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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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

一、美国中国学思潮中的“世界观念”与国内史学的关系　
如果从源流上考察，美国现代中国学可以说是在反传统“汉学”的境况下诞生的。（注：周勤：〈本土经验的全球意义——为《世界汉学》创刊访杜维明教授〉，《世界汉学》创刊号，页9。）概而言之，所谓传统“汉学”对中国的认识主要源于来华传教士的各种报告、著述、书简中拼贴出的一幅中华帝国的历史图景，如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利玛窦的《中国札记》等等就属于这类著作。（注：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页19-30。）这种对中国历史进行的“想象式建构”甚至影响到了西欧启蒙运动的舆论导向，如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就声称哲学家在中国“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和物质的世界”，从而借此对抗西方的宗教势力。（注：关于欧洲思想界对中国文明态度的转变，可以参阅许明龙：〈十八世纪欧洲“中国热”退潮原因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春季卷，页159-168。）按萨义德的说法，中国作为想象的异邦被“东方主义”化了。（注：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导论》，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页1-37。）只不过这种想象带有迷幻的赞美色彩。　
十九世纪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势力的拓展，西方现代化的普适逻辑逐渐支配了西方汉学界，特别是黑格尔关于非西方社会“没有自己的历史”的论断，（注：黑格尔说得非常明确：“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页23。））促使汉学界借助西方的近代发展趋势重新把中国想象成了一个停滞不前的国家。所以史景迁认为，对中国的“他性”的塑造，与西方的现实境遇有关。（注：史景迁(JonathanSpence)曾经指出：“我们面临这样一个文化矛盾：四百年来，欧洲人关于中国的真实知识中总掺杂着想象，二者总是混淆在一起，以至我们确实无法轻易地将它们区分开。”因此，在西方思想世界里，对中国的认识“想象往往比知识更重要”，“想象的力量足以创造或超越现实。”（史景迁讲演：《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16-17。）而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却与古典汉学研究(The Classical Sinology)的分析路径大相径庭。总体而论，中国研究变成了美国全球化总体战略支配下的“地区研究”(The Regional Studies)的一个组成部分，带有相当强烈的对策性和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这一特点可以从费正清的研究框架中体味出来，费正清的名著《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基本上阐述的是中国古代朝贡制度与儒家思想的渊源关系，通过探讨鸦片战争后的十二年内通商口岸条约制度的演变过程和上海外国税务司的形成，暗示中国朝贡制度在现代国际网络中的衰落命运。在另一本著作《美国与中国》中，费正清亦直接使用对立的两个概念：“集权传统”与“社会革命”，通过分析两者的关系喻示西方力量对中国停滞的传统具有决定性的改造作用。集权传统借助儒家思想渗透进政府、法律和宗教，甚至人道主义传统等方面，成为中国步入现代化的障碍，从而在无法适应现代化节奏时引发了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均是西方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换言之，任何“革命”都是西方社会发展进程的一个连续组成部分。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都是对传统结构的冲击。（注：在《美国与中国》中，费正清把全书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划分为受西方影响前后的两个时期，在第一篇中又特意以小标题提示“早期中国是个‘东方式的’社会”。参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页28-31。）如后人所论，费正清的“冲击——回应”体系带有较为明显的“官方史”(Official History)的色彩，由于其刻意强调中国传统的停滞和被动性，突出西方力量充满活力和发展的特征，中国社会只不过变成了现代化力量波及的对象之一，从中看不出中国历史有自生自发的转化和创新能力。虽然在五十年代初，费正清被麦卡锡主义者指责负有丢失中国的责任，但费氏的观点仍是美国透视中国历史、制定对华策略的主要依据。　
