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档案与官修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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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代档案与官修方略

中国历代的档案，既历史悠久，又浩若烟海。清朝距今不远，保留下来的档案，自然也更完整和更丰富。档案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原本是不言而喻的。不过，档案也存在着整理、出版滞后和不便利用的问题。就清史研究而言，这势必出现郑天挺先生所说的那种情况：“对历史档案的应用方面，过去研究历史的人，虽也承认历史档案的价值，但是利用《实录》的比较多，而直接利用档案原件的较少。”[1]他进而强调：“历史档案在史料中不容忽视，应该把它放在研究历史的最高地位，就是说，离开了历史档案无法研究历史。”[2]应该说，郑先生的忠告是相当中肯的。
在清代的官修史书中，方略算得上是很特别的一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几乎完全是利用档案编成的。从这一特点来看，方略的编纂，既为利用历史档案提供了一种范例，可供历史编纂者学习和借鉴；而它本身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又可供历史研究者参考和利用。
一、军机处与方略馆
从乾隆至光绪朝，方略馆是编纂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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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门机构。从隶属关系上讲，方略馆是军机处的一个下属部门，二者的关系十分密切。
军机处原本是雍正8年前后，为应付西北战事而特设的，随后演变成处理军政要务的的中枢机构。它的主要职掌包括：负责奏折文的处理及谕旨的撰拟；伴驾皇帝左右以备顾问；参与国家庶政的讨论及重大案件的审理；办理文武官员的简放、换防、记名、引见、赐予及外藩使臣的颁赐。
方略的编纂，始于康熙时；而方略馆的设置，则始于乾隆间。最早建议编纂方略的，是福建道御史戴王缙。康熙二十一年 （ 16 8 2）八月，时值平定“三藩”之乱不久，他在给朝廷的奏章中说：“比年以来，凡系用兵诏命，密旨征剿机宜，并应编辑成书，以垂不朽。”[3]内阁及翰林院认为这个建议很好，旋由朝中九卿传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勒德洪对康熙说：“臣闻历代记载功烈，俱有成书。迄今可考者，唐兴元间有《纪功述》，元和间有《平蔡录》、《平淮记》，会昌间有《伐叛记》；宋建隆间有《龙飞日历》，天禧间有《圣政记》，熙宁间有《经武要略》；明洪武间将征伐次第汇为《日历》，藏之金匮。”[4]在他看来，既然前朝如此，清朝自然也应该这么做。朝臣们在给康熙的奏疏中也说：“至逆贼变乱以来，皇上宵旰忧勤，运筹决胜，八年之间，歼灭贼寇，克奏肤功，复见升平，皆皇上神明独运，指授方略所致。若不纂辑成书，恐鸿功伟绩，或有遗漏。况古来帝王，武功告成，无不将所行之事逐一记载。今宜如御史所请，勒成一书，以垂永久。”[5 ]于是，康熙帝诏准了这个建议。勒德洪等人遂奉敕编纂，四年后成《平定三逆方略》60卷，是为清代第一部官修方略。
不过，康熙、雍正两朝，方略一直有人在编，但并没有固定的编纂制度，每每是书成人散。直至乾隆十四年（1749），军机大臣、大学士来保等人奉敕编纂《平定金川方略》，诏准于隆宗门外、武英殿后、咸安宫左设方略馆。至此，方略馆遂成常设修史机构，延至清末，前后实际存在了162年。馆设总裁1人，下设提调、收掌、总纂、纂修、协修、译汉、总校、校对、详校、承发、供事各员。总裁由军机大臣兼领，提调、收掌满汉各2人，纂修满3人，汉6人。这当中，除汉纂修一人由翰林院咨送补充外，方略馆大多数官员，则仍由军机章京兼任。[6]事实上，方略馆成了军机处的附属机构。
方略馆下设三处两库:文移处、纂修处、校对处、书库和大库（档案库）。
