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中国近代文化史百年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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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2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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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近代文化史百年研究综述

文化史是古老的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它真正的确立，在欧洲要晚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被公认为是西方“文化史之父”，其名著《路易十四时代》，则成为文化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其后，西方文化史著述如林，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布克·哈特的《希腊文化史》、《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等,都是有影响的代表性著作。中国社会自鸦片战争之后开始急剧转型，由传统社会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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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近代社会。在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会通融合的过程中，西方的科学文化和思想学术也随之涌入。思考文化的优劣长短、探讨文明的成败兴衰，也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新潮流。在中国，有关中国文化的零星的个案研究在19世纪末期即已出现，中国学者自行撰述的文化史著作最先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本文所要介绍的中国近代文化史虽然也大致开始于此时，但作为一个学科，进行更为系统的研究，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本文所要回顾的就是近百年来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变迁轨迹。
一、百年来近代文化研究的阶段及主要成果
文化史研究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最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之一，尤其是对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更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其原因就在于，在整个20世纪的一百年里，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看待西方文化、如何回应近代欧美文化的挑战等现实问题，一直是学术思想界论争的焦点，从而也激发了人们对近代文化史的探讨。
纵观百年文化史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从20世纪初年到1949年为第一阶段，繁荣期为二三十年代；从1949年到2000年为第二阶段，繁荣期为80年代以来。
（一）从中西文化会通融合及中国近代文化发展路向的角度，开始探讨近代文化史，是第一阶段的特点
梁启超在研究文化史方面，筚路蓝缕，有首创之功。他拟有《中国文化史目录》，遗憾的是仅写出了其中的《社会组织篇》，便搁笔了。不过，他所撰写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等文，都是非常有创见的近代文化史奠基性论文。此外这一时期的近代文化史著作还有谢勖之的《近世文化史》（1926年）、戈公振的《中国教学史》（商务，1927年）、蒋国珍编《中国新闻发达史》（世界，1927年）、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钟山，1932年）、任启元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现代）、张君劢的《明日之中国文化》（商务，1936年）、陈安仁的《中国近世文化史》（商务，1936年），30年代末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王云五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分辑40种专史，影响较大。此外还有侯外庐的《抗战建国的文化运动》（上海杂志，1939年）、陈安仁的《中国文化史》（二册，商务，1947年）、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正，1947年），在三四十年代还有阿英的《晚清小说史》等。
30年代以后，有关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形成高潮，出版的文化史著作虽然不少，但论及近代的却不多。这些著作大都详于古代，略于近代，基本上处于学科体系初创建设阶段。不过，对近代文化史的个案研究论文不少，出现了梁启超、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陈安仁、钱穆、梁漱溟、柳诒徵、陈登原等一批文化史及文化问题专家。
中国人写的以文化史命名的著作，始于林传甲的《中国文化史》（上海科学书局，1914），但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被人称之为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作于1919－1921年，最初作为南京高等师范学院的讲义，随编随印随修改，迄1926年为止，《学衡》出了合订本，1928年中央大学又出排印本。1932年南京钟山书局正式印行。陈安仁的《中国近世文化史》，详于宋元明清时代文化史，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文化史详远略近的缺陷。由王云五主编，在30年代末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其分40种专史，如冯承钧撰的《中国南洋交通史》，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姚名达撰的《中国目录学史》等，林林总总，为分门别类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增添了绚丽的篇章，丛书影响较大。
