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军-河南省图书馆馆藏《捻军闻见录》手稿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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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河南省图书馆馆藏《捻军闻见录》手稿考略

捻军是清朝末年，仅次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一支重要农民起义军，它的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留有光辉的一页。当前，学术界对捻军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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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仍有不少问题尚未搞清，有待进一步研究。河南省图书馆馆藏《捻军闻见录》手稿（本书为残本，无封面题目，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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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捻军闻见录》为整理者拟定。），过去未曾公开发表过，现在，我们进行整理并作一介绍，以资史学界进一步研究捻军史参考。
一、手稿简介
这部《捻军闻见录》手稿，是本馆贾连汉先生从我省夏邑县文化馆搜集来的。该书为残本，无封面题名，作者姓名亦无可稽考。全书四十八页，两万字左右。文中个别地方有缺字，个别字漫漶不可尽识，余皆清晰可辨，文意通畅。其内容主要记载自清咸丰三年（1853年）六月始，迄同治二年（1863年）元月止，捻军在河南夏邑、永城、商丘及安徽亳州、蒙城一带的斗争情况。本书虽残，但损缺的内容有限。根据《豫军纪略》卷一粤匪一文：
是月（即咸丰三年四月——引者注），（太平军）乘间入河南境，陷永城，河南兵事于是乎始。
此处载河南兵事始，是指北伐太平军林凤祥、李开芳部入河南，破永城，河南捻军乘机举义事。捻军四月开始起义，《捻军闻见录》手稿（以下简称《闻见录》）五月即有录，表明《闻见录》的前面仅损缺一个月的内容而已。《闻见录》的后面至同治二年（1863年）元月截止，恰在这年元月著名的雉河集战役中，夏邑、永城一带主要的捻军领袖苏添福、赵浩然等人同时牺牲，而在此之前，夏邑的著名捻军领袖王贯三亦已殉难。所以，捻军主力至同治二年元月后，便不在夏（邑）、永（城）一带活动。（参阅《夏邑县志·杂志·兵事》和江地《捻军史论丛》附录：《捻军史大事年表》有关部分。）《夏邑县志》有关捻军的活动至同治二年后仅有零星的记载和《永城县志》言：“同治元年匪势渐蹙”（见《永城县志》卷三十七《叛逆》。）的材料，皆可充分证明此点。所以，可以认为，整个《捻军闻见录》手稿的主要内容并未有多少损失。
关于《闻见录》的作者，姓名虽无考，但居址地点和所操职业，于《闻见录》本身则能窥出一些蛛丝马迹来。作者似为夏邑县桑□集人。闻见录》咸丰三年八月九日载捻军小首领司喜，被桑□集乡人所杀时云：“桑□集左右，势如累卵，首事人宣言日：‘几家中停丧者，无论黑夜白日速速殖葬，异日乃可与贼决一死战。’故余祖父母及伯父母在殡，皆于八月十二日早晨未及成礼，而寄葬于祖坟之次”。（《闻见录》手稿第3页。）作者的祖父母和伯父母皆停殡桑□集，其祖坟也在桑□集，作者家居桑□集，或者说其老家在桑□集，应无庸置疑。作者似以执教授徒为生，《闻见录》同治元年（1862年）九月二十日条：“闻东南大炮连响数十声，或王爷（指僧格林沁——引者注）与捻匪交战，……斯时余在常家楼学舍中。”（手稿45—46页。）常家楼在会亭集东偏，距桑□集不远（参见《夏邑县志·诸图》之《邑境全图》和《东南区分图》。），作者家住桑□集，就近在常家楼教书不是没有可能的。
