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评苏联晚清政治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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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评苏联晚清政治史的研究

在过去20年里，苏联对晚清政治史的研究较以前更多，但论述显得有点贫乏。最惊人的进步始于齐赫文斯基和叶菲莫夫的著作。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室自60年代后期以来，在杰柳辛的领导下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学者们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内外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研究，远远超过苏联早期的汉学家，但前人的许多观点，特别是关于帝国主义、阶级斗争、中国的民族主义等，至今仍很流行。
早期的苏联学者极力将中国近代史纳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架，但并非没有争议。尽管他们都强调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要与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相适应的重要性，但在有些问题上也存在明显的分歧。象太平天国这样的农民起义的重要意义是什么？他们是直接反对地主、官僚或异族吗？义和团到底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什么叫改良运动？能否把那种不幸的失败或以策划暴动来拯救腐朽的王朝视为有希望？革命运动的性质和领袖（孙中山）的作用是没有争议的，特别是孙中山采取半社会主义的研究，但他并不能清楚地认识到推翻清朝是否意味着推翻了资产阶级。最后，关于帝国主义在中国近代所起的作用，既然帝国主义都具有侵略性和掠夺性，那么，就要分辨沙俄的作用。这些分歧早在20～30年代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大论战中就有所反映。
一、早期观点的影响
1934年出版的库楚莫夫的《中国革命史论》，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和1925－1927年国民革命三章中，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与工农的反帝和土地革命运动的分裂作了深刻的探讨。该书通过对陈独秀和彭述之错误评价工农在1911一1913年革命中的作用的指责，特别强调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关于历史观的重大争论。
库楚莫夫论述晚清时，强调帝国主义的作用与中国的出路。他认为要使中国的农业打入世界市场，势必导致对农民剥削的加重。而且尽管这促进了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发展，但由于强加的不平等的竞赛，也使他们感到愤怒。于是，他们就转而适应国内“封建的”环境，并形成于一个“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的资产阶级——地主集团”，他们要求政府采取民族主义的政策以对抗列强，但这遭到清廷的拒绝。随着清朝末日的到来，“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坚持要进行政治变革，建立一个新的资本主义秩序。改良派希望现政府能成为他们的工具，而革命派（孙中山）决心要推翻清政府并完成了这一使命。但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在斗争中都未能认识着手发动人民，尽管在辛亥革命中民众起义起了重要的作用。
库楚莫夫的著作对分析和解释晚清史起到了指导作用，并在苏联学术界占有主导地位。
二、改良与革命思想
60－70年代有齐赫文斯基的《19世纪末中国的维新运动与康有为》（1959年）和叶菲莫夫的《1894－1899年中国的对外政策》（1958）二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库楚莫夫的观点，阐明了进一步研究和分析晚清史的方向。
