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关于发言纪要引起的一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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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关于发言纪要引起的一些意见

前不久北京市历史学会和《光明日报》理论部联合召开关于如何评价义和团运动的座谈会，我在座谈会上作了一次即席发言，考虑不周是完全可能的，发言限于篇幅，没有展开。王致中同志对我的发言提出意见，谨表欢迎。
王同志的意见集中起来主要有三点：第一，发言没有看到最近三年来评价义和团运动的主流，不该把“奉旨造反”的提法概括为这一阶段的代表；第二，义和团“奉旨造反”和它的革命性不是不相容的；第三，义和团运动的反帝作用，不能只看几个帝国主义分子的议论。此外也还提出其它问题。
先谈第一个问题。发言中我把八十年来对义和团运动的评论分为三个阶段：从运动发生时到解放前夕是第一阶段，解放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是第二阶段，最近三年是第三阶段。对第一、二阶段，尽管说得也很简单，毕竟讲了几句，作了一点说明，第三阶段纪要中一句话也没有。事后我意识到可能会引起误会，曾写了一篇短文，其中说：“近年来有些同志解放思想，敢于打破禁区，重新评论义和团运动。这是可喜的事。”短文由于某些原因没有发表。但我的态度是明确的。学术研究不能停滞不前；陈陈相因，人云亦云没有多大意思。它应该不断研究新问题，挖掘新材料，进行新的探索。近年来，史学界和其他学术界一样，发扬蹈厉，生气勃勃，这种新气象值得欢迎。但它并不意味着我都同意报刊上发表的各种意见。例如《封建蒙昧主义和义和团运动》一文中“奉旨造反”的说法，就不同意。我说“这个提法好象又回到第一阶段去了”。所指的仅仅是“这个提法”，并不认为它代表了第三阶段，因此不存在“奉旨造反的提法，不论对错，都不足以代表第三阶段”的问题。
为什么说“奉旨造反”的提法，“好象又回到第一阶段去了”呢？在第一阶段，除个别的外，对义和团运动都抱否定态度。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蒋廷黻称义和团运动为“顽固势力的总动员。”（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更称之为“反动势力”。他分析“反动势力”的构成，说第一是“握有重权的亲贵”，这是“利用拳匪排外的人”，第二是“一般士大夫阶级”，这是“鼓吹拳匪排外的人”，第三是“失业的群众”即“拳匪”。此书已译成英文出版）我说，蒋廷□的说法，在第一阶段有代表性。清政府和支持清政府的封建文人等是顽固势力，固不待言，义和团“奉旨造反”，同清政府结成一气，这不是也有点象“顽固势力总动员”吗？“奉旨造反”的提法，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义和团是清政府的驯顺工具，它没有主动精神，完全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它所以敢于造反，敢于反帝，是奉了“旨”，是清政府煽动的结果。至于它本来有没有反帝要求，那是次要的。清政府不要它造反，它也可能就不起来反帝，如此等等。这些当然是不正确的。至于解放后，人们不再污蔑义和团为“拳匪”，那是很自然的事。（发言纪要中“北方豕蛇乱纵横”的诗句，作者应是康有为，不是章太炎，请予更正。）
义和团运动初起时，清政府是企图镇压的。山东平原一带义和团首领朱红灯、本明和尚是被巡抚毓贤捕杀的。直隶中部南部义和团首领武修、大贵和尚等是被总督裕录剿灭的。在瓜分大祸临头的时候，清政府的镇压政策尤其不得人心；在清政府中以端王载漪为首的一派，与帝国主义有矛盾，企图利用义和团作为抵制列强的姿态。镇压义和团的政策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不能坚持地贯彻下去，忽松忽紧，左右摇摆。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和只反洋人不与政府为难相号召，也有助于运动的加快发展。义和团各处分散的自发斗争终于汇成一股强大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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汹涌澎湃地出现在北京、天津附近。这是清政府没有料到的。把持中国海关行政的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在一封信上说：“中国朝廷处于进退两难的地位。如不镇压义和团，则各国使馆将以采取行动相威胁；如准备镇压，则这一强烈的爱国组织将转变为反抗清朝的运动。”（《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6页）一九○○年五六月之交，群众斗争已直接威胁到清政府的心脏，清朝统治有立刻被推翻的危险。当时一方面有帝国主义的直接干涉，各国派出的几百名军队，以使馆卫队的名义进驻北京，一方面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因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而更趋高涨。当北京广大居民，甚至一部分驻军也倾向于义和团时，清政府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如果继续坚持镇压义和团，首先肯定是清政府的被推翻。为了不使其“转变为反抗清朝的运动”，几经踌躇之后，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终于承认义和团为合法，使群众斗争的锋芒集中到帝国主义的身上去。它这样做是为了保全自己而被迫采取的权宜之计。义和团被宣布为义民以后，北京城内王公贵族的宅院里，纷纷设立神坛，附近州县和其他一些地方，也有扯起“奉旨团练”，“奉旨义和神团”等旗号的。对这中间的一些人来讲，“奉旨造反”说是有道理的，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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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是少数。对于长期与帝国主义者和清军进行斗争的其他广大群众来讲，这样说显然是不对的。