方略馆的馆址，与隆宗门内的军机处，差不多只一墙之隔。据《枢曹追忆》:方略馆有房三间，中为饭厅，东西屋为卧室。平日里，方略馆就是军机官员们的活动场所。例如军机大臣等候上朝、临时加餐、午休夜值，均在方略馆。[7]方略馆与军机处的这种密切关系，与雍正以来的国内军事形势紧密相关。军机处一直是重大军事行动的决策机构，有关军国大事的诏令、谕旨、奏折、疏议，则毕集于方略馆。军机官员自然熟知事情原委、本末和细节，加之方略馆丰富详实的档案收藏，为方略的编纂创造了便利的条件。由亲历其事的大臣和军机官员，而非国史馆的专职史官来编纂方略，就成了十分自然的事情。用乾隆的话说，就是“若另派员，恐未能深悉。”[8]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除编纂方略而外，方略馆还奉旨承担别的修史任务，例如在乾隆朝，由方略馆承修的史书为数不少，如《满洲源流考》、《西域图志》、《大清一统志》、《热河志》、《清凉山志》，还参与了《明史本纪》、《明纪纲目》和《盛京通志》诸书的改纂。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方略馆不仅司职修史，还办理军机处的日常文书往来，负责档案的保存。就日常事务而言，更应把它看作是军机处的下属办事机构，而并非专门的修史之馆。[9]
二、方略的资料来源
有关军机处的档案，大致可分以下三类:
（一）是军机处录付存查的奏折。分汉文、满文二种。奏折是京内外官员奏报政事的文书。皇帝朱批以后，军机处均抄录一份存案，然后将原折封发具奏人。
军机处录付奏折，按年月包存，故又名“月折包”。内容包括清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状况等各方面的材料，现分为18大类，计有内政、外交、军务、财政、农业、水利、工业、商业贸易、交通运输、工程、文教、法律、民族事务、宗教事务、天文地理、镇压革命运动、帝国主义侵略、综合。录付奏折是清代档案中最系统、历年来利用率最高的一项文件。
（二）是军机处分类汇抄的关于国家庶政的档案。分汉文、满文两种。按性质，又分为目录、上谕、奏事、专案、电报、记事6类。目录类有折谕目、电报目、专案事件目；上谕类包括由内阁宣示的《明发档》、由军机处寄发谕旨的《寄信档》、由电报拍发谕旨的《电寄档》、兼载各项上谕的《上谕档》；奏事类包括一般官员奏折的《奏折档》、军机大臣等议奏的《议复档》；专案类以事为纲，按内容又分为洋务、藩属事务、军务、典礼、引见、行围、巡幸、考绩8类；电报类包括光绪、宣统两朝的《收电档》、《发电档》、《电报档》；记事类是经办政事的记载，包括《早事档》、《官员衔名档》、《密记》、《留京办事档》。
（三）是军机处进呈文书和日行公事文书。前者包括有奏折、表章、舆图。这里，奏折不冗赘说。表章，主要是一些少数民族头目及域外进贡的表文。舆图，分舆地、江河湖渠、水陆路程、军务战争、行宫、寺庙、矿厂、建筑、陵墓之类。
至于日行公事文书，分外来文件与本身文件。外来文件有咨文、函札、电报及随文咨送的清册、照会。咨文是京内各衙门及各省咨报经办各事的文书。函札是京内外官员与军机大臣商办要政的书信。电报，是光绪庚子、辛丑及辛亥革命时各省官员致军机处的电报原件。清册，是京内外各衙门及各省随本进呈黄册之外，随咨文呈送的册籍。照会，是咸丰至光绪间各国驻华使节给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文书，办理交涉以后，照例将原照会送军机处存案。
此外，还有军机处本身的档案，包括记事的各项档簿与奏稿、咨稿之类。[10]
作为军机处附属机构的方略馆，日常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负责军机处档案的保管。方略馆本身也有档案，大致可分以下三类:
（一）编纂的方略稿本，如现存的《平定金川方略》、《平定粤匪方略》、《平定捻匪方略》、《平定滇回黔苗方略》、《平定陕甘新疆方略》、《平定三省邪匪方略》等稿本。
（二）记录方略馆公务活动的档簿，包括:（1）纂修方略工作情况的档册，如《清查粤、捻匪草本簿》、《发文誊录草本登记簿》、《发缮簿》、《暂记功课簿》、《总院看本簿》。（2）对外行文底稿汇抄，如《行文档》、《移付档》，是汇抄给各衙门的咨文、移会的档册；《内文档》、《各项堂稿事由簿》，是收文的登记及奏稿、咨稿的摘由目录。（3）各种履历册、考勤簿、财目簿，是有关方略馆铨叙、银钱收支等问题的记录。（4）堂谕簿，是汇抄军机大臣给方略馆的指示，兼记有提调官的指示，内容多涉及人员的任免、调补、奖惩诸问题。
（三）方略馆的收文，有京内外衙门给方略馆的咨文、移会、知会、知照。从这些收文的内容上看，一是各衙门咨送方略馆往调文件的行文，一是一般事务性的通知。[11]
