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清代历史研究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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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代历史研究稳步发展

一、清史研究概况
清史研究产生于20世纪初，它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学的一部分。其发展经历了4个阶段，即近代清史分支学科萌生与奠基阶段（1901年~1937年）、清史研究初步发展阶段（1937年~1949年）、清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改造阶段（1949年~1976年）、清史研究全面走向繁荣阶段（1976至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量档案文献与史籍的发掘、整理、出版，清史研究领域大大拓宽。清代政治史、经济史、民间秘密宗教、文化史、学术史等方面的研究，无论从深度与广度而言，都达到新的水平；人口史、海洋海疆史、社会史、边疆开发史等一系列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也呈现出勃勃生机，发展势头迅猛。一批清史断代史相继问世，代表作如王戎笙主持编写的《清代全史》10卷，显示了20世纪90年代清史研究的总体水准；清史编年体当推林铁钧等主编的《清史编年》12卷、戴逸等主编的《清通鉴》22册和章开沅主编的《清通鉴》4册 ；记传体则有王思治、何龄修、张捷夫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上编10卷和戴逸、林言椒、苑书义等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下编10 卷。
清朝灭亡至今不到百年，从时间上看，是中国历史上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朝代，对于今天的中国有着直接影响。由于清史在以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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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与人们的普遍关注，这是清史研究得以发展的一个不可多得的有利条件。
以我院历史所清史研究室为依托的清史学科，2003年成为中国社科院首批重点学科之一。学科现有研究人员13人，其中研究员8人，副研究员4人，助理研究员1人；博士生导师3人，硕士生导师4人。清史学科研究范围，包括清朝入关前史，清朝前期、中期史以及晚清史，研究领域涉及清代学术、文化、政治、社会、典章制度、中外关系等各方面。在清代学术、典章制度、妇女婚姻、中西文化交流等研究领域，该学科具有较强的优势。
清史学科几代学人潜心治学，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王戎笙主持撰写的《清代全史》（1~10卷），何龄修、张捷夫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2、4、6、7、9、10卷）出版后，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清代全史》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优秀科研成果奖、第八届中国图书奖。青年科研人员杨海英博士的论文《洪承畴长沙幕府与西南战局》，获历史所第四届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四届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清史研究室研究集刊《清史论丛》创办于1979年，至今已出版18辑。20多年来，该刊物始终以较高的学术水准与严谨扎实的文风，受到学术界的瞩目和海内外人士好评。该室编辑的《清史资料》（1~7辑），为治史者提供了较为稀见的清史原始资料和专题资料汇编，深受学界欢迎，被广泛征用。
2002年底正式启动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仍为2004年度清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点。社会各界通过不同方式，表示出对这项工作的关注和支持。多数人认为，编纂一部高水平的清史，不仅有助于全面了解祖国历史，总结、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有助于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而且还将有力地推动历史研究尤其是清史研究的深入，推动清代档案文献的抢救、保护及整理、利用工作。
建立建全各项规章制度，促进清史编纂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是年度清史纂修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在广泛吸收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拟定《清史目录》第6稿，即通纪（8卷）、典志（39卷 35志）、传记（22卷）、史表（13卷 29表）、图录（10卷）。共92卷，每卷约35万字，总计约3220万字。
2004年，称为清史纂修工程的“立项年”。6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媒体陆续发布“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招标启事”。招标项目分为主体工程类（典志、传记、史表）、基础工程类（档案、文献、编译）和辅助工程类（出版、网络）。按照编委会制定的有关文件和公正、公平、择优、透明的原则，通过专家评审，面向全社会遴选项目主持人。截至2004年10月，已有103个项目获得立项，其中主体工程项目60个，基础、辅助工程项目43个。
清史学科成员积极参与清史纂修工程，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已有3位学科成员分别担任清史主体工程项目《传记· 学术人物》、《传记·康熙朝（下）》、《典志·科举志》等卷的负责人，部分学科成员承担了撰写任务。另有两位学科成员应聘分别在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传记组工作，并以其敬业精神与深厚的学养而受到好评。
二、广泛开展学术交流
2004年度清史学科召开的学术研讨会较多，其中有代表性的为2003年10月由台湾佛光人文社会学院历史所主办的“第一届清史学术研究会”。参与者包括大陆的清史编纂委员会部分专家和我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学者。研讨内容涉及清代学术文化、宫廷内府、清初政治、清代皇帝、清代档案、晚清史、郑成功与台湾史、八旗制度等方面。
