成底事？宫中一炬类咸阳。”便是追忆当时的心境。是夜，唐景崧微服奔沪尾。丘逢甲哭曰：“吾台其去矣！误我台民，一至此极！景崧之肉其足食乎！”（注：《中日战争》第6册，第401页。）他知台北局面已无可收拾，立即赶至其驻地南ｋàｎ＠②。
在此后的一个多月内，丘逢甲究竟在做些什么？对此，应该进行必要的探讨，以便对他作出正确的评价。因为人们批评丘逢甲，主要是两件事：一是不应唐景崧沪尾求援之电；一是他一直不参战，最后未战而走。其实，用这两条来指责丘逢甲，是没有道理的。
先看丘逢甲不应援台北事。据时人吴德功说：“［唐景崧］电催林朝栋、丘逢甲、杨汝翼带兵赴援。［五月］十三日（6月5日）电报曰：‘千急急赴援！’十四日（6月6日）曰：‘万急急速赴援！’……林朝栋、杨汝翼犹可云虽鞭之长不及马腹，而扎南ｋàｎ＠②之兵近在桃园，台北有淮楚军粤军十余营，外无一兵一卒可援，何以电文如此甚急，诸军视如弁髦？此岂人所能理解耶？”（注：《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第12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8—69页。）其对丘逢甲不应援之不满溢于言表。有论者认为：“吴德功为实际参与反割台运动之时人，其所著可信度较高。”（注：《丘逢甲与台湾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第86页。）从表面上看，吴德功所记固是事实，问题是他并不真正了解内中的实情。台北清兵哗变，全城陷入混乱，且唐景崧已至沪尾，靠丘逢甲这支义军去稳定台北局势是难以做到的。此其一。丘逢甲义军的任务本是防守从南ｋàｎ＠②到后垅的海岸一线，防线长达百里，兵力单薄，而且极为分散，不仅集结、准备需要时间，而且也不可能一下子抽调多营，所以北上应援是无法一接到电报就立即做到的。此其二。何况丘逢甲义军不是不应援，而是正在联络其他各军，共谋率军北上。（注：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8页。）此其三。所以，不问实际情况如何，便指责丘逢甲不及时应援，是极为不妥的。
再看丘逢甲是否真的未战先走。丘瑞甲《先兄仓海行状》记：“未几，台北告急，先兄率所部往援。至途中而台北破，唐已先去。日兵乃由铁道南下，直至新竹县。义军力御，经二十余昼夜。”（注：《岭云海日楼诗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18页。）或有人怀疑这段记载的真实性，谓丘瑞甲乃逢甲之弟，“有可能为亲者讳”。（注：黄秀政《台湾割让与乙未抗日运动》，第86页。）其实，《行状》除个别句子如“至途中而台北破”叙述不够准确外，其所记主要事实是可以印证的。自丘逢甲回防后，即不断派人联络旧部，商北上御敌之策。1894年秋天，丘逢甲在台中招募义勇时，生员吴汤兴、徐骧、姜绍祖、丘国霖等投笔从戎，都成为当时著名的义军将领。他的《答台中友人》诗有“殉义谁彰故部贤”之句，自注云：“谓部下吴、徐、姜、丘诸将领。”其中，吴汤兴是丘逢甲在台湾民主国建立后，引荐给唐景崧的。“总统方急时事，逢甲言无不听，即给予汤兴统领关防。”（注：《中日战争》第6册，第336页。）徐骧、姜绍祖亦于当时成营，但“不立营垒，无事安居，有事候征调”。（注：《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第12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04页。）故称吴、徐、姜为“故部”。丘国霖虽是他的旧部，但又成为新编义军的诚字正前营管带，随丘逢甲驻南ｋàｎ＠②一带。6月10日，义军各营皆集合新竹城外。闻省城被陷，“拟袭台北，是日不期而会者万人，遍山漫野”。（注：《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第12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72页。）