军机处及方略馆的档案，无疑是相当丰富的。不过，方略系清朝的战争专史，自然所利用的是有关历次战争的档案。从现存档案来看，方略的资料来源主要有五:一是军务类档案；二是民族类档案；三是宗教类档案；四是镇压革命运动类的档案，包括有关太平军、捻军和秘密结社的史料；五是专案类中的《剿捕档》，多为镇压农民起义与少数民族的记载。具体而言，用于编纂方略的档案包括:皇帝谕旨、来自军前及地方官员的奏折、军事地图、君臣间互相唱和的庆贺诗文及勒石以铭战功的碑文等。具体内容涉及到:征调兵马、拨运钱粮、派遣军队、装备军械及军前黜陟赏恤诸事。在清朝的25部官修方略中，有19部就是依据这些档案编纂而成的，它们是:《平定金川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临清纪略》、《平定两金川方略》、《兰州纪略》、《石峰堡纪略》、《台湾纪略》、《安南纪略》、《廓尔喀纪略》、《巴勒布纪略》、《平定苗匪纪略》、《平定教匪纪略》、《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剿平粤匪方略》、《剿平捻匪方略》、《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平定贵州苗匪纪略》。
至于康熙朝编纂《平定三逆方略》、《平定察哈尔方略》、《平定罗刹方略》、《平定海寇方略》和《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之时，军机处和方略馆尚未设立，自然用的就不是它们的档案。不过，这些方略的资料来源，仍然还是档案，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现在看来，很可能主要是内阁档案和宫中各处档案，包括前者中属于兵科的题本和奏本，后者中有关的朱批奏折和谕旨。
此外，乾隆年间还有编纂了一部《开国方略》，追述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创立大清基业的艰辛历程。这部书所使用的材料，与上述情况有所不同，主要是取材于实录，包括《满洲实录》、《清太祖实录》和《清太宗实录》。这是因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留下来的档案文书毕竟很有限。
三、方略的史料价值
方略馆所修方略，分草本、清本、呈堂本、进呈本、陈设本5类。在方略馆档案中，现存皆为草本、清本。所谓草本，就是原稿，又称底本；清本，就是校正誊写或付印的稿本。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收入了《开国方略》、《平定三逆方略》、《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平定金川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临清纪略》、《平定两金川方略》、《兰州纪略》、《石峰堡纪略》、《台湾纪略》10部，后又刊印了《廓尔喀纪略》。嘉庆年间先后刊印了《平苗纪略》、《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平定教匪纪略》；道光年间刊印了《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同治年间刊印了《剿平粤匪方略》、《剿平捻匪方略》；光绪年间刊印了《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平定贵州苗匪纪略》。清朝未刊行的有《平定察哈尔方略》、《平定海寇方略》、《平定罗刹方略》、《安南纪略》和《巴勒布纪略》。在这未刊行的5部方略中，《平定察哈尔方略》仅有2卷，《平定海寇方略》和《平定罗刹方略》各只4卷，太过单薄，这大概是不便刊行及未收入《四库全书》的原因吧。至于《安南纪略》和《巴勒布纪略》，在清朝也只有抄本传世。
除了《开国方略》取材于实录和采用编年体而外，另外的24部方略均为纪事本末体，资料来源也无一例外是档案材料。清朝的这25部官修方略，计有2480卷，除去没有多少史料价值的《开国方略》外，仍有2448卷，是康熙至光绪朝历次重要战争的恢宏画卷。但是，这些方略往往庋藏深宫，一般学人并不容易见到。直到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印行《四库珍本丛书》，收入《四库全书》中的方略，方始流传于民间。这大约也是清史研究者长期以来较少使用方略资料的重要原因。方略之于学界，一直未有本应有的地位。历史研究者中，使用方略资料的不多。除了上述的方略作为钦定官书，不易获得的缘故之外，再者恐怕就是（1）方略卷帙浩繁，查阅起来颇为不便；（2）方略属于官修，研究者认为它多有偏见；（3）方略系档案汇编，可读性自然也稍差些。例如:江应梁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在讲述清代民族状况时，仅引用过一条方略资料，更多用的是《圣武记》、《清史稿》和地方志资料。吴荣臻《乾嘉苗民起义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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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的是《苗匪奏折档》、《圣武记》和地方志资料，却一条方略资料也未引用。刘如仲《台湾林爽文起义资料选编》，收录的是《清实录》、王氏《东华录》、地方志及碑匾资料，却没有采入任何方略资料。
