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传记丛刊-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中的西南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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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中的西南史料

一、唐炯的家世与生平
《成山老人自撰年谱》之谱主唐炯（1829～1909），字鄂生，晚号“成山老人”。唐炯出生在贵州省一个官宦世家，他的祖先是江西抚州金溪县人，明朝时先人被委派到四川涪州做官，于是举家西迁入蜀，落籍涪州。明朝末年，张献忠农民军进入四川，局势混乱，唐家为了躲避长年战乱，清初再迁至贵州遵义，并在此定居下来，称为“遵义唐氏”。以后经过六代传至唐炯的父亲唐树义，三迁至省会贵阳，称为“成山唐氏”。1825年，唐树义中式，次年大挑签分湖北知县，仕途曲曲折折，累官至湖北按察使。1854年2月，太平军大兵压境，围攻武汉，唐树义作战失利，跳长江自殉，被清政府追谥“威恪”，事迹具《续碑传集》、《清史列传》本传、《清代贵州名贤像传》本传。唐树义先娶王氏，早卒，继娶刘氏，又聘一姚姓女子为妾。膝下有五子，唐炯是元配王氏所生。
1829年4月27日，唐炯在父亲的任职地——湖北天门县出生。早年跟随父亲接受教育，传记文夸他“性倜傥，有大丈夫襟度”[1]，好学不倦，喜读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对历代政事得失、治乱兴衰和古代名臣事迹反复揣摩，烂熟于胸，富有经世伟略。1849年乡试顺利中举，却在随后的会试中一再受挫，1856年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赴京师纳资报捐知县，分发四川任用，从此走上通过镇压农民起义逐步发迹的道路。先署南溪县知县，下车伊始，立志改弦更张，成就一番作为，在实践中逐渐积累了两条基层管理的心得，所谓“作州县足迹所不能到，耳目要到；耳目所不能到，精神要到”，“民财当惜，不可使之破坏，民气当静，不可使之浮动。”[2]以后累迁绵州知州、绥定府知府，直接参与绞杀李永和、蓝朝柱起义和石达开残部，因为擅于用较少兵力攻坚作战，在阵前有进无退，博得“唐拼命”的绰号。1868年率兵援黔，镇压贵州少数民族起义。光绪初年，在四川总督丁宝桢的支持下，大力整顿川省盐务，卓有成效，升建昌道。
1882年超擢云南布政使，时值法国侵入印度支那，欲以越南为跳板，染指中国西南，西南边疆顿时战云密布。唐炯领兵开赴前线，在军中擢云南巡抚，不久，法军发动攻势，清军丢盔弃甲，军事重地相继失陷，战局陷入崩溃境地。清政府大为恼怒，以“边防松懈、临敌退缩”的罪名将其革职下狱，会审定拟“斩监候”。经过李鸿章、左宗棠、丁宝桢、岑毓英等朝廷大员的多方奔走、活动和求情，获得宽免。1887年发回云南，以巡抚衔督办云南矿务，经营近20年。晚年谢病归里，1909年卒于贵阳，享年八十有一。《清史稿》、民国《贵州通志》、民国《续遵义府志》、《清代贵州名贤像传》均立传。
作为晚清时期一位有影响和有争议的政治人物，世人对其多有议论，且多有分析。民国《续遵义府志》说他性格“刚恪”，遇事持大体，眼里容不得沙子，“不直者虽贵亦责之”，所以平生树敌无数，在仕途上旋起旋落，却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无侥幸心”，“无挠屈意”，称赞他是贵州人中少有的“人杰”。[3]唐炯的女婿、官至封疆大吏的王人文作序称颂他勘定大乱，建立不世功勋，可以与曾左李胡等人比肩，仕途上遭遇的坎坷曲折，也和诸人相同，却最终能逢凶化吉，五福备全，独享高寿，则超过诸人。[4]
另一方面，唐炯的捐纳出身和仕途上的大起大落本身给公众提供了丰富的话题，唐炯本人对此心知肚明。《清史稿》本传对于唐炯居然逃脱死刑，苟且终老，愤愤不平，埋怨“朝廷固宽大，亦失刑甚矣。”[5]李慈铭指出他是“张之洞之妻兄”，暗示唐的升迁缘于裙带关系。王闿运曾说他“坦直寡言”，后来看法大为转变，当听说唐下狱论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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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理所当然，认为唐“贪位侥幸，正使杀之，亦所应得”，此后又讥讽唐办理云南矿务“拼命弄钱，念唐鄂生真如一大梦也”[6]，此“唐拼命”之“拼命弄钱”与彼“唐拼命”之“拼命作战”，形同天壤，如此用笔，辛辣极了！ 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批评唐炯作战只知道一味强攻，导致精锐消耗严重，“实不知兵”[7]；并揭露他性格执拗，重私谊；行军打仗期间随带专职厨师和炊事用具，中法战争期间嫌越南水土恶劣，雇用马匹从省会昆明专程运输黑龙潭水到前线泡茶，简直一副纨绔子弟的做派。晚年放纵自我，讲究吃喝，喜好卜相之术，搜罗字画附庸风雅，但艺术修养很差，经常上当受骗。
二、《成山老人自撰年谱》的版本与成书