（二）从文化反思发端，开始进入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学术研究阶段，是第二阶段的特点
虽然，这一阶段应从1949年起，但建国后学术深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这一领域被长期冷落，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全国没有一所大学设置文化史专业课程，更没有一个专门的文化史研究机构。虽然就文化史的局部来说，也不乏建树和发展，文化资料的积累和整理也相当丰富，但作为最能代表文化史研究水平的综合性专著却几乎没有。据80年代初编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书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研究室编），中国大陆1949年后30年来出版的有关文化史的综合研究著作，仅有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和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两种，前者在文献方面的评估，基本上是书目评介，后者侧重在审美意识的发展史。这一时期，以思想史、艺术史取代文化史研究成为普遍倾向。
粉碎“四人帮”后，文化问题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1983年5月在长沙举行的全国历史学科规划会上，提出了开展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问题，中华书局筹备出版《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同年9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初步设想》一文，这是1949年以后见诸报端的、从总体上研讨中国文化史的首篇文章。此后，有关近代文化史的文章陆续见报。1984年11月，在郑州召开首次全国性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实质性地推动了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开展。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成立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室，兼有教学和科研的双重职能。在全国许多高校，近代文化问题也开始成为专家们研究的热点。
总之，经过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学界引人注目的学科。就发表的论文而言，1982年《中国历史学年鉴》收录的近代史类论文中，题目标明论述“文化史”的文章几乎没有一篇，而在1991年各种报刊上发表讨论近代文化史的论文达到80余篇，1992年增至122篇，1994年为129篇，直到目前为止研究成果发表仍呈现出明显的递增趋势。学术著作不下数百种（含思想史类著作）。龚书铎的《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李侃的《近代传统与思想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是比较早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化史方面的开拓性著作，他们对近代文化的特点、线索以及重大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此外，综合性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的著作还有史全生主编的《中华民国文化史》（1990年）、马勇的《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1991年）、傅长禄的《中国现代文化史略》（1991年）、
史全生主编的《中华民国文化史》，出版较早，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全面介绍、研究中华民国文化史的专著，时间跨度从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止。本书一个突出特点是，涉及面很广，几乎囊括所有文化领域，对思想，宗教、文学、音乐、舞蹈，戏剧和电影，美术，教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新闻出版，图书文博,，体育、医疗卫生以及民俗等，都加以论述，尽管内容庞杂，学术论述较少，但很多方面具有开拓性意义却是不能否认的。
最引人注目的是今年新近出版的由龚书铎名誉主编、郑师渠为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文化通史》）。这套大型文化通史，可以说是100年来文化史研究集大成者，其中的第九卷、第十卷两卷，集中了许多国内研究近代文化史方面的专家，占用100万字以上的篇幅专门论述近代文化史。可以说它代表了20世纪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的最高学术水平。