因按当初的分工，丘逢甲义军本来“专防中路，兼任筹饷；旋因省垣后路空虚，复调赴此”，以“兼顾省垣后路”，（注：丘晨波主编《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258页。）故荐吴汤兴为中部统领。此时仍推吴汤兴统领诸将。丘逢甲不仅令丘国霖带主力诚字三营来合，复派吴镇觥带靖字正中营前来参战。这时，日本间谍也探到消息，及时向日本军方报告中路义军约1000名转移至新竹县。（注：《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第12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99页。）11日，吴汤兴率诸将祭旗誓师，揭开了台湾军民武装抗日保台之役的序幕。
此后，各路义军分兵节节阻击自台北南下的日军。丘逢甲义军丘国霖诚字营表现十分英勇。据《让台记》载：“丘国霖引七百人，于二十五日（6月18日）抵新竹。越日，到大湖口接战。日军亦整队前进，枪子如雨，日军死者数十人。丘军猛搏不支，败绩而退。”到7月上旬，丘逢甲义军还参加了反攻新竹城的战斗。在连日的搏战中，丘逢甲义军损失很大，丘国霖也不幸牺牲，精锐丧尽，使丘逢甲精神上再次受到极大打击。于是，他便率余部退往台中。后来他有《林氅云郎中鹤年寄题蚝墩忠迹诗册追忆旧事次韵遥答》诗追忆此事道：“当年痛苦割台湾，未肯金牌奉诏还。苍葛哀呼竟何事？全军退保武峦山。”自注云：“割台之役，太仆（引者按：指林维源）仓卒内渡，予独抗议保台，卒乃转战支离，无成而去。武峦山，在台中。”吴德功也说：“丘逢甲之勇，前扎在南ｋàｎ＠②，亦奔回扎＠③东。”（注：《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第12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74页。）＠③东，今丰原潭子。可见，丘瑞甲所说“义军力御，经二十余昼夜”，还有丘逢甲复丘菽园书中所说的“旬日之战”，（注：丘晨波主编《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第263页。）皆是可信的。身临是役的吴德功曰：“自台北至新竹，沿途虽有铁路，而峰回路转，径仄溪深，丘壑皆可伏兵，易守难攻之地也。然台北一破，岩疆已失，日本已＠④其脑而拊其背。况朝廷已下割让之诏，唐帅渡厦，绅富挟资遁逃。在籍臣民欲抗朝命，不愿纳土归降，而饷械已竭，将非夙选，兵皆乌合，虽有抱田横之志，效丹诚于旧君者，而日军统常胜之师，居高临下，讵能维持残局耶？……是役也，诸军虽不能捍卫桑梓，子弟化为沙虫，识者嘉其志，未尝不悲其遇，何敢以成败论人哉？”（注：《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第12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8页。）这是客观的历史评论。无论如何，指责丘逢甲未战先走，未免太厚诬古人了。
当时，在丘逢甲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是整师再战；一是离台内渡。他起初是倾向于前者的。有论者根据口碑材料指出：“逢甲进退俱穷，知事不可为，犹欲率众移东势（引者按：此地在今丰原东20里），再入山死守，长期抗日。”（注：廖隆盛《剖云行日：丘逢甲传》，《近代中国》第48期(1985)，第221页。转引翟本瑞《丘逢甲与义军保台抗日》，《丘逢甲研究—1984年至1996年专集》，第157页。）但他最终选择了后一条路。其所以如此，主要有以下原因：
其一，丘逢甲已成为日军搜捕的重要对象，藏身困难。6月6日，日军占领台北的前一天，即接到杂货商人辜显荣密报，将丘逢甲列为“匪首”。其密报称：
