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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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科学”

时下很多研究者把历史唯物主义指证为“历史科学”，进而热衷于由“历史科学”来解读并推进历史唯物主义，以至于人们有必要开始构造作为“历史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知识图像。这种学术研究态势的出现，不能说是偶然或纯属炒作。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毕竟确有“历史科学”的说法，当代实证自然科学的成就更是让人们满怀信心地想象“历史科学”的意蕴。正是这样，我们要问：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科学”，是否确是流俗所阐释的与自然科学相对且以自然科学为榜样的那种含义？深入马克思的语境，我们能否获得与此不同的理解？本文试图就此进行一些探讨，以求教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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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家。
一、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科学”？
把历史唯物主义说成“历史科学”，人们直接援引的马克思文本，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作者自己删除的一段论述：“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而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各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1]（第66页注②）
迄今为止，学界不约而同地忽略马克思自己删除这段论述的实情，更不论马克思为何要这样做。不过，仅仅检视晚近的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我们便可发现，很多研究都要引证马克思这段论述，用作为原典依据；有的研究者即便没有直接引证，但间接地从这段论述出发，展开进一步的阐发或论证。就是说，人们在马克思已然删除的论断中寻求思想支持，并对马克思本人的做法近乎处于集体无意识的失语状态。问题在于：当代人如此普遍地无视马克思的做法，这究竟说明了什么？我们果真能够对于马克思本人的选择置若罔闻吗？把马克思的这种删除还原于马克思的思想演历之中，我们是否会有新的发现呢？这里先来分析马克思谈论“历史科学”的那句话。
马克思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依字面意思，我们很容易从这句话获取这样一条信息，即：马克思自称不知道除了“历史科学”之外的其他什么科学——包括自然科学。而且，“仅仅” 和“唯一”的用词，毫无疑问能够增加这条信息形式上的确凿性。然而，这一信息初看似有可能，但其实指一定无关于马克思。且小说马克思知识渊博，也不论马克思高度重视并充分利用自然科学成就以促进和深化自己的哲学思想，仅就这段论述而言，马克思就明明白白提到了“自然科学”。马克思首先明确提出，“历史”可以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这两个不可分割相互制约的方面，下文即明言“自然史”就是“自然科学”。显然，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历史科学”涵括“自然科学”，且用来阐说“自然科学”，而不是相反。在自然科学处于强势霸权的时代，马克思居然有此想法，岂不有悖于时代文化精神？马克思为何有此似乎不可理喻之论？如此这般不识时务，难道是马克思愤世嫉俗的偶发奇想？马克思使用的“历史科学”这个术语，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个可信的解答。
马克思使用的“历史科学”，原文是Wissenschaft der Geschichte。这里的关键是“历史”的用词。在德语中，“历史”有两个用词，即Geschichte和Historie。而Historie则来自希腊文的historein。有关这两个词词义上的分殊，卡尔?洛维特有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指证：“历史（Geschichte）在词源上与发生的事情同义，而historein在希腊文中指的是‘考察某种东西’或者‘探究某种东西’，并且借助报告公布所考察和探究的东西。”。[2]（第287页）就此而言，中文把Geschichte译为“历史”，把Historie译为“历史学”，还是准确可靠的。这样便可推论，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科学”，显然不是为了在知识地图上为“历史学”（Historie）抢占一块地盘，也没有把“历史”（Geschichte）阐释为一个学科领域或朝着这个方向理解的明显信息。作为旁证，在18世纪中叶，德国学术界已经开始使用Geschichtswissenschaft这个专用名词，用来表示作为一个知识领域的“历史科学”[3]（引论第2页）[4]（第479页）。马克思舍弃不用这个形式上已经完整、功能指向也已明确的术语，表现出对于大众用法的拒绝——至少是思想划界，这一明确可见的取向无疑耐人寻味，我们真能漠然置之？
