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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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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9-22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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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新亮点


自从有了人类的生产开发活动以来,生态环境问题随之出现,而且生态破坏问题也与之相伴生而存在。时至今日,随着世界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全人类关注的头等问题之一,环境史也愈加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维。清代近300年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也是距离我们今天最近、影响最直接的一个时期。清前期,社会统一安定,人口快速增加,开发地域扩大,及至晚清,又处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阶段,经济类型增多,技术效率增强,资源利用加快。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不止于当时,甚及于现代。任何开发必然带来相应的生态环境改变,或导致自然资源数量减少,或引发自然环境质量下降,或自然地理本身要素改变,等等,一系列的环境问题自当更加明显并日渐强烈。因此,清代生态环境特征及其变迁需要今人认真思考和深入探讨研究。
2006年8月5日至8日,由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合作主办的“清代生态环境特征及其区域表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青海西宁召开,有16个城市的23个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的53名学者参加会议并提交了论文。会议是中国学术界首次就清代生态环境问题举行的专题性学术研讨盛会,以“清代中国生态环境特征及其区域表现”为主题,对生态环境科学、清代生态环境及其变迁的理论问题、清代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清代区域性生态环境变迁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前任主任、21世纪国家新修清史文化工程《清史·典志·生态环境志》项目负责人朱士光教授在开幕式上强调了这次研讨会的重要性。他指出:对清代生态环境特征及其变迁的研究,不仅是中国环境史研究中的重要一环,而且还是加深对清代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区域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中国当代生态环境问题及其解决途径,可提供重要的历史依据与借鉴。目前清代生态环境研究尚处于薄弱状态,有着多方面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为了探究历史的真实,从环境史的角度,对人与自然社会发展中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和社会问题全方位的加以研究探讨,对清代生态环境变迁、以及新修清史生态环境志、乃至历史学研究观念和方法的更新是十分必要的。
这次研讨会的主要收获及其学术意义综述如下。
一、生态环境科学、清代生态环境及其变迁理论和方法问题
以历史学为依托的环境史研究,具有独特的学科特征,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广泛关联社会与自然历史现象,是迄今为止最具有综合性的历史研究门类,尽管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历程,但其学科理论体系正处于不断完善、精深中,建立一套适应生态环境科学发展的理论体系迫在眉睫。所以,我们既要借鉴西方环境史学研究理论方法,又要不失时机地借助于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尤其是现代生态学的重要理论和方法构建生态环境科学的理论体系,以推动清代生态环境研究向广度和深度进行。本次研究会充分关注了理论和方法问题,特别是在如何正确理解与界定“生态环境”一词的学术概念、以及运用“人地关系”理念分析论证具体问题上,展开了热烈讨论。
朱士光教授的《清代生态环境研究刍论》发言中强调,清代生态环境有着多方面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不仅要注重自然本身的变化,也要考虑到人为因素的影响,还要注意研究清代人们保护自然环境和资源的理论思想。对生态环境问题、变迁现象、造成的影响等的研究,既要注重静态特征,也要注重动态变化;既要注重探明其原因,也要注重揭示其结果;既要注重正面的,也要注重负面的;既要注重本区域的,也要注重临近区域的。应当有全方位的眼光加以把握与论证,并注意总结相关的学术理论问题,更好地推动清代生态环境研究工作向前发展。
现代生态学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生态环境”一词在中国产生,有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侯甬坚教授以《“生态环境”概念产生的特殊时代背景》,结合地理学家黄秉维院士对自己学术工作的反思和回顾,讨论了1982年五届人大宪法修改中,将草案中“生态平衡”改为“生态环境”的过程。“生态环境”一词外国人不明白,但毕竟“生态环境”概念流行后给社会带来许多积极意义。该事例研究的启示在于,中国环境史研究在发展过程中,要避免闭门造车,要结合本土固有的学术资源,不失时机的汲取西方环境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走出以往零打碎敲的研究局面,加强学术资源的整合,与国际接轨,及早构建一套中国环境史学理论和方法。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马玉山教授的《顺应自然之性——清代方志所见某些自然观点的剖析》,就当前在进行清代生态环境及其变迁研究中应注重的理论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环境史研究兴起于当前,但中国历史上人们已经在关注自然环境的问题,尤其是清人,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发展生产过程中,重视“顺应自然之性”。清人针对某些自然现象和由于生产活动引起的环境变化情况所持有的观点,诸如“顺应自然界客观规律”、“保护自然资源”、“合理利用自然条件”等,成为清代地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今天环境史研究借鉴。