“本人为艋＠⑤之杂货商，行号称瑞昌成，姓名辜显荣，原住彰化县鹿港街。现台北巡抚，于清历二十日（我历4日）夜半逃走，于同时刻该巡抚官邸起火燃烧。基隆至台北沿道无一兵勇。台北府之良民，因被土匪掠夺金银货物，殊愿总督阁下率兵拯救良民，民等将沿街树白旗欢迎阁下入台。匪徒多为新竹及彰化地方人，俟阁下入台后，逐加镇抚，必悉归良民。匪徒之首领为丘逢甲，原来系一读书人。”此见于日军侵略台湾档案。从此，日军多方侦察丘逢甲的踪迹。如从日军档案里还找到另外两份谍报：第一份，是10月9日“间谍土人”的报告：“据桃仔园居民谓：丘鸿［逢］甲……正勒兵守在新竹。”第二份，是10月10日德国商人的报告：“改革台湾政府之首创者为旧江头人，系一文学家（引者按：指丘逢甲），其人已逃亡南部，并正募兵图与我抵抗。”（注：《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第12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74—75页。）这些谍报，既证明上述丘逢甲义军在新竹一带抗敌之事不虚，也证实了丘瑞甲《先兄仓海行状》“日人搜求急”（注：《岭云海日楼诗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18页。）之语的可靠性。时人记他为避日军之“严索”，“窜身深箐穷谷间”。（注：《中日战争》第6册，第402页。）在敌人搜求甚急的情况下，以其身为台湾著名人士，确实是藏身不易的。
其二，帮办吕赓虞的叛变投敌使义军难以为继。吕赓虞为丘逢甲之多年好友，1894年秋曾赞助过丘逢甲筹办义勇，丘逢甲称他“赞助之力为多”，倚之为左右手。1895年春，义军成军之初，丘逢甲请设营务处，以吕赓虞为帮办。唐景崧未许，丘逢甲为之力请，谓：“其在军极为得力，不便令去”。并提出：“若使全军赞助之人纷纷告退，则逢甲一人难独自办理，丛脞必多。”（注：丘晨波主编《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页。）唐景崧碍于丘逢甲的情面，终许之。未料到为丘逢甲所厚爱的吕赓虞却叛降日人，使义军余部犹如雪上加霜。丘逢甲《重送颂臣》诗有“人情易翻复，交旧成鬼蜮”之句。自注云：“指部将吕某叛降倭事。”这样，丘逢甲身边只剩下部将谢道隆一人了。就在此时，“尤有甚者，谣传唐景崧内渡前，台北曾发库银十万元担送台中，为逢甲及部将谢道隆吞没。义军或不察，信以为真，遂多逃亡，人心涣散，号令不行。”（注：丘逢甲研究—1984年至1996年专集》，第157页。）处于内外交困之境的丘逢甲，确实感到无力支撑了。
其三，也是最主要的，乃是丘逢甲深感自己无力回天，眼前又找不到像郑成功那样的伟人，实难扭转危局，只有等待时机再图恢复。早在《马关条约》签订时，他便驰书唐景崧称：“浩劫茫茫，未知天心何属，于今令人思郑延平一流人不置。”（注：丘晨波主编《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252页。）他期待唐景崧能效法郑成功，但他的希望落空了。他后来在许多诗里称颂郑成功，如《有感书赠义军旧书记》诗云：“谁能赤手斩长鲸，不愧英雄传里名？撑起东南天半壁，人间还有郑延平。”他因做不到郑成功那样的传业而自愧，称自己是“腐儒”（《读史书感》、《怀秋》），以此进行自责。他还仰慕马援，“重使交趾复”（《和晓沧买犊》），更希望世间真有虬髯客这样的传奇人物，“未必扶余属别人”（《有书时事者为赘其卷端》）。既然在现实中还没有出现郑成功一流人物，自己在台湾又已难有所为，就不能不考虑另外的出路了。“此间非死所，能不变计亟？”（《重送颂臣》）“人生只一死，死况忠孝全！”（《重九日游长潭》）在他自觉不能忠孝双全的情况下，只有尽孝之一途了。因为“亲在谋所安，况乃虏烽迫”（《重送颂臣》），手下唯一的旧部谢道隆也极力劝说，他终于决定离台。此时，丘逢甲仍希望于有朝一日卷土重来，规复台岛，于是写下“卷土重来未可知，江山亦要伟人持。成名竖子知多少，海上谁来建义旗？”