清史研究者要面对可谓浩瀚的史料，以历史档案和《清实录》为首选，这自然是不错的。但也应该看到，历史档案已然存在零乱不全的事实，《清实录》也有记述不翔实的地方。在研究清朝战争史的过程中，方略不仅是不可或缺的，而且理应放在首要的位置。这主要是因为:（1）方略系统而完整地记录了有关战争的全过程；（2）方略采用档案汇编的形式，仍不失档案的原始性；（3）方略属于当时人编当朝史，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即以与《清实录》的比较为例，方略的编纂，自然是先于实录的编纂；实录的编纂，往往直接取材于方略。就相关的战争记录而言，方略可补实录之阙，可详实录之略。
例如:康熙二十七年九月，噶尔丹托阿齐图代呈请开放贸易的一段话:“顷闻明旨，限贸易人毋得过二百名，我兄弟台吉等不知其故，以为出自我意，不容彼贸易，皆与我不和，乞为代奏。”[12]见于方略，而不见于实录。咸丰九年十月十二日钦差大臣和春奏云:“逆匪陈玉成纠率死党，裹胁难民不下十余万众，由天长、六合窥伺江浦军营。”[13]这段材料见于方略，亦不见于实录。
又如，关于康熙十三年正月乙亥那天，关于派遣勒尔锦率军平三藩的出征过程，实录的记述是这样的:“上御太和殿，遣宁南靖寇大将军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帅师之湖广，安西将军都统赫业帅师之四川，赐之敕印，谕之曰，‘行军之道，惟得民心为至要。所过宜厚加抚恤，严禁侵掠，诚能无犯秋毫，则百姓安矣。至官兵暴露良苦，亦宜拊循。其进止处所，谨设斥堠，善自周防，勿懈也。南方卑湿，念吾军士远役，或不习水土，猝有疾病，可致良医以药饵调治之。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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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绩者，即向所司支给赏赉，勿致逾时。''谕毕，上诣堂子行礼，祭旗纛。还，出西长安门送之行。命王以下，副都统以上，俱乘马驰而过。复遣内大臣、礼部、兵部大臣饯于郊外。”[14]
而方略中是这样的大段文字:“乙亥，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帅师之湖广，将军都统赫业帅师之四川。先是，勒尔锦将行，上面谕之曰:‘行军之要，惟得民心未至要耳。所过宜厚加抚恤，严禁侵掠。诚能无犯及秋毫，则百姓获安矣。至吾兵士暴露良苦，亦宜拊循其进止处所，谨设斥堠，善自周防，勿懈也。南方卑湿，念吾军士远役，或不能其水土，猝有疾病，可致良医，予善药，好护视之。有能立勋绩者，即向所司支给赏赉，勿致逾时。’是日，上御太和殿，内阁大学士捧敕印授勒尔锦。敕曰:‘兹以吴三桂背恩反叛，煽乱云贵，爰发禁旅声罪致讨。特命尔多罗君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同多罗贝勒察尼、都统鄂鼎、觉罗巴尔布、觉罗珠满、伯伊里布、护军统领伊勒都齐额司泰、前锋统领顾岱等统领官兵，前往征剿。凡事与贝勒察尼等酌定方略，会议而行。其进剿事宜，缓则奏闻而进，如有急应进兵机会，或有一路，或应分路，与众上确进取，仍将进兵情形具疏奏闻。毋谓自知，不听众言；毋谓兵强，轻视逆寇；严加侦探，毋致疏虞。抗拒不顺者戮之，有先被贼胁从，大兵一到，即时迎降者，俱免诛戮；有能擒杀贼渠投诚者，分别升赏。须严禁兵将，申明纪律。凡经过地方，毋得搔扰百姓；归顺良民，加意抚恤，务体朕定乱救民之意。其行间，将领功绩及重罪，俱察实纪明汇奏。各官有犯小处，当即处分；之于骁骑校、护军校以下，无论大小罪过，俱商酌径行处分。收取云贵，剿荡逆贼，地方平地之后，酌驻两省要地，具奏候旨。尔等受兹重任，宜益殚竭心力，蚤奏肤功。钦哉。’”然后，又有给赫业的敕文，同于给勒尔锦的敕文。接下来，又记:“勒尔锦、赫业跪受毕，上亲行告类之礼，次祭旗纛毕，还出西长安门，王以下、副都统以上，俱令乘马驰而过，上目送之。复遣内大臣、礼、兵二部大臣饯于郊外。”[15]
可见，《实录》是据《方略》改写的，而《方略》叙事要详尽得多，把出征因由、征讨方略和细节过程交待得更清楚。
方略所记录的清朝重大军事活动，主要包括下述三个方面:
（1）巩固多民族国家统一的战争，如《平定三逆方略》所述平定“三藩”之乱；《平定祭哈尔方略》所述平定布尼尔叛乱；《平定海寇方略》所述收复和统一台湾的战争；《平定罗刹方略》所述抗击沙俄侵占黑龙江流域的战争；《亲征平定朔漠方略》所述乌兰布通之役和昭莫多之役；《平定金川方略》及《平定两金川方略》所述大、小金川之役；《平定准噶尔方略》所述平定阿睦尔撒纳及大、小和卓木之乱；《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所述平定张格尔之乱；《巴勒布纪略》及《廓尔喀纪略》所述击溃巴勒布、廓尔喀入侵西藏的战争。
（2）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的反清战争，如《剿捕临清逆匪纪略》所述山东的王伦清水教起义；《兰州纪略》所述甘肃的苏四十三反清起义；《石峰堡纪略》所述甘肃的田五反清起义；《平定台湾纪略》所述台湾的林爽文反清起义；《平苗纪略》所述贵州的石柳邓、吴八月反清起义；《平定教匪纪略》所述京畿和直鲁豫的林清、李文成反清起义；《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所述川鄂陕边的白莲教反清起义；《剿平粤匪方略》所述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剿平捻匪方略》所述鲁豫苏皖的捻军起义；《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所述西北地区的回民反清起义；《平定云南回匪方略》所述云南的马复初、杜文秀反清起义；《平定贵州苗匪方略》所述贵州的张秀眉反清起义。
（3）涉及周边国家的战争，如《安南纪略》所述出兵安南，卷入黎氏与阮氏之争。安南国王素由清朝皇帝册封，故而在清朝看来，安南事件就是自己的“内政”。又如《平定罗刹方略》、《巴勒布纪略》及《廓尔喀纪略》，自然既关乎清朝国家的统一，又涉及周边国家。
上述这些军事活动，较多地涉及到边疆和民族问题，对于研究清代的边疆史及边疆政策、民族史及民族政策，还有宗教、结社问题，方略自然也是珍贵史料。清代的方略，对19世纪末以前发生在本朝的农民战争的详实记录，理所应当引起农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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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史的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2]郑天挺.清史研究与档案[A].清史探微[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5]清圣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15]平定三逆方略[M].四库全书影印本.
[6]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6.
[7]章乃炜，王蔼人.清宫述闻[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
[8]清高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9]乔治忠.清朝官方史学研究[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10]秦国经.中华明清珍档指南[M].北京:人民出版杜，1994.
[11]邢永福.明清档案通览[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0.
[12]亲征平定朔漠方略[M].四库全书本影印本，1986.
[13]剿平粤匪方略[M].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1968.
[14]清圣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文章来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02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td="">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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