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满文史料在清史研究中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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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满文史料在清史研究中的局限

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帝在皇太子胤礽奏折上所写朱批（局部）
内容提要
以往清史研究中有一种忽视运用满文史料的倾向，是不正确的。然而近年来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片面强调清史研究必须以满文史料为主，似乎不识满文就无法研究清史，这就走到另一个极端，也是不可取的。满文、汉文档案具有相同的史料价值，清史研究中必须坚持满汉史料并重，才是正确的治史方法。由于与满文史料相比，汉文史料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涵盖范围之广泛，均远超前者。以汉文史料为主，满文史料为辅，互相参照，互相印证，方能得出正确的历史结论。
满文又称“清文”，是清朝官文书通用文字。满文史料，主要指满文原始档案与满文书籍（含契约、石刻、印章等）。现存满文档案约200多万件，满文书籍约千余种。这些书籍由汉文译为满文或满汉文合璧的居多，满文原著较少。清史研究中所用满文史料，主要是满文档案。
满文档案与汉文档案都是第一手史料。清朝史事有些仅载于满文档案，有些仅载于汉文档案，还有些在满汉档案中均有所载。因此，满文、汉文档案不仅无法互相取代，而且必须互相参照，互相印证，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由于满文、汉文档案具有相同的史料价值，清史研究中必须坚持满汉史料并重。这里，笔者根据自己近四十年来在清史研究中发掘、运用满文史料的实践，择例比较满汉史料的作用；在肯定满文史料重要性的同时，着重指出它在清史研究中的局限。
满汉史料记载的三种情况
清史研究中有时会遇到一种情况，即史事仅载于满文档案。例如，清初后妃改嫁现象反映了满洲社会习俗。满文档案披露，清太宗皇太极的侧妃、清朝“铁帽子王”之一和硕承泽亲王硕塞的生母叶赫纳喇氏，在嫁与皇太极前后曾三次改嫁。汉文和其他文本的史料对此只字未提。
又如，清入关前两帝只有满名。入关后诸帝的名字，正史所载均为汉名，满名无载。满文档案显示，清入关后第一位皇帝顺治帝福临在继统前的满名可能叫方喀拉（fangkala），意为矮小之人，时年5岁。这为考察满人的命名习惯和特点提供了新的信息。
再如，康熙朝大学士明珠因把持朝政、“植党纳贿”而遭革职。明珠之子、原翰林院掌院学士揆叙，被雍正帝视为储位竞争对手皇八子允禩之党。故清朝官史中对明珠贬革后的事迹记载极简。据满文档案所载，明珠革职后仍受信任。康熙帝南巡期间，为留守皇子指定的数位顾问大臣以明珠居首。
清史研究中还会遇到另一种情况，即史事载于汉文史料。例如，遗存的清代天安门匾额上，有三个时期的文字痕迹。最初是满、蒙、汉三种文字，其后是满汉两种文字。辛亥革命后仅有汉文“天安门”三字。天安门匾额上的文字为何由满、蒙、汉变为满汉？满文档案无载。据《清实录》（汉文本，下同），顺治十三年（1656年）、十四年（1657年）之交，顺治帝下令，坛庙门上匾额一律从太庙例，“去蒙古字，止书满、汉字”。这是顺治帝改变满洲旧制、疏离蒙古族文化的举措之一。天安门匾额上蒙古字的去除以及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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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内大部分匾额上之所以只有满、汉两种文字，可以在此找到答案。
又如，《古今图书集成》修纂者陈梦雷在雍正初年再次获罪的缘由，满文档案无载，史籍语焉不详。陈梦雷是雍正兄诚亲王允祉的老师，允祉曾是储位竞争者之一而遭雍正帝忌恨。所以，学界一般认为雍正帝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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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陈梦雷，是要与允祉为难。汉文档案披露，所谓陈梦雷案，是由康熙后期储位之争缘起，以案主杜撰天降“大位之牌”神话，偕术士进行祈禳镇魇活动为主要内容，最终因案主将供奉“大位之牌”通达雍正帝而发露。汉文档案记载纠正了史中之误，为康雍时期宫廷政治研究增补了新的内容，并可据此对重要历史人物陈梦雷作出新的评价。