在具体文化问题研究，如近代宗教文化研究方面，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较系统地考察了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情况，填补了这方面空白。高振农的《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郭朋等著的《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等书，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近代佛教及佛教文化问题。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和于语和等主篇的《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论》，介绍了鸦片战争后西学输入中国的情况。郑师渠、史革新合著的《近代中西文化论争的反思》一书，考察了从晚清洋务运动到民国年间影响较大的关于文化问题的论争，探讨了近代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除此而外，郑师渠的《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潮研究》、房德邻的《儒学的危机与嬗变》、郑大华的《梁漱溟与胡适》、黄兴涛的《文化怪杰辜鸿铭》、罗俭秋的《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史革新的《晚清理学研究》、钟叔河的《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严昌洪的《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陈景磐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董守义的《清代留学运动史》、叶易的《中国近代文艺思想论稿》、周妙中的《清代戏曲史》、程秀华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杜石然等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等著述，分别对近代中国的文化思潮、学术教育、文学、戏曲、电影、科技、翻译、报刊、出版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拓展了部分文化的研究空间。
二、百年来近代文化史研究涉足探讨的主要热点问题
百年来近代文化热点问题的探讨，一直是中国学术思想界最为活跃的现象之一。一方面，学者面对自己置身其中的巨变时代，对急剧的文化变迁，不能不提出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把近代文化发展过程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它的发展演变及其规律，从中总结出有益于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教训，这即是学界积极探讨中国近代文化问题的原因，也是这一学科能在百年内有两次大的发展高潮的理由。
（一）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变迁历程及特点问题，一直是百年来近代文化研究的热点之一
梁启超最先在他1922年撰写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进行探讨。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把自鸦片战争以来的50年文化史分为三个时期，即“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在他看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经历了一个先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的演变历程。并相应地出现三次大的文化选择浪潮。这一观点至今仍有影响。李泽厚等人也曾采用过此种观点。在龚书铎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一书中，尽管把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近代文化史分成二大阶段，但其阶段性的划分，仍没有超出梁启超原先的原则，加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就三个阶段了。在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焦润明在其《中国近代文化史》一书中提出了从1840年到1949年间的近代文化发展五阶段说，应该说是在吸收、融汇各家观点基础上提出的最系统的划分方法。
关于中国近代文化特点，以龚书铎的论述最有代表性，他在他的专著《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和他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中都进行了论述。在他看来，近代文化的多样性和区域性；文化的发展变化始终同政治变革、救亡图存密切结合；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科学民主的核心内容；丰富多样、肤浅粗糙，没在形成完整的体系，这些构成了近代文化的特点。焦润明从另一角度提出了：多元性、泊来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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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性、双重性、开放性、大众性或世俗性、不成熟性等7个特点。此外，还有专家认为把民主和科学作为近代文化的核心内容，似有语义上的局限性，纵观整个中国近代文化史，其从没脱离过中国文化与近代欧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因此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应为近代文化的核心内容，而民主和科学始终不过是近代文化的发展趋向和追求目标而已。
（二）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问题，一直也是本领域探讨的另一热点问题
鸦片战争之后，中西文化在急烈的交锋之后，中弱西强的态势日益明显。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时，传统文化近代化的趋势日趋明显，因此，总结历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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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文化建设服务的意识，普遍地存在于当时的学者身上。所以，关于中国的出路问题：是中国本位还是全盘西化？是东方化还是西方化？是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些问题就成为探讨的焦点。