作者及其全家是捻军扫荡和镇压的对象。上面提到的他的祖父母和伯父母同时停殡在家，恐怕不会一下子病死这么多，而很可能是同司喜率领的捻军搏斗时被捻军镇压的。（参阅手稿2—3页有关部分。）又《闻见录》咸丰六年（1856年）二月载：“十六日余还，则室如悬罄，由是而后，性命寄于锋刃，而本境之捻匪往来如市，有日日躲避而不及者矣。”（手稿12页。）作者为捻军追迫的窘境，于此清楚可见。所以，他对捻军怀有刻骨仇恨，诬蔑捻军“苦害附近亲邻，□心狼肝，肆行无忌”（手稿2页。）；捻军傅继周等二十余人被害，他幸灾乐祸地叫嚷：“则虽死犹有余辜”（手稿18页。）；捻军首领李廷彦被杀，《闻见录》说：“此恶贯满盈，断无生理”（手稿45页。）。这些恶毒的语言，使人仿佛听见其对捻军的切齿之声。
同极端仇视捻军正相反，作者对于屠杀捻军起义的刽子手南阳镇总兵邱连恩和清皇室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则推崇备至。吹嘘邱“凝神壹志，亲持大旗，督激兵勇”（手稿10页。），“夫连恩之亡，闻者为之流涕”（手稿21页。）；吹嘘僧格林沁“其破金家楼而入夏邑也，直如降活佛于天上，故境虽蝗而无妨”（手稿43页。），又曰：“王之为王所谓居则万家活佛，行则一路福星也”。（手稿45页。）由此观之，《闻见录》作者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他在行文中遇到捻军的名字，不是叫“贼”，便是称“匪”，这是我们阅读此资料或采用时，必须特别注意的。
不过，作者的《闻见录》所载内容是亲历其境，目睹耳闻所及，所记事件自然比较真实。且其写史的态度也还认真严肃，信者传信，疑者存疑。例如咸丰六年（1856年）二月十三日捻军败于丁道口，《闻见录》日：“其败也，或云回教率众击败之，或云邱连恩自后击败之，未详孰是”。（手稿12页。）又如咸丰九年（1859年）二月，捻军破宁陵，知县龙德照被杀，《闻见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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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此小股捻匪，跨马一二百匹，自毫州西北突入宁陵，县主龙公死之，伤人多寡，未得其详”。（手稿20页。）即其例。且书中绝大部分史实与《豫军纪略》、《夏邑县志》、《永城县志》、《安徽通志》、《涡阳县志》等书的内容甚为吻合，而其中有不少地方较这些书更为详备，可纠前史之谬，可补前史之缺。
二、纠误
1．关于咸丰三年（1853年）八月十日夏邑县桑□集战役：
《豫军纪略》卷三土匪一云：
（咸丰三年八月）初十日，徐本立以勇从徐广缙，至三官集遇贼迎击，战一时之久，徐本立密遣练勇杨无党等绕贼后夹攻，毙捻首司喜号南面大王及伙党二百余。
《夏邑县志·杂志·兵事》有同上面这段话基本相同的文字，唯改三官集为桑□集。
《闻见录》2页则曰：
（咸丰三年八月初）九日，捻匪司喜率群匪百人至桑□集，次日平明为集乡所杀。喜乃集北四里许司家楼人，自长毛反过后，彼在敬家楼、曹家楼等处，与众匪相聚，劫掠乡村。合之则足为贯三、喜元之羽翼，分之亦可东抢西夺，苦害附近亲邻，□心狼肝，肆行无忌。忽然于八月初九日至桑□集，尚未便肆劫掠，大约欲向铺家索出钱文，或有意于乡间富户。是夕有家烟店托人顺说，许出钱文百千喜犹不允许。众知事不可为，次日难以支矣，集人赵奉璋于深夜之间对知己人发一叹曰：“有一事可为，不知汝等敢否？”密问其计，则曰：“趁天未明，不如集聚 合集里乡村之众，及早杀之”。众曰：“善”。于是依计而行，及次日平明，先至者举事，后至者助力，不崇朝之间，而捻匪之百人，杀坏八十有余矣，余皆不知从何处脱逃。有一强匪名马蜂王者越墙而走，其被众所截，自投于集后大坑中，群拿半日乃获。彼司喜者，固早毙于众人之手矣。
比勘此三段材料，我们可知：
（一）《夏邑县志》和《豫军纪略》的记载同。《夏邑县志》系民国九年（1920年）重修，知《夏邑县志》是从《豫军纪略》抄袭，但《夏邑县志》改三官集为桑□集，由《闻见录》佐证，是校正对了的。