齐赫文斯基同意库楚莫夫对维新运动的基本看法，但批评他低估了商人、企业家和自由地主的作用及对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分歧的误解。齐赫文斯基发现中国在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封建主义比帝国主义起了更坏的作用，这反映在维新派不断为如何改善中国的工商业环境而大造舆论方面。康有为1883年创立不缠足会和维新运动中士大夫所起的先导作用，表明地主阶级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齐赫文斯基对康有为乌托邦思想产生的背景仅仅依据《大同书》的注释，而对康的自由主义形成的论证则依据康关于社会经济方面的论述，而且忽视了康的人格和进化论观点。但他向我们提出了为什么维新派的观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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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一部分人，并制定促进民族企业发展和使中国富强的措施的问题。
楚多杰耶夫在《中国1911年革命前夜：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一一地主反对派的立宪运动》（1966）中对立宪运动在社会政治事务中的作用作了有益的探索。他指出，在革命前的十年，企业的资本积累迅速增加，商会不断增多。许多新资本家原是地主，他们既投资商品化的农业，也向非农业企业投资，并与官僚阶层保持联系。因此，如同库楚莫夫和齐赫文斯基曾指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即适应封建主义而不是彻底砸碎它。楚多杰耶夫追溯了立宪运动的两条线索：一是士大夫——企业家，如张謇；二是紧跟他们的一些活跃分子，这些人开始在国内，后来流亡海外，并成为宣传家和政治家，如康有为、梁启超及他们的同伴，他们把中国的不幸归咎于民智不开。因此，改良派试图通过教育和以精英选举为基础的政府（有时称“开明专制”）来拯救国家。这种主张及强调通过发展民族企业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正切合一些人（如张謇）的利益和想法。他们一只脚踏在旧社会，另一只脚跨进了现代经济。
楚多杰耶夫认为立宪派惧怕革命，其政纲反映了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利益。但如何解决阶级利益呢？他认为，立宪派代表政府里的保守官僚，且自身还带有“封建的民族烙印”。那么，他们和“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共同利益是什么呢？此外，如何估量他们对割让台湾与外国在华企业享有的特权作出的不同反映？这些都未获得解答。
齐赫文斯基在《孙中山的对外政策观点与实践》（1964）中探讨了晚清的革命思想。该书指出，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对帝国主义列强的阴谋采取了非常克制的态度，对其侵略和掠夺始终表示愤怒，并认为最迟到1906年孙都极为关注外国投资者和技术人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孙认为列强的兴趣与中国的工业化并不相容。另一方面，1908年时孙希望能从列强那里获得军火和物资，后来则首先考虑到要使他们对革命保持中立。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孙在1911年前从未公开号召反帝。齐赫文斯基的回答是部分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但更重要是：孙的革命运动是以小资产阶级为基础，而他们惧怕义和团式的群众性排外运动。
格里戈里耶夫在《1895—1905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反帝纲领》（1966）中，对同一主题作了不同的论述。齐赫文斯基集中论述孙中山的思想，而格里戈里耶夫指出革命派不公开号召反帝，尽管出于策略考虑要多于惧怕义和团式的“不文明的”群众运动，但革命派和改良派都认为渐进地、和平地控制外国资本有现实的可能性。但两人仅从政治上考虑帝国主义，认为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所形成的均势，给了中国一个经济独立的机会。
郭绍棠（克雷莫夫）的《1900－1917年中国的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则有新的时代特色。该书广泛论及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各种观点。他发现梁启超在1905－1907年对帝国主义的评估要比革命派更加现实。郭既不认为在近代中国传统是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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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不试图以中国社会经济的变迁来说明各种思想观念。该书的弱点是未能反映当代西方的研究成果，但郭绍棠以能具体地运用史料和拓宽苏联晚清史的研究领域赢得了声望。
