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评弹-洪煜：近代上海小报视野下的苏州评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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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洪煜：近代上海小报视野下的苏州评弹

苏州评弹是我国南方主要是以吴语说唱的一种雅俗共赏的大众娱乐,它的主要特色是说、噱、弹、唱、演。它是由传统的说唱艺术发展而来,源于唐宋时期的民间说唱艺术,在近代上海这一经济文化中心地也占有一席之地,成为市民大众文化娱乐的一种民间艺术。
近代上海小报是指在晚清时期开始出现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繁荣发展的一种篇幅小(一般为四开、八开) ,内容多为消闲娱乐之类的文艺游戏小品文,主要迎合市民的文化趣味,篇幅短小、风趣,记载名人的趣闻逸事,滑稽幽默,以消遣为主的通俗大众化报纸。这种带有流言性质的“社会新闻”,造就了近代报刊的民间化特征。
在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上海小报多是一些君子所不为的小道或琐细之物,历史学家也多报不屑一顾态度。因为历史的缘由,苏州评弹与近代上海小报之间有着不可分解的纠缠。如何将这些不为一般学者所“器重”的不急之物和苏州评弹这一被排斥于“大雅之堂”之外的民间艺术结合起来,与更宽广的江南社会历史的变迁联系起来,寻求其更大的文化史和生活史的意义,则是本文所要努力达到的一个目标。
在以往的研究中,小报作为一种公共文化空间,在市民日常生活中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①。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小报,它们与苏州评弹在晚清以来的联合多少可以反映出两种文化空间之间的交叉和重叠。苏州评弹艺人通过书场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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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影响着苏州乃至江南地区民众的日常生活。② 小报与评弹都是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消费对象,都是江南地区通俗文化和民众娱乐的重要来源,对他们之间关系的梳理和追溯,可以再现江南城市文化、市民日常生活的实态,回归历史现场。
近代报刊产生以来,尤其是近代上海繁荣发达的报刊业,成为评弹传播的一种新的媒介,报刊成为人们了解评弹艺人、追捧评弹艺人,乃至丑化评弹艺人的重要的途径,尤其是小报更是热衷于名人轶事,揭人隐私、哗众取宠,各类明星人物都成为其追踪的对象,加上小报文人的嬉笑怒骂、诙谐冷幽默的文笔,使得各路进入上海的明星不得不对之敬畏三分。这样,包括评弹艺人在内的各路演艺明星不得不与各类小报纠缠在一起。
近代上海都市近代化、商业化过程中,评弹艺术加速了商业化的进程。尤其是女弹词在日益商业化的大都市,生活成本日高,各路消闲娱乐的竞争日烈。近代报刊等传媒的出现和繁荣发展,为传统评弹艺术的近代转型提供了工具。评弹艺术与近代报纸尤其是小报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　评弹女艺人与上海小报的诞生
上海休闲文艺小报的出现与近代上海娱乐业的繁荣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上海开埠以后,尤其是太平军在江南地区与清军的作战,大批江南富豪、地主、商人等纷纷避难租界,这些庞大消费人群的存在,促进了租界消闲娱乐业的发展。租界内的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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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馆、妓院、说书等消闲娱乐业相继开设,娱乐业日趋繁荣。据统计, 1869年,租界内的妓馆就有数千家, 3烟馆有1700余家, 4其他茶楼、酒楼、戏园如雨后春笋,比比皆是。有报刊描绘了当时上海娱乐业之盛况:“上海之洋泾浜甚胜地也,中外杂处,商贾辐辏,俗尚繁华,习成淫佚,故妓馆之多甲于天下。辅之以戏场,衬之以酒肆,又有茶居、烟室以点缀也。月地花天,灯山酒海。耳谋郑卫之声,目熟冶荡之态。”5传统和近代娱乐业的发展,促使了市民日常休闲娱乐生活的大众化,市民日常文化消费已成为市民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有学者描述道:在上海,像茶楼闲饮、盆汤沐浴、书场听书、戏院观戏、乘车游观等,都已是花费无多的大众化休闲娱乐活动,那些受雇于人的店伙、账房、塾师,乃至于贩夫走卒等普通人,也可以在劳作之余,到这些场所去休闲一番,以解身心之乏。6上海娱乐业的发达,促进了娱乐消遣文化消费的萌生和发展。晚清时期诞生于租界内以消遣娱乐为主体形式的文艺小报与其发达的消闲娱乐业的发展不无关系。