（二）《豫军纪略》曰司喜是被夏邑知县徐本立的练勇所杀，且同时杀捻军二百余人；《闻见录》则日司喜被桑□集乡人（富户和富商）所害，同时被害捻军八十余人。两书出入甚大。
（三）两者孰是孰非呢？按《闻见录》作者为桑□集人（见前），此事件即发生在桑□集，《闻见录》所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是第一手材料，记载的事件有头有尾，事件发展亦自然、合理。看来，《闻见录》的记载应是可靠的。且《闻见录》为乡间野史，若编造欺人有什么必要呢？但《豫军纪略》所载的材料则是徐本立其人及其上司们给主子的奏报，“奏上，请录诸将士功，许之”。（均见《豫军纪略》卷三《土匪一》。）问题即发生在这里。在“剿捻”战争中，清廷官吏们谎报军情，邀功请赏的丑剧叠见不鲜。如头品顶戴的清军副都统伊兴额在咸丰九年（1859年）二月老湖坡战役中，击退捻军仅六千人，事后伊兴额捏报说消灭捻军二万三千人，救出“难民”三万余。因扯谎太大，当时即被揭穿，革去头品顶戴，交胜保军营差遣。（江地《捻军史论丛》136—137页。）在官书上被描写为正人君子的徐本立在桑□集战事中，扯的谎虽无伊兴额大，但手法却比伊高超，瞒天过海，移花接木。你看，捻军小首领司喜明明是被桑□集富商、富户杀害的，一转手徐本立即捏报为其遣勇击毙的。这个捏报妙就妙在此捏报不能说无据，反正司喜是死了。且这时捻军方兴未艾，杀害司喜的桑□集富户避捻军的报复唯恐不及，“又风闻喜元发丧以后，必来与司喜报仇，桑□集左右，势如累卵”（手稿2—3页。），所以，徐本立放心大胆地捏报，莫患杀司喜的富户们和其“争功”。被乡间富户所杀的捻军只八十余人，在徐本立谎报里澎涨为二百余人，“战绩”夸大一倍多。至此，徐本立的谎报还未编完。我们再看看司喜被害后事态发展的情况，《闻见录》接着记载：“虽然此特捻匪之枝叶矣，而宋喜元素期于八月十二日发丧”（手稿2页。），“原任两广总督徐广缙……斯时闻宋喜元八月十二日发丧，群匪聚焉，遂约合亳州王大柱共领兵勇千余，于八月十一日屯于马牧集，十二日出队，遂败宋喜元、王贯三及诸捻匪于牛王□”。（《闻见录》手稿第3页。）这里未提及徐本立一字。但《豫军纪略》记载八月十二日战事，不仅有徐广缙追捻军至郑家集，“徐本立以兵来会”（均见《豫军纪略》卷三《土匪一》。），还有其“格杀二十余”（捻军）的“战绩”（均见《豫军纪略》卷三《土匪一》。）。看来，夏邑县县令徐本立是个谎报冒功的专家，而且也确实蒙混过了主子的眼睛，幸存下来的残缺不全的《闻见录》，在一百三十年后才揭露了他的底蕴。
2.关于夏邑县知县郭凤恩被逮事：
此事《夏邑县志·杂志·兵事》的云：（咸丰）六年丙辰正月十七日，捻匪　　围永城，王冠三分挠邑，知县郭公堵御失利，二月某日城内匪徒勾通永城捻匪，突　　入城将郭公掠去。
这个事件，《闻见录》9页咸丰六年正月十七日条则曰：
郭公（凤恩）素性明察，自去年春到任，待贼匪甚严，本境王贯三之余党，其有　　未逃避南乡者，土人多不敢明禀，郭公特设一竹筒于仪门外，令人黑夜投字于其　　中，不必自具姓名，只写故捻匪某人，居住何处。公每夜收看，不时剿拿，使人难　　测，捻匪因深恨焉。……于是复出之小捻头如傅杭、孟磨、孙大珍、司楚雁等去城　　若干里，遂于正月间合聚本处捻匪于十六日在何家营齐旗，当日即向东南胡家桥等　　处一带而去，郭公以为贼已迈过东南，微不加检点，次日平明，有贼马二十余匹，　　突然入城，遂将郭公劫去，送至永城。
按《闻见录》将郭凤恩被逮事之前因后果，书之甚详。由此可知：
（一）《夏邑县志》记逮郭凤恩时间，在二月某日为不实。
（二）由于郭凤恩采取写黑名单的恶毒办法，使参加过捻军的人，人人自危。所以，他们结捻复起，并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入城将郭凤恩逮走。逮郭之捻军为复起之小股捻军，和围永城的王贯三捻军无关系。《闻见录》咸丰六年“正月亳州、永城县被捻匪围，此亳州、蒙城、永城等处之捻匪，与商、夏二县后起之捻匪无干也”。（手稿8页。）可以为证。《夏邑县志》所谓“王贯三分扰邑，知县郭公堵御失利”云云，纯属无据。
（三）《夏邑县志》曰郭凤恩“堵御失利”被擒，《闻见录》曰其麻痹大意被执。无疑，县志又是给郭凤恩粉饰。