1979年出版的以三篇专题论文合编而成的题为《中国：对社会发展途径的探索》一书，对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博罗赫比较了梁启超与孙中山的进化观，后者拒绝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关于道德进步的观点，这要比梁启超更接近康有为的观点。博罗赫在《兴中会》（1971）中就已经注意到革命与改良运动的思想文化背景，对兴中会在惠州起义前的背景和发展有细致的研究。她强调孙的早期思想与19世纪80年代一些改良派的思想相似，并注意到兴中会与会党的密切联系。他认为孙和他早期的革命组织并不象以前人们所想像的是西方化的和脱离中国社会文化的背景。他相信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各自的目标和运气，而不是改良派轻视孙和他的组织。
三、对外政策和爱国运动
在探讨改良派与革命派的政治思想时，库楚莫夫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晚清王朝推行的是卖国和投降主义的政策。这一论点引起了苏联学者的注意。叶菲莫夫则认为晚清政府的方针是不情愿投降。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使中国在军事和财政上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从此清政府只能“以夷制夷”，尽管偶尔也作不切实际的抗争。当英日得不到俄国的帮助而结为联盟时，有政府便打英日结盟的主意，在1896年希望与俄国结盟。清政府尽管也以自己的实力努力抵制外国的要求，但他们又宁愿以中国的利益为代价，而不敢冒国内失控的风险，对外只得步步退让。叶菲莫夫认为，即使在义和团运动爆发时，当局虽认可义和团，但并不意味着真想与外国开战。慈禧对外宣战仅是一种计策，目的是将其王朝从义和团的暴乱中解救出来。结果，义和团受到欺骗，清王朝再次得到列强拯救。
叶菲莫夫对甲午战争至义和团期间清朝对外政策的研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中俄关系，早期苏联的著作对中俄关系的看法就有分歧，有持激烈批评态度的，有认为沙俄侵华并不及其他列强，后一种观点较流行。如郭绍棠在讨论宋教仁的反帝论文时，对“拒俄义勇队”只字不提。格里戈里耶夫至少还提到“学生军”的“拒法”和“拒俄”。齐赫文斯基关于俄国对中国的威胁也是尽量回避。
叶菲莫夫虽提到对旅顺的控制，但他认为这一时期的外交关系表明，中国力争与俄国结盟，并答应了俄国对中东铁路和满洲的要求，这并非是在三国干涉归还辽东半岛问题后提出的强迫要求。然而，在这一点上他所引证的中国档案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这不足以反驳罗曼洛夫1934年研究的结果：中国租借铁路是迫不得已，否则就要租借旅顺和辽东半岛。
另一个问题是他认为清朝不能完全等同于中国，因此它宁愿牺牲国家的利益而屈服于列强的压力，这种论证部分是依据当局和满洲权贵情愿或勉强承认租界；部分是依据满汉在这一点上的态度有某种程度的差异；还有，君主及其捍卫者在绝望中要挣扎一下，因此，他们要么置王朝利益于国家利益之上，要么就是坚持守旧。
这些问题在1976年出版的两部书中有进一步的研究，伊帕托娃的《19世纪40年代华南的爱国运动》探讨了广东民众的抗英斗争。她认为这是值得称颂的爱国的、反殖民主义的和有广泛民众参加的斗争。这场斗争虽然由爱国绅士组织，在抗英的大部分时间内，民众与政府是相互敌对的，政府对本国人民的顾虑比英国人还多，把自己的民众视为主要敌人。即便如此，民众持续不断的抵抗还是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们把外国人驱逐出广州，一直坚持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问题是广州人的抵抗在多大程度上可称之为爱国运动，对此，他既没有明确的界定，也没有去过分强调。
扎列茨卡娅在《1856－1860年中国的对外政策：中英、中法关系》（1976）中认为，清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对外妥协是由于它的非汉族化。她认为清廷的不抵抗政策并非不加区别，清廷屈服于英法并接受了所有侵犯中国主权和经济利益的要求，但拒绝在京设立永远性的外交机构。此外，清廷为得到足够的海关收入，以支撑对太平天国的战争，维持了除广州以外的各条约口岸的对外贸易，事实上，如果中断贸易则削弱了侵略者。她认为民众的普遍抵制和军事抗争在这一时期始终存在。绅士领导的农民扮演了了主角。英法的报告也表明，民众的抵抗对他们来说才是致命的。不管怎么说，她重新评估了中国民众排外所表现的爱国主义，其所作的论证要超过西方学者。