唐炯一生著述较富，撰《成山庐稿》十二卷（其中诗八卷，文四卷），《成山老人年谱》六卷，《援黔录》十二卷，《成山庐诗录》一卷，《成山堂公牍》不分卷，编《丁文诚公年谱》一卷，《四川官运盐案类编》八十卷卷首一卷，修光绪《续云南通志稿》等。
《成山老人自撰年谱》包含《成山老人年谱》六卷，唐炯撰，附录一卷，唐炯之子唐坚续编，由姚华题签，牌记“宣统二年三月刻于京师”，铅印9行23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 卷首有谱主八十岁像和自题。可知该书1910年付梓于京师。中国国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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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藏单刻本，以后续出丛书本三种，分别是台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文海出版社1968年）、台湾中国历代名人年谱汇编本（广文书局1971年）和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三种丛刊本均影印自单刻本，其中中国历代名人年谱汇编本为六卷，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改动书名为 “成山老人自订年谱”。
关于年谱的成书，《成山老人自撰年谱》的初稿是1886年在刑部大狱完成的，唐炯自叙“罪且不测”，感到大祸临头，来日无多，于是在儿辈的请求下，“粗述平生险阻艰难情状”，这是他的编撰初衷。1904年，唐炯在病中翻出旧稿，删削整理，写成六卷，要“藏于家，以示子孙”，并供历史研究者考见往日得失，还强调他的年谱没有“怀挟恩怨，虚构事迹，颠倒是非”[8]的成份。可见，唐炯在有生之年自撰年谱具有叙述个人从政经历，立此存照，为自己辩白和正名的一层用意，同时表扬个人功绩，激励子孙。《成山老人自撰年谱》刊行后，有人评价它“殊不详核”[9]，当下阅读，也可以发现存在一部分主观虚美和迷信内容。即便有这些缺点，《成山老人自撰年谱》作为晚清史重要人物之一唐炯的个人传记，详细记载了谱主的人生经历、内心活动、人际交往及其社会历史背景，唐炯的生活足迹和从政区间覆盖中国西南云贵川三省，年谱保存了晚清中国西南地区丰富的社会史料，对于我们研究清代晚期的西南政局、行政管理、民族关系、经济状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太平天国、李蓝起义、苗民起义、中法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在年谱中均有直接反映。
三、《成山老人自撰年谱》的史料价值
南开大学冯尔康先生认为，年谱是历史人物传记的一种体裁，是用编年体形式记叙谱主一生经历及其相关的人和事，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10]唐炯宦居西南期间撰写、保存了大量的个人诗文、往来函件，参与编纂官书和方志，为年谱写作提供了丰富翔实的素材。《成山老人自撰年谱》的编纂体例遵循按年叙事，以事系年的原则，详略互见，在叙述个人经历之后，多附录原始资料，所以年谱中保留了许多谕旨奏章、文移书启和诗作，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概括起来说，第一，年谱详细纪录了李永和、蓝朝柱大起义的全过程。咸丰初年，社会矛盾激化，清政府在西南地区的基层官吏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统治秩序瓦解，李永和、蓝朝柱、蓝朝鼎揭竿而起。起义军势如破竹，转战滇、川、陕三省，与太平天国起义、云南回民起义遥相呼应，严重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清政府匆忙调派湘军入川，与本土川军联合镇压，唐炯是全程带兵镇压李蓝起义的中下层官员之一，对这场大起义起因、经过和结局的记载大体可信。年谱用大量文字呈现了清军战备废弛，战斗力低下，军纪败坏，守土不足，扰民有余，军队之间派系斗争激烈。地方官员内部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矛盾重重。
第二，年谱披露了石达开部队走向覆没的史实。1862年，从天京负气出走的太平军将领石达开转战进入四川，走上了一条“流寇主义”的不归之路，沿途遭到清军和地方武装围追堵截，且战且走，消耗很大。四川总督骆秉章闻报急忙调集唐友耕、刘岳昭、唐炯追击，石达开抵达大渡河边紫打地，人地不熟，河水一夜之间暴涨，前有大河和清军阻挡，后有少数民族武装掐断退路，终于自投罗网，陷入绝境。年谱说：“石大开至大渡河，游骑数百人已济招还，下令多备排筏，明日齐渡，是夜，水陡涨数丈，连日不退，而振武军前队始驰至对岸，石大开前不得渡，退为倮夷所扼，食尽乞降，槛至成都伏法。”[11]
第三，年谱详细记载了唐炯率领川军援黔，扑灭贵州少数民族反清起义的史实。贵州苗民举起义旗，汇合黄号、白号等民间秘密会社起事，参加人数众多，规模大，持续时间长，风起云涌，此起彼伏，使清军疲于奔命，不独贵州全省局势失控，而且波及整个西南地区。清政府举贵州、湖南、四川、云南、广西五省之力，进行防堵和镇压。1868年，唐炯力排众议，率部入黔，剿抚兼施，稳扎稳打，三年之后终于基本控制局势，把少数民族起义扑灭下去。期间唐炯与贵州地方政府交恶，势同水火，双方互不协作，直至拆台。川军枪炮火器等军需物资严重短缺，军粮筹措艰难，普遍欠饷，而入黔湘军军纪荡然，公然抢掠妇女，形同匪寇。