3.关于僧格林沁“剿捻”赴河南商丘的月份：
江地先生在其新出版的《捻军史论丛》178页云：
1862年6月（同治元年五月），僧格林沁部的清军到达河南归德（商丘），首先攻打商丘附近马牧集的金楼寨起义军。
又同书372—373页也有：
1862年（同治元年）六月，僧格林沁部达河南商丘，进攻金楼寨白莲教起义军。
江地先生在其书中两次提到僧格林沁“剿捻”进军河南商丘的日期是1862年6月，也即同治元年五月，而不详其依据何材料。但《闻见录》的记载则是：
僧王自二月既望（同治元年——引者注）至马牧，初安营于马牧东北张新庄。（手稿33页。）
又：
僧王自二月十六日已赴马牧集围金家楼，因壁坚濠深不能遽破。（手稿33页。）
按“二月既望”即为二月十六日，此两条材料皆明确指出僧格林沁二月十六日到达商丘马牧集，即围金楼寨。再证之《豫军纪略》会匪五：
同治元年二月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率师至宋，十八日出队，以炸炮攻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三《捻军》Ⅱ，190页。）
《闻见录》作者亲历其事，《豫军纪略》作者尹耕云是围金楼寨的前敌总指挥（《豫军纪略·会匪五》言：“僧格林沁、毛昶熙各率所部日亲至寨下督战愈力，贼坚守如故。留尹耕云驻前敌，任以巡察诸军事”。（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三《捻军》I，191页。）），他们所记自然可信。所以确切地说，僧格林沁是二月十六日围寨，十八日攻寨。由此而知，江地先生所记“1862年6月（同治元年五月），僧格林沁部的清军到达河南归德（商丘）”的话，显系错误。查江地先生所载僧格林沁达商丘的时间，实为其破金楼寨的时间。《闻见录》同治元年五月条：“本年二月十六日僧王亲帅大兵至马牧，每日身督兵将攻打此寨，逮百余四日始破，亦劳矣哉”。（手稿38页。）足可为证。百余四日为三个月半，也即是自二月半至五月底，才攻开金楼寨。所以，江地先生把破金楼寨的时间误认为是始达的时间，稍有疏忽即差三个半月。
三、补缺
《闻见录》作者是本地人，是当事者，文中所记事实多详细具体，能补充其他史书的一些缺漏，兹择其要者撮列于下。
1．关于咸丰六年六月的三河尖战役：《涡阳县志》兵事篇有言：
（咸丰六年）六月，官军追剿乐行于三河尖，乐行窜归老巢。（《涡阳县志·兵事》，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三《捻军》Ⅱ，100页。）
江地《捻军史论丛》95页也说：
正在这时（咸丰六年六月——引者注），清军又向三河尖集中，准备围歼捻军主力于此，于是张乐行还没有来得及和太平天国商谈进一步合作的问题，便又连忙率军北上，把清军扔在后边，却乘虚而入地回到皖北。
以上两段材料，《涡阳县志》云：“官军追剿乐行于三河尖”……“乐行窜归老巢”。很显然，这两句话中间是空缺了一段意思的，即这次三河尖战役的胜败情况被略去。江地先生对这件事作了解释，但这个空白远未填上。不言而喻，当清军追剿捻军至三河尖这个“水陆冲途、人烟辐凑、淮汝汇流”（《涡阳县志·兵事》，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三《捻军》Ⅱ，324页。）的战略要地时，不战而罢是不可思议的；反之，捻军被围困在三河尖，不破釜沉舟地同敌人决一死战，所谓“乘虚而入地回到皖北”，更是不可能的。幸而《闻见录》完满地填补了这个空白。我们看看《闻见录》对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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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事的描写吧：