（《离台诗》）的诗句，而奉父母由梧栖港登舟内渡。多少年后，他还一直以复土雪耻自誓，《再叠前韵》诗云：“卷土重来心未已，移山自信事非难。……地老天荒留此誓，义旗东指战云寒。”所以，丘瑞甲《先兄仓海行状》所说“先兄知事不可为，乃回台中，与先考妣仓卒内渡”（注：《岭云海日楼诗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18页。）的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根据以上所述，可知丘逢甲是矢穷内渡，而决不是未战先走。论者或将他与毫不抵抗而仓促内渡的唐景崧、林朝栋、杨汝翼等人相比，是完全不恰当的。
三、丘逢甲“挟款以去”辨诬
一般论者指责丘逢甲，主要是“未战先走”和“挟款以去”两个问题。所谓“未战先走”，现已证明并不真实，那么，“挟款以去”是否事实呢？对此，需要进行一番考辩。
“挟款以去”说来自连横所著《台湾通史》之《丘逢甲传》，称：
“丘逢甲任团练使，总其事，率所部驻台北，号称二万，月给饷糈十万两。……日军迫师球岭，景崧未战而走，文武多逃，逢甲亦挟款以去，或言近十万云。”（注：连横《台湾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21页。按：此书初版于日本大正十年，即1911年。）前言“月给饷糈十万两”，后谓“挟款已去，或言近十万”，上下对应，给人以真实之感，便不去察其真伪。但是，他并未拿出证据来，且又加上“或言”二字，显然是得自传闻。此事流传甚广，读者耳熟能详，久而久之，更不再去考虑什么“或言”了。连横以前，在文字中涉及此事的时人有四位：
（一）易顺鼎《魂南记》：“时守台中之道员林朝栋、杨汝翼、主事丘逢甲，皆拥巨赀，弃师潜逃。”
（二）吴德功《让台记》：“丘逢甲之勇前扎在南ｋàｎ＠②，亦奔回扎＠③东，各领银饷三个月。”
（三）思痛子《台海思痛录》：“奏派在籍兵［工］部主事丘逢甲广募民兵，以辅官兵不逮，称为义勇统领，……营官不领薪水，逢甲月支公费数百金，兵则食数军之半饷，器皆取给于官，或听民自捐。不立营垒，无事安居，有事候征调。数月之间，逢甲领去官饷银十余万两，仅有报成军之一禀而已。”
（四）洪弃生《寄鹤斋诗话》：“昨年时事破碎，（逢甲）闻唐抚弃台西遁，己遂弃义军仓皇渡海，军饷不发，家屋尽被部下所焚。”他们的这些记述，也就是连横“或言”的来源。然对其稍作检阅，便可知决不可轻信。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以上引语在关键之处皆用疑似之词，甚至自相矛盾。如《魂南记》说的“巨赀”，是军饷还是私产，却不明言。谢汝诠《进士丘逢甲先生》诗有“家资席卷随唐遁”之句，其后又撰《乙未抗日什记》一文，注说：“家资席卷云者，以丘师只收拾家财，别无所取。”（注：《丘逢甲与台湾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第104页。）丘逢甲不过中产之家，即使席卷家资也不能说拥有“巨赀”，可见其夸张不实也。《寄鹤斋诗话》所说的“军饷不发”是军饷不继还是扣而未发，也并不作出明确交代。丘家房屋被焚是实，却不是丘逢甲部下所焚，而是日人所为。（注：《岭云海日楼诗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18页。）一言之差，既错怪了前人，又误导了后来者，遗害甚大，为文岂可不慎！《让台记》和《台海思痛录》所记领饷事，连时间都十分含糊，难以令人置信。后者更是出奇，既然兵勇“无事安居”，怎么还要食“半饷”？既然，“营官不领薪水，逢甲月支公费数百金”，怎么几个月就“领去官饷银十余万两”？可见，“挟款以去”说并无真实材料，只是道听途说，不加详考，任意臆测，缀而成文，极不严谨，何足凭信？这几位作者皆应在前贤之列，相信决不会有意诬枉丘逢甲，而是由于他们根本不掌握真实的第一手材料的缘故。请故意：他们虽是当事人，却又是局外人也。不过，这个前人无法弄清楚的问题，今天根据已经掌握的材料却有可能解决了。