不宁唯是，这里的“历史科学”也不是与“自然科学”相对且有自律性内涵的专用名词。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科学”，原文是 Naturwissenschaft。在德语中，与Naturwissenschaften相对的，是Geisteswissenschaften，即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这一习惯用法，在当今的德语中可谓司空见惯，但在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Geisteswissenschaften作为一个专用名词，已经在人们的学术研究中出现。“1843年，历史学家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在《希腊化时期史》第二卷的前言中就已经使用了这一术语。”[5]（第30页）我们当然不应也无法揣摩马克思为什么没有使用这个术语，但这个实情无疑标明，马克思对于“历史科学”有着区别于流俗的理解或期待。这就证明，当今对于马克思这段论述的解读，从“自然科学”视角来理解或看待“历史科学”，无疑是背离马克思思想的现实想象。那么，马克思通过“历史科学”究竟要表达怎样的思想呢？为此，我们将侧重讨论：由“历史” （Geschichte）之词源含义可以彰显马克思至为根本地思考并赋予了“历史”何种源始的寓意？
众所周知，现代德语已经广泛使用卡尔?洛维特所说的“历史”之词源含义。还原于思想史语境，我们不难发现，虽说人们认同“历史”即是指“发生的事情”，但具体到“发生的事情&r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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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o;之所指及其动因时，不同的人就有相当不同的态度和叙说。有的人将此归之于自然及其力量，有的人则用神的意志来解释。我们无意于在此评价这些观点，只在于突出马克思与之不同的理解，进而展示马克思的理解所敞开的富有原则高度的认识方向和范导意义。
马克思指出：“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但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6]（第211页）
这段论述比较集中标识了马克思对待“历史”的基本态度。（1）关乎问题之根本的方面，是马克思把“历史”与“人”相勾连。一方面，“历史”是以人为核心、动力和归宿的过程；另一方面，“人”是摆脱不了过去、现在、未来三重时间向度为生存条件的历史性存在物。（2）“被认识到的历史”之提法，表明历史的可理解性，毋庸置疑与鼓吹或制造历史神秘化的谬论区分开来。（3）历史过程“有意识地扬弃自身”，意味着历史不是像自在自然界那样自发地变化，而是蕴涵人的自觉选择在内的人的自主活动过程——换言之，历史正是人的自我把捉、自我决定、自我建构的过程。
这样简要的分析可以证明，依马克思之见，“历史”与“人”其实同源同质，历史专属于人。既然如此，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科学”就一定有着人们习焉不察的内涵。我们当然可以按照时下所盛行的做法，把“历史科学”设想或描画为一个学科知识领域。即便是这样，“历史”与“人”的原始关联，作为先于一切知识且为一切知识之根基的存在，理当是我们进入理解实践断然不能忽略的原则。立足于这样的原则高度来思考“历史科学”，特别是遵循马克思制定的由“历史科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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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的认识方向，我们将有怎样的思想收获呢？
二、“人的科学”提示了什么？
非常清楚，由“历史科学”而“自然科学”的思想进路，即是以人为轴心的认识路线。这当然不是在具体内容上框定或干涉“自然科学”，而是对于“自然科学”之存在性质的基本判断。这一观点或理论视野，马克思并非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才首次提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精详论证的“人的科学”（Wissenschaft vom Menschen），应是其前期理论成果或思想前奏。