六十年代初，美国中国学界开始出现了试图摆脱这种对策性思维定势的迹象，后来崛起的批评者如柯文对费氏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费正清模式”过度关注于沿海贸易的地区，而没有把中国的其他地区如内陆的情况纳入观察视野；二是把一些中国内部的变化全部归结于“西方冲击”，从而忽视了从中国人自身立场出发理解历史真相的可能性。这一批评引发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型“地方史”研究的浪潮，其与传统“地区研究”的差异表现在逐渐淡化中国研究强烈的对策性色彩，而形成相对独立的对中国历史与传统发展的认识脉络，柯文把这种转向概括为“内部取向”和“移情理论”。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这次转向明显受到了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影响，即强调历史研究也应重新界定研究对象的范围，通过细致入微地对基层社会生活复杂图景的复原，深化对下层历史的了解。因为美国中国学的早期著作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侧重探讨中国近世史中西方自身所关切的问题：如鸦片战争、太平军、中外贸易、传教事业、日本侵略。而晚清以来发生的许多关于改革的言论采取的是处理内部事物的方法，与西方的刺激无关，比如“清议”就被看作是儒学内部的一场争论。这些现象的发生有可能仅仅是中国历史内部自身发展逻辑的一种近代表现。柯文强调说，选择历史事实的意义时取决于我们提出问题的方式，这又取决于我们关注时代演变的主观角度，其言外之意是反对历史发展的单向聚集的观点，强调对历史个别化特征的解释，否认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与共性，认为这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注：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版，页1-44。）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导向明显受到五六十年代殖民地独立时期疏离西方政治控制的背景影响，认为文化的多元共存是阐释非西方文化历史之真正意义的前提条件。　
中国“地方史”研究的兴起逐渐扬弃了费正清刻意观照中西碰撞下的宏大事件的叙事传统，六十年代以后，除个别学者如施坚雅尚提出了“经济区系理论”这样准宏观的解释框架外，美国中国学逐步转向了“区域研究”的中层分析。与美国中国学界的阐释取向相比较，中国历史学界对中国历史发展图景的解释，从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以来，也逐步转向了强调外力因素作用的轨道。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在《新史学》中首次提出“国民史”的概念，认为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应是激发国民意识的工具。梁氏观点的重要贡献就是把中国历史首次置入世界历史发展的格局之中加以重新定位，他首次承认，中国历史只不过是世界历史发展流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独立自足的文化实体，同时也承认对历史的解释不是一种文化秩序意义上的朝代循环和复古式的人类退化过程的分析，而是与世界其他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发展相关的一种具体表现，然而梁启超心目中的中国历史一旦从一种“地方时间”被纳入“世界时间”的流程，也面临一个巨大的心理转变，就是需要重新认定中国历史发展是否具有独特性，如果有，那么又如何与世界历史的总体趋势相协调和衔接。（注：例如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把国家思想的缺乏，归咎于数千年之史家“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85年版，页242。）　
到了三十年代，对中国史的解释继续被纳入到“世界时间”的进程之中，而且更加明确地带有线性进化观的取向，即历史的发展过程应有一个终极目标，对历史过程和现象的阐释由于与这个目标的设定密切相关，因此历史阶段的划分也必须以此目标为最终指向。同样，中国史作为一种“地区性历史”，也不应该具有自身的例外性，不应该作出独立的解释，而应是世界阶段性时间进程的印证，和与西方历史进行关联性比较的结果，著名的中国历史发展五阶段论的提出，就突出表现了中国历史学家对线性进化史观的执着信仰。　
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历史学界集中讨论的近代问题，特别是“三大高潮、八大运动”革命史框架的提出，都特别强调西方帝国主义的冲击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改变作用，当然，另一重要的历史维度即国内阶级矛盾的酝酿和激化所引起的社会变迁，也是与之并行不悖的另一条主线，但这条线索同样是在第一条线索不断刺激下发生的，也就是说仍比较强调外力的作用。所以我个人以为，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的解释框架与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有一体两面的效果，即都比较强调西方力量对中国本土社会冲击的决定性质，只不过两种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有所不同。费正清基于美国的战略思维，强调西方触媒对中国内部社会变革的主导作用，而基本忽视中国内部变化的传统依据何在，而中国学者则同时强调外力冲击造成的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和国内经济利益分配不平等造成阶级冲突这样两条双重线索，似乎比费氏的解释多了一些复杂性，也显得具有更多的合理性，但革命史的框架仍是围绕与西方相关的重大事件设计问题，而且这些事件的起因与背景大多与西方有关，讨论也以此为核心加以展开，所以其基本模式与“冲击——回应”说有相似的地方，只不过费氏强调西方冲击对中国社会现代化有利的一面，而革命史框架强调帝国主义对中国传统结构破坏性的一面，但两者都没有真正把中国传统自身的特性纳入考察视野，而是基本上把它视为负面的因素加以抨击。