首先，不妨先了解一下义军是何时开始领饷的。丘逢甲开始招募义勇，是在1894年秋季。他的乙未诗稿有一首《菊花诗》：“去年菊花时，奔走为戎装。枕戈待旦心，力筹保鲲洋。”即指此而言。但当时的义勇并无正式的编制，也无粮饷可领。唐景崧在是年10月28日的奏稿中说得很清楚：“臣于闻警之初，即商邀在籍工部主事丘逢甲，遴选头目，招集健儿，编伍在乡，不支公孥，有事择调，再给粮械。现台湾府所属四县已挑集一万四千人，编为义勇二十六营，造册前来。南北两府，并令丘逢甲一体倡办。该主事留心经济，乡望式符，以之总办全台义勇事宜，可以备战而固民心，于防务不无裨益。”（注：《清季中日韩交涉史料》第6卷，第3888页。）与《台海思痛录》系私人记述不同，此乃官方正式文件，理应以此为准。可知当时招募义勇只是“遴选头目，招集健儿，编伍在乡，不支公孥”，以备“有事择调”而已。这种局面维持了半年有余，直到夏历三月初（3月下旬），丘逢甲由唐景崧奏准改刊“统领各路义军关防”，才是义军有正式编制之始。亦即从此以后，义军始有粮饷可领。《台海思痛录》作者由于不了解其体制变化，将义军成立以前和以后的情况混为一谈，以致引起后人的误会和费解。
其次，还要看一看义军支领粮饷的实际情况。如果说夏历三月义军才开始支领粮饷的话，那么，到唐景崧于五月二十日（6月4日）离开台北也只有不到两个半月的时间。按当时通用的湘淮军饷章，每营饷银大建月支2892.20两，小建月支2802.46两。还有一条规定：“哨官以次，均以日算，奉扎招勇，未经大营点名，其勇丁、勇夫，均有小口粮。至大营，上宪委员点名后，始起支大口粮。其小口粮之制，勇丁、勇夫一律每名给制钱100文。”（注：罗尔纲《湘军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4页；《晚清兵志》卷一，《淮军志》，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9—40页。）当时钱价涨落不定，按法定比价计算，约合银1.4钱。丘逢甲仿湘淮军编制，而营哨规模缩小，创建“小营”之制。所谓“小营”，就是每营正勇280人，与湘淮军规定每营正勇336人，减少近两成。所以，他要求唐景崧拨款每日每营按2000两之数支给。（注：丘晨波主编《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第246页。）但是，唐景崧未予允准。当时，丘逢甲统领义军共10营，其中自带5营，即诚字3营、靖字1营、捷字1营，信字3营，由丘逢甲之兄先甲分带；良字2营，由进士陈登元分节。从现存的有关资料看，除良字2营外，其余8营粮饷皆由丘逢甲经手支领。试看丘逢甲致唐景崧函称：“靖字营借饷外，请另借八千两，五千济本军之急，以三千给家兄带往防地也。”（注：丘晨波主编《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第244页。）丘逢甲自带五营分5000两，丘先甲分带3营分3000两，每营各1000两，一月之饷也。可见，《台海思痛录》所记义勇“兵则食数军之半饷”，是对的。今满打满算，8营义军支领了两个半月的粮饷，共计20000两。即使像《让台记》所说那样，丘逢甲“各领银饷三个月”，也才合计24000两。何况这些饷银都要及时分发到各营，丘逢甲怎么可能有10万饷银可挟呢？
复次，还必须考察卷饷之谣的来由。尽管丘逢甲挟饷10万两以去为不可能之事，那么，关于“数月之间，逢甲领去官饷银十余万两”的谣传真是凭空而来吗？据丘琮《怙怀录》说：“挟饷之谣，实由叛将吕某为倭捏倡也。”（注：转引徐博东、黄志平《丘逢甲传》修订版，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301页。）“吕某”，即吕赓虞。吕赓虞的背后是日本人，可知是日本人导演了这次造谣活动，其目的是败坏丘逢甲在社会上的声誉，使之威信扫地，以瓦解义军。人们或不知真相，故反为日本人所愚。