卡柳日娅娜也探讨了晚清的对外政策和民众的排外活动——义和团。她不同意早期苏联学者把义和团看成是革命运动的观点，也放弃了自己过去认为义和团是反封建的看法。义和团在攻击清朝失败后，便号召“扶清灭洋”，在排外的过程中，义和团主要与清廷发生冲突。她在《义和团起义》（1978）中，认为义和团是由地方秘密会党聚合而成，也有地方上的自卫民团及土匪参加，没有受到白莲教的影响。排外的旨意和扶清的揭贴将他们联为一体。他们缺乏阶级意识，其排外活动早在清廷下诏认可前就已得到地方绅士和官吏的支持与纵容。在他们早期的揭贴中曾暗示要推翻清政府，他们似乎并不幻想社会经济秩序有什么变化，她怀疑义和团曾用“反清复明”的口号。她不同意叶菲莫夫认为清朝操纵义和团将其愤怒由对己转而对外的看法。相反，她认为列强至此对义和团已不能容忍，故强迫清政府控制其排外活动，使其受制于地方官。
清政府把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置于首位这是无疑的，切卡诺夫在《1853－1868年捻军起义》（1963）一文中作者认为捻军可能是白莲教的支流。他们之所以在华北起事，是由于土地危机、地主压迫及因绅士和政府的腐败导致的水利失修。因此，捻军的主要成份是农民，目的仅仅是要推翻清朝。他们在军事上占有优势，政府军除人数及装备外，其他皆不及捻军。推翻封建秩序的时机虽不成熟，但推翻清朝有现实的可能性，而捻军的失败是特殊历史条件造成的。清朝对外投降是为了能集中力量镇压叛乱，并求得外国的军火援助。
伊柳舍奇金的《太平军的农民战争》（1967）是近20年研究太平天国的唯一著作。在分析起义背景时，作者更多的注意到19世纪中期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而不仅仅是起义的发源地两广的环境。该方法说明为什么太平天国运动能覆盖大片国土并持续很长时间，并把这场冲突看成是由贫苦农民发动的一场农民战争。他认为尽管《天朝田亩制度》未付诸实施，但太平天国控制的一些地区农民的租税负担都减轻了。他也注意到太平天国领袖继承了“中国封建君主的传统”，这也是其内部分裂和争斗并导致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注意到外国的干涉和对清廷的支持，加速了太平天国的失败。
最后，科斯佳耶娃的《1901－1911年中国的民众运动》（1970）对这十年全国小规模的反抗、暴动和起义作了比较。关于民众运动的起因，她不同意库楚莫夫和齐赫文斯基的观点，即新的经济环境促使地主更残酷地剥削农民，她也不认为是由于地租的增加引发了农民运动。在她看来农民的不满是由于有庚子赔款，它使得清廷加重赋税以充实国库，这一新的负担落到了广大雇农和中小地主身上。因此，“民众运动”主要是持续的排外而非反王朝。
近年来西方的研究纠正了科斯佳耶娃分析中的一些错误观点，但从总体上看，她多层面地刻画了若干农民运动的具体画面，比较了他们反映出的社会联系和各种不满。事实上，该书只是苏联学者更加深入探讨晚清民众政治心理状态的起点。
近年来所发表的一些涉及民间组织和抵抗运动方面的论文，包括云南的穆斯林起义、上海的小刀会起义，明确指出了受封建传统影响的民众运动在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缺陷，这与苏联早期学者和后来的中国学者过分夸大民众运动的作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四、辛亥革命
别洛夫的《武昌起义》（1971）探讨了在推翻清朝过程中湖北革命运动立下的首功。他把同盟会的挫折归咎于动员民众来努力实现革命目标。另一方面，由于有一个长期的组织活动和政治宣传，最后的焦点集中到了新军和未任职的官员身上，这给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
别洛夫批评了库楚莫夫笼统地夸大群众胜利的说法。他象科斯佳耶娃一样，强调了群众在思想意识和互相联合方面的弱点，这也反映在为革命创造了良好条件的1911年

史记跟中国历史故事区别

四川省的暴动中。相比之下，武昌新军中的革命种子既是群众革命势力的媒介，又是民众支持的焦点。
别洛夫参考了有关华中革命运动的回忆录，他强调独立于同盟会（孙中山）的领导的武昌革命派的作用，认为这是对孙作为革命领袖的严重挑战。相反，叶菲莫夫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孙中山》（1974年）一文部分纠正了这一偏向和当时西方流行的贬低孙中山作用的倾向。他再次肯定革命的反帝性质，强调如果直接攻击帝国主义在策略上行不通。他注意到民众反清的局限性，但强调民众的广泛不满对推翻清朝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没有同盟会有效地动员民众参加革命，那么，人们就会问在革命过程中革命组织的重要性是什么呢？
别洛夫对传统观点的挑战正受到批评，但他在一系列论文中仍坚持自己的观点：1、比较在武昌起义后即被采用的临时约法（当时武昌军政府仅编制了一个《湖北军政府内部组织条例》——译者注）与孙中山计划作长期的宣传；2、比较武昌革命组织的规模（5000人）与整个同盟会（10000人）；3、严格区分一次现实的起义与那些小规模的暴动；4、肯定武昌起义只是士兵的反叛，不是军事政变。