第四，年谱记载了唐炯在四川推行盐法改革的前因后果。川盐行销云贵川楚，积弊丛生，官盐滞销，私盐猖獗，盐价高昂，官员中饱私囊，百姓大受其害。1877～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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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唐炯在四川总督丁宝桢的鼎力支持下，大刀阔斧地革新四川盐法，变“官督商销”为“官运商销”，终使官盐销售畅旺，盐课充裕，并带售积存盐引，私枭敛迹，盐价平抑，民间无淡食之苦，收到官民两便的效果。
第五，年谱记录了中法战争前半段的史实。1882年，清政府认为唐炯“素称知兵”，把他调任云南布政使，不久授云南巡抚，一再督促他带兵前往中越边境布防。在法军大兵压境的局势下，唐炯内心却不愿与法国开战，一再向清政府陈说，越南落入法国人之手是“天之所废不可兴”，认为中国耗三省之力为越南守土，“在彼无丝毫之益，在我有邱出之损”，“出境兴师，甚非长算”，所以“统筹全局不宜用兵”，主张固守门户，“敛兵保险，以固吾圉，于国体犹存，孰与不能操必胜之权，徒兵连祸结，掣动全局，亡羊补牢，犹未为晚。”[12]畏战之心昭然若揭。唐炯把战略重点放在整顿云南内政上，即开办矿厂，整顿练军，裁革夫马，归并厘卡，以卧薪尝胆、上下一心作为固圉安边、杜绝列强窥伺的万全之策。整顿内政固然必要，但与迫在眉睫的抗法战争相比，显然属于缓不济急，也充分暴露了唐炯的军事才干不过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而已。统兵官员决心不定，前线清军军心涣散，战事一开，一败再败，清政府指责唐炯退缩不前，以致军心怠玩，相率效尤，予以革职问罪，是不无道理的。
第六，年谱反映了1887～1906年唐炯办理云南矿务的情况。云南矿务以铜务为重，铜矿的开采和冶铸关系国计民生。回民起义以来，云南陷入长年战乱，铜矿开采一落千丈，技师稀缺，矿工星散，资本匮乏，转运艰难，原料涨价，产量急剧下降。唐炯到滇后，组织矿务公司，招集商股，购办机器，并尝试过采取提高铜价、豁免积欠、增加商铜比例等办法来鼓励采铸，但经营近二十年，亏损累累，仅能保证“京运无缺”，《清史稿》直截了当地说“仅岁解京铜百万斤，为时论所讥”，证明确实没有什么大的起色。年谱还记载了这一时期中外合资开办滇矿和臭名昭著的出让“七府矿权”的交涉。
此外，年谱还载录了许多民风社俗资料，诸如四川田土买卖，川人假命案兴讼，土豪调解民间纠纷开销酒肉费，乡民卖米居然由中介持斗做中间人，收取“斗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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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凌惕安：《清代贵州名贤像传》第一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46年。

[2]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卷二。

[3]周恭寿修、赵恺、杨恩元纂：民国《续遵义府志》卷二十上列传一，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本，巴蜀书社2006年。

[4]王人文：《贵阳唐中丞八十寿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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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惕安《清代贵州名贤像传》第一集第三卷。

[5]《清史稿》四百五十八《列传》二百四十五。

[6]金梁：《近世人物志》，周骏富《清代传记丛刊》，台湾明文书局1989年，第62册，第271页。

[7]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周骏富《清代传记丛刊》，第202册，第622～623页。

[8] 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自题。

[9] 王闿运记：宣统三年二月十日，唐鄂生子坚送年谱，求作碑，看唐自作年谱，殊不详核。参见金梁：《近世人物志》，周骏富《清代传记丛刊》，第62册，第272页。

[10] 冯尔康：《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20页。

[11]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卷三。

[12] 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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