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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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日益深入，围绕革命史框架的纯粹政治史维度的解释逐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描述和定位所取代，一些原来被负面评价的历史现象，逐渐拥有了正面性的解释，原来属于外力侵略的一些历史内容，由于现代化国策的调整，其部分措施逐步获得了较为正面的肯定，比如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就从镇压人民的性质转变为基本正面的现代化先驱式运动，又如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也随着对现代化运动评价标准的改变，对其基本的评价也有从反帝运动转向封建愚昧运动的迹象。在这一阶段中，我们看到，对现代化运动进步功能的强调，逐渐削弱了原有革命史对历史发展的政治史的解释，对历史阶段论的认定也开始变得模糊起来，中国国内的历史研究开始更多地关注历史与中国现代化之间逻辑合理性关系的论证，这表现在对社会史、文化史研究取向的变化上。八十年代中期，受到“文化热”流行趋势的影响，文化史、社会史研究出现了勃兴的景象，从表面上观察，这一转向主要是针对以往事件史、政治史所奉行的“宏大叙事”原则忽视日常生活历史细节而发生的纠偏运动，其中也表现出向地区史靠拢的若干倾向，但细究其意，与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中国中心说”及其相关的地区史走向颇有不同，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地区史”倾向是反思外力冲击的一个结果，强调的是中国传统和社会因素在西方世界控制之外的独特意义和活力性质，特别强调在传统影响下中国社会发展的自身逻辑。而国内的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特别是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主要还是政治史、事件史解释的一种延续和深化。　
如前所论，八十年代对文化的反思基本上是改革开放国策的一个直接结果，而文化史的基本思路仍浓缩了近百年对中国内部变革与西方之关系的基本思路，这个思路早在二十世纪初就由梁启超提出来了，即认为自外力渗透呈不可遏制的趋向以后，中国社会就呈现出“器物——制度——文化”递次变化的过程，从此以后，知识界对现代化过程往往容易采取简单笼统的认同态度。（注：60年代初，一些中国学者仍沿袭着梁启超所提出的中国现代化必须实施三个步骤的观点，如金耀基在《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中仍指出现代化仍需经过：（一）器物技能层次的现代化；（二）制度层次的现代化；（三）思想行为层次的现代化。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131-134。）于是在对这个过程的评价中，常常仅以现代化程度为参照，逐步形成了对传统的负面评价标准，而没有对现代化的各种理论框架提出反思性的批判，这导致我们的文化史、社会史研究在纵深层次上基本上还是为西方现代化的普遍进程提供一个地区性注脚，远未形成具有本土解释和反思能力的有效框架。其主要症结在于，国内史学界尚缺乏对现代性问题复杂程度进行深刻认识的理论准备，而仅仅把复杂的现代化进程简单理解为对传统社会结构进行扫荡的必然步骤，从而看不到传统在不断被建构的过程中如何发挥自身的活力。其实早有学者指出：“现代化”和“现代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现代化主要是指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线性发展模式和扩散的实践过程，主要是指功能制度意义上的建构，而“现代性”主要是指一种对于时间进化的态度。（注：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典型阐述，可以参阅福柯：《什么是启蒙？》，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页422-442，相关的评论可以参见汪晖：《现代性答问》，载《死火重温》，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页3-40。）因此，对现代化作为一种基本国策的论证，和对现代性概念的反省和批判，应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相互取代。而我们过去的历史研究，仅仅在政治史的意义上，即主要从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纯粹政治角度来理解现代化的负面涵义，或者像现在那样仅仅对现代化的过程简单加以认同，这都不利于对“现代性”问题在中国本土的处境进行合理的解释。当代社会学家吉登斯就认为：“现代性”就像一把双刃剑，因此必须尝试创立一种对现代生活双刃性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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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法。（注：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页200。又参阅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三联书店1998年版，页31-59。）我想是否我们历史学界也应该想办法寻找到一种对历史现象进行合理解释的双刃分析法。　
二、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概念化”倾向　