近来大部分著作对孙的评价都较高。尼基福罗夫的《中国早期的革命家》（1980）深入研究了革命党人的活动和孙在其中的作用。在苏联汉学界他第一次研究了惠州起义、自力军起义和1903年洪全福的密谋。无疑，这一时期（1895－1903）的争议较少，在辛亥革命中也不占重要地位。尽管尼基福罗夫在叙述和分析方面与博罗赫有重复，但侧重点不同。如不过分强调孙的作用，对其他领袖人物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倒比较注意。他认为早期的改良派与革命派关系密切，并没有明显的分野。事实上，“改良派”在早期的革命家心目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的著作虽受惠于博罗赫和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但也有创见，如在分析1895年广起义时，他深入探讨了各种势力的重新组合和各类参加者扮演的角色。
五、结论
过去20年苏联学者对晚清政治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已跨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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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的台阶。尽管他们不能便当地利用台湾和西方文献，却有效地利用本国已出版的大量资料，包括俄国的档案。
与西方对晚清的研究相比，苏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虽说齐赫文斯基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大多数人的研究还集中在政治思想史上。对自强运动纲领的一些假想、矛盾及19世纪政治家的思想的研究较薄弱。对传统世界观→改良思想→民族主义和革命这种转变的研究也不够。他们对自强运动似乎缺乏兴趣，认为只要抓住经济的变化，社会和政治矛盾的变化皆由此而产生。但即便他们持这种观点对19世纪进行研究，其真切感也比不上齐赫文斯基和楚多杰耶夫。与齐赫文斯基和叶菲莫夫数十年前对朝廷和政治派系的研究相比进步并不大。我们还未发现他们对19世纪中央、省和地方权力结构、幕府、科举制度等进行研究。
另一个差距表现在人物传记上。迄今只有康有为传和孙中山传，他们尚未去挖掘一些人物的感知、反思、活动及他们身上发出的光泽。
最后，有关中俄关系的研究特别令人失望。俄国的档案为苏联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极有利的条件，但也正是在这一领域内存在严重的偏见，甚至有很强的禁忌，扼杀了许多高水平的著作。1982年出版的论文集《文件胜于雄辩：反对对中俄关系史的歪曲》，再次强调了至19世纪末俄国对华的友善姿态（相对于西方列强的掠夺而言）。但对臭名昭著伊格那提也夫使团只是一笔带过，对伊犁危机也存在严重的偏见，而对1896年的中俄密约竟只字不提。《中国与她的邻邦》（1982）在讨论中国与几个国家和人民的关系时，强调了“中国的仇外、华夏中心主义及封建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加上农民的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的负作用。其中米亚斯尼科夫和什列勒娃合著的《18—20世纪的中俄关系》有较客观的评述，并批评了西方学者的一些偏见。这向我们提出一个挑战，即要将19世纪俄国对中国的入侵与英法德等帝国主义作比较。
除一些特别敏感的领域外，学术研究基本上没有直接的干预，严肃的有成效的探讨不会受到压制。他们不太熟悉日本的汉学研究，但对中国和西方学者的研究还是熟悉的。如果说他们对“资本主义”世界在这一领域内的研究有时还有偏见，那么，这正反映他们为了与自己特殊的背景、假定和先入为主的偏见相一致，而作了一些偏狭的研究。
苏联研究晚清史的优势是政治思想与社会经济背景的关系。这表明他们受到了库楚莫夫在20年代的草率的思维模式的影响，很清楚是库楚莫夫错了。但他们似乎还乐意接受他的一些观点，如认为是新的贸易和工业产生了一些新的利益集团和政治斗争。这种简单化的研究方法，即把假定社会团体与“爱国的”、“封建的”“自由的”等概念联系起来，西方学者是不满意的。但象卡柳日娅娜、楚多杰耶夫、博罗赫、别洛夫等人那样，强调细致的分析，注重具体的历史事实，这也值得其他国家学者的借鉴。（摘译自〔美〕《苏联的中国研究（辛亥前）》，1984年）
（文章来源：《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90年第9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73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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