首先需要明确的，我们阅读《手稿》都会轻易看出，《手稿》所说的“人的科学”，正是以“自然科学”为论说对象，而不是要讨论“自然科学”之外的某种“科学”。这应当更加使我们相信，上文所论马克思制定的那个认识方向，不是马克思一时灵感偶发，而是经过深思且已成熟稳定的思想。我们在此集中注意力来梳理马克思所论的“人的科学”的问题。
马克思说：“只有通过发达的工业，也就是以私有财产为中介，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才既在其总体上、又在其人性中存在；因此，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在实践上的自我实现的产物。”[6]（第242页）
在思想史上，如何对待或处理“人在实践上的自我实现”问题，有多种诠释方案。有的让其表现在华丽的辞藻中，有的使之潜行于现实的想象中。与这些停留于现实世界之外的遐想迥然相异，马克思始终把视线指向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尤其关注在“发达的工业”且“以私有财产为中介”的资本文明时代人类的自我实现问题。一方面，马克思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是人的自我实现的重要途径。由之而来，“发达的工业”的说法，既确证了借助“工业”这一感性活动形式人可以达到自我实现的现实保障、可靠前景、彻底化程度，又点明了人的自我实现的历史阶段性特征。众所周知，“发达的工业”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的，是资本文明的一个标志杆。于是，另一方面，马克思肯认私有财产能够表征社会财富、凝结并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积极的本质”，把 “劳动”指认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这就道破了私有财产运动之于“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原本就有的建构性——比方说，私有财产的现实存在彰显了人类筹划自身生存的主动性，以及坚守“自己的生命活动”即劳动的积极性，等等。
由“发达的工业”以及“私有财产”的现实运动来揭橥人的自我实现，马克思独具慧眼，再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世界的现象实情，在此基础上绽露了自然科学作为“人的科学”的现实性和明证性。
不可否认，“发达的工业”是18世纪下半叶蜂起的欧洲工业革命的直接成果。工业革命以机器代替人力，以大规模的工厂生产代替个体手工生产，为自然科学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环境。正是如此这般地内在相关，工业革命利用自然科学成果，以加速度的方式迅猛发展与扩张，同时又反过来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强大坚实的助力，推动自然科学进步。这就是说，生活世界以人们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加以确认的现实图景，标明工业乃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
“在大工业已经达到较高的阶段，一切科学都被用来为资本服务。”[7]（第99页）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成为国民牢固的成见，在此观念的驱动和指引下，整个资本社会皆无止境地追逐和增加财富。随着“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成为资本新时代的一般特征，以“发达的工业”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便不可阻挡地需要并利用自然科学，且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和程度占有自然科学。可以说，“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8]（第356，359页）。在这种情况下，若要追究自然科学服务于现实生活的程度或水平，我们可由社会生活的一种新颖变化而获得解答：大工业时代以来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社会生活过程及其条件已经以不可延宕之势“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这样说来，马克思这段反问式阐述堪称切中肯綮：“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9] （第479-480页）