再如，关于顺治帝宠妃董鄂氏（孝献皇后）的来历，满文档案无载，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她原是顺治帝同父异母弟和硕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妻子。然而，并观朝鲜“谢恩使”李渲《燕途记行》（原文汉文）和德国人魏特《汤若望传》（汉译）的记载，可以否定上述看法。事实上，董鄂氏的前夫不是襄亲王博穆博果尔，而是顺治朝一位侍卫或“内侍大臣”。这些“内侍大臣及侍卫之妻”身为八旗命妇，照例应入宫服侍皇太后、皇后（顺治十一年废止此制），并参加宫廷礼仪活动。所以，顺治帝有较多机会接触这位有夫之妇。董鄂氏被顺治帝看中后，“其夫自死”，她则成为顺治帝的妃子。
清史研究中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即史事在满文、汉文档案中均有所载，因此必须互相参照。例如，满文档案中详细记述了清初宫廷女子苏麻喇姑病重后的情况，显示出她在宫中较高的地位以及与皇室的特殊关系。可是，如果不是从《清实录》与清代笔记等汉文史料中，得知她是孝庄皇太后的亲信侍女，则无法理解和运用这些满文档案，甚至因此而忽略档案中珍贵的信息。只有将满文、汉文史料互补互证，才能在撰写清史时更好地为苏麻喇姑立传。
又如，关于康熙帝捉拿鳌拜。满文档案仅证实，康熙帝当时不在执捕现场。从《清实录》中我们进一步得知，由于原住处清宁宫（保和殿）需要修缮，康熙帝于八年（1669年）正月临时迁至武英殿居住。因此，当年五月执捕鳌拜时，他坐镇于武英门前。另外，鳌拜案的满文档案仅有数件保存至今，其主要内容在《清实录》中均有反映。鳌拜和相关人员的受审口供，则保留在仅存的一份汉文档案中。兼用这些满文、汉文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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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对鳌拜案发生的背景、来龙去脉以及该事件对清初政治的影响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再如，《清皇室四谱》根据《清实录》的记载称：雍正帝第三子弘时因年少放纵，行事不谨，（雍正四年）削宗籍死。由此出现雍正杀子之说，流传至今。实际上雍正帝并未杀子。现存满文、汉文档案中，分别载有雍正帝治罪弘时的同一道谕旨：四年（1726年）二月，雍正帝称弘时为人断不可留于宫廷，是以令其为允禩（雍正八弟）之子。汉文档案还明确指出：弘时是因允禩获罪株连，从玉碟中除名，交与允祹（雍正十二弟）约束教养。通过研读满汉两种档案，我们得出结论：弘时是因在权力斗争中站在其父政敌允禩一方，故遭严惩，除宗籍，但未被杀。
满文史料的局限性
清代，凡属机要政务，或涉及皇室、宗室、八旗、军事、民族、边疆等方面的奏本、奏折及谕旨、朱批等，大都用满文书写。这种情况在清前期尤为突出。乾隆以降，由于汉化影响，满文官文书虽至清亡并未绝迹，但公文中使用满文逐渐减少，使用汉文愈益普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满文档案约200多万件（册），汉文档案约800多万件（册），满文档案仅为汉文档案的四分之一。现存千余种满文书籍中，满文原著较少，从史料角度看，完全无法与浩如烟海的汉文典籍相比。此外，满文档案自身的特点与缺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们的史料价值。
第一，部分满文档案缺乏完整性、系统性。例如，存留至今的顺治朝满文档案相对较少。雍正初年收回的满文朱批奏折等，并非康熙朝大臣所上奏折的全部，因为上缴前或有遗失。收回后，雍正帝销毁了对其不利的部分内容，故康熙朝与雍正初年的满文朱批奏折遗失较多，仅依据现存部分，无法厘清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
第二，满文档案往往未能反映各类史事之间的内在联系。满文奏疏及其所奉朱批、朱谕等，大都针对某一事件或某一问题，形成数件、数十件甚至数百件相关档案。因所记内容或较琐细，或重复率较高，难以通过这些档案了解整体情况。