第二点，“奉旨造反”与义和团革命性是否相容的问题。义和团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存在许多愚昧落后的东西，这是客观事实。用历史眼光看也是容易理解的。象戚本禹那样，故意拔高，把不值得肯定的东西大加吹捧，那是别有用心。但是如何看待群众运动中那些不健康的甚至不堪入目的现象呢？群众当然有一定责任，但应该谴责的，首先是反动统治阶级。劳苦群众处于社会底层，没有文化，平时备受剥削压迫，辗转吟呻于反动派的重压之下。当压在身上的千钧重负暂时失效时，他们有可能做出暴烈行动来，如马克思所说的成为一种“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义和团入京前，这种暴烈行动相对说来是少的，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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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恶性发作起来，这同当时加入义和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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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份鱼龙混杂，沙石俱下有关，同他们极力利用迷信落后，煽动排外情绪密切有关。
关于义和团的愚昧落后，八十年来特别在第一阶段，讲得够多了。但是把它们说得那么集中、突出、强烈和系统化，归之为“封建蒙昧主义”，解放后几乎还没有看到过。你的文章跟过去不同的是，还用了一些科学术语，如新的生产方式等，使之更具有理论色彩，这样也就更引人注目了。当然“封建蒙昧主义”的内容是什么，文章写得还不够明确，有时把笼统排外与蒙昧主义并列，仿佛后者并不包括前者，这且不说。这里要指出的，此文为了加强效果，用了某些手法，尽管本人不同意“大肆渲染”的说法，但还是有事可证的。文章中引了范文澜、翦伯赞同志用过的材料和论点时，某些措词是不妥的，如说它们是中国人骨髓里的阿Q精神的表现，等于办丧事时而听人喊“恭喜”。可以不同意范老、翦老的说法，他们有错误也可以讨论批评，采取现在的方式是不可取的。又如运动中确有一阵改名风，但是把东江米巷改成切洋鸡鸣街，洋字改为“□”，清字改成“□”，只见于个别记载，没有第二人这样讲过和写过。义和团一般不识字，不会搞这种文字游戏，这显然出于个别封建文人之手，但文章却说成“义和团也发挥了我们民族在修辞学上的爱好”。这样讲也似乎是不严肃的。这些表现手法，究竟是不是在于“渲染”，引起读者感情上强烈的印象和共鸣？
义和团的愚昧落后和它的革命性是同时存在着的两个方面。主流和支流，主要和次要区别开来，不很容易，但还是要分的，因为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方面决定的。突出一个方面是不是会相对削弱另一方面呢？强调义和团的封建蒙昧主义、“奉旨造反”等等，对义和团的革命性会没有影响吗？有的发言说，“只讲义和团的笼统排外、封建蒙昧等，容易导致对义和团的否定”，看来这个问题是存在的。
第三点，关于义和团的反帝作用，不能只看几个帝国主义分子的议论。当然，帝国主义分子的议论一般是要不得的，但有时也还得看是什么问题、什么场合讲的，不能一概否定。列强瓜分中国的狂妄野心遭到坚强反抗以后，存在决定意识，有些帝国主义分子讲了多少反映客观情况的议论，作为参考用来说明义和团运动的历史作用，有什么不可以呢？发言中我故意选了几个不同国籍的帝国主义分子的话，他们或者是身为统帅，是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或者久居中国，熟悉中国情况，以“中国通”著称，他们的这些话也不是随便讲的。王文不赞成用这些人的议论，那末，是不是用中国人自己的议论呢？但当时除《开智录》一文外，对义和团是一片骂倒声，且不讲人身攻击的话，他们说义和团是祸国殃民的根源，是导致订立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的祸根等等，我们能够相信这些胡言乱语吗？
文章认为要正确评论义和团运动，“关键在于许多问题没有真正开展深入研究”。我同意这个意见。义和团运动的研究确实需要加强。例如义和团的渊源问题，它是团练、是一般秘密组织，还是“教门”，义和团运动时期的阶级关系，尤其它与清政府的关系，都同评论义和团运动直接关联着。又如义和团的组织（现在得知不仅是八个字号，另一个字号叫“中”字）、口号（一般是“扶清灭洋”，直隶阜城有称做“传神、助〔锄？〕教、灭洋、共和义和团”的）、领袖（有和尚、道士充当首领的，但没有阿訇）、群众（回族不参加义和团）。这些问题都需要实事求是的研究，它们与评论义和团运动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深入开展这些和其他有关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评价义和团运动。
（资料来源：《中国近代史》1980年第9期 中华文史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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