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交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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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交流研究

后殖民主义
后殖民主义又称为后殖民批判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提倡多元文化研究，消解西方中心论。在后殖民时代，后殖民主义是现代主义风格出现的一种文化突现，核心内容——“后殖民理论”或称“后殖民研究”的研究视角多维度全方位，涵盖不同的历史时刻、地理区域、文化身份、政治境况、从属关系以及阅读实践，在学术界从边缘向中心的成功运动，显示了它成为主流的潜力。
后殖民主义集中在对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文化主流——殖民主义以及其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残留或延伸进行批判，分析研究文化话语权力关系，探讨不同文化的对话与交流现象。其复杂性和综合性构成了后殖民时代的最强音。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三个代表人物为萨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1978年萨义德出版了《东方主义》，此书被视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在西方思想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引发了对后殖民主义问题的广泛思考。萨义德认为东方是在西方中心论下凭空创造出来的价值观念，东方主义反射出西方人的“权力象征”，完全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他从现代东方学和当代东方学出发，对西方的传统理论进行颠覆性的批判，挑战历史上从未受过质疑的西方中心论，尤其是对文学和文化交流领域进行了新一轮的反思和观照。
斯皮瓦克的后殖民主义学说涵盖了解构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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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等，关注女性主义、殖民话语的批判、民族性与种族性的探讨等。霍米·巴巴提出“文化杂合”(cultural hybrid)，认为文化的频繁交流是民族文化呈现出“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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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民族文化，包括宗主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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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持鲜明独特的民族性是不可能的。受福柯 (Faucault)权利话语理论的影响，后殖民理论关注文化地位的差异以及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权利斗争，如在后殖民语境中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间的殖民话语权力关系、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第三世界的文化抵抗、国家民族文化等问题。后殖民理论研究从纯粹的语言文本研究转入到文本背后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文化霸权、话语权力等深层研究。后殖民主义不仅是一系列理论和教义的策源地，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话语场，或“理论批评策略的集合体”。
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交流研究
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下，西方世界的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中心，非西方世界文化是边缘文化，甚至必须依靠西方先进文明的输入才能发展其民族文化。在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的第三世界国家，尽管对外译介作品数量逐步增加，但译出与译入的作品数量相差悬殊。在目前国际语言的格局中，各语言之间的交流比例存在不对等的情况。英语作为强势语言往往是大部分翻译中的译出语，而其他语种，特别是汉语等亚洲语言作为译出语的翻译数量根本不能和英语作为译出语的翻译数量等量齐观。
萨义德强调，西方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意识形态占领和文化渗透正是后殖民模式的具体表征。这种殖民形式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般人不易觉察。但是它的破坏性却是最致命的，它从文化上对第三世界进行了彻底的渗透，使其丧失具体清晰可辨的文化身份，而随着文化身份的丧失，文化进一步被边缘化，民族身份随之也模糊。于是一切又重新纳入西方的文化霸权之中，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使第三世界国家无法达到自身文化发展的自觉和自主，陷入了文化发展的困境之中。
在后殖民语境下，由于存在着由政治经济的不平等而带来的强势文化(宗主国)与弱势文化(殖民地)之间的权力差异，导致了帝国主义统治下的语言不对等，作为文化交流的工具——翻译根本无法实现人们预期的平衡对话和转换。翻译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翻译文本的历史性和翻译背后的权力差异越来越受到研究人员的关注。翻译研究不可避免地从传统的“等值”研究转向文本产生过程中的话语权力差异对比的研究。
后殖民语境下，翻译是帝国主义进行精神扩张和控制的工具，其扮演了三个有序但又互相重叠的角色①：作为一种殖民的渠道;作为殖民主义瓦解后仍然存在的文化不平衡的掩护物;作为精神殖民化的手段。由于宗主国控制殖民地，被殖民者政治经济地位的弱势导致了文化上的弱势，无法进行平等的文化交流活动。殖民统治者利用强势话语权，“通过翻译文本巩固其文化霸权地位”， ②由此从精神上巩固其殖民统治地位。在文化帝国主义时代，西方世界在输出其文化作品的同时，强势地向第三世界即弱势文化群体输出其文化价值、思维方式、道德标准及其生活方式，企图培养出一批“西化的、无视本土文化的精英读者群”， ③以达到在精神上渗透、入侵进而控制第三世界的目的。
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翻译研究应关注隐藏在译文变形和置换背后的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争斗和权力运作，不同文化间存在着权力差异。从一方面看，原文文本在产生过程中必然受到意识形态等各种因素的操控，翻译便是文化渗透甚至是文化殖民的渠道。从另一方面看，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词、句、文体的选择和对原文的增减、注释反映出译者的目的性，也体现出其文化的对抗性。传统翻译研究注重于翻译文本静态的对比分析，如语言转换如何实现对等;而后殖民语境下，文化交流和翻译以权力差异理论为先导，研究和解释在翻译过程中各种影响因素，如译本产生过程中外部的社会形态因素、中西文化冲突应如何进行取舍、译本产生后对目标语文化的影响等，权力差异造成意义在翻译的过程中遭遇接受或拒绝，同时受到译者自觉与不自觉的价值取向和翻译策略选择的制约。
后殖民研究视角给予翻译研究的启示在于，翻译不是单纯的语言活动，而是意识形态和权利斗争的冲突场所，是权力差异语境中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不平等对话的产物，被文化帝国主义视为精神扩张和殖民的工具。在后殖民语境下进行翻译研究，目的在于把翻译活动回置于真实历史背景之下的文化活动中，对其进行思想变迁分析。
目前的文化活动呈现出从西方世界向第三世界单向流动的趋势，日益凸显出文化霸权主义的色彩。文化霸权是西方世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主义在价值观、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上的反映，对第三世界国家在文化思想领域方面的渗透，西方世界企图以强势文化覆盖弱势文化，单方面构建文化一元化，破坏文化生态，使第三世界国家民族文化削弱甚至消亡。文化交流应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进行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互动和融合。最大限度地吸收西方文明的精华，使其为我所用，这样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达到文化整合的目的。在后殖民语境下，第三世界译者应建立自己的翻译标准和翻译策略，一味地跟风西方翻译理论，移植西方翻译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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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助于西方世界了解真正的第三世界国家。要让西方世界从意识形态上消除中心主义，有效抵制文化霸权主义，从而促进多元文化并存并举。
翻译在文化交流中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将中国文学作品译介到西方，使西方了解认识中国的优秀文化，而不是想象和偏见中的中国，这样才能让世界了解中国。另一方面，在西方世界向第三世界国家推行文化殖民的历史语境下，译介其作品属于正常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值得其他民族学习的优点。西方文明几千年的丰硕成果，形成了其丰富的文化色彩，其优秀部分可为我们学习。对西方优秀文学作品的译介，不应消极回避或对抗，而应积极参与，吸取其养分，将其转化为我国民族文学的有机成分，促进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这在历史上早已有明证。我们不能因为西方世界的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行为便一概排斥外来文化，拒绝交流，拒绝改变;发展本民族文学，需要建立在平等的文化交流的基础上，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因素。通过译介“后殖民”作品，了解西方世界眼中的东方，看穿西方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文化渗透和文化殖民，才能有意识地抵制文化霸权的侵略。
结 论
在后殖民语境中，我们要关注在文化交流和作品译介中翻译的媒介本质及其背后隐藏的文化权力差异和文化权力斗争。文化交流和文化冲突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抵制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侵蚀的同时，应大量翻译我国民族的优秀文化作品，宣传呈现我国民族文化，让西方世界了解真正的东方，从而实现多元文化的并存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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