第三，满文档案的史料价值不是绝对的。即使对清朝宗室、八旗、民族、边疆、军事等满文档案存留较多的领域从事研究，依然需要满汉史料兼用。另外，在部分清代专史（如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等）研究中，因缺乏满文档案记载，几乎只能完全依靠汉文史料。
第四，满文档案所记史事的真实性，受到以下因素制约。一是具折人奏报时，可能对某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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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未确，或所闻本误，或不敢奏明实情，从而影响到上报内容的准确性。二是具折人由于某种原因，在奏报时夸大或隐瞒实情。三是由于奏报内容机密，档案所载是孤证，很难找到其他史料加以佐证。四是部分满文档案散佚，所记史事已无考。
第五，满文奏折与封套（折封）、满文朱批夹片与奏折的分离。例如，康熙、雍正时期不少满文密折（包括手折和折片），没有写明具奏日期。装有这些折件的封套上，有时以汉文或满文写有年、月、日。这或为具折人发折日期，或为清帝收到折子的日期，或为清帝阅后发回折子的日期。这种日期错乱的情况有时很难鉴别。如果将某件奏折封套上所书时间，误认为该折具奏日期，便有可能铸成大错。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数代人对满文档案进行过多次整理。整理过程中或不慎装错奏折封套，或将某人为某事所奏折子与清帝阅折后写在夹片上的朱批拆放两处。满文档案保管、整理中的一些失误，增加了利用满文档案时误引、误证的可能。
如上，尽管满文史料十分重要，但由于其数量上的限制和其他自身缺陷，单单或主要依靠满文史料，无法对清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满汉史料并重：汉文史料为主，满文史料为辅
由于满文档案的上述特点和局限，我们一方面主张满汉史料并重，即满文档案与汉文档案具有同等重要的史料价值。另一方面，在研究实践中，客观上只能以汉文史料为主，满文史料为辅。例如，我们撰写《康熙皇帝一家》时，引用了200多件当时未曾翻译的满文原始档案，揭示了康熙帝家庭生活的部分内容，特别是他与几代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档案相当零碎，所记述的多为细节。要对康熙帝家庭的方方面面有一总体把握和认识，只有更多地依据汉文史料。书中引用的汉文史料比满文档案多出数倍即是一个例证。也就是说，只有依据汉文史料，勾勒出康熙帝家庭的基本框架，满文档案反映的相关细节才能附着其内。
又如，皇位继承是清朝核心机密，满文档案对这一专题研究尤其重要。但是因为保存至今的相关满文档案甚少，我们在撰写《清朝皇位继承制度》一书时，虽然引用了130多件满文原始档案，但主要依靠的仍然是汉文史料。没有汉文史料的支持，无法揭示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发生、发展和演变过程。
总之，清史某些领域，如内务府、理藩院、黑龙江将军衙门以及新疆、西藏、蒙古事务等，由于满文档案比较集中，相关研究可以大量利用满文档案。然而即便如此，要在这些方面做比较深入的考察，仍需要从汉文史料中获得有关背景材料。可以说，能否充分地发掘、利用满文档案，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很好地掌握相关的汉文史料，并据此了解和把握研究对象之间的相互联系。满文档案所反映的多为人物或事件的具体情况。它们虽然可以补正汉文史料中的缺失或错误，深化对若干人物和事件的认识，但要对清朝历史做全面考察，则远远不够。
与满文史料相比，汉文史料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涵盖范围之广泛，均远超前者。可以说，有关清史的文字记载，大部分存在于汉文史料之中。仅仅或主要依据汉文史料，在考察某些史事时可能出现局部或细节上的遗漏、失实，但仍然可以对其总体情况和发展过程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因此，在清史研究中坚持满汉史料并重，以汉文史料为主，满文史料为辅，才是正确的治史方法。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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