由此我们当要追问：如果资本的“文明一面”、资产阶级“非常革命”的历史作用已然为人类文明发展进程所证明，资产阶级对于自然科学的器重、运用和推动也被证明是其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和内容，那么，这不也是自然科学只有服务于人的现实生活才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性证明吗？这不更是自然科学按照“人的科学”而自我建构且成效卓著的历史性证明吗？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在有助于人类生活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的充分运用和展示，是人在感性活动中的自我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正如马克思所洞察的，自然科学已经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这就不可辩驳地证明，自然科学可以探究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无一例外都源自于人的现实生活，也需要且能够反哺人的现实生活。因此，马克思断然拒绝让自然科学游离于现实生活世界之外的任何企图和行动。马克思毫不隐讳地指出，以为“生活”有一种基础，而“科学”有另外一种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正是因为切近领悟并深刻阐明自然科学之生存基础与人类筹划现实生活的源始同一性，马克思认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 [6]（第194页）
就此可以肯定。马克思使用“人的科学”，旨在启明自然科学的存在根基、发展方向和终极使命。易言之，这是在关乎根本的意义上挑明自然科学的源始出生地和扎根处。由于生存历史性之于人的天生注定性质，也唯有人才是历史性存在物，因此，在思想史的上下文关联中，《手稿》论证的“人的科学”其实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论“历史科学”的前期思想表达，而“历史科学”则是对“人的科学”的接续和推进。不论“人的科学”还是“历史科学”，两者都是为了规范、指引、守护自然科学的，而不是相反；同时，它们也无关于建构与自然科学相对峙的某种学科知识领域的美妙臆想。
这表明，早在《手稿》之中，马克思就已经深入于问题之根本点。切中问题之要紧处，匠心独运地解答了自然科学之存在合法性问题。如此富含理论建树的思想经历，马克思是不会轻易地打发以至丢弃曾经所思考的问题。思想的承接并予以稳定化，是人类思想演历中的常态，马克思对于自然科学的认识也没有例外，《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段相关的论述可以为证。
这是一段我们耳熟能详的论述：“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
马克思这里至少有三点提示：其一，思辨的有限性。人们的现实生活筹划需要思辨的力量，但思辨不是万能的。思辨缘起于现实生活世界的现实需要，人的现实生活是逻辑思辨的根由，思辨的秘密就在人的现实生活之中。思辨疏离于或凌驾于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就会丧失自己的立足之基，沦为虚妄之念。这对自然科学的合理定位亦有针对性，因为自然科学一刻都离不开抽象思维。其二，实证科学的源始“出生地”。实证科学在人的现实生活面前“开始”，意味着自然科学“生命之旅”的启程。起源指示着以后的发展方向，实证自然科学唯在此路向上前行，才是实行自己的本务，进而才有存在的合法性。其三，“真正的实证科学”所以可能之根本——“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应该说，这个限定不是指实证科学的具体内容或具体开展状态，而是在一般意义上确认实证科学安身立命的 “许可证”。这里还要明确两点：（1）“真正的”即是指“人的”，从而，“真正的实证科学”就是指“人的”实证科学，亦即“历史的”实证科学。这不过是要提醒人们牢记实证科学得以存在的根基，从而在任何时候都不脱离人的现实生活这一源始基础来谈论和倡导科学。甚至于那些在表现形式上研究似乎与人无关的问题的具体实证科学，也不能疏离自己的立命之根。（2）实证科学即是指自然科学。《德意志意识形态》成书之时，孔德等人的思想已经开始传播。且不论如何评价孔德等人的思想，但实证自然科学的提法及所指在当时已然获得学术界的认同或默认。这些都能证明，马克思隐然未彰地道说了“人的科学”、“历史科学”。由此看来，对于自然科学之存在性质的判断或要求，马克思的思想一以贯之，就是要求自然科学理当是“人的科学”，是以人为本的科学。
因此，第一，马克思删除了本文开篇提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那段论述，这是不是可能的呢？第二，流俗的那种迷恋于由自然科学来诠释“历史科学”的思想倾向，这是不是可能的呢？第三，或有把马克思所言的“真正的实证科学”说成就是指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不是可能的呢？第四，不要说马克思文本的深层寓意，仅是马克思含义明白且切合时代语境要求的用词，居然受到不同的解读，甚至是曲解，这究竟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呢？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自律性何以可能？