（咸丰六年）五、六月间，官军一路连败贼十余阵，至三河尖围而困之。余曰此殆天之欲歼群丑使俱毙于此，以为异乡之鬼乎？乃天增贼胆，忽然间俱奋赤身，各持短棍，不顾死生，从一面攻持而出，死者虽多，而生者备猛，官军遂败。贼即奋力追赶，绝无停机，俾官军回首一顾数百里，只得飘忽疾走，不复有转战拒贼之　　隙，虽欲一息稍愁，且觉有无地自容者。盖前日兵经之处，多捻匪群聚之薮，袁甲　　三俱以姑息待之，祸根全然未除，故败回之时，枯木朽株皆足为害。未能歼厥魁，而先期协从罔治，市恩者反自戕，进锐者必退速。卒为所迫，何足怪哉！（手稿14页。）
按咸丰六年六月三河尖战役，《安徽通志》、《豫军纪略》皆失载，《涡阳县志》但言清军追剿捻军至三河尖，不言胜败，即曰乐行窜归老巢，留下了一个明显的漏洞。此处官书回避、沉默，其中必有缘故，这个谜至今才被《闻见录》彻底揭穿。原来这次战役是官军先胜后败，捻军先败后胜。除却作者对捻军和人民群众“贼”、“群丑”、“枯木朽株”等诬蔑之词外，是役捻军威武雄壮，追亡逐北，官军一溃千里，狼狈逃窜的宏伟壮烈场面跃然纸上。
2．《闻见录》咸丰五年十二月条：
自九月后，捻匪遂滋蔓于南方，自界沟集南北，以及亳州、蒙城、永城等□（□为缺数字的符号。）而起。遂成捻匪之薮。于是黑旗头有苏天福、王贯三,白旗头有龚得（树），混名龚瞎子；兰旗头有韩万里，混名韩□子；红旗头有约；黄旗头有张洛行。（手稿8页。）
按《两淮戡乱记》的五旗首领中，有兰旗总目韩万，而无黑旗总目王贯三；《豫军纪略》有黑旗总自王贯三，而无兰旗总目韩万。《闻见录》补两史之缺，两人并录之。
3．《闻见录》咸丰六年正月条：
捻匪自去年腊月半归故巢后，聚党益众，共推张洛行为盟主，门首大书：“无敌大将军”五字，用黄旗黄伞，遮盖而行。（手稿9页。）
按汪士锋《汪悔翁乙丙日记》卷三载捻军建立了“大汉国”，《豫军纪略》卷六皖匪二言张乐行“号大汉明命王”，《闻见录》谓张乐行自称“无敌大将军”，为前史所未言。
四、不足
《闻见录》有纠误，补缺之效，但亦有其不足方面：
首先，作者是乡间小地主，其对捻军仇视，对统治阶级上层又攀结不上，他的社会地位使其对捻军和官军内部的情况皆知之甚少。所以在文中把黑龙江骑兵称为“口外皮帽兵”（见《闻见录》咸丰六年十月事（手稿15页。）），武隆额称为伍武职（参阅《豫军纪略·皖匪二》咸丰五年事及《闻见录》手稿8页咸丰五年十二月条。），若不同其他史料对照来看，这些地方是不易读懂的。
其次，作者是彻头彻尾的唯心史观。咸丰九年（1859年）二月，南阳镇总兵邱连恩在舞阳北舞渡丧命。作者妄发议论说：“庞士元才器超众，自号为庞凤雏，早亡于落凤坡；邱连恩忠勇异常，世称为邱老虎，卒亡于落虎桥，此皆犯地名而死者。”（手稿21页。）邱连恩长期同捻军作战，大批捻军战士倒在他的屠刀之下，舞阳北舞渡一战，捻军将其包围，邱力竭就毙，实属罪有应得。作者胡诌他因犯地名而亡，那末，清廷大小官吏被捻军镇压的不计其数，像穷凶极恶的僧格林沁亦被捻军击毙，他们又犯了什么呢？又，捻军起义被认为是贼星照耀，是天意。咸丰九年十月有言：“是夕有数小慧星，正在捻匪烟火之上，自夏邑望之，则星在正西，自归郡望之，则星在正东。乃知此等贼匪亦自有其贼星，非泛泛小丑也”。（手稿24页。）这就把“官逼民反”的农民革命斗争歪曲为“天意”、“劫数”，既为统治者开脱了罪责，也为诬蔑农民起义找到了理论根据。
第三，记载失误。如：《闻见录》：“咸丰五年秋八月十七日，捻匪败张维翰于迷王店，遂入会亭”。（手稿5页。）但重修《安徽通志》一○三卷四页则曰：“（咸丰五年八月）河南道员张维翰在泥台店接战失利”。（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三《捻军》Ⅱ，5页。）《豫军纪略》卷六皖匪二也有：“（咸丰五年）八月十七日，张维翰失利于泥台店集。”（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三《捻军》Ⅱ，300—301页。）可知《闻见录》所记迷王店为泥台店之误。
以上《考略》，是我们对《捻军闻见录》手稿的一孔之见，因学识浅薄，疏漏纰缪必不可免。现在，我们将《闻见录》手稿标点、注释，全文刊布，供治捻军史学者们研讨。我们的只言片语，只为抛砖引玉而已，谨祁方家指正。
（资料来源：《中州学刊》1984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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