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陈豹隐，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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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陈豹隐，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先驱

陈豹隐原名陈启修（1886—1960），四川中江人，21岁留学日本。1919年，陈启修受聘北大法学院教授兼政治系主任。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启修遭国民党南京政府通缉，流亡到日本，易名豹隐，潜心研究马列主义经济学，著有《经济现象的体系》、《新政治学》、《科学的社会观》等书。而他最重要的贡献则是首译了《资本论》，同时又翻译了日本河上肇所
陈豹隐（原名陈启修）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在最早传播马克思经济学的先驱中，“五四”运动时期即有“南陈（豹隐）北李（大钊）”之称，冯玉祥泰山办学时期即有“南李（达）北陈（豹隐）”之谓。陈豹隐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商品及商品生产、价值及价值规律的研究方面，见解独特，为发展马克思经济理论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一、与李大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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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陈豹隐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广泛地向社会传播
1927年底至1929年底，陈豹隐东渡日本，为经济理论的发展发愤译著。除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外，还出版了《新经济学》、《经济现象的体系》、《财政学总论》等百万字的著作。这一时期，他已打下了很好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并达到了很高的学术造诣。
“五四”运动对陈豹隐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时他开始着力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北京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的课程，阐述以商品为社会细胞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终趋势，引导学生系统学习《资本论》，从而通过商品理论及由商品引发的系列社会问题立足关注及解决当时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问题。陈豹隐还与李大钊合作，讲授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及其他国家工人运动及当时中国劳工的状况，联系实际剖析商品及商品社会关系，深受学生及其他听众的欢迎。陈豹隐在1925年至1926年，已开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广泛地向社会传播，积极向工人、农民、军人宣讲。例如，他与恽代英等人作为黄埔军校政治讲师，名列政治教官前列。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6期的“授课情形：中国财政经济状况4小时，经济常识18小时，苏俄状况18小时”。大众热烈欢迎邀请他演说，“5月5日工农两大会举行马克思108周年联合纪念大会。到二千余人，会场高呼‘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高唱国际歌，并请陈豹隐（陈启修）、郭沫若等演说。”
二、对学术界不切实际的“复兴农村经济论”，陈豹隐鲜明地提出根除时弊等思想
陈豹隐通过商品现象的认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原理，在商品生产方面也有很好的研究。陈豹隐之所以能在“‘一盘散沙’式的智识”中脚踏实地阐明自己的商品生产理论，仍在于他根据马克思商品生产理论，结合中国国情认真探索的努力。例如，他在《经济学讲话》中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处于和外国资本主义同等自由竞争领域，而外国资本主义的资本有机构成高，生产率高于中国，因此，外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品，通过市场价值的实现，必然包含着有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品的价值在自己的价格上未能实现的部分”。针对当时中国学界存在一种不切实际的“复兴农村经济论”，陈豹隐认为，这时中国农村的经济，已经全部破产了，以农立国的基础已经根本动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农村经济还可以与外国并驾齐驱，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情况不同了。外国农业因大量农业机械的生产发生了很大的进步，使农业大资本化成为可能，中国农民直接被外国资本主义农产品所打击。那么“怎样去解决中国农村总破产的问题呢？当然是应该促进农业劳动生产性的发展，使农业生产方法改良及推广农业机械的使用。然而这种改良必然涉及土地制度上的剥削，必然要利用政治上的力量去禁止外国农产品的输入。所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性的前提条件必然是一面改革土地制度，一面改革国内外政治，使军阀绅豪地主资产阶级榨取而不可能才行”。可见，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陈豹隐能运用马克思经济学原理，剖析当时中国商品生产及农业生产的弊端，提出鲜明地根除时弊等思想，确实是难能可贵。
三、陈豹隐对发展商品生产与其他经济社会条件的关系也进行了独到的研究
陈豹隐还特别注意发展商品生产与其他经济社会条件的关系。例如，他认为政治权力会严重影响商品生产诸方面的关系。其一，政治现象的发生及发展受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支配，现在与将来均会是如此；其二，当时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正发生新的变动。物的方面，生产手段慢慢地社会化起来了，如像所谓国有事业的扩展，土地公有化，资本的公共节制，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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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能力的社会保护，一般私有权的限制，全国经济事业的经营管理等等事项，就是明例。物和人两方面的变动是向着权力的社会化及权力的消灭方向走的。为什么呢？理由很明白，因为权力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手段的私有，随着生产手段的社会化，权力会最终走向消灭。再如，他还认为中国地域性的因素也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例如他对处于当时抗日战争前沿的广西地区经济实力及人民斗志作了着重描述。他在1939年11月发表的《广西是一整个要塞》中说到：“从风俗上说，广西民众战斗精神之横溢，夙有名于内，最近数十年历史可资佐证。至于勤苦耐劳之风，不仅遍及于男子，而且普及于妇女，许多经济生产工作，皆由妇女担任，故广西民众除老弱外无一不勇敢地站在奋斗的岗位，这种风俗岂不等于一个大塞内各个成员都很踊跃站在战斗的岗位上吗。如此看来，广西实在可以譬喻成为战斗准备已成的整个大要塞。”又如，陈豹隐还注意到人口增长制约商品生产及经济发展。在1957年他就提出“计划生育论”。他认为“现阶段人口增长速度过大，而工农业生产赶不上，乃是发展国民经济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陈豹隐提出提倡晚婚、适当分居、安全避孕等措施。这些措施在当前也是有效的。
四、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陈豹隐仍坚持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的理论
在陈豹隐的学术研究中，总是注重捕捉规律性的东西。例如，他在分析资本利润、利息、工资各种分配物等，总是动态地、联系地加以研究。同时还认为：“把一些现象排列着，并不肯从动的方面去观察各种现形的变化，所以往往把真理埋没了。”
正是在科学的宇宙观、认识论的指导下，陈豹隐对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受价值规律的认识十分客观。如20世纪30年代，中国曾出现了一种“工业救国论”，陈豹隐认为单纯地提倡工业，推广国货，只能是不切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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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他在《经济学讲话》中指出，提倡工业与提倡国货，并不是简单之事，而是一个价值法则即价值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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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适用问题。“从价值论的价值法则来说，单单的提倡国货，奖励国货于事实毫无补益的。”
陈豹隐在晚年更加关注价值规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意义。1959年，他在四川财经学院第二次科学讨论会上深刻地阐述了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及重大作用。陈豹隐还认为，具体劳动由于技术的巧拙、工具的利钝、劳动的勤惰、劳动对象的优劣等等，而致所消耗的劳动有多有寡，“所以消耗劳动少者的商品比较消耗劳动多者的商品容易在同一市场交换出去，因而常处于有利地位，常常促使落后者向先进者赶上去，所以说这个规律有促进生产技术发展的作用。”陈豹隐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坚持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的理论，从中国计划体制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历程来看，陈豹隐在价值规律理论方面的学术思想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陈豹隐还认为，“计划的作用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各行其是，不相干涉，没有主从关系的说法我是不能同意的，因为计划规律与价值规律是有矛盾的。”这个观点振聋发聩，因为他在1959年7月提出了这个观点，对我们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如何处理好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的关系，至今都是非常重要且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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