中国社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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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所研究员、国家清史编委会典志组专家姜涛也就生态环境研究的理论问题作了专门发言,指出:清史生态环境志的修纂,需要有雄厚的学术积累,必须建基在清代生态环境史的深入研究之上,尤其是理论方面的建设。对于生态环境研究来说,生态环境究竟有哪些要素或组分,这些要素或组分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和联系,应该进一步加以探讨、总结;对于生态环境史的研究来说,如何充分认识史学研究的特点,如何处理通代研究与断代研究的关系,如何从现有的残缺不全的史料中撷取有用的信息,也需要继续探讨,加以总结;具体到清代生态环境史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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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清史生态环境志的纂修,必须要有按区域的系统的研究。清代中国的各个自然地理区域,实际上,就是一个个生态环境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又各有其什么样的典型表现,有着什么样的系统差异?这些问题,也应该继续探讨。上述问题,可以在学术刊物上有计划地展开讨论,开辟专栏、甚至出专刊、专辑。提出我们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建立我们对于生态环境、对于生态环境史等等为学界所公认的事实标准。
与会学者对理论问题的高度关注,反映了近年来这一领域学术研究水平总体上的提高。
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一致认为立足于历史学,从环境史多学科、多角度以及多学科交叉特征出发的实证性研究,是环境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厦门大学钞晓鸿的《清代关中的灌溉、环境与水利共同体》,利用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结合田野考察、利用民间碑刻和契约文书等资料,从生态环境、水利社会的内在机理对水利社会的变迁提出新的解释。复旦大学杨煜达博士的《光绪云南大灾(1905-1907年)的气候背景研究》,应用现代气象学和灾害学的方法,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方面入手,讨论了自然界本身气候变迁,以及一些组合式灾害天气的发生,最易使人类社会遭受惨重的损失。强调了人与自然关系中,自然力的作用。此外,还有学者在研究中运用生态人类学的田野考察方法,研究清代小民族与环境关系问题;也有的从深入收集与采用民间碑刻和契约文书等资料,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研究方法上,北京联合大学朱永杰就自己在为完成国家清史工程北京古建筑之图录编纂工作的实践中,体会到《积极构建清代生态环境变化信息系统》十分必要。认为清代丰富的环境史资料,为构件信息系统提供了条件,因此,采用新技术、新手段,对清代生态环境变化有关资料进行数字化处理,建立全面便捷的信息化共享系统是非常重要和及时的。希望通过整合清代生态环境信息资源,利用计算机操作平台和软件分析工具,借助GIS关键技术,建成一个清代生态环境变化宽带多媒体信息网,并服务于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信息服务系统,最终形成一个体系完善、功能健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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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的数据系统。
应该说上述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与实践都是值得鼓励的,也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将对今后研究清代生态环境特征及其变迁问题产生积极的作用。
二、清代生态环境研究领域深入与扩大。
这次研讨会收到的学术论文中,有7成是关于清代生态环境方面的,且涉及到多个研究领域。除上述理论与方法方面的研究成果之外,还包容了下述十分广泛的内容。即:区域性生态环境;流域性生态环境;农业垦殖与生态环境;农田灌溉与生态环境;森林保育或过度砍伐与生态环境;土地沙化、沙尘暴与生态环境;城镇生态环境;矿冶业与生态环境;疾疫、灾荒与生态环境;移民与生态环境;能源与生态环境;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小民族与生态环境;官民环境保护意识与民俗中的环境保护内涵;管理政策与生态环境等等。多个领域之间相互交叉、联系密切,涉及清代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既是会议讨论议题的反映,也是目前清史生态环境研究概况的明显特征。