在这众多消闲娱乐业中,苏州评弹尤其是女弹词占有一席之地,女弹词群体的存在和发展与近代上海休闲文艺小报的发展繁荣有着密切的互为依存关系。
女弹词进入上海以后,以色艺倾动听众,成为上海市民消遣娱乐的对象。上海在开辟商埠之前,城隍庙一带是城市民众唯一的游乐场所,所以苏州评弹艺人也在此安营扎寨,卖艺为生。随着上海租界消费文化的繁荣,本来仅仅活动在上海城内的女弹词,很快移居租界,并创办“书寓”,卖艺为生,产生了“书寓”式的弹词女艺人。“书寓”本为女弹词的居所,“创自朱素兰”,“同治初年,最为盛行”。7女弹词艺人在租界一带十分活跃,据《海上冶游备览》记载:“说书而易男为女,亦取其易招人听之故,女而肄业说书,亦取其引人入胜之意。业此者常熟人为多,所说之书为《三笑》、《白蛇》、《玉蜻蜓》、《倭袍传》等类,亦不过十数部而已。目下愈来愈多,北市一带,各里聚集,竟有三十余户焉。”8说明了女弹词艺人规模逐渐扩大,弹词一业发达。
这些女弹词艺人的艺术造诣很高,且多色艺俱佳。她们受聘于书场老板,登台献艺,以此为生。她们自高身价,所住场所称“书寓”,自称为“词史”或“先生”。但允许客人前往游玩,也可以应客人之邀到酒楼侑酒,实际上与妓女没有什么区别。但在女弹词早期时代,她们比较谨严,不与一般妓女同流合污。如袁翔甫在1872年《沪北竹枝词》中有:“一曲琵琶四座倾,佳人也自号‘先生’;就中谁是超群者,吴素卿同黄爱卿。”注云:“说书女流,声佳颇高。”9这些书寓女弹词谙习弹词之妙,有些能通文翰、具“诗名”,还有人自诩黛玉、香君10,颇能说明女弹词的高雅及文学素养。
上海开埠以后,社会性质正在悄然发生改变,传统价值观念渐渐被近代功利价值观与享乐观念所取代,日渐呈现商业社会与消费社会的特性。尤其是租界商业繁荣和娱乐文化的发达,书寓女弹词逐渐发展成为高级妓女,也成为传统文人学士消费的对象。传统士大夫与书寓女弹词“才子佳人”式的交游,一可以了却传统文人的“青楼情结”。中国旧式文人雅士向有喜欢嫖妓的风气和传统。近代著名改良主义学者王韬既是我国近代史上开新风气者,又是个上海通,同时也是一个喜欢狎妓的学士,自称“身历花丛凡40年”。文士狎妓在当时很流行,为文人风习之一。王韬经常跟李芋仙等至交畅游于书寓、长三之间,每逢有朋自远方来至,必邀至妓院宴饮一番。11二也体现了十里洋场才子的生活方式。张静庐曾回忆说,在当时,文人“一定要‘风流’,才可以称为‘才子’,一定要进出娼门,才配称得起为‘洋场才子’”。12因此,“访女弹词”、“闲步寻书寓”13等就成为文人士大夫们一种消闲的日常生活。这样文人与女弹词之间的赠诗赋词唱和之作屡见报端。著名文士王韬对于高级妓女也就是书寓女弹词的评价甚高,表达了传统士大夫对于高级妓女的一种才子佳人式的交游情结,女弹词与士大夫之间的交往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地位。
另一方面,中国的高级妓女是一种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的产物。19世纪的上海,高级妓女享有一种为社会所公认的地位,上流人士的休闲空间往往是光顾这类高级妓院。这是一个唯一让商人和文人学士不仅感到安宁和舒适,同时也感到温馨的地方。一些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如生日、金榜题名、商业交易等,都在这些地方举行庆祝活动。对中国城市的精英来说,光顾高级妓院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生活,他们不仅可以定期去那里,而且还可以天天去那里。这类公共场合成为一种社会身份的象征。14
随着近代上海洋场才子与苏州女弹词或曰高级妓女群体之间的诗酬唱和交往的加深,在近代上海报刊业发达繁荣的大背景下促成了消闲游戏类文艺报纸——小报的诞生。
早在1872年《申报》创刊后,就公开征求过“骚人韵士”们的“短什长篇”和“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的文字,也就是士大夫与女性交游的诗赋唱和。后来,这样“描写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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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连风景”的唱和之作太多,于是就有了中国最早的文艺期刊《瀛寰琐记》的创刊,它主要是刊登大量文人雅士的一些茶余酒后的消闲诗词文章,间有游记、翻译小说之类。1875年《嬴寰琐记》改名《四溟琐记》,后再改名《寰宇琐记》。其创办的宗旨是“或可以参济世安民之务,或可以益致知格物之神,或可以开弄月吟风之趣,博搜广采,冀成钜观”(《嬴寰琐记·叙》) 。15这些文艺期刊所刊载的文艺作品,多数是以上海十里洋场为背景,反映的也多是活跃在上海这一日益都市化社会舞台上的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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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洋场才子、封建绅商和市井小民的生活和心态。