我们以马克思删除的一段论述为对象，通过还原于马克思思想语境，突出了马克思由“人的科学”、“历史科学”而思考“自然科学”的认识方向。这就呈现出不同于流俗由“自然科学”而想象“历史科学”的思路，毋宁说暴露了这一解读思路出离马克思文本的虚妄性。既然如此，实质性的扭转和改变，当是我们要着力解决的思想事情。难处在于，人们已经习惯于流俗的这种理解，偶见疑虑者也是讳莫如深。这样说来，廓清问题之症结无疑是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此我们问：究竟是什么力量实际支撑着流俗的这种理解，竟至人们对之习以为常，使其能够持存至今？
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力。
1543年，哥白尼和比利时医生维萨里（A. Vesalius）分别出版了《天体运行论》和《人体构造》，标志着自然科学冲破神学藩篱而进入一个新时代。自此到19世纪，由“经验自然科学”进展到 “理论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突飞猛进，成就卓著，以至于19世纪被人们誉为“科学的世纪”。从此开始，自然科学各门具体学科皆相继独立，科学知识迅速传播并普及，科学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理论自然科学的创新不断转化成为技术科学，具体应用于生产，科学与社会物质生产的联系日益密切。“在19世纪里，我们就看见为了追求纯粹的知识而进行的科学研究，开始走在实际的应用与发明的前面，并且启发了实际的应用与发明。发明出现之后，又为科学研究与工业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10]（第195页）始自19世纪，自然科学就逐渐成为人们信念建构的支撑、社会生活风尚的准则、一切知识的渊薮和表率。在现实生活世界完全化简为科学的世界、自然科学成了万能的“普照的光”、人类生活在唯自然科学马首是瞻的时代，如果不遵从自然科学标准，这是否还有可能吗？
近代自然科学规制社会生活，并不是孤立无援的，近代哲学为之提供了富有建设性的精神动力。相应的，近代哲学也在这种精神输出中不断地巩固和扩张。
近代自然科学虽然在“牛顿时代”获致决定性的奠基，然而，这种奠基却从“形而上学的沉思”中获得了关键的推动。按照海德格尔的诠释，构成牛顿第一运动定律之基础的，乃是“数学因素”。数学因素内在地需要自我论证，从而把自身展现为“一切思想的尺度”。笛卡尔通过“形而上学的思考”参与了数学因素这一自我建构的工作[11]（第877页）。海德格尔这里是指，笛卡尔由突出“我思”而使思想成为理性的基本行为，随着“我思”被设定为一切知识的“第一根据”，人们便仅仅相信由“我思”而出的东西，从而，源于思想且作为“公理”的数学因素便顺理成章地从形而上学中寻求滋养。
然而，只是康德才超越了笛卡尔而建构了“我思”必然性。在对“纯粹自然科学是怎样可能的”追问中，康德明确指出，“纯粹理智概念”为自然界立法，是自然科学知识得以成立的先天条件。在康德看来，单纯依靠自然本身的机械作用原理，我们永远不能获得对于有机物及其内部可能性的足够认识，更不用说解释它们了。即便有一天再有一个牛顿出现，他也不能让我们了解甚至一根草不是由于有意安排而是按其自然规律的作用而发生长成的[12]（第55页）。黑格尔由此更前进了一步，指出为自然界立法的“纯粹理智”乃是理性的自我制造，就使理性的“规范性”和“构成性”共属一体，从而彻底解决了“思想之为思想”的问题，让形而上学引领着时代精神生活。因此，黑格尔非常有把握地宣称，科学作为“精神世界的王冠”，决不是“一开始”就完成了的，科学方法的性质只是在思辨哲学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表述。在发展中知道自己是精神的这种精神乃是科学，科学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是“概念的自身运动”。黑格尔煞费苦心，致力于在理性形而上学领域内为自然科学确定存在根据：“物理学没有思维就会一事无成；物理学只有通过思维才能获得它的范畴和规律，——没有思维，它再也不能前进。”[13] （第162页）
黑格尔之后兴起了声势浩大的“叛离黑格尔”的哲学运动，实证主义是始作俑者。柯林武德认为，“实证主义可以定义为是为自然科学而服务的哲学”， “不过是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提高到一种普遍的方法论的水平之上而已。”[14]（第143，152页）此言不虚。实证主义就是要宣扬，只有自然科学才是唯一值得信赖的知识，自然科学的方法是唯一可信的方法，“神学”和“形而上学”都应该予以拒斥和抛弃。依照实证主义的要求，哲学可以在科学范围内、在诠释并服务于科学方面发挥有益的作用，但必须遵守一个基本规则：凡是科学方法不能解决的问题，哲学必须满足于让其永无答案，哲学不能声称拥有自然科学所没有的获取知识的手段。在逻各斯主义甚嚣尘上的文化氛围中，面对缺失直接功效且晦涩难懂的抽象思辨，人们从实证主义中能够感受到明晰有用的思想指向，恰如炎热中享受到一股清风，社会大众的精神情感究竟归依何种哲学乃是不言自明的。