与区域沙尘、沙化、疾疫、灾荒相关的文章不少,其中陕西师范大学王社教的《清代西北地区的沙尘天气》,通过对官书《清实录》、《清史稿》、以及西北各地所修方志、史籍的翻检,确定了清代西北地区共发生62次沙尘天气,并从季节、时空视角,总结出有4个多发地带。而且得出了沙尘天气的发生与气温变化联系紧密,与降水变化关系不明显的新结论。另外中山大学司徒尚纪、广东行政学院许桂灵的《清代岭南生态环境历史变迁与后果》,阐述了由于人口增长、工商产业发展等加强对环境的压力,导致以森林消逝为代表的环境变迁,由此引起水土流水、物种减少。灾害增加等后果。
涉及水资源、流域性环境变化的文章有20来篇,如西北师范大学李并成的《清代石羊河流域生态环境演变的特点》、北京师范大学王培华的《清代伊犁的农田水利建设、水利管理和分水制度》、北京社科院吴文涛的《对清代永定河筑堤之环境效应的思考》、山西大学张俊峰的《引洪灌溉:以洪水利用为中心的洪洞县河西三峪33村》、广西师范大学刘祥学的《清代前期红水河流域的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阜阳师范学院吴海涛的《清代淮河中下游生态环境变迁及其原因与影响》、陕西师范大学高升荣的《明清时期关中地区的水环境与农业水资源利用》等等,均从资源、开发和环境的视角对清代环境变迁特征进行了讨论。
农业垦殖、森林资源环境方面的文章有日本东北学院大学细谷良夫的《海城尚可喜坟园的植树》、暨南大学郭声波、四川大学张保见的《青海近代的农业垦殖与环境变迁》、长沙理工大学董力三等《洞庭湖区农业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历史演变》、陕西师范大学熊梅的《清代东北地区森林变化与环境效应》等,围绕人地关系的互动加以论证清代环境变迁特征。
与能源、资源管理、环境保护方面的相关论题还有北京社科院孙冬虎的《清代北京的能源供应及相关生态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刘志平的《清代广东矿产资源的开发与生态环境》、太原师范学院王尚义等《明清时期汾河流域生态环境演变与民间控制》、中国人民大学赵珍的《清代围场管理和生态环境》等。
上述领域中有些此前已有学者进行研究,有些则是以往研究很少,甚至尚是空白。这次会上都有所反映。表明近年来在清代生态环境领域,研究深度与广度均有较大开掘与拓展。
三、对编纂《清史·典志·生态环境志》的影响。
《清史·生态环境志》是国家大型文化工程新修《清史·典志》中新创设的一个项目,不仅体例上无前例可循,资料搜求十分困难,先期成果研究薄弱,加之学术界迄今还有学者对设立该志持不同意见,研究工作难度甚大。生态环境志自2004年夏立项以来,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大力支持与典志组专家具体指导下,项目组在确定体例,设置纲目,撰写试写稿上均取得一定进展,但还面临许多问题亟需解决。在这次研讨会上,从许多学者提交的最新研究成果中,项目组进一步认识到清代生态环境及其变迁有着不同于前代的特点,对当今生态环境状况也有着超乎前代的影响,环境变迁特点显著,尤其是部分区域生态环境变化更具有明显性,有的变化、影响还是空前的,对清代社会发展影响深远,极其有必要和可能性对清代生态环境变迁特征加以研究,并在新修清史工程中单篇成志。课题组成员的认识更进一步统一,更增强了撰述好《清史·生态环境志》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会上提交的论文成果及会下的交流讨论,特别是会议期间,典志组姜涛又邀请部分与会专家、学者,举行了《清史·生态环境志》纂修工作会议,对生态环境志目前已经完成的《西北地区篇》、《西南地区篇》志稿,进行了评议。会上,学者们对生态环境志的纂修在研究方法和体例上都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思路、观点、史料、信息,极具有指导意义。项目组成员对专家学者们的热情帮助,十分感谢,也非常感动!有信心在今后集中大家的智慧将《清史·生态环境志》写好。
四、对清代生态环境研究全方位的积极推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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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本次研讨会虽已表明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在清代生态环境研究之理论、方法论以及十多个分支领域均取得了长足进展;同时也反映出,在理论、方法论上仍需继续深入开展研究,如在理论上一些基本理念还需进一步厘清,在“人地关系”的认识与具体运用上,仍有不同认识,需通过认真研究与讨论取得共识。此外,在研究地区与分支领域上仍然存在不均衡现象,还有着很大的拓展空间。可以预期,随着当前举世各国对解决生态环境实际问题与开展科学技术研究愈来愈重视,随着我国在纂修《清史》工程带动下,对清史研究的日益深入,学术界对清代生态环境研究也将不断拓展深入。本次研讨会也必将对之产生全方位的积极的推动作用,研究成果也会显著增加。由此也可相信,有关清代生态环境的研究性专著,在现已出版的钞晓鸿的《生态环境与明清社会经济》(黄山书社,2004年)与赵珍的《清代西北生态变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之后,会有更多的问世。同时还要郑重指出是,“生态环境”一词,已被载入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且已为我国各界人士及民间广泛而又频繁地使用,发挥着显著的有益于世的积极作用,那就不必因国外一些国家无此概念而争论其合理性。而是应着重研讨其内涵与外延问题,并通过这方面的努力,推动相关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
与会学者认为,这次研讨会作为中国学术界举行的关于清代生态环境学术研讨的首次盛会,不仅开阔了学术眼界,也加深了对以往成绩和不足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了学术发展的方向,已经起到并还将继续起到集聚学术研究队伍,促进学术交流与切磋的作用。大家一致认为,这次学术研讨会不仅成果丰硕,而且还会对今后我国清代生态环境学术研究产生全面而又深远的影响,因而必将载入我国清史学、环境史学、历史地理学等当今显学之学术发展史册!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2007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66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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