陈独秀、胡适、吴虞等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以彻底的不妥协精神批判封建文化的落后，主张用接受西洋文明来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用民主和科学改造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胡适还在他的《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中提出了东方落后民族应当以西化方式实现追赶型现代化的观点。陈序经在他的《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中更提出了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全盘西化的观点。
与上述观点相对，梁漱溟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上，通过把中国、印度、西洋三种文明进行比较的方式，提出由于三种文明发展的路向不同，所以中国不能走“西化”之路，而只能有“孔化”的观点，曾在当时思想界引起过轰动。此后在学术界又出现了中国文化本位的代表性观点，也曾引起过轰动。
杨明斋的《评中西文化观》从广阔的视野对各种折衷论观点进行较系统的分析批判，提出了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进化的现代化观点，在当时是极具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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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7月《申报月刊》为创刊周年纪念，发行特大号，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广泛向社会各方面知名人士约稿。这次讨论共收到10篇短论和16篇专论，观点五花八门，但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总的趋向性意见，多数人都是一致的，绝大多数人主张走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40年代后，由于战争以及政局变动等影响，学术界这方面讨论声音微弱。直到80年代才又旧话重提。
80年代的文化热是建立在文化反思基础上的，由此而进入学术研究，并因此而真正建立起中国近代文化史学科的构架。
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突出了传统文化现代问题，即从近代史上总结中华民族追求文化近代化的历程，是文化热的核心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从1983年到1989年，共发表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论文600多篇，年平均在百篇之上，从中可以看出“文化热”的强劲势头。
自然科学界率先从文化角度反思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1982年10月在成都召开“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学术研讨会，从而拉开了文化热的序幕。与会者思想活跃，有的认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果中，技术性成果占绝大多数，技术结构的非开放性，加重了技术转移的困难，儒道互补的文化体系使理论、实验、技术三者互相隔裂，不能出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有的认为，中国封建主义的用人制度排斥和鄙弃科学技术，缺乏产生近代科学的社会条件；有的则认为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类型，不存在独立于政治意识以外的学术思想，这是中国不能孕育近代科学体系的重要原因。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是从文化传统方面提出命题，涉及到中国沿袭数千年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民族心理能不能适应现代化这样一个重大问题。
这一期间学界对近代文化探讨多集中在对文化近代化历程的回顾上，许多观念重新改变，许多历史人物得以重新评价，对洋务思潮、“中体西用”观等都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正面肯定。
传统文化特性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也是这一时期的讨论热点。人文主义说、人伦主义说在各种观点中脱颖而出，成为主导论点。有力图从传统文化中发掘具有现代意义的因素，会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的“儒学复兴”；还有的主张“创造性转化”说，还有主张以多元开放的心态，建立以中国为本位的“中西文化互为体用”说等等。
否定传统与弘扬传统的学术对峙又在80年代重现。否定传统的认为，“建立‘现代’新文化系统的第一步必然是首先全力动摇、震荡、瓦解、消除旧‘系统’，舍此别无他路可走”，主张与传统彻底决裂；维护传统的则认为越是现代化越要发扬传统，21世纪将是儒学风行世界的新世纪，90年代后新儒学思潮在大陆盛行，也反映了经济发展后，国人对传统的自尊和留恋。
（一）对近代文化主体的研究成为近代文化研究的重中之重
文化的主体是人，是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着各种角色的活生生的人。因此，研究文化必然要研究人的思想、人的心态以及人的行为。在中国近代文化的演进历程中，各阶级、各阶层代表人物，都对中西方文化的撞碰与融合，文化选择以及文化发展路向问题，提出过自己的主张，自然也就引起研究者的兴趣。
梁启超应属研究近代人物的代表，他的《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写于1901年）一书，是最早研究李鸿章的著作。该书以李鸿章为线索，探讨了晚清40年的历史轨迹。论证了李鸿章不能成为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个人品行以及历史文化背景。他还在其他的著述中论述了近代文化群体的代际差异，主张对国民进行价值观改造，这些都是创新的内容。陈独秀也提出了近代化对现代人的呼唤，提出了“现代人”应具有的6个特征。