如果从历史源流的总体特征上考察，美国中国学思潮给人的感觉是代际转换频繁迅速，核心命题新意叠出、理论阐释的前沿特征明显，这种潮起潮落的变异性似乎给人以趋新时髦的印象。分析起来大致有两点原因：其一是当代美国中国学的诞生与发展始终建立在美国与其他文明不断变化的复杂现实关系基础之上，即明显具有“地缘政治”的形态，历史研究往往变成了现实关怀的投影，这与古典汉学有所不同。其二是美国中国学诞生之初就与各种社会科学的思潮发生着非常紧密的关联，几乎每一次命题的转换都与社会理论前沿错综复杂的变化有关，这些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发觉仅仅使用传统历史的分析方法无效有效地使历史变成观照现实的工具，也无力使之具备现实的反省能力，而必须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频繁进行追踪式交叉，才能不断提高历史解释的敏感度。费正清早年创办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时就请当时的社会学家如帕森斯等人参与研讨班的授课（注：钱金保：〈中国史大师费正清〉，《世界汉学》创刊号。陶文钊：〈费正清与美国的中国学〉，《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由此奠定了这种开放多元的风格和基调。　
从表面上看，美国中国学的演进呈现出了过于强烈的“社会科学化”的色彩，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几乎成了代际转换的明显标志，比如“冲击——回应”、“传统——现代”、“中国中心论”、“过密化理论”（内卷化）、“市民社会理论”（公共领域）、“权力的文化网络”，等等，似乎总结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这种“概念化”的倾向至少表现出了两种值得注意的特征：首先，每一个核心概念的提出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进而形成新的研究和切入问题的起点，同时又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有大有小。比如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论”对“冲击一回应”模式的反思和修正，从整体意义上开始把中国史的研究方法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向人类学的区域研究方向实施转换，也就是说从空间意义上扭转了设问中国历史的方式，所以具有库恩所说的范式变革的作用。以后许多命题的提出，如黄宗智对江南经济区域“过密化”现象的概括，其实就是“地区史”研究方法的具体展开和深化，只是这种地区史研究显然已不同于费正清时代的所谓“地区研究”(The Regional Studies)的冷战思维，和近代化的直线演进的乐观态度，而是充满了反思和批判的精神。“中国中心论”不仅表现为一种姿态和口号，而且是借助各种中层概念的建构不断通过具体的研究加以深化和推进，比如“过密化”理论是黄宗智借助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对印尼稻作农业的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并尝试移用于对长江三角洲的考察，这一社会经济史的思路虽然长期以来备受争议，但却一直是讨论中国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之关系的理论前提，其学术规范性能力之强是显而易见的。　
九十年代初，杜赞奇对格尔茨的“过密化”理论重新进行修正，并把它运用到对华北农村基层组织的转型分析中，认为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威权支配下和现代化的社会改造设计中，由于没有协调好传统社会结构与现代化组织构造的相互关系，造成了农村基层政权的低效率状态，杜赞奇称之为“内卷化状态”。同时这套理论又受到福柯知识——权力之关联理论的启发，形成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个基层社会分析框架，以此试图超越传统的“乡绅社会”的概念模式，他假设“文化类型”如象征符号、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或者是统治机器的组成部分，或者是反叛者们的工具，或者二者兼具，对文化符号的争夺和利用成为能否有效控制社会基层的关键。而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恰恰是没有注意利用权力的文化网络，使之转化为有效资源，而是通过强行嵌入现代制度，同时又强力摧毁旧秩序的方式建立新式的基层组织，结果造成基层政权的内卷和效率低下的状态。杜赞奇对“内卷化”概念的移植和阐释，与黄宗智有明显不同的理论前提，即带有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取向，其对华北农村的研究也一直处于争议的焦点。（注：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相关的评论可参阅李猛：〈从“士绅”到“地方精英”〉，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号，及罗志田：《社会与国家的文化诠释》，载《东风与西风》，三联书店1998年版。）但这部著作一出版后马上被反复引用，而且其对农村基层政权的概括分析已经渗透到人类学等其他学科或领域之中，形成了进一步讨论相关问题的出发点。　