尽管如此，也确有巧合之事，更加重了丘逢甲卷饷的嫌疑。时人姚锡光《东方丘事纪略》称，唐景崧就任时，台湾藩库尚储银40万两，到去时仅存银24万两。（注：《中日战争》第1册，第93页。）这16万两白银的下落竟成了历史之谜。于是，人们很容易将此事与丘逢甲领饷10余万的讹传联系起来，成为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正由于此，有论者认为：“在兵马倥偬中要证明丘氏卷逃相当不易，反过来要丘氏自己证明自己未卷逃则是事实的不可能。后人更不可能证明其是否曾经卷逃。因此，讨论这个问题不可能有结果，也无实质意义。”（注：《丘逢甲研究—1984年至1996年专集》，第199-200页。）更有论者认为，“这一历史公案实无讨论之必要”，不如任其“说者自说，疑者自疑”。（注：《丘逢甲与台湾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第87页。）事实上，问题不见得就到了不可解决的程度，关键是能不能查到这16万库银的真正下落。兹据当时日本间谍的侦察报告，可知在6月4日夜，唐景崧离台北后，于5日凌晨1时“带兵官四百人，逃至沪尾，居民得悉，乃鸣锣予以追击。唐逃上轮船，沪尾居民追之码头，放枪击之。一小时后，沪尾之王统领追至船上欲杀唐，唐涕泣求命曰：‘余将赠足下十六万两。’终购得一命。”（注：《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第12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99页。）“轮船”，指德国商船鸭打号(Arthur)。“王统领”当是驻沪尾的定海营统领王佐臣，因为据日军驻台陆军参谋部调查，当时台北至沪尾一带的清军只有这一位姓王的统领。（注：《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第12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16页。）唐景崧在此危急时刻，不得不答应将在此以前已经汇走的16万两银票交给王佐臣，以换取一条活命。又据淡水关税务司马士(H.B.Morse)给总税务司赫德(Sir Robert Hart)的报告，王佐臣既拿去16万两的银票，又强行搬走了船上“海关银号人员携带约三万两现银”，“在军队内悄悄瓜分。可是他们还嫌这个数目不够，就将海关委员从船上带走。”（注：《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6页。）后经陈季同出面斡旋，由海关凑足5000银元，又在德舰“伊尔提斯”号的护卫下，唐景崧一行才得以于6日上午8时30分乘“鸭打”号驶出港外。这终于揭露出台北16万两库银下落的秘密。
或者有论者要问：仅凭唐景崧“余将赠足下十六万两”这句乞求饶命的话，怎么就断定这跟藩库短缺的16万两白银是一回事呢？其实，唐景崧盗走库银的事，在当时的台北已是公开的秘密。英国驻淡水领事金璋(Lionel Charles Hopkins)于1895年4月24日写给其驻北京公使欧格讷(Nicholas R.O'Conor)的报告称：“据我所知，自从割让台湾的消息传来以后，人们便普遍完全错误地怀疑包括巡抚在内的官员们企图偷偷逃往大陆；更为严重的是，他们相信通过敛取税金得来的政府财款也将被运走。”（注：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Series E,Vol.5, Sino-Japanese war and Triple Intervention,1894-1895, Bethasds, University Publicat

中国历史伟大的爱情故事