2003年11月，我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举办学术论坛，中心议题为“从传统到现代：16世纪~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变迁与历史道路”。与会的中青年学者围绕“现代化研究、社会变迁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中国社会变迁的基本特征、社会发展水平之估计，及其与欧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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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的比较”、“社会变迁个案研究”等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2004年8月，北京市社科院等单位举办“满学和北京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提交的论文内容广泛，包括清入关前史、满族文化与风俗、满语研究、满文文献、八旗制度、旗人社会生活、清代北京文化、清代人物研究、宫廷史研究等各个方面。
同年11月，我院历史所和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联合举办了“中西文明交融与兴衰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提交的论文分别从文化、经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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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对中西文明交流的历史展开多方位探究。在大会上宣读论文的有：蔡鸿生《全祖望〈二西诗〉的历史眼界》、葛剑雄《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应该并行不悖》、王忠欣《中西宗教文化交流与对话的意义与途径》、徐光台《明末中西文明遭遇下熊明遇对世界与人类原始的看法》等。
三、推出一批学术成果
数位资深清史学者分别出版的论文集，构成年度清史著作出版的一道风景线。如王钟翰的《清史补考》、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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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兴的《明清史探索》、王政尧的《清史述得》、邓锐龄的《藏族史论文译文集》等。这些文集中的不少论文当年发表之际，即以其深厚的功力、细密的考析、精辟的论述引起同行的关注与好评。上述学者少者年过6旬，长者已90开外，其中多数人是首次将自己数十年的研究心血结集出版。这不仅为清史研究园地增加一批含金量甚高的学术成果，其意义还在于它们再次证明，学术研究无捷径。这些老一辈学者能够取得突出成就的共同前提是，甘坐冷板凳，肯下苦功夫，善于学习、思索和总结。
2004年度值得关注的清史著作还有：樊克政《龚自珍年谱考略》，汪学群《清初易学》，定宜庄、郭松义、李中清、康文林合著《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张国纲《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梁景之《清代民间宗教与乡土社会》，陈亚平《清代法律视野中的商人社会角色》，刘文鹏《清代驿站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艾永明《清朝文官制度》，朱端强《万斯同与〈明史〉修纂纪年》等。
一批清史学科研究课题进展顺利，成绩显著。例如，陈祖武负责的院重大课题《乾嘉学派研究》的研究已进入后期，第一项成果《乾嘉学术编年》即将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项成果《乾嘉学派专题研究》正在作后期统稿。
以《乾嘉学术编年》为根基，在对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有一整体观照的前提下，专题研究拟对诸如乾嘉时期清廷的文化政策、古学复兴之风初起、经史考证主流地位的确立、总结整理古代学术的卓著业绩、学术随世运而变迁、乾嘉学派的历史地位等问题，加以深入而系统的探讨。通过对这些具有全局性问题的剖析，以揭示乾嘉时期学术发展的走向、特色、成就、学术的碰撞和交融及其主流所在，进而展现“乾嘉学派”是一个相继发展的历史过程，而非仅是不同学派之间的更替和差异。
赫治清负责的院重大课题《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其对策研究》，在2003年~2004年度完成了秦汉至明代自然灾害及其对策大事编年80%的初稿和辽、金、西夏自然灾害及其对策研究初稿，课题组发表了9篇论文，共约25万字。清代卷的学者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自然灾害档案进行了调查研究，并从3万多件档案中挑选了2000余件旱灾等档案，约100多万字；完成了《清实录》太祖、太宗朝至乾隆朝旱灾、虫灾等资料的收集。
2004年度已完成的课题有：杨海英《镶黄旗下洪承畴的后半生》（所重点，专著），定宜庄《清代民间婚约研究》（所重点，合著），刘景莲《明清澳门涉外案件司法审判制度研究 1553~1848》（澳门文化局研究基金资助课题，专著）。
清史学科成员在该年度出版的学术专著有5部，即樊克政的《龚自珍年谱考略》，李华川的《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汪学群的《清初易学》，定宜庄、郭松义等合著《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王戎笙、王天有、李世愉主编的《中国考试通史》（明清卷）。
学科研究人员还发表了一批有份量的学术论文。例如，赫治清的《清代邪教与清朝政府对策》一文，对中国历史上的“邪教”一词进行溯源，详细论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邪教”概念及其内涵的演变，集中阐述了清代“邪教”的六大基本特征、清朝政府有关“邪教”问题的七大对策、清代邪教屡禁不止的原因，以及清代邪教与民间宗教、秘密教门、农民起义关系等问题。吴伯娅的《关于雍正禁教的几个问题——耶稣会士书简与清代档案的比读》一文，比较和研究了近年来翻译出版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和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对雍正禁教一事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该文认为，福建地区从明到清一直是中西文化的撞击点和交汇处。它是“辟邪”运动的中心之一，又是礼仪之争的爆发地。它与康熙帝禁教政策的确立息息相关，又是雍正朝严行禁教的导火线。雍正帝的禁教不仅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而且很有步骤，充分反映了他的施政特色。其他论文，如陈祖武的《钱宾四与清儒学案》、李世愉的《对清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几点看法》、林存阳的《胡培翚与〈仪礼正义〉》、刘景莲的《清代澳门涉外命案司法审判程序》、杨海英的《佐领源流与清代兴衰》、杨珍的《清朝权臣与皇权的关系及其特点》等，均在不同方面有所创获。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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