其二、是每一个核心中层概念的提出都开拓了新的史料来源。我们知道，早期费正清的名著《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由于受到马士等传统殖民官吏思维和处理史料眼界的影响，主要注重的是英国外交档案和英文文献（注：钱金保：〈中国史大师费正清〉，《世界汉学》创刊号。陶文钊：〈费正清与美国的中国学〉，《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同时其搜寻史料的范围也是与其“冲击——回应”的基本框架相吻合的，所以给人的印象总是关注于和西方社会相关的领域和问题，而“中国中心论”范式的提出所引发的地方史研究的浪潮，却根本改变了史料选择的范围和特征，即开始从中国人自身的感觉和立场出发选择史料的种类，地方史的一些早期著作如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和孔飞力的早期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在史料的选择上已经初现这方面的端倪。　
仍以“过密化”理论的应用为例，对格尔茨involution这个分析概念的有效引入不仅促成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的剧烈变革，而且深化了对华北、长江经济史资料类别的再发掘和再解释，即从注重生产关系资料的开掘转向对生产力资料的搜集，从而在新的意义上把经济增长率与人际组织关系的相关讨论导向了深入。另一种情况是，核心概念的转换有可能使同一类或同一种史料被忽略的侧面凸显出来，进而获得重新定位自身价值的机会，比如杜赞奇在使用“内卷化”一词时，与黄宗智使用的均是满铁资料，甚至都是华北六个村子如寺北柴村的材料，但两者的偏重有所不同，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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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奇对华北农村基层政权史料的发掘，恰恰是在involution的规范本义上进行的，也就是说，“内卷化”一词的规范作用进一步拓展了对史料价值的认定。由此我想到，国内史学界一直在争论“论从史出”还是“以论带史”这两种取向到底孰优孰劣的问题，初看起来，这两种取向似乎都各有道理，可这两种取向又都似乎把理论与史料的发现对立了起来，或者认为史料的搜寻与理论洞识能力之间没有关系，所以一看到新框架的引进就容易先天性地抱有鄙夷反感的态度，或简单地以卖弄新名词斥之；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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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只凭某种对简化了的宏观理论的认识和把握，就可替代对史料的艰苦开掘的工作，结果造成历史研究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空洞的状况。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问题是枯坐十年，穷搜史料的笨夫式方法只能作为研究历史的必要条件，而不能作为充分条件，而我们恰恰习惯把两者相混淆，现在已无人能够否认，历史研究需要天赋和直觉，只不过不可滥用，需要自设边界而已。关键在于我们现在还形不成一套规范式的方法，既摒弃笨夫式的毫无灵气的僵化思维，又能防止天马行空式的对直觉的滥用，在这方面美国中国学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益的启示，即通过中层理论的概念化积累，来规范对史料的解读。一方面它用中层理论的概念转换不断引导着史料搜寻出现新的惊喜发现，另一方面每个中层概念在知识积累方面形成相互衔接的递增特性，使问题的讨论和史料的搜集必须被限定在概念规定的范围之内，这样就防止了对主观直觉的随意滥用。　
我们可以以“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运用为例作些分析。按照西方社会理论的解释，“市民社会”具有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空间，市民社会观念大致包含着三个要素：其一是由一套经济的、宗教的、知识的、政治的自主性机构组成的，有别于家庭、家族、地域或国家的一部分社会。其二、这一部分社会在它自身与国家之间存在一系列特定关系以及一套独特的机构或制度，得以保障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并维持二者之间的有效联系。其三是一整套广泛传播的文明抑或市民的风范。（注：爱德华·希尔斯(EdwardShils)：《市民社会的美德》，邓正来、J.C.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一个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页33。）亚当·斯密、黑格尔、洛克到马克思都对市民社会的起源和性质有着不同的解释，特别是有关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两派代表性观点，即“市民社会外于国家”或“国家高于市民社会”这样不同的解释架构。（注：邓正来：〈市民社会与国家——学理上的分野与两种架构〉，引同上书。）然而两者实际都强调在建构国家与家庭之间的公共空间时，市民阶级形成的“私人性质”。在研究市民社会起源的各种理论流派中，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更加明确地把“公共领域”的产生与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认为资产阶级取代封建阶级与他们利用城市公共空间如咖啡馆、报纸、自治社团扩大自己的舆论影响有关，同时，一部分资产阶级从封建贵族中脱胎出来，也主要是依赖公共领域的支持才得以完成自身的转化。（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页15-25。）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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