ion of America, 1894,P.356。）这种怀疑只是胡乱猜测，还是确有其实呢？这样隐秘的事情，虽然可能瞒过外人，但决瞒不了抚辕亲兵。不久，果然发生了大闹抚署的事，其为首者正是原抚辕亲兵李文奎。“李文奎者，原直隶保定游匪，从淮军渡台，得保外委，充抚辕亲兵。”（注：《中日战争》第1册，第98页。）后来可能被借故与其他5名亲兵一起革职，（注：Sino-Japanese War and Triple Intervention,P.357。）因而怀恨在心。4月22日这天，唐景崧命婿余某送母内渡，由亲兵沿途护卫。署衙守卫单薄，李文奎便带领一伙人冲进，杀中军副将方元良及亲兵等共7人。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闻讯，及时率兵弹压，才平息这场骚乱。然而，唐景崧不但不惩办乱首，反而“令充营官以安之，令募缉捕一营”。（注：《中日战争》第1册，第92页。）这样的处理，不禁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唐景崧为掩盖盗银的隐私，用这种办法来堵住李文奎的嘴。
这种推测对不对呢？据4月29日金璋向欧格讷续报的4月22日骚乱情况：当天晚上，城里还贴满了告白，号召“袭击拉普莱克—贾士公司(Messrs, Lapraik, Cass, and Co.)，因为他们负责保管巡抚前不久存放在那里的20万块银元，而这笔钱现已转移到神户去了。这就是造成本周局势动荡不安的根源之一。”（注：Sino-Japanese War andTriple Intervention, P.410。）可见，李文奎闹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唐景崧将20万银元由外国商人经手汇到日本神户去了。当时，有多种外国银元在中国流通，其中墨西哥银元最为常用。墨币俗称“鹰洋”，自1854年流入中国后，逐步成“为中国主要流通货币，约60年”。墨币行使最普遍的地区为华东及华南一带，台湾流通的银元当即鹰洋。关于外国银元与银两的比值，冯桂芬说过：“往常谓洋银重七钱三分，实银六钱五分，余铅八分，中国行用辄当八钱以上。”（注：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第107、122页。）尽管鹰洋在中国市场的价格涨落不定，但一般不会低于8钱。20万鹰洋正合白银16万两之数。金璋的报告与日本间谍的报告不谋而合，而且连数目也分毫不差，恰好相互印证。
至此，事情的真相业已大白：原来，这16万两库银早被唐景崧汇走，如今手中的银票又成了他的保命钱，不想竟讹传为丘逢甲“挟款以去”，他无端被此恶名，岂不冤哉枉也！
四、结论
基于以上所述，对于丘逢甲离台内渡的问题，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一）唐景崧于1895年6月6日离台后，丘逢甲并没有随之内渡，而是回到义军驻地南ｋàｎ＠②。随后，他带领义军辗转于新竹一带，后又撤至＠③东。及见事不可为，乃于7月25日奉父母内渡。（二）在此期间，丘逢甲诚字、靖字等营与其他义军配合，屡次与自台北南下之日军作战，其著者有大战大湖口、反攻新竹之役，兵虽败而功不可没。（三）丘逢甲支领义粮军饷顶多3个月，合计不过20000余两，本已拮据，捉襟见肘，何来10万两可卷？据考察，台北藩库所少的16万两，乃是被唐景崧汇走，决非丘逢甲领去，他完全是清白的。丘逢甲“挟款以去”说可以休矣！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鱼右加它
＠②原字山下加坎
＠③原字扌右加束
＠④原字是临的繁体字
＠⑤原字舟右加甲
（资料来源：《学术研究》2000年第10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74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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