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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一部有裨清史研究的目录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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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9-22 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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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一部有裨清史研究的目录学著作


来新夏同志所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出版了。这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目录学专著,又是一部有裨清史和近代史研究的工具书。全书共分六卷,实际上由两大部分组成。卷一至卷五是作者经眼所见八百余种清人(包括仅卒于清或仅生于清者)年谱的书录,这一部分构成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卷六著录了见载于他书或传闻自他人而为作者所未亲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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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谱一百四十余种,另有谱名,谱主索引两种,作为该书的附录。作者长期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和京、津、沪、宁等地一些大图书馆中搜览年谱,每读一谱,辄作书录一篇,凡涉诸清人年谱八百多种,一千二百余卷,成书录八百余篇,方辑为一书。是书前后三易其稿,中途又经成稿的散佚,多所周折,计从作者创意发凡至属稿付梓,历时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现在终于亭立在茂密的书林中,同读者见面了,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本书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是值得称道的。
首先,它给读者提供的知识内容具有较高的准确可靠性。我们知道,对于一部目录学和工具书的根本性的要求,是它的准确可靠性。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取得读者的信任,从而放心地去采用它,否则,错误百出,读者不敢使用,这样的工具书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因此,一部好的目录学著作,最忌讳东拼西凑因袭同类读物,转加介绍。来著《知见录》,由于是作者亲自披览原著所写的书录,因此,不仅所记内容相当准确、可靠,不至以讹传讹,而且还对前人同类著作的有关错误,间出按语考辨,多所指正。其中有纠谱名之误者,如孙振烈自编《次皙次斋主人年谱》,杭州大学图书馆《中国历代人物年谱集目》误题《次皙次斋主人年谱》(第254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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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谱主生年之误者,如清王其慎编《质斋先生年谱》,李士涛《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误著谱主嘉庆二十年(1815)生,实为嘉庆二十一年生(第208页);有纠谱主卒年之误者,如严辰自编《桐溪达叟自编年谱》,陈乃乾《共读楼所著年谱目》著谱主光绪十四年卒,实则彼乃谱主止笔之年(第216页);有纠谱主得年之误者,如罗正钧编《左文襄公年谱》,汪誾《馆藏历代名人年谱集目》著谱主得年七十岁,实际上应作七十四岁(第204页);有卒年误而致得年亦误者,如英和自编《恩福堂年谱》,梁廷灿《年谱考略》著谱主卒于道光十九年(1838),得年六十九,其实这是谱主止笔之年,谱主实得年七十岁(第148页);有纠刊本之误者,如《十年读书之庐主人自叙年谱》,李士涛《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著有《思补过斋主人年谱》刻本,实际上那是谱主李钟文之父基源自叙年谱,非李钟文自叙之另刻本(第206页);有纠撰人之误者,如《吴公年谱》,未著撰人,李士涛《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误题吴受福编,实际上撰人乃谱主之子吴泰阶,吴受福仅稍补行事而已(第111页);有纠著录之误者,如《毛大可自订年谱》,李士涛《中国历代年谱目录》、杭州大学图书馆《中国历代人物年谱集目》,均谓收于《西河合集》,来检诏书,并无此谱,遂置列入《知而未见录》并指出李录与杭目之误。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这些辩误,大大提高了来著《知见录》的准确可靠程度。
其次,著录内容丰富翔实。来著《知见录》所做书录八百余篇,加上《知而未见录》一百四十余篇,二者合在一起,殆近千篇,仅清人年谱即著录如此之多,内容堪称宏富。在所有这些书录中,除了一般标名“年谱”者外,还有校书谱、诗谱、图谱、纪年诗、年表、合谱、专谱等特种“年谱”。由于作者的辛勤搜寻,发现了前人未加著录的清人年谱稿本,如王汉章编《谵归大师年谱》(第303页),抄本如陈锡麟自编、陈鸿保续编《陈锡麟年谱》(第207页),传抄本如清林聪彝编《文忠公年谱草稿》(第161页),油印本如《陶文毅公年谱》(第154页),等等,悉加著录。得之友朋传说而未见之稿本,如俞寰澄编《戴子高年谱》亦阑入所附“知而未见录”中。在著录内容方面,过去的目录或仅列谱名、撰者,或酌收谱主生、卒年与得年。来著不仅准确地记录了上述项目,而且对谱主事略、编谱缘起与史料价值等也作了较为恰如其分的说明,从而大大丰富了本书的著录内容。