建国后，学术界广泛开展了对近代人物的研究。不过在改革开放前，人物研究重点集中在“正面”的历史人物，如鸦片战争前后的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洪秀全、洪仁玕，戊戌维运动中的维新派，辛亥革命中的革命派，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等等，而对于历史上那些“反面”人物，缺乏必要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1949－1965年间撰写的林则徐以及与林则徐相关的传记著作有12种，而同时期关于曾国藩的只有一种；1949－1965年间发表关于马建忠的论文3篇，王韬的4篇，冯桂芬的14篇，陈炽的1篇，郑观应的9篇，而同时期关于石达开的有25篇，秋瑾的43篇，关于洪秀全、李秀成、孙中山等人的研究论文则都在数百篇。由此可见当时的研究重点所在。
改革开放后，随着拨乱反正以及思想解放的深入开展，对人物的研究和评价也发生了很在变化，具体表现在人物研究禁区逐渐解冻，至80年代中期，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胡适、罗家伦、傅斯年、顾颉刚，及至林纾、辜鸿铭、梁漱溟、熊十力、周作人、陈寅恪等，都有专人从事研究，并逐步得出比较合乎实际的评价。举例来讲，耿云志的胡适研究成果，基本上将胡适在现代中国的实际地位勾勒出来了。郑大华的梁漱溟研究，重新估价了他在30年代所致力的乡村建设运动。此外，学界对于像陈独秀、瞿秋白、蔡元培、戴季陶等较难评价的文化名人也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上述这些人物研究，对于深化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对知识分子群体进行学术性的规范研究，在80年代后也实质性地开展。钟叔河的《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通过多侧面的研究，再现了早年出国的人们在认识和介绍世界方面所经历的误解、屈辱、痛苦和走过的坎坷道路，然而他们开启了中国人了解世界的历程。此外，李喜所对留学问题的研究、桑兵对清末新知识界社团与活动的研究，也都取得了很好的学术效果。
（二）其他相对集中的热点问题
关于社会思潮和伦理价值变迁问题，80年代后学界逐渐关注，并产生了许多可喜的研究成
果。较早以“思潮”来命书名的是1989年出版的吴剑杰的《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一书，冯契主编的“中国近代思潮研究丛书”通过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实业救国、新儒家、唯意志论等各种思潮的多侧面探讨，丰富和加深了人们对文化变迁复杂性的理解。有关思潮论文及专题研究成果更是大量涌现，丰富了思潮的研究。由彭明等主编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是目前近代思想思潮研究专著中最权威的一种。在近代伦理思想变迁史方面研究最有权威的著作是张岂之、陈国庆合著的《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一书。
关于近代区域文化史研究方面，80年代以后也陆续出版成果,如近代湖湘文化研究、安微近代名人研究、海派文化研究、租界文化研究、京派文化研究，东北地方近代人物研究等等都取得了大量成果，扩大了新的研究视野。特别是随着90年代文化研究热点的多元化和史学研究的平民化，文化研究重心也从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移，使得近代以来的生活风貌、衣食住行、社会交往以及人际关系都成为研究对象，严昌洪的《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就是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此外，由辽宁大学历史系部分教师集体合写的一组有关近代市民文化方面的论文，尽管学术上尚很粗糙，但却为这一方面的课题研究开了个好头。
三、近代文化史研究前瞻
近代文化史涉及内容多、范围广，由于人们对文化概念界定说法不一，学术研究成果繁多，因此，对这一学科100年的发展历程作一综述难度确实很大，说清楚极不容易，因此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很多代表性论著由于不了解或疏漏而没有提到，只好表示歉意了。在文章的最后，笔者还想就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未来走向提几点浅见。
第一、经过近百年学界同仁的奋斗，中国近代文化史学科已经建立起来，全国已有多所高校及研究机构培养本领域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宏观的理论问题以及宏观的文化研究对象均已解决，今后本学科应向微观化和量化研究方面发展，有关文化群体的人数比例，某种词汇使用上的频率等等都可以进行研究，尤其是对下层文化的研究，比如市民文化、市民心态的研究，应该加大力度，因为仅研究精英文化，还不足以反映中国近代文化的全貌。
第二，近代文化史领域的研究专家尽管人数不少，不过尚没有形成类似西方学术群体那样
的学术派别。除有师承关系之外，多数都各自为战，在学术思想、学科方法、研究领域等方面尚没有形成互相独立又互补的派别。笔者认为，21世纪正在呼唤新的文化史学派，学界亦应有意识地推动文化理论及其他学术理论的大胆运用，鼓励学术争鸣，建立多极学术中心。
第三，文化史涉及面广，因有狭义文化与广义文化之分，故文化史界定不同。目前以部门文化方式研究历史的专题成果大量涌现，也使近代文化史向广义拓展。百年来近代文化史研究成果不少，但相关的资料整理却不尽如人意。笔者建议，学界今后应在近代文化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尤其是按部门文化进行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出版方面作出努力。这是事关学科规范建设和高起点研究的重大学术举措。
第四、近代的区域文化研究似应加强。随着研究的深入，近代文化史研究领域也应向深度和广度延伸挺进。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经济差距和文化差异很大。而且这些差异自近代以来有日渐加大的趋势。因此，想全景式地了解中国近代文化史，就必须全方位地研究中国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文化发展状况。也就是说，中国各个地区自近代以来发展的状况是怎样的？在中华文化近代化的过程中，都扮演了哪些角色？相互之间的差异，以及由些所带来的种种社会文化现象等等。总之，加强区域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应当成为下一个研究阶段的目标之一。
（中华文史网首发）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69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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