可是，一旦把自然科学的标准用在自然科学领域之外，实证主义的欠缺便暴露无遗。实证主义者乐观地消解历史过程和自然过程的异质性，主张用自然主义的方法构成历史，进而为历史研究颁布一个“实证主义纲领”：首先确定事实，其次构成规律。历史学家们满腔热情地投身于实行这一纲领的第一步，却不能进展到第二步。因为单纯为了事实而确定事实是无法令人满意的，事实之被确定仍然需要追究其合法性，“判断事实”乃是最起码的要求。就是说，研究者的主观情感无论如何都无法一笔勾销。如此说来，“实证主义纲领”的真正实行，势必蕴藏着对于某种“超验原则”的诉求。难道实证主义在前门拒斥的东西却又要从后门偷运进来？为了维护实证主义的研究纲领，孔德把“社会学”（又称为“历史机械学”或“社会物理学”）当作“整个实证哲学的唯一基本目标”。可是，这种维护充其量还是停留于这一纲领的第一步，因为社会学被牢固定位为实证科学。由此可见，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漠视现实生活的多样化，脱离生活实际而固守自己的哲学原则，就事实上允诺了抽象思辨的现实可能性。
发轫于批判黑格尔，却走向了分享黑格尔抽象思辨哲学原则的终局。实证主义打造的思想苦旅，既有为自然科学推波助澜之功，却也不折不扣地成为黑格尔哲学原则的一个反证，成为运用理性形而上学的急先锋。这表明，人们依从自然科学思维来认识社会、思考问题、制定对策，固然直接得益于近代自然科学的巨大影响，但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思想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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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更是不容争辩的重要动因。
人们为什么能够认同和接受近代理性形而上学呢？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资本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时代即资本文明时代的来临。这个新时代把商品当作整个社会的细胞，把整个社会建立在无止境地追逐价值的基础上，并以实现价值增殖为目标。换言之，在资本社会，不论是工人还是资本，抽象劳动的增加皆是生命延续的基本保证。于是，抽象劳动成为社会生活的原动力，尽可能地追逐最大化抽象劳动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主旋律。由于抽象劳动撇开了劳动的具体性质而只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且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量，便于等价等量地进行比较，因此，社会生活以抽象劳动为基础，就有极其公正和平等的外观。平等和自由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生存状态，所以，以抽象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生活亦能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同，抽象原则由此便内在巩固地实现了对于生活世界的普遍统治。
资本到来引发的巨大社会变迁，势必需要相应的文化辩护和论证。这既是为了获得必不可少的精神动力，也是为了推行自己的原则。而且，资本运动愈频繁，资本势力扩张得愈强盛，资本的这种思想观念上的需求就愈甚。由黑格尔集大成的近代哲学正是这样的文化理论。这一哲学之所以能够有此等承担，关键在于其坚守思维“内在性”的存在论原则，精辟论证了抽象原则及其现实展开的必然性。这就是说，抽象原则是资本和近代形而上学能够联姻共谋的关节点。资本与近代形而上学借助这个关节点而形成了休戚相关、相得益彰的联系，以至于在世俗社会生活中，资本是形而上学的物质基础，形而上学成为资本的文化向导，两者共同决定了所旧的“现代世界”的基本面貌和发展空间。
这表明，人们把抽象思辨奉为圭臬，正是资本时代“抽象统治”或“观念统治”[9]（第114页）大行其道的必然结果，是资本降临以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当然选择。既然如此，前述流俗的那种理解不过是切合抽象原则这一时代精神的正常观念反映或表达，尤其隐而不彰地贯彻或执行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哲学原则。这是其能够稳固地流传的根本原因。
这样说来，全部问题的关键便集中于黑格尔哲学。
伽达默尔曾说：“黑格尔哲学通过对主观意识观点进行清晰的批判，开辟了一条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而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 [15]（第111页）从我们在上文的分析来看，参照我们当下的生活处境，伽达默尔这一评价可谓入木三分、击中要害。黑格尔用哲学的方式参与建构了资本社会的主导原则，并形诸于哲学语言，表现出切中现实生活、把握时代精神的思想特质。这是黑格尔哲学的巨大功绩。问题在于：黑格尔生活在他所揭示的社会现实中，马克思也不可能离开这样的社会现实；虽然从黑格尔哲学中获得了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但马克思毫不妥协地与黑格尔区别开来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这种区别中、并通过这种区别而通达人类社会现实，进而形成了标注自身存在的自律性。看来，理解并把握这种区别堪称重中之重。