其三,比较恰当地评论了著录年谱的史料价值。给年谱写书录,除了它本身在目录学上的意义以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说明年谱的史料价值,以便读者选择浏览。特别是史部目录学著作,其对能著书籍史料价值的论述是否得当,更是评价它优劣的重要准绳之一。在这方面,来著也是基本成功的。作者往往用寥寥数语点出该谱中所涉及到有关清代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历史问题的有史料价值的记载,为研究者提供了有用的线索。如侯堠《(觉罗诗人)永忠年谱》书录云:“谱主为清宗室中诗人,与敦诚、曹雪芹等均有交往,谱中曾引录其吊曹之诗”。“是谱及谱主著作如《延芬室全集残稿》及《瑶华手札》等,对于研究《红楼梦》有可供参考之处。”(第110页)又如清宝琳、宝询《昇勤直公年谱》书录云:“是谱系谱主之子据其见闻纂辑,记仕历极详,并引录有关文件,惟谱以谱主一生主要仕历多涉八旗事务,记述旗务问题为多,可供研究八旗历史之参考。”(第137页)再如张謇《啬翁自订年谱》书录云:“是谱于研究中国民族资本企业之发展及民族资产阶级之性格与形成,尚有裨助。”(第263页)对一些不足凭据的材料,书录也酌加挟出,如金鹤冲编《钱牧斋先生年谱》书录云:“是谱乃编者有意为谱主降清一事辩解而作,……固不足称信史。”(第2页)又如张敬立撰《是仲明先生年谱》,美化谱主为学问家和道德上的完人,作者据《茶余客话》、《东皋杂钞》、《石翁山房札记》等书斥其“曲讳”不实,进而指出“使用年谱资料,又不可不慎”(第86页)。对其他目录书于某些年谱评价不当者,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如潘世恩自编《思补老人手订年谱》,《鸦片战争书目解题》谓其“记于殊略,然亦足资参考”。来著以为潘在鸦片战争中属从投降派,对战时政事一无所叙,是书并无史料价值可言,《解题》之论“不足凭信”(第147页)。
年谱中一些不经见的史料,来著则择要录出。如陆模自编《朝议公年谱》,于道光三年条记江苏水灾,难民反抗,谱主以乡绅身份献策镇压的资料。罗惇衍自编《罗文恪公年谱》,于咸丰五年条所录论厘金流弊疏等,皆为当时第一手资料,书录中酌为捡出数行,为读者进一步研究有关问题,提出了较为具体的参考资料和查找线索。
来著能在著录时作出以上科学的处理和公允的评论,是与作者本身的学识水平有关的。此前作者曾出过颇有一定份量的年谱专著和目录学理论著作,为本书的著作积累了深厚的功底。加之作者知识面广,涉猎的载籍多,能互相比较参证,从而得出较为中肯的结论。如评俞正燮编《何端简公年谱》,揭出俞尚撰有《何端简父子事迹》一文(收入《癸巳存稿》),可互相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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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第75页)。又如论沈曰富《沈端恪公年谱》与俞樾《春在堂随笔》卷5,所在有关资料参征,对该谱版本发表了见解(第77—78页)。所有这些都只有在博览群籍的基础上,才在评点时做到深中肯綮,游刃有余。
其四,检索方便。作者在《代序》与《后记》中,一再表明撰书主旨乃在于为了节省他人搜检资料的烦劳,甘愿做“铺路石子”的工作。因此,全书的编排,充分体现了作者方便读者的用心。是书正文依谱主生活年代划分为五类:即明清之际人物,顺治、康熙、雍正时人物,乾隆时期人物,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时期人物,生于清而卒于辛亥革命以后人物,每类各为一卷。这样从某个人物的生活时代便可以找到他的年谱著录。每篇书录,皆按照谱名、刊本、著录情况、谱主事略、史料价值、编谱情况,藏者等项顺序著录,使读者翻检时一目了然。特别方便读者的是书后所附谱主索引和谱名索引。前者按姓氏笔划排列,于姓名后括注生卒年,后者按书名笔划排列,于书名后括附谱主姓名。有了这样两个索引,读者检索起来按图索骥,非常方便。
总而言之,来著是一部著录准确,内容充实,评论中肯,使用方便的清史史部目录学专著。它为近三百年的七、八百个历史人物提供了基本的生平史料,也为研究近三百年历史提供了若干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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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珍贵的资料线索。这对于清代和近代人物与社会历史的研究,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当然,来著也并非十全十美,还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如书名中“近三百年”的时间概念与实际所收人物的范围的吻合问题,还可再作推敲。“知而未见录”部分尚望在再版时能并成“知见录”;一些未加著录的重要人物的重要年谱,亦待增补。在现有著录中,也有若干失误或欠妥之处。如《方望溪年谱》云方苞为“安庆府桐城县人”应加注寄籍上元,因作者对其他虏籍情况是作了说明,此处亦应体例一致。又如本条云及方苞因《南山集》案罚入汉军旗籍,后“赦归原籍”(第76页)。此处句意欠明,易给人赦还原籍老家的错觉,实则是赦方氏出旗籍,并非回老家。又如《尹左夫人年谱》,尹氏既不为人所知,是谱既为其子所作,若对其子酌加介绍,当有助于了解该书。再如,《傅青主先生谱略》书录中已辨谱主卒年应以后人考订之“清康熙二十四年卒之说为是”,而于另一处《傅青主先生年谱》书介绍谱主事略时却采用了“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卒”的说法(第15页),是前后抵牾。所有以上这些都是一些技节性的问题,瑕不掩瑜,我们提出来,希望再版时能得到纠正。
最后,我们祝愿继来著《知见录》以后,有更多的同类著作问世,以至象本书作者所提议的那样:“对史籍的每个门类或小目类都有人分别去清查一下底数,并把结果写出报告,编制一些工具书。”这不仅是少数人为多数人摆好“梯子”的工作,而且是造福学林的千秋事业。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通讯》1984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63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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