十里洋场奢侈消费风气日炽,女弹词书寓为洋场才子冶游其中提供了理想的空间。传统文人笔墨和才情在相当程度上花费在妓场之中,尤其是高级妓女身上。传统的女弹词艺人在商业社会大潮中也逐渐蜕变。很多的女弹词艺人沦为妓女,“废书而用唱”,书寓性质发生变化。众多女弹词沦为为妓女,促使上海娼妓业的繁荣,也刺激了近代上海消费文化的畸形发展,吸引了众多传统士大夫来此寻芳觅艳。
女弹词自身的转变以及与传统士大夫之间的交往,促成了近代上海娱乐性传播媒介——小报的诞生。小报在《申报》文艺附刊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尤其是传统文人与妓女之间的赠诗唱和,需要一个释放他们情感的渠道,加以近代上海报刊业的发达,第一张娱乐消闲型的小报——《游戏报》诞生于风月场中,其所记多为妓女的日常起居及容貌才艺,从此,女弹词及妓女叙事成为小报不变的主题之一。
二　小报与评弹艺人形象的文化重塑
晚清以来传统士大夫以及民国时期现代知识分子借助小报这一舆论媒介对评弹艺人尤其是女弹词进行文字游戏和捧角的活动,这种传统才子佳人式的游戏消遣活动,在小报上找到了表达方式。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他们对评弹艺人形象的文化重塑。
近代上海小报是大众文化的传播媒介,小报上经常刊登政界艺界名人的逸闻趣事,语言滑稽突梯。为了哗众取宠,甚至不惜无中生有,向壁虚构,反映出草根阶层的文化品位,而且小报价格低廉,能为一般民众所承受,所以为一般市民所欢迎。苏州评弹也是一般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剧种,听书不仅价格便宜,而且不识字的也可以听得懂。听书更有现场感,更有感官刺激,说书女艺人的气质、容貌,以及女听客中的摩登女郎及时髦太太,都同小报的趣闻一样,成为他们的茶余饭后的谈资。小报对于女艺人色艺介绍,也成为一般听客按图索骥的指南。小报与评弹艺人纠缠一起。
晚清上海第一张小报《游戏报》诞生以来,大多以书寓女弹词为报道对象,女艺人色相与技艺是听客们热衷的两大话题,也是小报首选内容。小报迎合大众的消费心理,关注女艺人桃色绯闻和私生活,制成花边新闻,任人娱乐。小报内容笔墨诙谐幽默,既满足了读者对于女艺人私生活的窥视欲望,又迎合了一般读者的阅读口味。
随着近代上海城市化的发展,市民消费文化日益繁荣。评弹艺人尤其是女弹词在商业化都市生存环境中,商业化特征更为明显。为了生存的需要,女弹词逐渐沦为妓女弹词。而近代上海小报大多诞生于妓女麇集之处。小报专记专记妓女起居、嫖客生活,戏馆京角等, 16所以此一时期的这类文艺小报在当时也被称为“妓报”、“花报”或“花丛小报”等。为迎合市民的窥视消费心理,也为了满足士大夫“才子佳人式”的青楼情结,传统士大夫一方面与女弹词交往日欢,互赠诗词,同时对女弹词色艺进行揄扬或贬抑,有的则对女弹词的日常起居及绯闻事件进行捕风捉影的宣传,以扩大社会影响。这样,小报文人通过现代传播媒介对评弹艺人尤其是女弹词的形象进行着有意无意的文化重塑。
首先,小报通过自己独特的文风,“以游戏笔墨,备人消闲”方式取悦读者,小报文人对书寓女弹词容貌及演艺进行褒扬、品评,也是满足读者的窥视欲望,更表达了晚清文人士大夫的“青楼情结”。这也是晚清以来近代上海小报一个共同的特征。如第一张小报《游戏报》对于女弹词的报道:“本报昨登张书玉校书家有客摆酒一节,今校书已移居东荟芳里,合为更正。俾问津渔父,不至误认。桃源按校书,本姑苏城外某村人,毋庸妓院挈之来沪,醴泉芝草本出小家,从弹词王松南习南词,工琵琶,一曲登场,歌喉宛转,颇能得抑扬之致。”17既关注女弹词的日常起居,又对她们的才艺进行品评。这一时期对于女弹词能够进行比较客观的品评,反映了文人士大夫与高级妓女之间才子佳人式的交游。一般情况下,书寓中的女弹词色艺俱佳,而且声名清白,得到小报文人的赞许。《游戏报》对女弹词品行有很高的评价:“四马路一带书场林立,其生意最佳者,首推品玉楼、天乐窝两家,缘时髦唱曲倌人独多也。王秀兰、小如意等声价既高,及至登场亦复不苟,言不苟笑,以尊身份,听客亦因爱重之。”而对那些以色相引诱听众、以博声誉的女弹词艺人则给予讽刺挖苦,“直与青莲阁野鸡最类”。18将她们之间进行了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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