卢卡奇认为，以黑格尔为最高成就的西方近代哲学，“目的是从思想上克服资产阶级社会，思辨地复活在这个社会中并被这个社会毁灭了的人，然而其结果只是达到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完全思想上的再现和先验的推演。”于是，近代哲学以未解决的和不可解决的二律背反的形式，最深刻地表达了资产阶级社会根基的二律背反和资产阶级社会所连续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的二律背反。[16]（第231页）。这就是说，黑格尔开辟了“思想把握现实”的哲学进路，致力于在理论上阐明现代世界之优越性及危机，并通过思辨力量激活被抽象原则所湮没的现实的人。
与之相反，马克思则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既延续黑格尔哲学理解社会现实的合理取向，又扬弃其用概念框架来型塑社会现实的抽象思辨性。历史唯物主义的自律性正是由此而建构并呈现出来。从马克思致力于终结以概念演绎为动力机制的思辨哲学进路来考量，历史唯物主义的自律性当有以下三个本质重要的环节或向度需要我们去阐扬：（1）抽象思辨的来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历史唯物主义的立足根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3）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方式——“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综观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审视学术界目前的研究动态，必须承认，我们对于后两个向度的理解和阐释，出现了巨大的偏差，以至于严重销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自律性。究其原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没有给出具体的方案固然带来了多种阐释的可能性，但最最重要的，则是人们把黑格尔所代表的近代哲学当作哲学的唯一样式，用来评判或指点任何哲学，而且，恰如当年黑格尔指证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没有哲学那样地武断。哲学岂能不用概念来构造？哲学不就是反思吗？于是，历史唯物主义就被按照概念框架以及反思要求来设计并描画——用“自然科学”来想象“历史科学”进而来规制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其中的一种表现。这样一来，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仅仅是“理论家和哲学家”所表现的哲学态度、所指向的哲学视域、所蕴涵的哲学境界、所思考的哲学使命，等等，皆毫无例外地被忽略了。当然，这正是“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的意识形态迷思。看来，马克思批判意识形态曲解或完全撇开“人类史”，当年就不是故作姿态，今天仍有击中或矫正时弊之效。顺便说一句，这是不是人们忽略马克思删除那段论述的深层原因呢？
至此，我们通过分析资本文明时代抽象原则的主导性及其一种哲学表达，绽露了流俗以“自然科学”来想象“历史科学”进而规制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成因及其实际可能性。虽说这种流俗理解正合时宜，历史唯物主义由此或许能够获得很多知识元素，甚或真能被构造为一个理论体系，但显而易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将更加稳当地倒退为近代哲学，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与近代哲学相对峙且有自己解释原则的知识体系。果真如此，历史唯物主义矢志于“改变世界”的理论诉求或使命承担，就仍是诱人的空头口号，甚至会被更为巧妙精致地置换为“解释世界”的某种特殊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唯物主义安身立命的自律性还有可能吗？正是这样，对于这种高傲地或天真地撇开马克思思想本有之义而自作深思、却又感觉不到自身不足的流俗理解，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想呢？经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革命， “自然科学”已被提升到“人的科学”、“历史科学”的原则高度和发展方向，我们确能心安理得地由“自然科学”来规划“历史科学”、进而要求和期待历史唯物主义成为“真正的实证科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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